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文摘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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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文摘传奇　
翻版华利　　不过，由对外董事和前华友银行总裁侮姆所组成的董事会却认为，四十 九岁的奥哈拉拥有“最和畅的背景”。这项任命促使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是以 个人秀为中心的《读者文摘》，做了相当大的转变，变成一个有组织、运作 灵活的公司。选择奥哈拉最大的原因还在于，《读者文摘》非杂志及海外部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近来该公司的年销售额已超过十亿美元，《读者文摘》海外版 即占了其中的 17％；美国版及海外版精装书销售额占另外的三分之一；此 外，由于编辑成本及生产成本降低，再加上美元对其他部分国家货币升值， 利润也相当高。至于唱片、录音带、视听设备、教材、学校筹集资金计划，以及透过全球邮购和自世界各地搜集而来的纪念性邮票等各类杂项销售额，则占总销售额其余的三分之一。 任命这位英国籍的奥哈拉先生，也明显象征着全球最大、完全提供美国式生活的《读者文摘》，从此变成一家真正的国际公司。它目前也在为右翼 美国主义做包装工作，内容所展现的不是美国人物，就是表现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坚定立场，而在其他许多议题方面，也坚持保守主义的立场。然而还有另一个问题：在汤普森无法改变华利的自负性格之际，奥哈拉却具有和华利非常相像的守旧想法——不赶时髦、反企业家、认为公司没有 必要赚取非必要的利润。汤普森和公司内部其他人，特别是前广告业务员格 鲁尼(奥哈拉调他去当图书暨音乐录制部门的主任)及麦克劳林(杂志行销部 主任)，都认为《读者文摘》的未来，主要在于公司业务的多元化。汤普森 希望将焦点集中于美国国内外非杂志类的业务，并认为最大的成长机会在日 本、南韩和拉丁美洲。　　以高妙手腕、经理人才著称的奥哈拉，认为他的优先要务是对《读者文 摘》的业务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并建议改变作业程序，最终目的在促使外聘 的顾问彼此团结合作，因为这些顾问进《读者文摘》工作没凡个月，就常因 公司非正统的管理体系运作方式、晋升受到阻碍而离去，套句快活镇某管理 阶层人员的话说：“所得颇丰，工作却毫不带劲。”　　同时，奥哈拉还逐步扩展他的权限。当然，汤普森毫无疑问仍主管所有 的编辑业务，除了董事会之外，并不向其他任何人负责。换言之，只要华利 还活着，他就只须对华利，或许根本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因为董事会不过是 个橡皮图章罢了。　　自华利退休后，《读者文摘》所有的业务都直接向奥哈拉一人报告，所 以实际上奥哈拉已成读者文摘业务的唯一负责人。根据一位副总裁表示，《读 者文摘》以往所拟定的一些长期计划和预算，都如空中楼阁般难以实现，绩 效评估也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几乎无法看到任何实质内容。奥哈拉因而引 进较严格的管理程序及成本控制，同时还制定《读者文摘》第一次工作评估 计划，并聘请专家教导高层主管如何管理，并师法汤普森，定期召开多次员 工会议。　　为强调自己所拥有的权限，奥哈拉甚至还认为早先为路易斯、希兹曼和 罗德用过的办公室不够大，因此在这几人一一下台或是转任他职后，他沿着 办公室前廊为自己设立一同崭新的办公室，大小正好和汤普森的办公室相 同。　　不过，《读者文摘》未来的老板仍是一个秘密。商业周刊宜称：“《读 者文摘》信托基金的受益人据说就是华利，他们的法律及财务顾问，恐怕就没别人了吧。成立信托基金唯一的目的，似乎显然也只是为了确保《读者文 摘》继续维持私人出版企业的角色。”第一次全球编辑大会　　汤普森掌管《读者文摘》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七年，快活镇和各地分公 司之间长久存在、却始终未正式浮出桌面的编辑权独立争端，至此全面爆发 出来，汤普森并于此时在怀俄明州的杰克森小屋(Jackson Hole Lodge)召开 第一次全球编辑大会。　　路易斯时代，大部分的美国编辑仍然反对解放。以小奥斯勒和吉尔摩为 首，他们认为是华利创立《读者文摘》，定位这本杂志朴实、口语化、言词精要、搀带方便，以美国本地俚语来表达思想的风格。他们吹嘘道，五十多 年来，《读者文摘》不仅在全美立稳脚跟，也成为一个国际性机构。它是真 正的美国之声，内容有许多趣闻轶事可让各国人士展露会心微笑，同时也由 于它揭发全球的共党势力而使对方丧胆。而《读者文摘》真正传达的主题是——美国正扮演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角色，是全球民主的典范，也是无任何宗派的基督教传教士。无怪乎，杰克森小屋会议的中心思想——分权化与文化多元主义，令保守的《读者文摘》人士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该会议已对《读 者文摘》这本杂志的认同感形成很大的威胁。不过，拉格斯戴尔、布鲁斯·李、莱洛特，以及席间数百位海外版编辑(《读者文摘》是一个小小联合国)中有志解放者，却认为分权化的时机己告 成熟。对他们而言，《读者文摘》最特殊的地方，并不在于这本杂志的美国 化，而是在其全球化。无可否认地，华利曾在《读者文摘》企划一些非常过 时的美国观念，如人类天性、政治与艺术、性与幽默、教育及工作伦理，但是由于视野已超过原始范畴，不仅只有美国中产阶级，如今每位美国人部普遍成为《读者文摘》腔读者。　　《读者文摘》以十三种文字、三十二种版本在全球各地发行，占计全球 读者已超过一亿人，这个数字比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多。而潜藏在美国初期 殖民地十三州人民心中的反叛思想，如今也爆发出来、《读者文摘》所强调 的美国第一主义已不合时宜，以往还同时强调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右翼共和党正统主义也已经落伍事实上，汤普森还在对来自全球各地编辑的 欢迎词中表示：“就让百家争鸣，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派相互竞争。”不过 小奥斯勒(邱吉尔的崇拜者)一听到汤普森准备将文化多元主义引进《读者文 摘》时、不禁向同僚抱怨道：“应该好好修理这些人。”其他保守派人士， 特别是华盛顿办事处的员工，如继吉尔摩之后担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的极右 翼分子威廉·舒兹(William Schulz)，在听到这番谈话后，随即召开特别会 议，盘算着如何对这些异议人士展开反击。部分人士认为，他们最好把冷战 时期相当活跃的政治家梅文·莱德找来，莱德目前已成为资深顾问。虽然舒 兹对莱德“标准绕圈子方式的演说”不时冷嘲热讽，然而有总比没有好，或 许莱德真能挫挫这股突如其来、狂热解放主义的歪风。　　莱德同意次日在会中公开演说。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编辑，他没头没脑 地开场白道：“我才替白宫完成一趟欧洲之行。西方同盟国家中，美国仍是 唯一拥有领导人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尽是些头客。”　　莱德盲目地颂赞美国，神气十足地嘲笑其他国家，甚至包括美国的忠实 盟友在内，这无异是对台下的听众丢出一颗手榴弹。心思填密的《读者文摘》台湾版总编辑林太乙女士随即站了起来，愤怒地扯着嗓门说：“我的国家必 须和西方野蛮人打交道。”然后一口气连讲了整整三分钟才愤而坐下，受到 周遭部下的鼓掌。　　《读者文摘》印度版总编辑劳尔·辛哈(Rau1 Singh)也站起来说：“莱 德先生，你的演说把我带回杜勒斯的年代。”随即默然不语，表示他已处在一个危险的国度中。然后是日文版总编辑 Ko Shioya 很有礼貌地表示，无法 同意莱德的部分观点。　　不过，汤普森对他自己引起会场一阵骚动，以及十分可笑又惊乱的局面， 却似乎浑然不觉。在莱德结束演说离开旅馆大厅时，一名快活镇海外部门的编辑走上前来，向汤普森表示，他相信目前发生“令人惊异的事情”。“哦！我的天啊，你可知莱德方才对大家丢了一颗炸弹？” “什么炸弹？”