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历史真相——八国联军中的美国(A)
澄清历史真相——八国联军中的美国(A)[日期：]来源： 作者：北明[字体：大 中 小] 澄清历史真相——八国联军中的美国(A)北明（经提交者整理）文 发表：
日；学术交流网/美中关系评论/日转发之一：美军参加“八国联军”在华行动的证据和更多疑问由于美军在八国联军中的行为在美国对华外交行史上是一个不能够跨越的问题，也由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要案，还由于最近查阅了大量大陆学者可能从来没有接触的有关史料，我决定暂停“庚子赔款中的美国”的撰写，而回到“八国联军中的美国”题目上来，对这个在大陆学界已有明确定论的重大历史问题认真做一番检视。希望为以后相关的研究至少提供一些从未面世的史实材料和不同角度。本次先依 据我目前查阅到的相关史料，对我早先提出的美军在华“侵略行为”的疑问做一简单回答。我在“美军在联军中的‘侵略行为’阙疑”一文中，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提出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期美军在华行为的四个疑问：一，美军是否参加了攻占天津的军事行动；二，美军是否全程参加了进攻北京的军事行动；三，美军是否参加了联军对北京的分片占领；四，美军是否参加了随后的军事讨伐行动。前两个问题，从夏建先生“美国加入八国联军在华行动的历史考证”一文中，基本得到证实：美军参加了攻打大沽炮台和占领天津的军事行动；美军参加了全程的对北京的进攻，直到解救出被围困在外国公使馆的美国公民。最后一个问题，从夏建先生的考证中，也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美军没有参加占领北京之后的四处讨伐。笔者阙疑之后进一步的考察结果基本支持上述结论。同时发现的另一个相关的疑问及其结论是：美军行动结束后和联军一样，没有立即撤军。一，美军参加在华全程军事行动关于美军出兵中国的证明之一：日和同年3月23日，八国在京商议庚子索款期间，美国海军部和作战部分别应美国政府要求，就对华军事行动的军费开支和损耗作出过评估。海军部的评估有三个项目，其中第一项就是“在大沽期间”。作战部则是按照所属各分部开支分别列出的。这两个部门的评估单在1924年美国国会关于免除中国未来分期支付的庚子赔款“201联合决议”听证会上，由会议主席出示给听证会各议员，作为讨论的参考资料之一。这份资料因而也连同听证会一起被记录在案，保存至今，成为确认美国出兵中国天津和北京的重要文献。美军出兵中国的第二项证明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当事人是关键人物：美军当时在华行动陆军第二指挥威尔逊将军，回忆录题为《老旗帜之下》。这本191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在“中国义和团战争”一章里叙述了作者出征前耳闻的有关战事，然后描述说“……接下来我就听说作战部长命令菲律宾的一只部队开赴大沽和天津，并通知谢费依将军任救援远征的总指挥。”这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和古巴独立战争的将军接著回忆说：“三个礼拜之后的7月22日，我接到阿迪奥坦特将军的电报，通知我说一只更大的部队将被派出，如果需要，我将作为第二任指挥派往中国。”此外，仔细翻阅那一时期的美国政府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文件记录，可以间接看出美国介入在华救援行动的信息。塞耶1908年出版的关于约翰海的生平一书，对于美国出兵中国也有具体的记载。二，美军进京后没有四处讨伐关于美军没有参加联军在京讨伐行动的证明，是日美国在华专员罗克西尔(Rockhill)发给国务卿海的一份重要电报中提及的内容。这封电报首先描述了联军进驻天津和北京之后那里的情况，然后在提及美军的表现时是这样说的：“我很高兴能够告诉您，我们军队在这里和别处任何地方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们的纪律和良好的耐力受到所有方面的赞许。”大量的旁证材料也支持美军没有四处讨伐的结论。不仅如此，一手资料证明，在联军占领北京后，美国还谴责并制止了德军在北京以及外围地区的军事报复行动(将在以后文章论述)。三， 美军没有立即全部撤军关于1900年美军在军事行动结束后是否立即撤回菲律宾的问题，我的考察结果是：美国政府确有强烈意象，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为了维护二度门户开放政策的宗旨，希望美军在结束行动后立即撤出北京，而且也确实作了这样的决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甚至在当年10月将在华行动陆军第二指挥威尔逊调回了美国。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终结。美国政府在认真听取在华专员罗克西尔关于北京情况的详细汇报之后，采纳了他暂不撤军的建议。美军是和联军一起，在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才撤离北京的。有关详细内容及其原因，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披露。四，关于美军在“八国联军”行为中的进一步疑问一般尔言，美国在国外军事行动一般要由国会讨论通过相关的议案，授权总统下达命令，才能进入执行程序。如果是这样，在美国政府历年根据原始外交文件刊印并保存的政府文献中，应当有关于国会就美军出兵中国的讨论记录、授权总统下达命令的相关法案以及总统签署下达的命令公文。但是在相关的资料中，却没有有关文献和记录。也没有美国总统签署的相关命令。显然，美国国会没有就美军出兵中国及其在华军事行动进行过讨论，没有授权总统下令出兵。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项军事行动没有经过国会讨论呢？我们当然可以至少作出两种猜测，第一，这项军事行动由于时间紧急，而没有时间讨论；第二，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军事冲突，而是以救援为目的特别行动。但推测毕竟是推测。美军究竟是如何作出出兵中国的决定的？在八国联军出兵之后，直率声明要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美国，却为何要加入七国联军进兵中国？美国在决定这样行动时面临什么样的局面？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二者虽然不是完全相互矛盾，但却由于列强吞并中国的野心使决策环境变得复杂，实行过程变得艰难，美国如何运做？