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需不今天我们还需要鲁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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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是中国当代鲁迅吗?
[导读]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事实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作为这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他的言论已经深深嵌入到了诸多公共事件当中。仅以影响力论,韩寒不是当代鲁迅,谁是?
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本报评论员 彭晓芸“插科打诨”不是一个贬义词,很多时候它像长了胡子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解构荒诞和霸权于无形,但当一个时代正在日益呈现插科打诨的集体无意识时,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和反思。幸运的韩寒,不幸地成为了一个解剖这个时代的隐语和密码。插科打诨,原意指戏曲演员在表演中插入一些滑稽动作和诙谐的语言来引人发笑,后泛指不庄重地开玩笑逗乐。在某些场合之下,插科打诨是一种幽默,譬如强势者遭遇挑战,被扔鞋或扔鸡蛋,来一句“我知道你的鞋是10码的”或者“亲爱的,我早餐一般吃鸡蛋火腿肠,下次请再扔根火腿给我”,这是强权者化解异见的自嘲。但在某些场合之下,插科打诨却是无力感的表达,是弱者的自我安抚。譬如心里明明想做刁民,却故作幽默状地说,“让我做个幸福的良民吧”;心里明明觉着韩峰就是个腐败的干部,却要强装豁达地说,“韩峰是个好干部”。“插科打诨”仅是一个中性词,它本身既不面目可憎,也不熠熠生辉。韩寒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插科打诨的唯一标本,但他给这个中性词汇注入了正面的价值,并导向一种更多维的智性。这用来描述韩寒的话语方式,大概不是过度阐释,而是对时代复杂性可能的审慎。当然,韩寒又不仅仅是插科打诨,他比插科打诨多一些,不然,他就是周立波了。韩寒不是周立波,而是被美国《时代周刊》瞩目的青年领袖人物。这也注定了,韩寒因其影响力之大被附加着过多的寄望。一些知识分子或公开或私下地肯定韩寒,指出韩寒的影响力大于N+1体制内学者的合力。这恐怕也不是自谦,而是一种哀怨:潜台词是,一些学者正在悄声无息地滑入失语状态,当然,其中永远不乏站起来振臂一呼者,但已经远远不及韩寒的莞尔一笑那样吸引眼球。当一个人在承受着不可承受之重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大众的判断力和趣味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出了毛病。韩寒不仅是偶像,而且胆子够大。胆子大也因为他不操心饭碗,当他不谈论国是,不插科打诨,他可以谈论赛车,可以成为年入数百万的赛车手,再不济,也可以出“博客书”,拿体制内知识分子不敢想的版税。这,都是韩寒的底气。如果因为韩寒的“底气”比你足,每个人就都兴高采烈地甘当围观者,看着韩寒替你舞蹈、替你言说,甚至不惜把韩寒推上神坛,那只能说,这不但暴露了我们的自私和怯懦,又是另一种意义的“被代表”;如果因为韩寒粉丝比你多,每个人就佯装热爱韩寒式话语,甚至恨不得摇身一变就用韩寒的语言说话,那只能是,我们正在用同一种话语制造狂欢的假象,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大合唱”。美国人尼尔·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当下的中国,似乎对这两种趋势均抵抗力不足,一方面是因言获罪的案例仍然不能消除,另一方面是插科打诨式的集体话语正在吞噬力透纸背的直接言说。人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缺乏耐性,对“数学的美感”、“音乐的灵光”、“道德的重量”乃至“公平正义尊严幸福”统统失去兴致,却只能对“局长的日记”、“赵薇的肚子”、“书记有新欢后杀情妇”等等兴趣盎然,乐此不疲。而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也正在被喧嚣的集体无意识形塑为微博上的“正话反说、长话短说”,饭局上的“黄段子”、“红段子”,除此之外,我们似乎已经不会说话了,假设谁突然一本正经地要跟你讨论中国人的“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你一定一把推开他(她)。如果把插科打诨比作拆房子,韩寒肯定是那个把拆积木游戏玩得最好的小孩,但如果我们一直做着粉丝状学着拆房子,总有一天,房子还是要盖起来的,我们却早已丢了建房子的本事,连墙是如何刷的,也遗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们整日忙于大笑,却对“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毫无防备之心,对“插科打诨”的时代过去之后要谈论什么,缺乏准备。