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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农村考上公务员,家乡有地,现在土地确权我的那份能确权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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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弟弟上大学户口从农村迁出了,但妈妈户口还在农村,这回土地确权能收回我们的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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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城市户口的持有人,因为向往田园生活而选择在乡村买房自住,或者是在乡村买房,其实这是不合法。且听小编细细道来。
城市户口能买农村房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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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信息举报邮箱:我一家是农村户口20年前离开农村在县城谋生,把土地退给了集体。10几年前村里分地没有通知我我多次向村里要地他们以村里没有机动地为由到现在没有给我地我现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孩子上学已是负担我想要回我的土…--在线法律咨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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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思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_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__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药理学讨论课题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理学系 2011. 2 第一篇 药理学总论 第1章 绪论 【目的要求】 1.熟悉药理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 2.了解药物和药物发展史,药理研究在新药开发和研究中的作用和新药研究的大体 过程。 【讨论题】…15秋福师《大学语文(二)》在线作业一满分答案 一、多选题(共 10 道试题,共 20 分。) 1. 下列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描述正确的是() A. 这是一首豪放词 B. 这是一首中秋词 C. 词中蕴涵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D. 极富浪漫主义色… 泵用机械密封的安装技术 【摘要】正确使用机械密封的安装技术,能够大幅减小离心泵因泄漏而停泵检修的频率,保障了生产装置的长周期平稳运行。 【关键词】离心泵 机械密封 动环 静环 辅助密封 泄漏 离心泵是石化行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液体输送机械,而机械…
2011.6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从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是不同质的,未来需要积极推进城镇化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在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需要研究几个重大问题,即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深入推进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扩大就业为目标,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以农业为侧重点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城乡两个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出路;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契机,调整城镇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优化城镇区域布局;深化体制机制创新,逐步消化城镇化成本,增强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关键词: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
制度创新一、引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过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为主的发展道路,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迈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实现了职业转换。在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农民家庭迁移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劳动力流动模式的“贡献”在于把工业化的成本向农业农村转嫁,短时期内迅速做大经济总量,但与此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脱节,并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推进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进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十多年,中国主要通过工业化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来则应主要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问题,并以此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创造条件。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剖析农村劳动力市民化滞后的原因,第四部分探讨以城镇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第五部分深入探讨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个重大问题及政策思路,第六部分是结语。 *本文是农业部2010年度重大调研课题“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调研报告。课题主持人:张红宇;课题组成员:赵长保、江文胜、张海阳、李娜、李伟毅、李冠佑、杨洁梅、张红奎、张恒春。- 4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二、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中国统计年鉴2010》①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比1978年提高了28.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亿增至6.2亿,净增4.5亿人。目前,城镇人口统计中包括大量农业户籍人口,他们在城镇居住和就业,却难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因此,有必要估算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规模、在城镇落户的数量,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水平。(一)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根据中国城镇人口的定义和农村人口转移方式,现有城镇人口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原籍城镇人口,包括祖籍在城镇的人口和农村居民落户城镇后生育的子女;二是在城镇化过程中由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②的人口;三是在本乡镇以外的城镇务工生活的农业户籍人口;四是在户籍所在镇镇区工作和生活的农业户籍人口。除第一类外,其他三类均可认为是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1.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累计为3.9亿左右。目前,统计部门并未公布由农村转移至城镇的人口数量,只能进行估算。方法是先估算从1978年开始,在没有农村人口转移的情况下,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达到的数量;用当前城镇人口数量减去这一类城镇人口的数量,得到由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而增加的城镇人口数量;再减去其间农村人口落户城镇后生育子女的数量,就是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1978年,城镇户籍人口为1.7亿人③,以此为基数,乘以历年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④,可算出到2009年末,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数量约为2.1亿人。按2009年城镇人口6.2亿计算,城镇人口增加规模约为4.1亿。考虑到农村人口落户城镇后生育子女的数量约2000万人(测算方法见后文脚注),那么,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应在3.9亿左右。2.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累计约为1.7亿。城镇户籍人口中除原籍城镇人口外,其余均是由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⑤显示,2008年末,中国非农业人口数量为3.8亿。考虑到《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中统计的人口总量为12亿多,约覆盖全国人口总量的92%,例如,行署地区的城镇户籍人口未被统计在内,若把行署地区的城镇户籍人口考虑在内⑥,再加上行署地区城镇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和每年农转非人口数量,估算2009年末全国城镇户籍人口数量应该在4亿左右。