在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上，美国于七国利益一致，但在瓜分中国领土上，美国与七国态度全然相反；另一方面，在姑息甚至纵容乃至支持义和团滥杀无辜问题上，美国与中国政府严重分歧，但是在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和全权管理上，美国完全站在中国立场；义和团运动使美国的公正原则和门户开放政策受到严重挑战，美国如何处理这期间多方的复杂关系，跨越义和团障碍，实施既定的政策？这些疑问，我希望在以后的“八国联军中的美国”文章中依据史料作出陈述和分析。对这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陈述和初步的解答。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在那一历史时期的对华行为。也有助于重新检验我们过去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知识。之二：美国与中国恳谈义和团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历史文献记载，庚子年间义和团之乱危害在华外人(以及中国教民)生命财产，而清政府在半年之久的时间里无视各国多次警告，对义和团暗中鼓励，将国际信誉丧尽，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八国引兵自救。“义和团”原名“义和拳”，其名首次出现在官方文献上是1808年，嘉靖年间，终于酿成中国庚子之祸，简单说来基于两个原因：列强十九世纪下半叶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导致的民间普遍仇外情绪；清政府的纵容导致义和团之乱迅猛发展。庚子之祸的具体由来早在19世纪后半叶，在华外国传教士就不时遭到中国民间势力的攻击。不过这种攻击在1899年底之前从来没有演变成全国性的暴乱。义和团之乱起于山东。山东注定成为庚子祸起之源是因为，山东巡抚李秉衡对外来宗教文化引起的教民冲突不问是非，将义和团暴乱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基督教徒。他建议朝廷对义和团采取怀柔政策。他的纵容间接导致1897年两名德国教士被害。而德国竟以此为藉口强占胶州湾，使得当地中外关系更加紧张。对于德国人对中国百姓态度的傲慢无理，德军在山东的横行霸道，甚至作为第三者的美国外交使节都愤愤不平。1899年美国公使康格就为德军借鲁东日照县一起很小的教民冲突而拘留中国士绅，专门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希望美国政府关注。1899年3月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继续支援义和团暴乱，赏拳民以银两，令其设厂教授兵勇拳艺。不仅如此，还在山东出告示将“义和拳”称号为“义和团”，收归官方所属的团练。官方的支援加剧了拳民对各地教士与教民的攻击。而毓贤却上奏朝廷曰“绝未有酷虐教民之事”。朝廷纳取毓贤奏议，转而持更强烈的排外态度，致使1899年底乱拳迅猛向外省发展。(参见《康桥中国史，晚清篇》，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美国首先、多次提请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受列强欺压要反抗本是极??正常的民族情绪。但以暴民政治的形式危及到外国和本国生命财?b，就从情绪变成了法律问题和违反协约的问题。1899年底，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国兴起了“一个叫做‘义和团’的秘密社团”，它以暴力攻击西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徒并“誓言驱逐外国人和灭绝基督徒”。那时美国就开始与中国政府联系，请求清政府关注并妥善解决。依据美国政府刊印的当时有关外交文件统计，仅在当年11月期间美国在华公使就至少于11日、16日、25日、26日四天内给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写了七次通告(早前文章中的“四次”勘误-----特此更正)，报告在山东、天津各地针对天主教会、基督教会生命财产的杀戮和暴乱，敦促清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暴乱态势有增无已，12月，在华各外国公使要求清政府撤换毓贤职务。毓贤??此入京，竟说服朝廷守旧派支援义和团并获慈禧首肯。慈禧于此前的1899年2月在义大利对福建三门湾问题上，就实行强硬抵抗政策。奏效后，对外更是不问是非曲直，一律“不思媾和，亦不赖外交略矣”(谭春林,转引自《康桥中国史，晚清篇)。慈禧的强硬态度本来无可指责，但这位页赫那拉老太却欲利用义和团这样的不治之众发泄国愤，以家政心态处理国家外交事务，将“态度情绪”与“政策策略”混为一谈，全然没有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实乃中国之大不幸。到了1900年5月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保定府南部也发生了义和团攻击天主教会事件，义和团通过直隶向北发展。法国传教士的见闻5月18日，保定府附近，天主教村庄被毁灭。61名基督徒被杀，有些被活活烧死。北京以西40英里处一名中国牧师和一名中国教徒被杀，教堂被毁 。情况在法国人眼中更为严重。5月19日著名的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给法国在华公使毕盛写了一封长信，表述他所了解到的情况说：“被杀死的基督徒有70多名，……许多村庄被抢掠和烧毁，更大量村庄被废弃。2000多基督徒赤手空拳，无衣无食，四处逃窜。仅北京一地，就大约已有四百多名难民，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成千上万人将在近期赶来。我们将必须停止中学以及大学的课程；利用所有的医院做空房接待这些不幸的人们。在东部，抢掠和焚烧情况严重，每小时都有警报消息传来。北京已被四面包围，义和团日渐临近北京，唯一耽误他们行程的是他们对基督徒的烧杀抢掠。……宗教迫害不是唯一的宗旨，真正的目的灭绝欧洲人……北京城里他们的同伙已经准备好攻击教堂并清除领事馆……。”这位主教最后请求法国在华公使：“派送至少40至50名海军来保护我们的人员和财产”。如我在“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之四”一文中所陈述的，早在四月份之前，在华各外国公使已经三度联合照会清政府解决义和团问题。欧洲报纸以及美国报纸都大幅报道并继续关注数月来在中国连续发生并愈演愈烈的违反协约，滥杀宗教人士的消息。世界并不理解中国由来以久的仇外心理，也没有多少人懂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事论事的国际媒体不明白的是：究竟中国政府对义和团滥杀外国教士和中国教民究竟抱什麽态度？人们推测，“清政府如果不是这场大面积谋杀的唆使者，就是过于脆弱而没有能力平息这样的暴乱。”