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范围、驻地、臂章及示意图-闽南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范围、驻地、臂章及示意图
来源:新华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1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习近平逐一将军旗授予东部战区司令员刘粤军（原兰州军区司令员、上将）、政治委员郑卫平（原南京军区政委、上将），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原沈阳军区司令员、上将）、政治委员魏亮（原广州军区政委、上将），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原济南军区司令员、上将）、政治委员朱福熙（原成都军区政委、中将），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原北京军区司令员、上将）、政治委员褚益民（原沈阳军区政委、上将），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政治委员殷方龙（原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
五大战区示意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范围、驻地：
　　南部战区下辖湖南、广东、广西、海南、云南、贵州，战区驻地为广州。（据京华时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政委：
　　现任南部战区司令员王教成、政治委员魏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臂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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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夜与美食更配”在泉州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趁着夜里的些许凉意，约上亲朋好友一
48小时点击排行榜已把你抄砸一空。他们还能怎样？如果他们勒令我非得离开，我当然也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我仍留着。”陈妈则抽抽泣泣地说，她要守着曼萍。
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我的倜人们依然对我如此忠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令我十分感动。因此，我不再坚持要他们立即离开了。再说，有他们伴着我，比起让我独自一人守着屋子候着红卫兵来临，要好过得多。我用厨师给我买来的信纸，写了封信给陈妈在外地的女儿，让她到上海来把陈妈接回去。我对陈妈，要比对老赵和厨师，都更应周到负责。
女儿回来时告诉我，上海市政府已让红卫兵给包围了，红卫兵要求他们立即撤消十项决议，并指控这个决议是包庇资产阶级的。不过我对这个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还告诉我，江青的一个老朋友，已被推上来领导上海的文化革命。
“他叫张春桥。我们厂里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上海一个记者，那时江青在拍电影。厂里但凡知晓他们底牌的人都说，这两人太可怕了。有些人已在卷铺盖打算进监狱了。他们觉得张春桥可能会把他们监禁起来，以不让人们传说他俩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事。妈，你看他们真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其实什么法也没犯呀！”女儿对在厂里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及迷茫不解。我自己因为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无所知，因此也想不通，为江青张春桥如此担心电影厂里的演员们了解他们的经历，非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不可。
“今晚你能呆在家里吗？”我问女儿。我十分希望，她能与我一起乎平静静地过一晚。我想跟她好好谈谈。
“不行呀，妈。我匆匆赶回来一趟，就是为着来看看你，再探探红卫兵有否再来过。其他同事现在都在厂里，我们今晚有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听说这文章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毛主席的观点。”她边说边看了下表，“呵，我得赶回去了。”
老赵给她送来一碗面条：“多少吃一点，都快凉了，你总不能空着肚子走。”
女儿用筷子挑着面条，心急慌忙地送进嘴里，一边对老赵说：“谢谢你。但我真的该走了。”
她把面条吃完了，笑着拥抱了我一下，便三步并两步地下楼走了。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但来不及了。
老赵将他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使我能收听晚间新闻。当时，每个电台都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报告员们虚张声势地扯着嗓子，显出一副声色俱厉的腔调，对此，我也已习以为常了。我将半导体开着，希望能听到一些其他的新闻。但我很失望，除了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播放这篇社论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待我曚昽入睡时，那篇社论已反复播了多次，我都能把它背出来了。
次日早上，我听见厨师在抱怨着，菜场供应短缺紧张。原先近郊农民每天都将蔬菜、鱼虾等送来供应市区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干了，他们都响应了毛主席号召参加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市区，在上海市内占据了许多大旅馆，他们的头头还向宾馆领导要求免费供应伙食和各种服务。当上海奢华舒适的生活设施，诸如热水龙头、抽水马桶、席梦思及地毯等等新鲜事传到人民公社后，农村的妇女们都拖儿带女地进城来“休假”了。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红卫兵们，也挤着火车来上海大串联，与上海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相对的，上海红卫兵也赶去北京，希望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占据了所有的水陆交通，令正常的客运及货物运输搁浅在车站及码头上，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人民日报》社诒所提到的那些所谓“走资派”官员们，都已吓得无法主持正常工作了。
红卫兵们对十项决议的指责，令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他们对市政府心生不满，市政府免费对出入上海的红卫兵供应膳宿。火车站及轮船码头上都设有饮食摊，所有的饮食店都供应馒头。那些过去由白俄们开设，而今已收归国有的西式面包房，也特地动员专门为红卫兵制作馒头及面包。为了表示对上海市政府的不满，红卫兵们故意挑剔寻事，攻击那种西式面包是洋食品，拒绝吃这类面包。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组成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这些工人为了刁难市政府领导，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的经济要求。那些领导人为了想取得工人们的支持，便听任向他们发放各种奖金及福利费。只不过短短几天，全上海银行库存全部告罄。那些工人们因为要求没能达到而被激怒了，他们便联合红卫兵向市府及其领导人进攻了。这一切活动的幕后，是由稳坐在和平饭店舒适套房内的张春桥指挥的。直到次年一月份，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被造反派砸烂之前，这间套间一直成为上海极左派领导的临时指挥部。
我女儿有些朋友是中学教师。因为他们也套着个红袖章，所以可以溜来我家而不让人注意。老赵也趁着红卫兵暂时停止折腾我家这个空隙，出去看望他自己的朋友，或者混杂在大街上行人之中听听消息。厨师的儿子是工人，常来看他的父亲，并带来一些自己厂里的情况。他们所讲的那些事，真让人难以置信。而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在执行他们的职能时，竟是那般犹豫胆怯，这种不正常的形势，令我怀疑文化革命除了要剥夺姿产阶级的多余生活资料及清理干部与知识分子趴伍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任务。
一天，曼萍的一位当教师的朋友小许，来我家看她。曼萍正好去制片厂了。小许告诉我，红卫兵毁掉了上海天主教堂的两个塔顶，这原是上海的一个特殊标志。他还说，有天晚上，红卫兵们冲进上海市图书馆，将大批名贵的书籍都销毁了。当他们冲到博物馆时，因为打不开那扇坚固的铁门，竞又冲到馆长的家里，把那位老先生从病榻上拉起来，当场开了个批斗会。
“那老人给送医院了，有人说他已经死了。那些红卫兵越来越野蛮。我看，你还是带了曼萍逃到香港去吧。”他说。
“你想曼萍会答应吗？”我之所以这样问他，是因为有次在我动身去香港旅游前夕，他恰巧也在我家里。他和我女儿都表示他们永远不愿去香港，在殖民地区做个二等公民。
“现在形势不对啦，文革开始后，非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年，在中国已没有前途了。过去，只要我们比工人出身的青年加倍发奋，也不指望领导提拔，至少我生活还可以过得快快活活。但从今以后，我们将沦为像印度贱民那样的人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将永远受压。现在，唯一的出路是逃出去。你在海外有许多朋友，你为什么不带着曼萍逃走呢？”他极力怂恿着我。
“我想现在已为时太晚了。要知道，偷渡去港的罪行是很重的，会判十年到二十年徒刑。”我说。
“来得及的，我已暗自作了些观察，现今整个铁路系统一片混乱。根本无需购买车票，也不需要出入境证。红卫兵们四出串联，只要挤上火车就可以了，没有人会盘问你。我已去车站和码头看过，根本没有查票人，也没有人执行任务。”
“我想我要是上了火车，立刻就会给人识破，把我揪下来狠打一顿的。”
“你可以化装成红卫兵。我替你缝制红袖章，再代你写上‘红卫兵’三字。我已为我学生缝制了不少这种红袖章了。”他说。
“我想我再化装红卫兵，也已太老了。”
“你只要把头发剪短，手里拿上一本毛主席语录，装着全神贯注地读语录的模样。你还可戴顶帽子，把头发遮盖着。假若有人盘问你，你就讲你是老师。至于曼萍，她可扮作红卫兵过关。”他的口气很有点焦灼。
我又摇摇头。他再劝说道：“你不试一下，真是太傻了。无论如何，待曼萍回来，你要和她商量一下。”
(一九八O年我离开中国后，在香港见到了小许。他告诉我，当时他就准备乘火车去香港，但在临近边界时，他又回转来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游泳游到澳门。在那里过了几年后就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克勤克俭，积了点钱。到一九八O年，他已是九龙一家玩具厂的股东、老板之一。那工厂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现在上海情况好转了，他计划到上海旅游一番，探望一下他母亲。)
在浴室里，我听到有人发疯似地砰砰擂着大门，待我走到扶梯上，即与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撞了个满怀。她身穿卡其军装，头上端端正正扣着一顶军幅。帽檐直压到眉毛上，因此，她双目只得从帽檐边下抬眼窥视着我。在她纤细的腰上扎着一条阔皮带，上面有个锂亮的金属扣子，手中持着一根皮鞭。
“你是这里的阶级敌人吧？瞧你过得多舒坦！养得脸庞滚圆肥胖，一对眼睛神气活现的。是工农的血汗和辛勤劳动喂肥了你。现在世道变啦，你必得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过来！”听她口音，就知道是北京红卫兵。
我跟着她下了楼，楼下过道里，几个与她同样装束的青年男女，正站在靠大餐间的门口。她径自走进大餐间，我也跟着进去。
“跪下！”其中一男青年大声喝着，同时用棍子击打着我背部。另一个男青年一抬手敲碎了橱门的玻璃。他继续往四下挥舞着手中的棍子，一次还击中我膝盖后部。后来他猛扯我的手逼我跪下，我被摔倒了。
“现金在哪？”其中一人问。
“给前批红卫兵拿走了。”
“全部拿走了？”
“他们留给我几百元作生活费。”
“在哪？”
“在我书桌抽斗里。”
那男青年在走过我身边，与其他人一起上楼时，在我腿上踢了一脚。那个手执皮鞭的女青年留下来看着我。她不住地挥舞着手中的鞭子，几乎每次都差点打着我。那些红卫兵拿着抽屉下楼了，把钞票统统倒在餐桌上。他们令我面向墙壁，但我仍听见他们在点数钞票。
