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议程设置机制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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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议程设置机制分析（《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
——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
要：基于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文章尝试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进行了整体性分析。研究发现：高考加分项目、分值的混乱以及由此引发的加分腐败形成了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问题源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主张构成了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政策源流；强烈的国民情绪和教育公平的制度诉求形成了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政治源流。2014年辽宁和河南两省高考加分造假事件催化了政策之窗的开启，并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等政策企业家的“软化”助推下，实现了三大源流的耦合，最终达致高考加分政策改革议程的设置和完成。
关键词:高考加分；多源流理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5)6-0044-07
作者简介:刘小鹏，女，天津科技大学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天津
300074）。
高考加分政策主要是指教育部与各省市教育行政部门、高等院校在高校考试招生过程中根据考生的民族、思想政治表现、个人特长、获奖情况等情形给予考生一定加分照顾的公共教育政策。其初衷是弥补当前高考制度偏重考试成绩而忽略个性特长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对特殊群体入学机会的不公平进行补偿，为高校选拔有专长的优秀人才提供有效补充，以此鼓励学生的多样化、全面发展，进而实现高考乃至教育的相对公平。这是高考加分政策本初的逻辑所在。
1987年，前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规定“高中阶段受地区级以上表彰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考生，获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等，可适当降分，择优录取”，这是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正式实施。2010年，教育部等五部委颁布《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奥赛、科技类竞赛、体育特长生等加分项目进行调整，系统清理了地方加分项目，规范了加分流程。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确有必要保留的加分项目，应合理设置加分分值，并探索完善边疆民族特困地区加分政策。2014年12月，教育部等五部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按照“突出问题导向、促进公平公正、体现积极稳妥”的总体要求，对现行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和调整。
纵观高考加分政策改革与调整的全过程，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分值已成大势所趋，对当前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议程设置机制进行深入剖析和进一步反思显得尤为必要。高考加分政策改革何以能进入决策者的视野，哪些因素发挥了触发作用？推动政策改革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这些影响力量又是如何推进高考加分政策议程设置的，其内在机理和逻辑是什么？本文试图运用多源流分析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梳理、深入分析和全面解释，以深刻理解和掌握高考加分政策变革的动力要素、实践逻辑和演进轨迹。
二、解释力与适用性：多源流理论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检视
（一）多源流理论对政策议程设置的解释力
政府议程就是“政府内部及其周围的人们在任何时刻对所认真关注的问题进行编目”[1]，在这其中，人们只是就更小的一组项目进行决策，这就是决策议程。1984年，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对美国卫生和运输政策领域高层决策者进行247次访谈和23项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经典名著《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此书重点阐述了关于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框架模型，系统回答了政策问题是如何引起政府官员注意的、政策议程是如何建立的、备选方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思想的时代真正到来的原因何在，并全面阐释了影响政策议程设定和方案选择的三种源流：问题源流（problem stream）、政策源流(policy stream )和政治源流(political stream)，对政策企业家对政策议程设置的推动作用也进行了相关论述。
1.问题源流。为什么一些特定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其他问题引起了政府官员的注意？人们究竟是怎样将某件事情定义成问题的？这些问题又是如何引起人们关注的？金登认为，社会环境中“漂浮着”各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决策者的关注并上升为政策议程，取决于评价问题存在与否及其重要程度的一系列指标（比如预算状况、死亡率、发病率、政策项目的成本等）、能够将某一主题带到政策议程显著位置的焦点事件（比如桥梁坍塌、空难、铁路公司破产等危机和灾难）、对现行项目运作情况的反馈信息等[2]。也即，对指标的清晰解释、焦点事件的“伴奏”和项目反馈影响下的积极行动，可以助力某一社会问题进入政府决策者的视野。当然，不能解决或者处理某一问题就像成功地解决或处理了某一问题一样，也是可能会导致该问题失去重要议程项目的地位，使有些问题从议程的显著位置上“掉下来”[3]。
