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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苏联解体20年:不主动改革会进死胡同
　　１　　12月25日，苏联解体整整20年。　　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印有五角星和镰刀锤头的红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滑落，不仅割断了一个大国苦难辉煌交织的历史，也将世界推入“单极时代”。　　“共产主义失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的主导哲学思维。　　2　　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国际关系史也是国家史。世界风云变幻，中国人有自己的观照。　　对照1991年和2011年，我们找到这样两个“交集”：　　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　　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消失，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尽管两件事相隔20年，但是一些人探寻“传导效应”的目光没有变，把祸水引向中国的邪念也没有变。　　意识形态对立进一步凸显。　　无论是当年热炒的“中国崩溃论”，还是今天的“不可持续论”，其最终指向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干扰中国发展环境、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的小动作并未停歇。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花样翻新而已。　　苏联解体是一面镜子，为我们观察国际关系走势，思考国家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不寻常的视角。　　3　　解读中国的发展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西方设定的“终极目标”为框架，硬套中国活生生的现实。20年来，这一框架下的论调形形色色，大都昙花一现。一些西方人带着希望与躁动观察中国，总是为中国发展进程没有按照他们预设的道路前行而失望。　　西方的框架远离中国的现实，舆论对有关中国的悲观预测也越来越淡漠。但是，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在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反复中折腾下去。在他们眼里，停止折腾意味着放弃炫耀西方模式的优越感，放弃宣扬西方道路的理想和责任。 　　理解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苏联老路、没有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入手。　　中国的稳定发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换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信别人的误导，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中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为了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的改革力度远远超过世界贸易组织其他成员国。改革是痛苦的，也是值得的。改革的收益终将高于付出的成本。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这个道理的甜头。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改则进，不改则退”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既是一种执政理念，也是中国面向未来的一种生存方式。中国的体制优势将在改革进程中得到充分发挥。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西方编织的一道梦幻彩虹。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以及“单线性发展”模式，则是陈旧历史哲学思维的新变种。　　4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期，发展道路的选择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多样。　　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问题不断出现，制度创新的需求空前突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有体制难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诉求。　　在西亚北非，求变革造成剧烈动荡；在西方国家，体制调整滞后引发严重不安。各国遇到的麻烦，背后大都有国际国内因素的交织作用。国际与国内因素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互动。　　世界格局呈现出向多极转变的趋势。多极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　　这种群体性崛起呈现出一种扇形的开放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个扇面打开后会有多么宽阔。宽阔的扇面必然会给发展路径、改革方式创造更多的选择可能。　　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找到自己的路径。而寻找这个路径的主动性越强，折腾与反复就会越少。　　5　　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群体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　　和苏联解体时不一样的是，面对西亚北非变局，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较少表现出惊喜，一些人还有明显的压力感。　　革命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选择，或许只要有一腔热血，就会痛痛快快地走向战场。但是，总有一天要回到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来，这个过程谁也绕不过去，而且越是想绕开就越是会麻烦缠身。　　西亚北非国家的局势演变，取决于内部各种力量的整合与协调，取决于能否在保持国家稳定前提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　　西方国家仍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这让它们有实力对西亚北非国家发展进程施加自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施加这种影响的强烈意愿。　　探讨西亚北非局势走向，更大的担心也来自于此。在西方影响力的挤压下，一些国家在发展理念、制度模式等方面可能找不到更好的参照。　　人们不会忘记，前苏联地区国家在寻找发展路径时也走过一段弯路，经历过“照搬”的痛苦。原因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外部影响问题上没有保持清醒头脑，受到西方“导演”的蛊惑。　　西亚北非动荡的背后，同样有西方导演的身影。一些时候，导演甚至借助战争手段走到了前台。现实表明，西方在自身力量和影响力受到削弱情况下，就越是要拼力维护在发展路径选择问题上的主导地位。 　　走什么路，怎么走，不只需要勇气，还需要耐心与智慧。西亚北非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难度很大，不稳定局面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7　　今年，西方国家同样遭遇体制方面的严峻挑战。　　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减赤之争，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出了毛病，这已经是明摆着的事。　　美国的体制危机，首先在于它担当“世界警察”的负担；其次，虚拟经济远离实体经济，寄生性越来越严重；第三，参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第四，两党政治被选票左右，致使白宫决策力和执行力越来越弱。　　弗朗西斯·福山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为《政治秩序的各种起源》。福山在书中这样写道，“当政治体制不能很好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政治衰败就会出现。”他预言美国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有可能遇到一场“重大检测”。　　美国仍然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美国能否找到足够的变革勇气，能否较为顺利地通过这场“重大检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8　　欧洲制度调整的考验一点也不比美国小，其艰难程度甚至可以用“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　　这不只是用多少钞票去支撑即将倒下的几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欧洲一体化的列车能否继续前行的抉择。　　欧盟由民族国家组成共同体的“大试验”已经步入一个关键点。设立共同遵守的严格财政纪律是一回事，而让成员国更严格地遵守这个财政纪律，以及成员国持续遵守而不至于被开除出去，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难度所在。　　体制变革意味着利益的让渡，这对一个由不同民族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来说，将是异常艰难的。如果德国人和法国人不能把希腊人当作和自己一样的欧洲人，那么货币的统一乃至政治经济联盟就无法获得坚实的基础。　　痛苦的身份转变似乎已经开始。从某种角度看，它同样也是发展路径的选择。尽管选择的层面不同，但难度可能并不比西亚北非国家小。　　大试验如何进行下去？会不会半途而废或是开倒车？大多数欧洲人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步入2012年。　　9　　2011年留下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当转型成为趋势，发展成为必然，改革就是成功的基础。　　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在痛失改革机遇方面，西亚北非国家也有类似的教训。　　西亚北非的现实再次证明，发展问题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路径上来。　　持续稳定的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俄罗斯人创造了一种风靡一时的电子游戏“俄罗斯方块”，改革如同移除不断积累的方块，它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应当是永恒的。　　10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避免危机、保持稳定需要不断进取。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型目标的实现，不仅意味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样意味着要有创新的智慧与改革的勇气。　　强化忧患意识，清醒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非但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发展，还将催生变革的动力，帮助一个社会在解决矛盾与问题的过程中健康前行。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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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是进步还是倒退？收藏