又是一阵错落的脚步声，想来大门可能根本一直敞开着。
不久又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命令老赵和陈妈及厨师，都到客厅去。接着又听得他对另一人说；“统统带到楼上去查问。”
那些红卫兵先涌到客厅去，后来又走进餐厅。
“她在这里。”有人说。
“现在你们得走了，让我们自己来对付她。”那发号施令的人又说。
那些红卫兵们随即用棍棒和皮鞭抽打着墙壁和家具离去了。他们恶狠狠地摔打着门，房子都像要给震坍了。
“起来，过来。”那发号施令的人吼着。
我站起身转向这几个新闯进来的人。讲话的人中等身材，纤细孱弱，戴着一副深色的镜片。房里另外还有一男一女。虽然他们一律穿着布裤子和不合身的衬衫以及士气的上衣，但讲出的话，倒像是受过一点教育的。在他们袖章上写着“造反派”。她们与我面对面站成一个半圆圈。那人对我发话了：“你是这房子里的阶级敌人。你的罪行是里通外国。你的大门口贴着张大字报，你还能抵赖吗？”
“我当然不承认。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我们是无产阶级造反派。”
“从未听说过这种组织。”我说。
“你就会听到许多有关我们的情况。我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造反派，是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下巴颏一扬，说。
“你们是代表共产党的那个工人阶级吗？”我问。
“住嘴！我们没必要向你证明我们的身份。你这个猖狂的阶级敌人！你根本就无权议论谁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那就够了。”那持鞭子的女性说。
“你这个阶级敌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在北京一所美国人办的大学里读书，后来又跑到伦敦去，进了一所英国大学。你自幼就接受训练为帝国主义服务。”那男的说。
我根本不屑对他们作任何辩解。
“你觉得可耻了，所以没话说了？”那女的问。
“有什么可耻？众多燕京的毕业生在党内担任着领导工作。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不等于就是他们的走狗。伦敦经济学院是左翼大学，是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事实上，我还是在那里，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对她说。
“哈哈哈，真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一个阶级敌人加帝国主义走狗，竟然读过《共产党宣言》！接下来你可以加入共产党了”。那戴有色眼镜的男人，讥诮着我。
那女的又说：“列宁揭露费边社会主义者为改良主义。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你用不着来阿谀讨好我们。你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交代。”
“我是个守法的公民，”我声明，“我为外国公司工作，但我并没接触过任何国家机密，再讲，我与任何国外政府方面都没往来，他们也根本不认识我。”
另一人说：“你跟他们不往来，但你与许多外国官员交朋友。”
“别紧张嘛。一切外国公司的高级职员都是特务，你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另一人拉着长调说。
“外国政府凭什么要相信我们？”我问他们。“他们如何操纵得了我们这些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呢？”
“哼！你们这班家伙，差不多个个在外国都有存款。这点你不想抵赖吧？”那人说。
“这样他们不就控制住你了？他们可以没收掉你的财产。”那女人作着补充。
“你们不懂，国外政府从不干涉银行业务。他们无权没收任何私人存款。”我告诉他们。
“那你为什么把钱存在海外？为什么一个老老实实、奉公守法的中国人，要把钱存在国外？”
“我经常要去香港。在那里，我要支付伙食费和旅馆开支。要知道，人民币是不可以兑换港币的，我们国家有外汇条例规定，每次出国，只准带五美元外币。另外，我还得不时进一点外汇，以便可以在侨汇商店买点煤及其他东西。”我解释着，“我海外确实有些存款，但我在上海拥有更多财产。我拥有这幢房子，在这里，我还有独生女几。对我来说，她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她是个共青团员。我为什么要反对党和政府呢？”
“哪怕你女儿是个共产党员，你也会反党。这由你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那戴眼镜的人说，看来，他是个头头。
又走进来几个人，他们后面跟着我的佣人们。那头头询问地与他们交换一下眼色，他们对他摇摇头。看来，他们没能从我的佣人那里得到他们所需的情况。
那戴眼镜的恶狠狠地间我：“你把黄金和武器藏哪儿了？”
“什么黄金武器！”他这种提问让我摸不着头绪，直到我起《人民日报》社论里，曾攻击资产阶级分子秘密私藏黄金及武器，企图在外国入侵中国之时，组织第五纵队，我才悟出他们发话的企图。
“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黄金、武器！别装蒜。”
“我没有黄金武器。红卫兵进来时，已把这幢房子里里外外都搜过了，他们没有找到什么黄金武器。”
“你很聪明，你把它们藏起来了。《人民日报》社论说过，阶级敌人私藏黄金武器。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们要把黄金、武器搜出来。假如你不坦白交代，没有好下场。”那头头说，“大家过来，它们一定给藏在这所房子里了。”
我想不论他们是否真的相信社论里所说的那些话，但他们必须做出十分虔诚的表示。其实自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后不久即发出通告，凡私藏武器都属非法，都得受命上缴给政府，而且公安局还进行过一次全面搜索。过去国民党的军人及警察都已逮捕送往劳改农场。所以到了一九六六年之时，民间仍有私藏武器，纯属极端荒唐。
那些造反派还是押解着我和佣人们，把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通。他们削开席梦思，剪碎椅子及沙发的包皮，拆掉洗澡间里的瓷砖，钻进壁炉将头伸到烟囱去搜查。还撬开地板，爬到屋顶上在水箱里打捞。连下水道水管也没放过。在整个搜查过程中，他们都密切监视着我和佣人们的脸部表情。
直到他们决定要去花园掘地时，我这才发现，天已黑了。满天乌云低压，那是个黑魃魃的夜晚。他们把灯拉到凉台上，还令老赵送上手电筒。待他们搜：受到一垛煤堆前时，就令我和佣人们，动手将煤块通通挪到另一边已经搜查过的角落里。湿漉漉的花园此刻已被糟蹋得成为一潭烂泥地了，所有的花坛都被铲子挖翻过，铲子被深深地插在树木根部的泥土上。连花坛里的花卉，都给连根拔出来了。但他们依然什么也没找到。而造反派，我的佣人们和我，却已是滚了一身的泥浆和汗水。
疲劳终于压倒了造反热情。我们被带回屋里。由于他们什么电没发现，似觉得颇失面子，因此个个恼羞成怒，气势汹汹的。我想我必得给个台阶让他们下，否则，他们会迁怒于我。假若我能让他们拿到属黄金之类的戒指手镯等，至少他们也就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了。我记得我的首饰帮给封在书房里。
“我的金戒指、金手镯等都被红卫兵封存着。你可去与红卫兵联系启封取走它们。”我对那女人说。
“别装蒜，我们要找金条。”她说。
我们都站在遣道上。那戴着深色眼镜的人把眼镜一除，露出一对布满红丝、杀气腾腾的眼睛。他瞥了一眼畏缩在厨房门边的佣人们，又看看簇拥着他的手下人，最后狠狠地瞪着我，蓦地大声吼道：“你把黄金武器藏在哪儿了？”边说着恶狠狠地步步向我逼近。
我已疲惫得站也站不住了，但还是打起精神回答道：“实在没有。假如真的有，你们早应找到了。”
因为事实已证明他的失误，这令他十分难堪。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说：“你作这结论肯定为时过早，我们还未把墙壁敲开呢。”
他就跟我贴面沾营，那副满脸轻蔑嘲讽的表情，我看得清清楚楚。那种嘴脸让我恶心，我真想离他远点，不过我没那么做。因为这样他会以为我在惧怕他。我只是悠悠地用正常的语调平静地说：“你得讲道理。假如我要在墒壁里藏匿什么，我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事的。我得请泥水匠把墙壁重新改造过。现在所有工人都在国营企业工作，他们会把这种工程向所在党支部汇报的。”我已极瑞疲乏，真是鼓起全身的劲在讲这番话。
那家伙跳了起来，因为我在影射他蛮不讲理。只见他脸色发白，嘴唇气得直打颤，太阳穴的青筋都暴起了。他挥拳欲打我。
恰好这时，曼萍的波斯猫弗罗莎从厨房里窜进来，它从那人身后蹦到他腿上，狠狠趔咬住他小腿，他大声呼着疼，拎起只脚蹦起来，企图赶走它。其他的人都帮着来抓弗罗莎，但机灵的小猫，已“嗖”的一下，闪电似从敞开的法式窗框里跳出去了。大家又赶到屋外，此时弗罗莎已笃笃定定地坐在它最欢喜的那棵木莲树上。人们无法爬上去。弗罗莎安然地高高在上，喵喵地叫着。那被咬的家伙几乎疯狂了。他的裤子被抓破了，后腿淌着血。他狂怒地冲过去拚命地摇撼着树干，妄想把小猫摇下来，但弗罗莎跳到更高的一根树丫上，只见它轻蔑地往下瞄了一跟，随后又跳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在幽幽夜幕中消失了。
大家重新回到屋里。那家伙一屁股坐在已被红卫兵破坏过，他自己也糟蹋过的沙发上。我想叫陈妈拿些红药水或碘酒来给他涂伤口，但陈妈说这些东西都让红卫兵给倒掉了。
造反派们很为自家头头的那个小闹剧觉得尴尬坍台。只见他们的头头用手帕捂着腿，恼怒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的份了。我的佣人们乖巧地退到厨房去了。我仍然留在那里，冷眼旁观他那副狼狈样。一个女人把间隔居室和餐厅的拉门一拉，将我一把推进去，说道：“我们不需要你猫哭老鼠假发善心。你豢养了头畜生来对抗造反派。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至于那只猫，我们已请附近里委协助，将它寻回来处死。你妄想放猫出来咬我们以达到我们停止搜查的目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搜查黄金和武器。”她转身把门卡嚓锁上，又听得她在走道里兜来兜去，一一将其他门都上了锁。这样一来，我又被禁闭在餐厅里了。
我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真的认定我藏有黄金武器？还是不过仅仅为了执行最高指示？假如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后者的话，那么，他们可谓已尽心尽力了。
老赵在花园里轻轻唤我。我走到窗前，他对我说：“大司务已去厂里通知曼萍，关照她今晚不要回来。你说好吗？”
“真谢谢你，老赵。你真是想得周到，最好她能不在这里。”
又有人在猛击大门了。老赵急腾腾地赶着去开门，回来后他告诉我，那些第一次来抄家的红卫兵们又来了。
“请你把陈妈带到你房里。”我对老赵说。我准备好面对更沉重的厄运和灾难。
接着只听得楼梯上上下下地踩响着，人数似乎众多，他们还大声叫喊着。楼上似有人在气呼呼地争执着，接着又凌出斗殴声。我别无他法，准备着他们把我的家彻底捣毁。我将三张餐桌椅拼靠在一起，放上几只软垫，一横身就躺下了。可能因为实在太疲劳了，我竟然会在他们的吵闹声中沉沉入睡。
天亮了，几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开了房门。看来他们的争执已解决了。一个女青年大声对我嚷嚷着：“起来！起来l”
另一个造反派关照我快点去厨房吃点东西，随后就上楼去，听候命令。我去楼下的衣帽阔盥洗。镜子里映出的我；连我自己见了都吓了一跳。一头乱莲蓬的头发，苍白浮舯的脸庞上，额头及双颊溅满了泥浆。我后退一步再打量一下，发现自己满身都是泥浆。事实上，我看上去活像一具女僵尸，就跟抗战时期，在重庆街头废墟里扒出来的女尸无异。自见了那具女尸后，我一连好几天都觉得难受不安，无法安宁。对“她”说来，世上的一切已彻底告终了。她再也不能站起来走动，甚或对自己的不幸的遭际，也无法申诉呼吁了。现在当我忆起这具女尸时，反而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心。在我，文化革命仅仅是一场为自己澄清名誉的斗争。我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强。不管处于何种严酷的打击，都要洁身自爱，保持自我。我的脸面浮肿，是因为长时间滴水未入，我仅留存的一只肾脏。已无法正常发挥其功能了。我必得即刻喝点水。
我走进厨房，先喝了两满杯水，再吃老赵为我准备的大米粥和素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食物，竟能这么神速地在人体内激发热量，而卡路里又会激发和坚定人的意志。霎时，我感到精神一振。
一个红卫兵将厨房门推开对我嚷着；“你是在吃盛宴吧？你在这里磨蹭了多少时间了？快点快点！”
我和老赵跟着他们上了楼。陈妈也跟着我们一起上去。那几个红卫兵和留下的造反派，要我们帮着包扎我们自己的东西，以便他们随时就可拎走。我巴不得他们快快离了这儿，因此我很是起劲卖力地帮他们整理着。这些红卫兵造反派在我眼前晃动着的身影，比丧失财产更让我难熬。他们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尚未开化的野蛮生物，我与他们没什么可说的。
