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美国的水门事件件的是美国总统。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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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事情还只到李迪为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程序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能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命令吗?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的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前程也可以说是在尼克松手里。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和彷徨。   但是,在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它会自动地按预想的顺序往前走。要一反常态地中止运行,或者拖它偏离轨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的再大,也不能干涉司法程序,即使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司法部长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是很难做到向外界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出拖延的正当理由。虽然他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黑箱操作”的状态。也许,某一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点都会登上什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毫无秘密可言。到那时候,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真相报导” 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就也要准备请律师面对法庭的被告席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地查下去,因为在美国,妨碍司法是最明显的刑事犯罪,而且是重罪。尽管尼克松和他的手下人在 “掩盖”行动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是犯了妨碍司法罪,但是,总统如果直接强令停止调查,将是历史罕见的严重妨碍司法罪。这就是尼克松吃不准也不敢这么干的原因。更何况,这样的强制命令是否会有效果,也是尼克松同样感到吃不准的。   可是,他这么一说,手下人居然心领神会,把这个意图至少是暗示了下去。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明确了总统手下人的意图之后,两个局的副局长见面坦率交换了一次意见。并决定把他们接到的暗示向总统汇报。最后,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和尼克松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这个格雷应该说也是尼克松的亲信之一。在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拒绝向白宫顾问交出“水门事件”的调查文件后,作为副局长的格雷却多次向白宫透露过一些调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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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透露一点调查情况是一回事,接受来自总统方向的暗示或者指示就停止调查又是另一回事。格雷可没有这个胆量走得那么远。他只能向尼克松摊牌。他终于明确地告诉尼克松,这案子掩盖不了,必将引向上层,总统应该脱身于那些涉案的人,干涉调查只可能导致毁灭。  至此,尼克松阻止联邦调查局的念头,大概是彻底打消了。这么一来,尼克松就还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中止“掩盖”行动,尽量脱清与涉案违法人员的干系,听任法律程序的进行,也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向法律投降。第二条路就是继续依靠自己的小圈子进行“掩盖”行动,阻止不了调查就干扰调查。权衡之后,尼克松选择了第二条路。也许,正因为他是总统,在知道“掩盖”的全部困难和危险的同时,他还是相信一个总统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掩盖”这样一件“小事”。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得到尼克松信任的白宫顾问迪恩,正式成为“掩盖”行动的负责人。   “水门事件”发生已经三个月过去了,调查还停留在李迪这里。而李迪不管和白宫关系如何深,可从他调到共和党再任委员会开始,名义上他总是已经离开白宫了,只能算是白宫的前雇员。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一个多月了。于是尼克松稳住神,通过新闻发布会向全国宣称,在“水门事件”中,没有任何白宫的雇员涉案。