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人们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欣喜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痼疾借道应对危机重现，引发新的忧虑。这一问题再次被提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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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国务院部署遏制产能过剩措施
蔺常念：压缩产能对大型钢企影响不大
钮文新：民企国企博弈 地位不同利益不同
国务院推5项措施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证券机构：信贷资金或流入产能过剩行业
谢国忠：不要被经济复苏的假象蒙蔽
&&&&产能即为成本最低产量与长期均衡中的实际产量之差。[]
&&&&传统的产能过剩，一般针对“生产性产业”而言。[]
&&&&中国钢铁协会副秘书长戚向东对判定行业严重过剩给出了六项指标。[]
&&&&直接原因是前几年投资持续过快增长，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不利影响。[]
管理部门在抑制产能过剩中，必须真刀真枪地干。
六大产能过剩行业一览
产能过剩行业之：钢铁行业
产能过剩行业之：水泥行业
产能过剩行业之：平板玻璃行业
产能过剩行业之：煤化工行业
产能过剩行业之：多晶硅行业
：风电设备制造行业
产能过剩根源
&&&&解决产能过剩，有个最简单也是最愚蠢的办法，就是以结构重组的名义，把民营企业全部整合掉，如此一来，产能少了，大企业保住了，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事实恰恰相反，在一些行业，恰恰是诸侯经济、政府信用的支持导致了产能过剩的结果。
&&&&产能过剩在中国是个老问题。进入本世纪以来，抑制产能过剩一直是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内容。以产业扶持与产业调控为主要手段的产业政策干预。对企业家来说，政策干预可以预知，可以争取，有扭转乾坤之神效，比看市场眼色行事轻松愉快得多。
&&&&从市场经济基本逻辑来说，市场固然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但企业和市场也具有自由调节的空间和能力。行业产能如果过剩，商品销路自然有问题，企业自然不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死命生产，不劳政策来“压”。
实际上，包括4万亿投资在内的“救急”政策，恰恰是通货膨胀预期强烈、产能过剩加剧的原因。
国家统计局姚景源日前表示，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长期产能积累的结果，不是四万亿投资造成的。(
日前，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环。
产能过剩如何应对
&&&&“如果下一步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可能再次需要数量控制手段抑制投资，使治理产能过剩客观上成为应对宏观偏热失衡的单边紧缩工具。”卢锋担心，这样可能使产业政策“越俎代庖”承担宏观政策的职能。
&&&&产能过剩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单以行政手段自然无力根治盘根错节的产能过剩。因此，根本之计除了不断提升限产限批覆盖的广度和执行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重拾改革开放初期背水一战的勇气，直面事关经济社会全局更深层次的矛盾。
&&&&首先应明确的是，产能过剩本身并不是洪水猛兽，因为市场经济成熟发展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供过于求，只有产能超过需求才能够促使企业不断地努力提高，去主动满足社会需求。一定比例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其次，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也是一件好事情。
专题策划制作：吕强、王方涛&&周小川：债转股有降低过剩产能部门杠杆率目的
来源：华尔街见闻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首度提及债转股细节，称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债转股的目的也有降低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这一讲话与先前财新报道的“以国企为主”，且“并不支持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参与”有所区别。
　　中国央行网站本周五（4月15日）发布“周小川行长出席经合组织中小企业融资报告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其中华尔街日报对周小川提问道：中国的债转股是否包含中小企业，还是仅仅针对大企业和国有企业？周小川的回答如下：
　　这是一项新政策，有些内容细节还在讨论。
　　据我所知，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大型企业借贷比较多，杠杆率自然也比较高。而这些大企业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
　　另外，这个政策也跟产能过剩有关。如果存在过剩产能，企业就会亏损，导致资本受损，杠杆率就会上升。因此，降低存在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而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过度贷款，杠杆率不算高。
　　所谓“债转股”，是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是一种债务重组，也是处置不良资产的常用方式之一。债转股使得企业的债务减少，注册资本增加，原债权人不再对企业享有债权，而是成为企业的股东。在经济下行期，债转股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二是帮助企业去杠杆，减轻经营压力。
　　对于债转股企业的选择，财新本月援引多位接近决策层人士称，债转股对象聚焦为有潜在价值、出现暂时困难的企业，以国企为主。这类企业在银行账面上多反映为关注类贷款甚至正常类贷款，而非不良类贷款。因此，此轮债转股，并不支持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参与，同时财政不再兜底。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僵尸企业&的标准出台，因此银行自行判断，看企业是否暂停生产经营；负债率到什么程度，比如90%。”一位操刀过几起重要债转股方案的大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
　　这位大行人士认为，“债转股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企业有一定价值，或者有潜在价值，所遇到的是暂时性困难，哪怕是不良资产，也是暂时性的不良。”如果是“僵尸企业”，就算通过债转股把财务成本降下来了，产品没销路，企业依然活不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僵尸企业&也不会做债转股，退一步讲即使是饮鸩止渴，至少也要止渴。如果对&僵尸企业&进行债转股，会是双输的选择。”
