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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玄奘法师，一般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中那位胆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难辨的糊涂和尚。其实这仅仅是作者的虚构，就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言，对其形象未免过于歪曲。史实记载的玄奘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虔心求学，而且胆识过人，是位大智大勇的高僧。在《西游记》中，唐僧的身世还是挺坎坷的。那玄奘的真实身世是怎样的呢?
　　唐僧俗姓陈，父亲名萼，字光蕊，贞观十八年陈光蕊考取状元。唐王御笔亲赐状元，陈光蕊跨马游街三日。丞相有一女，名唤温娇，又名满堂娇，未曾婚配，正高结彩楼，抛打绣球选婿。陈光蕊正巧在楼下经过，小姐见陈光蕊人材出众，又是新科状元，内心十分欢喜，就将绣球抛下，恰打着光蕊的乌纱帽。十数个婢妾走下楼来，把陈光蕊马头挽住，迎状元入相府成婚，成就一段姻缘。
　　完婚后，陈光蕊受命为江州州主，不想，赴任途中，遇洪江梢公刘洪、李彪。刘洪见夫人貌美，心生歹意，把陈光蕊推入水中，强娶夫人为妻，还冒名为官。不久，夫人生下一子。夫人到江边，大哭一场，正欲抛弃，忽见江岸岸侧飘起一片木板，小姐即朝天拜祷，将孩子安在板上，用带缚住，血书系在胸前，推放江中，小婴儿顺水而下，后被金山寺长老搭救&&
　　父亲是状元，母亲是丞相之女，如果不生意外，以唐僧的长相和良好家世，长大后说不定也是一位翩翩公子，而这段有些坎坷不幸的家庭经历，也使唐僧走上另一条人生道路。小说终归是小说，唐僧的原型玄奘法师的真实出身又是如何?他又为何会走上学佛之路?
　　玄奘：名门望族 名臣后代
　　玄奘是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俗家姓名&陈祎&，&玄奘&是其法名，他也被尊称为&三藏法师&。602年，他出生在一个名门望族，是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父陈钦，曾任后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任国子博士，食邑周南;父亲陈惠，身高体壮、美眉朗目，平时潜心学问，博览经书，为时人之所景仰，曾做江陵的县官，后来隋朝衰亡，便隐居乡间、托病不出，当时的有识之士都称赞他的志节。陈惠共生四子，玄奘是他的第四个儿子。历史上，玄奘的外公并非当朝丞相，但也有官职，任洛州长史。祖上几代都是显赫人物，都非常出众，玄奘也算的上是当时的&高干子弟&。
　　玄奘的父亲陈惠博览经书，隐居乡间，受家庭氛围的影响，玄奘年幼的时候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跟父亲学《孝经》等儒家典籍，&备通经典&，&爱古尚贤&，年幼时候就形成了良好的品德。
　　玄奘受二哥影响 走上学佛道路
　　玄奘的父母在玄奘十岁左右就双双因病去世，玄奘的二哥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也就是长捷法师。玄奘十一岁那年，跟随二哥长捷入寺受学《法华经》、《维摩经》，开始学佛。刚进寺的时候，玄奘还不是正式的僧人，只是一个童子，多亏一个人的赏识发现才成为真正的僧人。
　　614年，隋炀帝号令度僧，通过考试选择27人出家为僧，但应试者必须年满18岁。在举行考试的那一天，刚进净土寺的小玄奘早早站在公衙门外，正巧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郑善果问他为什么要出家，当时，年幼的玄奘脱口而出：&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欣赏他端丽的相貌，又惊佩他的志气，就破例让他参加了考试，玄奘最终被破格录取。对于这样的&例外&，有人表示不满，但郑善果向同僚解释：&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风骨，将来必能成为佛门伟大的人才&，玄奘就此出家，也在这时拥有法号&玄奘&，事实证明，郑善果没有看错人。
　　玄奘出家后，首先在洛阳净土寺跟景法师学《涅槃经》，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长达六年之久。618年，身逢战乱，玄奘与兄长捷离开洛阳赴四川，在空、景两法师处学习。在居蜀的四五年间，玄奘师从多师，研习大小乘经论及南北地论学派、摄论学派各家的学说，通过众多名师的指授，玄奘的学业大进，见地也愈发深厚，逐渐闻名蜀中。好学的玄奘并未就此满足，他各处学习，刻苦钻研。624年，他离开成都，先后在荆州、赵州、扬州等地讲道拜师。627年，他到长安，师从几位名法师，学习各家学说，名满京师。
　　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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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精神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玄奘精神的当代性与世界性
——在“重走玄奘西行路”学术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
就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而言，我最佩服的是玄奘和鉴真，他们一是文化拿来的代表，一是文化输出的代表。参加了“重走玄奘之路”的论坛，我做了一个即兴发言。大致如下：
“重走玄奘之路”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但也是一个被闲置很长时间甚至被遗忘的话题。真实的玄奘，在中国历史上一再被遗忘被误读。《西游记》第一次把玄奘置于一个畏缩懦弱的不太高的地位。经过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玄奘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扩大化误读。很多中学生看了《西游记》的电视片以后，大多小看了唐僧的价值。“重走玄奘之路”的重要意义是对玄奘历史地位的恢复，追寻他的本来价值，宣达作为“中国脊梁”的玄奘精神。
其实，玄奘西行求法显示出重要的民族精神。公元627年秋，唐贞观元年，25岁的玄奘离开长安，开始了孤身求法的西行历程。在印度取经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遍访各地名僧大德，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玄奘回到长安，拒绝了高官而先后在长安慈恩寺和铜川玉华宫等地潜心译经十九载。他不分昼夜译经，留下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经译本，广泛影响了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其可谓文化拿来的代表性人物。
由玄奘口授，辩机和尚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国际文化交流互动价值。今天，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按照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在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而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库什那迦、兰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包括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也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的印度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作为佛学大师、翻译家、中外交通和中外文化交流使者，玄奘被鲁迅称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表征在：舍身求法不断前行的献身精神，不计得失百折不挠的探险精神，孜孜不倦执着求知的吐纳精神，心归大唐一心向东的爱国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已经凝聚在民族文化神经系统中，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据史料记载，出家后的玄奘潜心研习佛教大小乘教典，但是问题在于当时传入中国的经典十分有限，而众师解说大相径庭异说纷纭，于是玄奘发愿为“一睹明法了义真文”，决心西行求法。然后边关不停有骚乱而禁止出关。玄奘只好偷渡出境，开始了自己长达两年艰难的西行之路。
玄奘广学多闻，深通佛教大小乘学说，二谛圆融，精通因明、声明乃至婆罗门教典籍，智慧高迈。在戒日王召开的曲女城佛学辩论大会上，立“真唯识量”而无人能破，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小乘人尊为“解脱天”。玄奘为何西行？为何归来？成果如何？按《西游记》的说法与玄奘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西行何止成百上万人，取得真经归来者大抵不多，当时有诗为证：“晋宋齐梁唐代间，高僧求法出长安。去时几百归无十，后辈那知前辈难”。很多人死在黄尘滚滚的取经途中，一些人到了印度不再回来。玄奘为什么要回来？并殚精竭虑十九年翻译经文？
他翻译的1335卷经文究竟有何重大意义？他所撰写的《大唐西域记》有何价值？
季羡林先生应中华书局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时，一连几天睡不着。我问他，“你要做的事情很多，为什么独独对这本书如此的倾心？”他说：“很长时间，我就想把这本书好好地注释并且翻译。但由于人力和各个方面的原因没有落实，这次委托我来负责，我特别的激动！因为玄奘，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重新注释和翻译《大唐西域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部文化史，唐太宗为什么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玄奘口述让辩机和尚记录，有很强的政治、军事、文化目的，它代表了唐太宗要开疆辟国而且想成大事的一种精神。同时，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亲践了一百一十国，听闻了二十八国，对了解当时各国的基本状况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的交往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印文化交流有个很大的背景，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南亚地缘文化战略。中国西部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文化基地，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紧密相连了上千年，然而，当今世界的麻烦在中东，中东的麻烦在阿以，阿以的麻烦在耶路撒冷。可以说，自1980年代美国插手中亚问题以后，中亚问题的恶化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与我国大西南接壤的是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中印之间的历史宿怨仍未消解，印度发展核潜艇和核武影响到南亚地区安全，印度反华和亲华的论调交替出现。印巴局势仍然很危险，核竞争还在继续，再加上中印1961年的边境冲突，到现在两国交流甚少，而军备竞赛空前突出。由于印度的主流语言是英语，他们受欧美的影响非常大。印度一直在为他们历史上佛教的衰败而担忧，今天，印度人已经不能说梵语了。如何把玄奘当年取回的经文送回去，从民间扩展到官方，使得中印民族文化出现和谐的新气象，非常关键。
