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为什么主张清静无为的意思生活方式

道家_道家造句_道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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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造句】:道家造句:
1、紫薇斗数是中国道家传统的算命方法。2、道家的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人与自然精神上的合一来达到圆满和谐,因此对自然的冥想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3、斯多葛哲学主要关注的是,人们的生活既要符合个人的本性,又要符合宇宙的本性。也许从东方道家的哲学家们的相关论述中能获得对此观念的最佳理解。4、中国古典园林最早是道家诗人设计的静思暝想之处。到了宋代和明代,许多富裕人家都建造了私家园林。5、他还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许多与会者,其中一些人是道家修行者或者到家武功习练者——这些都是什么人?6、从羯磨因果链上渡脱的道家方法,讲演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大苏尔,录于六十年代中期。7、想想老子说的这句话,(也许并非老子的话)道家的创始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8、现在中国传统价值和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易经,又开始热了起来。9、事实上,基辛格本应该遵循道家无为的理念,不予理会。10、你可能也会发现“健康五要素”和“青春永驻”这两种传统的道家草本补品有助于调整你的身体并减少压力的影响。11、毕竟,人们若是不能最终承认"气"这一古代道家认为贯穿宇宙的神秘力量,就不会相信风水和针灸的效力。12、也许你知道道家的植物辅助“能量充足”有利于消化,吸收.当然在开始任何一种健康的饮食习惯前,请先咨询下你的医生。13、而且他们虽然认识到了道家语言观对古代诗学的影响,但只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探寻,并未对其做出全面的论说。14、武当派希望能向观众展示道家“天人合一”的精神理念。15、为了达到内心的安宁,道家与禅学中超然脱俗的教义被证明是颇有价值的。16、但是有些现代人所想的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例如无政府主义,却与道家所想的并不是一点也不相似的。17、中国的山水画和道家哲学,据说最初都是从黄山那令人惊奇的自然景色中得到启发的。18、“虚静”的观念不仅为道家所独有,而且渗透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19、自20世纪末以来,在回归本土文化的热潮中,道家思想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和兴趣。20、道家学派把水作为通向对“道”认识的手段。21、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22、就像个人自由的理念引导好莱坞创造出富有灵感的电影一样,佛学和道家思想很好的揭示了亚洲电影的独特性。23、道家从文明的开端就参与了中国民族的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建构,是中国道德哲学体系与中国伦理精神最重要的原色之一。24、我想跟你说说道家的智慧,可能会带给你一种不同的视角。25、关注生命是道家与道教的基本价值取向。26、和其他开放的思想体系一样,道家自然观自形成以后,其思想内容和美学内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27、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能够解决现代人堕落腐化的弊端,法家治天下,兵家治军,道家净化心灵。28、但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人格构造中难以弥合的内在分裂,道家伦理在中国伦理精神的体系中终不能成为主流和正宗。29、将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之中的道家哲学和超验主义思想进行对比研究,并且挖掘出其共通之处,这不失为一种学术探索和创新。30、重玄美学不仅是对传统道家、道教美学思想的发展创新,对后来道教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解释:
【意思】: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创造者,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道家来源:
【来源】:该词语来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
道家拼音:
【注音】: dao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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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的词语造句内容:道家思想_百度百科
古代道家是一种思想流派,以﹑为代表。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初年,初年,、、、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前朝苛政之后得以。历史称之为、、。
道家思想流派
道家思想的主流派有: 、、,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庄子。慎到田文等齐国陵下学派也是以道家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
道家思想发展
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老子是最早质疑宗教,反对迷信的人
古代道家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但是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评价古代道家为易行难知,事少而功多。
各学派中,道家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墨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
汉朝董仲舒又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不再遵从道家思想的政策。 道家从此开始就遁入非官学的潜流,但继续在推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两汉的毁灭造成儒家信仰的崩溃。虽然如此,但当时的学儒者为了把持优势地位,通过恶意的篡改《》,《》文字,可以参见日本皇宫馆藏之东晋。故意破坏其章句顺序,对道家造成了几乎致命的影响,原本简明易懂的人生随笔科学作品,一变为晦涩难懂之神秘学,并且在字句中偷偷参杂进儒家的天鬼说,寡言说,退让说,废武,济贫说,讥俗说,夸奖儒生论。从根本上瓦解了老庄为正统学派的清修。严重误导了对儒家失去信心转而寻求道家理念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最终实现了捣毁,阴的大一统。西洋有句名谚“打破了的牛奶,哭也无用”,失去的东西不可能再恢复,颠破不灭的真理。
唐代初期,道教一度定为国家宗教,取代儒学地位成为显赫学问。晦涩难懂的道教是纯哲学的道家思想没落腐败的产物,为何具此魔力,足以迎合帝王,取代儒学地位成为显赫学问?
