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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张维为：中国的制度优势是我们最大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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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38 发布在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我们误判了中国》一书序言，部分内容刊登于1月13日《光明日报》，张维为教授全文赐稿观察者网。】&&&&过去30多年，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有意思的是，乐观的几乎都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而且越悲观的，往往错的也越离谱，预测中国要崩溃的最惨，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与此同时，曾高度自信的西方却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这一切引起了不少西方人士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了对中国的重新认识和对西方许多问题的重新思考。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汇集了《环球时报》记者近年对西方许多知名学者和智库的采访，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了这种反思。记得西方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2014年3月曾发表过一篇封面长文：《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坦承“（西方）民主在全球的发展停滞了，甚至可能开始了逆转……。 年间，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进入新千年后，民主的挫折越来越多”。文章认为两个原因导致了西方模式的挫折：一是中国的崛起，二是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本书中的许多认知也源于这两大事件。&&&&中国究竟做对了什么才带来了自己的迅速崛起？西方究竟做错了什么才陷入了今天的困境？从本书的访谈来看，中国至少做对了这么几件事：一是中国没有照搬别人的模式，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道路，特别是中国自己的政治制度。曾任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的经济学家鲍泰利如是说：“中国今日发展的关键之一，是在保留现行政治体制运行和设计的情况下，保持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减少社会不公和保护好环境。”他还说，“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寻求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其他政治体制的缺陷也变得很明显，特别是在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要求中国政改的声音也因此变弱。……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实行多党制将给中国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哈佛大学的资深学者托尼?赛奇也表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办法，要学习过去的一些经验。学美国没什么意思，中国肯定不会有美国的体制。”&&&&二是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上世纪70年代第五个五年计划引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最近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一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大政方针，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迹中的精髓。”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这样评论：“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令美国人钦佩，中国强调内部和谐，对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欣赏。”&&&&三是中国把重点放在高效率地解决人民最关切的问题，特别是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和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伦敦大学的麦克莱伦教授也认为，“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叹为观止。中国所表现出的能量，经受住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总是批评中国是专制主义，但中国的体制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高效”。&&&&与中国的迅速崛起相比较，西方显然陷入了重重困境之中。记得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2012年访华后，曾在西班牙《国家报》上撰文感叹：“每一次访问中国，无论时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势的历史现象都会令人感到惊讶：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而欧洲人在挣扎着不要沉没……，我们不知道如何阻止这一进程，更不用说逆转了”。本书中，“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也坦承，他没有料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会那么广泛”。他认为“美国近十年来犯了两大错误：一是伊拉克战争，二是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两者都是保守派思想引发的后果。政府的政策运行也并不是很理想，它没有按照世界的逻辑思维去发展。”&&&&&&&&《我们误判了中国》 谷棣等主编 华文出版社&&&&西方学者普遍对美国“极化政治”深表失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国会里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几乎不再相互往来，而两党议员越不交往，就越难以进行政治合作，如此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学家鲍泰利在感叹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后，表示“希望美国主要两党能够再次学会合作。这需要双方有妥协的意愿，转变政治思考方式，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各自党派利益为重。近年来（美国）出现的政治功能障碍不能继续下去了。” 他还强调，“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巨大且多方面的，如国际竞争力下降，财政和金融改革、养老保险改革、移民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及是否能够建设性地帮助世界其他地区促进发展与和平，适应其他大国的崛起等。”&&&&对于中国的持续误判也是西方学者反思的内容之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包道格说的很直白：“中国崩溃论已成笑料”。“金砖之父”奥尼尔认为：“中国成就是令人敬畏的标尺”。德国学者桑德施奈德谈到了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偏见所导致的对中国的误判，认为“谈到中国的时候，所有我们学过的有关共产主义体制的知识都一钱不值。中国现在当政的是一批工作效率极高的政治精英。我们必须对中国领导人表示敬佩的一点是，他们在过去的20多年里使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保持了稳定。