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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各地“三公”支出整治数据
核心提示：除湖南、海南和安徽三省外，2014年春节前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召开两会。与往年相比，本次地方两会期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是，在政府自身建设与纪律规范工作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文提出了严控“三公”经费。
王乃玲/CFP
除湖南、海南和安徽三省外，2014年春节前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召开两会。与往年相比，本次地方两会期间，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是，在政府自身建设与纪律规范工作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文提出了严控&三公&经费。
基数不公开，降幅意味着什么
截至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28个省（区、市）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及《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其中，13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给出了2013年其&三公&经费的具体降幅比例，8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了2014年&三公&经费支出的目标。
这一举动尚属首次。
2013年年初，仅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在其《关于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公布了2013年&三公&经费预算数目。
在各地公布的数据中，内蒙古自治区&三公&经费降幅最大，全区行政事业单位&三公&经费下降34%；宁夏、青海的降幅均为5%；而其他省（区、市）的降幅则在10%～30%之间，西藏&三公&经费支出降幅为25%。
有的省（区、市）列出了具体数字，其中，新疆压缩自治区本级一般性支出21.7亿元，北京市级部门&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压缩1.27亿元，广西压减一般性支出1.3亿元。
此外，部分省市未给出明确数据，如天津、四川等提出要&严控&三公&经费&，贵州则表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三公经费&是指由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后&三公&经费支出成为各地的重点整治内容。
至2014年年初，中央和中纪委连续下发15条禁令，包括《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约束公务经费使用以及违规消费等。
这些规定加大了省（区、市）&三公&经费的整治力度。以广东省为例，2012年省级&三公&经费总数为8.79亿元，2013年为8.64亿元，仅降1500万元，而在2014年，广东省&三公&经费预算为7.49亿元，直减1.15亿元。
对于这些数据，专家态度不一。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三公经费最近每年都有下降，2013年的降幅比较大，而且大部分是合理的。&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邓淑莲认为：&八项规定出台后，公款吃饭和公车使用明显地受到了抑制，所以这个降幅也是在预料之中。&
&&三公&经费原来的基数不公开，所以现在降幅的具体含义，我们不太清楚。只是一个抽象的数据，感觉还是比较模糊。&长期关注财政透明度的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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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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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三公开支9000亿”系捕风捉影(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开支数据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有多个版本：有说9000亿元，有说1000多亿，数额相差巨" />
2004年“三公开支9000亿元”系捕风捉影
&&& “三公开支9000亿”系捕风捉影(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
　　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开支数据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有多个版本：有说9000亿元，有说1000多亿，数额相差巨大，其中9000亿元版本还曾引起广泛关注。不同的“三公”开支数据从何而来？哪个更可信？人民日报“求证”栏目记者近日对说法源头进行了调查核实。
　　“三公”开支9000亿从哪来？
　　最早提出的作者也无法提供准确来源
　　2006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做客中央电视台《新闻1+1》时说，“有的说我们‘三公’加起来达到9000亿，……相当于我们财政支出的接近30%。”
　　一石激起千层浪，9000亿这一数字引起热议。其依据是什么？记者近日采访了王锡锌。
　　“我所引用数据是从《学习时报》得到的。”王锡锌说，“具体数据相关部门没公开，自然就没有。”
　　据了解，2006年《学习时报》刊登过两篇提及“三公”开支的文章。一篇是日第324期发表的《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这篇文章是记者邓聿文对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专访，文中提到“目前中国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左右”。
　　周天勇表示，在国外，不方便接受采访，“我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进行过较仔细研究，得出了数据，以后再没算过。”
　　记者检索该书后，找到作者推算的2007年数据，“行政事业公车、公招和公出三项费用为7690亿。”周天勇告诉记者，“2006年(的数据)是预计，2007年是保守的计算。”
　　另一篇是3月13日第326期刊登的《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文中写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
　　记者联系了《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的作者，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竹立家说，有关2004年公款消费的数据引自《同舟共进》杂志，其它部分数据引自日《学习时报》中的一篇文章，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政府行政和职能改革的八个问题》。