在红卫兵造反派眼中，老赵不属阶级敌人之列。虽然他们认为他没有好好接受教育，社会主义觉悟太低，甘愿为我这样的人服务。我看他们挺随便地与他交谈，老赵也尽力与他们搞好关系。我们都坐在地板上，包扎着散落在各处的物件，红卫兵们兴奋地议论着他们上北京受毛主席接见的盛况。其中有几个曾参加过“八一八”(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高傲地侃侃而谈，详尽描述着他们的亲身体验。他们还谈到，驻京部队如何对他们热忱接待，供他们膳宿，还发给他们军装，并训练他们如何参加检阅。部队首长还亲自为红卫兵选择有关语录及口号。
他们的交谈很令人寻味。这似乎说明文化革命中，是解放军们在幕后支持并引导着红卫兵的行动。
待物件都一一包扎就绪了，卡车来了。令我失望的是，车开走后，红卫兵们仍留着不走。
一个女造反派对我说：“你必须呆在屋里不准离开，红卫共们会轮流看守着你的。”
我又惊又气。我问道：“你们有什么权利可以把我囚禁在这里？”过度的失望令我浑身颤抖不已。
“我有造反派的权利。”
“除非你们手执书面命令。”我尽力克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说。
你为什么非要跑出去？你要去哪？像你这种女人这当走出去，会给人家活活打死的。我们把你关在家里是保护你。我们准许老赵留下来替你买菜。你知道外边的形势吗？文化大革命已推向一个新高潮了。”
“我并不是非要走到外面去。但这是个原则问题。”
“什么原则问题？你既然不想出去，那还要吵闹什么？你必须呆在这里，直到我们作出处理。这是命令。”
说毕，她大摇大摆地走了。我怒气冲天，但也没办法。
晚上，他们准我把自个床上的弹簧床垫铺在地上，让我作睡觉之用。空空的衣柜里，仅剩几件替换衣服和一件毛衣拄着。房间一角还留着一只手提箱，里西是我的冬衣。还有一只草绿色帆布包，置着我冬天的毯子和被褥。除了厨房用的桌椅外，家具就只剩下两把椅子和一只小咖啡桌了。红卫兵占着房门外那两把仅剩的椅子，谨慎地监视着我。因此我只能坐在席地而置的床垫上，他们不时打开房门来监察我的行动，因此仅有在洗澡间，我才能享受一点隐私的自由。
他们允许我女儿住在自己房里，却不准她与我交谈。她也难得回家。因为厂里的会议越来越多，她必须在那里参加文化大革命。每逢傍晚时分，我就把门轻轻敞开一点，希望在她回家上楼路过房门口时，我们能见上一面。在她回家的晚土，我们总是争取互相见一见。这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安慰。每每见过我女儿的那个晚上，我就睡得比较踏实。
老赵还是为我买菜，但他们不准我跟老赵、曼萍一起吃饭。那些红卫兵排好值勤表轮番看守着我。白天他们都倒家吃饭，晚上留下一二个红卫兵在我房外搭铺睡觉。
在我被软禁两天后，陈妈的女儿从外地赶来上海接她回家了。我们流着泪互相道别。陈妈要留给我一件她自己编织的毛线背心，但红卫兵却责备她没有觉悟，不准她把毛背心送给我。“她没有足够的冬衣，身体又不好，你们知道吗？”陈妈苦苦地求着红卫兵。
“你拎得清吗？她是阶级敌人，你还要关心她有无足够的过冬衣呢。”红卫兵说。
陈妈的女儿似乎十分惧怕红卫兵，她不住催着陈妈快快离开这里。陈妈却说：“我一定要向妹妹告别。”说着，她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淌。
其中一个红卫兵不耐烦了。她对着陈妈用批判的口气说：“你在这里还没呆够呀？她是阶级敌人的女儿，你还想与她道别？”
我环抱着陈妈的肩头，准备与她作最后一次的拥抱。她放声大哭。红卫兵们扯开我的手臂，将陈妈和她女儿推搡出去。老赵帮着她们把行李送出去，还为她们叫了辆三轮车。
为了想了解外边的形势，我每天都如饥似渴地读着老赵留在厨房里的报纸。一天晚上我进厨房吃晚饭时，看见椅子上有一张油印的传单，上面写着《红卫兵通讯》。大标题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它引起我的兴趣，我希望能看个明白。看看四周没人，我就偷偷把它塞进裤袋里，过后带到洗澡间去静静细读。自那以后，我总十分留心红卫兵们丢下的废纸。因为这些红卫兵传单都是夸大了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罪行的宣传。他们在打击这些敌人的过程中，肯定会泄漏一些有关受冲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情况，而这些领导人的名单，至今尚未向民众公布过。我特别对指控上海市委及市府领导人那些妄图“反对”或“破坏”毛泽东指示的报道深感兴趣。从这些传单内容看来，党内的两派斗争比我想象的更剧烈。这些红卫兵们出版的简报和传单是不经审查的，因此无意中会泄露一些党内斗争的内幕。
在家里给软禁一周之后，我问红卫兵：我还要被监禁多久？并要求他们让我去花园走走。他们与上级通过电话后，就准许我去花园散散步。有时，我就抱着弗罗莎坐在露台的台阶上。他们似乎已不再计较弗罗莎咬伤造反派头头的罪行了，有时他们自己都逗着弗罗莎玩。
很快，曼萍就发现我常常在清晨出现在花园里。所以晚上假如她回家的话，就写个字条搓成个小团丢在花园里，如是我次日早上下楼散步时，便可见到了。九月份的雨水特别多，每逢隔天下过雨，那纸圃便被浸润得烂糟糟的，无法打开。一张小小的纸条能让她写些什么呢？只能是对我的问候而已。例如“妈妈我爱你！”“保重身体”“我们要勇敢些，共同顶住这场大风暴，亲爱的妈……”等等。这些对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让我不再觉得孤单。
每逢我去厨房吃饭，要是老赵也在里面，那么红卫兵就要在一边监视着，禁止我们交谈。但老赵与红卫兵之间，是可以随便交谈的。后来我发现，虽然老赵是在和红卫兵交谈，但有许多话，是专门讲给我听的。例如一天，老赵问红卫兵：“你们常常殴打老师吗？”
老赵的问话让我党得十分惊讶。因为八月三十日红卫兵来抄家时，对他们的教师还是十分友好的。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听红卫兵的回答。
那个红卫兵不以为然地说：“要是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或逼我们读书，阻止我们投入革命运动，那我们就揍他们。有许多教师就是不懂得深入开展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仍然相信书本上写着的玩意儿。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必须在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及艰苦的劳动中进行学习。学校里那一套已过时了。那些仍然死死抱住书本知识的教师们，肯定是对抗我们伟大领袖的，我们就必须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
又有一次，老赵问红卫兵：“你去参加冲击市政府了吗？”
“当然！这种冲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海整个市政府已被修正主义腐蚀成穿心烂了。”
从老赵和红卫兵交谈及红卫兵的传单和油印件中，我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似雨后春笋般，纷纷与工人组织联合起来，组成新的造反派组织。我不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利益呢，还是仅仅怕让人看作落后分子。这种形势促使群众纷纷被迫置身于这场大革命之中。
对资本家的抄家，对知识分子的出击，导致红卫兵们与造反派的私欲日益膨胀。迫害的手段也日渐毒辣残忍。他们急不可待地要把运动往纵深推进。看来，似乎极左分子的领导人想利用当时的形势及造反派的心理状态，把矛头集中指向上海市委及市政府，对他们施加压力，谴责他们包庇资产阶级，以反对毛泽东的路线。他们断言市委及市政府几年来，有意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当然，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的领导，也并非初出茅庐的政界新手。他们经历过多次的政治风暴的激荡。他们了解毛泽东的一套策略就是发动群众。因此他们自己也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很快地，他们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介入文化革命。他们与极左派展开大辩论，争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在口号及行动上，各派都竭力使自己表现得更红色、更残酷，更左派。因此除非两个组织发生武斗，打得头破血流，否则，你根本就弄不清各组织所从属的派别。与之同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在两派斗争的夹缝中历尽膳难，苦痛难言。因为两派都要显示自己对阶级敌人的嫉恶如仇。谁打击得最狠，谁就更显得掌有实权。
随着暴力迫害的形势逐步升级，文化革命也日益深入。对阶级敌人的打击面越来越广，牵涉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个新的口号给推出来了，强调要贬低和打击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那口号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子掘壁洞。”意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肯定也是阶级敌人。我真正想不通，怎么在一个信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国家里，竟会出现这么一个强调遗传学的口号。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思索这个问题。但打从这个口号提出后，曼萍便从群众的队伍里被清除出来，与制片厂其他一些阶级敌人，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关在“牛棚”里的受害者，所有的时间都在反复写认罪书，尽力肃清自己头脑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个人主义。这一切我都是从老赵和另一个红卫兵谈话中得悉的。一次我听得老赵在我房间外大声嚷嚷着，说要给曼萍送铺盖和替换衣服去，因为她已关进“牛棚”不准回家了。晚饭时，我实在一口也咽不下去。但为了想了解到曼萍的近况，我只得假装着坐在厨房吃饭。老赵果然不负我一片苦心，我刚刚坐定，他便与红卫兵谈起曼萍了。
“我见到她了。我把东西都交给她啦。她脸色很好，情绪也不错。她告诉我她正在写检查批判认识自己的出身。她还说，牛棚里的同事大家都很照顾她。看来，她蛮开朗。只是她需要写什么批判呢？她是共青团团员，受过多次表扬，奖状都拿到好几张。她对无产阶级很友好，一次在乡下，一个农妇突然犯病了，曼萍当即自已摇着一只小船把她送到公社医院，救回那农妇一条命呢。”
“她生在外国，又出身这种家庭，当然得作自我批判。”那红卫兵对老赵说，“她可能是只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不管怎么，现在共青团根本已解散了。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也是个修正史义分子。”
不多久，电影厂的造反派来了。他们查抄了曼萍的房间，把房里她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席卷而去。这突发的变故，令我万分痛苦。任何对我自己的打击，我都不在乎，但现在曼萍也被卷进去，这令我万念俱灰了。
九月二十七日傍晚，我被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押抵七月份我去过的那所学校大楼里。一大帮人已聚在那儿候着我们。这次，我成为批斗的对象了。到会的不仅有来过我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包括亚细亚公司的老职员，以及七月份曾盘问过我的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那戴深色眼镜的家伙主持着会议。