就地缘战略意义而言，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成为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主要方面，直接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不能掉以轻心。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如果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复仇，这个世界的未来就太令人悲观了。如何避免战争，如何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用文化来化解，只有文化才能使世界成为和平的国际形势。如果西方“困龙”计划成功，崛起的中国龙将没有出海口。如何探讨一条打开中亚的文化之路，如何让这个世界更多文化交流而非霸权欺压，如何在万重困境中走出一条大爱之路——“重走玄奘之路”的意义就浮现出来了。
玄奘精神对全民端正人生道路，学会做人的基本准则，培养面向世界的眼光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玄奘的精神值得提倡，他那坚定的誓言：“不求得大法，誓不东归一步”，仍然有着鼓励人心的意义。不管《大话西游》如何“大话”他，都表明了妖魔的七情六欲对一个矢志不渝的高僧的诱惑没有效果。今天人们拜倒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下，玄奘精神被遮蔽。有人恨不得把全世界的金钱据为已有，恨不得把天下美女据为已有。玄奘一个托钵僧，身无分文力排万难苦行求经，无疑具有针砭时弊和疗治人心之功用。
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特别所认为的那样：玄奘西行求法是世界全球化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笔，它不光是贸易的，同时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玄奘以开放胸怀吸纳异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造就了亚洲特别是东亚文明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特质。这些，今天的学者当然应该在比照自我中获得新的自我反省。
遭遇了太多调笑无厘头的玄奘，并没有因此而掩盖其精神光辉。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佛学事业，甚至连自己头盖骨都分成了7块分给了天下著名寺院。但吊诡的是，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寿命并不长。“法相宗”与“禅宗”相比，“禅宗”更具有普及性。这说明外来文化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最终可能渐渐只属于专家、高僧等一线的研究者，而不会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给玄奘定个位的话，他是文化拿来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伟大功业是到西天印度去取经。玄奘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那文化拿来形象，应永留人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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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游 ?有感
玄奘不畏艰辛，西行求法。西行路上，玄奘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也不乏世俗的最高待遇，但他坚定信念继续前行，这个历程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其艰难险阻都不为过，而对于玄奘来说，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他的伟业也不为过。玄奘千古一人。
从个人视角来看，我认为，前言、会见太宗、法师圆寂这三章最为重要，下面我通过对这三部分的解读，总结出一些有意义的可以身体力行的做事方法或原则(对我而言已是如此)。
前言是星云大师撰写的。他在文中谈到，玄奘大师在中国两千年佛教传播史中盛德最著的人物，在大众当中的深刻印象却主要是被一部文学作品限制了，扭曲了，这就是被赞为中国小说四大奇书之一的《西游记》。虽然这部小说充满虚构的奇趣，但与正史中大唐三藏玄奘法师的壮志苦行，与牺牲为众的慈悲精神，相去几千万里。(这种情况，也提醒了我们有心推动佛法人间化、将佛理从僧众与知识阶级中释放出来的工作者，大众化的读物确实有其魅力与惊人影响效果，但若不是秉持正知正见进行创作，那么大众化就会成为我们立刻要面对的新挑战与难关)。
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在他撰写的唐僧形象是不是真的限制了和扭曲了真实的玄奘的形象呢?《西游记》中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劫难中最不乏的有美色、财富(托国之富)、生命危险以及自然的险阻(这个可能不是劫难的重点，但字里行间也尽显自然环境之恶劣)等对人生最具考验性的事件，唐僧并没有心动和退缩，而是迎难而上，执意求取真经，并最终经历千难万险而取得真经。再看真实的玄奘经历，他的求法历程也是千难万险，他坚定信念最终求的真经，从《西游记》中对唐僧的艰辛的描写和真实玄奘所经历的，其本质是一致的。必定《西游记》是部文学作品，有其艺术的成分，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如果《西游记》也记录玄奘真实的西游经历，那仅仅只是另一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却没了《西游记》这部最高文学水平的神话小说。我认为，《西游记》中刻画的唐僧是艺术化的玄奘，其坚定的信念、对佛教的虔诚、西行求法之决心是相同的。《西游记》中的唐僧并没有限制，更没有扭曲真实的玄奘。
《西游记》是部神话小说，书中刻画的唐僧并没有修炼过法术，或者说练过武功，说白了就是个文弱书生，也确实是个文弱书生，他也是只身西行求法，唐王也没有给他派遣什么使节以及随身侍从。而《西游记》是部神话小说，妖魔鬼怪遍地都是，而在这些妖魔鬼怪中随便拎出来一个，客观的来说，如果没有徒弟保护的话，把唐僧吃掉是轻而易举的，如果拿掉这个客观让唐僧也拿起刀来跟妖鬼对打并解救徒弟的话，那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就看一部融合武侠小说和神话小说的小说就行了。但是唐僧并有没有因为艰险而放弃过西行的志愿。《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扭曲了真实的玄奘了吗?
在这里，吴承恩也遵循了俗家中的一句佛语“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为什么这么说呢?面对妖魔鬼怪，凭借唐僧的个人能力连自己都解救不了，你还指望着他去救八戒或者沙和尚以及降妖除魔吗?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是尊重客观事实最贴切的一种表现。唐僧被妖怪抓走，只能任人宰割，必须依靠他的徒弟来救他，但他的意志却经受住了多次的生死的考验。
其实只有经历这些苦难的人并能经受住所有苦难的考验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西游记》中的唐僧做到了，他是艺术化的玄奘，更是玄奘精神升华的承载者。
在这里对括号中的话，也就不做任何评语，唯希望在尊重客观的事实的基础上做好本职工作。
下面说说我对《会见太宗》这章的解读。
“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也必定是这么个结果)。
“及至洛滨特蒙慰问，并献诸国异物，以马驮之，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作者认为，玄奘位唐太宗专门准备了他从异国他乡带来的礼物，而且看来这些礼物数量不小，不然不会用马驮。这里也反映出，玄奘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世上为何年的一个迂腐和尚，他对人情世故都非常在意、非常细心，所以专门为皇帝带来了特殊的礼物。
作为一个伟人，其胸怀必定是开阔的，也必定是个有责任感的人。一般会记录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珍奇的东西在回国的时候也会带回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开阔国人之眼界，增加祖国之国力，这是尽到对国家的责任的做法。我想玄奘带回来的这些东西中，有些是植物的种子，有一些是带有某种异国先进生产技术的东西，也有一些是中华没有的东西，但绝不是珍珠翡翠金银奇石等在世俗眼里算是宝贵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绝对不是玄奘要献给唐太宗的个人礼物，因为唐太宗是国家的代表，通过他送给国家。同时这些礼物也绝对不是为了讨好唐太宗而免偷渡出关之罪的礼物。
随后书中又写到唐太宗迎接玄奘的场面，相见礼毕坐下之后，唐太宗的第一句话是，“师去何不相报?”意思是说：当时有关管理部门和官员确实没有把玄奘要求出关的文件上交给唐太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国策就是禁止出关，那些当官的明明知道皇帝有禁令，谁还会把这个递交上去呢?当然，也有可能是唐太宗看到了却不允许，或者如今假装忘记的可能性都有，这就不可深究了。
唐朝的伟大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后面详细阐述。在这里可以肯定是，办理相关手续的官员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秉公执法，依法办事，而这些人的思想可能是没有体会到玄奘西游对于国家的深刻影响。而这个请求也一定是没有传到唐太宗那里，并不是唐太宗假装忘记了。这件事用另一件来推敲，在唐太宗身上有这么个小故事，一日，唐太宗在玩耍一只小鸟，魏征来求见，唐太宗就把小鸟藏在袖中，魏征早就看到了，就故意不走，结果小鸟被憋死了，后来唐太宗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不能玩物丧志，更不能荒废时日。这么件小事唐太宗都能承认错误，如果说唐太宗确实看到了文书，我想他一定会让支持玄奘西游(这个原因在后面的讲述中会有所体现)，即便唐太宗不支持玄奘西游，此时也会主动的向玄奘道明不允许西行的原委。但我更认为，唐太宗看到此文书，一定会支持玄奘西游。而支持玄奘西游，不就是修改了禁止国人出境的法律，或者说给玄奘一个出关的特许证，而这与后来的李昌、王祥、王伯陇的举动是一样的。作为臣下，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人私放玄奘出关就是犯法(对这个看似践踏国家法律做法的见解在后面的叙述中有所解释)，但他们是和唐太宗一样的人，都支持玄奘西游，而为什么为了一个陌生人就践踏国家法律呢?但当下如果唐太宗知道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人的行为也会大加赞赏，会和他们肝胆相照，他们是为大唐得繁荣昌盛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从本质上说，玄奘不也是这么一个人吗?