　　《同舟共进》是广东省政协主办的杂志，竹立家教授所引用的文章是发表于2005年12期的《从五大浪费“黑洞”看节约潜力》。文中指出，“全国政协提案曾披露过，……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资约3000亿元人民币。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显示，1999年的全国财政开支中，干部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费用(3000亿元)。”
　　通过沟通，记者了解到本文作者颜玉华是江苏省射阳县体育局退休的老局长。
　　“资料引用都是有出处的，”颜玉华说，“引用过一份全国政协提案，但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
　　这份提案被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意外查到。而记者专门去查阅文中所提的《年鉴》，却并未找到相关数据。
　　每年公车消费数千亿元？
　　从1000亿到4000亿都不是官方来源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司机补贴、私车公用或发放车补等，只要国家财政掏钱买单都应该算作公车消费。”
　　“当前我国每年用在公车方面的费用约为4000亿元左右。”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官方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250万辆公车，但我认为还要多一点，在350万辆左右。”叶青说。根据自身经历，叶青认为一辆公车每年的花费在10万元左右比较正常。“350万辆公车乘以10万，再加上公车私用方面的成本，我觉得公车经费在4000亿元左右。”
　　当记者进一步询问250万辆公车这一“官方数据”从何而来时，他表示无法解释清楚。
　　另一种说法是每年公车消费为3000亿元。
　　2006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民盟安徽省委主委刘光复提交提案《培养公务员节约意识 建设节约型的公务机关》。其中谈及“有人测算，公车只有1/3为公务所用，1/3为领导私事，1/3为司机所用，这样算下来，每年公车私用达2000多亿。”也就是说，每年公车消费3000多亿元。
　　针对提案中的数据，记者采访了刘光复。据介绍，提案中涉及数字并非取自官方机构或是内部资料，而是通过整理研究各种报纸期刊以及网络信息资源所得出的数据，依据的材料包括：日新华网刊发的《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日《中国产经新闻》刊发的《公务车改革只打雷不下雨 到底触动了谁的利益》，日《经济参考报》刊发的《将公务车标准降到10万 能治理车轮的腐败？》，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的《处长车补凭什么是农村教师工资的六倍》，日《新京报》刊发的《公车也应逐步“小排量化”》。
　　上述报道均表示，公车消费每年在3000亿元以上。2003年的《公车改革势在必行》一文提到，“【第0225号提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而其他报道都未指出统计数据的确切年份，模糊地称“目前”。
　　第225号提案是当年的全国政协提案，提交者是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陈凌孚，“这是当时民进江苏省委参政议政处提供的初稿。”陈凌孚说。记者随后联系参政议政处，工作人员称，“初稿是一位姓谢的会员写的”，而材料来源是“在网上搜集的”，具体情况因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
　　这份提案与颜玉华引用的政协提案内容完全一致，初步判断，颜玉华当年所引用的正是这一份提案。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国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刊登于日《新华每日电讯》的《公车改革路在何方？》，文中提到：“据财政部2011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但该文作者告诉记者，文中数据不是本人采访得来，而是引用同事数据。也记不清楚引用哪位同事的报道，现在也找不到来源了。
　　关于公车消费众说纷纭，而公款接待的数据同样扑朔迷离。日《t望》杂志一篇文章称，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提供了一个数据：“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
　　记者致电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该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查询后表示，相关课题成果确曾使用过“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这一表述，同时表示这一数字并非独立调查得来，而是“引用自《中国改革》2006年第一期”。
　　记者查询了当期的《中国改革》杂志，在“读者来信”栏目一篇署名“马千里”的文章《构建和谐社会：务必着力降低执政成本》中，提到“以2004年的数据估计，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记者随后联系安徽省政协得知，该文作者是安徽省政协委员、省国税局原局长。但经多次努力，记者无法联系上马千里本人。
　　2004年“三公”支出1201亿元
　　该数字属权威发布，但最新数据难提供
　　三公’不是财政学上的概念，而是从民间流行起来的说法。”李炜光说，“目前中央部门的绝大部分都公布了‘三公’支出的数据，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公布。”
　　李炜光解释，虽然政府的财政管理上接纳了民间“三公”的说法，但实际统计中并没有这方面的科目。“要公布‘三公’支出，必须把分散在各项支出中‘三公’的数额分别统计出来，这种统计可能不够准确和规范。”
　　实际上，“三公”开支有“三公经费”和“三公消费”两个概念。
　　三公经费’是财政上做了安排的用于‘三公’开支的资金，‘三公消费’则包括了财政安排相关资金和非财政资金用于‘三公’消费的各种资金，‘消费’的额度大于‘经费’。”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比如出国考察是企业出的钱，到企业去吃请，这些也属于老百姓讲的‘三公消费’，但不是‘三公经费’。”
　　人民网2006年的报道《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的说法不实》，采访了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报道梳理了一份财政部预算司提供的2004年公款消费数据：公车数量180万、公车消费1000亿元、公款伙食费172亿元、干部公费出国费用29亿元，三项支出总额约1201亿元。
　　“1201亿元计算的是纳入财政预算用于三公开支的额度，而社会所传‘三公消费’，涉及预算内外及其他渠道用于‘三公’的总开支，后者大于前者。”苏海南说，概念不同，统计口径自然不一样，计算结果也会不同。“各级政府要把各种用于‘三公’开支的财政预算内外资金统计清楚并控制住；此外还应转变政府职能和作风，减少并逐步杜绝非财政资金的‘三公’消费。”
　　“纳税人关注‘三公’，其实是关注政府如何花钱。”李炜光指出，之所以出现多版本的“三公”开支，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全国范围“三公”数据的缺失。截至目前，只有“1201亿”是比较官方的数据。而最近年份的数据是多少，难以统计。
　　对于各种版本“三公”支出的传播，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电视系主任孙振虎说：“网络传播是一个舆论场，信息在其中互相传送与接收，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还有对原始信息的解读。个体的转帖等于是对原始信息进行了重新编码，往往带有个体的情绪，并加入了个人的理解，这种理解越来越多以后，原始的信息反而被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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