然后,尼克松咬咬牙,把“水门事件”称为“一个可怕的事件”。并且为了作出姿态,使外界不至于认为李迪与司法抗拒的根源是出在白宫,他甚至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大言不惭道,“真正恶劣的不是事件本身,因为竞选中可能有过激的人会做出错事,真正恶劣的是企图掩盖真相。”   这么一来,至少暂时大家把“水门事件”都当作几个“政治小蟊贼”的杰作了。在大家的心目中,“水门事件”本身的级别也就随之大大降低。人们尽管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在大选之前,公众的注意力被成功地引开了。一般的民众并没有把“水门事件”当作一个什么了不起大新闻。   就这样,不久以后,尼克松如愿连任,再一次被选为美国总统。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他下面的那几个“顾问”竭尽全力四处为“水门事件”灭火。刚刚担任“掩盖”行动负责人的白宫顾问迪恩,曾经向尼克松保证,在大选之前,“水门事件”肯定不会出来坏事。看来,也按计划都做到了。   尼克松又当上了总统,继续大权在握。
  因此,越来越多的证人被传到大陪审团面前,这对于尼克松绝对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你很难指望所有这些证人,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重罪罪名,而一味地为了保住自己的上司而当庭作伪证。事实上,已经不断有人讲出他们所知道的真相。、   从尼克松这方面,“掩盖”的工作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总统弄不到那么多违法的“堵嘴钱”,国库并不是总统的私人腰包。需要的钱必须是到处“化缘”而来,这样,当前急需的钱,如这一批人的律师费,生活费都无法及时到位,更不用说下一步还需要大量的钱去安顿这些人的家庭,等等。第一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堵嘴钱”落实得不顺利,自然马上就带来了“掩盖”工作的第二个困难,就是很难堵住这么多张嘴。   已经在调查局掌握之中的这些人,都得到过将会受到“照顾”的许诺。这些许诺包括律师费,一年几万的生活费,两年之内得到大赦出狱等等。对于许诺是否会兑现,这些人本来就疑疑惑惑的。如果连审判之前的费用都不能及时到位,他们对于自己入狱之后的将来会有什么安全感呢?被抛弃的感觉时时都会产生。因此,他们就像是一锅往外冒的泡泡,几乎是捂都捂不住。   这里面,倒只有李迪是一个例外。他还是保持他原来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向上面保证他的沉默,并再三声称他的沉默不是以金钱为代价的。   除了“堵嘴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掩盖”行动即将面临的难以对付的问题。这就是,涉案的人害怕坐牢。所有涉案的人,在他们得到一个“好照顾”的承诺的时候,也许确实想过,就豁出来坐上两年牢。但是,当这种想象越来越接近现实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反应不仅与每个人的个人素质有关,更和这些人原来的地位和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很自然,越是原来处境比较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越无法接受坐牢这个现实。至于一些曾经或正在当着高官的人,更是以前想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坐牢这个可怕的念头。对于他们来说,从白宫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无论刑期长短,哪怕只坐一天牢,也是人生一个毁灭性的质变,是一场灭顶之灾。
在坐牢即将变为现实的最后一刻,涉案者的心理防线是最容易一下子全面崩溃的。他们在一瞬间,会象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愿意讲出一切真相以换取待在监狱外头。所以,在整个“掩盖”行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掩盖”的人对于这一现象是远远没有估计充分的。相反,他们,包括尼克松在内,总是对于越上层,越是自己身边的人,信任的程度越高。却没有预料到这些人实际上有着比常人更为薄弱的弱点。这样,他们的“掩盖”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火药堆上进行的。他们安全的唯一希望,就是通向这个火药堆的每一条引线都被掐断。   可是,火药引线已经从几个方向被点着了。   首先是,“水门案件”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盯上的那几个涉案者,已经被大陪审团批准由检察官起诉。“水门事件”要正式开庭审理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在这个案子上的作用,正式启动了。   负责这个案子的法官名叫西里卡,年轻时当过职业拳击手。他早早就念完了法学院, 68岁时,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成为联邦地区法庭的一名首席法官。他也是一名共和党人,出名的保守派。他也痛恨六十年代风潮中自由派的观点作为,以及自由派对于传统美国生活的冲击。他的个人政治倾向看上去几乎和尼克松一模一样。因此,在他以往的法官生涯中,他的判案有不少是被自由派占上风的上诉法院推翻的。这对于一个首席法官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记录。   
长安美铝,你这是一篇论文全幅搬过来了呀?