汤普森回答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稍后，在总编辑高风会议中，传统上《读者文摘》最神圣的右翼监护人及掌门人——华盛顿办事处，也因过于保守而受到相当严厉的批评。舒兹愤 愤不平、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针对华利传统的编辑风格，宣称华盛顿办事处素来遵守指令，促销华利一直非常保守的政治哲学。　　海外版编辑如今虽不需要再听令于《读者文摘》海外部门主管，也就是 前华盛顿办事处主管吉尔摩的命令，然而吉尔摩对于《读者文摘》所有海外 版的编辑内容，仍可签字删除不用，同时也有权封杀他不赞同的文章，或是 自行选择别的文章替代。　　十五 冷战温室　　《读者文摘》办公室附近的环境及建筑物虽然是那般优美，然而有许多 人，包括旅客和《读者文摘》的职员在内，都将总部描述成神秘、吓人、阴 森恐怖的地方。《读者文摘》向来喜欢神秘的气氛，又长期笼罩在华盛顿办 事处和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关系密切的阴影下，而且自华利死后，《读者文 摘》未来的动向也充满不确定性，这一切都形成一股有点虚假的气氛。汤普森时代的《读者文摘》发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像橡皮筋一下子被两端拉长，杂志此时变得更加自由及右倾，自由化的趋势不仅见于一、 两篇支持民主教条的文章，而是在整本杂志中明显透露其不再遵从一固定的 意识型态教条，将呈现更多样化的观点，对一度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像， 例如尼克松，也大胆提出批评。更精确他说，《读者文摘》这本杂志，已转型成真正具动态的保守性刊物，拥有无尽的财政、金融、研究等资源，愿意多多鼓励客观的调查性新闻报导，对两党政治的重视程度降低。 例如为了对各种间谍故事追根究底，《读者文摘》照例会以“新闻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 formation Act；FOIA)请求中情局提供档案，如果 中情局拒绝这些要求，《读者文摘》即向法庭提出诉讼。最著名的一次是请求调阅尼可莱·阿塔蒙诺夫(Nikolai Arta-monov)海军上校，即人们所熟知的尼可拉·沙德林(Nicholas Shadrin)的资料不果，《读者文摘》甚至提出 全面诉讼，才调阅到中情局的档案纪录。沙德林是俄罗斯的海军军官，一九五九年和波兰籍未婚妻投诚美国，后来在美国国防部担任情报分析家。一九六六年，苏俄 KGB 前来找他，有意将 他弄成一个内线。沙德林向长官报告此事，上级要求他提供对方由联邦调查 局准备有关美国情报活动的资讯，对方联络人是新来的 KGB 人员。一九七五 年，沙德林和他的妻子因任务前往欧洲，以滑雪作为掩护，在维也纳一座教堂的大门前会见 KGB 官员，然后就消失不见了。他那发狂的妻子不断要求美 方提出合理的解释。合乎事实且合理化的解释是，沙德林成为更大宗情报活动下的牺牲者，但《读者文摘》的业余情报专家小奥斯勒却怀疑中情局落人一桩情报活动的 陷阱中，并且犯了大错。小奥斯勒为了揭开沙德林失踪的真正原因，不惜花 费巨资，以新闻自由法案向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提出诉讼，案子延 宕数年之久。小奥斯勒的一名同事表示，小奥斯勒“开始时并不是名异议分子。直到汤普森当上总编辑，而不是自己之后，他才开始对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这类 他视为肤浅的单位，展开毫不留情的攻击。然后，他成了一名叛逆者，令汤 普森感到十分难堪”。　　最后《读者文摘》终于获得重大胜利，以新闻自由法案为名对沙德林案 所提的诉讼获得胜诉。中情局公布数百卷、厚厚一叠检查过的文件，但仍有数千份予以保留，《读者文摘》事实上仍未获得新的东西，沙德林案依旧是 悬案。　　在此同时，这类诉讼案却使得快活镇总部和华盛顿办事处之间的鸿沟更 形扩大，华盛顿办事处仍一厢情愿地净以保护中情局为其首要职责。自亚伦·杜勒斯(A11en Dulles)和爱德格·胡佛以来，华盛顿办事处就一直扮演替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宣传、促销，以及保护资料避免外泄的重要角色。华盛顿办事处的资深工作人员认为汤普森、小奥斯勒和那一帮保守派分子，都 和五十年代的右翼保守派分子一样，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一九七五年，爱达荷州民主党员法兰克·邱池(Frank Church)领导的一个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称为邱池委员会。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负责调 查美国的情报活动，现在开始寻找中情局从事不法或不当活动的证据。该委 员会一名叫做佛瑞德·兰迪斯(Fred Landis)的顾问，本身也是宣传分析专 家，特别对 CBS 驻莫斯科通讯员山姆·杰费(Sam Jaffe， Jr.)进行访谈。杰费一直持有中情局与媒体之间关系的档案。根据杰费表示，他怀疑中精局和《读者文摘》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只限于宣传而已，甚至早已制度化。杰费 指出，《读者文摘》替中情局刊登的宣传品，不过是一些心存不满的卸任探 员，透过同情他们的编辑，表达他们观点的文章。　　兰迪斯本人则怀疑，《读者文摘》至少和中情局有制度上的关系，其中 同时涉及四项情报搜集活动——摄影，这对该杂志的美术和编辑部而言，似乎是不必要的附加物；此外还有从未出版的文章编辑研究、市场研究与选情 调查，以及专案。情报背景　　当然，《读者文摘》许多海外版展开和国务院的合作，是为协助战事的 一部分努力。不过，由政府提供的资料，几乎都是以最优先的地位立即处理， 利用空军及军方所管的交通设施，立即发行到军队或是其他海外版。《读者文摘》虽曾特别拒绝美国政府对海外版进行补贴，不过，非官方性的编辑合作则是另外一回事。二次大战后，许多海外版持续扮演反共产主 义宣传机器的重要角色，其中以拉丁美洲版和意大利文版为最；后者对一九 四八年该国大选共党政权所带来的威胁，有所直接回应。　　除了哈蒙这位前英国情报官员开办《读者文摘》的意大利文版，后来并 成为《读者文摘》海外部门的总经理外，其他海外版的编辑也有很多人具有 情报，或曾从事宣传相关任务背景。较有名的是日本的丹尼斯·麦克沃伊和 马得欧·欧基尼。卡迪那斯这位拉丁美洲版首任主任，原先曾负责管理《读 者文摘》编辑的新闻联系工作，也为前中情局探员詹姆斯·亚吉(James Ages) 在他的《中央情报局日志》(CIA Diary)一书中，证实是中情局的卧底人员； 法文版编辑莱洛特曾替中情局幕后操控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工 作，也是中情局的人。还有艾得瑞·布维克(Adrian Berwick)，曾任法国战 讯情报部海外新闻与特刊局的负责人。　　美国版《读者文摘》还有许多人员是海军情报局的毕业生，或曾任职于 其他情报相关政府机构。这些人来到快活镇工作，并不是为了进行官方任务， 了解《读者文摘》和中情局或是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读者文 摘》具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对冷战英雄而言，它还提供了相同意识型态的工 作气氛。一九五○、六十年代间，在华利的公开批准与鼓励下，爱德格·胡 佛经常利用华盛顿办事处，就好像是他个人的公关公司似的。　　一九七六年初，福特当局开始彻底修正处理国际恐怖主义的相关计划。 国务院召集了四国二百位专家来到华府，参加由国务院赞助、为期两天的秘 密会议，国务院一名官员在驱逐一位记者后解释道，禁止所有记者参加本次 会议，是因为与会者“可能会说得太过坦白”不过，有两位记者仍获准参加 本次会议，他们分别是《读者文摘》华盛顿办事处的尤金·梅斯文(Eugene H.　　Methvin)和《经济学人》杂志的罗伯特·莫斯(Robert Moss)，媒体最近都 公开报导中情局和这两家杂志间的关系。其他两位《读者文摘》的帮手威廉·葛瑞费斯(William E. Griffith)教授和曾任《财星》杂志记者的查理·墨非(Charles J. V. Murphy)，也都 在《读者文摘》的反共行列扮演过重要角色。伯思斯但还在他的《滚石》杂 志(Rolling stone)中证实，葛瑞费斯和后未任教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的兹 比尼·布兹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及 CBS 新闻部经理理查·赛伦(Richard Salant)，都是中情局极机密四人工作小组的一员，该小组专门研究美国对中共如何进行宣传广播。 