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日子(2)--摘自阵仲旋《我在广东省委当秘书》
李一哲大字报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９日，时值"批林批孔"时候，在广州的北京路贴出了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副题：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署名：李一哲。这个李一哲，是三个青年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各取名字中一字组成。李正天当时是广州人民艺术学院油画系学生；陈一阳、王希哲是广州十七中学６６年高中毕业生，留校参加"文革"；陈、王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真象轩然大浪、强烈地震，引起了广州市、广东省、全中国以及港、澳、台乃至国际的强烈轰动。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省委常委会讨论了"李一哲大字报"。赵紫阳这时巳官复原职，重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这次由他主持的会议决定：由省委宣传部将大字报的观点列出，撰文批驳，指出这些观点与中央唱反调；要澄清混乱思想，发展广东安定团结的形势。同时决定，省委写电报请示中央，建议把大字报发到机关、工厂、学校批判；但对作者不动（意思是不抓）。
11月18日，省委给中央发了《关于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的报告》的电报，并把大字报全文上送中央。
　　12月24日，李先念在国务院交通运输紧急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1975年1月11月，省委书记王首道参加完中央全会，回來后在常委会上转达全会精神，并转达了赵紫阳（仍在北京）的意见："要采取说理的办法，要注意对他们（李一哲）的人身保护；要防止采取过于急躁和简单的办法。要利用这个反面教员，激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
　　1975年1月15日，常委会再次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來的电话内容。赵说，李先念、纪豋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批判面。赵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它反动大字报，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调去四川；韦国清调来广东后，在1977年12月的广东第五届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1978年4月，习仲勋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2月，省委宣布对"李一哲"公开平反。习仲勋、吳南生、王宁等先后五次与"李一哲"谈话。1979年2月6日，召开大会为他们正式平反。
　　习仲勋与"李一哲"三人谈话时，王希哲说："当时赵书记（赵紫阳）对我们是讲政策的。" "当时，说我们写反动大字报，赵书记说要让我们讲话，不准打人...他当时那样处理，合情合理，我们对赵书记没有意见。"
李正天说： "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
赵书记还让我们讲话，
不说我们是反革命，
没有抓我们，
这是不容易的。"
　　习仲勋说："赵紫阳同志当时组织批判你们，在当时的情况下，
处理得很好。" "赵紫阳同志当时那样处理，很了不得。" "在"四人帮"那样猖狂的时候，能那样处理，是很得体，很有魄力的，而且是很有胆识的。"
　　我在这里稍为详细引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接触，甚至参加了处理的全过程，因此感触良多。从"反右"到"文革"，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但"大辨论"
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甚至在文革中，到处都分两派，也沒有见到真正意义上的"大辨论"。
　　我第一个感触是：除了赵紫阳，我还没有看到过党内有谁敢于实践这个"大辨论"。广东发动（实践）这次"大辨论"，又基本上是有秩序和说理的。而且，真的是可以答辩、反驳的。所以，我很赞同习仲勋对赵的评价。
　　我第二个感触是：通过"大辩论"，确实能使人提高理论水平，提高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是一种真正民主的演习和体现。
　　第三个，也是最大，最重要的感触是：让人民说话，允许群众发表言论、针贬时弊、参政议政；
即使有人说了错话、坏话，
也不应动则定罪名，更不能随变抓人和限制自由。这样就能达到"稳定政治局面"的目的。反之，蛮横不讲理，以权势压人，以大帽子吓人，甚至舞枪弄棒，那就决不会有真正的"稳定"。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湯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來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也有例外。湯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80年代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湯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五十年代就是正处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