会场的布置与过去不同，椅子不是对着讲台排列而是围成一圈。我被命令站立在中间，两边各站着一个红卫兵。那个戴深色镜片的家伙确实很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听他从鸦片战争讲起，有声有色地形容着英国海军如何入侵中国，炮轰中国海岸。他讲得错误百出，其目的只是挑起群众对我的仇恨心而已。好像那一百年前英国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笔账都应该算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说得就像是我带着英国海军驶入珠江似的。然后他说明，亚细亚公司是个国际性的公司，世界各地都设有它的分支机构。他说列宁曾经指出，这种公司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他告诫大家，打从远古时代开始，亚细亚公司已派遣推销员到中国农村，以兜销火油作借口，从而为帝国主义收集有关情报。他还举出一串数字以证明，该公司在对中国通商中所获得的庞大秘润，称之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他还说“英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狡猾。美国政府是公开反对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台湾国民党。而英国则在外交上承认人民政府，但在联合国会议上，却和美国一起投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接着话题一转，又提到我的家庭出身。他告诉与会群众，我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家曾拥有肥田万顷。他不像那市政府的联络员那样称我祖父为爱国者，却说我祖父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因为他曾在他所著的历史书中，赞赏过几位帝王。他还说在他所保留的文件中，有确凿证据说明他是汉冶萍综合公司包括安源煤矿的创办人和股东；而在那里恰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这足以证明，我祖父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行。其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后来他又指出，我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年轻时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要求与会群众回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八年抗战杀死了一千万中国无辜百姓。他倒没说漏嘴，没说出我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去日本的，那是远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之前，相反他要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父亲不顾日本侵华的民族之恨，而去日本生活了多年。然后他用手指点点我，说我二十岁就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就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将我已故的丈夫称为“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残渣余孽”。并声称亏他早死了，可以逃避造反派对他的批判。
众人振臂高呼口号以示对他的发言共鸣和支持。他们的号除了有关文化革命以外，还加上许多对我本人的攻击性口号，声讨我是特务，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还揭发我为英国人的“走狗”。
他发言结束后，那初次带队来抄家的红卫兵，在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揭发我家里的“奢侈”生活方式。另一个红卫兵又揭发我为了保护“四旧”竟与他们打架，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此外还批判我骄傲自大，顽固不化，指责我在家里豢养了畜生来伤害造反派。
后来，他们又命令亚细亚的老职员上台揭发，以提供罪证。我看他们一个个都神情懦怯，胆颤心寒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学习班是否人人都已过关了。那上去揭发我的人面色惨白，拿着发言稿的手抑制不住地筛筛发抖。他们的目光不敢正视我。其实他们没有揭发我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指责我和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关系密切。总之，一切事先口径早统一过了，即设下一个“大胆怀疑”的天罗地网。那在公司大楼开电梯的工友揭发我，说我每每进出电梯时，那位英国经理总是让我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我后面。汽车司机也证明，在上下汽车时，那洋经理也总是让我先进汽车。这大概就是他们用以证明我“十分为英帝国主义重视”。因为共产党中国的高级干部，做梦也不会让一个女性助手，先他而上汽车或进电梯的。
也有职员提出，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档案室，除了经理与我，其他人都不准进去。另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职员说，在办公室里常挂着中国各地区地质结构地图，上面标出可能藏油的地区。因为石油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宝贝。还有一位则照本宣读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交战时期，亚细亚各地分公司所写的报告中有关双方军队撤军的部分。他们是以这点来反驳我的亚细亚公司只对经商感兴趣的论点。
我那已不在人世的丈夫，也逃避不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强调每当亚细亚公司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有矛盾时，我和丈夫总是站在亚细亚公司这边。所有这些纯属不分清红皂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及夸大的事实，他们用来有意障人耳目，以迷惑那些愚昧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众而已。
夜幕已降下了，但批斗会还在继续。我的这幕悲剧是那么精彩，竟然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中途离开过会场，我想其中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骇，相信我确实是被揪出来的一名国际间谍。也有人不过只是佯装相信他们的揭发而已。我看到那些领导这场闹剧的人，此刻正悠闲自得地欣赏着他们的杰作。
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召开那场批斗大会的日期，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变更了几次。因为他们想让我女儿也来参与对我的揭发批判，但她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就是不愿意。后来国庆节临近了，极左派命令上海造反派要作出成绩来迎接国庆，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负责我专案的那班人，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才决定召开这次没有我女儿批判揭发的批斗会。
当那戴着深色眼镜的家伙认为大会的气氛已给充分激励鼓动起来时，便表扬了那些男男女女揭发批判者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他居然还为公司那几个旧职员讲了几句好话，表示他们中多数人在接受再教育中头脑已有所清醒。但仍警告有糊涂思想的人，要加倍努力进行自我批判，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他又转身对我说：“你已听到了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了吗？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只有全面交代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暗中破坏政府的阴谋罪行，才能得以重新做人。你是否打算交代你的罪行？”
“我从来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亚细亚公司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留下的。保留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命令是国务院决定的，经过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批准的。亚细亚公司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并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及管理条例办事。亚细亚公司的政策从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我说。
虽然我放开喉咙尽量把音量放大，但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我一个字。因为大家都怒气冲冲，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腔调大叫大喊着：“交代，交代！”同时又振臂高呼“不准阶级敌人狡辩！”等口号。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则歇斯底里地围着我，杀气腾腾地对我挥着拳头，拎扯着我的衣服，还把口水往我身上吐，一边骂着：“臭特务！”“臭走狗！”“我们要把你砸烂！”等等。好几次他们用力推搡着我，差点将我推倒。
会场里一片闹哄哄，那些台上的人却满意地笑着，尤其那戴深色眼镜的，看到我在众人前倍受拆腾，更感到得意洋洋。但我能怎么办？辩解没有用，反抗更没用，只要我稍微动一动，他们就会跳到我身上将我活活踩死的。我唯有将两眼死死盯着远处的墙壁，木桩一般呆呆地竖立着，期待着他们的愤怒会慢慢平息下来。
总算他们的愤怒好歹平静下来了。那戴深色眼镜的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犯有罪行，我们可以判你死刑。但我们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老实交代？”
场内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等候着。我站在那儿已受够了他们的凌辱。我想，我理应仇恨在座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强烈的自尊，给无情地挫伤了。
此时我很想见见女儿。令我难过的是，我根本无法要求周围的群众了解我是无辜的，是他们错了。但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并非开始于文化革命，而是早就己形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已铪筑起一堵坚固的围墙，这不是我能在短时间内所能拆除的。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阵，见我毫无反应，就朝站在与会者后面的一个青年招招手，人们纷纷为他闪出一条路，他向着主席台走来。我看见他手里闪着冷寒的金属光芒，那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把它高高地举扬着，为的是能让我看清楚。当他径自走到我跟前时，那主持会议的入又问了：“你交代不交代？”
我轻声回答道：“我从未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我积外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过来。”那提手铐的青年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其余的人也尾随着跟出来。夜的气息，沁凉清新，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学校进口处，停着一辆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车。上海市民对这是不陌生的。我和红卫兵造反派，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及看热闹的过路人，围着吉普车站着。
“你到底交代不交代？”那戴眼镜者又问我。
我默默吟诵着《圣经》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你聋了吗？”
“你哑了吗？”
“快说。”
“老实交代。”他们大声吼着。
那戴深色眼镜的和公安局的青年十分停细地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屈服的表示。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表示得勇敢点。事实上，背诵了《圣经》后，我已觉得坚强多了。我站在威胁着我的黑吉普车边，那天晚上，我再没比这个时刻显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我昂起头，宏亮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罪！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这时候，反倒没有人窜出来叫喊了。可能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及围观者，也被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给唬住了。我话音刚落，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做了个手势，随即，我的手被扳到背后，那青年给我扣上了手铐。我听见一位老者，在边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忽地一个女孩子冲上来，神情焦灼地对我说：“交代，快点交代吧。你要被关进监狱去了。”她那清脆彻亮的嗓音飘过嘈嘈沓沓的马路，就像一串诤琮作响的银铃。她就是抄家时，坐在写字台对面保管我首饰的、那位面色苍白留短发的女孩子。出自一时激奋，她竭力想挽救我不进监狱。但另一个女人立即将她阻挠住，并将她拉往学校大楼去。