 西里卡法官在他以往的判案历史中,尽管有过多次他的判决被上诉法院推翻的记录,但是,他也有他的杀手锏。就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会把这个权力用足。你知道,在美国,法官是没有权力判定被告是否罪名成立的。这一权力始终在陪审团手中。但是,在判定“罪名成立”之后,同一罪名的刑期长短,是有一个有限的可调幅度的,也就是同一罪名可判的最高刑期与最低刑期之间,有一个差距。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之内量刑,法官是有一定的权力的。西里卡就常常把判最重刑期,作为自己对罪犯的一个威慑武器。  既然法官西里卡与尼克松以及被告李迪一样,也同是一个共和党人,也同样持有十分顽固的保守派观点,那么,他对落在自己手上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对于自己所属的政党在竞选中发生的丑闻案件,为什么非但没有庇护和“手下留情”的倾向,反而看上去好象是在卖力“追杀”? 法官西里卡的反应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前面也有过介绍,在这里除了少数政治活动家,个人对于一个政党如果产生认同的话,他基本上只有观点认同,而几乎没有什么组织认同。所以,首先,法官西里卡不会对政党组织有任何顾忌和心理压力。因此,他是一个终身的共和党人,只是说明他是一个具有非常固执的保守派观念的人。   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保守派的法律工作者。事实上,在这一类保守派的观念中,希望保持传统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崇尚秩序,把法律作为至高无上的准则,对违法和破坏秩序的现象深痛恶绝,主张严厉惩罚,等等,是十分典型的,也是非常符合他们的信念逻辑的。对于法官西里卡,他认的就是维护秩序,其余的六亲不认。任何犯罪现象,落在他手里就一追到底,因为他肯定觉得这是实现他个人理念的最佳方式。   因此,法官西里卡不仅不会受到来自于任何与政党有关的组织压力,而且,虽然他和尼克松“同属”一个共和党,尼克松还是该党推出来的领袖,那么,堂堂尼克松总统和他周围的人,是否就可以贸贸然就以“同党”为名和法官“套个近乎”,打个招呼呢?。那可不行,“妨碍司法”,那可是重罪。   结果,法官西里卡在他自己的信念的支持下,在预审听证中就发出连珠炮一样的 “重磅”问题。他要检方注意,陪审团想知道的是,谁雇了这些人;他们去干什么;是谁付的钱;是谁“发动”了此案。法官西里卡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眼前已经站在被告席上的几个人,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追到底的劲头。   但是,法官西里卡第一个回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已经起诉的那几个家伙,包括李迪在内,一个个纷纷开始表示“认罪”。
在美国的法庭上,案程序先向被告宣布所指控的罪名。然后,被告可以在律师咨询下决定,是否自己觉得“罪名成立”。如果被告否认,就按照法律程序继续审下去。在审问过程中,各种证据将呈堂,各个证人也将被传来作证。律师会当庭向证人提出不同问题。因此,在律师的努力下,在一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不论是发现新的情况,还是发掘出新的涉案者都是有可能的。   同时,由于一个案子的审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一般检方都鼓励被告“认罪”,以免去冗长的审理。为此,一般还会以减刑作为“认罪”的交换条件。所以,一般凡是证据确凿无法抵赖的案子,被告一般会选择“认罪”以换取减刑。这种情况下,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一种选择。事实上,美国大部分的刑事案,都由于检方掌握确凿证据而以被告认罪结案。   对于这个案子,恰恰就是这样。审理还刚刚开始,被起诉的涉案者就全部认下罪名,审理似乎也就到头了。法官西里卡眼见着一条条幕后的“大鱼”有可能就在他的手里轻轻滑过去,悄没声地逃出法网,真是心有不甘。但是,检方试图进一步以减刑为交换条件,诱使几名被告作出全部实情坦白的努力又没有成功。法院一头的戏,好象是唱不下去了。   这时,法官西里卡决定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他把宣判的日期先拖一拖,但是,他向几名已经认罪的被告预示了一个法律许可范围的吓人刑期。他说,将要宣判的结果,全看这些人与国会听证会以及大陪审团合作的情况。如果他们不合作,他就尽量判长刑期,反之,他将手下留情。