言时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湯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湯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湯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
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湯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來沒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沒意见，他应该沒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
过了许久，有人告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更好吗？可惜，他这种正派、正确的作风，并没有被后来的领导者学习、仿效。
　　把广州作为物价开放的试验点
　　1981年，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经济改革先行一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来到广东做多方面的调查研究。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与广州市郊区菜农的座谈会。赵召开这次座谈会，目的很明显，是想研究在广州先行放开蔬菜价格可行性，为在全国放开副食品价格进行试点。座谈后，赵又与省、市委领及部门负责人再开会作详细研究，会上，省长刘田夫说，广州郊区菜农种菜之所以不积极，主要是价格问题，还不如去搞工副业。赵回应说："就是这个问题！"
会上作出决定，鼓励近郊菜农以种植细菜为主，也就是高质量、多品种的好菜；同时价格放开，让市场调节；不能老让市民吃"无缝钢管"（通心菜）和大冬瓜。同时在远郊区。开辟新的种植基地，种植一些象椰菜、大白菜等"大路货"，以保证品种多类，价格兼顾。
　　广州实施、采取上述决定和措施后不长时间，市场上几乎什么菜都有了；菜也漂亮了，菜农把根去掉，洗得干干净净才摆上摊。价格确实贵了，有些高档菜甚至贵了二、三倍。菜农当然高兴，市民也还是满意的，因为毕竞有的卖了，可以随意了。
　　赵紫阳还建议广州开放魚类价格，以鼓励农民、渔民积极养鱼、捕魚.结果是，价格一放开，农民养鱼热情大涨，大量挖塘养鱼，。没多久，大量活魚上市，而且"开刀"零售，一条鱼想买哪个部位都行。但价格的确涨了许多，最高时达3元多一斤（如鳙、鲩、鲤）。对此，市民反映如何呢？
　　赵曾问我："菜和鱼的价格放开了，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我答："价格放开前，广州居民每月只有二毛钱鱼票。我家五口人，每月只能买一块钱鱼。我家附近有个兼卖鱼的小杂货店，尽卖些小鱼、杂鱼，都是死的，仍然难买到。如果明早有鱼卖，今晚就已经有人用砖头、小凳或別的物件排上队了；天未亮已是大排"人龙"。我们家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无人去排队，所以我们吃不上鱼。现在什么鲜魚都有了，虽贵，但能吃到。我相信，以后鱼一多，定会降价。"
赵又通过其它渠道了解，市民的确反应良好，就说："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
　　果然不出所料，价格放开三个月，鲜、活鱼价格降到一元多二元一斤，就稳定了下来。广州的价格放开，给市场帶來的变化十分巨大。我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数据：塘鱼：1980年96万担，83年增至122万担；鸡：80年260万只，83年697万只；水果：79年109万担，83年213万担。
　　"广东人的承受能力强"，对物价放开是一大有利因素。赵紫阳先在广东搞物价改革试点，是他对广东人民的了解和信心。
　　1984年11月21日至29日，赵紫阳又到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以及顺德、南海、中山、东莞等地视查。在佛山，赵说："我这次来，一是要看广州蔬菜价格放开后的情况；二是要看佛山取消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才來的，要不然没有那么快來。29日在广州，省委常委汇报会上，赵讲话，他赞扬广东在基建上周期缩短，效益增大；肯定了中山港、赤湾港的经验。接着又谈价格改革。他对广东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后引起的巨大变化感到高兴，希望广东继续为全国的价改提供正、反两面经验。他再一次赞赏广州市民的承受力，他说："如果在北京，价格一下子提高百分之三十，就会成问题，但广州没有出现大问题。"
　　以上所述，许多是我在场所见所闻，有些是我做记录。价格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我可以感受到赵在这里面投入了巨大的才情和精力。有关价改的多次谈话，内容丰富，眼界宽广，见解高深；还是象我在他身边时那样才智逼人，只是更成熟、更丰富了；限于篇幅，恕我不能详加引用。
　　写到此处，我不能不搁笔唏嘘，仰天长叹：赵紫阳--这个将所有天纵的睿智、过人的才能、罕见的认识和总结能力，都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人，国家何时才能还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讨厌兴师动众、排场张扬
　　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曾多次到广东视察和调查研究，一如既往地会到地、市、县。按照规定，要一级警卫。所谓"一级警卫"，就是所到之处，必须提前封锁所经道路，并有警车开路。赵为人性格低调，喜欢轻车简从；讨厌兴师动众，排场张扬。他交代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老马，通知省公安厅不要安排这一套。他反对提前封路，反对警车警笛长鸣，他认为这会引起群众的不便与反感；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党的威信。