声明：本人爱好历史，希望和大家就苏联解体进行理性的历史范围探讨，仅谈历史，莫谈国事。
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dang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gcd的执政地位。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审时度势，决定迎合。　　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min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ji会游xing，喊出了“取肖苏g领倒地位”、“审盼苏g”、“实行多d制”等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
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c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7]，修改为“苏联共c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d。
取消宪法中关于d的领导地位，对于苏g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g中央政z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d的领导就是否定d的领导。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gcd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本应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但苏共在执政70多年后，却自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权，这就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实行多党制，最终彻底背叛党的宗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消除了根本的障碍。
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出现了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d亡g的政z力量。
紧随多党制的是总统制。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以确保其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苏共在国家权力中枢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后，原来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的苏共中央政z局便很少开会了。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中央会议，擅自决定辞去苏g中央总s记，宣布苏g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悲愤绝望而自sha。　　当时担任苏g中央书记处shu记的库普佐夫目睹了苏联共c党生命的最后时刻。
原苏共中央s记处d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号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他们以此来吓唬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什么证据。中午两点，我签署了一个决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往外轰人，到25号苏共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相联系。那时我在老广场办公大楼的三层，我的办公楼上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发疯的事情。”　　更让库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赶出苏共中y办公大楼的那一刻。　　原苏共中ys记处s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过了栏杆，进入一个100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有150多台摄像机在拍摄。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
　　与此同时，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遭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首先是d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失业。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被撤换。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从此没有着落，流落街头，靠变卖家当甚至出售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维持起码的生计。　　亡d的结果就是亡guo。“8·19”事件后，尚未宣布独立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声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就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但在当时，由于彻底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为着极少数人谋利益的g僚特权集团的最终形成与恶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逐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则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11]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却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市场就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把人吃掉，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下降了15%。[12]　　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场前买东西的老太太：“清早起来排队，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到跟前，啥都没有。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卢布。我工作55年了。”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我们将要出版一本瓦解苏共的编年史，其中有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例如其代表人物波波夫就讲：‘别管老百姓，我们就是要在莫斯科故意制造饥饿和全面紧缺的状态。’这是原话。”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13]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固定资产总量估算为4.3万亿卢布，政府决定先将其中的35%即1.5万亿卢布，无偿分发给近1.5亿的俄罗斯居民。每个在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领到本集开头出现的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相当于25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使人人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政府发行私有化证券，所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过程中都通过这种形式，让老百姓把他们获得的证券投到企业里，这样就可以获得企业的股份。通过这种途径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化为股份制企业。但后来局势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证券被一些人收购，这些人变成大股东”。　　随着物价飞涨，卢布大幅度贬值，不少民众纷纷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私有化证券，而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握有资金的投机者乘机低价收购。　　俄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有的人站在企业的门口，给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换张证券，当时发的私有化券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收购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业，这样他就成了这家企业的控股人，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成了一个私人企业，这就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寡头。”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从1994年7月开始，俄罗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有偿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结束。　　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者、各级官员以及暴发户们串通一气，大搞钱权交易，按照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政府拍卖的企业。