(此信收到日期是7月3日。下同)美国与中国恳谈义和团问题5月18日康格给约翰 海电报义和团危机的同一天，与大清外国事务总理衙门官员就平息暴乱、恢复秩序问题举行单独会晤。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但是鉴于当时义和团暴乱的持续发展，康格对与会的总理衙门大臣明确表示了美国政府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艰难选择：“各外国政府眼见暴孽行为不能继续坐视不理。我只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由于中国持续违反协约，这种做法(代表美国政府说话)正在变得非常紧迫艰难。”康格的话很委婉，但是意思很明确：各国要起来指责清政府，康格不能多管，因为康格最多只能代表美国政府行事，继续表达美国对中国的关注。但是由于中国持续违反协约，美国独立于列强的立场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美国正在失去保持过去立场的耐心！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他进一步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的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或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尽管事态严峻，美国的一番好意已经尽在康格一番忠告之中。这些忠告基本上表明了美国在义和团拳乱期间的和所持的立场。虽然必须作出选择，必须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不愿放弃原则，抛弃中国。举目当时情况，各国于请示电函往来，资讯交换、商议照会之间，忙得都是自己的利益和算盘，美国即要参加各公使馆敦促清政府解决问题的联合行动，同时努力地与中国政府保持单独联系，希望就美国的独立于列强的立场更好地对话沟通。之三:希望落空，要求警卫公使馆美国相信中国政府将采取措施美国努力与中国政府保持单独接触，试图使中国了解美国在拳乱和七国之间选择立场的难处。但是美国公使康格在这样做的时候却不知道，正是在5月，中国政府原本欲采纳山东做法收纳拳民为官方练团，只是由于裕禄和袁世凯劝阻而未能实施。他当时无法判断美国对华的善意和劝戒注定不会有积极结果。尽管不了解内幕，半年来的交往却使清政府的信誉大打折扣，所以当总理衙门大臣向康格宣读平息暴乱的公告之后探问康格，是否会电告美国政府清政府能够或者正在镇压暴乱时，康格的回答是：“由于我已经向美国政府电告了清政府保证平息暴乱法令，却发现六个月来那不过是一纸空文，所以我不会电告美国政府说大清可以或者正在平息义和团。但是如果您们在三天之内付诸行动，我将乐于尽快如此电告我的政府。”清政府官员向康格保证以足够的兵源恢复秩序。康格强调说：除非情况缓和，暴民威胁解除，否则他将强烈要求派遣足够的美国海军警卫保证安全。总理衙门大臣对此表示反对并认为“没有必要”，同时重复半年来的说词：将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然而事实是，清政府仍旧拖延时间，一直弄到外国救援警卫开赴北京，却转而加入了义和团的围堵拦截。对此毫无预料的康格在5月21日向约翰 海汇报上述谈判情况时表示：对于外国生命财产构成的危险“不是来自任何智慧团体的或有组织的攻击，而是来自愤怒的乌合之众的暴力。”美国已经与许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商业往来，有著十分成熟的商业规则和契约精神，但是美国人诚心诚意在中国作双边互惠的生意，遇见的怪事不只是遭受乌合之众的暴力攻击，他们压跟不懂的是中国政治！在有三千年韬晦传统的中国王朝面前，康格犯的是所有美国人必然要犯的错误。所以，虽然康格相信：“眼见为实，无人可以(为中国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断言”，他还是过于天真地写道：“无论如何，正如我此前的电报所表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经警醒到义和团暴力的危险而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康格在5月21日发往美国国务院的上述电报，汇报他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情况和中国政府的态度，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奇怪的是这封电报迟至7月3号才抵达美国。其中原因也许只有在慈禧太后的政治黑匣子里才能找到。而且这不过是后来许多迟到的美国外交电文的第一封。以后还有多封报告燃眉之急，要求救援的电文被延迟数月之久，在北京平息暴乱、恢复秩序之后，才跚跚迟及大洋彼岸。各国第四次照会清廷解决义和团之乱5月20日，??回应法国的请求，在华公使团主席召集各国公使开会。会议依据在京天主教主教的信件以及其他传教士的见闻，就当时各地遭受攻击的情况交换了资讯。由于情况十分严重，各公使纷纷建议主教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交信件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次日，在华外交使团主席葛洛干代表在华各外国公使馆就解决义和团暴乱问题联合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照会。如果不是当时情况混乱 记录疏忽或者资料繁杂统计错误，除了美国在上一年底首次对清政府的数次照会，这应当是各公使就同样问题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的第四次照会。照会??解决义和团在各地滥杀无辜的行径向清政府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要求警卫进京，强调保卫公使馆的目的然而所有与清政府的正式沟通都无济于事：5月底，鲁、直隶两省北暴乱已经失控，北京地区周边村庄被毁或被弃，教堂焚毁，难民四处逃窜，而且眼看义和团逼近北京。各外国公使官纷纷与本国联系出兵保卫在京生命财产。日，康格发电给约翰海：“情况没有变化。如果必要，如果其他国家领兵进京，我是否可以与海军舰队司令一起安排公使馆的警卫？”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十分明确：保卫美国公使馆；康格提出要求的前提也十分明白：危机情况没有缓解、“必要”而且“其他国家领兵进京”。这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在数度寻求和平解决方式无效后的正常反应同日，代理国务卿希尔的回复的全文是“如果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就派送警卫作??你的护卫(力量一事)与海军舰队司令协商。”