由于1978年至2009年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大约为2.1亿人,因此,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及生育子女带来的城镇户籍人口累计增量为1.9亿人。在此基础上,经过①②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在中国,户口性质一般分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地方的快速发展,进城人口大量增加,由于国家“农转非”指标有限,部分地方还出现了地方城镇户口或蓝印户口等具有过渡性质的户口类型。新世纪以来,有的地区改革户籍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称居民户口,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以城镇落户准入条件来取代进城落户指标。本文所称的城镇户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非农业户籍,城镇户籍人口指常住在城镇的、户口性质为完全意义上的非农业户口、享有城镇居民各项同等权利的人口。本文将那些数量很少的常住在农村的非农业户籍人口忽略不计。③1978年城镇户籍人口数据以当年城镇人口数量代替。④因城镇户籍人口增长率这一指标无法从现有统计资料中查到,只能以其他指标替代。年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市镇人口自然增长率来替代;年城镇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来替代。⑤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⑥中国城市地区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为31.3%,考虑到行署地区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低于城市地区,假定该比重仅为10%,则行署地区非农业人口的总量约为1000万人。- 5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大致推算,截至2009年末,中国由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总量约为1.7亿①。3.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数量约为2.2亿。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减去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农村人口数量,即为转移到城镇但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人口数量。根据前文计算,2009年末,中国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数量约为2.2亿。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这2.2亿农村人口中既包括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属,也包括部分本地务工农民工及其家属。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②,2009年末,农村外出劳动力为1.45亿人,他们绝大多数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其中,举家外出者2966万人,按照中国人口与劳动力的比例推算,这部分农民工的家属有大约2000万人,加上所有外出农民工的随迁子女约1500万人,再去除重复计算部分,外出农民工所对应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约为1.7亿(1.45亿+2000万+1500万-几百万以上重复计算的举家外出农民工的随迁子女③)。2.2亿已转移但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人口中,扣除外出农民工所对应的1.7亿,剩下的约5000万可认为是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本地务工农民工及其家属,按照劳动力与总人口的比例推算,其中约3000万是农民工,约2000万是其家属。总体计算,未获得城镇户籍的2.2亿已转移农村人口,其基本构成情况是:1.45亿外出农民工+约2500万外出农民工家属+约3000万本地农民工+约2000万本地农民工家属。4.未获城镇户籍但已在城镇定居的农村转移人口约为1亿。由前文估计结果可以看出,2009年末,已在城镇定居但未获城镇户籍的外出农民工(2966万)和本地农民工数量(约3000万)之和接近6000万,加上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老人和子女,在城镇定居但未获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在1亿人左右,约占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2.2亿)的46%。这部分农村人口已基本离开农村,其生活方式也与所定居城镇户籍人口相差无几,他们是最需要获得城镇户籍并且也是这个愿望最强烈的群体。由此可见,6.2亿城镇人口中既包含2.1亿老市民和1.9亿新市民,还包括1亿最有可能成为城镇户籍人口的已在城镇定居的农村转移人口,甚至还包括1.2亿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村转移人口。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同质的,6.2亿统计城镇人口由特征迥异的群体组成,在关注整体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更应关注其内部结构特征。如果以城镇户籍人口作为真实城镇化水平的基础,把包含已定居城镇但未获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作为应当实现而未完全实现的城镇化水平的基础,则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真实城镇化率约为30.3%,应当实现假定年31年间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并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是固定的L,由于每年转移的人口在以后各年中还会相应地自然增长,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情形只有一种,要么是在年初一次性转移,要么是在年末一次性转移。设fi是年每年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i=1,2,……,31。在年初一次性转移的情形下,1979年末的转移人口及其自然增长人口之和为L(1+f1),1980年末的转移人口及其自然增长人口之和为L(2+2f2+f1+f1f2),由于fi数值极小,例如f1=0.0086,f2=0.00869,因此,二者的乘积几乎为零,可忽略不计,这样,1980年末的相应数值为L(2+2f2+f1)。依此类推,2009年末的相应数值为L L(31+31f31+30f30+……+2f2+f1)=33.82513。用同样的办法推算,在年末一次性转移的情形下,2009年末的相应数值为L (31+30f31+29f30+……+2f3+f2)=33.60863。因此,大致得出实际转移及自然增长的人口总量为L×33.6或33.8=1.9亿,则L=561万~565万。那么,实际转移人口的数量31L=1.74亿~1.75亿。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转移数量不可能每年都相同,基本判断是前少后多,因此,L存在高估的可能,但高估的比例难以推算,不妨假定实际转移人口的总数为1.7亿。这样,农业户籍人口转为城镇户籍后所生子女数量大致为:1.9亿-1.7亿=2000万。 ②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www.),日。 ③外出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根据以下材料估计:教育部调研组(2006)估计,全国农业户口流动儿童1500万;王宗萍等(2010)估计,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为1314万。考虑到近几年农民工外出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本文认为,将1500万作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数量的估计值还是比较可信的。对于2966万举家外出的农民工来说,按每户2~3个劳动力计算,共有大约1000万~1500万户,估计这些家庭有几百万乃至1000万随迁子女。 ①- 6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而尚未完全实现的城镇化率约为37.9%。(二)未来一个时期农村人口城镇化趋势预测1.2020年农村转移至城镇的人口总量。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人口总量呈继续增长趋势,但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对人口峰值及其到来时间的看法并不一致。综合考虑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专家的研究成果,本文分别把14.7亿、14.4亿和14.1亿作为2020年中国人口预测的高位数、中位数和低位数;同时,鉴于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趋势,分别把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和0.8个百分点作为未来10年城镇化速度的高位预测值、中间预测值和低位预测值。基于以上假设,以上小节估计的相关数据为基数,可对2020年中国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情况做出高、中、低三种预测(结果见表1)。如果取中位数作为预测结果,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4亿左右,城镇化率为57.2%,城镇人口达8.24亿,比2009年增加2.04亿。其中,城镇户籍人口的自我增长部分约0.22亿,还将新增农村转移人口1.82亿。表1