葛瑞费斯在一九五八年前，一直是欧洲自由之声的主要联络人。但在该年，他离开欧洲自由之声，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而该研究中 心部分资金是由中情局提供。作为《读者文摘》的特约编辑，葛瑞费斯常有机会前往亚洲、欧洲，特别是非洲旅游，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最佳礼遇。葛瑞费斯的学术背景专长是游击队反叛乱活动。　　《纽约时报》针对中情局的媒体活动做过一连串调查后发现，墨菲受雇 于《读者文摘》期间，一九六一年即已辞去中情局局长职位的杜勒斯，确曾 前来要求墨菲替他撰写回忆录。墨菲并因此在中情局总部获得一间很大的办 公室，这项安排因杜勒斯继任人约翰·麦康(John Mc Cone)上台后发现，不久即予终止。另外还有一名和墨菲关系也很密切的中情局朋友詹姆斯·杰瑟 斯·安格列敦(James Jesus Angleton)，为反情报部门前任负责人。冷战英雄　　毫无疑问地，华盛顿办事处的重量级人物，且拥有中情局、联邦调查局 和其他政府机构最佳新闻来源，意识型态最偏右、作品也最多的作家，自然 非贝隆莫属。有些人一看到他，就会联想他是位信仰复兴论者、虔诚的宗教 家。贝隆除了在吉尔摩手下工作外，还曾和华府保守派记者们的教父杰瑞米 亚·欧雷利(Jeremiah O ’Leary)在《华盛顿晚星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共事过。在此之前，贝隆服务于海军情报局。驻防柏林时，他担任秘密行动的主管。 贝隆早期替《读者文摘》所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一九六八年选举年名为《目前正是国税局的改革时机》的宣传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严厉批评，由于收款员“恶意施压”，已使该机构的平等为之降低，连带使纳税 人也受到伤害。一九七四年，他出版第一本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全盘工作纪 录《KGB：苏联秘密警察的秘密工作》(KGB：The Secret Work of Soviet Secret Agents)，书中对苏俄如何渗透西方情报圣地和决策中心，有非常详尽的描述。有关资料是由爱德格·胡佛泄漏给贝隆的，主要是由于胡佛并不想让苏 联于芝加哥设置领事馆。贝隆研究消化后，将手稿交给出版商(即后来由李 所经营的《读者文摘》出版社)，随即飞往欧洲各大城市进行访问，以便研 究继续进行。　　《纽约时报》后来宣称，中情局援助贝隆写作该书，具有“行动目的” (路易斯也怀疑中情局和贝隆的关系非比寻常，但并不十分在意，所以也没 有详加调查)。部分人士认为，这本书事实上是针对亚吉所写的《中央情报 局日志》一书所作的回应，因为《中央情报局日志》后面两则附录，列举出 中情局许多官员的名字和相关组织；而贝隆的《KGB》一书附录更高达五十　　一页，回应意味十分明显。　　一般由政府当局所提供有关 KGB 的恐怖故事，以及其他间谍活动的消 息，往往并不具有新闻价值，但一九七六年五月由前国防部长莱德执笔的《歌 者》(其实是《读者文摘》代为捉刀的文章)则是例外。这篇文章宣称中情局 最近几年，曾两度阻挠一项针对美国众议员的暗杀计划，中情局还曾阻止以数位知名美国犹太人为对象的邮包炸弹案。莱德和《读者文摘》签约，一年 提供四篇文章，其中多半由贝隆代笔。《读者文摘》一名叫做葛登·哈德的编辑，思想自由开放，对《读者文摘》的右派作风颇不苟同，认为它不过是中情局的媒体傀儡罢了。哈德还表 示，无论是美国或是海外的《读者文摘》编辑，有许多人在战时都从事过情 报工作。而充满左派色彩的间谍小说，竟然只字未提帕尼萨和丹尼斯·麦克 沃伊，真是“大错特错，误导读者，而且不合乎实际”。即使如此，哈德也对《读者文摘》竟然接受中情局的现金补助，感到震惊不已。在一篇署名莱德的文章中，描述苏联如何就一九七二年的“限制武 器战略谈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1es； SALT)耍诈，该项谈 判主要内容是美苏双方允诺限制发展攻击性的核于武器。莱德并宣称，苏联 还来不及拆卸它的核子设备，美国间谍就已发现苏联的欺骗行为。哈德并和SALT 一名谈判代表保罗·渥克(Paul Warnke)对这个间谍故事进行二次校对。渥克告诉哈德：“梅文已将那个故事传遍整座城市，我只希望他能闭嘴。他 知道那并不是真的，俄罗斯人之所以未拆卸那座核子基地，主要是因为天气 太冷，卡车无法开上去。他们还事先告诉我们无法及时拆卸基地，我们说没 关系。他们要到明年春天才会去拆，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哈德若是对贝隆代笔、渥克作评的文章有不同意见时，贝隆总是耸耸肩，毫不在意他说：“那是梅文说的，那是詹姆斯(安格列敦)说的??” 贝隆也是替中情局私下筹措资金的高手。无论何时，当中情局的预算似乎即将被删减之际，他就会在《读者文摘》上发表冗长的文章，呼吁由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应重视中情局的财源。由于一连串 KGB 诈欺和以不正当手法 获得成功的故事一一曝光，中情局预算的削减掌控在自由派众议院议员手 中，这或多或少对美国与西方民主有所启示。　　贝隆和联邦调查局及中情局之间，后来演变成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例 如联邦调查局提供许多间谍消息给贝隆，在尔后的审判期间，联邦调查局找 他当职业证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邀请他前来和原告坐在一块。而一旦苏联 投诚者接受中情局人员的彻底询问后，只剩下宣传的价值时，贝隆即负责让 这些投诚者出现在媒体上。争议愈演愈烈　　一九八二年二月六日，在一次于纽约市举行的支持波兰团结活动集会 中，左翼批评家苏珊·宋塔克(Susan Sontag)反问道：“想一想，如果你愿 意的话，拿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那些只阅读《读者文摘》的读者，和同期 那些仅阅读《国家》杂志或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人比比看，哪一种读者会对真实的共产主义有更确切的了解？”她把自己归人所谓“民 主左派的阵营之列”，总是有意无意地会说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谎言，以免 无法援助或是唆动“反动势力”。如帕玛一样，宋塔克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称它为“成功的法西斯主义??戴着人类面具的法西斯主义”，并向左派公开挑战，要求 它放弃“常存在的自满心态??放弃古老且腐败的教条主义”。简言之，宋 塔克要求她的听众相信，《读者文摘》对共产主义所提可怕的警告，一直都 是正确无误的。　　左派批评家的反应非常快速。崇姆斯基抨击这不过是“替美国的国家恐 怖主义提出辩护”。詹姆斯·温斯但(James Weinstein)则宣称，智利的皮 诺契(Pinochet)将军政权比波兰的杰鲁泽斯基(Jaruzelski)将军更具镇压 性，而爱德华·赛德(Edward W. S Said)则把注意力转向巴勒斯但的非人道 待遇。斯大林暴政已是旧闻，不再有什么好谈的。　　在《哈泼》杂志的一份讣闻中，批评家华特·古德曼(Wal ter Goodman) 特别指出，尤其令宋塔克感到苦恼的是：“她提到《读者文摘》，这本除全 球三千万订户外无人阅读的杂志，对左派知识分子而言，只有一句‘令人茫 然失落’足以说明他们的想法。这本杂志不仅具有反动主义色彩，同时还使 平庸之人的水准更形降低。所写的净是些有关宠物的杂文而已。”　　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否为同一回事，古德曼认为，将《读 者文摘》和《国家》这两本杂志相比，更容易提供引证的线索。最后，他还 去图书馆寻找这两本杂志自二次大战起，有关苏联、波兰等国的文章。他发 现从一九四六年左右起，《读者文摘》认为对和平的威胁主要来自斯大林时 代的俄罗斯政府，但《国家》这本杂志却认为主要是来自德国的纳粹主义、 英国的帝国主义、残余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华府的反共产主义。　　