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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八国联军，回族壮士血洒正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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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篇(2)& 回族在反殖御辱战争中的贡献
五、抗击八国联军，回族壮士血洒正阳门
河洲阳洼山的初春残雪消融，依然寒风料峭，我们沿着崎岖的小山路蹒跚而上，犹如走在光阴的隧道里寻觅历史，在枯黄萧瑟的草丛中一碑赫然而立，令人肃然起敬，碑上书：
先祖父马公讳耀图将军之墓
先祖父耀图公生于清同治七年戌辰七月二十四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初六为抵抗八国联军侵华，血战京师，阵亡于北京正阳门，终年三十三岁，清谥封愍烈将军。孙：振宇、振宗、少兰、振寰率曾孙玄孙癸酉年六月初六叩立。
长眠在这阳洼山深处的主人就是我们要探望的民族英雄马福禄烈士。面对荒芜杂草掩映的青碑，我们默然而立，凝滞的氛围中我似乎站在历史的深处，耳边回荡着战马嘶鸣，枪弹呼啸的“庚子之役”，朦胧的视阈中看到一位高大的将军迎着列强的枪林弹雨，愤然长剑出鞘，轰然倒下，用自己的血在象征祖国的北京正阳门上大写了一个鲜红的“爱”字，也用这壮烈的捐躯全美了他心中矢志不渝的信念：“爱国是信仰（伊玛尼）的一部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日、英、美、俄、法、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陷天津大沽，北上进攻北京，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而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庚子之役”。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马福禄奉命率领以西北回族为主体的“简练军”前往北京，抗击侵略。在这场残酷的反侵略战争中，以马福禄为代表的回族将士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的英雄史诗。
马福禄，字寿三，甘肃临夏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从小师从康泰学经史，“每与言古人忠孝事，敛息正听，肃然无倦容。”[1]他体格魁伟，气力过人，读书之余常习兵练武，素怀报国之志。成年后，他目睹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祖国，认识到：“国势凌夷，强敌环伺，非武无以挽救”。[2]毅然弃文从武。光绪元年(1875)乡试武场，名列第一。次年省试考取武举人。光绪六年(1880)马福禄赴京会试，以其骑射娴熟，技压群雄，考中头名。因殿试拜见光绪，未按汉族拜见皇帝的礼仪行跪拜礼，乃以不熟礼节，降格赐为进士，留京充任宫内侍卫，后历任守备、督带、总兵、统领等职。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八国联军由天津大沽登陆，然后长驱直入，直逼北京，马福禄率领以西北回族为主的“简练军”奉命调往京师，保卫京城，驻防于北京外围的正定。六月十日，英国海军上将、驻华舰队司令西摩尔统帅侵略军二千多人，由大沽经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十四日晚到达廊坊车站。十八日马福禄率领以家乡回族子弟为主组成的骑兵，与汉中镇总兵姚旺等前往迎敌。在廊坊和义和团一起，向侵略者发起猛烈攻击。两军相接，马福禄身先士卒，“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博”，侵略军在官军与义和团的迅猛进攻下，渐渐不支，西摩尔遂率残部逃至杨村车站。马福禄率领清军乘胜追击，迅速包围杨村车站，再次向侵略军发起猛攻，又消灭敌军多人。西摩尔在“进京之路，水陆俱穷”的情况下，只得率兵乘火车仓皇逃回天津。西摩尔后来哀叹道：“中国军民所用若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3]这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给与了气焰嚣张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廊坊之战后，清政府并没有认真地做好迎战准备，时战时和，使列强有时间从容集结军队。七月初，八国联军以2万重兵，倚仗先进的武器卷图重来，直逼北京城郊。马福禄奉命坚守正阳门，战斗之前，他向弟弟马福祥说：“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为民族争光。”[4]当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时，清旗兵及神机、虎神等营，纷纷败逃，只有马福禄等甘军及其他爱国官兵仍坚持英勇抵抗。据俄军将领扬切夫斯基在日记中记载，甘军“勇敢的部队分布在整个城墙上，隐蔽在枪眼后面，开始用老式的滑膛枪向高尔斯基的连队开火。……老式的中国大炮以其恐怖而深沉的吼声，从一个城楼上向外发射”。但不久，因后援不继，东便门、东直门、朝阳门先后陷落。形势十分危急，有人劝马福禄撤退，但他仍旧坚守正阳门，死战不退。侵略军集中炮火向城楼猛轰，把四层箭楼削去两层，正阳门失守。在此生死关头，马福禄毫不畏惧，他抱着誓与正阳门共存亡的决心，勉励余部，血战到底。侵略军已在城上设l0道栅卡以阻止清军反攻。马福禄冒着呼啸的枪弹登上城楼，指挥其弟马福祥夺回2栅，官兵一时精神倍增，拚命奋战，在众将士昼夜循环猛攻下，又接连摧毁侵略军7道栅栏，敌人的尸体狼藉城下。这时仅剩最后一栅，即可攻破敌人占领的城楼，7月19日夜，大雨倾盆，马福禄乘雨夜亲自率领敢死队袭击敌营，正当他领兵冲入敌军的栅栏时，一颗飞弹直射而来，马福禄当场到下，手中仍然紧紧地握着战刀，可英雄再也没有站起来，他以33岁的青春年华战死正阳门，以身殉国。皇帝为表彰他为国壮烈捐躯行为，追封为振威将军，谥号愍烈。
在这场“庚子之役”的恶战中，与马福禄同时英勇献身的还有其堂弟马福恒、马福宣、马福贵、马福全及堂侄马耀图、马兆图及百余名回族将士，可谓一门忠烈的回族英杰。
[1]张维《故清振威将军记名总兵临夏马公纪念碑文》。