权力的另一个分支,立法机构国会,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也已经正式启动。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听证会迫在眉睫。这些涉案的被告无疑也会成为国会听证会的证人。     凡是国会的这类听证会,证人也都必须在作证前宣誓。一般地说,整个作证过程都是通过电视,向全美国民众播放的。这就是说,证人将在全美国人面前,一手按着圣经,并举起另一只手宣誓,誓言自己说的将句句都是实话。对于那些可能被国会传去作证的高层官员们,如果当着全国的人民的面在“誓言之下”作伪证,这将冒多大的政治风险乃至刑事风险。   国会参院的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有一个准备阶段,因此,正式听证还有三个月时间。尼克松和他的几个亲信顾问再三分析形势,商量对策。例如,那已经“认罪”的七个被告,肯定都会被国会传去作证。他们会松口讲出真相吗?问题是,连最起码要送到的 “堵嘴钱”都没有把握筹齐。他们还在考虑,迫不得已时,是否就再让前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的正副主席,米切尔和麦格鲁德,顶上去做替罪羊,等等。   谁会料到,就在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之前的三个月里,尼克松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对策,反倒错下了一步棋。前面曾经提到过,尼克松的司法部长始终没有向白宫透露 “水门事件”的调查进展。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却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他曾经透露过一些“水门事件”的调查情况给白宫,不过也没有涉入太深。不管怎么说,从法律的角度说,他也已经是一个“有罪的知情者”了。
格雷已是一个知情者,也许尼克松也想安抚他。总之,尼克松在联邦调查局长的原局长去世缺任的情况下,决定提升副局长格雷为新一任的正局长。不知为什么,这一次,老谋深算的尼克松居然忽略了“国会审查新提名行政官员听证会” 的严重性。   格雷的提名一到国会,国会对格雷的审查很快集中到他在“水门案件”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这样,审查提名格雷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迅速演变成了国会“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预演”。   这个国会听证会毕竟是格雷升官的资格审查。因此,前往国会参加听证的格雷,只有兴致勃勃地准备提升局长的思想准备,而没有在这个时候接受“水门事件”严肃调查的预感。所以,对有关他在“水门事件”中应承担什么责任的各种问题,他也不会有充分的应对准备。   在格雷听证会的第二天,尼克松和他的法律顾问迪恩就发现情况大好不妙。尽管尼克松很想撤回他对格雷的提名,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已经无法前去关掉这个程序的开关了。格雷这个“提名局长”是想当不想当都得当了。   可能是格雷在突如其来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发问下慌了神,就本能地试图推卸责任。也可能是他在国会听证会上也不敢撒谎。不管怎么说,就在国会审查格雷的新任命的听证会上,他几乎把总统顾问迪恩对联邦调查局“水门调查”中的插手和干扰,全给讲出来了。   在此之前,在调查“水门事件”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过迪恩这个人。因为你也看到了,直至事件发生,迪恩确实一直是“圈外人”。他事实没有参加“水门事件”,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有关这一事件的证据和证词指向他。他是在“掩盖”行动开始之后,才一头扎进去的。因此,准确地说,他确实不是一个“水门事件”的罪犯。但是,他现在却是在以一个涉嫌者的形象慢慢浮出水面。这是一个“干扰司法罪”的嫌疑者。
从这一刻开始,尼克松和他周围的人,大概是有点醒了。在此之前,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对“水门事件”本身进行“掩盖”上。而到了这个时候,当他们的 “掩盖”行动本身开始曝光,他们必须意识到,既然由“水门事件”的犯罪行为引出的 “掩盖”行动的种种作为,这是一项更为严重的犯罪。那么,“掩盖”行动本身就更需要“掩盖”。问题是,那“新的掩盖”又是什么呢?是否还需要“更新的掩盖”呢?而每一次“掩盖”都无疑会留下或多或少的蛛丝马迹,不进一步“掩盖”又怎么行?这无穷尽加速恶性循环的前景,已经吓坏了所有的“圈内人”。   可是,事至如今,面对已经无法抹去的“过去”,不继续“掩盖”似乎也已经没有退路了。“掩盖”行动已经成为一个不断会长出新的脑袋来的多头怪物,怎么砍也砍不及。   这时,是1973年的三月初,是尼克松第二个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两个月之后。在第三个方向,又一根导火索被点燃了。三月八号,就在格雷听证会开始的第八天,刊登了一篇详尽的报导,是有关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卡姆巴赫在“非法使用款项”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向美国民众介绍了卡姆巴赫与“水门事件”的“堵嘴钱”的关系。这是又一个由于涉及“掩盖” 行动而曝光的白宫官员。同时,参院的调查员也开始调查这位尼克松的私人律师。参院也已经提出,将会要求包括迪恩和卡姆巴赫在内的几名白宫顾问到听证会作证。   在第一个回合中看上去并不成功的司法分支这一头,法官西里卡的“杀手锏”其实也在无形地起作用。对于已经起诉的七个人的刑期宣布,定在三月二十三日。在这里面,四个是古巴难民,他们基本上只是受雇干活,知道的内情十分有限。而另外三个人,就是与上一层官员的连接点。他们手里都有相当可观的“内情”,可以作为交换“宽大” 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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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迪是个理想主义的狂热极右派,从头到尾坚持了“沉默石墙”的角色。