以一九四六年《读者文摘》一篇苏联 KGB 投诚者维多·克拉夫成柯(Victor Krav chenko)所写的《我选择了自由》(Ichose Free-dom)的书摘为例，古 德曼认为 KGB 掌拄苏联官员国内外的私生活，似乎还算“温和”，然而《国 家》杂志却对类似的文章没什么兴趣，认为这不过是意识型态问题。投稿人 I.F.史东即为斯大林于一九四五年逮捕十六名波兰领袖一年寻求托词，三年 后，并替促使波兰走向亡国命运的“斯大林—希特勒协定”提出辩护。　　从冷战一开始，《读者文摘》就把苏联描述成一个十分恐怖、毫无人性 的地方，但是《国家》杂志的读者，从驻莫斯科特派员亚历山大·威尔斯 (Alexander Werth)在该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得知的实际印象却不是这样。 威尔斯曾在文章中报导：“理发师和修指甲的师傅们是俄罗斯当前最忙碌的 人。”同时还强调：“我在莫斯科街上听到同性恋者狂荡的笑声，比西方任 何都市部来得多。”　　古德曼同时严斥《读者文摘》那常常带着启示录的论调：“《读者文摘》 定期提出那些相同的论调，可能会导致读者消化不良。这本杂志的反共产主 义色彩，固然强化了民族主义的脉动，虽然确实没有提出任何圣战的要求， 但整本书却充满了救世军的精神。”　　争议并未就此停止。《国家》杂志提议刊登宋塔克在市政府大厅所做的 演说，该篇演说的中心思想主要是左派分子对共产主义所抱持的态度。宋塔克接受这项提议，却要求将原讲槁修正后再行登出，《国家》杂志也同意了。 当这篇讲稿登出来时，编辑们注意到她的部分评论已遭到删除，其中省略一 段宋塔克相当出名的论点，也就是在一九五○至七○年间，《读者文摘》的 读者对于“共产主义真实面”的了解，似乎比那些仅阅读《国家》杂志或《新政治家》杂志的读者还要来得透彻。同时纽约一家《苏活新闻》(So Ho News)小报，还登出一篇未经授权、宋塔克评论文章的稿子。媒体评论家亚历山大·柯克柏恩(Alexander Cockburn)也在《村声》(Village Voice)中撰文指控《国家》杂志的“伪善” 作风，显然是为了图利自己而将宋塔克那段著名的论点删除。《纽约时报》 在其报导中对这桩尴尬事件，亦表达类似的意见。　　然而《国家》杂志却在一篇社论中告诉柯克柏恩、《纽约时报》及其读 者，删除是宋塔克本人的意思。她首度答应登出她的评论，主要是因为她答 应就《国家》杂志近数十年来有关共产主义的报导，要好好地和大家谈谈； 但是《国家》杂志认为她所要传达的讯息一开头就太过“简化”。　　若将《国家》杂志和《读者文摘》相互比较，《国家》杂志认为自己的 优点主要在于“将分析杂志三十年前的社论和文章这项有趣的工作交由别人 去做”，同时它也认为《国家》杂志提供读者一九五○到七○年间无法由《读 者文摘》得知的消息，事实上是种公共服务。宋塔克拄告《苏活新闻报》侵犯著作权，备国家》杂志表达了它不赞同的观点。《国家》杂志并进一步指出，这项控告本身就是涉及侵犯著作权的 例子。该案的原告不是别人——正是《读者文摘》这个敌手。福特回忆录风波　　一九七七年初，前总统福特和他的妻子在离开白宫后六周，和出版商签 署一连串繁复的合约，主要目的在出版他们所著的回忆录，至少使他们能够 赚进一百万美元。然而若和前国务卿基辛格获得两百万美元的回忆录收入相 比，显然又少了些。　　代表福特签署的是威廉·摩里斯通讯社的诺曼·布洛考(Norman R. Brokaw)，而读者文摘也是这笔巨额交易的主要玩家之一。《读者文摘》已买下这本回忆录二分之一的股权，甚至很乐意安排华盛顿办事处的一位职员 特瑞佛尔·阿姆布里斯特(Trevor Armbrister)代笔。然而因为一开始即需要最高法院涉人，才能令《读者文摘》感到满意，所以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就告结束。那是种适得其反的安慰；每当平静的快活 镇受到打扰时，大家似乎都会把问题归咎到左派分子身上。　　福特还在职时，另一家通讯社的文学部负责人欧文·雷斯特(Owen Laster) 就已和克莉丝·蔡斯(Chris Chase)进行接触，这位女演员在布洛考的引荐 下，代福特夫人撰写回忆录而成为作者。蔡斯同意后，雷斯特即将她最近出 版的一本新书《如何成为一位电影明星》(How to Be a Movie Star)送给福特夫人参考。　　后来雷斯特和一名叫做马夏·希金斯(Marsha ir1ggins)的仲介者在玄 关闲聊，希金斯建议由阿姆布里斯特负责福特总统的回忆录。希金斯是《读 者文摘》的特约编辑，曾写过有关美国印第安普爱布罗族意外事件、工会领 袖约瑟夫·雅布隆斯基(Joseph Yablonski)谋杀事件，以及有关众议院的几本书。没隔几天，阿姆布里斯特打电话告诉希金斯，他对合作撰写福特的回忆录颇感兴趣，据说他也已获得任命。 福特后来和蔡斯及阿姆布里斯特会面，批准两人代笔这本回忆录。同时，雷斯特也将可能的出版商名单缩减为五个。其中一位和他进行过会谈的是哈 泼暨罗尔出版公司的副总裁艾文。葛利克(Erwin A. Glikes)。葛利克后来还打电话探询出版平装书、第一系列长篇连载及设立读书俱乐部的可能性。葛利克并和《读者文摘》总编汤普森商谈，汤普森对该项计划兴趣颇大。　　次日，汤普森和葛利克会面，两人达成协议，愿均摊成本与利润，不过 双方的合约直到福特及其夫人签署合约后数周才能正式签署。雷斯特后来还 飞到棕榈泉，和福特面对面地商议，并带给他一份葛利克和汤普森期盼从书 中获得哪些东西的详细大纲。特别是《读者文摘》和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希 望福特能将他继前副总统史皮洛·安格纽(Sptro Agnew)辞职后，成为副总 统其间剧烈的转变作详尽的描述，并说明导致他决定赦免尼克松当时的情 况。　　福特总统同意这项编辑大纲，并答应《读者文摘》支付十万美元给代笔 人。福特夫人同时也和她的出版商及代笔人达成类似的共识。该书完成后， 福特总统及其夫人开始在他们准备定居的棕榈泉，老友雷欧那·费尔史东 (Leonad K. Firestone)的隔壁，兴建一座西班牙式、有十五问房的农庄。 福特的新闻秘书德赫斯特( J. F .ter Horst)后来公开批评他的前老板，透过“将总统商品化，并作为广告噱头”的手法，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出版权之争　　写作该书时，阿姆布里斯特采访福特至少达两百次之多，并尽可能使用 福特本人的口气，而在某种情况下，也确实是福特本人的话。该书编辑由《读 者文摘》主编吉尔摩担任。书稿完成后，以《痊愈的时刻》(A Time to Heal) 为名出版。福特并坦承：“阿姆布里斯特采访我达数百小时之久，井协助我撰写这些回忆。”先前《读者文摘》还出版过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Simon) 的《求真的一刻》(A Time for Truth)，内容是强硬保守派的宣言，要求成 立所谓“反知识分子”的组织，以公然向各媒体、大学及基金会自由派势力 挑战。　　尽管《读者文摘》拥有福特回忆录二分之一的股权，但它仍同意另外支 付三万五千美元，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号刊登部分内容。《时代》杂志也同意 另行支付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取得第一系列连载权，并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 六日首度推出，配合《痊愈的时刻》同步在书店发行。事情按照原定计划一 步步推展，当时国家这份发行量达三万本的杂志早已处在赔钱状态，但仍刊 登了二千二百五十字的文章，来修理《读者文摘》和《时代》杂志。这篇名 为《福特回忆录，赦免的背后》的文章，揭发福特赦免尼克松最有趣生动的 详细经过。　　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董事长温斯洛普·诺顿(Win throp Knowlt On)愤 怒不己，指称《国家》杂志的行为，实在是在“摧毁一位曾贵为美国总统的 作者”，《读者文摘》和《时代》杂志的发言人也发表同样的愤慨之词。批 评家约翰·雷欧纳(John Leonard)则雪上加霜地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宣 称该书相当于“目前打击通货膨胀”的按钮，已成为一桩全国笑话，因为福 特根本无力进行一场对抗通货膨胀的战争。　　《国家》杂志编辑维多·纳维斯基(Victor S. Navasky)更在一篇声明 中强调，他认为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和《读者文摘》“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权 利太过敏感”，但是他仍不愿泄漏他如何获得新书的内容。