2.政策源流。政策制定是“一种提出智力难题、使人们陷入治理困境，然后再使人们走出这些困境的过程”[4]。政策系统中存在着某一特定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政策建议的倡议者，即“政策共同体”，他们“怀着未来会有所回报的希望而愿意投入自己的资源——时间、精力、声誉，而且有时还愿意投入资金”[5]。当然，这些“漂浮”在“政策原汤”周围的政策建议能不能被重视甚至采纳，要受到一定标准的约束，如技术可行性、在政策共同体内的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民选决策中间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6]。为通过以上严苛的考验，政策企业家必须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提出有针对性的、合法有效地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并科学预测问题可能得到解决的程度，从而“软化”其他政策共同体成员和公众，使更多人能够同意和接纳其建议主张，扩大其政策建议的影响力，以期顺利进入决策议程。
3.政治源流。独立于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而流淌的是政治源流，它由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政治溪流是按照它自己的动态-特征和规则流动的，其共识的达成依赖的是“讨价还价”[7]。学者扎哈里尔迪斯将金登政治源流中的三个维度（国民情绪、利益集团、换届）整合为一个概念变量——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变化并未削弱该理论的分析能力，并且，这样的整合对于那些拥有相对集权的政治系统和有强有力政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8]。
金登认为，这三种源流不是简单的独立或相加关系，而是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沿着各自的路径流动，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耦合（coupling），才能开启“政策之窗”。金登对“政策之窗”的定义是“政策建议的倡导者提出其最得意的解决办法的机会，或者是他们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的机会”[9]。政策之窗多是由于问题源流中的紧迫问题或者政策源流中的关键事件而开启，并且每次敞开的时间都不长，有时还难以预测，这就需要政策企业家把握好政策之窗开启的时机，努力“使解决办法与问题相结合，使政策建议与政治契机相结合，并且使政治事件与政策问题相结合”[10]，尽力推动自己关心的问题或者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议顺利进入政策议程或者在其中的排序更加靠前。如果错过了此次机会，就只有耐心等待下一次机会的到来。此外，时空上相邻的政策领域之间的“外溢”效应也能推进政策之窗的开启，使政策议题进入政府议程。
概言之，多源流理论厘清了模糊性条件下的两个重要前决策过程：政策议程的建立与备选方案的阐明，特别强调了问题、政策和政治源流的耦合，以及政策企业家的“催化”作用。后经扎哈里尔迪斯（Zahariadis,1995）对多源流框架模型三方面的扩展和一方面的修正，拓展了其应用的范围，使其能够分析几个国家体制下议程确定和方案选择的问题。“它在很大范围的政策舞台上曾得以应用，每年在社会科学引用目录（th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中显示被引用约80次”[11]。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多源流框架模型已经成为诸多国家分析和解释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或变迁的主流模型[12]。
（二）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公共政策的研究综述
关于运用多源流框架模型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有研究者指出：“多源流模型是适合于中国政策实践经验分析的。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13]。学者毕亮亮以江浙跨行政区水污染防治合作的政策过程为个案，确证了多源流框架对中国政策过程的解释力[14]。具体到教育政策领域，张建曾针对异地高考政策的多源流分析先后两次撰文[15][16]，深入分析了我国异地高考政策的议程设置机制，指出运用多源流框架模型分析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表征出“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存在先因后果的关系”和“政策企业家的双重作用”两个特点，同时指出，要真正有效运用多源流模型解释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并保证其有充足的解释力，需要注意“三大源流的独立性”和“政治源流的差异性”两个问题。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尝试用多源流模型分析多种公共政策问题，诸如校园安全条例的出台[17]、异地高考政策、保送生政策[18]、住房政策[19]、成人教育边缘化问题[20]等等。以上例证充分说明，多源流框架模型对我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三、“三流并进”：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一）问题源流：高考加分项目、分值混乱和加分腐败
如前文所述，某一问题之所以被政策制定者注意到并上升为政策议程，是因为该问题由一系列清晰的指标、焦点事件和效果反馈等要素清晰界定。就我国高考加分政策而言，加分项目、分值的混乱，以及政策执行失真导致的加分腐败现象，形成了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问题源流。
首先，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混乱无章违背了政策的初衷，降低了政策的公信力。据统计，目前教育部规定的高考加分项目仅有14项，而地方高考加分项目达190余项。除了耳熟能详的奥赛、科技竞赛、体育和艺术特长等加分项目外，各省纷纷出台了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土政策”。比如，在河北，获得“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其子女高考报考师范院校的，可加20分投档；在河南，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和省“百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其中国籍子女可获20分的高考加分；在浙江，通过“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天航空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测试的考生，高考可加20分（2010年降为10分）；海南省农村人口独生子女和二女结扎户考生，高考可加5分。且各省市标准不一的分值设定，使得本来致力于补偿特殊群体、保障高考公平公正的加分政策，“沾染”了某种变异的“普适性”意味。