2020年中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景预测 高位预测中位预测低位预测 人口规模 (亿)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规模 (亿) 城镇户籍人口增长a (亿) 0.28 0.22 0.13 新增转移农村 人口(亿) 2.31 1.82 1.51 14.7 59.8 8.79 14.4 57.2 8.24 14.1 55.6 7.84注:a假定城镇户籍人口增长率比总体人口增长率水平低2个千分点。2.2020年取得城镇户籍的农业人口总量。与城镇化速度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相比,农村转移人口中能够取得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受政策因素影响更大。根据前文计算,截至2009年末,由农村转移至城镇的3.9亿人中,取得城镇户籍的有1.7亿人,占农村转移人口的比例为43.59%。照此推算,未来10年内1.82亿新增农村转移人口中将有约8000万人可转为城镇户籍人口。考虑到落户城镇的条件将逐步放宽,目前已经在城镇定居的约1亿农村转移人口最有可能取得城镇户籍。本文假定其中有50%能够获得城镇户籍,那么,相对应的人口规模为5000万。因此,届时新取得城镇户籍的农业人口数量将达到约1.3亿,累计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将达3亿人,而未取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将达到2.7亿人,比2009年新增5000万人。实际上,由于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不确定性,2020年到底有多少农村转移人口能够实现市民化,尚存在多种可能性。三、城镇化滞后:从农村劳动力转移角度的原因分析工业化仅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而非农村人口迁移,城镇化长期滞后,这是在中国特殊的发展战略下形成的,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还有深刻的制度性、社会性原因。1.农村劳动力“候鸟”型转移模式是降低工业化成本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工业化水平快速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格局随之不断变化。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采取“离土不离乡”模式。此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三资”企业和外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农村劳动力开始了“离土又离乡”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就业,在较长时期内保证了低价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一是工资低。2009年,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仅分别相当于- 7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城镇同行业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59.6%、80.7%和60.8%①。二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大量欠账。2009年,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7.6%、21.8%、12.2%、3.9%和2.3%②。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低,大部分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基数、参保费率、兑付水平等都与城镇职工的保障水平有一定差距。低保障和无保障意味着把本该由工业部门和城镇承担的农民工保障成本向外转嫁,这也是推进低成本工业化的重要内容。2.高成本城镇化抑制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空间。所谓高成本城镇化,是指中国在过去率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且它们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目前这类城市化的成本越来越高,当地政府为吸纳外来人口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投入巨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实地调研,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在高成本抑制农民市民化的同时,由于低成本征地制度的刺激,农村耕地被大量征收,而农民并未从土地上获得应有的可用于进城定居的资本。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人口的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2.5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万人,下降了60%④。3.对农民工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减缓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由于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力或不愿支付农民市民化成本,而人为地维护并强化了城乡二元制度,农民和市民在居住、就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流动虽然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但不平等的二元制度安排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就业制度方面,城乡劳动力同工不同酬问题依旧突出。住房制度方面,农民工依然游离在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之外,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权利,2009年,仅有0.8%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⑤。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还不完善,不仅在城镇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很难参加社会保险,而且那些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也有较大难度。教育制度方面,城镇教育资源有的与户籍制度挂钩,不对农民工子女开放;而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教育资源往往收费较高,客观上将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4.社会排斥加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在很多方面会与城市原住居民产生竞争关系,城镇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通过各种形式施加压力,反对给予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工很容易被边缘化。此外,由于生活习惯、文化差异、利益冲突等方面的原因,城市原住居民还对农民工存在多方面排斥,导致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政治排斥方面,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经常被排斥在政治参与活动之外,处于政治体制的边缘,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居住模式方面,农民工主要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城乡结合部的乡村和在乡村的自建聚居区,与城市原住居民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导致老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隔离。社会支持方面,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仍然没有突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网络边界,社会支持网络缺乏,推动农民工与城市原住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难度很大。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事关整个工业化、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大局,因此,有必要探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调整可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①②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相关数据计算。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④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⑤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8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四、农民工市民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当前,促进农村人口市民化、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调整经济增长格局、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扩大消费。农村劳动力的“候鸟型”转移模式使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不少人除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基本没有其他消费,消费模式单一,消费水平低下。2007年,农民工平均消费倾向仅为35.91%,比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40多个百分点;农民工恩格尔系数平均达56.7%,大部分收入被用作食品消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如果农民工能在城镇定居落户,解除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那么,他们不仅更有消费意愿,而且消费模式也会逐渐向城镇居民靠拢,文化娱乐、交通通讯、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将逐渐增加。