“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意思是说：我当年离开大唐的时候，曾经再三上表陈奏。但是玄奘并不说把表奏文书交给谁了，玄奘也没有说那是国家不允许出关，而是“诚愿微浅”，是我自己的诚心还不够大，所以不被允许。但是“无任幕道之至，乃辄私行”，但是我实在是渴望能够去追求、能够去学习最新的佛法，所以我才私自出关，偷渡出境。这完全是自己个人的违法行为(专擅之罪)，我感到非常地惭愧，也感到非常地恐惧(唯深惭惧)。当着唐太宗的面，玄奘把当初不被允许西行归结为自己的“诚愿微浅”，根本不责怪任何人，只是责怪自己的诚心还不够。到了这一刻，像唐太宗这样英明的帝王，难道还会去责备玄奘、追究他偷渡出关的罪过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对于玄奘上表请求出关的事情，相关官员处理这件事，首先是依法办事，并没有处理错，即便玄奘说出当时官员的名字，唐太宗也不会治这些官员的罪，还可能会给他们颁发个嘉奖令，因为他们是依法办事，至少严格执行了禁止国人出关的国策，维护了国家安定，但也会告诉他们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处理，并一定要上报给唐太宗。而玄奘再三表奏，也充分表明他是非常尊重国家法律(因为不是也肯定不是表奏一次，最终也是看不到政府同意的希望才决定偷渡出关的)。这个事情的背后也彰显出唐朝强大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国人守法，而官员秉公执法。因为玄奘守法，作为一个伟人来说，也必定会认为触犯国法是一件很惭愧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提一下，玄奘在于阗提前给唐朝的上表书信，书中已经提到了是私自出关，玄奘是主动承认错误，但并不会奢望国家原谅他，且希望治他的罪。而玄奘在于阗停留的几个月中，主要是把丢失的经书就近抄来，这才是最核心的最重要的事情。玄奘偷渡出关，现在也肯定会请求入关，去时犯法出关，还要合法入关，不能再触犯法律。在这里并不是等着国家赦免他的罪。假如国家批准玄奘入关但要治他偷渡出关的罪的话，玄奘也会立马回国，而不会畏罪潜逃。
玄奘私自出关西行求法确实触犯了法律，而审批出关的官员也是按法办事，遵照玄奘前后的经历来看，批准玄奘能否出关的官员只是没有后来的李昌、王祥、王伯陇的境界高。但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也必定是秉公执法的人。从玄奘经过王祥和王伯陇把守的烽火台的经历可以看出，王祥和王伯陇把守的两个烽火台，在玄奘取水的时候普通戍关将士向玄奘射箭的精湛箭法就可以看出唐朝军队的强大。我想当时玄奘并不是走背运，取水的时候正好遇上守关将士看着水源，而是玄奘遇上了彻夜监视水源的守关将士。普通的守关将士就如此恪尽职守，如此的强悍，这一点就足以体现出唐朝的强大的根本所在。
“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唐太宗当然不能赞同玄奘的偷渡行为是不正当的，即使现在玄奘已经载誉归来，因为这关系到国家政策的严肃性。因此，他对玄奘说，师-父您既然已经出家了，就跟俗人不一样，这意思是变相地说我当年讲禁止出关是针对俗人的，没有针对僧人，而您根本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求法，对百姓苍生是有好处的，我已经非常嘉许，难道还用您去惭愧，还用您去担心什么?
这段解释或者说翻译，前后逻辑太差，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也不能表达这么个意思。我认为，唐太宗的意思是，如果我当初知道了你西行求无上佛法来惠利苍生的话，我一定鼎力支持，可以减少你一路上不少的麻烦，这样我和天下苍生也会更早的得到无上佛法的恩惠。这里也表明唐太宗对玄奘偷渡出关的看法以及定性。这里体现的是：禁止出关是针对所有人的，没有说对俗人有用，对僧人就没有用，如果俗人剃个光头就可以出关了的话，这个法律就形同虚设了。在这里折射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唐太宗为什么不责备玄奘，甚至如果事先知道玄奘西行求法的话还会支持他呢?这也就是说，在制定并实施禁止国人出关的国策过程中，唐太宗知道玄奘西行求法并支持他西行求法的话，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就已经践踏了法律，法律的尊严何在呢?但唐太宗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又体现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国法肯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执行国法不能教条化。制定法律的原则(个人理解)是该法律是否能够促进国家发展，是否维护国家利益，能否惠利苍生。玄奘西行求法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求无上佛法，惠利苍生，这件事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而敢于去做这件事的人也必定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项事业，也间接献给了国家。唐太宗对玄奘偷渡出关的定性以及处理，体现了具体事情违反国家法律与事情结果符合国家法律制定原则的相互碰撞的处理问题。如果教条化的执行国法，而又违背了法律制定的初衷的话，这个法律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玄奘偷渡出关时也就不会遇上李昌、王祥、王伯陇等提供帮助的这些人。其实李昌、王祥、王伯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按照国家法律制定的原则来处理具体的事情，而不是教条化的执行国家法律。玄奘西行求法而偷渡出关是一件惠利苍生的事情，李昌、王祥、王伯陇的处理都是帮助玄奘完成这件惠利苍生的事情，都不是出于私心，都是出于对国家发展的责任而做出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人其实是和唐太宗的思想境界一样的人，而这几个人只是在玄奘路上遇到的几个人而已，我想这样的人普遍存在于唐朝的各个地区各个政府阶层，最具代表性则是魏征，军事统帅李靖，中国少有的常胜将军之一。而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也体现了唐太宗总结的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为唐朝的各个政府阶层都做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才有了伟大的唐朝。从历史来看，唐太宗时代贪官污吏最少(对详细历史的了解知之甚少)，至少从中学历史教材上了解到的情况是如此。而康乾盛世不乏贪官污吏，尽管康乾盛世持续时间较长，但其国力水平必定无法达到伟大的唐朝。
从这一僧一帝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今天不难揣测到当时他们两人的心境。玄奘希望通过这样一次会见，洗清自己当年偷渡出境的罪名，而唐太宗虽然已经表明了政府对他的欢迎态度，却又要找出一个借口，为不追究玄奘当年的出格行为做出解释。显然他们彼此都顾及了对方的面子，彼此也都表达清楚了自己的意思。
唐太宗对于这件事的定性和处理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做个假设，如果唐太宗把玄奘判罪死刑，玄奘也会恳请唐太宗推迟执行，然后待他在狱中翻译完佛经然后再死，立马执行死刑玄奘也会欣然化灭。此假设从反面也能验证，其他朝代没有唐朝伟大之处。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虽然踌躇满志，但却没有唐太宗的智慧，即用天下之人才来治理国家，怀疑之心葬送了天下，使得明朝天下生灵涂炭。在与清军对峙的过程中，朱由检斩杀大将袁崇焕，这样做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加速明朝的灭亡。其他的功过是非另有别论，这里就不再累述。
唐太宗对玄奘能够完成万里求法充满了好奇之心，于是就问：“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意思是说，我好奇的是，那么遥远的路途，当中要经过风俗完全不同的地区，师-父您是怎么达到西天的呢?换了一般的人会怎样应对唐太宗的好奇之心呢?我想肯定是讲(原文是将)自己如何咬紧牙关排除艰险、不畏艰险的事迹赶快跟皇帝如实地介绍一番。可是玄奘毕竟是玄奘，他与常人迥异的地方，他高出我们俗人的地方，就在这些细节中显示无遗。他的回答完全出人意料：“既赖天威，故能往还无难。”意思是说，我是靠了皇上您的天威，所以去和回来都谈不上有什么阻碍。玄奘绝口不提自己遭遇的困难，其实他遭遇的艰险比《西游记》里的九九八十一难只有多不会少，而在唐太宗面前，他却把一切归结为皇帝的功德、威望。玄奘这种态度大概也出乎唐太宗的意料，所以从记载上来看，唐太宗听到玄奘的回答以后说：“此自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意思是说，哎呀，这只不过是师-父您的长者厚道之言，我哪里敢当。其实唐太宗心里很明白实际情况，玄奘一路上能克服艰难险阻，与其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相反，正是由于当初没有能把玄奘“官派”到印度留学，还给他的西行造成了不少麻烦。(原文把这些话分了好几段，中间有个注解也没有写，把它们放在一起是因为在讲同一件事)。
从常人来说，唐太宗问玄奘如何完成西行求法，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必定是要问的事情。那么如何看待他们两个人的这段对话呢，我个人觉得，唐太宗是千古一帝，而玄奘也是千古一人，假设他们俩个人换换角色和使命，他们两个也必定会实现如此壮举。这段对话，我认为是他们两个人，也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的如此对话，他们说的都是最真诚的实话，无丝毫水分，他们如此的对话，我认为是对彼此的欣赏。
先看玄奘回答是如何回答唐太宗提出的问题。玄奘的回答是：既赖天威，故能往还无难。我们先看往。在出国界之前，玄奘一路得到了和唐太宗一样的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人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玄奘西行求法成功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五峰之过了两峰，而且还提供给玄奘西行一些很重要的物资)，反过来想，如果说李昌、王祥、王伯陇等人不是和唐太宗一样的人的话，玄奘非常可能的是迁回长安，有可能会被判死刑。这不就是天威吗?这就是唐太宗治理下的唐朝，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维护和提升国家利益而相应的处理事情，没有一点私心，都是公心，一句话：秉公守法并正确处理法律条文与制定法律条文的原则碰撞的特殊问题，这些不都处处体现天威吗?
