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担任过两个军的首任政委|可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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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担任过两个军的首任政委
阅读本文前，请您先点击手指上方的蓝色字体 “ 前 线 报 ” 再点击关注，这样您就可以继续免费收到精彩文章了。每天都有分享。完全是免费订阅，请放心关注。一个人担任过两个军的首任政委文/叶青松 笔者在研究撰写解放军首任军长时，有一个政委的名字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叫王振乾。他既首任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政委，又首任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委。当时冒出“难道是同名同姓”的疑问，觉得一个人不可能首任两个军的政委！但调阅档案资料后，发现原来是同一个人，而且半生光阴都在与起义部队打交道。 在与张学良接触的日子里 王振乾，曾用名王维平，1914年12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3年7月考入东北大学，负责“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工作。1936年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王振乾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是北平汇文中学的同学。通过张学思，王振乾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以至于后来，王振乾走进东北军，做地下党的工作。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最后导致东北军拱手让出东北，忍痛退入山海关。1936年11月初，燕京大学王汝梅（黄华，中共党员）到东北大学找到王振乾，分配给王振乾一个任务，陪爱国教授顾颉刚去西安参加陕西考古年会。王汝梅说：“组织上决定派你陪同前往是名义，顾先生此行有劝说张学良抗日的打算，把他介绍给张学良是你的主要任务。”王振乾事后回忆了组织上为什么派他去西安的原因：“张学良将军是我们东北大学的校长；我的原籍是东北，说起来和张学良将军算是同乡；再加上这年（1936年）二月宋哲远镇压东北大学生运动时，我是被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被捕‘要犯’之一，因此，我到西安可以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由于这三层原因，党组织决定派我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在回忆中，王振乾没有讲因为他和张学思是同学而“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的最根本原因。11月13日，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等人从北平上火车。为了不引人注意，王振乾和他们乘同一次列车，但没有坐在一节车厢里。事后，王振乾回顾说：“15日到西安。顾先生他们在考古会下榻。到西安后，我主要把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三位先生介绍给张学良将军，着重介绍了顾先生的为人和抗日热情。我说：顾先生是燕大教授，燕大师生因感时局危急，组织了抗日会，顾先生在教师抗日会中做宣传工作。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顾先生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主持出版了《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1000多种大鼓书词的小册子。我的介绍使张将军加深了对顾先生的了解。”顾颉刚在西安的活动也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记载：“15日，王振乾来。16日，开考古年会。17日，游南五台，邵力子晚宴，汉卿（张学良）、杨虎城等作陪。19日至20日，访咸阳。21日，访张汉卿未晤。王振乾来。与之同到东北大学，晤金锡如。张汉卿派车来接，到其家。晚杨虎城设宴。22日，到东北大学演讲，与金锡如等谈。回考古会，王振乾偕宋黎来。23日，王振乾偕宋黎、卢广绩来，同到东望小学，先向小学生演讲，再与东北民众救亡会讨论。会韩启英（东望小学女校长）。11时车开，离西安。”王振乾也回忆了顾颉刚的一些活动情况：“他们（指顾颉刚）听说张学良那时正学宋史，就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捉蒋抗日’的思想。他们劝说张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引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的团结抗日，不要孤军一掷；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在中共北方局和东北军的中共地下党员等多方努力下，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恳切地请缨援绥。蒋介石严词拒绝，同时下令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进入陕甘，企图全歼红军并迫张学良、杨虎城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使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扣押了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王振乾被派往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开展中共地下工作，任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宣传委员。 把“七路半”军改变成正牌的“八路”军 1937年7月12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从河南周口镇出发，于8月26日到达长江北岸重镇南通。一一一师开始在江北南通、启东、海门、靖江一线守卫布防。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9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移驻江苏淮阴。经王振乾密约，第一一二师六七二团团长万毅见到了常恩多。这一次密见，为万毅后来到一一一师三三三旅任旅长打下了基础。12月1日，日军占领江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南京沦陷后，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王振乾从宝应出发到武汉找东北救亡总会，又到八路军办事处与长江局接上关系，并受命留在敌后打游击。