　　对赵的要求，省委警卫处杨处长感到为难，因为不符规定。对此，马杨二人还产生争执。后来达成同意：不提前封路，待总理车到，不让别的车辆横过马路；警车不鸣号。我随行目睹，觉得这样真好。
　　赵紫阳在北京也是如此。有一次我到北京公干，抽时间陪他到郊区十三陵打了一次高尔夫球。全部人同乘一辆中巴，一路上全无封路，不闻警笛；只在乘坐的车上放了个只亮不响的警灯。总书记出行，竟然如此简单，我颇感新鲜。回到北京长安街，被交警拦下，指问为何中巴上警灯开启，经前坐马局长说明，得以放行。我想，那位警察那里会想到坐在车上的是总书记呢？
　　赵紫阳到每次广东，有一必须执行的规定：省委书记、副书记、秘书长等主要领导人，都不接不送不陪同。这己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赵要求不能牵动各方，影响日常工作；尤其是上述省领导，都不能因他的到來，而牵扯时间精力。赵认为每次他來，一般都是下去走走搞调查研究，省领导没有陪同必要；在广州开会见面就可以了。所以，每次他來，省委只委派一副秘书长接送、我印象好象有时连陪同都免了。这里我想起一事："十三大"后，赵来广东，此时他巳是总书记。在珠海市，不知怎么他得知了陈开枝（此时是省委副秘书长）在给他下面要去的地方打前站。他很不高兴，叫陈开枝过来。陈來时，赵正午饭，也没让坐，对陈说："广东我熟，还打前站，你搞这些干什么？！"可能因为是多年对开枝熟悉了解的缘故，赵当时语气甚严，有点让人出乎意外。几十年來，他一贯反感那种浩浩荡荡、前呼后拥、众星捧月式的"阵仗"，认为那有违党的优良作风。到广东如此，听说到四川也是如此，这些都是他工作过的地方。至于他到別的地方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他从不题词
　　赵在位时，不知人们有没有注意到，在全国众多的公共场所，常常有领导人题词，唯独没有赵的题词。即使有，那一定是不得不为的特别情况。当年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他到中越边境的法卡山，为驻守的官兵题词，还感到新鲜。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赵认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沒有题词的本钱。
　　追忆到六十年代早期，印象是我到他那里时间不太长。有一天，是庆祝广东民兵先进典型"港口民兵连"成立十周年，陶铸、黄永胜均题词祝贺，赵执意不题。陶向赵说，这事重要，怎能不题字呢？赵勉为其难，在公文笺上用毛笔题了词。报纸公布后，赵懊悔不已，说人家一定会说，这样的毛笔字，怎么能上报呢？从此，他再不题词，几十年都不题。
　　据我所知，赵是在1962年前后开始练毛笔字，他用旧报纸练，而且不是天天练，多数是在星期天晚上有空时，才提笔练写一下。所以进步并不快，也没有多少人知他在练毛笔字。
　　他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除上述特例，没有给任何单位、企业、刊物和任何个人题过字。实话说，当时地方上也没有这种风气。慢慢地，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多了。
　　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后，常到广东视察工作。而广东又是最早的改革开放之地；他所到之处，都要求他题字。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这个要求更加强烈。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人们在广东任何地方，都沒看过他的题字，找不到他的题词。
　　有一次，他视察广州的中国大酒店，当时是广州中外合资的著名企业。酒店刘总经理强烈希望他题词留念，他不答应，说："不开这个先例。"
最后有所屈服，在"贵宾留言簿"上用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事似乎对他有所启发，以后凡遇到这类事，他就用钢笔签名。
　　写到这里，让我突发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想法：赵不题字，在他下台前、下台后，倒是省却了不少刻、建、装、挂以及敲、挖、拆、卸题字的功夫，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金钱，赵当年的不题字，不知算不算中国特色的节约行为。
　　赵离职后，行动受限制，或许练字的时间多了一些吧？1993年，我和妻子、女儿到北京看望他，在他的书房的地面上放着一些他写的条幅、横幅，都是练字纸。他的毛笔字现在写得还确实不错，用广东话來说是"似模似样"
了。妻子想向他讨要一付地上的练字，赵还是那句话："我的字不出门。"
他还在坚持着当年自定的原则。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他想喝杯酒，让我也喝一杯，我实在不能沾酒，没喝。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
"我想，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
"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七十岁"
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不知是赵当年有预感，还是他一語成讖，1989年他被迫离开人民需要他的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书记到总理，
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长才李子元（时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近。如此风范、如此胸怀的人，今日党内领导人尚得见否？！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巳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来源日期：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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