司机启动了引擎。
“进去！”那公安局青年把我猛一推。
进了车，反倒可以坐下了。我望着车窗外观看着这幕闹剧的男男女女们。从那些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双目中看出他们似已暗暗松了口气。或许他们想我的逮捕，多少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压力。其他的人看上去神色都很紧张，但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看完一场惊险剧，值得幸运的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出。
公安局的青年和司机都上了车，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坐在我边上。这辆黑色的吉普车，就这样在漆黑的马路上消失了。
第二部 看守所
第5章 隔离审查
一般晚上九点以后，上海的大街小巷已是行人寥寥无几了。但那晚，马路上人群却是摩肩接踵。在九月凉风习习的秋夜，成千上万的人流涌到街头，观看着红卫兵英勇的革命行动。马路两侧搭起了临时讲台，一个紧挨着一个。那些红卫兵在台上热烈地鼓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处处都能见到小型批判会，批斗着临时在马路上抓到的男女们。他们有的忘了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有的仅仅是因为衣着不符合红卫兵的要求。有些私人住宅和公寓大楼外的花园里，正冒着股股浓烟，空气中弥散着焚烧的气息，这是红卫兵们继续在乱烧书籍。
满载着抄家物资的大卡车各自停靠在路侧，准备着把它们载走。由于马路上太拥挤了，公共车辆和自行车，只得在密集的人丛中缓缓爬行着。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已打乱了市民们的正常生活。
大街各角置放着的扩音器里，正在播放着新编的革命歌曲，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假如你只听到那进行曲的旋律而不曾听到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歌词，只见到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而不是那些受害者和红卫兵，那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人们趁着金秋之夜在赶庙会、挤热闹、寻开心呢。真想不到，这竟是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在老百姓之间挑起的，互相间的猜忌和阶级仇恨。
两个来月的打击和折磨，已令我心力交瘁了。我不知，现在他们将把我带去何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他们如此对待我，令我非常气愤。他们对我的指控是绝对荒唐的。可能他们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借此机会来惩罚我一下。我是这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受害者。正像薇妮所说的，亚细亚上海办事处业已停办，因此那些极左分子就认为，必须把我的生活水准，拉至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标准。
路上的行人看到我坐着的这辆公安局的车，并不觉得新奇。在我们的车挤得无法行驶时，好奇的行人就涌上来围观我这个“阶级敌人”。有拍手称快的，祝贺无产阶级又挖出一个敌人；也有人只是颇感神秘地凝视着我；还有的显得沮丧忧虑，急匆匆地抽身而走了，或许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极左路线控制下的中国，进监狱与民主国家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长期被假定为罪犯，直到他有能力证实自己是无罪的。有时对一个受迫害者量刑，并不是以他本人的行为来判断，而是按照他祖上曾经持有多少土地财产来决定。在中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人，会永世被蒙上一层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送进监狱，是常有的事。不仅是道德败坏或触犯刑法的人才会进监狱。事实上，人们对那些被指控为犯罪的人，确实是半信半疑的。
自从六月初，我也被置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已决定不作任何假交代，因此我也不排除自己进监狱的可能性。我知道有许多人，包括那些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在形式上作一些假交代，以避免与党冲突对抗，或者希望能以此减轻一些对自己的处分。也有些人在重压下，思路混乱了，失却了自制力以至作了假交代。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有些人给平反了，但也有些人却没有得到平反。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犯人中，有些无辜者被判了重刑，只是因为他们作了假的交代。这些劳改农场都分布在中国荒凉偏僻的省份，如苏北和青海等。我认为自己没有罪，如果随便作虚伪交代而认罪，那才蠢呢。不论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我要以合理巧妙的方法来对抗迫害。
我默默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认定对我的第一步迫害将是隔离。至于再以后会怎样，那就得靠自己设法，使那些加害于我的人妄图栽在我身上的罪名，都不得成立。只要他们不杀死我，我决不放弃对他们的抗争。所以我人坐在吉普车里，情绪却并不是那么恐惧或失望，而是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当汽车拐入热闹的商业区时，那里人群更为拥挤了，车几乎无法行驶，只能走一段停一阵。那戴深色眼镜的令司机拉开警号。它的声响，像是凄厉的哀号，有节奏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地不断转换着。那声响掩盖了扩音器里的革命歌曲及路上的喧闹。行人纷纷为我们的车让路。就这样司机加快了车速一路往前开去。不久，在一道双层黑漆铁门外停下，门口站着两个岗哨，枪上的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大门一侧是一白底黑字木牌，写着：“笫一看守所”。
大门开启后，吉普车直驶进去，里面一片黑魃魃的。借着车灯的扫射，我看清沿着向右拐进去的车道两侧，是两排柳树。车道的一边是个篮球场，另一边地上的木杆边，则躺满了活人般大小的假人体，看上去像是横卧着的一片尸体。直到好几个月后我被送去监狱医院治病时，才有机会在白天看清楚这些假人体，原来它们是看守监狱的解放军作射击靶子用的。
我知道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第一流的看守所，专供关押政治犯用。常有天主教神父、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企业家、作家及艺术家被关押在这里。可笑的是，这所监狱并不是在解放后造的，而是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员及其同情支持者的场所。
监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对任何执政政府来说，都是个要害之地。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气，竟使我对进看守所后将碰到的际遇感到兴奋。一下子，我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险境。
吉普车继续沿着车道往前驶去，又通过一道铁门，开过驻监狱军队的营房，在一个院子的主楼前刹住。车内两个男子车进去了，一个女看所，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红色国徽的制服帽，将我带进一间空房。另有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已等在那里。，她把门关上，打开我的手铐说：“把衣服脱掉！”
我把衣服脱掉放在桌上。那是室内唯一的一样陈设。两个，女人全面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衣服，在我的裤袋里，她们搜到一只装有四百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
“你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我。
“这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我等着他来拿，但他一直没有来。你们可否派人代我送去给他。”我说。
她们把衣服都还给我，唯狱扣下了乳罩。因为左派分子认为它是代表西方腐朽因素。待我把衣服穿好后，那女看守又押解着我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过道，走进另一个房问。
一个外表神态颇像北方乡下人的男人，坐在一张账台模样的高台后面。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摇晃着。那女看守指着离木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令我坐下。她把装有四百元钱的信封搁在桌子上，俯身对那人轻声交代了几句。那男人抬头看看我，出乎意料之外，他倒挺和气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一住址等后，将它们一一登记在一本簿子上。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笨拙，似乎不习惯拿笔杆子，他无疑不过只有识字的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极左分子分配工作和用人，只要求政治上可靠，根本不考虑其受教育的程度。
那人登记完毕后，对我说：“你到这里后，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编号。对看守也不能用自己名字，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持照相机和闪光灯进来了。他对我说：“站起来！”然后就从各个角度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完事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我重新坐下来，希望他们快些把手续办好，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木台后面那人显出一副令人厌烦的腔调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的号码是一八O六。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八O六，记住啦？”
我又点点头。
这时，那女看守指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布告对我说：“放声读一遍。”
那是张监狱守则。第一是所有犯人必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第二是必须全面彻底交代罪行，同时还要揭发他人的罪行。第三是同室犯人如有违犯监狱守则的要立即向看守汇报。其他的都是有关进餐、洗衣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守则。
读完之后，那女看守说：“记住这些守则，并要严格遵守。”
那男人又把我的大拇指往红色印泥里按了一下，就在登记簿上打了个手印。打好后我向那人要了张纸擦拭一下拇指。
“快点！”那女看守有些不耐烦了，在门口大声叫着。不过那男人心肠倒还不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废纸递给我。我匆匆地擦擦手，就跟着那女看守离开了。
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漪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我跟着女看守出去了。室外黑沉沉的，地面凸凹不平，空气倒十分洁净。沿着主楼经过一扇油漆剥落了的红色大门，借着惨淡的灯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里面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那就是女牢。