同样是畅销作家、被誉为“美国精神”的安·兰德,在谈论“金钱的意义”、“工业家的牺牲”、“资本主义的道德意义”,在批判“二手货”的本质,提出创造者才是时代真正的英雄。就连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甲骨文CEO埃里森,都是安·兰德的忠实拥护者,格林斯潘甚至宣称读了兰德的书,最终确立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我们鲜见哪位赞美韩寒的著名人士,宣称自己受到了韩寒著述的影响,充其量,他们只是感激韩寒作为反抗者的姿势站得如此漂亮,他们只是快慰于韩寒替他们说出了那些如鲠在喉的妙语。但我们不能不对这种言说方式的单调抱以警惕,不能把正向建构的话语方式拱手让“含泪劝告”的余老师垄断,不能不考虑,我们将以什么来馈复我们的下一代,当他们浸泡在“干部干部,就是干好部下”的语言环境中……4月7日,韩寒在回应入选“时代人物”候选时写下难得一见的正经话:“我经常自问自己,我为这个充满着敏感词的社会做出了什么贡献,可能到最后我只贡献了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敏感词而已。”“我经常非常的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也许我的文章让人解气,但除此以外又有什么呢,那虚无缥缈的影响力?”聪明的韩寒是清醒的,糊涂的是这股潮流和它所愚弄的追随者。当人们以游戏的姿态谈论“感觉的政治”,却不具备真正的“政治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只能把这种幻象转化为对一个“文坛坏小子”的顶礼膜拜。但是,一个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如果这不是臆断,那么,就希望下一次,除了韩寒,我们还能谈点别的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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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和学弟谈及鲁迅先生——学弟的专业是传媒——他评价说:“鲁迅在他的那个时代,有存在必要,但太过激烈和偏执,在今天也很难受欢迎。”学弟是个中度近视而不愿意戴眼镜出门的人,笔者发现他的大脑也近视。这就是我国象牙塔里的象牙塔教育出来的,熟悉意识形态,负责外宣的青年吗?而这样的青年,正在日日夜夜地被培养出来!笔者能不忧心?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存在,这本不该是个问题。自近代以来,鲁迅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也不该是个问题。在当代社会,是否还需要鲁迅精神,这还不该是个问题。而这些现在俨然都是问题了。那么就让笔者,抖擞精神,回答这些问题吧。
第一、鲁迅先生是文学家
鲁迅先生首先是位文学家,这点连当年的国民党当局都承认,他们称鲁迅先生为“堕落文人”。“堕落文人”首先乃是文人。台湾的一家出版社,90年代初出版《鲁迅作品全集》在序言中说:“全世界以诠释鲁迅的某一作品而获得博士学位者,也早已不下百余位之多。”鲁迅作为文学家的成就,可见一斑。
今天居然有人否定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听他们的说辞,不外乎鲁迅的文字比较晦涩,很难读懂,有时还有语法“错误”。李敖就说鲁迅“文章很别扭、文字很可疑”;还给了两点原因,“第一个,它是从中国的旧文学出来……写白话文有的时候不能够脱胎换骨;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响了鲁迅”。
鲁迅先生的文章在现在的读者看来,是有些别扭和生涩,那正是我们和鲁迅之间时代的隔阂。鲁迅的白话文的确和我们不那么浅近,那正是当时的白话文。须知,民国以前,中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白话文是受鄙视、被排斥的语言体系。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小娘子端好是画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摄去(聊斋志异·聂小倩)那样充满市井气,却硬端着文言文架子的奇怪文笔。包括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用的也是文言文。既然白话文被排斥,哪里会有像样的白话文语法和范式的研究呢?研究白话文、规范白话文、推广白话文,正是鲁迅那代人(包括胡适、徐志摩等人)所做的工作。今天的一流作家可能比他们写得流畅,可别忘了,你的第二层楼是建在第一层楼的基础上的。没有当初的白话文的先行者,可能大家还在写如林琴南、梁启超式的文言文吧。
并且,文言文承载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情感,白话文与之相比有如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白话文对之只能谦虚地糅合扬弃,抱鄙夷态度是错误的。鲁迅先生就是在白话文基础上杂糅文言文笔风的开拓者。有人,口口声声称鲁迅不是神,但他们又要求鲁迅是神。他们明明知道鲁迅是第一代拓荒者,但又不允许他犯错。他们想:“这是错的,可笑!”