《时代》杂志取 消发行计划，并保留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因为《国家》杂志已以购买权取得 书摘中所有的新闻价值，并将所有有疑问的文章内容都详加改述。哈泼暨劳氏出版公司和《读者文摘》感到怒不可遏，并以侵犯著作权为由拄告《国家》杂志。这件案子经由美国曼哈顿地方法院法官理查·欧文(Richard Owen)判决后，成为著作权法史上一个时代的里程碑。 一九八三年二月，欧文法官判决《国家》杂志因刊载福特回忆录“主要精华所在”，侵犯到联邦著作权法。法院同时也驳斥《国家》杂志所言，文章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可以公平使用的说词，下令《国家》杂志支 付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赔偿金给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和《读者文摘》。《国家》杂志在一篇社论中抗议这项判决。社论指出，《纽约书评》(NewYork Review of Books)、《纽约时报》、《科学美国》(Scien-tific Arnerican) 及《进步》杂志(Progressive)和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老早就提出这个案子。《纽约时报》还在福特回忆录未出版前开列出好几本相关的书，如白宫顾问 约翰·狄恩的 《盲目的野心》(Blind Ambition)、尼克松的《回忆录》 (Memoirs)，以及总统助理约翰·艾立克曼(John Ehrlichman)的《权力见证 人》(Witness to Power)。该篇社论指出，这些书都足以证明，《读者文摘》和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都将商业利益置于第一宪法修正案之上，因此《国家》杂志打算提出诉讼。《国家》杂志还在另篇社论中挖苦欧文法官“显然有意忽视宪法第一修正 案”。　　同年十一月，《国家》杂志获得胜诉。美国上诉法院法官艾文·考大曼 (Irving R. Kaufman)推翻《国家》杂志原得支付一万二千五百美元的判决。考夫曼认为：“我们不认为著作权法的目的，是在阻碍民主《国家》如此迫 切需要的知识传播??我们也不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在禁止有 限度地使用具有著作权的文字，而使新闻活动受到很大的打击。”判决全文 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一九八五年五月，这件案子再度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读者文摘》和哈泼暨罗尔出版公司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助理法官桑德拉·戴·欧康诺 (Sandra Day O’Connor)一个字、一个字仔细推敲书内文后判决，《国家》 杂志妄称它本就拥有首次出版权，显然不符公平使用的原则。因此《国家》 杂志仍得支付赔偿金。不过《读者文摘》的胜诉却是以重大牺牲换来的，虽 然福特夫人的回忆录《我的生活》(The Times of My Life)成为畅销书，并 获得各界赞誉，但福特那本《痊愈的时刻》，却未受到读者和书评家的青睐。谍对谍　　八十年代有两件最耸人听闻、最具事议性，结局也最值得怀疑的苏联秘 密警察故事，故事主题是两位间谍进行欺骗的恐怖故事。一位叫阿卡迪·谢 夫成柯(Arkady N. Shevchenko)，另一位叫梅美特·亚里·爱卡(Mehmet Ali Agca)——前者是苏联驻联合国次长，后者则自称是谋刺教宗约翰·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的杀手。 这两个人除了已成为中情局在媒体迂迥战，以及和苏联 KGB 间谍战的中心话题外，还具有相当奇特的才能。在中情局和西方情报机关的掩护下，两个人都完全变了个人，经常出人各种公共场合，但早已不是以往那么单纯的 人物。在他们新的、有所改善且大幅度的修正主义认同下，谢夫成柯和受卡告诉 KGB 他们以往不为人知的过去，谢大成柯是中情局的超级内线，而爱卡则 是保加利亚秘密警察激进左派分子利用的工具，和苏联 KGB 有密切的往来。 但也这么巧，两个人都因《读者文摘》所刊的文章而有了新的人生。　　一九七八年，谢夫成柯秘密投诚。那年底他和西蒙暨舒斯特出版公司签 署一份价值六十万美元的合约，主要是为出一本名叫《从囚禁到自由》(From Captivity into Freedom)的书。该书手稿于一年后完成时，西蒙暨舒斯特 出版公司的老板理查·史耐德(Richard Snider)和总编辑麦可·柯达(Michael Korea)却认为，该书对于一个值得公开、有关苏联崭新而有趣的故事，没有 作深入的探讨与描写，因而决走对已预支的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五美元提出 诉讼。　　一九八○年十二月，西蒙暨舒斯特出版公司的律师们要求谢夫成柯辞 职，但仍将他投诚的故事保留在相关的手稿文件中，该书后来送到《读者文 摘》出版社编辑史蒂文·佛里梅尔(Steven Frim-mer)手中，他的意见和史 耐德与柯达相同。佛里梅尔归还手稿前，将这份手稿先交给华盛顿办事处记 者亨利·赫德(Henry Hurt)过目，赫德曾采访谢夫成柯达二十个小时之久，主要是希望藉重赫德和谢夫成柯的关系，看看是否还能让这位投诚者添加点新鲜、具有实质意义的题材，但是未能如愿，谢夫成柯决定放弃该书。 三年后，即一九八四年，谢夫成柯的律师向阿佛瑞德·诺夫(Alfred A.Knopf)出版公司的编辑提出一份手稿。这本最新完成、名为《突破莫斯科》 (Breaking with Moscow)的书稿，开头一小就以相当耸动的形容词“顽强的间谍”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显示作者是位超级内线，一生不是遭遇汽车追撞，就是住在具有层层安全防卫的屋内，随身携带间谍装备，不时卷入各种危险 任务中。不费吹灰之力，该书轻易地打进畅销书排行榜，《时代》杂志井将这本书作为封面故事，大加报导，CBS“六十分钟”节目还把谢夫成柯比喻为中 情局最成功的内线，阶级相当于国务卿基辛格时代的副国务卿艾尔·海格(Al Haig)，并拍成电影，该书还获得《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李斯利·格伯(Leslie Geld)极大的好评。　　很显然地，以往弄砸谢夫成柯可信度的不是别人，就是《读者文摘》撰 稿人、保守派记者爱德华·杰·爱彼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捏造的故事　　一九七五年底，也就是汤普森出仕《读者文摘》总编辑前不久，他一直 希望盯住 KGB 暗杀肯尼迪的报导。汤普森告诉爱彼斯坦，可能会派他与宣称 曾见过李·哈维·奥斯华秘密档案的苏联投诚者进行接触。爱波斯但在他的早期作品《将计就计》(Counterplot)一书中，曾批评纽奥良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插手告发中情局，结果司法 单位针对这件案子展开调查，华伦委员会最后不但免除加里森的罪，同时还 原谅中情局的俺护行动。　　汤普森还告诉爱彼斯但，另一位苏联投诚者尤里·诺森柯(Yuri Nosenko) 也走进华盛顿办事处，表示愿意提供他个人的故事。《读者文摘》编辑贝隆在他一九七四年所出版的《KGB》一书中，曾对诺森柯在 KGB 的生涯有非常 详尽的讨论。甚至暗示由苏联精神病学家所组成的两个小组，曾在 KGB 的命 令下，对奥斯华进行检查。如今诺森柯再度出现，显然是为了透露有关奥斯 华过去两年在俄罗斯的一切。诺森柯曾任 KGB 第二总管理处官员，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苏联的反情报工作。他坚称一九五九年时，他一直在监控奥斯华。而且他在一九六四年投诚前，还阅读过奥斯华在 KGB 的全部档案。诺森柯投诚时间恰巧是肯尼迪遭 到枪杀后两个月。由于诺森柯的投诚完全不在中情局的预期中，不免引起中 情局内部人员相当程度的怀疑，认为是 KGB 有意混淆华伦委员会的调查，并 引起华伦委员会委员间的不合。　　爱彼斯坦同意接下该计划后不久，即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前往采访诺森 柯。采访期间他发现这位前 KGB 官员讲话前后不一致。然而诺森柯的好友， 经由《读者文摘》的协助和诺森柯进行接触的唐那德·杰姆森(Denald Jameson) 却保证，爱彼斯坦之所以对诺森柯有此疑问，主要是诺森柯的英语能力不佳 所致。　　