　　《证券时报》介绍，市场人士对于债转股适用于哪类公司，给出了三种猜测：
　　1、满足债转股条件的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确不能是质地太差，产能落后严重、基本面极差的公司，这类公司直接破产清算核销往往是最优选择。另外，质地极差的公司会导致银行再次成为企业的资金供应商；
　　2、债转股适合那些产品竞争力在行业内资质尚可，但由于经济周期下行公司经营出现问题，然而能够判断出此类公司在经济周期向上时有能力恢复经营甚至表现尚好；
　　3、债转股在理论上更适合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会面临多种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债转股在未来政策调整中也将大概率从民企开始试验。
(责任编辑：蔡越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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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金融时报
　　周小川：产能过剩的产生及其化解（独家）
　　（此文为周小川行长在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分组讨论时的发言）
　　参加这一组讨论，听了大家关于产能过剩和转岗就业等方面的发言，很受启发。大家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非常值得研究。今天，我发个言，主要讲讲产能过剩的问题。
　　消化过剩产能，特别是在消化过剩产能中如何保护好职工的利益，如何解决好转岗、再就业等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和综合的问题。无论是从政协双周座谈会，还是国务院制定经济政策包括研究结构性改革情况看，都很重视这个问题。
　　我想和大家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剩产能是怎么产生的，今后能否减少再发生严重过剩产能的情况，从而减少调整的痛苦；二是在当前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有哪些政策性问题应该加以重视、研究解决好。就这两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关于产能过剩的形成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讲，由于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以及需求的变化，产能的利用率状况肯定是不断变化的。有些产能在投资时是很有用的，但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在技术上过时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过剩的了，需要消化。现在的职工也很难像以往那样学一门本事，就能干一辈子，中间可能需要转岗、再培训，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变化。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技术和社会的演变非常之快，从这个角度来说，过剩产能的出现并不奇怪。
　　但是，有些过剩产能是由于我们政策、体制上的原因和对市场规律把握得不好造成的。首先，产能过剩在很大程度上与价格扭曲有关。有些行业上项目时，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这很可能是因为价格有问题。价格有问题也可能是税收有问题间接造成的。不妨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纺织能力过剩，后来不得不通过砸锭子来处理产能过剩。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价格扭曲，使大家一度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非常高，有些资金就可以投资办厂。那个时候，大量涌现的乡镇企业集中在纺织行业。后来经济学专家的分析认为，造成纺织产能过剩的一个原因是关税政策存在扭曲，称为有效关税税率出了问题：化纤颗粒的关税非常低，而抽纱产品的关税过高。这样就人为导致国内成品价格偏高、生产的附加价值显得很高、利润空间非常大，造成一种可以盈利的假象，吸引了大量投资。随着我国贸易政策的改革、关税扭曲的消失，后来发现该行业根本就没有多大盈利空间。现在，这类扭曲也还是存在的。
　　第二个是环境成本。环境成本问题其实也是一种价格扭曲。理论上，如果有污染，首先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如果有碳排放的话，得要为碳排放承担代价，所谓碳配额的做法就是要求排放者先购买这个配额，把代价计入成本和价格加以吸收。如果没有吸收环境成本，价格就会失实，企业就会觉得这个行业的利润挺高，投资就会增加，产能相应增加，最终会产能过剩。以后对环境的要求一提高，对环境污染的罚款一增加，许多企业就会做不下来了，产能过剩就会暴露。
　　第三，还有一类产能过剩跟贸易政策有关系。有些产能在投资时就是瞄准出口市场的，比如光伏电源产业，对国内市场来说，这些产品的价格偏高，当时是接受不了的，所以主要是依赖出口。一旦国际贸易出现争端，欧洲、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因此，一方面在投资的时候，就要对国际市场有充分估计；另一方面在全球贸易政策上，要强调不能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不得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否则就会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带来不利影响。
　　此外，从金融工作来讲，过去有很多商业银行在贷款导向方面、行业方面研究薄弱，业务过于粗放。如果是国家鼓励的行业，银行就贷款，贷款出现问题也不是银行的错；如果是国家禁止的行业，比如“两高一资”行业，那就一概不能贷。“两高一资”其实覆盖面很大，中间有一些细分的行业竞争力还是较强的，但国家既然给这些行业“戴帽子”了，反正就不能贷款，也不能发债，不能上市融资。所以，有些金融工作还是比较粗的，不能够真正承担责任，抓住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随着经济周期发展，之前如对产能过剩行业支持较多，有些问题等到发现已为时偏晚。事后需要产能调整时，银行反而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自身也深受其苦。
　　当然，某些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也与需求方变化有关系。我国投资占GDP比重一度过大，需求比较多，导致对钢材、水泥需求量过大，当需求下降后，这些行业就会产能过剩。这种周期性波动，在其他许多国家也存在，但我国较突出。
　　总之，产能过剩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是个综合性很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通过研究，希望每过一个阶段，我们都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少犯重复性错误，也使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得更好。
　　二、关于过剩产能的化解