首先,不排除唐太宗认为世间有鬼神,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道教玄学刚好是太宗的兴趣爱好所在。
其次,由于老子姓李名耳,作为春秋先秦时期的百家的大智慧者,有一定的分量与一定的名声,太宗也是在入主华夏之时,突然发现老子也姓李,不分青红皂白的黄马褂加身,奉为本家,提倡道教,老子道教,大唐极盛。
佛教此时始终在民间发展,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当时佛教采取的发展策略就是&来者不拒&,用信众的数量来对抗道教的质量.佛教总是没有获得比较稳定的宫廷地位
密教传入内地的时间很早,妄说吉凶,制造“预言”,颇为当权派所忌,但在下层备受苦难的群众中,它是最廉价的消灾去病的手段,同道教和其它民间信仰一样流行,以致在宗教实践上相互影响,很难区别。后来由于唐代政府压制,式微。
禅宗此时逐渐形成,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但后人的记述纷杂不一,异说多端。
唐代灭亡,宋代开始,宋明理学为了对抗外来佛教,儒家们阐释佛教的方法接受禅宗以为己有,程朱反复申述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与曹洞宗的“君臣五位”说有着内在的联系。陆学则几乎把禅宗溶入自己学说之中。总之,程朱和陆王都曾从后期禅宗五家那里吸取营养,禅宗自身发展理论的能力反而枯竭了。同时重新发现道家中尚存无几的理性主义的思想,从庄子残本中学来内圣外王的概念,从老子残本中又汲取格物思想以为己有。同时由于失去政治实力的支持,道家也就再度衰落了
元朝初年道教更是被定为国教。
关于元太祖召见丘处机,长春门下,对于此事很是推崇,因为这给全真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丘处机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掌管道教,自由收徒布道,敕免赋税的权利,全真教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随着元朝占领南方在全国传播开来。《元史》:“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河北尤甚,民罹俘虏,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度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之人自今称道之。”丘处机借着元朝给的权利救济了不少中州的百姓,而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屠城的政策,这无疑对于汉族是有巨大的益处的!因此长春门徒就以老子化胡来比喻丘处机见成吉思汗的事情,大量宣扬《老子化胡经》。虽然道教徒尽力最大努力,可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出现过魏晋时期道家中兴的迹象。因为关键部位被打破的道家,就像只剩车子无车轮,全靠人力推,也就不可能自行运行。
据说现代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所不容,自然无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真正的道家早已落寞千年,寥寥无几。相反,存在大量阴阳五行学说,不可解释的东西。也是一种怪象,这种稀奇古怪的文章居然也被保留二千年不绝。肯定也是有历史缘由的,虽然道教是无生命的宗教。
道家思想是无所不能,长生不灭。
道家思想成形于先秦时期,直到魏晋“黄老”一词才与 神仙 崇拜这样的概念结合起来。东汉五谷米教乃阴阳家之影响,多以天意来支持谋反,故不是道家。由于魏晋庄子,老子逻辑被人打乱才有道教崛起。
就本身来,这种崇拜和道家思想没有相关联的份,、都是以相当平静的心态来对待死亡的。引起两者相关联的原因可能是在魏晋后的玄学家的文字中描述了对于领悟了“道”并体“道”的长生者的意象。所以就老子为宗追求修炼成仙的本质来说荒谬的,在此之前东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本的著有无神论作品《 论衡 》,对汉末流行的神仙方术进行了全批判,在上获得了很高地位。
在西方,道家与道教被统称为Taois ,以Religious Taoism(道教)和Philosophical Taoism(道家)将他们区分开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道教是纯哲学的道家思想没落腐败的产物,而道教支持者认为道教和道家在思想上有互补之处。
道教后来有分化,一脉以道义相传,又有武当等武功教派,收徒甚严,清代时期文武兼习,有“宁可失传,不可误传”之古训,其上乘和中乘剑法已经失传,今人所见仅有下乘功法而已。
道家思想特征
道家思想长生
一般认为道家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幻想通过各种养生修炼而达到长寿不死,“因而开创了中医养生学” ;或从考察养生学源流的角度说:“寿命的无限延长说,
道家思想养生
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类似的言词还有许多,但均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先秦道家作为一种富含哲学内容的思想体系,不仅原本不存在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思想,而且与这种思想还是相互对立的。道家关于养形不足以存生的见解,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等关于生命现象的阐说,并不仅仅在于要人们懂得追求不死成仙的荒谬,而更重要的是借助“死生”这一最能反映自然规律无法抗拒的事实,去说明自然规律和“道法自然”的思想宗旨。
道家是主张“保身”的,但这一概念同样不包含追求长寿的含义。未暇治天下也”却之,和子华子以“两臂重于天下”劝昭僖侯莫争邻国之地等事例,说明“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不可“见利轻亡其身” [14] 的价值观念.
若参之以《韩非子·显学》中有关“身”与“寿”的议论,则更能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差别: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而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
尽管在言及“保身”思想时,必须要考虑到杨朱学派的影响,即无论是道家的“保身”还是杨朱的 “贵身”,原本都是对人生价值观的阐发。至于说杨朱后学与道家后学如何将这种身与天下孰轻孰重的价值观念改造成清心寡欲、长生久视的养生理论,则将在后面讨论。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先秦道家对于“寿命生死”问题的看法,就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并非道家宗旨。在《老子》中,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人的寿命生死问题,但从其一切均不得违反自然规律的宗旨观之,是不可能相信长生不死的,即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天地尚