[2]马鸿宾《清振威将军总兵马公行状》。
[43 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
[4] 和龚，《马福祥年谱概略》感谢浏览伊斯兰之光()资讯，欢迎转载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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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爱国知识分子 赵福宝
&&&&回族爱国知识分子&赵福宝&&&&一、动&荡&岁&月&&&&赵福宝，字琼林，经名哲麻隆拉西，祖籍陕西泾阳县，是玛纳斯县历史上知名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日，赵富宝生于新疆绥来县城东关一个回族小手工业家庭。祖上留下房屋一院，有土屋11间。其父赵德奎早年经营澡堂剃头业，父母弟妹全家8口人就依此为生。&&&&1924年到1925年，赵福宝在县城清真寺院学习阿拉伯经文；1926年到1928年，在一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29年到1933年转入官学读书，同时其父还曾聘请给伊犁将军志广任过师爷的吴沛儒至家设教，给赵福宝授课两年多。&&&&1935年到1936年，赵福宝就读于伊宁中学，其父因无固定职业先回绥来。赵福宝因学费无着，辍学后于1937年投奔伊宁回族清真大寺马良骏阿訇，担任了伊宁回族文化促进会创办的回民小学教员。这一时期，赵福宝经常到回族大寺聆听马良骏讲经说教，对马良骏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格，非常佩服。他从马公身上不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怎么做人，怎么为国家为民族的事业作出自己的奉献。马良骏阿訇发现，赵福宝是一个聪敏好学、品学兼优的好青年，非常赏识，就把自己门生李生辉的爱女李文君介绍给他为妻。1939年马良骏被迪化寺坊搬请掌坊任教，赵福宝也于同年夏携妻返回绥来。&&&&二、父子脱险&&&&绥来的汉回群众之间，历来和睦相处。邻居和朋友之间，红白节庆都有往来，交情深厚。团体之间关系也很密切，回族清真寺每年过圣纪，汉族庙会的人前往行礼祝贺；汉族庙会酬神演戏，回族寺坊也去人行礼致意。多年以来，习以为常。&&&&但是，这种美景在上世纪30年代初遭到了严重破坏。1928年主政新疆的杨增新遇刺身亡之后，新疆政局动荡，为争夺统治大权，军阀之间明争暗斗，战乱迭起。军阀马仲英兵败甘肃，无立足之地，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新疆夺取一席之地，打着拯救黎民百姓，“解救伊斯兰教弟兄”的旗号，两次率部进疆。一时间，东疆、南疆、北疆，到处变成了战场，各族群众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1933年初春，马仲英的部下马世明、马全禄、马子才围攻迪化，并派人与绥来县协营都司祁荣（驻防县城的军队首领、回族）密谋策划，欲利用祁荣手中的武器弹药扩充队伍。农历二月十七日（3月12日），马全禄部数十人窜到乐土驿，与祁荣部下马全长共同诱杀当地民团户勇60余人，活捉团长罗玉堂。当天晚上，他们纠集县城南庄子一带素无军事训练的回族青年二三百人，攻打南城。绥来县城在清代修筑为南北两座独立的城池，中间相距225米，当时县衙和都司衙门都设在南城。祁都司的兵打开南城东门，乱军入城，抢杀烧劫，劫牢放狱，烧毁了县衙门，官绅逃跑，无辜百姓惨遭杀害，整个南城一片火海，这就是有名的“二月事变”。&&&&同年农历九月间，马仲英部将马赫英率众从塔城窜到绥来县作乱，因县城防守严密未能进城，只在城周各乡村活动，裹胁一部分回族向景化南山窜去。马匪军撤后，绥来县城又掀起了一场更大的民族仇杀。农历九月十九日（11月6日）官军和民团一齐出动，不加区分，无论老幼，见回就杀，血洗了县城南庄子、水巷子等处。在这场劫难中，也有少数回民被汉族同胞保护得以虎口余生，赵福宝父子二人就是被好心的汉族乡邻藏于家中脱险的。&&&&九月十八日（11月5日）赵福宝的汉族老师吴沛儒，在混乱中把15岁的他带进北城（汉族居住区），安置在陕西会馆长曹敬修的长子曹瑞兰家中躲藏。他的父亲被汉族老邻居崔应举、李春山先后藏在家中。他母亲赵海氏和他的4妹1弟共6口全被杀害了。为了长久安全之计，汉族乡亲们又护送他们父子离开绥来，到绥定县姑母家中避难。&&&&三、立志办学&&&&盛世才主政新疆前期，实行“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提倡发展文化教育，鼓舞了各族知识分子投身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情。1939年7月，赵福宝满怀振兴家乡教育事业的豪情，携妻由伊宁返回绥来县，同年9月即被绥来县回族文化促进会推荐担任回民小学校长。当时的回民小学只有两个班，75名学生，4个教职员，地方狭小，影响发展。赵福宝上任后，借反帝救亡运动的东风，利用各种机会和场所进行宣传鼓动。他反复对群众开导：回回民族是勤劳、智慧、有气节的民族，朝朝代代都出了不少贤者名士。例如：唐朝罗天爵、摆都尔迪；宋朝阿讨拉；元朝的马虎仙、亦黑迭尔丁、赛典赤瞻思丁，萨都刺；明朝的开国功臣常遇春、胡大海、沐英、徐达、康茂才、马皇后、义不拉丁、克马鲁丁等，在民间有“十回保朱”之传说，航海家、外交家郑和，思想家、文学家李贽，政治家海瑞；清朝抗击八国联军的回民将领马福禄，农民起义领袖杜文秀，甲午战争抵抗日寇保卫平壤殉难的左保贵等。各个时期的回族英雄人物是层出不穷的，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为宗教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回回民族不学经文、不懂教规，不算真回回，但是学习文化，掌握知识，懂得科学更重要。不然，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为了筹建新学校，他积极参与县回文会的活动，动员组织热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开明人士丁尔沙、吴生邦、武定昌、武尚威等人，调查登记回族绝户人家房产14处，建议政府变价作为建校资金。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经过两年艰苦努力，赵福宝终于在县城东南部的南庄子建成了县立第二小学。