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细心的读者也能看出，虽然西方对中国和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已开始，但总体上看，并不那么深入，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学者主要还是依赖西方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和世界，“西方中心论”仍在不同程度上继续主导着西方学界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对自己已开始某种重新认知，但另一方面，西方知识界的主流还难以超出西方的经验和传统来看待中国与世界。正因如此，我个人以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西方主流社会恐怕还会继续误读中国和误判世界，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今后还需要适时点出西方认知上可能出现的盲点，必要时还要替他们指点一下迷津。以本书中的采访为例，《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仍然认为：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大国之间也无法实现“双赢”。某种意义上，这种观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美国学者要超出有限的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实属不易。中国长达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历史中，经历了多少从分裂战乱走向合作共生的传统和经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西方形成的历史传统和经验范围。&&&&即使像鲍泰利这样比较了解中国的学者，也只是说“目前中国不需要多党制”，言下之意是中国未来可能还是要采用西方的民主模式，其实美国是1965年才开始今天这种模式的，中国是1978年才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步形成自己模式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各自的模式都是新生事物，两者完全可以竞争一下，我个人更看好中国模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像约瑟夫?奈这样思维相当缜密的学者，也还是认为中美国力比较，要看人均GDP，中美这个差距还有30-50年，甚至中国将永远赶不上美国。其实，只要换一个指标系统来进行比较，情况就会发生巨变。比方说，我们可以使用更能反映百姓真实家底和生活质量的两个综合指标：一个是家庭净资产，另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我们先来比较一下中美两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美国2010年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才77300美元，约等于47万人民币，这与中国的差别已经不大，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这个美国水平已经属于弱势群体了。所以我老说，上海多数出租司机的家庭净资产已经超越美国的中位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一样，中国为75岁，美国为78岁，美国只比中国高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发达板块（人口与美国相当）的人均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美国，上海和北京是82岁，纽约是79岁，而纽约还是美国最高的。我们不妨从这些新视角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均GDP看上去很高，却无法转化成家庭净资产和人均寿命的普遍提高，我想，要么是中美两国的GDP统计的方式存有巨大差异，要么还有其它原因。我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邓小平生前多次说过的话：虽然我们的人均GDP不一定很高，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可以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这种制度优势正是我们最大的软实力。&&&&总之，这本书包含的信息极为丰富，许多内容值得慢慢品读，它可以启迪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今天主流学者及智库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程度及其局限性。作为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在此基础之上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西方话语对中国和世界的解读能力究竟如何？其长处和短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其短处，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的崛起？这些就是阅读本书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对其他读者可能也有帮助。&&&&谨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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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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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1:14 &&
张维为这个假教授、假学者，为了一口饭，到处招摇撞骗，尼玛根本就不是搞研究的！bark dog 信你我就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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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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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42 &&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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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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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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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05 &&
当然,当然的,这不萎国,毛国都准备过来讨食了,屁民一次次享受了有利于环保的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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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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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57 &&