爱彼斯坦后来又和安格列敦联络。《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由塞穆尔·赫 许(Seymour Hersh)所写的文章，文中指出安格列敦那年初曾因揭发中情局 的不法活 动(如对美国公民执行大规模的间谍活动，违反该局规章)而遭驱 逐出境。安格列敦问爱彼斯坦，在这么多年后，诺森柯为何最后会决定仍愿 意说出有关他自己的故事？爱波斯坦回答道，就他所知，诺森柯只是走进《读 者文摘》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中一位编辑成了朋友；当时爱彼斯坦并不知道 贝隆和诺森柯是朋友，《读者文摘》编辑甚至还参加过诺森柯的婚礼。　　“我知道一位记者可能并不想要直接得来的消息，”安格列敦告诉爱彼 斯坦，“但你认为会是因为突发奇想，他才决定走进《读者文摘》办公室的 吗？”　　爱彼斯坦后来得知，部分投诚者都和中情局订有合约，他也发现诺森柯 确实和中情局有合约关系，井获中情局授权，和《读者文摘》进行接触。此 种获得授权的合约叫做“案情摘要”(briefs)。杰姆森后来成为中情局的顾问，专门负责带领如诺森柯这类投诚者和新闻记者进行接触，以传达他们授命要透露的案情。可想而知，中情局是如何 利用杂志和书籍，安排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中情局同时非常积极地推 出一整套系列，并用投诚者的名字出版。如一九六六年上市的《潘可维斯基 报告》(The Penkovskiv Papers)(与《读者文摘》书摘同时推出)。短短两天的时间，即进入畅销书排行榜，至今也一直是销售最成功的间谍作品。　　安格列敦和爱彼斯但第二次会面时，爱波斯坦认为，即使该书是经过中 情局授权，甚至于可能还对书中内容详细检查过，但未必就不是真的。安格 列敦也同意这种看法，“那意味着中情局目前已决定将诺森柯公请于世，我 猜想自传可能已经在蕴酿当中。”事实上，杰姆森已向《读者文摘》一名编辑提过这本书。　　“为什么他的故事要公诸于世？”爱彼斯坦问，“他的消息来源有什么 不对吗？”　　安格列敦跟他解释：“直到我离开中情局时，所有根据诺森柯而写的报 告，我都坚持必须加上一个注脚，那就是——消息来源绝对真实可靠”。”此时汤普森注意到，爱波斯坦把许多时间花在确认消息来源是否可靠方面，对于肯尼迪暗杀事件的内幕，却不花心思仔细调查。不过，即使《读者 文摘》似乎并不信任由诺森柯提供消息来源、贝隆所写的《KGB》一书，但 是编辑还是愿意对诺森柯进行调查。　　爱彼斯坦从未解决诺森柯故事真实性的问题。但是数年后，爱波斯坦获 得五十万美元报酬所出版的《传奇》(Legend)(由小奥斯勒负责编辑)一书，却直截了当地告诉安格列敦，所有有关奥斯华的故事，不过都是由 KGB 巧妙地捏造出来的“传奇”及间谍故事。 结果快活镇和亲诺森柯的华盛顿办事处之间的鸿沟日形扩大，华盛顿办事处原先可能还冀望由于爱彼斯坦本人保守、真诚的态度，已成为中情局足以信赖的记者。但和汤晋森不同的是，爱彼斯坦一直不愿接受由中情局提供 给他的表面新闻。　　双方关系在谢夫成柯有关他在中情局当内线的生涯回忆录修正版付梓 后，更加恶化。他们不但要为向媒体致最高敬意而作准备，同时也要为爱彼斯坦揭开《新共和国》(New Rwpublic)作者的真面目而作准备。爱彼斯坦不仅认为谢夫成柯的新作“伪装荒谬”至极，同时还举出种种例子，显示谢夫 成可一直都是“为了撰写间谍小说而活”。　　谢夫成柯的新身分促使贝隆于一九八三年，又出了本《KGB 的今天：黑 手论》(KGB Tday：The Hidden Hand)，主要是根据贝隆采访苏联另一位投诚者史坦尼斯拉夫·列夫成柯(Stanislay Levchenko)的内容所写成。东京出版发行的一本俄罗斯外交事务杂志也有与列夫成柯相关的报导。爱彼斯坦 宣称，中情局利用以往与贝隆接触的手法，派遣和中情局也订有合约的列夫 成柯，“亲手”交给贝隆”一些有关谢大成柯本人案例的特定事件”。直到 爱彼斯坦承认，他在写作《传奇》时，中情局也使用相同的程序，派诺森柯和他接触时，列夫成柯这才揭露，谢大成柯其实一直是中情局的超级明星。　　爱波斯坦觉得更奇怪的是，为何贝隆如此轻易相信中情局派来的投诚 者，而投诚者的故事后来证实完全都是虚构的。明显的结论是，由于《潘可 维斯基报告》上市空前的成功，显示中请局的胜利、KGB 可耻的失败纪录， 令中情局实在感到高兴；贝隆就在这种情况下，授命负责撰写《KGB》一书，甚至还得把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交给中情局审阅。　　贝隆第二本有关 KGB 的书由吉尔摩负责编辑，交由《读者文摘》出版社 发行，主要是为了表示此乃《读者文摘》华盛顿办事处所发出的右翼文章。 同年，《亚特兰大杂志》(Atlanta Journal)在一连串有关中情局渗透媒体 的报导中，特别强调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与中情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目前部分观察家则认为，《读者文摘》和中情局正达到最密切的关系。十六 总统的圣经　　一九八○年二月，《读者文摘》素来对肯尼迪家族的敌意达到顶点。《读 者文摘》此时对最具名望的波士顿家族中最年轻的政治家小爱德华·肯尼迪 (Edward M. Kennedy，Jr.)，全力展开攻击。小肯尼迪这位来自麻塞诸塞州 的民主党参议员，甫于数周前才展开他长久以来所追求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竟选活动。《读者文摘》在爱荷华州党员大会召开期间，登出一篇文章。这 也是首度在国人面前指出，小肯尼迪对于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至十九日晚间 所发生的事公开说谎。当时他和一位年轻的竟选活动工作人员玛丽·乔·柯 佩奇妮(Mary Jo Kopechne)发生车祸，摔到桥下。《读者文摘》对于这桩恰 帕基迪克事件(Chap pa quick affair)不只一次地再三进行评估，贝隆发表 一篇题为《恰帕基迪克——仍未解答的问题》的文章，其中特别强调，这对 小肯尼迪竞选总统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　　当时小肯尼迪竞选总统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后来促成他决定角逐的因 素之一，是卡特总统的声望直线下跌。小肯尼迪此时给人的印象是，已安然 度过恰帕基迪克事件带给他的危机，事隔十年，他的名誉仍然丝毫未受损。 但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杰里·布朗(Jerry Brown)可能也会寻求利用民意， 来显示美国百姓认为卡特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盖洛普民意测验显 示，小肯尼迪可能会以二比一的优势赢得提名，全同各媒体也公开鼓励小肯 尼迪放手一搏。　　同时《读者文摘》华盛顿办事处员工，和其他各地的共和党保守派人士， 都认为新右派的前加州州长里根极具群众魅力，如果他能在这场向小肯尼迪 公开挑战的选战中获胜的话，必然也会打败卡特。于是，与《读者文摘》编 辑意见不谋而合的基本教义派，配合着瞬息万变的美国民意，深切地改变了 全国人民的情绪。　　和尼克松一样，好莱坞演员出身的里根在还未获得共和党提名竞选总统 前，就一直受到《读者文摘》财务上及编辑社论的支持，方能一跃而为卓越 的政治家。事实上，在里根开始从政生涯时，一直受到《读者文摘》的大力 支持。以《读者文摘》的标准而言，里根似乎注定会是比尼克松更理想的总 统，何况他真正是《读者文摘》这本刊物的读者，而且它还是他的最爱之一。 里根不仅是《读者文摘》的忠实读者，同时也是《读者文摘》编辑哲学 的非正式代言人，——引用它轶闻趣事的写作方式，传达他表达的重点，并 时时引用该杂志作为他的权威消息来源。如果里根将面临民主党内部强大的 反对势力，那也只有一个对手，就是比他更加具有领袖魄力的小肯尼迪。因此，他必须打败小肯尼迪才行。谁在说谎？　　选战使用的文宣武器，是贝隆仔细研究后所写成的作品。这篇作品相当 具有说服力，认为小肯尼迪不但有意隐藏恰帕基迪克事件，而且正如他所承 认的，使得一位女孩不幸致死，并对这件事公开说谎。贝隆的故事受到新闻 媒体广泛的注意，成为小肯尼迪袁选阵营的一场灾难。此外《读者文摘》还 不断向各电视台递送宣传这篇文章，并在各媒体上刊登广告，强调这桩事件的严重性。不久，该消息成为家喻户晓的重大新闻。经调查，证实小肯尼迪确曾去参加一场由他表哥乔·加根(Joe Garage)和律师朋友保罗·马克汉姆(Paul Markham)所安排，在恰帕基迪克岛上举行 的舞会。晚间十一时十五分后，小肯尼迪和柯佩奇妮离场，前往位于艾得加 市(Edgartown)附近她所下榻的旅馆，但当时她忘了带旅馆锁匙和钱包。