　　第一，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应对政策，我很受启发。金融界也非常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提出各种政策建议。首先，职工的基本福利保障特别是养老、医疗的保障体系的有效性非常重要。这涉及劳动就业的灵活性大小，涉及如果需要去产能，职工能否顺利解决转岗、再就业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养老金的改革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问题就发生在这个环节。养老体制改革如果搞得好，痛苦就会少。历史上，我们也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回想起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建立“三支柱”型的养老保障体系，即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商业性保险，但这么多年来，我们现收现付在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使得养老金交付比例过高。这个比例过高并不是说养老金使用得不合理，而是说现在的人还承担着过去中老职工的养老保障负担。
　　其次，我们养老金账户的可携带性还是不够的，即如果换工作需要换城市、换省份，携带养老金不够灵活方便。改革方向不是简单地搞大一统、全国统一标准，这样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类似地，还有医疗的问题。如果医疗能更多依靠医疗保险，同时不管岗位怎么换，都可携带，这将有助于解决再就业问题。刚才大家提到，在有些以资源型生产为主的城市，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从而涉及职工更换岗位时，如果养老、医疗保障能够顺利衔接，将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香港委员提到再就业培训。培训确实非常重要，通过培训能够寻找、适应新的就业岗位。如果一味地想延缓过剩产能的调整，是不现实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找准方向。同时，公共资源特别是财政要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转岗和新技能的再就业培训。就再就业培训大方向来讲，服务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最近几年，服务业的比重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3%，2015年已达到50.5%，4年时间提高了7个多百分点。这个趋势仍在持续，表明未来服务业方面有大量就业机会。服务业有各种不同行业，不是都属于简单劳动，有相当一部分需要高技能。一部分服务业在准入上仍存在“玻璃门”、“旋转门”以及行政审批等问题，存在发展和吸收就业上的限制。
　　第三，从社法委和法治的角度来说，我国破产法的执行以及破产程序中的重组效率比较低。一提到破产，有人就觉得是强制企业关门，但实际上，破产首先是对经营失败或市场变化后的一种保护，有利于资源再配置。另外，破产法程序也是一个比较规范和方便的重组过程，破产重组可以调整债权人和股权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的有效重组。破产程序可以对已有的债务加以处置，债权人委员会达成一致以后，如果觉得企业有重组、未来有生存的机会，矛盾就比较容易按程序调解。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通过破产处理的案子是我国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表明我们依靠法制的正式渠道在解决产能过剩和企业重组问题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第四，推进贸易政策改革，包括加强全球政策协调，非常重要。从全球分工来讲，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有比较优势的环节，一国的产能是可以过剩的，过剩可以出口，只要你有竞争力。当然，如果没有竞争力还产能过剩，就只能自我压缩了。有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在某些产业培养出竞争力，从而实现大量出口，同时本国短缺的商品就可以进口。所以，贸易政策的全球协调和我们自身的贸易政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不能简单化地以产能是否超出国内需求来衡量产能配置的合理性。
　　第五，刚才听张明森委员发言，说到国有企业在劳动用工、激励机制和吸收再就业方面还存在这么多僵硬的政策，有些出乎意料。我们知道过去的确存在很多僵硬制度，没想到改革这么多年了，国有企业还有这么多“老掉牙”的政策。确实要顺应市场变化，对过时的规定进行大幅度清理，就像国务院清理行政审批一样，这也应是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方案中的一部分。
　　第六，从金融行业角度来讲，去产能和去杠杆是相互联系的。我国的杠杆率偏高，社会总债务率偏高，其中相当大部分表现在工业企业债务融资偏高，即工业企业股本偏少、贷款和债券融资偏多。杠杆偏高，就会造成调整难，因为债权、债务人之间协调难度更大。因此，如果能够更好地发展直接融资、降低债务杠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使未来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变得更容易一些。
　　今天，我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的机会，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互相交流。总之，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过剩产能调整以及调整过程中职工利益和再就业的问题，很值得研究。希望将来与委员们继续交流，并期待大家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责任编辑：董丽玲 UF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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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谈债转股：有降低过剩产能部门杠杆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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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周小川行长在美盛顿出席了经合组织(OECD)《关于中小企业和企业家融资状况的报告&&OECD打分板》新闻发布会。关于当前中国杠杆率的问题，周小川表示，中国公司部门总体杠杆率比较高，但如果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源相对较难，所以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传统企业仍然处在改革和转型阶段，需要降低杠杆率。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逐步改善这种现象。周小川表示，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大型企业借贷比较多，杠杆率自然也比较高。而这些大企业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另外，这个政策也跟产能过剩有关。