“野鸡大学”冒牌教授张维为 网络浏览中不经意就在《爱思想》网站上读到张维为的近作《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以下简称《不需要》），是应答《凤凰周刊》执行主编玛雅的访谈录，被采访的身份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只是我记得他曾说是“邓小平的翻译”，且“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的，应属体制内占尽便宜之辈，怎么弃政从儒了？又见玛雅言及张氏大作《中国震撼》，恕老朽孤陋寡闻，非但未曾拜读而且完全没听说。于是搜索此书，《百度百科》里只有概要，却介绍了此君显赫职位，“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够威风的。只是读这篇《不需要》，通篇力挺“中国模式”，一派叫板世界之胡言，仿佛“解放全人类”的旧梦指日可待，这才依稀想起此前应该见识过他的文字的。印象中他不但是个顶级GDP崇拜论者，还是“爱国贼”里调门最高者。在中国，跻身权力者或依傍权力者自不待言，哪怕跟权力并不沾亲带故，只要有意巴结都会按捺不住妄自尊大，要“代表”中国人说些浑话的。再搜索张维为的几篇文字来读，华丽辞藻玩得稔熟，思想深度还是初中政治老师教的那点家底，基本没什么长进。一个念头油然升起：既然已是中国官僚团伙里的佼佼者，“大内”外放者历来官爵不低，怎么就成了“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了呢？如此高调张扬爱国情怀的忠贞人士，怎么一跳槽就跨国越洲跳到瑞士去了？莫非这所学院系联合国的培训机构，奉党派遣过去任职的？于是敲打“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进行网搜。这一搜不打紧，谷歌依旧“此网页安全证书有问题”，显示着另类《中国震撼》。其余的，百度、360、必应、有道等几个搜索引擎，凡涉及该学院的条目几乎全是有关张维为的文字或活动的，包括复旦大学授予“特聘教授”在内，与之并驾齐驱的就是关于杨洁篪外长到该学院演说。捎带着还有李志国总领事会见墨菲院长的条目，居然还有“日内瓦外交学院附近酒店”的专门推介网页。几个小时下来愣是找不到该学院的哪怕些许简介。难道这所学院就是张维为的“菜地”，全靠张氏为之张目？直至换成“即刻”引擎来搜，总算在《文汇读书周报》网站（网址：http：///whdszb/html//content_144880.htm）找到一条与张氏活动无关、却与该学院有关的文章，题目是《对“洋教授”头衔也要打假》；发布时间：日 ；作者：相蓝欣。对此君颇有印象，拜读过多篇网络文章之外，书架上还有他写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知其有着丰厚的学术阅历，目前系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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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07 &&
“野鸡大学”冒牌教授张维为 张维为以“野鸡大学”冒牌“教授”置换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终于得以弄假成真。无怪乎这个访谈录里只显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而不是一如往常那样招摇更风光的“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头衔了。严复老先生曾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今日张氏及其力挺的“中国模式”，有多少严复老先生所揭示的成分呢？撇开这些名衔真伪不去细究，搜索中瞧见有关张氏的另一篇文字：《张维为：重庆归来话重庆》，发布日期日，也就是王立军遁入美国总领馆的个把星期之前。概要摘录：“分‘蛋糕’和做‘蛋糕’可以齐头并进”；“重庆今天做到了两者互相促进，值得充分肯定”；“重庆的探索也具有国际意义”；“我看重庆探索的东西内容非常广，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做法，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这是政治家在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有周密的可行性方案，有落实各项政策的执行力，所以使重庆成了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读罢大抵可知张维为也属薄熙来收买的吹鼓手之一，其一系列“中国模式”或《中国震撼》至少与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基本雷同，或许重庆那位“做大事，有眼光，有魄力”的“政治家”给了张维为颇多启迪，令其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愈加长进了。只不过有了上面这些铺垫以后，再评说《不需要》就有了无聊感。本来就是靠捧权力臭脚混饭吃的御用文人，“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跟这等人较劲岂不是有失老夫体面与尊严？张氏靠着公费旅游逛过“一百多个国家”，于是喋喋不休拿来做谈资，加上所混得的诸多耀眼名衔，无可否认此君也有相当强的文字组织能力，对于言论自由的西方论说取舍有致剪裁得当，赚得许多眼球似乎并不奇怪。只是那些诡辩之辞确有可蒙人之效，尤其是，张氏越来越受权势赏识，提供给他的讲台也就越来越多，任其污水横流搞脏环境总不是好事情。在这篇访谈录中，张氏首先说了他2011年6月在上海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辩论。不知道此事，故搜索网络翻出来看了两遍。这才察觉本次访谈中张氏说的基本上就是与福山对话那些内容，换了种表述方式而已。总的感觉就是二者根本不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福山基于政治理论探讨，视野放在人类社会良性发展课题上；而张氏则基于现实利益需要，竭力维护国家旗号下的统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自由人与奴才间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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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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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36 &&
一言道尽张维为，逻辑惊悚不足观 　　李华芳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以令人惊悚的逻辑阐释了他眼里的中国模式，尽管在我看来这一话题完全超出了作者能力能驾驭的范畴。张维为当然也未能定义什么叫中国模式，但也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保持稳定、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正确、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与多数不学无术的只有观点没有论证的说辞一样，八大特点中间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矛盾之处，均没有得到妥善论证和处理，乃至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在针对每一个特点进行阐释的时候，多下断语却没有谨慎的论证，以至于让人得出了错乱的印象。 　　 　　例如在论及实践理性的时候，张维为就犯了“顾名思义”的错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实践理性”在康德哲学传统中有特指，乃是实践主体的“意志”。而张举了个例子想说明中国模式是有实践理性的特征，说中国的改革都是先试点后推广，不仅实践主体已经不对，更不是针对“实践主体的意志”而言。当然这样的辨析实际上太抬举张维为了，我并不认为其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张维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还令人“震撼”表明：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这种论述的错误并不是仅在表面上与历史不符合，例如说美国实现了现代化，也有多党民主制；而是说在民主制度和现代化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清楚，自然不能拿来当成靶子批。 　　 　　这种震撼型的论述在张维为那里并不少见。在论及强势政府时，张提到中国的强势政府是能为本民族长远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政府，撇开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暂且不论，也可以客观上观察到中国赤贫人口的减少，但由此得出推论“连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削减贫困”就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这中间惊险的逻辑大跃进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延续到了张关于“良政”问题的论述，张认为中西之分不在效率而在是否良政，而是不是良政则在于是否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人民服务到底要怎么衡量呢？在一堆套话中你很难发现已经非常成熟的标准之一“问责”。大部分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都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党对问责而言非常重要，但没有人解释中央政府的责任谁来监督和制衡的问题，只是归结于中央政府和党的“中性”性质，也就是没有私利。如果是中央政府和党没有私利，那么何以到了地方就会出现腐败呢？