美国政府的态度显然十分谨慎。虽然康格提出要求的目的已经十分明显，在给警卫力量开放绿灯的同时，希尔还是再次强调那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公使馆需要安全保卫”。事实上，早在5月上旬英国人在自己的租借地威海卫遭到当地民众攻击之后，5月17日康格就给海军发过急电，报告“情况日益严峻，要求军舰速抵大沽”美国国会当时没有就此要求按照规则及时开会进行讨论，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更谈不上准备对华出兵。据美国海军部的历史文献记载，接下来从5月27日到31日，美国的56名船员和海军陆战队员抵达天津大沽港──这就是美国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中的最早的行动。下转B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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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4楼同情中国，主动保证中国领土的完整；其他的国家的传教士胡作非为，而守法仁爱的美国传教士无辜受到连累；一切都是清政府的错；别国都是为了侵略，我是为了有限度的保护公民………通篇都在暗示：美国是正直伟大爱好和平的国家！……现在的学者，都特么不要脸了么？左一个澄清历史，右一个独立思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粉饰，拼命的粉饰。5楼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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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改革开放心得体会(3篇)
本文目录　　改革开放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是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思想不能空谈，需要落实到解决制约中国发展进步的要害问题上。30年来的历程表明，每一次我们党突出强调解放思想都是为了解决当时阻碍我们前进的要害问题。1978年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从此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1992年初掀起并贯穿于整个90年代的全党新一轮解放思想，确立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闯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今天讲“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紧紧抓住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要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上打开新的思想空间。　　这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各种深层矛盾凸显并复杂交织：商品市场基本形成而要素配置仍主要是行政主导，私人物品供给丰富而公共物品严重短缺，腐败特权问题的存在与部分群众经济贫困及权利弱势并显，反腐败力度年年加大但形势依然严重……面对矛盾，我们党强调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十七大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惩治腐败的政策思路。实践表明，有了好理论好思想好政策，还必须有好体制好机制来贯彻落实，否则任何“好”都会落空，甚至扭曲变形为某些人牟利的新招牌，而这又反过来成为一些人阻挡解放思想、否定改革开放的“口实”。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已经成为制约我们发展进步的“瓶颈”。“继续解放思想”必须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就的基础上高度正视现实，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要害上把解放思想引向深入，防止解放思想的空洞化、化。　　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首先要解放思想。执政党肩负着民族的重任，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坚，中高层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至关重要。对于体制机制的严重弊端，中高层领导干部既有深刻感受又苦于受其牵制。深化改革不仅是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的强烈要求，也是中高层领导干部的共同愿望。对中高层领导干部来说，解放思想需要大无畏的政治勇气和无私精神。一方面中高层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无私无畏”敢讲话、讲实话、讲真话；另一方面需要以制度保障党内**，形成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要在党内非凡是干部队伍中大力营造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宽容失误的环境和氛围”。　　解放思想需要科学的精神与理论作指导。解放思想的实质是与时俱进，从新的实际出发，始终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既破“马教条”，也破“洋教条”；解放思想要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脱离国情的激进与浮躁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要把深刻思考、大胆探索与积极稳妥推进实践有机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促进　　促进科学发展，把改革开放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到科学发展过程的各个环节，就必须确立新的改革观，使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确立新的改革观。