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而成书于其后的《庄子》,对于生死乃自然规律这一点,则有较明确的说明,如:“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死生,命也。”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在《庄子》借寓言、故事阐发道家思想的表现形式中,虽然提到寿限“上及有虞,下及五伯”的彭祖;在南伯子葵与女偊的对话中有“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肩吾闻于接舆言:“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⑩] 等等,但不能将这些描述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不死的例证。因为道家引用这些故事传闻,目的在于说明凡事不可刻意追求,即所谓“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在,则世奚足为哉” 。另外,《庄子》在以封人与尧之名写成的对话中,更加明确地表达了道家“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方为“真人”的思想:
道家学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人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医养生学的形成过程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道家所主张的“道”,是指天地万物的本质及其自然循环的规律。自然界万物处于经常的运动变化之中,道即是其基本法则。就是关于“道”的具体阐述。所以,人的生命活动符合自然规律,才能够使人长寿。这是道家养生的根本观点。
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贵柔”等主张,对中医养生保健有很大影响和促进。
清静,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具体地说,这种清静无为以养神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贵柔、返朴归真
老子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但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如果经常处在柔弱的地位,就可以避免过早地衰老。所以,老子主张无欲、无知、无为,回复到人生最初的单纯状态,即所谓“返朴归真”。道家的自然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都有众多的崇拜者与继承者。同时还阐述发挥补充老庄养生思想,撰述著作,指导后人。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道家思想内容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所以称之为道家。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创始人为老子(生卒年月不详)。由于对“道”的理解不同,到战国中期,道家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
太上老君画像
《十六经》4篇,以及《淮南子》为代表。
道家哲学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道家哲学有时被一些非官方儒学的重要人物改造与继承,如汉代的杨雄、桓谭、王充等;有时为官方儒学所汲收,如宋明理学;有时也为民间儒者所曲解反注,打着道家反道家,随意剪沾原本。虽然曾经一度成为官方哲学或一时代的统治思潮,如汉初的黄老学和魏晋玄学。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了道教的宗教哲学体系。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道家思想道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用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在中国哲学史上,“道”这一范畴为道家首先提出。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坦途,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春秋后期,老子最先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成为道家的创始人。以后,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其涵义虽有不同,但基本上成为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代名词。
老子论“道”,首先是世界本原。在老子以前,人们对生成万物的根源只推论到天,至于天还有没有根源,没有触及到。到了老子,才开始推求天的根源,并提出“道”。他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所引《老子》,只注章名)关于道生万物的过程,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对于老子的 “道”,历来解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宇宙处在原始状态中的混沌末分的统一体,理由是老子说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的则认为是超时空的精神性的虚无本体,因为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又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事实上,这是老子哲学本身具有的矛盾,也是道家学派在尔后的发展中产生分化的内在原因。归结起来,老子所说的道有三方面的涵义:①道是先于天地的混成之物;②道是存在于万物之中的普遍法则;③道无形无象。
老子论“道”是当时思辨哲学的最高成果。他不仅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道”的最高抽象,而且对“道”的运动规律作出了最高概括。他说:“反者道之动”。(四十章)意思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道”的运动规律。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变动不居的原因是天地万物都存在两个互相矛盾的对立面以及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揭示出一系列的矛盾,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祸福,刚柔,强弱,损益,兴衰,大小,轻重,智愚,巧拙,生死,胜败,进退,攻守等。他认为,这些矛盾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弧立存在,而是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老子还深刻地揭示了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他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二十二章)认为正常能转化为反常,善良能转化为妖孽,委屈反能保全,屈枉反能伸直,低下反能充满,少取反能多得。中国传统思维中通常所说的“物极必反”,就是对“反者道之动”的通俗表达。