学校总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拥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办公室用房18间，在当时是第一流的建筑物。新学校建成后，赵福宝把原肋巴巷子的回民学校迁入新校，聘请教师，招收新生，使学生增加到180余名，教学班增至5个。&&&&赵福宝大兴土木建学校，振兴教育的壮举，受到开明人士和广大回族同胞的欢迎和赞助。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差异，也受到一些保守势力的干扰。著名回族绅士兰文举就无法接受这种新局面，他在群众中说：“新学校把娃们都引过去了，念的是汉人经，今后谁还把娃娃送到寺里念经呢？”把赵福宝视为大逆不道，给他罗织罪名，蒙蔽100多人联名向新疆省公安处投诉，诬告赵福宝“图谋不规、聚众谋反”。新疆省回文总会当即派刘静嘉、苏正清二人到绥来会同公安局长陈万田调查。经过核实，“所指罪行都查无实据，罪名不能成立”，向上司作了结案报告。但是兰文举等人还不死心，他们又和学校争地皮，强行把清真寺修在学校地界内，不断制造事端，干扰学校正常秩序，限制学校发展。为了缓和学校与寺坊的矛盾，平息事态的发展，县长经支充委曲求全，下令撤了赵福宝校长职务了事。&&&&1941年5月，赵福宝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进入绥来县司法处任书记官，因政绩卓著，于1943年3月升任为县地方法院推事（审判官）。1945年8月，由于“三区”革命爆发，国民党败军退入绥来，地方秩序大乱，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东撤逃命。赵福宝也携带家小，到昌吉县下头屯岳父家避难。&&&&四、为和平奔走&&&&1947年初春，正在岳父家中避难的赵福宝，被当时主持迪化陕西大寺的马良骏阿訇聘请，为其大著《考证回教历史》作编辑、校订、刻印工作。赵福宝历经三个多月呕心沥血，终于将这部著作油印问世，完成了马良骏的重托。时任迪化专员公署副专员的老同乡、老校长郭德，还曾聘任赵福宝为专员公署视察员。&&&&1947年8月，张治中将军推荐已任新疆回族总教长职务的马良骏大阿訇，出任新疆省监察使。赵福宝被聘任为使署秘书，在马良骏身边处理使署来往公文、函电及内外社交联络事宜。&&&&新疆监察使署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的直属机构，行使对官吏弹劾、纠举、审计职能，与省政府平行咨文。1949年8月，新疆解放已大势所趋，省主席包尔汉同马良骏交谈协商。包尔汉说：“共产党深得人心，所到之处很受广大人民欢迎，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我们新疆要和平起义，这样，人民可免受一场灾难，也就符合你老人家一贯的和平主张啊！”马良骏表示听从包尔汉主席的决断。赵福宝向马良骏建议，使署方面应先采取主动措施。经马良骏同意，监察使署于9月初，将档案、财产、人事一并造册交省政府接管。除留马良骏、田生芝副监察使和赵福宝外，其余人员各发三个月薪饷，离职遣散。这一举动立刻受到陶峙岳和包尔汉的欢迎和支持。&&&&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绊脚石。还有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和一七九旅旅长、兼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仰仗着骑五军这支反动武装力量，企图负隅顽抗，坚决与人民为敌。陶峙岳、包尔汉为了维护新疆和平局面，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这伙人反动恶性难改，他们既不愿起义，也不愿出走，给新疆和平起义设置了障碍。&&&&为了打通马呈祥的思想，包尔汉主席动员马良骏以新疆回族总教长“舍赫”（和平老人）的身份，到老满城骑五军军部进行劝导。为了劝导成功，马良骏阿訇把赵福宝叫到身边，一起分析骑五军的处境、马呈祥的思想、劝导的方法和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对策，并作好了应付最坏结局的思想准备。&&&&9月20日，赵福宝陪同马良骏大阿訇前往骑五军军部，马呈祥在门口迎接，行过“色兰”礼（祝福平安），让到客厅。马呈祥貌容憔悴，精神萎靡。马良骏寒喧几句，话归正题：“军长，近来战局怎么样？外面传说很多，时局到底怎么样？”马呈祥无力地回答：“老人家，局势不好啊！”马良骏继续试探道：“社会上的传言很多，都说口里各省的军队投了共产党，失了不少地方。现在共军到了甘肃河西一带，快进新疆了，人心慌乱，你看咋办呢？”马呈祥不加思索地回答：“那我们就打呗！”马良骏进一步劝道：“军长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看还是和平解决的好。先派代表谈一下，这是上策。”“啊，老人家，你是做说客来了！？”马呈祥很机警。为了缓和气氛，赵福宝接上说：“军长，今天‘舍赫’以新疆回族总教长的身份到贵部，向你进言，一则为的是新疆各族百姓免遭战祸危害，二则为的是教门和迪化几万教民免遭灭门的劫难，三则也是给骑五军的弟兄和军长你指一条正道。值此千钧一发之际，若稍有不慎，军长给新疆百姓和骑五军将士造成什么样的结局？给历史留下什么？对自己的一世功名又能增添什么呢？”马良骏接着说：“兵书曰，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国民党大员都选此路，军长也只好委屈了。”“老人家，‘的格勒’〈每天第三次礼拜〉时候到了，我们先做‘乃麻孜’〈礼拜〉，然后再吃饭吧！”马呈祥转换话题，露出了笑脸。饭后天色已晚，马良骏同赵福宝只得告辞。&&&&9月21日，马呈祥带着卫队来到陕西大寺，回访马公。在马公的书房，互道“色兰”礼后，马呈祥说：“我听你老人家的口唤（安排）出走，但两手空空，怎么个走法？不打一枪，弟兄们也不答应，我只好在出走前，给他们放三天假，自己筹措路费再走。”马良骏以讲“万尔兹”（经文）的形式恳切讲道：“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灵，‘安拉胡’（真主）对于‘拦色瓦卜’（行好事）向善的人，是会赐给好的回赏的；为正义、为生存、为人类和教门而牺牲，是会得到‘舍希得’（为公而死的功勋）的。如果不是这样，不避战端，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摧残教门，‘古那哈’（罪恶）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灾难深重，教门就更不用说了。