但是,对于另外两个人,在现场与古巴人一起被抓住的窃停专家麦克考尔德,以及和李迪一起指挥“水门事件”的前白宫顾问亨特,法官西里卡所威胁的漫长刑期,一直在他们耳边嗡嗡作响。   前白宫顾问亨特,在审判之前终于沉不住气,向白宫发出了威胁。他的要求就是钱。他为自己的沉默开出了新的价码,并且给出了最后的限期。他提出,如果白宫不能满足他,他就全部交代。要知道,仅仅不久以前,亨特还是尼克松的一个亲信顾问,谁会想到,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能发出这样的威胁。这已经是一个信号,它说明,从此,由于面临的处境不同,这一圈人的分化和关系的恶化已经势不可挡。 前白宫顾问亨特尽管已经和尼克松撕开脸皮,尽管他提出的钱的要求也非常难办,但是,毕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如果说,他的怒火还可以用钱去熄灭的话,那么,对另一个被**当场抓住的“认罪被告”麦克考尔德,对他不顾一切要达到的目标,白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这位窃停专家他要什么呢?他要在自己被当场抓住,并且已经在法庭上承认了全部罪行之后,仍然舒舒服服地留在家里,而不去坐牢。他想来想去,他被许诺的两年以后的总统大赦他也不要,他一天牢也不肯坐,他一心就是要待在家里。   当然,作为一个多年的政府官员,麦克考尔德不至于愚蠢到连总统的权限都不知道。判刑是美国政府司法分支的事,总统只是行政分支的头,井水犯不了河水,想管也管不了。因此,他倒是表现得比亨特平静得多,没有频频向白宫提这提那,因为他知道,他们想救也救不了他。可是,他一天也没有停止琢磨,他不停地想出一些自救的花招,当这些花招都不起作用,而判刑的一天又逐步逼近的时候,他只有最后一招了。   麦克考尔德给法官西里卡写了一封信。这一天是三月十九日,正是法官西里卡六十九岁的生日。他看完信,又把它重新封了起来。法官西里卡只悠悠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这一切,尼克松和他的“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还都被蒙在鼓里。但是,即使没有麦克考尔德,他们面前已经是一张千疮百孔的遮羞布。他们面临即将开始的国会听证会,他们面对新闻界的追踪,他们面对几名白宫顾问的曝光,他们面对亨特向法院坦白的威胁和筹集“堵嘴钱”的重重困难。  在三月二十一日,七名被告审判的前两天,尼克松召集那几个“掩盖”行动的主要人物,开会商量对策。第二天,同样性质的会又开了一次。   在这次会上,尼克松第一次知道他的前顾问亨特的威胁。尼克松在会上十三次提到要付亨特的钱。尼克松关照要“做好证人的工作”。尼克松谈到如何在今后两年里搞现金。尼克松关照有关他们自己“妨碍司法”的情况,要一刀切去。等等,等等。那天晚上,他们把亨特所要求的现金的一半,派人偷偷扔进了亨特的律师的信箱。   在这两天的会议之后,尽管他们还在商量和进行新的“掩盖”活动,但是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象一条恶狗般紧紧追赶着他们。因此,除了尼克松之外,其余的几个人,都纷纷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   在五个月后,当尼克松被迫交出他的录音带时,这次会议的录音是当时的特别检察官听的第一盘带子,听完之后,检察官们就郑重建议尼克松自己去雇一个刑事律师。   三月二十三日,对已认罪的七名“水门案件”被告的宣判的时刻到了。开庭之后,法官西里卡宣布,被告麦克考尔德有一封信给法庭。随后,书记官打开信之后交给法官,西里卡当庭开念。主要内容就是,被告曾受到政治压力而保持沉默;此案凡涉及政府部门,涉及他们的作用及作案理由,都有人作了伪证;此案尚有其他罪犯。   事后人们形容这封信就活像一颗炸弹一样,在法庭上当庭炸开。记者们就像被炸飞了的弹片一样,一休庭就直扑电话机,不出多久,这已经是美国民众嘴里的一条新闻了。 自此,“水门事件”在司法审理过程中,终于炸开了一个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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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关在笼子里的人,我就不议论如何解救自己的事了,肉食者谋之吧
怎么没继续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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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水门事件,看看一个美国总统是如何在任期内被迫下台的