2010年，重庆市高考报名人数约19.6万，获得高考加分的考生人数就达3.37万，占到了考生总数的17.2%；同样的，2013年，北京获得高考加分照顾的考生人数约占全市高考报名总人数的18%。据统计，2014年辽宁省理科超过660分的学生共有672人，其中获得各类加分的超过200人[21]，占比高达30%。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加分项目中，分数越高的考生加分率越高，加分率随着考生分数的降低而降低，这就在无形中又拉大了不同分数段考生的高考分数差距，造成了高考竞争中的“马太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仅依靠“裸分”参与高考竞争的考生的正当权益，严重妨害教育公平的实现。
其次，高考加分政策执行不力招致的加分腐败现象，同样值得警醒。近年来，高考加分政策执行失真带来的教育腐败和教育不公引发广泛争议。尽管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历经多次“强制瘦身”，却依旧乱象频出。2014年辽宁270名体优生因被查处而放弃加分资格；哈尔滨一中学800名考生获得高考加分；河南漯河高级中学74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占全省此项目加分人数的1/10。此外，2006年新华网报道了内蒙古“奥赛可以花钱操作、篡改成绩、买卖试题”的教育“丑闻”；2008年中国新闻网报道了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演变成为“成人智慧的较量”，同年，四川体优生在一年之内上涨了10倍；根据2009年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浙江省的“三模三电”比赛已经成为地方权势家庭子女的“高考加分俱乐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项调查显示，认为现在高考加分“存在舞弊现象”及“弄虚作假比较严重”的受访者占到了83.62%，其中辽宁受访者持此观点者比例最高，占92.24%。原本致力于照顾弱势群体、促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高考加分政策，却成了社会各界声讨教育不公平的强有力证据，致使高考制度逐渐与“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高考加分“瘦身”的呼声渐长，倒逼高考加分政策改革。
（二）政策源流：“漂浮”的政策建议与政策企业家的“软化”
在多源流框架模型中，在“政策原汤”周围“漂浮”的多种意见主张，产生于政策共同体——“一个包含着官僚、国会委员会成员、学者和思想库中的研究人员的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关注某一政策领域中的问题”[22]。就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而言，政策共同体成员主要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他们通过对高考加分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出理性、系统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到政策议程的确定和备选方案的选择过程中，历经反复讨论、劝说和修改后再提出、再修改的“软化”过程，使得参与者与决策者逐渐达成共识。
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对加分问题进行调研，会同相关部门对高考、中考加分政策进行清理规范”[23]。他认为，高考加分政策已经逐渐沦为权势群体腐败的“通道”。作为社会公共政策，高考加分政策应在制定程序上予以规范，并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提高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侯欣一也表示，“高考加分政策在一些地方严重异化，成为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的工具，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只要有加分项目存在，就会有家长想尽各种办法找关系、托门路，制造假材料、假证明，通过不法手段谋取用以高考加分的证明。建议政府下定决心取消高考加分政策”[24]。同年，全国人大代表黑新雯也建议取消高考加分政策，给考生创造真正公平和公正的竞争环境，但“对教育条件较差的农村考生，包括居住在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另定较低录取分数线；对特长生由学校通过自主招生决定是否录取”[25]。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认为，今后除了烈属、少数民族加分之外，其他的加分项目应当逐步取消。
与此同时，专家学者也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对现行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等进行了探讨。比如，杨东平在《关于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当前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加分项目过多过滥，加分优惠主要为社会优势阶层所享用，操作过程随意性较大，缺乏公开透明的程序，滋生教育腐败，损害教育公平等。他认为，要改革和完善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就需要加快我国教育考试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政策评估，建立监督和问责制度，从“奖励先进”改为“扶助弱势”，赋予高校自主承认高考加分的权利，从起点、过程和结果上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的公开、公平、公正[26]。封旺洲、罗志银等认为，高考加分政策改革是一个动态式提升发展过程，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究和解决“加与不加”、“谁加谁不加”、“加多加少”、“谁来加”以及“怎么加”等实际问题。他们提出高考加分幅度应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下进行相应调整和制度规范，要坚持求真求是，宜采取“按比例层次累计加分”模式[27]。李小宁对高考加分政策的目标、过程和执行三方面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建立高考加分项目的听证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积极推进高等学校自主招生、积极推行素质教育等规范高考加分政策的有力举措[28]。