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新疆的武力是难以抵抗解放军的，况且，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已有归向共产党之意。虽说军长的骑五军骁勇善战，但已是孤军，军长若要开战，只能是以卵击石。无论我教，还是历代哲人圣贤，都以和为贵，以平为上。贵圣‘穆斯托法’（穆罕默德）为光大我教，历经磨难，仍善劝理导，仁慈为怀，顺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马良骏一席深入浅出的说教，使马呈祥频频点头，默默深思起来。马良骏又说：“我转达了‘艾麻乃提’（委托），你再慎重考虑一番，作出决断。”“就请老人家容我冷静思索一番，和其他弟兄商议商议再回答。”事后，赵福宝陪同马良骏立即向包尔汉主席汇报了两次会见马呈祥的情况，并深入研究了出走路费、马呈祥及其随行的安全等问题。&&&&9月22日，赵福宝陪马良骏二进老满城。在军部迎客大厅，马呈祥正襟危坐，由于军内对进退尚争执未决，文武兄弟神色各异，见马良骏进来，他们一齐离座向马良骏致‘色兰’礼，互相握手祝安。马呈祥道：“马公今天已是两顾敝部，意在慈悯众生，使我教民免遭涂炭。但我马家军众兄弟为血气男儿，理应拼死疆场，今日若承你老人家贵言，岂不落个贪生怕死的名声，愧对前辈的教诲！”说着声泪俱下，其他人也唏嘘一片。马良骏镇定自若地说：“军长若能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相信共产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的。”马呈祥又说：“和，是万万不行的，共产党饶得了别人，绝不会饶我马家骑五军的；走，两手空空怎么个走法。弟兄们跟我出生入死，我怎能忍心他们落个悲惨的下场。”马良骏说：“军长若能以体恤众生为怀，和平出走，包尔汉主席愿提供路费，送黄金几百两，我也发动迪化23坊教民隆重欢送。”马呈祥仍低头不语。赵福宝从旁插话说：“当年马仲英到新疆一进一出，给回回留下了一张”贼皮“。这次军长一进一出，应该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别让我们回回再吃二遍苦啊！请军长三思。”马呈祥忽然站起来，对马良骏说：“老人家，我遵你的口唤。”事后马良骏即向包尔汉主席作了汇报。&&&&第二天省政府派人送了500两黄金和其他物资，马良骏阿訇也动员23坊回族穆斯林备办茶、糖、布匹、牛羊肉和银元到老满城送行。这样，终于将马呈祥等人送出迪化城，取道南疆出国。9月25日、26日，新疆军政当局分别宣布和平起义。9月26日，赵福宝满怀喜悦之情，陪同马良骏以及刘致黎、苗沛然等爱好和平的民主人士，共同向陶峙岳将军祝贺和平起义的成功。&&&&新疆和平解放以后，包尔汉主席聘任赵福宝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参议，仍留在马良骏身边协助工作。这一时期，赵福宝帮助马良骏起草了许多拥护减租反霸、拥护土改、支持抗美援朝的文稿和讲话稿，同时，赵福宝还担任了新疆民主同盟迪化市委秘书、宁固寺学校和团结商行的文书。&&&&五、拥护社会主义&&&&1953年，赵福宝携家带眷从乌鲁木齐迁回绥来县继承父业，开清真澡堂。因营业不佳，难以维持生活，又增设了挂面铺，自己亲手制作挂面并经营。&&&&1959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带头把11户饮食业的小摊贩组织起来，成立了玛纳斯镇胜利合作食堂，并担任经理。他充分发挥才能，把一个只有7000多元资金的合作企业搞得有声有色。他善于管理，企业内订有各项规章制度并坚持执行，使企业搞得井井有条。他知人善用，根据职工各自的特长，各尽所能，各献其艺。他精于经营，根据群众的需要，供应经济小吃、家常便饭等，如早餐供应蒸馍、包子、油塔子，中晚餐供应各种炒菜及炒面、白皮面、哨子面、凉面、烧饼等。他以身作则，不贪不占，亲自参加劳动，搞好民族团结。经过四年艰苦创业，不但经受住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而且了有发展。1964年他利用积累的资金，把旧店堂拆除，新建起了大小餐厅、灶堂、库房、办公室等20间，总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经营规模在当时县内的合作企业中还是第一家。&&&&赵福宝先生在定居玛纳斯的后半生中，不计个人得失，积极为各族人民办好事，为文化教育事业，为各民族的团结办实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党和政府也给了他应得的荣誉。从1961年10月起，他历任政协玛纳斯县第二至第六届委员和第五届、六届常委，昌吉州政协委员、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享受起义人员待遇，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日，赵福宝因心脏病归真，享年67岁。（陈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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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马家军
青海马家军，简称“”。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统治青海（包括今天的青海和部分甘肃）的回族军阀武装，是近代中国一个奇特的封建家族式统制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背景下，一方面体现了勇武、不屈不挠、团结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也浸透着残暴和血腥。青马以其士兵的剽悍奋勇，几十年征战中胜多败少。在1949年中，青马最终被解放军扫荡。
青海马家军渊源简述
源于清末爆发的。1863年（同治三年），受陕西、宁夏回民起义影响，河州莫尼沟大阿訇起兵反清，青马先人马海宴此时投身军中，为马占鳌得力战将。1872年，马占鳌等一战“黑虎掏心”大败湘军，之后力排众议，在马海宴、的支持下，挟胜而求抚，率众归降朝廷。随后起义军被朝廷收编，重要头目封以官爵。此事件奠定了河州诸马崛起的基础。[1]