再说还。玄奘和戒日王的交谈中，一开始玄奘说来自唐朝，戒日王没有听懂，这里没有听懂我的理解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信息传达的速度相对来说是非常慢的，也就是说，戒日王知道有秦王，而不知道有唐朝，这个时间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玄奘也是在唐太宗执政初期进入印度的，这个时候唐朝实行禁止出关的国策，此时唐朝对外交流的信息应该会大大减少，改变禁止出关的国策也是后来的事情，这里就有个时间差。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称为支那国在印度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信息交流中就是这么普遍使用的。后来说玄奘说来自支那国，戒日王就立马说出了支那国有个秦王，戒日王是知道中国的，仅是不知道中国具体的年号而已。而戒日王不知道唐朝的原因是，中国被称为支那国在印度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成为日常交流的主流(主流这个词也不太贴切)。
戒日王非常之喜欢《秦王破阵乐》，而鸠摩罗王也非常喜欢《秦王破阵乐》，而两王是印度最大的数一数二的王。原因何在呢?
借夹缝说说我对《生死决战》中提到的戒日王和鸠摩罗王都喜欢《秦王破阵乐》这件事情的解读。文中说在当时《秦王破阵乐》作为国际影片，是大家(戒日王等代表的印度)都知道的，而其他的都不太知道，包括这个国家在那里，有多远，统统都不知道了。戒日王不知道唐朝的原因前段已经说过。戒日王对中国的了解还是非常清楚的，只不过作为戒日王来说，他最喜欢《秦王破阵乐》，在和玄奘交谈的时候，戒日王当然要说他支那国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如果说点鸡毛蒜皮的事，也就不是戒日王，更没意思。
两王为什么如此喜欢《秦王破阵乐》呢?从丰功伟绩上来看，两王相差无几，也都是有作为的皇帝，而唐太宗也是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们三个人如此喜欢《秦王破阵乐》的原因，就是它非常的宏伟，是有雄心大志的人才能听得懂，体会其中的辛酸苦辣和在把握住时代发展脉搏而创造丰功伟绩过程中的总的感慨。也只有像戒日王和鸠摩罗王这样的伟人才能欣赏和读懂《秦王破阵乐》的宏伟。
通过玄奘了解中国的情况后，戒日王立马表现出愿意出使中国的决定。我想其中的原因就是戒日王能够虚心的向强大的国家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国家实力，所以他是印度最大的王，而鸠摩罗王有没有派时节这个不知道，但戒日王确实是立马就派了，这点戒日王跟唐太宗很像。戒日王的这些举动不就是展现唐朝的天威吗?因此玄奘回国的时候，一路上的车马很多都是戒日王资助的。题外话，假如戒日王和唐太宗能够见面的话，他们一定能能成为知己，秉烛夜谈是必须的。现在我们再看，玄奘与戒日王、鸠摩罗王等得交谈很融洽。包括前面玄奘遇到的鞠文泰，也是这么一个人，鞠文泰的国家也是相对非常强大的。因为他们都是一类人，所以玄奘和他们交往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融洽。
从往还来看，玄奘都是赖天威，所以才能往还无难。这句话是实话，我个人认为本意不是歌颂，只是听起来有歌颂的意思。
后面唐太宗的回答，没有哎呀这个表示惊讶的感叹词。而这句话是一个伟人对另一个伟人最中肯的肯定。我想这句话更多是说，西行求法往来不易埃
后来就是唐太宗让玄奘撰写西域的传记，这就有了后来的《大唐西域记》。
再后来书中写到：可是唐太宗对玄奘的欣赏，也给玄奘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他发现玄奘这个人了不起，完全可以当自己的重臣，所以明确表示，希望玄奘能还俗，来辅佐自己(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
这段话把唐太宗的求贤之心，求贤之急切表露的一览无余。而站在唐太宗的角度，玄奘是个人才，发挥作用的途径是辅政。反过来，唐太宗身边就是人才济济，千古一臣魏征，常胜将军李靖，房玄龄等等。如果没有这个爱才之心的，他身边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才。也就是说，唐太宗发现是人才里立马启用。发现玄奘是个人才也就要立马启用，这是唐太宗的人格魅力的体现。
面对唐太宗希望他(玄奘)罢道还俗的要求，玄奘的回答着实精彩：玄奘少践缁门，服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无唯无功，亦图令腐-败也。意思是说，玄奘我从小就出家为僧，信奉佛法、学习佛法，儒家学说、管理国家的理论我都没有学过，今天您希望我还俗，就好好比让我把河流中所乘坐的船搬到陆地上来，不仅起到不到作用，还只会让这艘船腐-败坏掉。紧接着，玄奘利用这次与皇帝当面对话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愿得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意思是说，我希望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来传播佛法，报答国恩，如此的话，我就觉得很荣幸了。
玄奘的这段回答就是陈述事实，把客观的原由表达清楚，而不是所谓的精彩的巧言回避。首先说翻译的问题，我认为乘流之舟不是河里乘坐的舟，而是指玄奘本人。
玄奘西行求得无上之佛法并归国之后的任务或者玄奘人生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佛经，并广传佛法。如此的回答就是向唐太宗说明自己要做的事情。而说到这里，唐太宗作为英明的帝王，也一定会答应并给予玄奘翻译佛经最大的支持。我想在唐太宗看来，翻译佛经广传佛法比玄奘委以重臣来辅佐朝政对惠利苍生而言有更深层次的和更加积极的意义。反过来说，假如不让玄奘来翻译他所带回来的佛经的话，那还能让谁来翻译呢?不如玄奘所求《瑜伽师地论》，是无上智慧的弥勒佛口述的，而弥勒佛是得道的佛陀，戒贤法师为玄奘传授《瑜伽师地论》就传授了三年。如此高深的佛经在当时的大唐也只有玄奘一人能担此重任。我想作为一代帝王的唐太宗是能够看到这些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唐太宗的思想变化也展现了他敢于承认自己错误并纠正错误的优秀品质，即最初的委以重臣转变到后来的全力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在这里，伟人的优秀品质就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改正以提高水平，如此循序渐进必定成就丰功伟业。我认为，实事求是，是最高的立身之哲学。实事求是首先要做到明辨是非，首先要承认错误，如果不虚心承认错误，还如何反思错误呢，因为就没有错误何来反思错误，其二，则是要深究错误的根本所在，如此才能把握事情的本质，其三是正确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改正，关于实事求是，我想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两位伟人对这四个字的阐述已经非常的清晰和详尽，我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
小说《西游记》里讲，在玄奘出国之前，唐太宗见到玄奘非常欣赏，封玄奘为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所谓“大阐都僧纲”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佛教协会主席，这个《西游记》也是有点胡来的，这串官名就等于封你一个左的副主席、一个右的副主席、佛教协会大主席，没有这么封官的。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历史的事实当中，唐太宗的确是希望玄奘当官的，《西游记》的作者肯定注意到了这个记载，只不过把时间挪到前面，然后编了三个僧官一下全都封给了玄奘。
吴承恩在写《西游记》这部小说时，肯定是对玄奘进行非常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并且巨细无遗。这里说吴承恩仅仅只是注意了这个细节，我觉得话说的太刺耳，还说不是空穴来风，如果吴承恩气量比较小的话，肯定要上吊，气量大也会发句感慨：知音难觅埃这个评论下的太绝对，太无礼，也没有尊重客观事实，简直就是荒唐可笑。
小说有艺术的描写，甚至是夸张是可以理解的，而文学作品伟大的根本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高深的含义。我认为(学识有限)，能体现文学作品高深的例子是李清照的《声声慢》，有机会可以去听听康震老师在百家讲坛中讲解的李清照的最后一讲，有对《声声慢》解读，可以借鉴参考。我个人认为，《西游记》中给唐僧封这三个官名，是对玄奘出关之前的总结，也就是用三个佛教封官来概括玄奘遍求佛学真理以及其佛学修养提升的历程。当玄奘穷尽了国内的佛教教义之后，对佛法仍存疑惑，天下大阐都僧纲是说玄奘在出关前已经达到了国内佛教最高水平，但仍有欠缺，所以他才西行求法。通过封三个官来展现玄奘西行前的真实思想历程和经历，只是小说给艺术化，精炼化而已，其实小说原本就该如此。
但是玄奘从来没有把西行求法这伟大的壮举用来换取任何好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为什么我们能肯定玄奘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洁身自好，尽量排除一切俗物这个决心，这么讲有证据吗?有，就是玄奘在这里自己讲的――“单身行道”。将近九十高龄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曾经用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来比喻这种在学术领域里专心致志、忍受寂寞、探究真理的态度，就是既不参加合作社，也不参加互助组。我觉得这个比喻完全可以用来形容玄奘。事实上，玄奘不仅没有参与任何世俗事务，连佛教界的高级领导工作也没有担任过。这是优点出乎大家意料的，这样一位受到皇帝接见的高僧，却没有担任过很高的佛教界领导职务。