今天,一股“国学风”横扫中国大陆。很多本该扬弃或者早已被扬弃的东西,似乎一沾上国学的边儿,就成为民族美妙的文化传统,可以堂而皇之地回归了。比如明明是清宫矫揉造作、暴殄天物、破坏营养的烹调恶习,摇身一变就成了“宫廷饮食文化”。而一些留着山羊胡,会吟吟诗、写写字、下下围棋、谈谈中医的,就俨然成为“国学家”甚至“国学大师”了。不客气地说,他们那些本事,在旧学体系中,都是些童子功。贾宝玉十四岁时,就全会了。这样的“国学家”和这样的“国学”,鲁迅先生曾把他们批得一塌糊涂。但他对真正研究国学并取得成就的人,比如说王国维,评价很高。因为鲁迅真懂国学。他从小在“三味书屋”读书,四书五经都学完了;还有余力,于是又学了《尔雅》、《周礼》、《仪礼》。他的祖父关在监牢里,鲁迅每次去探监,祖父还精心地教他读诗,还特地给他规定了一个读诗的顺序(非常科学,值得借鉴):从最明白晓畅的白居易的诗读起;然后再读陆放翁的诗,因为放翁的诗易懂并且他是绍兴人,诗中多有越地的风物;再后来就可以读“思致清逸”的李白的诗了;至于杜甫的诗,比较艰深,而韩愈的诗,又太“奇崛”,不必勉强去学。到了日本以后,鲁迅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把文字、音韵、训诂全都学了。可以说,鲁迅是正宗的国学出身。鲁迅还整理过许多古籍,水平非常之高。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鲁迅辑校古籍有六函之多,都是从野史杂记里抄校、记录的。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过一门选修课,就叫做“声韵文字训诂专书研究”,因为选修的人太少,所以最后开不成课。鲁迅还打算写一本《中国字体变迁史》,可惜没有能写出来。这些都是典型的国学,而且属于经学的范畴。鲁迅还写了《中国小说史略》——研究中国小说的第一部通史型著作,可以归入史部或者子部。在这个领域,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超越他。鲁迅对国学很有研究,而且他把精华的东西掌握了。说他是国学大师,毫不为过。但他从不以国学大师自居,因为他的境界远高于这个层次。
第二、鲁迅先生是思想家
鲁迅先生作为思想家,不是没有可以批评的余地。他的想法,往往显得过于晦暗,甚至毫无希望。对阿Q样的农民,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不是没有儒家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于老百姓的道德和智慧优越感。我们说,真知是需要从实践中得出的,鲁迅先生也不例外。由于客观情况,他长期被局限于上海的租界一角,并没有接触中国的广阔农村、接触中国革命的机会。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但瑕不掩瑜,我们仍然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小说使用富有创造力的形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的阐释,他是最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散文诗被认为是当时少有的展现出现代主义特质的作品;他的杂文,由于特殊的发表环境,在嬉笑怒骂的文字背后蕴含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他的境界不止步于批评旧政权,而更着力于批评旧制度;不满足于嘲讽现象,而力求解释本质——哪怕本质是丑陋至极的、血淋淋的。
鲁迅先生的思想除了民主主义的立场外,还带有极其强烈的个人主义态度。这是鲁迅思想中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笔者理解,马克思主义指出全人类解放的目标。这至少需要两个层次,第一是阶级的解放,也就是消灭阶级和国家;第二是个体的解放,最终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鲁迅的思想都应该和我们长相左右。
有人批评鲁迅先生,说“比于特瑞萨(Teresa)修女式的行动家,鲁迅缺少对平民的博爱精神”。(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而这位仙女似的嬷嬷,其实是个口说病痛是人接近上帝的机会而禁止给病人使用止痛药,自己却接受全套现代医学治疗的妇人;是个不顾病人的宗教信仰,强行给所有临终病人行天主教洗礼的传教狂。(参见The
Missionary Position: Mother Teresa in Theory and
Practice)
鲁迅先生却是如此博爱,他甚至近乎自虐地苛责自己对青年的影响。他说过,有一道名菜醉虾,先用酒把虾渍醉,吃的时候再用醋把虾激醒,里面的虾越鲜活,食用者越有意味。而他自己的文章就是能够把这虾弄的更加鲜活的醋,那些读了他的文章头脑更加清醒的青年就是那些虾。很多青年(包括流亡中国的朝鲜、越南青年)读了他的文章后,忘我地投身革命的事业而牺牲,鲁迅先生都为此自责过。鲁迅始终反对将人作为历史进步的“燃料”,而他自己却如煤块,燃烧自己,照亮来人。
