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冲击波：工人们去哪儿了？　　　　昔日“钢老大”们的辉煌和风采，如今已化作了夕阳的一抹余晖。在产能过剩和雾霾受到全民诟病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限产措施，钢铁行业正由前期的小幅调整转至目前的釜底抽薪。　　　　河北作为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分配到的任务是截至2017年底，压减粗钢产能6000万吨，其中唐山作为重灾区，承担了4000万吨的压减任务，这意味着约有40万人将因此影响饭碗。　　　　钢铁曾经是这里的名片，钢铁工人是产业工人的典型代表，是令人艳羡的职业。现在，骄傲开始褪色，后钢铁时代，工人们去哪儿？　　　　下岗的天车工　　　　张红今年32岁，是唐山迁安一家民营钢铁公司的天车工，公司自2013年8月份就已经解散，1000来号人全部去自谋生路。本来按照合同，张红是2014年3月份才到期，但公司从去年5月份就发不出工资了，保险更是已经拖了两三年，现在已经开始变卖资产筹钱还账。　　　　在钢铁业里，有着这样一个玩笑：世界上有三个地方钢铁产量达到1亿吨：中国、中国河北、中国河北唐山。在世界钢铁历史上，唐山是唯一产量达到1亿吨的城市。隶属唐山市的迁安是钢铁重镇，素有“铁迁安”之称，铁矿储量达27.2亿吨，铁精粉年产量连续14年居全国县级地方铁矿首位。　　　　自首钢于2003年搬至迁安后，过往20年间，钢铁给这座小城带来巨额经济收益，创造了数万人的就业，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部分民营钢厂在环保压力下，相继关停。　　　　与唐山其他地区一样，迁安大大小小的民营钢厂很多，几乎每家都有人在钢厂上班，“都是好长时间都开不了支。”张红告诉金银岛，很多都是从去年10、11月份就开始拖欠工资，到现在都拖了小半年。据张红介绍，在钢铁业红火的时候，迁安普通家庭的月收入大概在四五千块钱，这意味着，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个下岗，家庭近一半的收入就没了。张红说，之前自己和丈夫都有工作，每个月还能攒点钱，现在只剩丈夫一个人工作，每月基本就剩不下了。　　　　“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废料里面的钢渣（每公斤）都卖1块钱，现在好钢才9毛钱。”张红显得失落而留恋。　　　　除了张红所在公司，迁安其他钢厂也在不同程度裁员，“鑫达（音）钢厂原来有1万来人，去年一下子就裁了5000人”，张红说，有很多明知效益不好，但还是又去了其他还在运转的钢厂，“在钢厂做了这么多年，也不会干其他的工作啊”。　　　　据她介绍，有些技术性工种还是需要人的。不过更多是去了跟原岗位不相符的岗位，环境待遇也都更差，比如张红原来是天车工，但从原公司出来后去了另一家钢厂，不过干了两个月就不干了，除了工资低以外，“环境太差了，干了一阵就天天咳嗽”。　　　　张红目前仍在家待业，不知道自己除了在钢厂工作还能做什么?　　　　主动辞职的临时工　　　　打电话给杨宇时，他已经在北京，参加一个电梯维修方面的考试。杨宇今年25岁，2014年3月从首钢迁钢离职，离职的时候他已经在迁钢工作了4年，辞职原因是“赚的太少”。他说他们原来11个人的组已经走了三四个了，不过都是自己主动辞职的。杨宇说他们都是劳务用工，也就是俗称的“临时工”,一般月工资税后大概两千六七百元。　　　　事实上迁钢并没有裁员，杨宇说，国企就这点好，没订单也有国家养着。迁钢隶属于首钢总公司，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　　　　不过他说，确实之前有要裁员的说法，但最后都没有裁，调岗是有的。杨宇说，比如一个工种原来有正式工有劳务工，公司会把所有的劳务工调到同一岗位，这样就变相节省了费用。因为一般来说劳务工的工资都远低于正式工，两者混杂工作时，会有劳务工要求“同工同酬”，全部调到一起之后，同一工种工资没有差别，也就应了“同工同酬”一说。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会有些人嫌待遇低而主动离职。　　　　杨宇似乎一直不太相信迁钢真的有一天会要裁员或者降薪，因为他觉得“国企嘛，有国家给钱呢”。