在入口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在打着呵欠。那把我带进去的女看守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交给她了。
“跟我来！”她睡眼惺忪地将我带进一条两侧都是牢房的夹弄里，牢门上垂着硕大沉重的铁锁。这夹弄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终身也忘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梦见在那惨然的灯光下，长长两列垂着大铁锁的监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到的苦难和孤寂。
当我们走到甬道尽头时，那看守打开了靠左边一间空着的囚房。
“进来！”她说：“你随身没带其他东西了？”
我摇摇头。
“我们明天会通知你家属把需要的衣物送进来的。现在你睡觉吧！”
我问她可否上厕所。她手指囚房左角一只水泥马桶说：“我借你几张手纸。”
她把门栓用力推上，上了铁锁，就走了，空寂沉闷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消失了。
我引颈四顾，感到十分骇然。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原先应是白色的墙壁，因年久失修，已泛黄了，还布满了黑色盼裂缝。一只光秃秃的小灯泡上也蒙着一层尘埃。满目疮痍的水泥地上，四处都能见到斑斑污迹。室内充满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急着想打开那扇仅有的小窗，窗闩也是一片锈迹。由于我个子太矮，必须踮起脚才能攀到。我捏着窗勾子猛力推开窗户，尘埃和脱剥下的油漆，就像雨点似掉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用三块粗糙的狭木板搭成的三张床铺，一张紧贴墙面，还有两块叠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那看守又回转来了，从囚门的小方窗口递给我几张粗劣的手纸，说；“给你手纸，你自己买到后必须如数还给国家。现在你可以睡了。睡觉时必须面朝囚门，这是规矩。”
我实在不敢去碰那张蒙满灰尘的床。但我双腿实在酸疼薄很，只得把床板移开墙而一点，用手纸擦拭一下铺板。但那尘垢积成那么厚厚的一层，根本只能拂掉一些浮尘。我硬着头皮躺下闭上眼睛。但那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垂在我头顶上，灯光虽然是昏然惨淡的，却也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我想把它关掉，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开关。
“请你过来一下。”我用手敲敲门叫着看守。
“安静点，安静点。”那看守急急地过来推开门上的小窗。
“我找不到电灯开关。”我告诉她。
“这里晚上不熄灯。以后你有事找看守就说‘报告’，不要敲门。现在别废话了。”
“你能给我一把扫帚让我打扫一下这里吗？太脏了。”我向她要求着。
“别神经了。现在已是半夜两点啦，快睡觉！”她把小门“啪”一下关上，但并没走开，她在窥孔里看我是否顺从了。
我重新在床上躺下，把脸转向墙壁，如是可以不至让灯光刺着我双目。我合上眼睛，那肮脏厌人的墙壁便不在我视野之内了，但我仍呼吸着周围那股触鼻的霉气。远处，时隐时显地传来马路上断断续续的哄闹声，虽说此刻，它们已构不成对我的威胁了，但我却放心不下女儿。希望我进了拘留所后，能减少一些对她的压力，不会再强迫她来揭发我。假若真能这样，她还能成为革命群众之一员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蓦地一群饥饿的蚊子向我袭来。我举臂挥赶它们，但它们赶也赶不走，把我叮得好苦好苦，我浑身都给咬起小疙瘩，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天亮以前，灯熄了。黑暗中，那种肮脏和丑陋反倒消隐了，我幻想着，自己还是躺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中。瞬间，我觉得“自我”得到一种解脱，这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好像给松开了一道绳索。但这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享受，很快，天边透出一片灰白，而后就转成一抹光亮，接着，日光开始射入囚室，那番丑陋又被摄入我眼帘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在我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年里，从熄灯到黎明前这段短促的光阴，永远是我那已失却的自尊苏醒的一刻，也是仅有的摆脱监视而获得瞬间可贵自由的一刻。
甬道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起来，起来了。”还是那看守，在各个囚房门口喝叫着。接着，整幢楼都开始有人在走动了。我楼上也有人在絮絮低语，四处走动。
门上的小窗又被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把水壶嘴对着小窗眼叫着：“水来了。”
我告诉她我没装水的脸盆，她就把水壶拿开了。然后她将苍白的小脸贴着小窗口打量着我。当我俩目光相触时，她对我微微一笑。几天之后，我看见她上衣缝着块小白布，白布上注明她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犯人。打那以后我们再相遇时，大家便相视一笑，以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我们都是政治犯。这种默默的交流及她苍白的脸上那一抹隐隐的微笑，给我在看守所中的生涯带来奠大的安慰。后来我就再没见到她，可能她已刑满释放了。这让我一直郁郁不乐，若有所失，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
那门上的小窗洞又开启了，一只长方形的铝质饭盒搁在那儿，一个女人不耐烦地催着：“过来过来！”
我将饭盒收下，她关照着：“以后吃饭时就候在门口。”她又递给我一副毛竹筷，那筷子湿漉漉的，细细的，估量使用时间，已十分悠久了。
那只有个瘪凹的饭盒内，装着四分之三的半冷不热的泡饭，上面搁着儿根腌菜。我用手纸将饭盒四周擦拭了一下，勉强喝了一日。那泡饭里有一股冲鼻的焦糊气，腌菜发苦，伙食比我预料的坏坏多了。但我还是尽力将大半送入肚里。当那女人又把小窗启开时，我把饭盒和筷子都递还给她。
不久，另一个女看守过来责问道：“你为何不把泡饭里的米粒也吃下去'？”
“我已吃了一些。请问我能见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吗？”我问。
“急什么！你才刚来，那些审判员准备好后，自然会找你的。目前，你只需考虑自己的罪行。在他们来找你时，你必须彻彻底底交代清楚，以示你真心愿意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假若你能揭发他人，还可以将功赎罪。”
“我并未犯罪。”我强调自己的无罪。
“你们这批家伙，初来之时总是这么说。这是最傻的态度。你想想看，上海有那么多人，为何别人不进来，独独你却进来了？那你肯定是有罪了。”
看来与她也没什么可辩的。听她那口气，我似将在这里呆一阵了。这么脏的囚室，实在是无法置身的。要是我必得在这里作长期耽下去的准备，那就得设法先打扫一下。此外，我总觉得，体力劳动可以缓冲一下刺激过度的神经，我正为思念女儿而万箭钻心。所以，我就向看守要求借把扫帚打扫一下囚室。
“你们只能在周日才能借扫帚。但因为你刚来，我可以借给你。”
没几分钟，她拿来一把已使用了多年的破扫帚，从窗洞里塞进来。我将床铺代替扶梯，在囚室里拉未拖去地，就着它把天花板上的蛛网都拂掉，掸得尘埃四飞。这时，门上的小窗又打开了，递进来一张小纸片，一个男看守站在外面。
“你昨夜带来的钱，给你存在银行里了。这是收据。你可以用这笔钱买些日常生活品，如手纸、肥皂、毛巾等。”他说。
“这正是我十分需要的。我能买一些吗？”我问道。
“可以。”那男看守说。
“我要买只脸盆，两只搪瓷茶缸(一只用以吃饭，一只喝水)、针线、肥皂、毛巾牙刷，对了，还要一支牙膏。还要一些手纸。我能买些冷霜吗？”
“不行，你只能买生活必需品。”
很快，他就买来了上面印有两朵大玫瑰的面盆，六条彩色毛巾，一叠手纸，六块洗衣皂，两只有盖搪瓷茶缸，一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两卷粗线团。他还告诫我，犯人是不准在囚室里藏针的。但可以在周日时，向看守借用。
那看守打开牢门，将脸盆等一一交给我，门还未关上，另一个女看守送来了抄家时留剩的衣物和被褥。还有四本毛选和红色语录本。我在收条上签了字，那两个看守便把门锁上走了。
我把东西一一仔细翻查了一下，希望能发现我女儿留给我的纸条。但我很失望，什么也没找到。我呆呆地在床沿坐下，一股凄恻的伤感淹没了我。我默默为了她作了祈祷。过一阵后，我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决定继续打扫这间脏囚室。因此，我想向看守要些水。
“报告。”我走到门口大声一叫。
另一个女看守过来打开那扇小门，厉声说：“不许高声喧哗！你要什么？”
我一听那声气，就知道无论向她要求什么，都会碰钉子的。为了能顺利达到目的，我迅速地背了一节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她一声不吭地走了。还是那个正在改造的脸色苍白的女孩，给我送来许多清水，足够灌满我那新置的面盆和家里给送来的那只脸盆。我首先将床板彻底清洗了一下，随后站在叠起的被褥上，将布满尘埃的窗玻璃擦净。这样阳光就能透过玻璃照射入室了。在我把那水泥便桶也洗净之后，还有多余的水给自己擦拭一下身子，且把衬衣都洗涤干净了。当热开水送来后，我已坐在整理干净的木板床上，开始舒舒服服地享用它了。对我来说，白开水的滋味从未这般可口过。
中午吃的是米饭和一些白水煮青菜。我将一些饭粒当浆糊之用，把手纸贴在沿床的墙面上，如是我睡觉时，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碰脏了，可以在感觉上好受一点。一会看守过来了，令我在囚室里做操。我说：“我把扫帚还你吧。”
她打开小窗接过扫帚，便看到我糊在墙上的手纸。
“随便变更囚房的环境，是违犯纪律的。”她说。我没答理她。只是在心里盘算着，假如她一定要我把手纸撕去，藐该怎样应付她。但她接过扫帚把小窗关上走了。一忽儿后，楼上又传来她逐个挨次催着每间囚室：“做操了！做操了！”
楼上发出多人来回走动的声响。过后操练结束了，那看守令大家坐下。只听得“扑咚”坐下的声响。我由此断定，楼上的集体牢房里，根本没有床铺，犯人们都席地而坐席地而躺的。我与隔壁囚房的墙壁很厚，因此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但楼上犯人的说话声，倒可以听得相当清晰。因此每逢四周没有看守时，我就拚命使劲听着楼上发出的声响和她们的窃窃私语，如是多多少少可减轻一些我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正常生活中令人感觉愉快的，如色调、造型的对照，各种声响的协调等等，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存在的。整日价目光所触到的，就是四面丑陋不堪的陡壁和令人沮丧的灰制服。除了看守那冷酷漠然的言语来打破那死沉沉的寂静外，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响了。
在囚室里，我常发现，自己可以对着窗长时期地痴坐着发楞。有时，我可以望着铁窗栏里注入的一束阳光一连坐上几小时。那抹阳光和拂入的新鲜空气维持着我的生命力。那扇铁窗，也是我仅能借以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常常我的身体坐在囚室内，但我的思绪，已通过那扇小窗，飞向自由天地之中了。那段铁窗生涯留给我最深刻的回忆，是我是如何观看着铁窗栏杆投在水泥地上的影子，影子缓缓地移动着，那缓缓移动着的影子让我感受到，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消逝。就这样，今天盼明天，今年盼来年，有时则是这餐盼下餐，也有这次提审盼下次提审。盼来盼去，就盼着有一天，我们国家能生出新的力量来抵制造反派的势力。
白天过去了，又亮起了灯。晚上，我又吃了些米饭和青菜。值班的看守换了一个。她给我送来一张报纸。她将脸贴在一小窗洞上大声责问着；“你在囚室里做了些什么？”
“我按毛主席对卫生的有关指示办事，把房间清理了一下。”我回答道。
“要是你真能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话，你也不会被关进来了！”她大声对我吼道，“毛主席有没有叫你犯罪？”
“我从未犯过罪，是他们弄错了。经过实事求是调查后，问题会弄清楚的。”我说。
“我看你的口才倒蛮好。你想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进牢房里来吗？我警告你少想想怎么过得舒服点，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罪行，把问题看得严重些，当你被提审时，必须作全面彻底的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说着不待我回答，就把窗“啪”一下关上了。
这一套坦白从宽的套话，我已听得生厌了。我想对一个真正的罪犯，施之以“坦白从宽”教育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没犯罪。对一个根本没罪行的人却反要他认罪，那实在令人恼怒。