如果存在过剩产能，企业就会亏损，导致资本受损，杠杆率就会上升。因此，降低存在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而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过度贷款，杠杆率不算高。 以下为发言实录： 周小川行长的致辞： 很荣幸受邀参加OECD中小企业融资报告的新闻发布会，感谢古里亚秘书长的盛情邀请。我得知该报告已是第五版，是一份非常重要且有用的报告，祝贺OECD。 自2010年以来，中小企业融资一直都是G20的重要议题之一。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有利于实现G20&强劲、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目标。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涉及G20下投资、普惠、就业、税收、创新和发展等许多议题。中小企业融资是G20投资和基础设施工作组（IIWG）的重点议题之一。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也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并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工作小组，研究如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 OECD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研究成果颇丰。G20领导人欢迎《G20/OECD中小企业融资高级原则》。该文件还被列为G20峰会的议定文件，是G20成员国需落实的原则。我们收到了OECD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多份报告。今天发布的这份报告进行了具体国别分析，提出了宝贵的政策建议。这份报告不仅可以丰富G20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讨论，还可为G20成员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中国在接任G20主席国后高度重视中小企业融资。OECD的文件、打分板、手册和其他材料具有启发作用，我们从中看到了许多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内容。除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市场准入便利政策之外，今天我想谈谈如何在G20框架下的各项工作中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在投资议题下，我们关注中小企业融资工具的多元化，希望能推动G20出台这方面的指南性文件。在普惠金融议题下，我们要求GPFI拿出具体计划，以落实去年G20领导人在安塔利亚通过的《G20中小企业融资联合行动计划》。 尽管如此，中小企业融资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正如今天这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小企业融资往往依赖传统银行贷款，但一些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开始减少，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现在我们可致力于发展传统融资工具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这份报告中的打分板是一个有用工具，可为G20监测金融改革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提供帮助。我们愿与OECD合作探讨如何最好地使用打分板。 下面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人民银行在促进中国国内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一些做法，我们的许多做法与该报告的结论一致，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措施。 一是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针对中小企业贷款占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实行定向降准。 二是加强信贷政策指导，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尤其是社区银行优化业务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投放。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在设法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或担保。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推动银金融机构扩大知识产权、股权、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业务规模。传统上，只有房地产可用于质押，因此我们扩大了质押范围。同时积极发展供应链融资和创业担保贷款。 四是扩宽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推出供应链票据和定向可转换票据等适合中小企业使用的融资工具。 五是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信用评级和应用机制。 六是推动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小企业是当前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需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虽然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足够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基层的社区银行。其次，虽然已在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但仍需努力建立高水平的信用评级体系。第三，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财富尚未充分积累，缺乏足够的有效抵押品，应鼓励新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方式进行融资，众筹等互联网金融股权融资形式取得发展，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我们采取的不少措施均与OECD报告的建议一致。下一步，我们会与G20成员国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推动G20以及国际社会更密切地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让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再次祝贺OECD发布该报告。 记者问答： 华尔街日报：中国的债转股是否包含中小企业，还是仅仅针对大企业和国有企业？ 周小川行长：这是一项新政策，有些内容细节还在讨论。据我所知，债转股主要是针对杠杆率比较高的公司，并不是针对特定规模或产权结构的某一类企业。大型企业借贷比较多，杠杆率自然也比较高。