老子论“道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是“贵柔”。他说: “弱者道之用。”(四十章)认为柔弱因循是“道”的作用。老子虽然讲对立面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但不讲对立面互相斗争。他反复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八十一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也就是说,他揭示对立面的互相转化主要是为了说明静可以转化为动,柔可以转化为刚,弱可以转化为强。因此,老子主张柔弱胜刚强,并提出了以静制动,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战略原则。这些战略原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有相当的片面性。
庄子(约前369~前286)是战国中后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庄子的思想,《史记》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和老子一样把“道”看作世界最高原理,认为道无所不覆,无所不载,自生自化,永恒存在,是世界的终极根源和主宰。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太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引《庄子》,只注篇名)他继承了老子“道”无形无象的思想,认为道是虚无的实体,他说:“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因此,他认为不可能给“道”提出明确的规定。他说:“道不当名”,即使取名为道,也是“所假而行”。(《知北游》)在“道”和“物”的关系上,庄子思想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继承老子,认为万物产生于形体,形体产生于精神,个别精神产生于绝对精神——“道”。他说:“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知北游》)一方面他又发展了老子思想中即气以言道的合理内涵。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则阳》)认为道即气。他强调“道无所不在”,并用“周、遍、咸”三字形容。认为道作为世界的终极根据,不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外,而是一切事物的内在原因。(《田子方》)与老子用“夷,希,微”混而为一(十四章)来形容颇为不同。
齐物论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思想。它是一种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他改造了老子关于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加以绝对化。他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齐物论》,下同)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移,其形态绝不固定。由于过分强调绝对运动,否定相对静止,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他提出 “万物一齐”,为老子的“贵柔”“不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他认为,从“道”的观点看来,一切事物都是无差别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没有确定不移的是非标准。他说:“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认为小草茎与大屋柱、丑人与美人以及各种怪异乘戾的现象都是同一的。他反对“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认为人的名、言、概念总是把事物分割开来把握,根本无法表达“道”。由于“囿于物”,受条件限制,人们不可避免产生“成心”,即主观片面的认识。有了“成心”,便自以为是,以彼为非,于是就产生了是非之争。庄子认为:“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一切是非之争都是对道的割裂。而以 “道”的观点来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的区分是没有必要的。庄子的齐物论有见于运动的绝对性,却导致否定事物质的规定性;有见于知识的相对性,却导致否定是非标准,陷入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黄老学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从老子学说中分化出来。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人神杂糅”的人物。战国中、后期百家托古,多集于黄帝。黄帝被说成是上古圣帝明王,是大发明家、大思想家,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齐宣王时(前320~前302)黄老学已盛行于世。这就是著名的稷下学派。黄老学的最盛时期在西汉初年,是“文景之治”,汉初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主要哲学依据。黄老学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以气一元论继承和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把“道”看成是客观存在的天地万物的总规律。稷下学派发挥了老子哲学中道中有物有精的思想,提出“精也者,气也者,气之精者也”,(《管子·心术上》)把“精”视为一种精微的气,即精气,认为天下万物及其变化都是这种气运动、变化的结果;并认为“人皆用之,莫见其形”“道之行也,鲧不得已”(《管子·心术下》),强调道的客观必然性。淮南子提出道含阴阳,视道为阴阳二气的统一物,认为道主宰天地万物,实际上是阴阳二气主宰天地万物。但是,也有黄老学者仍然把道看作虚无的实体。
道家思想无
有与无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有”指具体存在的事物,也称实有。“无”指无形无象的虚无。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世界的本体和本质究竟是“有”还是“无”,存在原则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理解“无”以及“有”和“无”的关系。