在民国以前，河州诸马军事力量为 “西军”时期，仍延续降清时的格局，即以马占鳌子系（子）为首，辖制马海宴子系（子，马麟）和子系（子，）。马占鳌降清时，马千龄无军职，后为朝廷镇压起义才自组民团。诸马先隶属于的系统，后独立一系，为清廷东征西讨，特别是抗击时，诸马为当时清军最英勇之部队。
民国后，马占鳌子系在政争中淡出历史，马海宴子系和马千龄子系分据青海（）和宁夏（宁马），先后投靠和（、），逐渐养大成为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2]
青海马家军特点作风
本质上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这在青海中犹为突出，其高层骨干大都以家族、姻亲相联系。即使后来包装了现代政治统制形式，也不能摆脱狭隘的和排外意识，上上下下只知有“马家”、“团体”，不知有民国政府。
前期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的回族、。即使后期融进了大量的汉族士兵后，浓厚的宗教观念意识也是整个部队强大的维系力量。宗教礼法形式也进入了部队，直到最后，青马部队都有随军。宗教观念及其礼法形式是高层控制部队的手段。
青海马家军精锐
家族统制和宗教意识的作用，也由于历史上因民族仇杀形成的民族隔阂，使青马士兵在对外族和外族军队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由此也可看出，有信仰的军队，发自士兵内心精神的（不是外来形式上的灌输），是不容易对付的。[3]
青马士兵凶悍顽强，但是武器比较差，但青马的内聚力和士兵的战斗精神弥补了装备上的缺陷，因此在战场上屡屡获胜，打西路军、西俯战役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青马士兵在战斗中敢于和善于近战格斗，其利器就是。此外，士兵后面亦有严酷的督战。因此，若对方火力弱，工事不坚是很难对付的。红军西路军吃亏就是这样，红军火力弱，难以阻挡青马的死命冲锋（而且往往是行动迅速的骑兵），最后在中被优势敌人消耗。咸阳战斗，解放军集中了优势炮火始击退青马，时，解放军各军都将自动火器集中于一线才起了作用。[4]
红军一向认为，青马除了武器装备差以外，青马士兵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精神同日军是等同的，很难对付。对部下说过：要象打鬼子一样打青马；解放战争要结束时，青马仍是“全国有数的顽敌”。那段时间，从与一野的电报来往可看出毛对马家军的重视和警觉。
在对藏军或藏民部落土兵作战时，面对枪械比自己更差的对手，青马士兵表现更为出色，曾有青马一个营（300人）击退数千藏军的围攻并使之弃尸数百的战例。在青马与藏民和藏军的争斗中，后者处于绝对劣势，其火器、战术、社会组织的落后根本无法与青马抗衡。
青马被“誉”为残暴，同其历来残忍屠杀征伐对象和俘虏的记录有关。1935年四方面军的偏师曾深入过青海，众多伤病员和俘虏被青马活活砍死。西路军俘虏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仅活埋的就近千人，而活埋的理由仅仅就是为了节约子弹和节省力气。战斗俘获后当即砍杀的无从统计，估计西路军阵亡的数字中相当部分属于这种情况。
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在马继援掌军后，高层观念有所进步，不再随意屠杀俘虏。[2]
青海马家军官兵关系
军队的官兵关系比较恶劣，战场上随意枪杀士兵的现象很多，而下级士兵还以“黑枪”的事例也很多，如固关战斗中就发生好几起军官遭士兵枪击事件。当青马大势已去失去组织秩序时，下级官兵极其骄横，为上司所忌惮。这时士兵们往往不是抢老百姓，而是抢上司。青马崩溃时，新编骑兵军的溃兵把在多年贮存的烟土黄金抢了大部分；象、这些青马显赫一时的将领也都遭下级勒索。[2]
青海马家军编制组成
起家军队是100师和骑5师（后来的骑5军、整骑1师）。
青马初期100师番号曾为暂编1师、新编9师， 1933年授100师番号。国民政府还给青马授了一个新2军番号。在1937年以前100师辖3个步兵旅（6个团），1个骑兵旅（2个团），共一万七千人，这是青马的基本力量。此外还有控制藏区的海南2个骑兵旅3000人（4个骑兵团）。
1937年以后，缩小了100师的规模，只辖3个步兵团；原来叠床架屋的新2军番号改为82军，除了100师外，另辖一个补充旅（3个团），一个骑兵旅和两个直属保安骑兵团，总兵力约近三万人。解放战争初期，82军只含100师（3个团）和骑8旅（3个团）和几个保安（骑兵）团。
1947年，击败西野部队。对于势力的强大青海方面甚为重视，于是于1948年后，大肆扩军，不但82军增加了两个步兵师190师、248师，而且还在1948年年底另成立了一个129军，辖新编1师、357师和骑8旅（3个团），82军另有骑14旅（2个团）。由于青马注意调配骨干部队和指挥人员，故82军后来成立的190师、248师和骑14旅战斗力均不弱。青马步兵师每师有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这颇有些当今一个师三个步兵团中一个是摩托化的味道。当然，骑兵团较步兵团人数要少些。一个骑兵团大约2000多人（后期编制1700人），步兵团3000多人。此时的部队82军和129军等主力部队，总员额编制数由1948年之前的3万人已经达到近8万人。
骑5军在前期的地位在100师之上，原来是马步芳之兄的军队，后马步芳利用手腕攫为己有。打西路军时，该军也是主力（当时叫骑5师），但战绩似乎比马步芳系部队差很多。国民党政府镇压起义时，让马步芳派兵，后者乐得扩张自己的势力，命该军去了新疆，后改为整骑一师。此次骑5军进疆对稳定当时新疆局势有很大作用。1949年，该师随陶恃岳起义。该师一个连曾在著名的“”事件中给蒙古军队以重创。但总的看来，青系青马部队战斗力不如芳系青马部队。
步兵（至少82军如此）的每个步兵班都有一匹骡马驮一个斑的辎重和重武器，连营团辎重更不用说了，因此青马行军速度很快，奔袭能力强。
青马还有许多保安部队，人们一般印象，国军的保安团都是不堪一击的，而青马的保安团却大不一样。青马的保安团有训练士兵、补充主力部队、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青马士兵恃勇好杀的作战意志和作风在保安团就已经养成了。如在兰州战役时，窦家山主阵地就是由青海保安一团防守的，解放军首次进攻时曾遭到重创。同样称号的甘肃保安团则只能安排在兰州诚里待着。解放军的回忆称青海保安一团为“青马的精锐部队”。据说青海保安一团是青马头目的警卫团，那么战斗力应当是很强的。[2]
青海马家军士兵素质
“河西战争”（即打西路军）后，认识到军官培训的重要性，于是采取各种方式培养各级军官，选送不少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学生和军官到中央军校学习。