据王振乾事后回忆：“长江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把五十七军工委就地改为一一一师工委；并同意我们提出的吸收万毅为我党特别党员的意见，另在一一二师新建工委，两师工委分别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据此，我（王振乾）在徐州失守前赶回苏北传达贯彻，从此，我们集中力量继续抓紧抗战、统战和党的建设。”1940年9月22日，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在滨海区驻地发动“九 二二”锄奸运动，一举除掉了秘密勾结日军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率部锄奸的领导人是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王振乾积极参与了这次锄奸运动。后因东北军内部的反共派串连反扑，万毅在1941年2月被扣押，移交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归案法办”。八路军山东分局为了王振乾等人的安全，主动把王振乾等中共地下工委人员撤出一一一师。王振乾回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任联络科科长。1942年8月2日，万毅越狱成功，来到八路军山东分局。8月3日，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军，宣布使用“东北挺进军”，归顺八路军山东分局指挥。罗荣桓立即指示山东分局紧急行动，从各方面支持一一一师“八三义举”。八路军山东分局决定，派出万毅、王振乾和曹成镒等人去一一一师，掌握、稳定队伍。王振乾在出发前，对罗荣桓说，一一一师在“八三义举”宣言中，仍沿用“西安事变张杨八大主张”的口号以及“进步的国民党”、“革命的东北军”等提法不妥。罗荣桓说：“应该以‘团结抗战’代替‘八大主张’，但须与事变领导人磋商解决。”事后，王振乾回忆说：“后来，更换了宣传口号，拨正了事变的方向，安定了人心。”罗荣桓对王振乾说：“这次是党公开以八路军政工人员身份去工作，首选是打通干部思想，向他们宣布我党我军对他们的欢迎，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他们。”罗荣桓还以自身经历传授王振乾如何改造旧军队：“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从那时起，确立了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部队的旧军队习气，农民自由散漫作风，都是不可能得到改造的，其结果不是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就是变成流寇。彻底改造旧军队根本问题，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连以上各级单位都须建立党的领导组织，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即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当时，红军特别抓了部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领导制定了许多加强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各个党支部经常上党课和政治课，讲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部队面貌才焕然一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要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党的政策水平。”8月9日，王振乾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罗荣桓的教导，到一一一师工作，建议取消了“东北挺进军”番号，恢复一一一师番号，以团结抗日口号代替“八大主张”。万毅担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不久，常恩多病逝。万毅担任师长。在彻底改造新一一一师、整军建党过程中，王振乾定期把遇到最突出的矛盾向罗荣桓汇报，得到有力地指导。刚进新一一一师不久，王振乾便向罗荣桓汇报：“最突出的矛盾是长期集中供养该师和平改造，根据地群众实难承担。”罗荣桓说：“贯彻精兵简政。必须使部队机构适应战争，避免一身臃肿，头重脚轻。”王振乾说：“我担心他们从旧军队刚过来，好讲排场，铺摊子，拉架子，不愿意精简。”罗荣桓说：“他们既然拉过来了，就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王振乾按照罗荣桓的指示，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搞清了底数：原师部里的“勤杂”人员基本上都被叛军裹胁去了；原旅部本来就小，又没全过来；团部半数已淘汰，旧习惯的束缚已有所改变。有了底数，王振乾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设想：贯彻精兵简政，师部、旅部、团部只要反复进行教育，他们会懂得精简是有利的。重点应放在拉过来的2700名指战员身上，让他们酝酿讨论，把所属27个战斗连并编为若干加强连，充实基层，提高战斗力，去掉营一级，团部直接指挥到加强连，团部亦自行并编精简。罗荣桓听了王振乾对新一一一师改造设想后，表示满意，明确指示：“实现党军化。要全面建设这个师，把司、政、后机关业务，纳入山东军区建制序列。”1943年3月，新一一一师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万毅、王维平（王振乾）分别为总支委员正副书记。山东分局还将在原东北军五十七军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70多人，派到新一一一师工作。同时抽调抗大一分校、山东分局毛泽东青年干校、山东军区宣传队及各野战军部队等一批政治干部，充实到新一一一师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工作。5月，在万毅、王振乾的领导下，新一一一师又把旅部一级也减去了，把两个旅部分到师部去管后勤和干部训练。为了培训精简多余干部，组建了干校，分别轮训军官和军士，把旧军队带来的薪金制改为供给制，组织生产自给，解决物资供应，实行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在新一一一师精简整训期间，国民党军也重建了一一一师，由孙焕彩担任师长。8月中旬，孙焕彩趁山东八路军换防之机，侵占滨海抗日根据地的甲子山。从8月14日开始，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二、第五旅、山东纵队第二旅和滨海军分区等部队，集中优势兵力，进行了3次“甲子山反顽战役”。第3次“甲子山反顽战役”结束之后，孙焕彩率残部逃窜到五莲山区。滨海第十三团、六团三营、四团四连急行军进抵五莲山区与孙焕彩残部对峙。此时，日军为配合伪军张步云、张希贤等部，重新控制了五莲山区。怎么办？罗荣桓打算动用新一一一师，结合参战进行整训，只是拿不准新一一一师的可靠程度。于是，罗荣桓召见王振乾。王振乾如实汇报：“干部反映，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在实战中检验。战士的思想是，好骡子好马，要拉到市上遛遛去。干部战士早已不安心呆在根据地里吃闲饭了，求战之心甚切！”