因此,城镇化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内需增长最强劲的动力。2.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拉动投资。城镇化有助于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拉动投资规模持续健康增长。从非生产性投资看,农民工进城落户后,将在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衍生出大量公共服务需求,带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同时,对城镇住房尤其廉租房的需求将显著增加。非生产性投资作用于社会事业,不仅可减少盲目上大项目造成的投资重复和浪费,而且有利于培育数量稳定、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为工业化的长远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从生产性投资看,城镇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产业将逐渐向中小城市扩散和转移,带动中小城市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企业新建和扩建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也将大幅增加。这类投资有利于减轻大城市的承载压力,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3.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社会生产力不断由农村向城镇聚集,带动城镇社会分工不断深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这将吸引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很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减少部门之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从而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收入差距。目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民工不能与城镇职工平等享受劳动权益保护和公共服务,其工资增长和地位提升还面临制度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真正的城镇化,使农民工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待遇、劳动权益,并且有机会通过教育、培训、升迁等途径向社会上层流动,依靠职业、社会地位的改变带动收入增长。4.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倒逼产业升级转型。长期以来,由于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沿海地区形成了对出口加工产业的路径依赖,缺乏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将适度提升劳动力成本,有助于打破这种发展惰性。一方面,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快速发展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逐渐改变劳动力买方市场格局,形成劳动力供求均衡甚至卖方市场格局,推动劳动力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后,企业将承担部分城镇化成本。以社会保障为例,农民工落户城镇后,养老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将由12%上升到20%,企业的社保支出将大大增加。用工成本提高必然迫使企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向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和生产环节转移。5.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农村劳动力不完全转移将使农业处于兼业化经营状态,对农业生产会产生消极影响。在中国部分地区,随着农户非农活动增多,农地利用呈现粗放经营的趋势,耕地利用水平不断降低。因此,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并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耕地资源就可以向专业农户集中,从而改变农地经营细碎化的状况,提高农业的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农民向城镇集中还能避免村庄过度膨胀,有助于集约利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9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6.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社会二元结构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身份认同、发展取向、职业选择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从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从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顺应这种新形势,只有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才能促进城市社会融合,避免在城市造成新的社会断裂。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突破4000美元,按照世界各国发展规律,此时正处于矛盾集中爆发期,如果经济不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社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处理,中国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不断衰减,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要求日益紧迫,应当把城镇化作为未来几十年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予以积极推进。五、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重大问题与政策思路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从全局出发,研究和探讨一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问题,并明确相关的政策思路。(一)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扩张和人口转移的关系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纵观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展经济和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的作用总体一致但重点不同。工业化致力于创造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劳动力并增加其收入;城镇化致力于扩大总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这个过程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阶段性。中国在2005年前后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加速阶段。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迅速,近年来已经达到1.5亿人左右。二是特殊性。中国在三十多年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迁居尤其是户口迁移是比较少的,“候鸟式”迁移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特殊方式。三是区域性。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已经处于城镇化的较高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镇化率低,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城镇化层次较低,城镇竞争力不强,由此导致农村劳动力常年大规模跨区域流动。上述三个特点是中国特殊国情、特定历史条件和世界经济一般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情和历史条件看,低成本工业化是中国最现实的选择,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初期,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中国必须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优势实现经济增长,而城乡二元结构保证了大量廉价农村劳动力的长期供给。农村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劳动力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蔡昉等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23%①。据推算,2008年末,中国还有90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的空间仍然很大,这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看,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但二者都有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在人口转移和就业扩张方面的效果不同。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不发达、资本欠缺、技术落后,劳动力大量投入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增加就业、扩大经济规模成为重要目标。这时,城市由于产业不发达,人口吸纳能力不强。工①数据转引自张永丽、黄祖辉(2008)。