综上可知，上述政策共同体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教育机会公平之考虑，对高考加分政策改革提出了多种专业思考和宏观设想，其中诸多建议为政策规范和调整提供了有力借鉴；但由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复杂性、系统性和过程性，某些建议在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可接受性上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政治源流：教育公平的国民呼吁与制度诉求
在金登的多源流模型中，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压力集团之间的利益竞争、国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具体而言，强烈的国民情绪和教育公平的制度诉求构成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政治源流。
1.强烈的国民情绪。国民情绪是指“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思考线路，这种情绪会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29]。由此观之，国民情绪是“某一个国家大规模人群具有共识性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动机，这一内隐性的心理行为通常表现为日常的观点表达和实际的利益诉求行动上”[30]。高考涉及千家万户，高考加分政策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考分数的分布和高等院校的招生录取，如果执行不当，则可能导致高考的不公平，甚至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法治社会的不断健全，公众的维权意识也逐渐增强，加之当前网络信息时代，人们有着更为方便、快捷的表达诉求、主张权利的渠道，于是，更多人开始关注教育、关心高考，并针对一些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对于现行高考加分政策，受访者中认为“加分项目偏多”以及“过多过滥”者占71.57%，其中认为“加分项目过多过滥”者已超半数（57.28%）。总体而言，认为应该减少加分的受访者超过半数，占61.12%，其中认为应当“大幅度减少加分项目”者占到43.76%；而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者仅占3.66%[31]。
2.教育公平的制度诉求。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近年来，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使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将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并提出，“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主要责任在政府，全社会要共同促进教育公平”。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由此看来，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旨归。反观我国当前高考加分政策，“高考状元三成靠加分”、“足球四万游泳七八万”、“只要跳起来碰到球（排球）就算过关”、“辽宁某高中连游泳池都没有，竟冒出25名游泳国家二级运动员”等一系列备受质疑的高考加分事件严重影响了加分政策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已成为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阻力，明显有悖于我国教育发展“以人为本”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因此，在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这三大源流演变到一定程度之后，政策之窗的适时开启，再加上政策企业家的有力推动，就能够实现对高考加分政策的突破和变革。
（四）“三流耦合”：政策之窗的开启与政策企业家的推动
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不断完善和蓄积，等到政策之窗开启之时，三大源流便可结合，完成政策议程的设置。
1.政策之窗的开启。如前文所述，“政策之窗”是指政策企业家提出其最得意的政策方案，或者促使其特殊问题得到关注的机会。主要是由问题源流或者政治源流中的事件打开[32]。2014年辽宁和河南两省大规模的高考加分造假，再一次将高考加分政策推向风口浪尖，并最终引发了“政策之窗”的开启。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年媒体曝光的涉及高考加分负面影响的新闻共有15起，其中涉及高考体育加分的就有12起，占比多达80%，辽宁和河南两省的体优生高考加分造假便是其中两例。2014年7月，辽宁本溪高中1000名高考考生中，获得二级运动员加分者多达87人，占考生总数的近10%，比锦州、辽阳、朝阳、铁岭、葫芦岛五市的总人数（89人）仅少2人。据报道，本溪高中体育加分名额的“分配”也涉及权钱交易。“办证方面，足球便宜，4万多；游泳贵，7到8万，给负责裁判和比赛程序的人”，本溪高中的一名学生通过QQ对新华社记者说。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盘锦市某高中学生的证实，“学生家长掏钱，学校统一办理，集体项目的‘板凳球员’只要给教练报酬，在比赛结束时穿上队服来个大合影，就能上报成主力队员”[33]。
同样的体优生加分造假事件也发生在了河南。据媒体报道，2014年河南获得高考加分资格的体优生有738名，其中竟有445名是由同一场比赛——河南省2013年青少年传统武术锦标赛——“批量生产”，这场800人参加的武术比赛，竟有564人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最终445人获批[34]。虽然辽宁和河南加分造假事件发生之后，辽宁270人、河南53人主动放弃了加分资格，其他获加分的体优生也接受了复检，但高考加分存在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以及政策执行被异化和扭曲所导致的加分腐败，确是对高考加分政策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一种巨大讽刺。针对辽宁和河南两省体优生高考加分资格造假事件引发的质疑，教育部发文再度重申高考加分新政，并首次向社会公开政策“瘦身”效果，并最终促成了2014年底高考加分政策的重大变革。