所以“虽然大家也都感觉效益不好了，但只要没说明天就把我裁掉，能待着还是待着”。　　　　不过，杨宇也明显觉得，钢铁行业确实今不如昔了，他说，2008年钢铁正火那会儿，拉钢材跑运输的人，“一个月就能赚一辆20来万元的小车，再一个月小车就能换辆大车”，现在，“能保本就不错”，杨宇扳着手指头给金银岛算账，“一个司机一月就得5000块，再加上油钱，保养费、修车费各种费用，可不也就是保本”。另外，他说，“现在迁安饭馆的生意也不如以前好了，吃饭的人少了”。　　　　等待中的国企员工　　　　老许今年50了，是某国企钢厂的正式工，已经在钢厂兢兢业业工作了25年，提起公司裁员的消息，老许情绪变得特别激动，“这个年纪了，上有老下有小，在钢厂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没工作了怎么办？”　　　　2013年，老许的工资是3000块左右，今年因为厂子效益不好降了800块。关于此前所传正式工不会被直接辞退，厂子会提供转岗或者办理内退的说法，老许说，如果内退，本来每月3000块的工资就只会剩下大概1200块，“内退？谁愿意！”至于转岗，据老许的说法，“就是把你调到收入低，活儿又不好的岗位，其实就是变相逼人走”。　　　　老许家只有他一人在钢厂上班，爱人一直没有工作，就是打零工，一个月700块钱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刚刚毕业，另外一个孩子在读高中，还有老人要赡养，老许坦言，压力很大。　　　　不过其实一直到现在，公司还并没有明确告诉他们裁员之类的消息，但老许心里有数，“去年年底，公司清了七八千人，基本把劳务工、临时工都清完了，下步可不就到正式工了”。老许说，现在厂子里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等着，等着大刀落下。　　　　一阵沉默后，笔者试探地问老许:“如果到时候转岗或内退名单有你的话，怎么办？”老许苦笑：“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到时候再说吧，总得活着。”　　　　压力山大的厂干部　　　　进宣钢的大门很是费了一番力气，登记、押身份证，还是美女同事的撒娇发嗲，都没让门口的保安有半点通融，最终还是宣钢的负责人周彬派司机开车过来把我们接了进去。周彬说，公司现在正安装门禁，严格控制工人上下班时间，严打怠工迟到，这也是公司为应对不断裁员，又要保证生产的措施之一。　　　　宣钢是宣化的支柱企业，整个宣钢的主线工人大概有1万来人，加上辅线以及工人家属大概有4万人的生活跟宣钢密切相连，占宣化总人口的10%以上。同唐山一样，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在钢厂工作。用当地人的话讲，一半宣化城都是宣钢。　　　　我们4月中旬去宣钢时，周彬的职位已经跟原来有所不同。2013年宣钢将东区的炼钢厂、高线厂、型棒厂三个厂整合为一钢轧厂、二钢轧厂，原来的十四五个厂级干部精简为现在的8个，职工也减少了700多人。　　　　不同于首钢迁钢的死守，宣钢从2013年就开始批量裁人了，去年年底整个宣钢的主线工人裁了大概2000人左右，由原来的15000人裁到了现在的约13000人。2000人中，基本都是劳务工。　　　　现在宣钢除了保留了少部分装卸工，劳务工已几乎裁撤殆尽。而宣钢的底限是，2014年年底，最晚明年年初，主业最多保留10000人。这意味着，在未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宣钢还将裁掉大约3000名正式工人。周彬坦言，如何安置这些工人是个大问题，也让公司的干部有巨大的压力。　　　　周彬称，对于这些正式工，公司不会直接裁掉，而将采用内退或转岗等形式进行安置。不过在前文提到的老许看来，这不过是换种形式裁员。　　　　宣钢现在全公司上下都在勒紧腰带过日子，目前，正式员工的奖金已经下调，月份的工资水平相较去年12月份大约下降了大约20%。“去年工资加奖金，普通工人到手月工资大概在3000块的样子，但现在也就是2000出头”。干部降得更多，宣钢内部称“567”，即科级干部奖金降50%，处级干部降60%，厅级降70%。　　　　提到裁员，周彬连称“寒心”，几乎已被裁光的劳务工，虽叫临时工，但在宣钢工作的时间上看，并不临时。据周彬介绍，很多都是工作了20来年甚至一辈子的老员工。