罗荣桓听了汇报后，说：“你回去马上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讨论，写出报告。”王振乾回来后，立即照办。很快，新一一一师受领到战斗任务。在万毅和王振乾指挥下，新一一一师佯攻雁东岭，配合第十三团等包围了街头、竹园守敌，重创伪军张步云部一个旅，并伏击了张步云亲率的增援伪军。之后，八路军山东军区拟将第十三团调出休整，以利机动。罗荣桓再次征求王振乾意见，问：“新一一一师独立坚持新区的预案，能否吃得消，能否坚持得了？”王振乾说：“部队强烈要求，请再给全面学习锻炼的机会。”罗荣桓相信新一一一师能够经得起严峻考验，批准了新一一一师独立坚持五莲山区的战斗。于是，新一一一师在五莲山区，一面就地抓紧整训，一面配合兄弟部队对顽军伪军进行反击。1944年10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专程参加新一一一师举行的改称誓师大会。在会上，萧华宣读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命令：新一一一师改称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兼任支队长，王维平（王振乾）任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彭景文任副支队长，管松涛任支队参谋长，李欣任政治部副主任。滨海支队下辖二十五团（原独立团）、二十六团（原六六六团）、二十七团（原六六二团）。誓师大会结束后，指战员们高兴地说：“这下子可好了，从‘七路半’改成了正牌的‘八路’，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召开，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山东分局指示，由王振乾以滨海支队政委身份传达这一喜讯。王振乾立即举行了隆重的传达仪式，支队全体指战员听后，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1945年8月12日，罗荣桓急电万毅和王振乾，要求星夜兼程赶往山东军区驻地大店，接受重要任务。万毅和王振乾两人人不下鞍，马不停蹄，及时赶到大店。罗荣桓向万毅和王振乾宣读了朱德签发的四道命令，第三道命令是：“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山东军区决定，以滨海支队为基础，编为一支队，再由胶东、鲁中、滨海军区各抽一部增编为二支队，合编成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任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萧华交代万毅和王振乾：“我们正在把在山东的东北籍同志或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都集中起来，立即回高密县铺上村扩编，开往黄县集结，你们把人带走，把全部武器、马匹留下，到东北装备新式装备。你们还要在‘八三（义举）’过来的高干中，多发展些党员。”万毅和王振乾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滨海支队驻地，组建东北挺进纵队的司、政、后机关和两个支队。并很快率部进入东北，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兼辽吉军区，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委，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七纵党务委员会书记，万毅和周赤萍为委员。 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946年8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和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组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振乾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一纵队与兄弟部队一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给国民党军予以重创，把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打成了“残废”，将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十三军八十九师全部歼灭，共歼国民党军兵力4万余人。王振乾在作战中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后来，王振乾专门撰写了《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文章从“适时进行时事形势和阶级教育，提高官兵的求战积极性和树立必胜的信心；大力开展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时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鼓舞士气；积极开展战场喊话，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根据各种情况下的部队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等6个方面列举数十个实战中的政治工作事例进行了总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和南满部队“四保临江”连续获胜，使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大反攻有了大好形势。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委攻势。这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调王振乾到辽吉军区主持政治部工作。时任新建的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兼军区司令员，主要精力在第七纵队那里；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兼任辽吉军区政委。陶铸见到王振乾来报到，高兴地说：“原军区司、政、后的主管都编到七纵去了，只剩下现在这个摊子，盼望你来搭起个精干的班子，快把政治部的事管起来。”在冬季攻势中，辽吉军区任务繁重，既要对新成立的第七纵队承包全部供应，保证前送物资和后运伤员，还要组织第一、第五军分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开辟新区工作，并分遣独立师围困长春。这些工作又因辽吉军区司令员、政委都是由七纵领导和辽吉省委领导兼职而落到王振乾一个人身上。王振乾扑下身子抓落实，还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辽吉军区部队中进行了空前的新式整军运动。至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解放了东北地区97%的土地，并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1948年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1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战役结束前一天的11月1日，陶铸和王振乾到了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和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一起，商议国民党军五十三师许庚扬部派代表求和一事。