高级军官方面，和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先后在国民党读了将官班；是西安陆大参谋班毕业；等为黄埔分校或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这样产生出一批受过现代高等及训练的军官。这些军官有较高的文化和军事素养，担任着较高的职务，对军事决策筹划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总体讲，部队中仍是以行伍出身的军人、师、旅级高级职务为主，因而新潮少壮派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比如，前，马文鼎提出的“河川防御”方案很有见地，为许多中央系国军将领所赏识，但还是被否定了。
中、下级军官则是自己进行最根本的培训。这种培训用短期三个月的学制来训练在职军官，用学制三年的长期培训来培养有前途的青年学生和军官作为青马骨干。
青马的军官培训还是卓有成效的。解放战争中，青马上上下下指挥官都已受过培训，水平已经大有提高。一般来说，同共军作战，青马的作战效率是比较高的，相当多的战役和战斗人数上并不占优势，往往都是兵力相等甚至少于对方，装备水平也不比共军强，但胜利者多是青马。这其中固有士兵的作战精神的因素，但完全归于此也说不通。
与青马士兵战斗精神形成反差的是其文化素质低下。有研究者指出，青马士兵及军官文化素质方面的劣势极为明显，军中“目不识丁者，大有人在”。这方面不但与冯玉祥的无法比，连宁马也不如。是很重视士兵文化教育的，“所有部队，于入伍三年以内，每人至少须认识三千字，能写普通书信，士兵中无一目不识丁者。”虽可能有夸大。但可以表明，在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方面，宁马比青许多。[2]
青海马家军回汉关系
回族是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杂居的民族，即“小集中，大分散”。因此，青马集团若统治一个地域，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社会角度，都不能完全排斥汉族，进入现代社会后更是如此。另一方面，从扩大政治军事力量来看，回族人口少，不能满足兵员扩张的需要，也必然会吸收汉族兵员。因此在民国后，汉族就逐渐进入了的政治军事圈子。青马军队后来不但士兵有相当部分是汉民，许多高级职务也由汉人担任，如82军副军长，骑五军副军长郭全梁等。但这些人大都随着信了伊斯兰教。
在青马文官系统中，尚能重用汉人，但在军事系统中，虽也有一些汉族进入高层，但大都无实权，部队主官基本为回、，很长时间内师级以上的重要实权职务没见过汉人担任。是汉族，曾是一员战将，打西路军时是100师的主力团长，战功卓著，当时青马团以上部队主官只有他一个是汉族，但随后在抗战时期当过短暂的82军参谋长，除此而外，最终没有挤身马军事高层，而是转业地方做了青海教育厅长。
在青马军队中，民族关系也是敏感问题。尽管青马的地方民族意识远较宁马为深，但随着汉族官兵比例的增大，后来还是很注意内部“民族团结”的。前线某次作战期间，一汉族团长作战不力，本应调整，马继援考虑到涉及民族关系，害怕影响军心，一直拖到战事结束才处理，方式也是暗释兵权，另以提拔一作战勇敢的汉族连副为连长来平衡气氛。
青海马家军军事，政治，经济实力
在与南京方面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认识到，要保住自己家族在青海的霸业，巩固自己在青海的统治地位，只能凭自己手中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与蒋介石集团相抗衡，并在国民党中央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马步芳上台之后，马家军队发展之快是十分惊人的。
马家从建立起，开始独立发展，到入青前，兵力只有三千余人。马步芳上台后，军事力量迅速膨胀。一九三五年宁夏战争时，正规兵力已扩大到一万四千人。西路军血战时，马步芳共投入正规军已近三万人，加上地方民团兵力共达十万人之上。抗战期间，马家军队继续扩大，至第四十集团军成立时，所辖正规军兵力共两个军，一个独立师，总计近十万人之多。到解放战争初期，马家军队总计已达到四个军，一个骑兵师，二个独立旅，三个保安团师，共约十五万人。此外，在中央编制限额之外，还有武装警察数百人，森林警察总队五百余人，地方保安团地区的十一个团，六个团，循化三个团，民和五个团，化隆八个团，、五个团，共计近四十个民团武装，七万余人。所以到四十年代，马家正规和非正规军队人数已占全省人口之六分之一。青海全省从上至下几乎成了一座大兵营。
马家不仅保留了一支队伍庞大的常备武装和临时武装，而且军队的装备也日趋现代化。民国初年军初建时，这支地方武装尚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土兵武装。那时军中所用还是一色的黄色“马”字大旗，士兵没有统一服装，所持器械主要是旧式的刀矛兵器，仅有的一点火器，也是猎户所用传统的叉子枪和一部分破旧来福式步枪、老式的土炮。后来屡经更换，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整编时，马家地方武装已初具现代化规模，军中不仅武装多为美式新造，而且炮兵、工兵、辎重、无线电、手枪团、修械局、兵工厂、汽车团、军医队、军乐队已一应俱全。
为了维持这支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十分惊人。马家初建宁海巡防军时，军费年开支为二十九万一千五百七十余元，加上镇守使署官员薪饷，年支洋计三十三万一千六百余元，民国六年甘边巡防军马步各营军费为二十七万三千五百余元，加上署支费计为三十二万三千余元（银元票），已占当时全青地区岁入的百分之四十。民国二十五年上台后，军费开支已长至三十八万余元，加上国民政府补助的十二万余元，已达五十余万元，而且军粮高于田赋的六倍，军费一项已占当时全省财政岁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了抗战期间，马家留驻甘青的军队年支军费已高达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余万元，军粮高于正额田赋的十倍，当时地方年收入（普通门）仅一百二十余万到二百余万元（），因此南京中央政府每年补助军费常在五十万到一百万元（银元）。尽管如此，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为止，青海军政费积欠仍高达三、四百万元以上。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收入支系统实行划分，地方军费改由中央核发。一九四六年，南京财政会议又决定军费重新改归地方税项下开支，青海因边省财政困难，仍然中央补助一部分。可是当时青海每年超支预算数字都很大，仅电讯事业、公路保运费二项，就高达五百八十余万元，实际上超支预算部分多为军界独吞。一九四六年，在给南京财政部的报告中，一次索要补助费就达二千六百余万元。此外，还有各地军队直接提取的课金、营买粮草、兵役税、献礼等等。地方财政超支除大量的私人侵吞外，主要是由于军费投资巨额增长。