这句话是作者站在玄奘的角度上来解释玄奘为什么没有担任佛教领导职务的看法，会如何处理这件事。如果作者是玄奘的话，一定会担任佛教领袖，或封为国师，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也就不会西行求法，其佛学修养最高和玄奘的师哥一样，甚至到不了这个水平。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玄奘身上并不止一次，鞠文泰，戒日王以及那烂陀寺的挽留，那个不是说明玄奘不为名望所动?而书中说的尽量排除一切世俗的这个决定，是作者尽量排除一切世俗应对现在的名利。这么个说法，简直令我无话可说，也确实没啥好说的。
后面王元化先生的话，比喻我还赞同，但比喻的含义我是不赞同的。玄奘西行虔诚学习佛法，没有参加互助组，就是不让互助组来束缚自己求无上心法的心志和约束自己求无上佛法的行为。玄奘的译经场是成千上百人的规模，选拔翻译的高僧都是经过筛选的，这个宏伟的译经场不就是玄奘牵头组成的一个合作社吗(牵强的用下合作社这个词)。
唐太宗为了能随时和玄奘畅谈：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可见唐太宗跟玄奘虽然接触时间不长，却是非常投缘的，自己忙于指挥一场动用全国力量的大战役，居然还年年在意可以和玄奘随时畅谈。但是这个盛情相邀却使玄奘觉得很为难，只能回答说：玄奘远来，兼有疾疹，空不堪陪驾。意思是说，我刚从长安远道而来感到洛阳，身体还有点小毛病，不堪陪着您皇帝。这样的回答明摆着玄奘有为难的地方，怎能瞒得过唐太宗，所以唐太宗的回答就很有意思：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意思是说，师-父您单身一人尚且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这种荒无人烟、艰险遥远的路途都不在您的话下，眼下您跟着我的军队，有那么多人一起行动，对您来说几乎就是动一动脚趾而已，这值得您推辞吗?这下这个窗户纸给捅破了，那么玄奘就不得不讲实话了，他说，第一，作为一个僧人，我跟在您的军队中，又不能当参谋，我出不了什么主意，帮不上什么忙。第二，按照佛教的戒律，僧人是不能观看战争的，这是违背戒律的(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之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这样一解释，唐太宗当然就理解，于是免除了玄奘随军行动的要求。
这里是玄奘和唐太宗两个人对于玄奘随军这件事的处理的对话。我认为，玄奘远来不是从长安到洛阳，而是一种状态，也就是我西行回来，身体已经积累了一些疾疹，实事求是的来说，就体力而言46岁的玄奘是无法与20多岁的玄奘相比的。我个人冒自度之，唐太宗也没有听清楚玄奘的这句话的远来的真实含义。随后的话也是玄奘的肺腑之言。但玄奘说这些话都是推辞，而玄奘为何屡次推辞呢?其实就是玄奘想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佛经的翻译上。纵观玄奘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排除万难去取经和排除万难来翻译佛经，现在就是要排除万难翻译佛经，这才是玄奘屡次推辞的根本原因。
会见太宗，到目前为止讲了三件事，第一两个人对偷渡出境的看法，第二，两个人对玄奘还俗并委以重臣的对话，第三则是对玄奘从军的对话。这几个事情是连续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为什么不当重臣呢，因为归国之后，玄奘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佛经，后面的事情都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即排除万难翻译佛经，如果再有第四件，第五件干扰玄奘翻译佛经的事情的话，玄奘也必定会婉言辞绝。
如此看来，唐太宗对玄奘要求全都答应了吗?那也未必。玄奘提出希望能够到嵩山少林寺去译经，就被唐太宗断然拒绝了。我想无非有三个考虑：第一，嵩山少林寺在今天依然还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在唐朝它更是远离都市，山清水秀，可以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对于玄奘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翻译自己求得的佛经，同时也可以摆脱一些不必要的、甚至可能带来麻烦的一些事务纠缠。当时唐朝佛教的派别和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自己的西行求法会给自己带来多高的声誉，玄奘是知道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玄奘一开始就非常谨慎、小心，这从他不参加长安庆典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第二，大家要知道，嵩山少林寺离玄奘的故乡偃师不远，同时离唐朝的东都，也就是第二首都洛阳也不远，既可以粗略地满足一下玄奘的思乡之情，又不至于离开当时唐朝的中心城市太远，可以和皇帝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第三，嵩山少林寺在历史上还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僧人菩提留支翻译佛经的地方。这个菩提留支是五到六世纪之间的人，离玄奘所处的年代并不远，他是北印度人，在北魏的永平元年(508年)，他带了大量的梵文佛经，通过西域达到洛阳，受到当时皇帝的礼遇。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当然知道玄奘的考虑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正是这一点非常合理、非常可以理解、丝毫也不过分的要求，却被唐太宗断然拒绝。唐太宗指定玄奘在弘福寺译经。
玄奘提出在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我想就是基于嵩山少林寺是自己的家乡(距离家乡相对比较近的寺院)以及安静的译经环境两者之间的权衡。玄奘归国时似箭的心情就可以看到玄奘对祖国故土的热爱。历史的积淀使得中国人骨子里有一股叶落归根的思乡之情，作为伟人的玄奘一定是非常思念和挂念自己的故乡。安静的译经环境就不多说了，至于玄奘是不是考虑过菩提留支翻译佛经在嵩山少林寺翻译过佛经，我个人认为是没有考虑在内，如果考虑这个的话就不是玄奘了。
唐太宗是一个了不起的帝王，跟玄奘的对话始终是非常融洽，非常合乎情理，非常能够体谅玄奘，为什么这个要求不答应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吗?唐太宗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正反映出玄奘在唐太宗心目中当中地位之重要，他不希望玄奘离开首都长安，更不希望玄奘离自己太远，万一自己想找他聊天，想向他请教的时候，可以随传随到。所以他必须住在长安的弘福寺。第二，只有真正了解弘福寺的历史，才能理解唐太宗的一番苦心。弘福寺是唐太宗专门为太后祈福、做功德而修建的一座寺庙，这也就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当中，玄奘是一个有大功德的高僧，请他住在这个寺院里面，对已故的太后是一件好事，能够增加功德。
玄奘和唐太宗很投缘，因为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两个人都实现了各自事业的巅峰，也尽到了彼此的责任，而在彼此实现宏图伟志的过程中都经历过千难万险，但他们都经受住了千难万险对他们的考验，并实现了自己的宏图伟志，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奘和唐太宗是知己，都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纵观唐太宗时代的伟人，我想，可以和唐太宗成为知己只有玄奘一人，魏征也不是唐太宗的知己，更多的像是同道中人。后面不是为了找他聊天才把玄奘安排在弘福寺，而是为了探讨事物的真理，讨论人生以及国家的责任等等，是相互欣赏的具体表现而已，也是为了彼此激励并把彼此的事业做得更好，肝胆相照，普济众生，一个普济物质，一个普济心灵。而唐太宗把玄奘安排在弘福寺，说句俗话，也只有玄奘配得上在弘福寺，就是因为他是唐太宗的太后。
这样的安排，玄奘当然没有办法不答应，但是玄奘又提了一个要求。玄奘讲，弘福寺在都城，我住到这个寺院里面难保没有京城的百姓成群结队地来看，这样就扰乱了寺院的清规，不利于我的修行，也不利于寺院其他僧人的修行，所以玄奘要求：“望得守门以防诸过。”您得允许我在我住的那个院落派上门卫，防止前来参观的民众干扰寺院的正常秩序。这当然可以理解为要唐太宗允许他闭门，也可以理解成希望唐太宗派人来守卫。唐太宗对玄奘的这个表面上很有点过分的要求不仅没有感觉奇怪，反而大为赞赏，很是高兴。唐太宗说，“法师，您的这个要求才是保身之言，这是保护自己安安静静、真正聪明的打算和说法、想法。”唐太宗也是很厉害，一眼可以看透，实际上是玄奘自己在佛教界声望太高。玄奘的声望得自于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得自于他西行求法的壮举，但是大家别忘记了，玄奘在这十几年并不在国内，国内佛教界也有很多地位非常崇高、弟-子成千上万的高僧。唐太宗也是聪明人，非常明白玄奘是为了保身，马上答应照办。并且明确表示，您的一切需要由国家支付，有任何需要找房玄龄解决。