在领我们在厂区参观时，他不时指着厂房说：“这里原来一天一打扫，现在没人了，只能一周打扫一两次”，或又指着已破落萧条的绿化带说：“现在绿化地也没有人手搞了。”　　　　非但如此，周彬说，公司现在对材料备件管理非常严格，能用旧的就尽量不买新的。公司对客户的付款也由之前的隔月即付，变成现在至少要拖两三个月。既便如此，周彬坦言，如果钢铁行业继续不景气下去，公司最多能撑一两年。　　　　安置政策：仍未有定案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下称方案）已上报一年有余，但至今仍未获批。河北省各地市也对该方案的获批翘首以待，期待着方案为削减产能带来的一系列的后遗症指明解决方向，其中也包括职工的就业处理问题。　　　　据称，迟迟没获批不是因为拖，主要是卡在“论证”环节。随着时间推移，旧问题解决方案尚未确定，新问题又冒出，于是又开始重新调整。　　　　在人员安置问题上，方案要求化解过剩产能企业研究制定并落实职工安置方案，报企业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保职工安置政策、资金、服务到位。并要求，企业一次性、大批量裁员的，要事先向当地政府报告。　　　　并且，河北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被要求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和就业形势分析预测，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失业人员纳入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并且要求做好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按规定落实好其社会保险待遇。　　　　“很快就能批下来了。等部委会签完，报国务院就快了。”3月19日，河北省发改委官员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称。　　　　钢铁的春天还远吗？　　　　“我个人认为，不用两年，最晚明年年底，钢铁行业就会有好转。”在问到钢铁行业何时会有春天时，周彬信心十足地如是说。他给出的理由是，只要政府将本次削减产能的目标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不合规的民营企业被彻底清理后，钢铁的春天就来了。　　　　事实上，认为民营钢企是导致中国钢铁产能剧增的“罪魁祸首”的不止周彬一人。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民营钢铁产量只占全国产量的7.7%，短短十来年后，截至2013年这一比例已经猛增到约51.4%。　　　　不过，金银岛分析师王永乐认为，2015年年底钢铁行业即可好转的说法过于乐观。王永乐称，从河北省两次集中拆除工作来看，初期被拆除的设备多属于钢铁企业主动放弃使用的生产设备，对钢铁产量基本暂无影响，再有淘汰目标规划是到2017年，所以对于2014年及2015年的淘汰力度仍要画上个问号。王永乐认为，钢铁行业好转会在3-5年之后或者更久一点。　　　　金银岛钢铁分析师王林则干脆地表示，“若整改不中途夭折，就当前国内产能及库存来看，钢铁的‘春天'仍有三秋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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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钢铁业寒冬工人难熬: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涨价了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张书旗