“无”是道家哲学的本质特征。老子最先提出“无” 范畴。《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一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指天地未分时的原始物质存在,是“有”。道生一,即“有”生于“无”。“道”与“无”都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但是,“无”是对“道”的本质界定。对于这个“无”,一般认为是精神、理念,也有人认为是物质。《老子》又说:“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认为“有”所能为利,是因为“无”的作用。“有”与“无”互相依存,“无”比“有”更为根本。老子论“有无”对后来崇尚虚无的思想有过很大影响。
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226~249)《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
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约193~249)、王弼“贵无说”与裴頠(267~300)“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约252~312)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
裴頠反对贵无说,反对从虚无中去推求事物产生的根源。认为无不能生有,产生有的都是有;有是自生,自生之物以有为体,无亦以有为体。他说:“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也,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有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郭象进一步提出“独化论”,主张有之自生说,反对“无中生有”,也反对“有能生有”。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也不能生有。如果无不是有,那么何以见无。如果有能生有,那么生有的有又从何而来。最后他得出有皆独化自生的结论。他说:“天之所生者,独化也。”“夫有之未生,以何为生乎?故必自有耳。”(《庄子注》)把万物的产生都看作是独化自生,并认为“有”是各自独立存在的,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不需要一个“无”作为自己的本体;世界是由众多的“有”构成的,在“有”之外也不需要有一个“无”作为自己存在的依据。郭象独化论的缺陷是忽视了事物生化的条件与原因,带有偶然论的神秘主义色彩。
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
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终于找到了服务于门阀士族特权统治的玄学理论重心。
东晋僧肇(约374~414)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但是,在客观上,他反映了有与无的矛盾统一。僧肇的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隋唐间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把僧肇视为初祖。
东晋以后的玄学,一方面与佛教合流,逐步变为佛教哲学的附庸;一方面本身向神秘化的方向发展,变为神仙道教。这一过程反映了东晋以后门阀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腐化与日趋没落。
道家思想无为
无为相对有为而言。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他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天道自然无为;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天道又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即有为,无为为体,有为为用。也就是说,必须无为才能有为,无为之中产生有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基本含义。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为而治”(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的一面,也有其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两面对后世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将老子的“无”发展到极至,也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这个极至就是“至人”与“逍遥”。庄子著《逍遥游》。所谓“逍遥”,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条件限制,无条件约束。他例举小鸠、大鹏以至列子御风而行,都是各有所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都不是绝对的逍遥。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认为无为自然,有为徒劳;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又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应帝王》)认为只有凭借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者,才是无所待、无所累的至人。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是绝对的无待、无累,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二者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
汉初黄老学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西汉建朝,社会初定,国家需要安宁,经济需要恢复与发展,人民需要休生养息。黄老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提出无为而治,得到汉初统治者的重视。汉文帝、景帝、窦太后
淮南王刘安雕塑
等都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一书,是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