为什么唐太宗说玄奘的做法是个高明的做法，为什么玄奘请求唐太宗派守卫来守护寺院呢?现在对于玄奘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翻译佛经，翻译佛经最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环境。
作为玄奘心里一定清楚，翻译佛经的艰辛绝不亚于西行求法的艰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玄奘的年龄已经不小了，我们在完成一件事情时，都需要一个客观的时间。上天留给46岁的玄奘的时间相对来说已经不多了，玄奘65岁圆寂，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70%，剩下的30%难道还不倍加珍惜和利用吗?我想玄奘在思考翻译佛经之前就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了。而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多的翻译佛经。
用个比喻来说明时间的重要性。人生就是一季庄家，在春耕时要抓紧耕种，生长要精心照料，如此秋收才能硕果累累，而中途任何一个时节荒废都会导致收成大减甚至颗粒无收。玄奘带回来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佛经，我们按一个月翻译一部的话，需要六百五十七个月，即五十四年零九个月，意思要让玄奘活到100岁，而且是不能间断的翻译。从实际历程来看，玄奘圆寂时也只翻译了七十五部佛经，剩下五百八十二部没有翻译，花费了19年的时间。现在再看玄奘和唐太宗的对话，推辞是必然的。当下玄奘的心愿是能多翻译几部佛经就多翻译几部佛经，在有生之年能翻译完最好。玄奘这么伟大的人难道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偷渡出关就足以证明玄奘感觉时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而翻译佛经最需要的是玄奘的时间，此时玄奘已经四十六岁了，玄奘这个能参透生死和知天命的人是能够看清楚这些的。守门卫不是为了闭门，而是营造一个安静的翻译佛经的环境并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翻译佛经上，不能荒废一刻。唐太宗答应他，也是支持玄奘完成翻译佛经的事业。而开销由国家支付，特委派房玄龄解决此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再一次展现唐太宗的伟大之处，唐太宗是处处伟大。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言简意赅地总结这一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会谈呢?可以，而且古人已经做了很好的总结，一共十二个字，见于《续高僧传》: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意思是说，玄奘见到了唐太宗，谈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谈了宗教，也谈了世俗，唐太宗觉得非常融洽和高兴。
作为知己，大悦之余也会相见恨晚，知己交谈必定是融洽。佛是从心的角度来看世界、解释世界，面对俗世，佛教有一套自己的清规戒律，但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些人，而是要看透俗世，超脱俗世，修佛的最高境界是得无上菩提，而无上菩提肯定是看透俗世超脱俗世再解救俗世。在我看来，可能不确切，修佛是如何修炼心境，并得无上菩提的历练过程。佛教离不开俗世，甚至可以说，俗世是佛教的基础(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我当然不可能总结得比这十二个字更好，从历史上看，帝王和高僧相处欢洽的例子确实是不少，但是像唐太宗这样融洽、和-谐的例子却未必多见。唐太宗一直关心、支持着玄奘的翻译事业，经常召见玄奘，有时还邀请玄奘和自己一同旅行，以帝王之尊，经常派人去提醒玄奘不要心急劳累。甚至在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危的时候，依然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宫殿内。
作为知己，即关心彼此所做的事业，也关心彼此的身体，大智所在。
最后说说我对《法师圆寂》的解读。我是没有资格评论玄奘的功过是非，但下面我所说的是我对玄奘圆寂以及玄奘整个人生经历对我个人的启迪。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玄奘五十六，他依然在玉华寺翻译佛经。在这一年的历史记载中，有他对译场的助手和弟-子们说的这么一句话：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必当卒命于此伽蓝，经部甚大，每惧不终，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在玄奘一生中，他第一次发出了这种不自信的、怕自己的工作无法完成的担忧之辞。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逆天命。玄奘不是不自信而是知天命，平静的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并希望在有生之年尽量多翻译几部佛经，为世人多尽些自己的责任。如果人能像机器一样24小时工作的话，玄奘也会选择24小时工作制，不会荒废一刻。
由于多年的劳累，在翻译完《大般若经》以后，他自己就觉得体力开始衰竭，甚至觉得自己行将就木。不久，他又对弟-子们说了一段话，几乎可以看作是他的遗言：“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可以蘧Z裹送，仍择山涧僻处安置，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宜须屏远。”他说，我无常以后，你们在送我的时候，一定要节俭，不要用很多的礼节，要用最简单的方式裹送，把我安置在僻静的地方，不要靠近宫室和寺院。他认为肉身是不干净的，应该远离这些地方。
对“不净之身，宜须屏远”的翻译，我是不敢苟同。如果说，肉身是不干净的，应该远离这些地方，按照语言的逻辑，肉身就是地方。另外，不净之身宜须屏远，也就是肉身不干净需要屏远，是不是把所谓的不干净的玄奘肉身给屏远了呢，这样翻译就很荒谬了。我认为，玄奘的本意是想在世俗中想得到安静，继续在安静的环境里追求无上的佛法。在他求法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世俗的阻隔，如果能给自己的一个僻静的环境来继续追求无上佛法的话，那该有多好呀，这也许是他的一个心愿。为什么玄奘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呢?玄奘西行求法，上表不准后私自出关，鞠文泰请他做国师等等，如此之事情是非常多的，而这样的事情给玄奘造成的最大损失就是消耗了玄奘的生命时间。话又说回来，如果玄奘能够摆脱这些世俗在求法路上一马平川，玄奘会节省很多时间，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多翻译几部佛经，这本来就是为广传佛法所作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人世间又有太多残缺，和《西游记》“晒经石”上的撕坏得佛经一样。人世间有残缺而佛也必定是有残缺的。
佛教中有轮回之说，给来生一个安静的继续追求无上佛法的环境在玄奘看来可能是一种最理想的生命状态。其实这里的不净之身更多的是对世俗的代称，也就是说我想安静追求无上佛法，不要来打扰我。肉身是父母所授，上天所赐，对玄奘来说也是十分爱惜的。在西行之前有意锻炼身体以适应恶劣的沙漠生存环境，这个锻炼就是爱惜身体的表现，只有身体好才能完成自己的宏图伟业，爱惜自己的身体就是承担起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早年国家推出早餐工程是非常有意义的，身体好是国家富强的基矗这里的不净之身不是玄奘的肉身。
同年正月初三，玄奘的弟-子恳请玄奘开始《大宝积经》的翻译，这也是一部很重要的佛经。玄奘在勉强翻译了开头的几行以后，突然停了下来，他犹豫了很长的时间，平静而凝重地看着他的弟-子，神色黯然地对大家说：“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已至，势非赊远。”说完这句话以后，玄奘从此绝笔，停止了翻译工作。他表示，要把此后可以预见的很少的岁月留给自己去礼拜佛像，为自己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做好准备。
勉强翻译的勉强有点过分，有点说玄奘翻译这部佛经时有不尽心的味道。我想玄奘一定是在虔诚的翻译本部佛经，有点犹豫是因为他在思量身体能不能支撑自己翻译完这部佛经，如果翻译不完就不如不翻，因为对于玄奘来说，生命的最后时刻还需要完成对他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此处结合之前玄奘说过的话，应该说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不适，也预见到自己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纵观玄奘一生，西行求法归国译经是他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也几乎花费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有生之年除了西行求法和翻译佛经之外，对于玄奘来说还有更神圣的事情，此时的玄奘要把生命的最后的时间用来完成自己认为最神圣的事情，即礼佛，这表明玄奘对佛的虔诚，而对佛的虔诚也是贯穿玄奘人生的始终的，玄奘要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的最后时刻来礼佛，(我想)他礼拜最多的佛像是弥勒佛，为圆寂后能够皈依弥勒佛做准备。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最后时刻应该是最宝贵的，此时所要做的事情也应该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前面西行求法到归国翻译佛经，尽管占据了玄奘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但皈依弥勒佛才是玄奘内心中最重要、最神圣的。