武安某钢铁厂的工人。 张书旗摄　　本报记者张书旗　　武安位于河北南厢，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带。这个面积仅为1806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70万人的县级市，盘桓着一二十个较大规模钢铁工厂，维系着近10万人的生计。　　驱车武安，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座钢铁厂；行走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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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遇到7个人中，就有一个从事着钢铁相关行业。　　产能过剩，行情下滑，减产停产……在整个钢铁行业走进低谷的背景下，这个被一座又一座钢铁厂连接起来的城市，连带生产线上6万多钢铁工人，也正经历考验与挣扎。　　“钢铁世家”的生计变化　　沿着武安南环路走下去，无数巨大的炼钢炉耸立，由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厂房错综排列，不时有机器轰鸣声、钢轨撞击声发出。　　但在刘方眼里，现在这条街上太“安静”了。三年前，“即使是半夜，这条路也是灯火通明，都是机器撞击的声音，人说话根本听不到。”　　今年不满30岁的刘方，出身于典型的“钢铁世家”，从小就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父亲刘刚是其所工作的钢铁厂的“开厂元老”，大伯刘文也是这个厂的“元老”之一，大舅哥刘奇在武安另一个钢铁厂工作也快10年了。　　他说，“这个厂大概有三四千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当初是集资建厂，我们家出了一万多吧，还有的家里条件不好的，出了几百块钱也可以到厂里工作。”　　因为钢铁行情好，父亲刘刚所在钢铁厂对钢铁工人有很好的福利，凡是家中有上学的学生，一年会给1200块钱补助，“我上的专科，给我补助了三年。”　　大学同学羡慕他，都称他为“钢铁二代”。　　2005年从石家庄毕业时，他父亲想要他回武安钢铁厂工作。但刘方以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为由，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他被分配到山西吕梁的一个煤矿项目部做后勤联系。“一个月工资三四千元，那个时候行情好，不管是煤矿还是钢铁，打个电话就能销售了。”　　不过，被困在偏僻的大山里，二十出头的他还是觉得“很孤独”。两年后，他回到武安，投身于父辈奋斗中的钢铁热潮中。他如今的妻子，早于他一年就回到武安进入钢铁厂工作。　　就在这一年，武安市的GDP达到343亿元，财政收入42.2亿元，并且发展势头仍然强劲。武安人仅用5年时间就使这座城市得以迅猛发展，用当地一位出租司机的话说，“武安的铁矿每天都能挣一辆奥迪，钢铁厂每年都在批量生产千万、亿万富翁”。　　“当时是小高炉，后来就慢慢增加，我回来时候，我们厂有了年产能300万吨的高炉，那时候在武安属于先进了。”刘方说。　　大学期间学医的他，进入钢厂后做起了安全员，每个月工资有四千左右，最多的时候拿过六千多，加上各种福利分红，一个月也能赚个小一万元。这份监管安全的工作，也给了刘方满满的安全感。　　2012年，工厂效益达到了顶峰。刘方选择在这一年与相恋3年的爱人结婚，他们很快有了小孩。赚了钱，他要在武安市区买套房子。“不管住不住，这是面子问题吧。”他说，由于还没有充裕的存款，他们以按揭的方式在武安市区购置了一套房子。　　一家人其乐融融，但变化很快就到来了。由于产能严重过剩，2012年钢价急转直下，一气儿跌回上世纪90年代水平，卖到了“白菜价”。刘方一家真实感受到凛凛寒意。起初对工作的那种安全感，也被各种担忧与无奈的情绪替代。　　“现在工资最起码降了百分之十，并且没有任何分红。”刘方苦笑道，“我现在一月能拿到三千多，媳妇是两千多，还要养孩子，还要还贷款。”　　现在，他和妻子在经济上难以完全不依靠父母。而他父亲刘刚的情况还不如他，“他所在工作组已经调休，每天工厂会发些补助，但那些钱也只够吃饭了。”　　每到吃晚饭时候，他们一家从没像现在这样人员齐整，“钱省着只是够生存，不能出去花，出去玩肯定玩不起。”一家人已经养成习惯，每天围在一起看新闻联播，总盼着能从新闻里看到某些钢铁的利好，他们说的最多的，也是钢铁厂的效益。　　父亲刘刚现在最常说的就是，让他长点本事，走出这个圈。