没有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新一轮的大改革和大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解放思想，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精神，破除了种种禁锢，脚踏实地地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路。现在，解放思想的任务不仅远未结束，而且变得愈加重要。因为客观世界的变化是永恒的，我们的主观世界要不断符合客观世界，就要不断解放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恒的任务。因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影响太重，不破除这些禁锢，不大胆地学习国外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就难于加速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而且方兴未艾，需要我们继续奋力前行。目前，我们面临的改革任务既包括思想方面，又包括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而且大多是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深化改革开放的任务远比以往更复杂、更艰巨。与此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还需要我们不断打破传统思维方式，改变保守思想观念。总之，坚持改革开放就应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新一轮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突破创新，敢于“杀出一条血路”，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我们就要支持；凡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方法措施，我们就要坚决破除或改革。　　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表明，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为经济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是第一要义的要求，才能正确处理好改革中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各级政府才能围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胆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培育发展市场体系，学会利用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才能逐步自觉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必须建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文化氛围上，要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在较为落后的地区，要坚持靠创新求突破、以改革促发展，形成鼓励创新、允许失误、宽容失败的改革氛围。在管理体制上，要改革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税收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制，以科学发展观引领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决防止片面发展、不计代价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为此，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改革开放要顺应这个基本要求来设定其主要内容与任务，制定其战略规划。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各级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各级政府尽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必须把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当前改革开放促进科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要求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要求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必须体现这些要求，把它们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任务，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只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提出要以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发展的实绩来检验行政效能，以群众满意、基层满意来检验政府工作的效果，以依法办事、及时办事、办成事的事实来检验政府工作的效率，同时还指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规定了今年重点要抓好的八个方面60件实事。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改革发展观。解放思想心得体会之改革开放3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我们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首要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30年。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气和活力。　　