马家军事力量是在蒋介石集团反共、灭共积极内战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马氏军阀统治的后期，其军队的二次大发展，都是凭借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内战政策而得以成功的。一九三六年河西血战，其正规军一次就翻了一番；解放战争期间陇东作战时，其正规军又增加了三万余人。正是利用这两个关键时刻，利用蒋介石需要他为之卖命之时，大肆向蒋介石索饷要兵的，从而使他的军阀武装不断壮大。
马家军事武装的迅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马家在青海实行武装割据的需要。由于青海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在这一地区发展的历史中，有着长期的征服、兼并和战争，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到了近代仍基本保留着历史上传统的军事组织的形式和特点，无论土司的军事屯堡，还是蒙藏的旗制、制、千百户制，都是一种“寓兵于民”、“军民结合”的行政组织。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各部落、各民族正是凭借这种小的武装割据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军阀统治，实际上是把这种分散林立的小割据变成了统一武装的大割据，这就必须要求他凭借武力打开局面，建立自己的立足点，并实行武力统治。因此，在马步芳时代，青海社会统治的军事割据性并未减弱，而是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正是在西北局势动乱之中，青海能始终保持相对平静的重要原因。
由于军队在马家政治事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马步芳把军队的训练和建设始终摆在他的事业中的第一位。“他以善于练兵著名。练兵方面他首先注重兵源的素质，他所属官兵皆纯朴的农家子弟。他很注重兵营生产，在学术教练之余，组织士兵织毛编物，以青省羊毛，做士兵自给的生产。对于纪律与军民感情，他提出口号为：我们不怕敌人，也不轻视敌人；老百姓不怕我们，也不轻视我们。”为了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他还先后举办了各种军事训练班，平时训练极为严格，所以青海军队在军队中，始终是一支强悍精锐的武装，当时各方皆有同感。
青海马家军参与战争
青海马家军拒孙战争
1933年冬，以奉命入青屯垦为名，率大军进攻宁夏，志在吞并西北。、、、（马步青和马步芳系青马）等恐被各个击破，地盘难保，乃联合拒孙，史称：“”战争。同时，蒋介石也希望孙殿英军阀与相互攻伐，两败俱伤。四马联军约4万余人（包括青马部队），孙殿英兵力约7万人。经过4个月激战，以孙殿英惨遭毁灭性打击而告终。
青海马家军西路军战
1936年10月，西路军两万一千人受命征西，在静远虎豹口过了黄河。开局似乎不错，给了负责河防的马步青的骑五师以重创。但在青海部队加入激战后，局面逐渐发生了变化。11月中旬一战，九军大损，随后在永昌一线的连续战斗中基本都是消耗仗。
被集体屠杀的西路军战士
年底，西路军摇摆于（今）一带。后西进，旋遭青马重兵围攻。1937年1月初苦战高台一线，5军全军覆没，随后2月的倪家营子一仗虽让青马吃了大亏，但自身也损失颇重，遂向转移，梨园口一战，九军残部拼光，再战康龙寺，30军也基本拼光。
至此过河的西路军三个军都消耗殆尽，归于失败。领导人、二人只身回陕北，残部在带领下经祁连山转肃北进入新疆，最后仅存约4百余人。整个结局，红军7000多官兵战死或被当即屠杀，高级干部损失众多，其余大多被俘，除有一部零散回归和被俘官兵经统战工作回归延安根据地共约五千人外，被俘官兵被活埋或虐杀者达三千人以上，其余被奴役或散落甘青乡间。女俘则倍受凌辱并被瓜分作了青马军官的妻妾，大量残弱士兵流落民间，苦难一生。[2]
红西路军失败的战术原因
1936年，后因的分裂思想导致流产。无奈之下由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的红军西路军渡过黄河，独自踏上了西征的道路。
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穷凶极恶的敌人，刚刚经过万里长征，粮弹奇缺的西路军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浴血拼杀。初期，红军进展较为顺利，在干柴洼第一仗，就击溃了的精锐骑五师和的起家部队一百师。但在攻克古浪后，九军遭到绝对优势的马家军的拼命反击，虽然重创敌军，自己也损失巨大。[5]
随后，由于作战任务的几经变迁，西路军时驻时走，不但没有完成战略任务，反而给了马家军集中兵力的时间。诸马先后调集了十七万人的大军，对西路军进行了疯狂的攻击。马家军的骑兵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结。面对英勇作战的红军，马家军在屡次吃亏后及时总结了战术：在进攻时驱赶民团冲在前面，精锐部队积蓄力量待机；攻击时每人仅带两三排子弹，打完了乘马回去取，以防红军得到补充；攻城时往往“围三阙一”，红军撤退时，以骑兵穷追；红军一驻就打，不给其发动群众、安置伤员、整补力量的时间；作战时采用人海战术、波浪战术，决不给红军稍作喘息的时机。
对于转战万里的红军来说，河西走廊无疑是最不适于作战的地域。地广人稀的、一马平川的地理环境，骑马作战、来去如风的敌人，都使我军最擅长的、夜战、伏击、奇袭等难以施展，而被迫多以和敌军拼消耗，并难以获得补充。经过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流沟等多场血战，在给予马家军多次重创的同时，自身伤亡殆尽，五军军长、九军政委、总供给部部长等先后阵亡，余部退入。部分部队在李先念、的率领下到达新疆，仅余420余人。