因为心里着急，刘方卖过麻辣烫，卖过水果，但是都没挣到钱。他身边的朋友多少也都在谋划着出路，甚至有的跑去山上抓蝎子，但也只能赚点零花钱。　　对如今持续低迷的钢铁行情，刘方很挣扎，“现在除了工资不涨，什么都涨了。又碰上特殊时期，压力真的大了，就特别想干别的了。”　　一代工人的转型与担心　　与儿子的挣扎相比，刘刚对钢铁的感情更纯粹。从建厂到现在，从黑发到白头，刘刚陪着这个厂走过了20年。　　他见证了钢铁业曾经的繁荣。前些年钢材市场需求旺盛、利润丰厚，民间资本纷纷涉足钢铁，导致钢铁产能迅速扩张。多名钢铁企业负责人用很多形象语言描述钢铁行业最红火的年代:“投资两条生产线，挣钱像用耙子搂一样”“一座钢厂就是一台印钞机，日进斗金”“迁安的钢铁厂老板用麻袋装钱一口气买十几辆奔驰”……直到现在，武安的首富仍然是钢铁厂老板。　　他也见证了钢铁业如今的困窘。从2010年开始，钢铁行业真正走入下行通道，钢材价格一路下跌。同时，吨钢利润也大幅下滑，有人形容“最早一吨钢能赚一部手机，后来能赚二斤猪肉，到2013年上半年只能赚一瓶矿泉水。”　　刘刚所在岗位是炼铁的铸床，“整天和1500℃以上的铁水打交道，人工甩铁”。他每天在沸腾着的铁水罐旁干活，铁水犹如翻滚的岩浆，铁花不时向周围喷溅。炼钢，在所有的工种当中是最危险的一种，稍一闪神，火花就砸出来了，“一块红铁崩到身上，跟子弹是一样一样的，可能致残，甚至没命。”　　这样高危的工作性质，也让刘刚深感自己身上责任重大，二十多年来，时时提醒自己站好每一班岗。炼钢，早已在刘刚心里烙下了印记。　　现在，由于工厂要控制成本，会采取检修轮休制度，关停一部分设备，给工人放假，另一部分无事可做的工人负责检修设备。　　突如其来的闲适，让看惯沸腾铁水的刘刚很不适应。虽然暂停生产，但仍然每天跑去厂里溜达一圈，看着关停的设备和静默的厂房，他会不自觉的叹息几句。碰上熟人，也会停下来聊上几句，虽然都是无关痛痒的对话，但是看着彼此熟络的人都还在，看着厂房的大门仍然开着，他的心里总也会宽慰些。　　也有些人去干临时工挣点零花钱的，但大部分人都在等这个厂好起来。　　“都在往好的方面想吧，这么多人呢，不会说倒闭就倒闭吧。”很多时候，他更像是在自问自答，并不真的关心提的是什么问题。也许他只是不敢去想:万一真的倒闭了，他该去哪儿呢?　　刘方把父亲的失落看在眼里，他深深地感受到内心的那种无力感，“像我们这辈的人还出过远门，像我父亲最多也就去过省城，他们真的不知道干什么。”　　刘刚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保尔?柯察金，他特别熟悉。说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下来了劲，“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钢，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　　可现实是，我国钢铁产量经过十多年的爆发式增长，钢铁行业普遍出现产能过剩现象，产业亟待调整升级。很多专家都预言，钢铁行业拐点开始显现，中国钢铁行业也将迎来兼并重组的机会，“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将不断上演。　　武安市市长魏雪生介绍说，“武安市16家钢企中有4家属于一类企业，盈利状况较好，其他都不同程度遇到各种困难，有的勉强维持生产，有的随时有倒闭的风险。为了压减和升级产能，到2017年底，要完成整合4至5家大型钢铁企业。”　　像刘刚这样的老一代钢铁工人，由于对新技术变革反应的滞后，虽然他们在生活面前永远都不颓废，但仍很可能在行业重塑的过程中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眼前的老杜长得白胖，脸上虽然无表情，却也总像在微笑一般。用他自己的话讲，“这就好像生活给我的一个玩笑。”　　老杜开得一手好车，在钢铁厂做司机快两年了，但他并不是这个钢铁厂的正式员工，“就是过来养老来了。”　　据他讲，10年前，他看好钢铁的行情，将家里的积蓄全部用在买大货车上，那时候，他自己开一辆，雇人开一辆，每天往返于各钢铁厂周边，拉送钢铁生产剩下的废弃边角料，不到一年，便将当初买车的钱赚了回来，并由此赚得人生的“小金矿”。　　“原来效益好的时候，都是用车拉原料，运产品，只要有东西就能卖掉，每天都能挣钱，自己找材料，自己卖。”　　