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国营企业厂长低价把产品卖给私营企业，他的老婆或者女儿在那工作，结果私营企业变富了，国营企业却变穷了、破产了。厂长经理辞职不干了，就变成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就发了大财了。”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俄罗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寡头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失西方。　　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是少数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瓜分和掠夺全体人民财产的强盗行为。他们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5%到7%的俄罗斯新贵，而使绝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都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收入为零的状态。”　　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使得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30%。”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叶利钦‘改革’的结果，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的结果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从物质层面来讲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讲，可以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拜斯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实质：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　　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
电视的宣传威力更为巨大。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性专栏，不仅言辞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电视屏幕，揭露苏联历史的所谓“空白点”，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大造舆论。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掌控了种种媒体的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着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　　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所谓“新闻自由”只是“公开性”的开始。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　　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1988年以后不断升级，一浪高过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c党。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这样分析道：“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还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为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重拾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等。　　“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17]　　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攻击领袖、抹黑历史的手法多种多样。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数，在所谓“反思历史”中成几何级数地翻番。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78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　　在后来的交谈中，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那段时间，把一切都忘记了，都失去了理智。共c党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对共c党领导苏联人民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功勋、取得的伟大胜利也都被忘记了，共c党在二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成就也被忘记了。后来在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　　对苏联历史的否定导致对苏共领导人的否定。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18]这明显是当时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恶果。
　　他们在苏联所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把苏联党和国家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不同的史学家对斯大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史学家对他的政治评价。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战争废墟的国家。从1917年抵御了外国侵略，治愈了内战创伤，开始了新国家的建设而到5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已经变成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
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是只允许反g反s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　　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原苏共z央政z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为了这件事，政z局连续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他们要找出谁是此事的主谋。大家都在质问我，只是没有说出我的名字而已。我总体上正面评价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卫苏联、捍卫苏联人民的信，在政z局讨论了两天;而成千上万的反苏联反人民的信，政z局一次也没有讨论过。”　　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文章公开声讨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　　对一名普通党员反映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兴师动众、批判问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打压马克思主义派，为即将召开的转向资本主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思想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还带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反共分子公开焚烧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塑像严重被毁。党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地位急速滑落。　　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骤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人数。　　不仅如此，反共反苏势力还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经济衰退是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　　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使苏军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　　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1988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　　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苏联解体20年过去了。当今俄罗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岁月，仍痛惜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对当年全盘否定苏共、苏共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苏联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俄罗斯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拉·鲍·科托娃：“我们所有人包括老战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受过那个困难阶段。可我们都挺了过来。后来，这段光荣历史遭到否定，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这些历史在慢慢恢复，我们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鲁扎市某校历史教师玛·尼·科夫希科娃：“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的记忆，那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轻人里，培养这种记忆历史的情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二战老兵、鲁扎区老战士委员会书记鲍·米·科多夫：“我认为苏联值得怀念，因为苏联战胜了法西斯，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品德，我们要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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