我拿起报纸，就着昏暗的灯光阅读起来。跟中国一切报纸一样，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是由政府出资经办和控制的。该报的编辑人员也是由党的宣传部派任的；在中国，报纸，包括监狱，是用作教育人民的工具的。
长期来，中国老百姓已学会了读报的唯一方法就是，细细领会它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除了注意公开的新闻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闻。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的新闻并不来自报纸，而来自民间传播的政治杂谈。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语言或各种手势来进行不指名道姓的交谈，称之为“小道新闻”，意思这新闻不是公开来自政府方面的，在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也曾利用这种“小道新闻”，有力地破坏了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现在，他们自己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新闻报导，认为从那里得不到真实的新闻。自然，他们就会相信来自民问的各种政治杂谈了。
在看守所里，《解放日报》是我了解监外世界的唯一渠道。我阅读得很仔细，有时为了跟上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及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的评价，我将每条新闻都细细读上两遍。从各条新闻的披露内容，到重要社论的标题，乃至“编按”所说的话语，还有当时所选登的毛泽东语录，我都能揣摸出什么是极左分子所力图要贯彻的，或什么又是尚不能实行的。但归根结蒂，我对党内斗争的内幕的全面了解，还是在我从监狱释放之后。出狱之后，我收集到一大批未经审查就出版了的红卫兵的宣传品。另外，我还从一些当年参加过革命行动的青年之中，了解到一些内幕。
到了星期天，我向看守借了针线，将两块新买来的毛巾缝起来，给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手纸垫起来缝好，给我贮存水的脸盆做好一只盖子。再用手帕剪裁了一块遮眼罩，以便晚上入睡时不再受电灯光的干扰。在我向他们借用剪子时，那看守就一直守在小窗口监视着我，待我用完后，她就立即收回去了。我做了几件实打实的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具体事宜，这可令我自己过得舒坦点。我认为缝纫特别可以放松情绪。
一连又过去几天，每天我都要求见见审问员，但总是毫无结果。在一个明媚晴好的早晨，犯人们都获准去室外活动。看守们依次对每个牢房叫唤着：“放风啦。”
我渴望着阳光和新鲜空气，听到这一声，便把手中的《毛选》一搁，跳起来冲到门边站好。但等了好久才轮到我。原来在第一看守所有这个规定，各囚室里的犯人是不能互相见面的。因此我只有在隔壁牢房的犯人走过去拐弯了，直至见不到她们身影时，才被准许走出牢房，出去放风。一路上，甬道两侧布满看守，监视并押递着她们进入操场。
我放风的场地不小，只是满眼荒芜，看来无人整理。围墙上的石灰都已剥脱了，裸露出里面的砖石。地上满是秽泥砂砾。墙隅长着一簇杂草，细细一看，竟发现一株纤细的茎杆顶端，绽开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花蕾四周镶着五片比花籽大不了多少的花瓣。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傲然伫立在污泥与砂砾之间，似乎有心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我凝视着这朵极绚丽的小花，只觉得内心一阵怡然安慰。
“沿着四堵墙走！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擅自停下！”一个看守，，站在操场的看台上高声喝叫着。看台上筑有两个岗亭，一个是敞开的，另一个围着玻璃。那天风和日丽，因此看守们，都站在那敞开的岗亭里监视着犯人。
我开始在这片杂草地里兜着圈子，渐渐只觉得心旷神恰，胸襟开朗。秋的气息，清凉高爽，阳光拂在脸膛上，暖融融的。监狱里的日子，真可谓度日如年，但唯有在室外放风那段时光，不属此例。因此即使寒冬腊月，自感饥寒交迫，但仍觉得室外活动的片刻是最最宝贵的。
回囚室时，递押我的看守一下摸不准我牢门的钥匙。在他试着将一把把钥匙插进钥孔时，我乘机又要求见审问员。
“我在这里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能见见审问员吗？”我问他。
“好长时间了？”他直起身子转过身来，“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算什么长？这里有许多人，都关了好几年还没解决呢。你怎么这样缺乏耐心？你老吵着要见审问员，你见了他又准备对他说些什么呢？你准备好怎样彻底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了吗？”
“我要求审问员进行全面调查，澄清事实。”
“澄清事实？”这下他真的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了，“什么事实？”
“把我关到这里的误会。”我说。
“你进来，是因为你对人民政府犯下了罪行，根本不存在误会不误会的事。别瞎三话四了。”
“我出生出世，从未犯过什么罪。”我坚定地说。
“你没有犯过罪，怎么会把你关进来的？你进来就说明你是有罪的。”
他这种逻辑推理让我毛骨悚然。他这一论点是从党和政府绝对正确的定理中推论出来的。但我不能与他辩论，因为我不愿得罪党和政府。因此我只能说：“老实说，我从未犯过罪，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可能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却忘记了。一般犯人，是需经过审问员的帮助和启发，才会交代问题的。”
“我想假如我犯了罪，一定是忘记不了的。”我跟他说。我回忆着过去听说过的许多诉讼案例，当犯人在作交代时，审问员提供他许多需要服罪的材料。最后，法庭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录下来，再栽在那犯人身上，把矛头对准那犯人。
“可能当时你没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也可能你现在头脑还未清醒过来。”那看守说着，口气倒挺诚恳的。
有无可能我自己认为是清白无辜，而在别人眼中，却是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呢？虽说我向来做事小心谨慎，一贯循规蹈矩，紧跟政府，认真学习各项有关政治经济的重要政策，但我却从未读过人民政府的刑法。我决定要即刻补上这一课。因此我就对那看守说：“如此说来，我倒想借几本有关法律的书籍，来对照一下我是否真的在无意中触犯了法律。你是否可以借几本法律书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那套倒真像那些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所为。你想把法律、规章等条条框框都搬出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讲这一套。”他很冒火，好像我说他有法律书是对他的污蔑。
“如果没有法律，那根据什么来定罪呢？如何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的指示就是我们判罪的标准。假若他划定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你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你就有罪了。这比根据法律来办事要简单多了。”他说。
在他看来，以毛泽东的指示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正确，最合乎逻辑了。而毛主席指示又是时时在变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和特点，毛泽东有权对自己指示进行修改。有些指示的内容，又是含糊不清，这使基层干部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把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个部分。要是那个看守人员本人也深受迫害，我可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又会怎样想了。
他又将我锁进囚室了。我坐下来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我要从他的著作里寻找出迫害我的理论根据。同时，我也想利用他的理论来反驳指控我的人。我认定，我必得学会毛泽东的语言来说话，并要求自己在受审时，能滔滔不绝、稔熟地引据毛泽东的话语。
一天又一天，几个星期过去了。长期的囚禁生涯令我情绪越来越低落消沉。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女儿的消息，我是那样地惦着她，时时为她担忧。每当我胸口发闷时，呼吸也会感到窒息。好几次，在胃部鼓胀起一块什么东西，连吞咽都困难。
监狱墙外，文化革命似乎还在往纵深推进。临近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整天在吼叫着，不是播放革命歌曲就是声讨揭发本市的高级领导及著名学者的罪行。当风向对着我们监狱这边吹来时，我便聚精会神地细细捕捉着这些广播，希望能听到任何点滴消息。在阴幽的牢房里，我每天花好几个钟头来阅读《毛选》。从早至晚，直到那幽暗的灯光令我无法再看清书上的字为止。
一天午后，我又在潜心阅读，直到双目觉得视线模糊，无法辨清书上的字句时，我就往窗外眺望着。这时，一只小蜘蛛从锈迹斑驳的窗栏杆上爬了上来。那虫小得可爱，就如豌豆那么点大，假若窗下端那用来遮障视线的木板没有被漆成黑色，我还看不到它呢。它慢慢地爬到铁栏杆的顶部。这对这么个小生物来说，已是一段不短的路途了。在栏杆顶部，它则沿着自己身子尾端吐出的一根游丝冉冉飘降，随后它一蹦一晃地，就把那根游丝的尾端，系拴在另一根铁杆上。接着，它就沿着那根颤颤的游丝又回到原先的起点。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又往另一端甩出一根游丝，随后它又摇晃着慢慢爬行过去。这小生物的工程，几乎把我给迷住了。它对自己的工作似很是稔熟，它作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毫不迟疑，稳扎稳打，不慌不忙。它对自己正在着手做的一切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当它把四周的框架都搭好后，便开始织网了。那张网编结得非常美丽，真可谓美仑美奂，各根丝线之间的排列，都是均匀相对的。当它的编结工作完成后，它便爬到正中央安居下来了。
我有如目睹了一位技艺超众的艺术家，在进行一项建筑工艺，这令我生出许多联想。是谁教会蜘蛛这样按部就班地织网的？这种技能是否通过进化而来？还是上帝创造了蜘蛛，并赋予它具有织网的本能，从而令它借此得以觅食生存，一代一代连绵不绝？这小生物的脑部体积有多大？它结网的技能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本能，还是通过学习训练而积累的经验？或许有一天，我要去请教一位昆虫学家，但眼前我仅以此作为我能肉跟目睹的一种极其美好而又令人振奋的现象。不论是否上帝创造了蜘蛛，但我感谢上帝令我亲眼目睹了刚才蜘蛛的活动，这是一幕显示生命奇迹的见证。它帮助我“看见”上帝在支配天地间的一切。我对造反派不再感到那么可怖了，我重又树立起希望和信心。
我的囚室面朝西南方向，只有在太阳西沉之前那短暂的时刻，斜阳的光束才能投射到那张新结的蛛网上，折射出缕缕绚丽多彩的光闪。我不敢靠近窗口，生怕会将那小蜘蛛惊跑了。我稍稍远离着观察着它，不久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等着小飞虫上门来充当点心，而是随时保持着高度警觉。每当蛛网一角被微风撕破时，它就立即过去把它修织好。有时，得将整张蛛网重新编结。
目睹了小蜘蛛所做的并熟知了它的习性之后，我对它生出了感情。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及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件事，都要去看看那只小蜘蛛。看见它还在原处安然无恙，我就觉得内心十分平安。那小小的蜘蛛成了我的小伙伴。它虽然是那么微小，也不能对我的感情作出任何回馈，但在我四周增加了一个有生命的小东西，这令我在被隔离后而生出消沉阴霾的心绪得到了一抹安慰。
十一月很快就来临了，西北风刮起来了，再加上见天下雨，气温渐渐下降了。为了不惊动那蜘蛛，我都不敢把窗关上，生怕这样会把它挤出窗外。它继续不住地修补着被风扯毁的网，还耐心织了几个新网。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起身时，发现它不在了。它留下的网也被扯碎了。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我仍旧把窗开启着，希望它能再回来。后来我偶然一抬头，看到我那小伙伴，正笃悠悠地躲在天花板一角的一张新结成的网里。我立即把窗关闭上，内心一阵高兴。因为我那小伙伴没有把我抛弃。