在钢铁行业尝到甜头的他，并没有乘势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而是选择了“稳妥”，将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都安排在了钢铁厂，算是解决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但好景不长，从前年开始，钢铁行业的颓势已经显现，由于市场不景气，加上自己的谨慎错过了转型的好时机，老杜眼见着自己拉一车料赔一车钱，就索性把车都给卖了，自己回到钢铁厂打了份临时工，当起了司机。　　这两年，钢铁形势持续恶化让老杜的笑容不再多见，但是更多的，他在为儿子儿媳发愁，“两个人都是刚成家，但是现在市场不景气，总是担心他们失业。”　　对“钢铁工人”身份的认同感　　钢铁市场形势严峻，但刚性需求依然存在，一些钢企对市场好转还抱有希望，没有选择停产。停产可能损失更大，一座450立方米高炉，一关一开就损失1500万元。　　武安市工信局负责人分析，“钢铁在未来10到20年，应该还是基础产业，这种局面不会变，钢铁企业不会全死掉。钢铁企业的问题，出在技术和设备，要不断自我创新和升级，围绕这些问题解决。”　　然而，给钢铁企业带上紧箍的，不只是行业寒冬，还有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冲突。　　黄源清也是第一代钢铁工人，当年他参加工作时只有18岁，“那时候，别提了，我在运输部开火车头，矿石、焦炭等原料顺铁路线运来后，我们再配送到各货位。一天下来浑身全是煤尘，脸黑得家里人都认不出来。”　　环境的恶劣一直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黄源清有深刻印象，“以前的钢铁厂，高炉外围的空气全是黑的，都看不见人。”　　黄源清刚到钢铁厂时，分至工长岗位，要时常到操作一线，“粉尘对肺不好，飘出来的炭灰落在脖子上都是亮晶晶的，黑得发亮。”　　很多钢铁工厂的生产方式依旧是粗放式的，要想排放达标，必须上脱硫、除尘设备，可动辄六七千万元的投资，让这些摇摇欲坠的企业无法承受。随着破碎锤砸下的声声闷响，无数条落后的生产线在河北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集动中被拆除，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　　钢铁厂区不再整日被灰暗的天空笼罩，地面也洁净了许多。“现在国家有强硬的指标要求，让你节能，让你降耗，让你环保。”黄源清如今仍留守在工厂工作，但国家对环保的重视，让他明显感觉到，就像突然之间，一切有了巨变，“以前环境不好，粉尘多，附近村民就举报，老来提意见，现在情况好多了。”　　陈明是炼铁厂一个高炉车间的副主任，来到工厂的11年里，他切身感受到了高炉“大型化”、人员“缩减化”的过程。“我刚来时炉子是1260立方米，车间要有160多人轮班，现在是3200立方米，人反而减少了，只有80多人轮班。”　　陈明自豪地向我们描述起来，当时一天产铁2500吨，现在将近8000吨，“我们就这么点儿人能产这么多。”　　不过，陈明也不无担忧，“对我们来说，今年确实是最困难的一年，但是不管怎样，工厂还在发给我工资，那我就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对得起自己，也算对得起厂里发给我的工资了。”　　钢厂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工作不再脏和苦，他们依然认同自己作为“钢铁工人”那种特殊的身份。　　下午4点，李亮准时赶来接班。1990年生的他是冷轧厂酸镀车间镀锌线的工人，2013年大学毕业后进入钢铁厂工作。　　“我是学化工的。现在国内还没有镀锌这个专业，我学的算是离这个很近了。锌是化学元素嘛，配成溶液往板子上打，保证它不会腐蚀。”李亮对我们说起自己的工作时，颇为自豪，因为他所在的生产线是国内第一条热轧薄板酸洗镀锌生产线，这条生产线主要是用盐酸将氧化铁皮去除，然后在钢材表面镀锌防止氧化，“这样的工序能将钢材保存20年不生锈”。　　“以前，我没想到自己会做个钢铁工人，我也以为钢铁工人都是浑身脏兮兮的，黝黑的手、黑红的脸，特别特别辛苦”。李亮说，“现在你们看我，我干完一天活也挺干净的。”　　