2.三流汇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政策企业家的推动。要促成政策议程的推进和三大源流的耦合，政策之窗的开启是必要条件，政策企业家对政策建议的“软化”是关键环节。政策企业家就是“为了换取自己所偏好的未来政策而愿意投入自己资源的人”[35]，是“通过组织、运用集体力量来改变现有公共资源分配方式的人”[36]，他们“热衷于发现组织变化的动力，积极为组织提供解决政策难题的方案”[37]。就高考加分政策而言，政策企业家主要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等。在政策之窗开启之前，这些政策企业家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都不断提出对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意见建议和价值立场，采取多样化的行动策略来吸引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形成让政府不得不解决这一问题的压力，对政策改革方案的提出起到了“软化”作用。当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政策企业家积极“兜售”预先准备好的、自己偏好的政策方案，并力图通过新闻媒体以及学术刊物等提高其政策方案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最终使自己的政策建议被决策采纳，促进特定政策方案的出台。比如，前文所述的人大代表（洪可柱、黑新雯）、政协委员（侯欣一）、专家学者（杨东平、封旺洲等）都提出了自己对于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理性看法和主张建议。
当然，作为政策企业家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工作者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正是由于一些主流新闻、网络媒体（如新华网、中国教育报、搜狐网、凤凰网等）的新闻工作者对高考加分政策引发的加分乱象和加分腐败问题的持续跟进、报道，才使得高考加分政策进入社会各界关注的视野，并引发热烈讨论，由此给教育部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促使政府对问题频发的高考加分政策进行及时修改和完善，进一步推进高考加分政策改革迈向新阶段。
2014年12月，教育部与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五部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在大幅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的同时，加强对加分考生的资格复核和信息公开，对弄虚作假、骗取相关加分资格的考生进行严肃处理，积极回应了考生和社会关切，将高考加分政策扳回到扶助弱势群体、保证教育公平的正确轨道上来。
本文运用多源流框架模型分析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政策议程设定，发现推动高考加分政策改革的主要力量有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混乱以及由此引发的加分腐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专家学者的专业意见，强烈的国民情绪，以人为本、促进公平的教育方针等。三大源流在“政策之窗”开启之时结合起来，政策企业家对政策建议的“软化”和推动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加之考试招生制度相关领域政策改革的“外溢效应”，最终促成了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改革与完善。在这一过程当中，每一环节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缺少了任何一环，政策议程的设置和达成将会是困难重重的。
高考加分政策人为“虚胖”，最直接的是导致各类加分乱象，深层次来讲还会造成高考不公和教育腐败。虽然教育部等部门多次发文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调整和规范，但政策“瘦身”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弄清楚造成高考加分困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取消高考加分是否合理，如何通过政策调整重拾加分政策的公信力等，这些都是今后高考加分政策改革需要进一步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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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chanism of Agenda Setting for Mark Adding Polic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Streams Framework
Liu Xiaope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multiple-streams theory framework,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problem stream, policy stream, political stream of Mark Adding Polic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confusion of mark adding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accompanying corruption resulted i NPC deputies, CPPCC members and scholars’ advocacy shap strong national emotions and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of the education equality and justice led to
the fraud case of mark adding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 in Liaoning and Henan Province facilitated the launch of the policy, and the connection of the three big streams——the problem stream, the policy stream and the political stream——was facilitated by the help of the members of CPPC, experts and scholars, the journalists and other policy enterprisers, thus the arrangement of the policy agenda was made and finished.
Keywords: awarded mark i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multiple streams theory， policy stream， political stream，
policy entrepreneur
责任编辑：肖第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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