如果说地方尚有监督条件下都能出现陈良宇案这样的大型腐败案件，那么没有监督的地方又会有怎样的灰色呢？总之，张关于良政的论述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支撑，而落入了口号的俗套。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还远不是书中罗列的用来注水的大量媒体报道，而是关于“文明型国家”崛起的论述。让我先从稳定和渐进改革说起。大体上中国改革期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社会，这个观察不错，尽管也有内部的社会运动，但至少没有大型的对外战争。根据张维为的看法，由于中国采用了“共产党加市场经济”的模式，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更有作为，没有上所谓的休克疗法的当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利用了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但这些“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得益于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中的精华部分也在此，根据张的说法“这个文明国家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会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并且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要使得张所谓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能够成立，就必须要证明中国的文明一直是延续的并且没有中断过，不仅唐宋元明清是一个逻辑，而且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也还是一个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直到文革后也没有中断儒家学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处找到说法，简而言之外国思潮对我们没啥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也已经被我们创造性转化。换句话说就是有“中国特色”并且“与时俱进”同时又是“五千年文明的延续”，这样一个无法用言语概括的怪胎就是张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中国模式”。并不是把汉字排在一起，弄上250页，它就能叫一本书的。如果说阅读本书真的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一个人识得几千字后应能从阅读此书中获得智力上油然而生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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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简介：今年最新一期的《欧洲世界》（Europe’s World）发表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张维为的英文文章《中国：为什么要走自己的政治道路》。《欧洲世界》杂志是欧盟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政治与外交杂志，有时也被称为欧洲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这篇文章源于张维为教授日在英国Intelligence Squared主办的辩论会上与香港前高官陈方安生就“西方民主模式是否适合中国”辩论时的发言。观察者网将文章翻译发表。　　西方媒体经常将中国渲染成一个社会和政治危机四伏的国家，正等待一场颜色革命，从而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则明确提出：中国不会走这条道路，因为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眼中，这种表述无非是为了再次推迟必要的政治改革，而没有这种政治改革，中国这个国家将没有未来。但是鉴于西方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总是错多对少，西方现在真有必要认认真真地对待中国的表述。特别是考虑到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 常识判断　　中国是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总量超过北美、欧洲、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之合，在其历史上也从无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传统。对于苏联照搬西方模式而导致国家解体，多数中国人仍然记忆犹新。中国近现代史还充满了战乱和动荡，从1840年至1978年的百余年间，几乎每隔七八年中国就经历一次大的动荡，甚至战争。百余年的动荡成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普遍担心国家陷入动荡不安，多数中国人确实担忧：一旦中国引入以对抗为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国极可能变得天下大乱而无法治理。　　龙腾网 　　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她是世界延续时间最长连续文明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现代国家的结合在一起的文明型国家。这种国家是历史形成的“百国之和”。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不完全确切的比方来说明问题，那就是中国有点像欧洲的古罗马帝国没有解体而延续至今，并成功地转型为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既有统一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现代经济，又保持了传统与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而且人民都使用统一的语言拉丁语。　　不妨把这样的中国与欧盟做一个比较，欧盟的人口仅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欧盟地区还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发源地，但欧盟也无法推行大众民主模式。如果欧盟有一天要以普选的方式来决定其最高领导人的话，欧盟估计将很快陷入混乱，甚至完全解体。　　第二 经验实证　　经验实证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在中国行不通。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了美式民主模式，但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很快陷入了内斗内战的泥潭：数百个政党争权夺利，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凭借列强势力在中国境内互相攻伐，导致国无宁日，民不聊生。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一蹶不振，而且付出了数百万生命的代价。这种教训非常深刻，中国老百姓时至今日最害怕还是一个“乱”字。国际研究人员曾独立展开民意调查，研究中国人和美国人价值取向的差异，结果发现中国人最看重的是公共秩序，而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言论自由（但人们可以质疑：像美国这样一个普遍奉行“政治正确”的社会，能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吗？）。　　笔者先后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但没有找到一个靠西式自由民主模式而走向现代化的成功先例。其实，印度和中国的巨大的差距很能说明问题：六十年前，中印两国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今天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是印度的四倍，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比印度人长10年。　　第三 绩效表现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总体上的绩效表现，尤其在那些中国百姓最关心的领域内，可以说比大多数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国家要好。当然，中国仍然存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下决心、花功夫去解决。