父母都从事钢铁相关行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李亮的选择，“家人很支持我的工作，认为年轻人需要历练。虽然钢铁形势不好，但是我觉得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了，做好自己的，工厂就会更好。”　　像李亮这样的80后、90后高学历技术工人，还有很多。他们平时打扮时尚，而一旦换上工作服，对工作的专注与尊重丝毫未变。　　他们去哪儿?　　作为钢铁产能最大的省份，河北分配到的任务是截至2017年底，压减粗钢产能6000万吨。　　任务分解到武安。2014年2月，武安拆除6家企业的8座高炉。市人社局局长尹长兴说，这涉及7110名职工转岗或失业，相关上下游产业加起来2万多人。“这个人数还仅是初步摸底的数字，最后肯定比这个数字大。”　　后钢铁时代，工人们或主动或被动置身这场变革，都在发问:我们去哪儿?　　武安的资本就在于资源丰富，仅铁矿石储量就达5.5亿吨，是全国四大富矿基地之一，郭沫若有诗赞曰“武安铁矿峰峰煤”。过往20年间，钢铁给这座小城带来巨额经济收益，创造了数万人的就业，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一部分民营钢厂如今在环保压力下，相继关停。　　杨自茹今年32岁，是武安一家民营钢铁公司的天车工，公司自2014年7月份就已经解散，几百人全部自谋生路。本来按照合同，杨自茹是2015年3月份才到期，但公司从去年5月份就发不出工资了，保险更是已经拖了两三年，现在已经开始变卖资产筹钱还账。　　杨自茹说，之前自己和丈夫都有工作，每个月还能攒点钱，现在只剩丈夫一个人工作，每月基本就剩不下了。“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废料里面的钢渣每公斤都卖1块钱，现在好钢才9毛钱。”她显得失落而留恋。　　杨自茹目前仍在家待业，不知道自己除了在钢厂工作还能做什么，“在钢厂做了这么多年，也不会干其他的工作啊。”　　据报道，《河北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方案》(下称方案)正在进行论证。在人员安置问题上，方案要求化解过剩产能企业研究制定并落实职工安置方案，报企业所在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保职工安置政策、资金、服务到位。并要求，企业一次性、大批量裁员的，要事先向当地政府报告。　　河北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被要求加强失业动态监测和就业形势分析预测，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失业人员纳入就业扶持政策体系，并且要求做好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接续和转移，按规定落实好其社会保险待遇。　　打电话给赵谦时，他正在自己的养鸡场核实公司新的订单。赵谦今年三十岁出头，2014年9月从钢铁厂离职，离职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4年，辞职原因是“赚得太少”。　　由于家里有养殖经验，他从亲属那里筹集一部分资金，加上自己工作几年的积蓄，在老家附近办起了养鸡场。他说他们原来厂里11个人的组已经走了三四个了，不过都是自己主动辞职的。赵谦说他们都是劳务用工，也就是俗称的“临时工”，一般月工资税后大概两千六七百元。　　离职前的半年时间里，赵谦明显觉得，钢铁行业确实今不如昔了，他说，2008年钢铁正火那会儿，拉钢材跑运输的人，“一个月就能赚一辆20来万元的小车，再一个月小车就能换辆大车”，现在，“能保本就不错”，赵谦扳着手指头算了笔账，“一个司机一月就得5000块，再加上油钱、保养费、修车费各种费用，可不也就是保本”。　　所以，他当初才下决心与钢铁决绝。可喜的是，因为主打生态招牌，现在人对养生愈加重视，他公司的订单一直不断，用他自己的话说，“发展挺好的，算是彻底改了行，摆脱了沉重的钢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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