而这些大企业既有上市公司，也有未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这个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杠杆率。另外，这个政策也跟产能过剩有关。如果存在过剩产能，企业就会亏损，导致资本受损，杠杆率就会上升。因此，降低存在过剩产能部门的杠杆率，也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而中小企业因为没有过度贷款，杠杆率不算高。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研究史的时候我读过一本关于上海银号的书。当前，中国一方面需要大量中小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又在打击地下钱庄。而在过去几千年，中国非常依赖这种本地化的小型钱庄或银号，来运作中国的金融体系。有没有可能通过法律或管理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让地下银行或钱庄的金融服务合法化？ OECD秘书长古里亚：很长时间以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通过钱庄融资是非常传统的做法。问题是在中国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注册，但不能随意创立新的银行机构。从资产负债表来看，银行的债务是老百姓的存款，如不能很好地进行金融监管，老百姓将遭受损失。现在的融资方式可谓形式多样，包括小额贷款、批发融资，所有这些都要求金融体系足够稳健、监管有效、金融机构资本充足。有些金融机构虽然很小，但也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如果局势失去控制，最终很有可能对经济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虽然我不否认传统和文化，但不能以规模经济或其他名义继续发展地下钱庄，不应该让更多不受监管的机构出现。 周小川行长：我想再补充一点。一个世纪以前，交通很不发达，电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当时信贷生意主要服务于本地客户，借款人的商品和服务也主要用于当地。这和当前的情况有很大差异，现在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互联网从全国融资，其支付也遍及全国，甚至还会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因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涉及范围比以前要宽泛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一个小型金融机构也可能引发大问题，因为它会导致金融风险在机构之间的链式传导。所以，我们当前更需要小型社区金融机构，而且应当将其置于严格有效的监管之下，包括建立资本充足要求和信息披露等监管规则。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强调中国的务累积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用加杠杆的方式来促进短期的增长，这将影响甚至牺牲长期的发展。在这方面，您希望对我和外界传递什么信息? 周小川行长：中国公司部门总体杠杆率比较高，但如果进一步细分，我们可以发现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资源相对较难，所以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而传统企业仍然处在改革和转型阶段，需要降低杠杆率。这里我想讲三点:一是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所有的大型企业都是国有的，但并不是说这些企业都是由财政提供的资本金，而是向银行体系大量借贷。80-90年代的时候，这些企业虽然进行了公司化改革，但一般只有很少的资本金，如5-10%左右，其他的资金都来自于银行贷款，因此杠杆率比较高。这种现象在转轨经济体中比较常见，比如中东欧和中亚的企业。二是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储蓄率将近50%，去年是46%，虽然我们在大力鼓励消费，但这种变化是渐进式的。从整个国家的情况看，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面有很多的存款，与之相对应，必然有很多的贷款。如果我们将储蓄率达到46%的中国与一个储蓄率为23%的国家相比较，杠杆率可能相差一倍。第三是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在中国，证券市场是在大约25年前建立的，发展时间比较短，还不成熟。储蓄只有一小部分进入股市，还有一小部分进入了保险业，但大部分还留在传统的银行业。以上三方面是导致中国企业部门高杠杆的深层次原因。高杠杆同时意味着高风险，贷款发得多，不良贷款可能也相对较多，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因此我们希望通过改革和发展，逐步改善这种现象。 BBC中文记者：根据您对近期中国经济形势的评估，您是否认为还有进一步贬值的空间？ 周小川行长：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是探讨中小企业融资，明天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会议上，我们会提供中方书面声明，会回答你的问题。 OECD秘书长古里亚：我想告诉你的是，货币出现贬值和升值是完全正常的，这是经济学的逻辑所在。现在加入了SDR货币篮子并正在迈向可兑换，利率也具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这都将使得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像世界上的其他货币。比如说，会升值和贬值，和也会升值和贬值，有什么理由认为人民币就不能升值和贬值呢？你当前所看到的都是一种将成为常态化的现象。随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经济，并大规模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中枢，人民币也成为了全球金融架构的一部分。同时，人民币产品越来越多，相应的产品价格也越来越重要。汇率是什么？是一种价格。利率是什么？也是一种价格。价格取决于经济形势，而且它们上下波动不仅受到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还要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形势的影响。正如世界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一样，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也会影响到中国进口和出口，进而也会影响到人民币汇率。你不应当简单地去关注这些眼前的问题，你真正应当关注的是生产率、创新、监管框架、国企治理和金融部门等更加深层次的因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周小川行长：我完全同意古里亚先生所说的。凤凰财知道（微信号：icaizhidao）中国最权威的财经评论，每天都有热点财经新闻的犀辣点评！ 小报告（微信号：ifengxbg）是凤凰财经重磅打造的宏观经济分析解读栏目，最前瞻、最权威的分析助你把握投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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