- 10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业化中期以后,随着技术革命快速推进,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机器对人力的替代日益明显,工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下降;而随着经济系统的日趋完善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达,就业将更多地由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来创造,这时,城镇化在吸纳人口和增加就业方面将发挥主渠道作用。因此,如果说过去中国依靠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解决了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效率问题,那么,今后则要通过推进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公平问题。结合中国实际,从扩大就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角度看,现阶段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促进重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将产业发展重心由“微笑曲线”底端向两端扩展,即由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扩展,实现服务业与加工制造业的融合。一方面,要结合产业转移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两个领域充分挖掘人口红利;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将产业由加工制造环节更多地向设计、采购、运输、营销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环节扩展,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以工业化为基础促进城镇特别是中小城市更快发展,充分发挥城镇的产业集聚功能,实现城镇人口密度的迅速提升。有专家测算,服务业的就业弹性很高,接近0.75,即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可以新增700万个就业岗位;1万元投入,在服务业上可以提供7~8个就业岗位,而在第一产业上只能提供1个就业岗位,在第二产业上可提供1.7个就业岗位(黄亚生,2010)。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可逆性越来越差和工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必须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和各种服务业,增强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当然,由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很大,不同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未必相同。因此,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制度政策也要体现出区域特点和差异性。(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问题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结果,城镇化必须以坚实的产业作支撑,必须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在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产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和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农业、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紧迫。但难以回避的客观实际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农业发展滞后既是由农业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市场化的规律决定的,也是过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结果。一是相对于工业,农业有技术进步相对缓慢、生产周期较长、受自然规律制约较大、风险突出、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不高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不强,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动能不足。二是在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会自发地向生产率更高、回报更高的部门和产业流动,农业往往成为一个要素净流出部门。这两大因素决定了农业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的“小部门化”,即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就业比重也同步下降。三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扭曲农产品价格等方式让农业为工业化积累资金,资源更多地流向工业和城市,加剧了部门发展失衡的结果,弱化了农业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四是在“唯GDP论”的政绩体制下,政府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扶持农业发展。国家近些年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但还远远不够。据专家测算,目前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总量约相当于农业增加值的15%,而发达国家一般为30%~50%,美国和欧盟分别为50%和60%,日本更是高达70%以上;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在20%以上(郭建军,2010)。新时期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还要继续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只不过侧重点要变成农业,以更快地推进农业现代化,从城市和农村两个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出路。- 11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存在资源要素上的竞争关系和发展过程上的相互制约关系,但只要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合理,三者完全可以协调发展、同步推进。在总体思路上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同步推进”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都有比较明确的含义和指标,而对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衡量则需要一系列指标的综合,相对要复杂得多。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同步推进”这一宏观理念具体化。二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辐射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工业化主要通过需求拉动和装备强化两个方面带动农业发展,城镇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市场需求和城乡产业分工带动农业农村发展。在此过程中,除了要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城镇投融资体制,关键还要完善现代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布局,提高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三是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以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既要建立城乡要素发挥优势的市场竞争制度环境,尽可能取消对要素流动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行政或人为干预,也要改善政府对城乡要素交换的宏观调控,强化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四是有序推进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加强新型农民培养。既要满足工业化和城镇化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又要满足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切实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妥善处理劳动力转移和新型农民培养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过度转移而产生的农村过疏化问题,即农村人口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农村经济陷于凋敝。(三)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发展布局问题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比重有所增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外出农民工就业地点以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为主的总体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62.5%,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63.3%。这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发展的区域差距问题。东部地区城市规模更大、竞争能力更强、发展水平更高,对人口和劳动力的吸引力更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数据计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有287个,其中,东部共有77个,占27%。