但是，中国总体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绩效表现比所有发展中国家（包括所有采用自由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还要好。联合国的报告显示，全世界在过去二十年中70%的消除贫困是在中国实现的。中国取得的成绩，也比所有转型民主国家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从1979年之后的30年间，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18倍；而整个东欧／俄罗斯仅增长了约一倍，当然后者的经济起点比中国要高一些。　　同样，中国取得的成绩也比许多发达国家更令人瞩目，中国如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发达板块”，这个板块的人口约3亿，已经与美国的人口相当。中国的“发达板块”在总体的繁荣程度和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已经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这个板块中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完全可以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比较和竞争。中国的“发达板块”与中国的另一个巨大的“新兴板块”已经形成了互利双赢的良性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第四 体制竞争　　在债务深重的美国和财政困难的欧洲经历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自由民主模式在西方遭受了许多质疑。自由民主制度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处，如一大批目光短浅的政客及其蛊惑人心的言论、头脑简单的民粹主义、资本力量深深地介入政治、特殊利益影响政府决策等，这一切都严重腐蚀和损害了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事实证明，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要真正实现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国理想，非常之难。这也正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美国政治是“1%有、1%治、1%享”的原因。就连当年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西斯·福山，两年前也在《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沮丧地承认，美国民主当不了中国的老师。　　第五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在发展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或许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模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意义还未得到广泛的承认。其实，中国早已低调地启动了政治治理方面许多改革，已经建立了一种可称为“选拔加选举”的干部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绩和民众认可的制度，经过竞争激烈的遴选、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许多有才干的领导人得到了晋升。　　中国继承了中国儒家贤人政治的传统，中国在各级政府里全面推行了选贤任能的制度。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审包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发展经济、社会保障等项目，近来环境保护成为日益重要的内容。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不少媒体还在热炒官员腐败和各种社会问题，但中国的政治治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具有韧性和活力。　　十八大亮相的新一代中国领导班子能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最高决策团队成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几乎都出任过两任省一级的第一把手，并有相当的政绩。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几乎是欧洲国家平均规模的四到五倍，治理好非常不易。很难想像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体制下，像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这样的低能领导人会成为国家的领袖。　　现在看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做秀的成份越来越多，他们往往只关心自己任内的事情，甚至只关心未来的100天。与这样的模式相比，中国模式不仅胜在领导人的能力上，而且胜在能够为下一代的事情进行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　　中国选贤任能的治理模式挑战了“民主与专制”这种二元对立论。从中国的视角看来，国家的本质，包括政府的合法性，都来源于国家所代表的内容，即国家是否能够实现良政善治和卓越领导，是否能够赢得民心。正因如此，即使中国政治体制还存在许多缺陷，它仍然能够创造世界上最迅猛的经济增长奇迹、能够大幅提升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华盛顿的皮尤调查中心2012年的报告，82%的中国受访者对自己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个数字大大高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民主也许是最不坏的制度”，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也许有其道理，也就是说，民主体制能替换掉不称职的领导人，所以它是“最不坏的选择”。但这有点象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在儒家贤人政治传统深厚的中国，国家总要追求“上上策”，也就说要尽可能地选择最优秀的领导人。这绝非易事，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政治体制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独特的体系，在很多方面它融合了“上上策”和“下下策”：既让久经考验的贤人、能人走上领导岗位，又通过任期制、集体领导、年龄限制等制度设计让应该退出的人也能退出。从现在情况来看，中国“选拔加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已经不害怕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进行竞争。　　中国从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今后还将继续这样做，因为这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但现在或许已经到了西方应该，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了。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预见，中国模式将不断改进而走向完善，并锁定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崛起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切对于中国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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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教授要变成 五毛
　　西方为什么摸黑呢？
　　陈方安生是为了什么而提出这个议题呢？
　　陈方安生 是因为没当上特首而嫉恨吗？
　　哎呀哎呀，港灿酵母的议题呀
　　这种帖子，jy是不会来的！！他们看不到好的一面的！！！　　
　　写的好，独立思考值得顶
　　先不讨论我国与西方的体制，这贴子的独立思考是我们学习的。
　　共产党讲的马克思　　不是儒家
　　马克思是建立在大众政治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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