黄老学兼容并包。一方面它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君主治国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让百姓休生养息。一方面又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等,提出刑德并举,恩威并施,循名责实,赏罚必信,并认为“不争亦无成功”。《淮南子》还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反对离道而妄为,主张循理而举事,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因此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是道、法、儒、墨、名、阴阳诸家思想的融合,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政治上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固然有多方原因,但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休生养息的机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东汉时,一些方士把黄老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褥、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原始道教。黄老学逐渐变为早期道教的前身。[1]
正像整个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北非的、南亚的、西亚的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是在古代的东方。埃及、巴比伦,特别是印度、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稍晚于东方产生了哲学思维,并以其哲学思考持续久远、影响广泛而著称于世的是古希腊。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的三大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即是相对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言。[2]
道家思想评价
从研究内容来看,概括先秦至近代,三千余年的中国哲学主要探讨了以下问题:
道家思想世界本原
这一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世界起源于什么?二是世界存在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归结起来,先后主要有八种观点:①“天本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孔子、孟子都曾肯定意志之天、性理之天对世界、人世以及人的道德属性的决定作用。②“道本论”。这是道家的基本观点,为老子首先发明。③“气本论”。这是一条贯穿中国哲学史始终的主线,可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阴阳家,无分儒家与道家,但最著名的代表是儒家,如东汉王充,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明代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④“无本论”。以魏晋玄学为代表。⑤“理本论”。以北宋二程、南宋朱熹为代表。⑥“性本论”。以南宋张栻及湖湘一派为代表。⑦“心本论”。以南宋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⑧“以太说”。以近代、、、孙中山为代表。
道家思想天人关系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道家思想名实关系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
道家思想形神关系
即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先秦时期,《管子》中有“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的形神论,有二元论倾向。荀子提出“形具而神生”的命题,肯定形是神产生和存在的物质基础。到汉代,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形神关系的观点已臻系统化,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主张形神相离,认为精神主宰形体,形体灭后精神可以独立存在。如晋僧慧远认为,神感物而非物,所以物化而不灭。道教追求形神俱存,永生不灭,但认为形依靠神而存在,所谓“形须神而立”。另一派主张形神相即,认为形体是精神存在的前提,形在则神在,形灭则神灭。如桓谭以烛喻形,以火喻神,认为火不能离开烛而独立存在,神也不能脱离形而独存。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对形神关系作了精辟分析,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对形存则神存、形灭则神灭作了最高的哲学总结。
道家思想知行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比较侧重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也包含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主要涉及知识来源、认识过程、求知方法和验知标准。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和“学而知之”,提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程序,把行看得比学文重要。老子根本否认行对知的意义,认为“不出户,知天下”,出之愈远,知之愈少,并提出“涤除玄览”的直观体验方法,作为求 “道”的根本方法。墨子以“三表”,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标准,已经涉及到行为在认识过程中检验知识的功用。荀子将“行”引入认识论,明确强调行比知重要。宋以后,程朱理学提出“知先行后”,阳明心学“销行以归知”,王夫之继承中国古代重行的思维传统,批判总结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知行观,提出知行统一,由行致知,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推进到最高阶段。
道家思想动静关系
在中国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肯定天地万物的运动和变化,肯定动与静是运动变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蕴涵、互相转化的两个方面。但对动与静何者为本、何者为主的问题却有不同看法。一般来说,道家主静,儒家主动。老子说:“归根曰静,静曰复命。”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王夫之的动静观是儒家动静观的最高成果。他说:“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认为动与静互相包含,不可分离。并进一步提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以动为本,把静视为动的一种形式,比较完备地解决了动与静的辨证关系。