解放思想使我们熟悉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前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长期以来超阶段的“左”的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定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熟悉、继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破除”和“坚持”,集中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熟悉真正奠定在现实的基础之上。　　解放思想把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我们在深刻总结国际国内、历史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曲解、误解和教条化理解,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熟悉。我们深刻熟悉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精神文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　　解放思想使我们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不搞“全盘西化”,坚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建设布局,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其中,基本路线是总纲,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总体布局是基本内容,必须全面系统地加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解放思想使我们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聪明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3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解放思想使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气,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　　党的十七大标志我国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我们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我们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而奋斗。在这四个“坚定不移”中,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是前提,是基础,没有解放思想的“坚定不移”,就没有其他的“坚定不移”。　　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什么地方思想僵化了,什么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机会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许多新事物需要我们去熟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许多新矛盾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拓宽思路、勇于创新,以新的思想解放促进新的发展,夺取新的胜利。　　解放思想贵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先进的活力源泉。要全面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首先是理论创新,它是其他一切创新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我们解放思想、锐意创新的理论成果,又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展理论的新起点,我们要紧紧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并且以理论创新为指导大力推进各方面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发达。　　解放思想重在实效。思想的解放要落实到事业发展上来,在现阶段,最主要的是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来,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要紧紧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国内外的比较中吸收营养、拓宽思路,不能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从成功和失败的分析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能把已有的熟悉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从领导的角度说,要努力创造有利于解放思想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鼓励探索,答应失误,保护创新。要害是发扬**,**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的要害是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要有在实践中进行探索的勇气。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不把别人的本本和经验当做教条,也不把自己以往的经验和做法当做桎梏,一切由实践作结论,一切“拿事实来说话”。要把尊重实践和尊重群众统一起来,把实践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人民群众的实践是我们熟悉和发展真理的源泉,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衡量是非得失的标准。