从不同规模城市的区域分布看,4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型城市东部有8个,占57%;100万~4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东部有44个,占40%;50万~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东部有25个,占23%。未来一个时期,与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相适应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城市布局和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的形成是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国采取了“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在外向型战略的影响下,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1978年为-5.4%,此后总体呈上升态势,1990年甚至高达50.4%。加入WTO后由于中国加工贸易快速增长,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年基本稳定在9%~23%之间①。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东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下,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三大城市群,高速城镇化创造了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2006年,三大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占全国的15.16%,GDP占全国的40.32%(原新、唐晓平,2008)。现在,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12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转移,城镇化模式也会随之调整。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出发,从城镇化的实际成本考虑,中国城镇化应实行多元化模式,即适度发展大城市,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重要突破口加快发展,引导不同类型的农民工到不同类型的城市(镇)安家落户,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方面,可考虑以中小城市为发展重点,将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将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将有实力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逐步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区域性都市经济圈,形成区域之间城市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在城镇的区域布局上,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为实现城镇化战略的成功转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要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转变。城镇化要以人为本,增强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依托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发展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二是城镇化要以市场为导向。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根据市场供求以价格为杠杆自由流动,走人口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的城市化道路。三是改变以特大城市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在项目安排、资源供给、用地指标、公共投入等方面实行向中小城市和县城镇倾斜的政策。四是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要逐步改变政府投资驱动和大项目推动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与其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国家则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四)城镇化的成本与公共服务问题城镇化的成本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既与城镇的区位和规模有关,也与城镇化的内容有关,还与成本的承担主体有关。要使上亿农民工进城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必须首先解决城镇化的成本问题。从政府的角度看,快速城镇化将大幅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政府的供给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随着农民工逐渐融入城市,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呈快速增长态势,投入成本也相应增加。一方面,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要求城市基础设施扩容。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目前的规划初步测算,到2020年,对城市交通运输、给排水、环境保护和防灾安全等工程型基础设施的投资总额最低约为16万亿元;如果从2010年开始每年按照GDP总量4%的比例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到2020年,累计投资规模将超过24万亿元①。另一方面,农民工市民化增加了安居住房建设、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支出。据重庆市测算,为了在两年内实现300多万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政府在转户农民养老保险补助、吸纳就业企业社保缴费补差以及公租房、学校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投入316亿元,每年所需财政投入接近全市地方财政收入的1/10②。从农民角度看,农民进城要支付相应个人成本,支付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其进城抉择。进城与否是农民自愿做出经济决策,选择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生活费用增加、社区认同等显性和隐性成本,也要考虑可能放弃农村土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等直接和间接损失。特别是随着农村各项资源要素的价值日益显现,农民不愿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迁回农村的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城镇化面临的成本制约,从表面上看是财力不足限制了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高,但深层次原因应归结于财税体制、城市管理体制、土地制度和城乡二元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城市政府不愿意放开户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政府财权与公共服务事权不对称,缺乏稳定的能随人口增加而增长的财政资金筹集渠道。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1993年的22%提高到2010年的51.2%,加上省以下财权中心上移,事权中心下移,导致地方特别是市县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得不到有效保障,催生了“土地财政”。城市管理农村的行政体制使得城市政府可以迅速地通过行政管辖权低价征收农村土地,形成“以地生财”模式来获取①②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年)。 数据来源:《重庆农民进城成本每人6.7万》,新浪网新闻频道(.cn),日。- 13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城市发展资金。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测算,2009年,用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土地出让金约为3341亿元,占当年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全部资金来源的48%,占当年土地出让金的23.5%①。在这种城市建设模式下,政府既获得了土地出让收益,更源源不断地获得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土地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财富之源。由于在土地征收和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缺乏适当的制度安排,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的巨大收益中农民所得甚少,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又进一步固化了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使得相关领域的改革长期滞后。城镇化背景下公共服务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区域性和过渡性特征,这源自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的差异,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逐步消化城镇化成本,大力提升城镇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一是加快推进财税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要在界定公共服务范围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改变各地政府只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务的倾向。