十一月下旬一个清晨，当我醒来时，只觉得全身发冷再加头痛，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觉得很不好受。我坐在床沿思量着，是否可以向她们要些药片。早上，我把她们送来的泡饭全部吃光，希望能借此暖和一下身体。但到了中午，我实在吃不下米饭和青菜。我原封不动地把饭菜退还给她们。整整一个下午，值班的看守不停地从门上的窥孔里来窥探我，但并不问及什么。直到晚上，突然门上的小窗“啪”一下打开了，她对我说：“你哭了！”
“噢，没有”，我说，“我感冒了。”
“你哭了。你因为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而哭了。你觉得这里挺难挨吧？我们一直在密切地注意着你，你想尽力把生活环境改善一下。你哭也是因为你惦着女儿，要想知道一下她的近况。”那看守说。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感冒了。能给我一片阿斯匹灵吗？”
“阿斯匹灵对你并不灵，是你自个脑袋瓜在作怪。想想你现在的处境，还是端正一下态度，彻底悔改吧。”她说。
整个晚上，我都脸背门坐着，极力克制着打喷嚏，擦眼睛，晚饭我只吃了一点点，把其余剩下的都倒入马桶里冲掉。即使这样，香守们还是强调我哭，是因为过不了狱中的苦日子。他们也就抓住这点作为我思想的突破口，次日，就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笫6章 提审
那是个晴好、灿烂的清晨。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帑着寒意的清新气息，严冬将至。看守在外边逐户换室地大声吆喝着通知犯人们，该换洗被单了。要遇上好天气，就得做这每月一次的常规功课。遇上这样的日子，就会供应一些额外的水，难友们把被单浸泡在水里，擦上肥皂，然后再把它们连盆从那门上的窗洞里送出去，再由那个在这里改造的女青年(即第五章提到的那脸色惨白的女孩)拿到洗衣室去洗。
在我给被单上肥皂时，一个男看守打开房门对我大声一嚷.：“出来！”
“我正在洗被单。”我说。
“不许回嘴！叫你出来，你就得出来！”
那值勤的女看守走进来，说：“你回来再洗吧，现在先去受审。”
提审！终于要来一场正面交锋了。我忙用毛巾擦干了双手。
“快点。”那看守不耐烦地说。
我跟着他走出了牢房，穿过女监的院子，来到监狱本部后边的另一幢大楼。迎面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木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
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满怀信心地迈着步子。长时间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要与他们答辩，要求将我的案子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核。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审判员，不会与那般歇斯底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见识。他们肯定是经过训练而且是具有责任心的，会甄别罪犯与无辜之众。
大楼进口处边一个小房问里，几个看守懒懒地倚在几把木椅上，我被递解给其中一个看守，他押着我穿过两侧都是一溜审讯室的长廊，多数房门都紧闭着，但依然不时传来含糊不清的讲话声，偶尔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看守在一个门口前停下，把门推开，大声喝着：“进去！”
那是间狭长形的，阴森森的房间。高高地嵌在后墙上的那扇唯一的窗槛，就跟我囚室的一般大小。两个穿着肥大的褪色解放装的人，坐在窗下一张木制高桌后面。这号衣服，在中国，除高级领导人外，几乎都是人身一套。离窗约两码距离，安着一张粗笨的木椅，那是犯人坐的。室内虽然光线幽暗，但窗外投进的一注阳光，恰巧落在犯人的座上。四面墙上灰尘满布，水泥地上泛起的潮气与尘垢混杂着，呈出黑污污的一摊。桌子和座椅已被磨损得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
进去后，一个男人说：“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他选出的语录，正是红卫兵第一次来我家里抄查时所选的一段：“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当儿，那两人一直在逼视着我，我很认真地读著，摆出一副镇静自若的神情，免得他们认为我因为有罪而心虚。
“坐下！”那人指指那把椅子。
我转身欲坐，这时才发现，椅背后面墒上，设有一扇比囚室里的略大一点的小窗。我敢肯定，在里面进行审讯时，窗后有人在窃听。
我在那张粗笨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打量着那两个坐在高桌后面的人。他们的脸色苍白，似乎长期都在室内工作，很少在室外活动。虽说他们的外表穿着寒酸不堪，但与我初进监时办理登记手续那人迥然不同，他们显得威风凛凛，从容自如，很有一种权威的气度。自然对他们来说，审问犯人是日常工作。我可肯定那讲话的，是提审员，另一个前面摊着一叠纸的，是记录员。
待我坐定后，那审问员的目光，越过我肩头，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小窗，然后会意地点点头。看来，我的估计不错，外面确有人在窃听对我的审讯。顿时我觉得很失望。因为那个审问员不过仅仅是个傀儡而已，我还见不到真正的对手。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面对面地与那陷害我的家伙对质，以致可以牢牢记住他那番嘴脸，永生永世记住它！
那审问员用低沉厌腻了的口气，一一问了我姓名等情况，随后抬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约是监狱或集中营之类吧，因为人人都被拘禁着。”
“说对了。这是第一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是专门拘留审讯反政府反革命分子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不该进这种地方。”我强硬地表示。
他并不受我的话影响，继续高声往下说：“你被送进来，是因为你犯有反政府的罪。这是明摆着的。”
“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说。
“政府不会错的。”
“你并不是一个不晓事理的红卫兵。你代表政府，你不能那样不负责地诬告我。”
“这不是诬告。”
“你说话得有证据。”我陡地非常失望。因为我企待了好久的审询，原来与我入狱前那些造反派的理论，竟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有证据！”那提审员竟厚颜无耻地威胁我。
“那你把它们摊出来呀！”我讥诮地说着要他摊牌，“何苦还要花时间审讯呢？为什么不把证据摊出来判罪呢？”
“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威力，红卫兵造反派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证据。蒙混过关是行不通的。凡犯错误犯罪的，必须老实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老实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检举揭发可以将功赎罪。”
“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陷害我的所谓证据。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革命性质不了解，也不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或其他人，会取得这些纯属乌有的罪证。我从未犯过罪，怎能找到犯罪的证据呢？”我说。因为他骗我说他已掌握证据了，我如此一讲，就可在气势上制胜他，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
“把证据摊出来给你判个刑，这还不容易？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策略。这次提审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改变思想，给你一个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只有如此，你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我又不会变戏法，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不会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或许你还没认识过来。我们是挺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双目紧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潜台词就是，要以长期囚禁来威胁我。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的，你哪怕等上一万年也没用。无论你等多久，你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也一字一句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以使他觉察我并没为他所吓倒。
“时光会改变人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呆不了五年，你的身体就会毁掉。到最后，你会哀求我们给你机会交代的。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宁可死掉，也不愿说谎。”
“不见得吧！要求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也不僦外。”
“我要遵从伟大领袖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段语录不能用在你这种人身上，那是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他愤怒地说。
“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自我拆穿了那提审员的谎言后，只觉得精神大振，开始对这场审讯持浓厚的兴趣。这远比一人独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好过多了。
冷场相持了一阵，那提审员又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看了看，然后他说：“你很狂妄，照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代，端正态度。我的任务是帮助你全面领会国家政策，让你明确：除了老老实实，全面交代罪行，彻底悔改外，你别无出路。你可别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这里的提审，与人民法院性质一样。你在这里讲话，必须绝对产严肃。”
“难道我不可以期待政府主持正义吗？”
“正义？什么正义！它不过只是个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并无具体含义。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正义感。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完全正义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受剥削是非正义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要求正义？在你坐在生暖气的房间里，而其他人却在风雪中冻得直哆嗦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把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两者混为一谈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正因为我与已故的丈夫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使中国永远不再有人遭受饥寒之苦，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才留在中国，不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我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必去追究有关‘正义’的抽象概念。军队、警察、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们与‘正义’无关。现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