在出面接谈时，王振乾发现所谓的国民党军“代表”，原是山东抗日战场上叛逃的团长张光。张光认出了王振乾，顿时神色惊慌。王振乾不动声色，悄悄地告诉聂鹤亭和陶铸。陶铸稍事深思，继续以实现局部和平，接收城市为话题，避而不提张光过去，有意挂起这笔账来，暗示欢迎他们立功自赎，申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1日1日下午，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主动撤出阵地，让开通道，解放军长驱直入沈阳城。沈阳解放后，罗荣桓找王振乾谈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我们解放东北前后，各野战军在华北、中原、西北各战场上都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将迅速入关作战，解放全中国。中央考虑，国民党六十军绝大多数是云南人，将来解放云南他们能起很大作用。所以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改编为我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由原军长曾泽生任军长，准备派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徐文烈是云南人。现在这支部队，虽然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但很多人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还是旧的，不少人有思想顾虑，对我们还不放心，加上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思想比较混乱。军区考虑你在山东时，做过团结改造原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部队的工作，有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决定派你去这个军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文烈同志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王振乾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请罗荣桓对整编改造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作具体指示。罗荣桓给王振乾分析了改造六十军的有利条件：一、国民党日趋瓦解，蒋介石统治行将垮台，六十军除了反蒋起义，弃旧图新外，别无其他出路；二、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积怨甚多，矛盾很深，可以利用这些矛盾，去启发觉悟，分清敌友，做好工作；三、任务明确，整编改造他们的目的，就是组织他们打回南方去，解放全中国，这是符合六十军广大官兵愿望的；四、有正确的方针，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彻底改造他们过去反动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将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五、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有过去改造旧军队的经验，有我们派进去的广大党的干部的齐心协力，一定能够把这支旧军队改造好。王振乾受领任务后，于1948年年底赶到九台，正式开始对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工作。通过解放军原谈判代表刘浩的介绍，与曾泽生军长等高级将领的接触，王振乾渐渐地形成了“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要进行正确教育，讲清道理；对中上层军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他们心情舒畅”的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思路。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部队改编命令和军、师领导任职。命令是中央军委授权新华社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今日宣布改编曾泽生将军率领起义的前国民党第六十军及所辖暂二十一师及暂五十二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及步兵一四八师、一四九师、一五O师，并任命曾泽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长，叶长庚为副军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王振乾为政治部主任。”新华社的电文中，还宣布了师一级正副师长和政委的任命名单。后来，王振乾对改造六十军有一个书面回忆。他在书面回忆中说：“改造的第一步工作，本着精简机构的原则，按照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机构人员调整，把思想较好、工作积极的，一部分留下来维持工作，一部分作为在职干部送军大学习培养；对于政治思想较差的，给予专门离职学习的机会；对于少数顽固反动的特务、奸细、土匪、警察、宪兵和逃亡地主等进行了清洗，按照有关政策进行处理；对老弱病残，不能在部队工作者，给予合理安置。这些做法，虽然是当时稳定和改造部队的需要，但是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急过‘左’了，特别是对有些人的处理不够妥当，给以后的部队工作造成了一些麻烦。”王振乾回忆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们把迅速壮大党员队伍，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作为彻底改造旧部队的根本来抓。”“在阶级教育中，利用典型引路，召开各种会议，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战士本身及其家庭经历的被压迫剥削的事实材料，通过算账、对比、挖根进行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教育。为了配合中心增强教育效果，军、师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歌剧；（在）《革命报》发教育专刊，搞典型报导，发到连队。对于启发战士的阶段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整编改造过程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王振乾在回忆说，有个师长在旧军队时能够通“天”，权力很大，说一不二。