鲁迅先生思想中的一些部分,当时的人就没有读懂,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读懂。笔者觉得,读不懂不要硬读。如果这部分思想,切合时代的需要,我们自然能读懂;如果这部分思想太超前,或者不符合时代,那么也没必要读懂。鲁迅也是人,他也有只针对自己内心而不关乎社会的,他私密的思想。
第三、鲁迅先生是革命家
对此,网友“cnx007”有很好的论述,&在这里引用他的说法。
鲁迅在革命事业上,起初是沉默者,在开始写作《狂人日记》之前,虽然也有创作,但是都是以沉默者的自语来表达的。小说文集《呐喊》,确如题目,是鲁迅在革命事业上的“呐喊”期,后面有了“彷徨”期,后面就是“马前卒”,鲁迅自称为革命马前卒。其实,鲁迅还是对未来没有确切的目标,明确无误的是眼前的一切一定是不行的,是要打倒的。所以,鲁迅也明确的说过,自己其实做的更多的贡献是揭露当时社会的弊端和伤疤,让一些麻痹的人们痛醒,让人奋进。读鲁迅的文章可以让人的头脑清醒无比,鲁迅也知道这一点,这本是鲁迅的本意,而且做的非常好。
鲁迅不是调和者,不是骑墙者,是个让泾渭分明的好裁判,他让一些革命中的投机者露出马脚,让一些革命的伪装者现出原形,让骑墙者选择方向。他在革命中表现出无畏的精神——对任何敌手毫不妥协和屈服,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无论是本国政府还是国外势力;同时也有革命的技巧——知道保护自己生命的重要性,延长自己的生命就是延长斗争的时间;明白经济的收入和发表文章的方法的重要性,所以,在稿费上经常计较,笔名经常变化等等。鲁迅从呐喊者到马前卒,是个非常大的突破,鲁迅不甘心做一个醉虾里面的醋,他要自己做个大虾(侠)。所以,后来作为马前卒的文章,字字是刀枪;所以,有人称鲁迅为“刀笔吏”。鲁迅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文人,也被封为革命文学家的头衔,完全可以一生呐喊,而不受生命威胁;但鲁迅终于从一个革命的摇旗呐喊者,成为一个马前卒,从一个文人到一个革命者,里面包含了鲁迅先生的责任感和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用一个文人的方式去战斗,是鲁迅的方式,但力度和效果丝毫不亚于真刀真枪。
鲁迅先生是不朽的
回到前言中提的问题。鲁迅先生在历史长河中有怎样的地位?毛泽东主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在近代发挥了什么作用?毛泽东主席说:“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论鲁迅)可谓千载定评!
实际上,对鲁迅先生的态度,是一块试金石。凡是否定鲁迅的,大多也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这不是笔者在上纲上线。反对鲁迅者中的一些人对自己否定革命的态度直言不讳;有的可能说的要隐晦些,他们说自己反对“暴力”、反对偏执。
鲁迅先生和反鲁迅者是那么不同。鲁迅是千百年来,第一个用爱的眼光看向“群氓”大众的,虽然他无情地揭露大众愚昧、麻木的一面。鲁迅是为数极少的,弃绝精英阶层的精英。他是民国政府倚重的“海归”的一员,在教育部时做过相当于副司长(地级市副市长)的不小的官儿,但他放弃这一切,躲到租界去搞左翼文学。那些反鲁迅者,谁能做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鲁迅先生却是不朽的。
中国需要当代的鲁迅
我们今天继续用发自肺腑的语言赞扬、呼唤鲁迅,不是因为鲁迅需要我们宣传,而是因为我们需要鲁迅支撑。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告诉我们,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掀翻那张摆人肉宴的桌子”,制止延续到今天的,已凝固成价值观了的“吃人”习俗。何谓“吃人”?笔者理解就是恩格斯讲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而今天的中国,不还是这样一个为GDP消费着人的国家吗?只要“人肉的欢宴”还在继续,那么鲁迅的精神就会继续鼓舞着我们。
我们说,只要有虚伪,我们就还需要鲁迅;只要有专制,我们就还需要鲁迅;只要有奴才的育成,我们就还需要鲁迅;只要有不平等,我们就还需要鲁迅;只要有民族的危机,我们就还需要鲁迅。中国需要当代的鲁迅!
鲁迅先生已经千古,我们谁都唤不醒他。于是,再贡献一个鲁迅般人物的责任,就历史宿命地落在我们当代青年肩上。笔者愿与青年朋友们共勉!
鲁迅是周豫才公的笔名,鲁是他母亲鲁太夫人的姓氏。“迅”字的解释多种多样。侯外庐提出,根据《尔雅·释兽》“狼子绝有力者曰迅”,“迅”就是孔武有力的小狼崽。许广平首肯了此说。我也觉得,鲁迅先生用狼来自况勇武地撕扯着旧时代黑幕的自己。鲁迅先生以狼自况,笔者不才,希望能以“狗仔”自比,学鲁迅先生做人民的乏走狗,主人需要时,就吠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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