正月初八，玄奘的弟-子之一玄觉法师，因梦见一尊庄严高大的浮图(即佛塔)突然倒塌而骤然惊醒，他担心这个梦是自己会出什么事的征兆，于是就去找他的师-父玄奘解梦。而玄奘非常明确地告诉他：“非汝身事，此是吾灭谢之征。”这是对玄觉法师做梦的真实记载，我们后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道理去揣测、去枉自判断其中的真假，因为高僧是不打诳语的，这是戒律规定的，更何况他们对玄奘又那么崇敬。
这样的事情肯定是真实的，不打诳语是僧家戒律，其次玄奘和玄觉法师没有必要杜撰这么一个看似虚幻的故事出来。得道高僧必定会有如此的梦境，前面的戒贤法师不就是在玄奘出发的时候就梦到了有支那僧前来学习大-法，而随后戒贤法师强支身体以待玄奘的到来并亲自向玄奘传授《瑜伽师地论》，玄奘在沙漠中前行时身体都快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不也梦到一个大神来喝令他强起前行吗?得道的高僧必定会有如此经历。
仅仅一天之后，正月初九，曾经翻越过无数崇山峻岭、曾经跋涉过无数滔滔江河都不在话下的玄奘，居然在屋子后面跨越一道小小的水沟时摔了一跤。虽然只不过是稍微擦破了脚腕处的一点点皮而已，玄奘缺从此倒下，病情急转直下。
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不过把玄奘当成超人是可以这么说。人也确实是如此。拿篮球队员来说，篮球球员一般到了30岁就要退役了，不是不想打球，也不是球技和经验不够，迫使其退役的根本是身体已不能支撑他继续参与对抗比赛。话再说回来，玄奘这时已经65岁了，那么多的磨难经历已严重透支了玄奘的身体，此时已是临近油尽灯枯，而这时候的摔跤不是摔的伤有多重，而是玄奘摔跤表明玄奘圆寂的时间已经非常近了。
正月十六，玄奘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整天迷迷糊糊，口里喃喃自语：“吾眼前有白莲花，大于盘，鲜净可爱。”说他见到了很大的白莲，比盘子还大，非常洁净，非常可爱。第二天，玄奘又梦见在他住的禅房里面突然出现了成百上千的人，非常高大，身穿锦绣服饰，在他禅房里来回穿行，院子后面的山陵之间突然布满了鲜艳的金幡、旗帜，林间奏响了各种各样的音乐，门外停满了服饰华丽的车子，车子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来供养玄奘。玄奘一面说：“玄奘未阶此位，何敢辄受?”一面却还不停地进食。其实，这时他已经出现一种很明显的幻觉。弟-子赶紧把玄奘叫醒，玄奘睁开眼睛，把自己刚才看见的事情告诉了随时等候在他身边的玉华寺主持慧德法师，而这个主持非常恭敬地把玄奘的描述记下来，留给了后人。玄奘同时还对慧德法师说：“玄奘一生已来所修福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不虚也。”玄奘的意思是说，我在梦境当中看到的这些现象，好像表明我这一辈子所修的福慧没有白费。我确信，佛教因果不是虚妄之说。
这个经历让一般人来看充满了奇幻色彩，却是真实的。
在生命弥留之际，玄奘作为一代高僧，还在竭尽自己最后的精力印证佛法，这是一个高僧修行的一部分，是他的功课。当然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下令自己的弟-子，把已经翻译完成的佛经编一个目录，看看到底翻译了多少。统计上来，从西天求回来的佛经还有五百八十二部没有来得及翻译。实际上这已经是玄奘在做自我总结。玄奘又吩咐众僧，为他造像写经，广为施舍，同时他按照佛教的戒律，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施舍给寺里的僧众。
这是接着上面的事情所讲得，而作者认为“在生命弥留之际，玄奘作为一代高僧，还在竭尽自己最后的精力印证佛法，这是一个高僧修行的一部分，是他的功课”。这么说不但是怀疑这件事，更认为玄奘是在弄虚作假。这件事本来就是真实的，如果说玄奘想通过虚构这么个经历来刻意印证佛法，并说是做功课的话，这有点太过分了。最诚实的玄奘，得道的玄奘，佛陀是会在他身上现身的。如果这个是假的，那么戒贤法师的梦呢、包括玄奘在沙漠中遇到的大神。玄奘西行求法，得到了佛陀的帮助，也必定会得到佛陀的帮助。而玄奘所做的事情就是广传佛法，惠利苍生，为此也会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佛陀没有道理不帮他，得无上菩提的佛陀如果不现身帮助玄奘，得无上菩提的佛陀也就不存在了。
从记载上来看，这以后玄奘的病情似乎稳定了一段时间，或者也就是我们世俗所谓的“回光返照”。在正月二十四那天，玄奘好像还很清醒，他让一个叫宋法智的塑像工人，在玉华寺的嘉寿殿竖起一个菩提像，把骨架搭好。他召集了所有身边的翻译佛经的弟-子，留下了再人世间最后的话：“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做事毕，无宜久祝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诸有情同生G史多天弥勒内眷属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时亦愿随下广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玄奘说，我自己的俗身是不净的，这个俗身我已经厌恶了，我在世间所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不必要再待着。我不是为我玄奘自己修福慧，我愿意把我修的这一切回报给人世间仍然活着的人。我祈愿，我能跟大家一起上生到弥勒菩萨身边，去奉侍弥勒菩萨。我发愿，当弥勒菩萨佛下生的时候，我愿意跟着他下来“广作佛事”，去追求无上菩提，去追求最高的智慧。这是玄奘最后成段的话，也是他最后的发愿。
前面已经说了对肉身的翻译，这里最后再强调一次，玄奘不是不喜欢自己的肉体之身，而是想得到一个在世俗间的彻底清静的可以静心追求无上佛法的环境。纵观玄奘一生，西行求法和归来译经，都是排除万难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法师圆寂后对于法师的万难则是世俗对玄奘继续追求无上佛法的打扰。试想一下，如果玄奘有在天之灵并把他安葬再繁华闹市，这样的环境玄奘还能安静的潜心的继续追求无上的佛法吗?玄奘葬身僻静之所，是最明智的做法，也是为圆寂后继续追求无上之佛法做准备。
世俗对玄奘造成的影响，可能没有像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强盗打劫等等那样在威胁生命方面显得露骨，但这些世俗的事情却能耗费玄奘最宝贵的东西――时间，也就是消耗玄奘的生命。偷渡出关就是玄奘对世俗干扰他追求无上佛法的比较明显的反抗，包括后来在和鞠文泰的对抗中选择绝食(对抗这个词也不太尽意)。
对于时间最经典的概括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上天是最公平的，公平的赐予每一个人最高贵的东西――时间，生命有长有短，但在有生之年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完成自己的志愿，他必定是个成功的人，而他也必定是个幸福的人，物质上也肯定是丰衣足食的。只不过是有没有真正的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时间，做到惜时如金。
在这里我谈下我对如何才能做到惜时如金的方式。上面在讲到玄奘翻译佛经的事情时提到了时间。玄奘西行回来时带回来657部经，翻译每一部经书都是需要一个客观的时间的，假设一个月翻译一部，需要657个月，而在玄奘法师圆寂的时候，那么多人参加译经用了差不多19年也才翻译了75部佛经(引用书中的数字)，而在翻译《大宝积经》时，玄奘经过认真的思考，得出在自己剩余的时间内已无法完成此部经书的翻译工作。而玄奘的伟大之处就是做到了惜时如金，通过玄奘的例子总结一句话来如何才能做到惜时如金，即在客观的时间内完成有意义的事，着急但事情要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的认真完成。在这里再回头去看，唐太宗和玄奘的对话，会是很顺畅、很融洽的，声望根本就没有进过玄奘的视线，只是想在有生之年为翻译些佛经多尽点力而已。
在接下来的日子，玄奘几乎就不说话了，只是不停地在念诵佛经，皈敬弥勒、如来，愿往生弥勒净土。我们一般讲“三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玄奘肯定比我们多了一个皈依，即皈依弥勒佛。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不停吟诵的，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复原，他一定不停地吟颂皈依，他一定是用佛当年所使用过的语言――神圣的梵文，不停地在反复诵着皈依。
往生弥勒净土是玄奘的最大的心愿，但弥勒佛也是佛，皈依弥勒佛就是皈依佛，只不过玄奘要皈依到弥勒佛而已。文中的四个皈依，意思就是说弥勒佛不是佛。
二月初四夜开始，玄奘右手支撑着头部，左手舒放在左腿之上，非常平缓地，右胁而卧，再也不动半分了(以右手而自支头，次以左手申左髀上，舒足重累右胁而卧，迄至命终竟不回转)。这是玄奘圆寂前的最后姿态，也就是玄奘的肉身的最后姿态，我们看见卧佛就能想到这个姿势。
二月初五夜半时分，他的弟-子问玄奘：“和上决定得生弥勒内众不?”玄奘回答：“得生。”