当了解放军的师长就不行了，不能大事小事都个人说了算，大事要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开始这位师长很不习惯，说有职无权。王振乾就主动与这位师长交朋友，在政治上信任他，在工作上支持他，经常给他讲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讲党的绝对领导与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关系，慢慢地才让这位师长转变过来，才习惯解放军的工作制度和方法。 担任起义部队整编而成的解放军政治委员 1949年11月1日，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因王振乾在改造长春起义的六十军部队有成功的经验，中央军委命令王振乾担任第五十三军政治委员。五十三军军长是彭杰如。王振乾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首任政治委员。五十三军经过整训后于1950年2月移驻安仁。12月，中南军区决定二十一兵团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彭杰如和王振乾率五十三军进入广西，与兄弟部队在同正、隆安、万承、百色、天峨地区剿匪。经过5个月的战斗，共剿匪30164人，缴获枪377126支，完成了剿匪任务。1951年9月2日，五十三军番号撤销。彭杰如转入地方工作，王振乾转入广东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1954年8月改称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任主任。1952年6月，王振乾调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进行了整编，兵团一级的领导机构大部分撤销。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也是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而成的。中央军委综合考虑王振乾的工作经历，再次把王振乾调入起义部队工作，任命王振乾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委。五十五军军长由陈明仁担任。这样一来，王振乾成了五十五军首任政治委员。两个军的首任政治委员都让王振乾担任，这在人民解放军史册上是独一无二的。1953年2月，陈明仁和王振乾率五十五军从广西桂林移防广东湛江，担负雷州半岛守卫任务。1955年10月，王振乾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6月，王振乾主持召开五十五军的起义人员座谈会，邀请42位在长沙起义部队的军官谈安置使用、军衔级别、功过奖惩等问题。座谈会连续开了五天。到会的每个人都发言。在座谈会上，就起义军官安置使用是否得当问题，营建大队队长彭承巨说：“起义军官留在部队的太少了。比如自己所在团里原来的几个营长各方面条件还适合部队工作，但都复员回家了。”王振乾解释说：“复员转业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起义人员复员了，老干部（老红军、红八路）复员的也不少。”对于起义军官在部队中是否有职有权问题，营建分会技术科前科长龙启光上校叙述了他起义后的工作情况。他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时，一方面是不懂技术，一方面是说了不算，得不到工程师的尊重，甚至有的测绘图也看不到。龙启光说：“领导上这样做是与团结改造起义人员的方针相违背的。”军长陈明仁接话说：“今天团结的主导方面在于党组织，有些同志入党后自认为比别人高一头，你去找他，他不大理你。如果不首先从党员方面解决问题，那就不易搞好团结。但是同时，我们起义军官也应该加强自我改造。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那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感觉。第二点感觉是对起义人员的安置问题。除1952年湖南军政大学资遣了一批起义人员不当外，其他处理的我都没有意见；就是湖南军大资遣的这一批，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后，中央指定我负责重新处理了。现在有些人员要求太过分，想当官，那就不能处理了。起义是有功的，但是这个功仅仅是赎罪而已，并不是对党对国家有了多大的贡献。第三点就是对军衔的看法。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在召开座谈会期间，有几位起义的医务工作人员提出长期得不到进修机会。王振乾本着“能解决问题马上设法解决”的思想，立即与第三七预备医院负责人商讨，安排起义医务工作人员的进修时间。对起义军官提的职权问题，王振乾在会上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后来，这些措施经过党委会研究，下发部队各级党组织执行。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隶属国防部建制，执行兵团级权限。同年12月，王振乾被任命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委。1964年12月，第六研究院归三机部建制领导，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1981年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1982年王振乾离休。有记者问王振乾：“退下来了，会议、活动少了，送阅的文件少了，等候在办公室找谈话的人没有了。干什么去呢？种花喂鸟吗？坐在公园里晒太阳吗？”王振乾说：“不。我现在比在职还要忙。这是一次解放，对在职的是一种解放，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对退职的也是一种解放，可以干他能干想干的事情了。我告诉你一句话，现在到了著书立说的时候了。”王振乾半生光阴是在改造旧军队中度过的，是个老地下党员。他相继做过东北军、湘军、滇军的工作。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都很有益。果真，后来王振乾写出了《甲子山下正气歌》、《战斗在长江两岸》、《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回顾沈阳解放》等诸多回忆录，并集结出版了《王振乾回忆录》。2005年2月13日，王振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本文由《党史博览》杂志和前线报公众号独家编发）热点文章：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千万别拿雄安新区房产娱乐陶正明将军：清明想耀邦（附胡耀邦追悼会视频）陶正明将军：让多数退役军人称心如意，就是对军改最大支持辱母案实质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的一次典型再现剖析辱母案|为何正义壮举急速消失,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亲历老山作战我所认识的仇军书记黄斌，被双开！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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