他 们没有往大马路开，改走另一条肮脏的泥泞道路，并通过一座窄小、有栏杆 的桥，下面是小池塘。汽车在桥上倾翻，摔在离岸边六至十尺处；体格魁伟 的小肯尼迪经由窗户逃出，游泳上岸，然而苗条的柯佩奇妮却被困车中。　　小肯尼迪宣称，他走了一里半左右回到农舍小屋，而没有向附近的消防 队请求协助。小迪、加根和马克汉姆回到池塘边，他们再度尝试救授柯佩奇 妮，却徒劳无功。　　然而有一段显然是漏掉未叙述的证词。虽然该岛渡口当晚关闭，船家有 义务在任何时间载任何人横越五百尺的海峡到艾得加市。然而小肯尼迪却穿 戴整齐，自己选择游过海峡，回到他原来住的席尔市(Shiretown)小旅馆， 并和经理做了简短的交谈，问了当时的时间是午夜二时二十五分，当时全身 湿淋淋的小肯尼迪告诉经理说，他是被隔房的舞会吵醒。　　第二天上午，渔夫发现翻覆的汽车，同时也发现柯佩奇妮的尸体。她的 头往上伸仰，像是要寻求一口空气。　　小肯尼迪证实，他并未报告这桩意外事件，因为他缺乏电告柯佩奇妮太 太的“道德勇气”，而且自己整个晚上辗转难眠。在进行讯问时，却没人相信小肯尼迪和柯佩奇妮早在当晚十一时十五分就离开宴会。负责巡逻的一位 副警长表示，他看到小肯厄迪拿议员的坐车停在十字路口，车上有两个人， 当时是十二时四十五分。　　小肯尼迪判断，他一直是以每小时二十里的速度开过桥上。但由《读者 文摘》花钱所做的一连串科学测试却判定，小肯尼迪是四十年来第一位驾车开过这座桥的人，实际上车速一直保持在每小时三十至三十八里。　　《读者文摘》同时还花钱针对柯佩奇妮溺毙的布查池塘(Poucha Pond) 水流做科学分析，结果发现当时的水流“并未强劲到足以构成不可抗拒的障 碍”。小肯尼迪本人却宣称，当时强劲的水流，使他这位游泳健将都无法接 近柯佩奇妮。但奇怪的是，他后来居然还能游过五百尺的海峡。　　贝隆同时也提出报告，指出当加根和马克汉姆与小肯尼迪分手回到农舍 时，没人注意到他们的衣服是湿的，他们也没受任何伤，似乎和小肯尼迪所 言加根受伤明显的不符。　　贝隆因此判断，如果这桩意外真的发生在晚上十二时四十五分后，而二 时二十五分之际，有人看到小肯尼迪穿戴整齐地坐在旅馆内，表示小肯尼迪事实上并无意解救柯佩奇妮。设若该意外事件发生于十二时五十分，小肯尼 迪仍旧必须走路回到农舍，将马克汉姆和加根带来，然后才去艾得加市，回 到房间换装，再于半夜二时二十五分下楼。　　根据贝隆的陈述，一位巴鲁(Ballou)先生宣称他看到三位男士，大约在 夜里二点左右，开着小船横越艾得加市海峡。加根和马克汉姆也曾告诉农舍的女孩们，他们要找艘小船。后来岛上一位年轻的男孩表示，他的船半夜被 人用过，后来绑在另外一个地方。　　贝隆假设，小肯尼迪、马克汉姆和加根决定，一旦有人发现这部汽车， 就由加根来承担这项罪名。小肯尼迪则另找借口脱罪。第二天他们会回到现场，看看是否已有人发现这桩意外，或是水流已将汽车冲到波奇湾岬(CapePoge Bay)，自此完全消失不见。　　《华盛顿星报》和《纽约时报》陆续的报导，也都提出类似的问题，几 乎已对小肯尼迪的命运盖棺论定。小肯尼迪将《读者文摘》这 篇文章扣上“铁 定错误”和“伪造”的帽子，并自行成立由海事法庭和海洋学者所组成的小 组，负责驳斥《读者文摘》认为小肯尼迪作证时，显然还是说了谎的假设。 据《读者文摘》表示，水流实际上是往南流，流向港口相当安全的地方，而 非如小肯尼迪所言，强劲北流的河水使他几乎耗光力气，甚至被冲出海口。 美国民众相信《读者文摘》的报导，民意测验显示，只有 22％的民众 认为小肯尼迪说实话，在新罕布夏州初选中，小肯尼迪落后卡特十个百分点。 三月十一日佛罗里达州的初选中，小肯尼迪惨败；相对于此，里根则在一次 又一次的初选获得胜利。杰奎琳·肯尼迪·欧纳西斯后来颇不寻常地召开一 次由小肯尼迪高级助理和家族老友出席的会议，讨论如何使小肯尼迪有面子地退出这场选战，以保存家族的名誉。再度出击　　报导小肯尼迪事件后不过才几个月光景，《读者文摘》再度推出引起全 国注意的大新闻。这次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另一个欺骗美国民众的行为——宗 教精神疗法教派。《读者文摘》称呼该精神疗法教派的核心根本是“小偷、 诱饵和间谍”，足以摧毁无数无辜的生命。NBC 很快就提出类似的攻击。不过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两个新闻媒体的消息来源其实是同一个地方。 一九八○年五月号《读者文摘》，刊登一篇由华盛顿办事处的梅斯文所写的《宗教精神疗法：剖析一项令人惊骇的祭典》。内容揭露创办人隆·哈巴德( L. Ron Hubbard)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他的助理们每天都得把他的办 公室擦洗得干干净净，让他戴上白手套来检查。此外，还得在十三处清泉中 清洗他的衣物。梅斯文进一步透露，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显示，该机构早已注 意到哈巴德“似乎心智有点问题”。　　梅斯文后来又透露，这种实际上为洗脑技术的祭典，号称能让死尸复活， 具有超自然力，借着这种超自然力，人们可以彻底实践上级赋予的命令；此 外其过程还可能使他人致自己于死地。他进一步揭露，美国国税局曾在哈巴 德三百二十尺长的游艇上，搜出近三百万美元现金。哈巴德因此控告世界心 理医疗联盟、联邦调查局、中情局与部分媒体，以及其他团体存心迫害他。 梅斯文的具体结论是，如宗教精神疗法之类的祭典活动，不过是场喧嚣的化 妆舞会。它就像各种宗教一样，滥用宪法第一修正案。　　然而不同于美以美公会，宗教精神疗法教派的教徒不仅以高明的手法对 这篇文章提出反驳，同时还公开向新闻界宣布，凡是想要阻挠宗教精神疗法 者，后来都会站在他们这一边，替他们说话。哈巴德还花费数百万美元提出 诽谤诉讼，企图对《读者文摘》造成重大打击。而哈巴德忠诚的助理，也准 备好好揭发梅斯文与世界心理医疗联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宗教精神疗法学家们确实相信，宗教组织遭受迫害，幕后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宗教精神疗法教派反对所有形式的精神病学，以及各种能改变心智的药物。 宗教精神疗法教徒所发现的第一件事是，梅斯文和他的妻子于一九六七年在华府郊区购买住宅时，曾获得检察官詹姆斯·毕尔包尔(James J. Bierbower)的协助，而前中情局探员亚吉，后来也确认，毕尔包尔是中情局用以和有产控股公司联络的律师小组成员之一。一九六十年代中期，梅斯文的华府郊区住宅拍卖期间，毕尔包尔当时还在南方空运公司(Southern Air Transport)担任副总裁一职，南方空运公司 正是中情局最重要的航空资产之一。该基地关闭前数月，亚吉亦指出，梅斯 文在《读者文摘》刊登一堆有关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的报导，美国自由劳 工发展协会是中情局所控制的反共工会，在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活跃。梅斯文 于一九六五年加入《读者文摘》华盛顿办事处，又在另一家杂志担任记者， 这家杂志乃前中情局官员威廉·金特涅(Wimp Kintner)与胡佛研究所负责人 兼梅斯文的媒体入门师父史帝芬·波索尼(Stefan Possony)共创，作风非常 保守。一九六七年《纽约时报》并揭露，中情局曾提供资金给该杂志。　　一九六六年，中情局还执行所谓的“制造暴乱行动”，主要在驱逐校园 内的反战运动。同年，《读者文摘》登出梅斯文所写的《共党如何进行暴动》 一文。梅斯文宣称这篇文章是经过“四年的研究”才写成的，但他那时在《读 者文摘》不过任职一年。宗教精神疗法人士同时还发现，梅斯文是美国家庭基金会(AmericanFamily Foundation)顾问委员会的会员，其他会员包括路易士·乔庸·卫斯 特(Louis Jolyon West)博士。此人是加州神经精神病学家，曾于五十年代 中期帮助执行中情局早期的、也是最声名狼藉的 LSD)迷幻药与心智控制秘 密研究活动。那段期间内，卫斯特还曾对一只大象注射一剂致命的 LSD。美国家庭基金会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找出有效的方法，去除接受宗教精神疗法之类洗脑的会员们所受的影响。 美国家庭基金会的主要捐款人是史开夫家族慈善信托基金(ScaifeFamily Charitable Trust)，董事(受托人)为右翼的百万富翁兼中情局小组成员理查·美隆·史开夫(Richard Mellon Scaife)。住在匹兹堡的史开夫， 是波斯湾原油及美隆财富的继承人。《匹兹堡邮政公报》(Pittsburgh Post—Gazette)和其他许多出版品，都认定他“和中情局至少有某种程度的关 系”。