肯定得生，弥勒佛有这样的弟-子肯定会感到欣慰和开心。笑口常开，有这么多虔诚的信徒愿意去皈依弥勒佛，往生弥勒净土，弥勒佛还不开口大笑才怪呢。如果弥勒佛整天愁眉苦脸谁还去皈依呀。弥勒佛的开口大笑就是笑看人生，笑看人间百态，超脱俗世得无上菩提，虔诚的皈依弥勒佛就是要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时间可笑之人”(北京潭柘寺楹联)、“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四川峨嵋山灵岩寺楹联)，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现在开始至以后所作的所有的事情都能体现这几幅楹联的话，会得无上之菩提，也能皈依弥勒佛，往生于弥勒净土。
后面是后人对玄奘的评价。在这里我说说我的看法，很多学者对玄奘的评价更多的对翻译的贡献，说开创了划时代的翻译先河或标准吧。这个评价是不是客观呢?应该说玄奘翻译佛经建立了这样的翻译标准，也仅是个翻译标准而已，这个只是在翻译佛经中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是说玄奘翻译佛经的遇到的各种问题汇聚在一起，经和译场的高僧商量而成的处理翻译佛经过程中再遇到类似事情的方法和原则。我个人认为，精神上，玄奘最伟大的地方是身体力行的朴实，不畏艰辛的毅力，惜时如金的态度等等，而这些才是激励国人取得更大进步的精神食粮，宣扬玄奘的这种精神才能为我们普通大众获得启迪，并创造我们普通大众的美好生活，普通大众的生活都美好了，家庭何愁不融洽幸福，国家何愁不繁荣昌盛呢?佛教上，翻译了众多的佛经来广传佛法。玄奘翻译《瑜伽师地论》才有了汉语《瑜伽师地论》，这部经书为我中华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伟大的。还有其他很多部经书。最后才是这个翻译过程中解决问题得到的自然而然的翻译的方法。如果这个翻译方式限制了对翻译问题中的新问题的解决的话，这个方法也就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现在把开始卖的关子解释一下，其实前面也说过很多次。《玄奘西游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揭示唐朝伟大的视角。我认为唐朝伟大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勇敢的承担起了自己所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唐太宗任用天下之英才，承担起了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责任，玄奘西行求无上之佛法，承担起了探究佛教最高道义、广传佛法的责任，守峰将士也是恪尽职守，承担起了保卫国家的责任，等等。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他们也都像唐太宗一样勇敢的承担起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魏征，李靖，李昌，王祥，王伯陇，而这仅是冰山一角。历史上每个阶段都不乏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进步，对于国家来说这样的人也是多多益善。我们要做个有责任的人，肩负起对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公司或单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
季(季羡林)先生客观地指出：“一方面，他(玄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道的高僧。另一方面，他又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歌-功-颂-德，有时难免有点庸俗。”玄奘信念坚定，但是这也使得他有时候不能容纳意见和他不一致的人，很有学问、很有道行的印度空宗高僧福生就受到玄奘的排挤，自己带来的佛经也被玄奘夺走，最终只能离开中国，死于瘴气之地。这一点，连《续高僧传》的作者也是大发感慨的。
首先季羡林先生对玄奘的评语是他个人主观的评判，其次，这里用客观这个词用的太绝对了，也就是说季先生这个评论绝对是正确的，别的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季羡林先生对玄奘的评论是事实真-相，这未免有点太过分。
我们看玄奘和唐太宗的关系，前面我已经说过，唐太宗和玄奘是知己，都是经历千辛万苦才实现彼此志愿的一个人，玄奘冒死西行求无上佛法，来普济我国人之心灵，而唐太宗建立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史上最富强的国家，两个人是彼此的欣赏。
在具体的交往中，唐太宗全力支持玄奘全力翻译佛经，为玄奘提供翻译佛经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反过头来说，玄奘不所谓庸俗的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的话，靠玄奘靠以及他的几个弟-子来翻译佛经，后果可想而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待玄奘圆寂时所翻译的佛经数量肯定会非常之少。
在这里，我们再来认真分析下这件事的客观事实。唐太宗全力支持玄奘翻译佛经，经费问题，场所问题，还有就是护卫问题，应该说为翻译佛经，唐太宗在物质上给予了最大的帮助，而与此过程中唐太宗时刻关心玄奘翻译佛经的情况，而玄奘也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翻译佛经上面，就这个事来说，唐太宗和玄奘都是出于公心，出于惠利苍生之目的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玄奘不和唐太宗接触，两个人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可想而知。玄奘和唐太宗两个人合力来做翻译佛经这件事，两个人也该时常沟通一下吧。在进一步讲，在这次译经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贪污受贿的人在里面(这句话是以我没有看到贪污受贿的事情发生在译经场以及翻译佛经的过程中的这个事实来说的，如果看到了，那该惩罚的惩罚，话也就不这么说了)，他们都是为了做好翻译佛经这件事，造福苍生。
现在再来看，玄奘所谓的周旋于皇帝大臣之间这还是庸俗吗?难道让玄奘和唐太宗彻底断绝关系才是不庸俗吗?
下面谈谈我对于福生的事情。我认为，玄奘在处理这个事情时，首先考虑的是福生所翻译佛经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如果福生出于对惠利苍生的责任，我想他会把佛经搬到译经场并和玄奘一起参与翻译佛经的工作。译经场是穷极了全国的高僧大德来翻译佛经的，福生单独翻译佛经的初衷就值得怀疑。同时，我们看看玄奘求法的历程，他是能够虚心向别人学习，还向被他打败的人，说白了就是向他的下等侍从学习，从这个角度来看，玄奘是是看到了福生的佛经是有残缺的或者说是含义不高。反过头来再说，玄奘在印度尤其那烂陀寺的辩经就可以看出玄奘的佛学修养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玄奘是能够客观的估量福生的佛学修养水平以及福生所翻译的佛经的意境比较低。我认为玄奘是基于这两个方面才排挤福生的，怕福生翻译的佛经阻碍中国佛教的发展。如果出于名望而把福生排挤出去，那么玄奘也就不是玄奘了，玄奘一生中没有做过一件刻意为了名望所做的事情，这件事按照玄奘的做事的原则来说，这么处理这个问题也不是为了名望。我的这个看法也只是我对于这件事的个人看法。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无论如何，谁都不能否认，玄奘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只要谈到玄奘，谁都会想起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么一篇著名文章里一段掷地有声的话，让我们共同来重温鲁迅先生的这段话吧。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季先生最后讲：“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是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的上是“中国人的脊梁”。
最后讨论一个问题，鲁迅先生说了很多的例子来表明中国人的脊梁。如果我们透过这些具体的例子的表现得话，再问一句，什么是中国人的脊梁。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说白了都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有对个人的责任，有对家庭的责任，有对集体的责任，有对国家的责任，而肩负起这些责任的人构成了中国人的脊梁，负责任就是中国人的脊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要警示我们要肩负起我们对国家的责任。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孙中山先生就是肩负起了天下为公的责任，是当之无愧的国父(但国父绝不是孙中山一人)。
评古论今，笑看人间百态，是要通过点评历史的功过是非来树立一面镜子，用这面镜子来照照我们自己的优缺，好的为什么好以及如何保证其不偏不倚并继续发挥作用，不好的则要虔诚的承认错误，探究错误的根本所在，并认真反思和思考改正的方式并改正以及吸取经验在未来不能再违反类似的错误。笑看人间百态，其实笑得是世人的百态，但笑得更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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