道家思想古今关系
关于历史的变迁,中国传统哲学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进化论,循环论。
玄学家后的道教推崇古为今用,以古代的服装,古代的语言来为今天使用才是正确的。先秦法家,一般都承认历史发展,主张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实行不同的治国方策,老子也是部分赞同法家言论的,日: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智也。董仲舒提出“公羊三世说”,把《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的历史由近及远分成“有见,有闻,有传闻”三个阶段。东汉何休发展了这一观点,称 “传闻之世”为“衰乱世”,“有闻之世”为“升平世”,“有见之世”为“太平世”,认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是这样由乱到治,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由落后到进步,一步步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公羊三世说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直到清末维新运动,仍然以其为基本理论依据。战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认为历史朝代是按照水、火、木、金、土五种德性相生相克的原则,周而复始,不断更替。
最后,归结起来说,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和西方哲人分门别类、比较重视个别事物分析、比较重视微观研究的思维方式不同,我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开始整体合观天人关系,把自然社会、宇宙人生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谐平衡的有序运动,把实现“天人合一”当作整合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境界。
②哲学始终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变成神学的婢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原始宗教、多神教一直在民间存在;道教自东汉创立,佛教、基督教自西汉、明末先后传入中国,都成为了中国宗教的主导力量。但是,神学与反神学、宗教与反宗教、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斗争与融合,一日也未停止过。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主干,儒家哲学虽经秦火灾难性打击,以及魏晋隋唐道教、佛教两次高潮的冲击,但都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底以及思想体系的开放性、包容性,最终创立宋明理学,实现援道入儒,援佛入儒,儒道佛三教合流。宗教神学,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始终都没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③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以个性自由为本位,中国的人道主义以社会伦理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是儒家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也是中国哲学最显著的特征。黑格尔曾经认为中国只有伦理学,没有思辨哲学。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如果说西方哲学发展所走的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路线,中国哲学发展所走的则是伦理学的路径。正是通过对伦理学的研究,道家,儒家两家之间冒出的各派的玄学之争促进中国思辨哲学达到它的巅峰。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同时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以伦理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精神。④知行统一的认识论。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具有浓厚的伦理学色彩,古代哲学家所理解的知和行与现代认识论所讲的认识和实践,还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绝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主张知行同一,都是可知论者,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不可知论者。即使庄子,也不是绝对的不可知论者。
道家思想从“绝圣弃智”到“绝智弃辩”
至唐代,自认是老子之后,并曾令人将《道德经》翻译为梵文并以梵文形式传播到遥远的西方。中国思想在西方的流传之久、流传之广,超出了许多当今中国人的想象。
唐高宗尊称《道德经》为上经。唐玄宗时,更尊此经为《》;
在海外,《道德经》比《论语》影响大。西方人看来,老子的思想不仅被看作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更被看成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最早的自由先声。
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吼,英法舰队撬开腐朽的清王朝闭锁的国门,中国一批经典著作更是直接由传教士、在华西方人、汉学家、甚至旅居英美的中国文人翻译传播
19世纪以来,随着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德文译本等先后问世,《道德经》的外文译本已近300种,涉及几十种文字。《道德经》作为人类文明的杰出成果,受到欧洲知识阶层的认同和追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的“和韵天歌——感悟《道德经》吟诵会”上,5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及工作人员给予《道德经》这座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以极高的评价,“《道德经》是中国古典哲学原典中篇幅最短、思想力用意最丰富的著作,用东方哲学拯救今日世界,甚至成为一种学术理想。”