尼克松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也是第一位、迄今唯一一位任内宣布辞职的美国总统,当然,作为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职业,没有人是主动辞职的,尼克松的辞职是因为“水门事件”。现在“通俄门”、“解雇门”越演越烈,大有弹劾特朗普之势。让我们重温一下水门事件,看一看要让一个任期内的美国总统下台,需要哪些步骤。留下把柄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事件。中间为第37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掩饰在竞选连任的关键时期,尼克松决定颠倒黑白平息事件,他把水门事件解释成古巴人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进行的窃听活动。他安排自己的助手去见中央情报局局长(CIA),叫他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不要让联邦调查局(FBI)插手。这里科普一下,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前者归司法部管辖,后者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总统负责。中央情报局没有在国内逮捕人的权利。不仅安排助手活动,尼克松自己也赤膊上阵,在第一次竞选连任的记者招待会上,信誓旦旦地向美国公众表示:“白宫班子和本届政府中,没有一个现在受雇用的人卷入这一荒唐事件。”他还故作镇定地表示,“令人痛心的不在于发生了这类事,因为在竞选中一些过于热心的人总会做些错事。如果你企图把这类事掩盖起来,那才是令人痛心的。一系列的活动,特别是总统的表演,暂时欺骗了公众。大选结果,尼克松以少有的压倒性优势击败对手获得连任。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尼克松和助手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封又一封匿名信寄到法院,密告水门事件还有隐情。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总统竞选活动进行彻底调查。果然,日,麦科德在法庭上将白宫法律顾问迪安暴露了出来。尼克松决定弃车保帅,让迪安当替罪羊。迪安可不是任人宰割的角色,他不甘心束手就擒。在得知他的罪行可判四十年徒刑时,他主动向检察官交待和揭露,想将功赎罪,换取赦免。尼克松开创了对华关系新局面越演越烈为了挽回局面,尼克松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事先不知道水门事件,事后也没有任何阻挠调查的行为,并为窃听活动辩护,说这些都是为了国家安全,是合法的、必要的,从罗斯福总统时开始,每一个总统都这么干。他企图再次利用美国人民对他的信任来蒙混过关。不幸的是,一枚更大的定时炸弹爆炸了。水门事件委员会掌握了一个新的情况:尼克松从1971年年初起,为了记录与手下的谈话和电话内容,下令在白宫办公室里安装窃听系统。委员会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的录音带和文件资料。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拒绝交出,并将事情闹到上诉法院。不料,在经过三星期的考虑后,多数法官认为总统也要受法律的约束,必须交出录音带和文件资料。不是水门事件的话,他的政治生涯会走的更远困兽犹斗尼克松恼羞成怒,下令免去调查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的职务。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美国各电视网立即中断正常节目,向美国公众报告这一爆炸性新闻。公众的反应就像火山开始喷发,抗议电报像雪片一样铺天盖地,舆论将尼克松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连宗教界和原先支持尼克松的出版物,都愤怒地指责尼克松。血气方刚的大学生则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整个美国像开了锅一样,群情激愤。在民意的推动下,众议院决定对总统进行弹劾。 尼克松决心顽抗到底,他一面销毁录音带上对他不利的内容,一面继续强调行政特权,表示“将遵循从华盛顿到约翰逊历届总统所遵循与捍卫的先例,决不做任何削弱美国总统职位的事情”。他交出的电话记录千疮百孔,大量重要的内容被诸如听不见、无情报价值等字眼代替。尼克松的行为进一步激怒了公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裁决尼克松必须交出有关的录音带。无力回天新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在白宫被迫交出的录音带中找到了新证据,有一盘录音带上清楚地记录着水门事件发生后六天,尼克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阻挠联邦调查局调查水门事件,这是尼克松掩盖事实真相的铁证。整个白宫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一直相信总统的清白,一直超出自己的职权范围来保护总统,而总统却从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并欺骗他的顾问、公众、国会甚至自己的家庭达两年之久,每个人都感到被出卖了,就连共和党的一批参议员、众议员也建议他辞职,尼克松终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日晚上,尼克松不得不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中途下台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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