胡锦涛同志说:“尊重人民实践、从人民的伟大创造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上升为理论,是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30年解放思想的经验告诉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们党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强大动力和源头活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自觉地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收丰富的养料而使自己的思想永远富有活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之所在。税务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要“四个敢于”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告诉我们：没有解放思想，没有观念的更新，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巨变，牢树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时代的要求，发展的需要。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科学发展，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突破陈旧观念、敢于积极探索、敢于在“特色”上做文章。　　敢于面对现实。改革是一项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复杂而艰巨、长期的事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种困难矛盾和问题也会随之增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敢于面对现实，正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各项工作的落实中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遵循科学发展，既要克服盲目发展，又要“敢”当头，要有胆略、有胆识、有远见，敢于打破禁区，敢闯敢干，敢为人先，“从不可能处创造奇迹”，“从无句处”读“改革”这部大书。敢于面对现实，就是要不回避现实，不回避问题，要敢于担风险，不怕担“责任”，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勇挑改革重担，摒弃不利于发展、前进的思想观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开拓前进。　　敢于突破陈旧观念。各项工作要开创新局面、上台阶，就要不断提高和深化对实践的科学认识，对改革规律的把握，突破传统落后的不符时宜的观念，跳出陈旧的思维模式和框框套套，创新思维，拓展思路，提升思想，在工作中改变单一化、程序化、套路化、公式化的“定势”思维和“框架”思维，不让“先入为主”、“对号入座”、“对口思路”的主观思想占领“思维空间”，否则就只能步入“唯上”、“唯书”，不唯实，在工作开展中，凡事“找”文件依据、“找”上级规定、“找”现有“模式”的“老把稳”、老“保险”式的做法。敢于突破陈旧观念，就是要结合时代要求，不断适应市场经济和发展要求，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头脑，在创新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工作上台阶。　　敢于积极探索。天下成功之路是探索出来的，是走出来的。改革没有现成模式，发展没有不变的“公式”，改革创新要敢于探索，勇于实践的无畏精神和胆识、胆量，瞻前怕后，前怕风险，后惧艰难，左顾右盼，犹豫不前，只能使事业和作“原地不动”甚至开“倒车”走回头路。“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那种安于现状，满足不前，只敢“守”不敢“进”，“桥搭好了才敢过河”，不敢探索前进的行为、理念，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要求格格不入。山高人为峰，不登，人何为峰？只有敢于攀登，勇往直前才能真正领略“无限风光在险风”、“会当临绝项，一览众山小”的境地。　　敢于在“特色”上做文章。改革，要在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充分发挥优势，发挥地方优势上下功夫，在“特色”上做文章。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学习新知识，呼吸新空气，借鉴新经验，视野开阔，眼光高远，思考独到。既客观认识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所处的不利因素、弱势，更要充分看到发展的优势、潜力，看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少我多”的优势和发展前景。深圳、珠海之所以能崛起，能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他们善抓机遇，观念新，围绕沿海，临靠港澳这一“我有”特色做文章，发展经济。自然条件并不好的地方，只要认清找准自身优势、强项，打好“特色”品牌，同样在改革大业中大有作为，比如浙江义务，地处山区，土地贫瘠，资源缺少，不具备区位优势，但却靠义乌人的思想、智慧，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著名的小商品聚散中心……各地要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因地制宜，找准优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科学、准确、全面认识和把握本地实情，扬己之长，围绕自然优势，在扬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壮大地方产业等诸多“特色”上做好文章，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革中蓬勃发展、精彩纷呈。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要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在改革中敢于迎接挑战，敢于激流勇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前景会越来越美好。　　　　　　　　　　　　　　　　　　　　　　　　　　　（贵州省顶效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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