至于资金来源可以考虑三个渠道:第一,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根据各城市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定向补助,主要用于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的比重,为地方政府开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稳定可靠的财源。第三,推动城镇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探索政府直接供给、社会资本参与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二是改革依靠“土地财政”开展城镇建设的模式。在推进农地征收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步引入土地增值税,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还原土地的真实价格,城市和工业用地以市场价格和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场机制的硬约束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获得能够稳定增长的税收来源,使转移进城的农村人口得以分享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红利”。三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倒逼机制”,协调推进安居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在内的惠及农民工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在提高综合承载能力的基础上逐步放宽落户条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可以先逐步放开户籍限制,再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全覆盖。四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对进城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权益做出制度安排,保护进城农民的合法权益。六、结语城镇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人口迁移和产业集聚也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必然体现。特定历史条件导致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现阶段对GDP的膜拜和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又导致了城镇化模式的偏差。中央多次明确,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这是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来看,中国的确到了纠正城镇化偏差的时候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将逐步由重增长向惠民生转变,城镇化将逐步取代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要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问题至为关键。要切实转变城镇化模式,妥善处理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调整,实现城镇化与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协调并进,推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1.郭建军:《“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经济研究参考》2010年第45期。
(下转第25页)①数据来源:中国发展基金会(2010)。- 14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参考文献1.Koenker, Roger and Bassett, Gilbert: Regression Quantiles, Econometrica, 46: 33-50, 1978.2.陈世伟:《社会建设视域下农民工的城市社会适应》,《求实》2008年第2期。3.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4.江立华:《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5期。5.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6.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人口研究》2008年第5期。7.刘生龙:《教育和经验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审查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8.李强、龙文进:《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9年第2期。9.田凯:《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10.王兴周、张文宏:《城市性:农民工市民化的新方向》,《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2期。《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1.王春光:12.王东、秦伟:《农民工代际差异研究——成都市在城农民工分层比较》,《成都人口研究》2002年第9期。13.王桂新、陈冠春、魏星:《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2期。14.徐莺:《农民工融入城市之难的思考》,《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15.邢春冰:《分位回归、教育回报率与收入差距》,《统计研究》2008年第5期。16.杨瑾:《和谐社会建构中的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与幸福指数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7.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18.钟水映、李魁:《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19.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十一五”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www.),日。(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责任编辑:黄慧芬) (上接第14页)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对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市的调查分析》,国研网(.cn),日。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4.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国家统计局网站(www.),日。5.黄亚生:《中国要向“市场城市化”过渡》,《财经年刊2011:预测与战略》,《财经》杂志社,2010年。 6.教育部调研组:《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报告》,载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7.王宗萍、段成荣、杨舸:《我国农民工随迁子女状况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9期。8.原新、唐晓平:《都市圈化:日本经验的借鉴和中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求是学刊》2008年第2期。9.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人民出版社,2010年。10.张永丽、黄祖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中国农村观察》2008年第1期。(责任编辑:秦
理)- 25 -
2011.6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 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 内容提要:本文从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认为,当前中国的城…发展小城镇,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我国的国情和资源条件难以支撑集中发展大中城市的城市化道路。客观上,农民进城也存在习俗、就业、购房、生活费用等诸多约束,采用农民熟悉和能够承受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则是一个现实选择。 当前,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特别是中西部…中学班主任工作条例 一、班主任是一个班的具体组织者和指导者,担负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重任。 二、班主任要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努力学习马列主义…钳工维修知识讲义 ——机泵机械密封的维修 1 机械密封工作原理和泄漏方式 机械密封又称端面密封,它具有泄漏量小、密封可靠、功率消耗少、维修工作量少及寿命长等优点,所以在炼油工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机械密封是靠与泵轴一起旋转的动环端面和静环端面间的紧密贴…就爱阅读网友整理上传,为您提供最全的知识大全,期待您的分享,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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