“一切活着的文明都很不确定,一切健康的文明都日新月异”。异质融合的文化构建,似乎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认同。在不远的将来,将会出现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的局面。[3]
为马王堆汉墓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其中包括《易》、《老子》、《黄帝四经》、《战国纵横家书》、《养生方》等秦末汉初学术与方术文献,其中《易》与《老子》都与今本有较大的区别
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老子》有两种抄本,被研究者称为甲本和乙本。
中国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的。1973年12月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
甲本《老子》和卷后四篇古佚书合抄成一个长卷,共463行,约有13,000多字。
乙本《老子》与卷前四篇古佚书出土时折叠的边缘已经残断,分成32片,经缀合,共有252行,约16,000佘字,有个别学者认为乃西汉时期作。
两种《老子》抄本大体相同,但和今本对照,在文字上和篇章次序上都有较大出入。马王堆与今本出入处此处不详谈,不列明。
马王堆《老子》抄本与《老子》比较:
郭店楚简,又称郭店楚墓竹简,是中国湖北省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内的竹简,1993年10月出土,1998年公布,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经考证郭店楚简抄写成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大约相当于战国中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所发现最早的原装书:
今本《老子》第十九章有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
帛书甲、乙本与此文大同而小异,虽有文字出入,但内容一致。
而郭店楚简《老子》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季子。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视素保朴,少私寡欲。”
“绝智弃辩”和“绝圣弃智”,“绝伪弃诈”与“绝仁弃义”的迥然不同是郭店楚本《老子》的显著区别之一。
关于简本“绝智弃辩”的解释,有两种观点:
一种仍然认为道家是坚持愚民反智,老聃是打压学者的立场
第二种认为,“绝智弃辩”是使依附于执政者的御用文人得到弃绝,还清明之政于民,给人民更多利益
同样关于先秦的书乃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也有两种观点:
如复旦大学专家裘锡圭说:
“以前受疑古思潮影响,有人认为很多先秦的书是汉代以后的人造假,马王堆帛书出土整理以后,就知道有些被认为假造的书确实是先秦时代的著作。”[4]
杨义却说古人疑古思潮不是多疑,果然成真,有历史为证:
清人王念孙早就怀疑那个难以解说的“佳”字,乃是“唯”字之讹。果然在帛书甲本相应的一章中,确实如此:“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欲者弗居。”虽然后面的“有欲者”疑有笔误,但通行本的“佳兵”之误,已被有力地推翻。此类例证,如果仔细比勘,当还可以找到一些,足以证明帛书甲本的可贵。[5]
结果,原来折腾了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老子反智证据是伪造变造的:
第十八章:故大道废,焉有仁义;智慧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焉有孝慈;国家昏乱,焉有忠臣。
...“焉”,也是乃的意思。竹简本和帛书本都是用安为焉,傅本的前两句正作“焉”。这样的焉字,后世有点陌生,河本、想本、王本把它们删掉了。
“智慧出,焉有大伪”,简本无这两句。
按照郭店竹简,《道德经》第十八章应该是: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季子(孝慈);国家昏乱,安有忠臣。
“焉”有“乃”的意思,也有“岂”和“哪里”的意思,“安”字可从来没有“乃”的意思,而有“岂”和“哪里”的主要意思。“智慧出,焉有大伪”这句根本就没有,是后人篡改的。
把这句去掉后,一直被人强调的老子的反智反仁反义就很难成立了。而儒家却指认:道家蔑视礼法,对于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是不是道家误读了两千年?是不是历史书中有大量不被记载的历史,这种历史才是真正有影响力的故事?
对比一下儒家词条内容:
释氏撰经诋毁儒家,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
而原先是释家评儒
莲池大师,未出家时被公认为 儒家泰斗出于后悔所以撰文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
又一个通过不分轻重的使用春秋笔法来获取同情例证。
道家思想无中生有矮化名家的惠施
《一零五、五国相王考》
《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今按齐、魏相王,其谋发于惠施,在惠成王之后元年。五国相王,其事主于犀首,在惠成王之十二年。皆自魏发其端。[6]
惠施之文章,只见庄子,哪里来的“谋发于惠施”,自己加之妄罪,又何必考据之以史呢
道家思想《道德经》佚文
《·解蔽篇》(第二十一)亦有:“故《道经》(道德经之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司马迁《》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⑷。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⑺。
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⒀。
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唯耻⒂;朝闻夕死,孰云其否⒃!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⒅。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⒇,终归一矣!
⒅理不可据,智不可恃:
译文,常理不足以根据,心意不可以执着。也可以翻译为:讲道理不可以相信,聪明人不可以任用
这篇《悲士不遇赋》保存在唐编纂的《》卷三十之中。偏偏缺失此两句。清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文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注,补入“理不可据,智不可恃”两句。
.中华励志网[引用日期]
.黔灵山.[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人民网[引用日期]
.新华网[引用日期]
.国学导航[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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