那层关系是指《全球人物论坛》(Forum World Features)，这是七十年代初期成立于伦敦的第三世界新闻社，由中情局和英国情报局共同出资成 立，史开大负责经营。该机构于一九七五年出售前，负责营运的是布里安·柯 罗兹那(Brian Crozier)，他是著名的激进右派人物，也常投稿给《读者文 摘》及其拉丁美洲版。柯罗兹耶后来成为《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他的党羽之一记者罗伯特·莫斯，也是唯一随梅斯文于一九七六年获准参加国 务院为期两天、有关国际恐怖主义秘密会议的另一位记者。梅斯文的文章登出的前几年，可能没什么人注意到，宗教精神疗法人士一直在积极揭发中情局从事生化战，以及利用药品来做心智控制的实验活 动。大部分指控都刊登在宗教精神疗法教派自行出版的刊物《自由》(Freedom) 上。一九七九年，全国的新闻媒体开始注意到这件事，《纽约时报》登载一 篇，有关宗教精神疗法人士对军队和中情局文件的分析报告。这些文件系透过新闻自由法案取得，显示政府机构曾于一九六六年，在纽约市街和地铁内进行细菌与化学实验。类似的文章也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国家》杂志 及其他刊物上。《自由》杂志后来还揭发中情局曾在五十年代中期挑中佛罗 里达州，资助开放的百日咳细菌战实验，结果病源外泄，导致十二人死亡。 这项发现再度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上。宗教精神疗法人士还揭露中情局利用军人作为试验体，测试一种称为BZ，可令人产生幻觉的药剂之反应，这种药的威力比 LSD 迷幻药强上百倍，主要作为暴动控制研究之用。这则消息再度引起全国舆论界的追踪报导。《洛 杉机时报》(Los Angeles Times)在社论中以《人道主义之扬弃》为题，指 责国防部“否定了人道的基本束约”。　　一九八○年三月，也就是梅斯文的文章刊登在《读者文摘》前数月，宗 教精神疗法教派的刊物还刊出中情局位于巴尔的摩的基地，开发出一种称做 “生化基因”的机器，能够大量繁殖各种微生物，用于生化战。如同以往， 对宗教精神疗法教派透过新闻自由法案得到的许多档案，新闻界都做了相当 广泛的报导。　　就在这之前的一月，梅斯文写过一篇文章，登在一份保守的期刊《美国 旁观者》(American Spectator)上，公开抨击新闻自由法案。在那篇文章中， 亦就卡特当局对联邦调查局起草的新章程表示反对意见。卡特严禁联邦调查 局执行国内的情报活动。接着，另一份报告显示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在过去 数年来，一直对宗教精神疗法教派进行监控，书面报告总计高达二十多万页。 更纠葛不清的一个问题是，中情局政治行动组成员也在道德重整小组(Moral Re—Armament)工作。后者实际上是由法兰克·布奇曼(Frank Buchman) 所成立的政治宗教运动机构，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相当活跃。一九六 七年，华利透过《读者文摘》基金会提供道德重整小组十九万美元的资金。 这也是当年《读者文摘》基金会支助其他组织的最大一笔资金，其次为伯斯 柯贝尔复兴协会(Boscobel Restoration)收到十五万美元，排名第三的全球 媒体协会则获得四万六千五百美元。相较之下，其他各艺术机构或教育机构， 那年获自《读者文摘》基金会捐助的资金真是少得可怜。例如大都会博物馆， 不过才得到五百美元。　　显然地，无论是《读者文摘》替中情局洗钱，或是华利本人决定提供异 常庞大的资金，目的都在激起短暂的热情。无论如何，中情局和道德重整小 组之间的协议，是在提供中情局接触亚洲、非洲和欧洲领袖们的秘密管道。 宗教精神疗法教派在这些地区，一度相当受到欢迎。　　除了渗透到每个国家的青英分子中以外，中情局还需要全球前卫性组织 提供服务，使他们得以接触群众。基于此，中情局接近哈巴德，希望其组织能作为到达道德重整小组高层之捷径。然而此一布局填密的计划，后来却因 宗教精神疗法教派创始人和中情局之间一场严重的争吵而告落空。虽然梅斯文搜集的宗教精神疗法相关资讯，并无法把世界心理医疗联盟牵扯进来，但间接证据却全盘显示，《读者文摘》一度曾是中情局的代言人， 同时也对中情局所承受来自各方愈来愈严厉的批评展开反击，其公信力已因 此受到伤害。就那方面的能力而言，梅斯文显然相当成功。从一九八○年以 后，哈巴德的宗教精神疗法己成为心智控制的同义字，但这原是宗教精神疗法教派给中情局贴上的标签。宗教精神疗法教派对《读者文摘》所提出的诉 讼，后来予以撤销。备受里根青睐　　玛丽·麦葛萝里(Mary McGroiy)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华盛 顿邮报》专栏中这么写着：“每个月你只消研究里根总统过去几次新闻会议 的手稿，即可了解对他而言，牙医会客室的必备品是本权威典籍，即使是在 本周的广播频道上，他也会努力促销这本真正的圣经。”十一月的公民投票中，冻结核武法案已获得八州通过。里根总统在不久后举行的记者会中坚定地宣称，苏联正运用各方影响力，以期阻碍冻结核武 法案的通过。冻结核武法案正操纵在“那些想要削弱美国力量的人手中”。 当记者们间到有什么证据时，里根表示，证据不胜枚举，新闻协会甚至还刊 出其中的部分证据。　　里根在记者会中特别提到贝隆在《读者文摘》所写的一篇文章。白宫新 闻发言人雷利·史必克斯(Larry Speakes)后来还透露，里根总统详读过《评 论》(Commentary)和《美国旁观者》杂志上相同主题的文章。麦葛萝里还表示：“他不能指名道姓地将他最喜爱的刊物说出来，或许他觉得并非所有记者都和他一样，认为《读者文摘》毫无谬误可言。看了几 行字后，他就把《读者文摘》偷偷列入‘情报事务’的参考文件中，因为白 宫方面似乎无人可在这方面提供协助。自从他有了《读者文摘》，就再也不 需要任何情报报告。十月号《读者文摘》最热门的话题《KGB 力争取和平的神秘之战》，对他而言就已获得相当充分的资讯；文中对于苏联 KGB 如何蒙骗数百万支持冻结核武的美国人，说明得十分清楚。” 对于曾协助发展原子弹，哈佛出身的乔治·基斯提亚柯斯基(GeorgeKistkiakowsky)和诺贝尔奖得主欧文·张伯伦(Owen Chamberlain)、汉斯·贝 斯(Hans Bethe)及赫伯特·布朗(Herbert C. Brown)这群笨鸟，“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他们都是天才，但是他们读过《读者文摘》吗？可能没有。他们并没有接触这本被总统视为伟大资讯宝库的杂志。一旦你发觉总统对于其 他来源的消息是多不信任时，就会了解他是多么倚重《读者文摘》了”。那也是里根担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但非最后一次，公开借助这——广为全球阅读的杂志，作为权威消息来源。不论是中情局或联邦调查局，在后 来几次的国会公开作证中，都没有指控苏联情报员正操纵着冻结核武事件。 事实上，里根素来欣赏贝隆。一九八一年初，贝隆正在出差，几度收到 来自白宫里根办公室的讯息，贝隆回电时即直接接给总统办公室。里根恭喜他最近出了本新书《米格机飞行员》(Mig Pilot)，同时表示他才刚读完这 本书，并推荐给副总统布什和国家安全会议成员阅读，因为“它显示俄罗斯 的真正面貌”。　　里根确实认为《读者文摘》是权威消息来源。就在十一月的记者会后两 周，他再度提到这篇文章。十二月六日，里根和反核人士海伦·凯迪柯特(Helen Caldicott)于白宫会面，就核武问题做非正式的会谈。该次会谈系透过里根 的女儿帕特(Patti)安排，但在会谈进行期间，这位哈佛医学院出身的澳洲 小儿科医师，对里根提出论点时的修辞感到十分惊讶。里根宣称，俄罗斯是 “邪恶、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并引述资料来源，显示他们是如何耍弄冻结 核武运动。更甚者，里根认为核武扩散的敌人正是苏联 KGB 那群笨鸟。“那些观点出自《读者文摘》。”凯迪柯特表示。 “不，不是，”里根回答道，并摇着头，“那是来自我的情报档案。” 会谈结束时，愤怒的里根总统拒绝和他的访客握手。后来凯迪柯特发现里根所引用的消息来源，确实如她所怀疑的是《读者文摘》。 此后八年间，里根仍断断续续地不时这么做。唯一不同的是，后来他终于克服了不好意思的心理，直接当众提到《读者文摘》。 次年，里根总统任命当时由华盛顿办事处回到快活镇的《读者文摘》编辑肯尼思·汤林森(Kenneth .Tomlinson)，出任美国之音负责人。汤林森在接受这项任命前，还跑去问汤普生，这项任命对他而言，究竟是否为美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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