西路军失败后，马家军诸头目在狂欢庆祝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致电邀功，一面对西路军被俘人员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屠杀手段极其残忍，都是用马刀和军镐砍杀，很多西路军战俘是被剖腹抽肠或挖眼、取胆入药而死的。九军军长孙玉清等惨遭杀害，仅在西宁郊区遭屠杀和活埋的就有六千人。
红西路军的失败，也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和损失。
青海马家军青马抗战
“”后不久，即刻组成“骑兵暂编第一师”，由师长率领东进抗日。骑一师由回、撒拉、东乡、保安、汉、藏等民族组成，共 8000多人，其中回、、等民族官兵占部队总人数的70%以上。1938年 4月，骑兵师奉调的、、等县，担负这一线的河防任务。不久，日军一中队及伪军千余人，侵入骑兵师防区，马彪立刻指挥两旅兵力三面围歼，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杀得日伪军昏头转向，最终全歼来犯之敌。骑兵师大获全胜的捷报传出，防区各县百姓纷纷箪食壶浆，犒劳慰问，并赠马彪“”，以示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
1939年春，骑兵师又调驻周口至一带的，防御一线日军。淮阳为苏、鲁、豫、皖地区日军侵占的主要据点之一，骑一师所驻河防，地处平汉线中段，关系华东、华中战略要地，因此，日军不惜调集重兵，增加防守，并做好随时出击骑一师之态势。骑一师进驻不久，即获淮阳日军空虚的消息，率二旅立刻围攻淮阳城，经过激战，攻占了淮阳。日军退守淮阳内城，与二旅进行对抗。时日军由开封调集 100辆卡车的援兵，配以大炮、坦克大举反扑。顷刻间，炮火密集，硝烟弥漫，敌军多次冲锋均被击退。战斗中，马秉忠始终身先士卒，在冲锋中中弹身亡。关键时刻，四团长马成翰接替指挥，继续与敌人浴血奋战。战斗正酣，师长亲自督战，指令一旅旅长率部支援，并调轻骑兵迂回敌后突袭，致使日军腹背受击。在骑兵师将士的猛烈攻击下，日军阵脚大乱，防守崩溃，狼狈逃窜。
淮阳之战，马彪师消灭日军1000多人，俘虏20多人，而其部伤亡也达2000多人。
不久，骑一师又歼敌骑兵500余人，获战马数十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又抽调重兵，配备先进武器，向骑一师宝塔一线的阵地实行强攻。组织反攻，迂回冲杀，以血肉之躯与敌奋力拚搏。但因敌我力量悬殊，力战不敌，骑一师主力迅速撤退，留百余名战士阻击敌人，他们背水一战，直至弹尽粮绝，不愿被俘受辱，乃全部投水自尽，显示了回族抗日壮士宁死不屈、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
骑一师几次重创日军，使敌人锐气顿挫。日军因此称骑一师为“马回子军”或“马胡子军”。1940 年9月，骑兵师在皖北涡河北岸的，又炸毁敌坦克1辆，打死日军三四百人，从此，马回子军”的声威传遍敌战区，日军闻风丧胆。[6]
青海马家军解放战争
1947年6月，解放军与青马与交战，由于青马的顽强，西野未达到围歼青马一部的战役目的。战斗中，西野攻城部队受到守城和增援部队的内外夹击，损失很大。
解放军步兵与“马家军”骑兵的较量
1948年4月底，在、中，青马配合军与西野主力进行了一场大战。宝鸡、西府战役典型的反映了彭德怀的指挥特征，出敌不意，勇猛，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在后期取得大战果此次战役西野损失很大，西野损失15000人，歼敌2.1万，只能算小胜。这也体现了马家军的剽悍，为今后解放军剿灭积累了经验。　1949年7月，解放军与青马在固关交战，14旅旅长骄横所至。马成贤在战斗刚开始就负了重伤，被炸掉半条胳膊，被送回后方，逃脱了被俘命运。此役惨败。
日，解放军兵抵兰州，21日、22日的两天“试攻”失败，解放军全线伤亡2500人，青马全线伤亡不超过800人。[7]
日，解放军发起的总攻，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进行攻击窦家山、古城岭、营盘岭、沈家岭等地，青马则是依靠骑兵冒着解放军猛烈炮火漫山遍野的冲过来，以整连整营的密集队形一次一次地反冲锋。[8]
在兰州诸山战斗中，沈家岭战斗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从实际进程看，经过一天的攻击后，只有在沈家岭攻克后，才造成了青马整个防线的崩溃，之敌不得不收缩，才有了3军适时插入，断敌退路的局面，而其余各军攻克的阵地都没有根本上撼动青马防线。从局部看，如果青马想守，东线的马架山和十里山仍可守一天，中线的营盘岭至少还可守一天，而沈家岭失守， 于西线再无屏障，不得不逃跑。因此对兰州战役结局起决定作用的是沈家岭战斗。事后青马军官都无例外地承认，正是由于沈家岭的过早失守才导致了青马最后的溃败。
日下午两点钟，在82军军部（黄河北岸）召集各师长开会，下达了撤退命令。下午4点开始撤退，后勤先行，100师5点开始撤退，248师7点开始撤退，最后190师9点开始撤退并且担任掩护全军的任务。26日凌晨后，解放军与青马进行了巷战。26日中午，枪声停止，结束。
兰州战役后，国民党在西北的势力被基本清除，也结束了在西北长达40余年的统治。[2]
青海马家军旧官叛乱
1949年底，青骑8旅旅长，100师师长、纠集、、、孟全义，以及和发动叛乱，最终被解放军消灭。[2]
青海马家军官员结局
1949年8月下旬，枭雄、和，以及重要头目129军军长、新编步兵军军长、新编1师师长和其他一些家族成员等飞逃广州，后逃往。1957年，马步芳任台湾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但很快，20世纪60年代初就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去职。日，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马步青后到台湾任国防部中将参议，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1977年在台湾逝世。
新疆骑5军（整骑1师）军长陆逃海外。到台湾后五十年代担任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已经去世。[2]
．历史之家[引用日期]
．【人人分享-人人网】[引用日期]
．_腾讯网[引用日期]
． 红潮网 历史...[引用日期]
．环球网[引用日期]
．网易新闻中心[引用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