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人同受面谕”说备受后世质疑　　雍正继位后，面对外界对自己继位合法性的质疑，曾举出一个重要事例，即“八人同受面谕”。雍正说，康熙临终前召见了7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他的遗命。当时他受命在天坛祭天，是被紧急召唤赶回康熙寝宫的。也就是说，他受命继位一事是有目共睹的，是有很多现场目击人的，是连自己的政敌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　　但在《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一书中，金恒源先生却指出，“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金恒源为何做出如此定论呢？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去世的，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禛，胤禛到达康熙所在的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对此倍感不解，如果康熙真的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围绕胤禛继位合法性展开的宫廷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后才作宣布的。　　另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十三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因此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编造的伪证。而伪造《康熙诏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雍正的嫡系隆科多！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的判断与金恒源一致，他认为《康熙遗诏》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的可能。　　如果遗诏是伪造的，那么雍正与隆科多又是怎样接近病重的康熙皇帝，又是如何伪造遗诏的呢？金恒源的推论是，胤禛奉康熙皇帝之命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他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人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　　在康熙已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禛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若无隆科多的支持，雍正篡位绝无成功的可能。　　金恒源说，在《圣祖实录》中，对胤禛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禛、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禛、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禛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还质疑说，胤禛、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戌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禛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时。当时京城气温很低，康熙的遗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的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子必然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禛为何如此急不可耐为康熙送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的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至于所谓的《康熙诏书》的内容，则任凭雍正、隆科多君臣自由发挥。　　“天下第一闲人”实为争权忙人　　客观而言，在九子夺嫡的储君鏖战中，胤禛隐藏得很深，他惯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让康熙觉得他是一个忠诚纯孝无意党政的皇子，一方面又四处买好假装不介入争位派系，借此愚弄对手以减少自身威胁。但私下里，雍正却暗地活动网罗党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擅玩权谋、工于心计的党争忙人。　　胤禛表面上装作与世无争，与僧侣往来诗酒互答，把自己装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实际上却对皇八子、皇十四子集团争夺皇位恨之入骨。比如，他的手下戴铎密报，称皇十四子礼遇陈万策收买朝廷重臣，胤禛在回复戴铎的书信中妒火中烧地批复道：“程(应为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　　由于自己在储君争夺战中，一度不是康熙的最佳人选，胤禛对此心知肚明，绝望时也曾想到过后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的奴才戴铎在福建任知府后升任道员，眼见主子争储无望，就向胤禛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　　戴铎说，台湾远在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谋调这个职位，“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戴铎的悲观估计，也折射出胤禛当时争夺储位的不利局面。　　康熙本人对胤禛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胤禛的年纪。有史料称，康熙认为胤禛年纪太大，已年近四十，在古代，高寿者也不过六七十岁，八九十岁的老者极为罕见。清宫的皇子皇孙十几岁甚至几岁早夭者比比皆是，若让胤禛继位，新皇帝已四十多岁意味着可能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刚刚稳定的朝政立刻又要出现皇位无人、人人垂涎的动荡局面，这是康熙无法容忍的。而胤禛的同母弟胤禵，不仅武功卓绝屡建功勋颇得康熙欢心，而且年龄比胤禛小十岁，拥有年龄优势，自然是继承大统的热门人选。　　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康熙的皇子们为这高高在上的皇位已经争红了眼，阴谋阳谋、阴招损招无所不用其极，一生英雄盖世的康熙皇帝为此大伤脑筋，以致两废太子，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甚至预感到未来的皇位之争必有一番血雨腥风，但也只能听之任之，无能为力。　　据说，康熙病重之时，胤禛为父皇进奉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罢便魂飞魄散一命呜呼。有位当年逗留在清宫大内的西洋传教士归国后写了本回忆录，说康熙临死时叫声很惨，恐怕是当年北宋“斧声烛影”的翻版。　　作者：张松来源辽沈晚报)雍正篡夺皇位的说法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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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
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一直致力于雍正研究，自1980年代就开始发表相关学术文章，后虽有学术转向，但仍然关注这个领域。这本《雍正传》是作者吸收最近学术研究成果的新著，既是一部雍正朝历史，又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历史人物传，贵在求实。涉及雍正帝的历史谜团不少，冯尔康教授在书中使用平和的语言、理性的态度，对这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阅读后受益匪浅。
关于胤禛继承皇位
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看法截然对立。篡位派坚持认为，康熙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无奈根据汉文还是满文材料，都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例如说胤禛继位年龄偏大，已经走向老年，所以强行灌参汤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灵，不敢与父亲同葬，清算多位太监(如某位老学者说如果没篡位，为何一登基就杀赵昌？其实赵昌没有死，自己犯罪被处分)，因为他们窥视传位真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看法，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人死后灵魂如果不灭，难道换一个房间就找不到了？况且胤禛继位后多次去景陵拜祭父亲，在景山设有康熙帝牌位，数次行礼，又何来害怕一说。
关于雍正天下庶务归一人
《雍正传》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坚持天下庶务归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折制度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他将整治官员腐败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结合，使官员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吏治比较清明，而且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中期左右。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在其批阅奏折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等。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他多年坚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不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当然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最高统治者事无巨细的工作，亲力亲为，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法，但因为受制于当时制度和执政的理念，只能这样运作。
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
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
责任编辑：赵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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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搜微视频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对峙两派均称有铁证-中新网
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对峙两派均称有铁证
　　雍正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
　　大清朝二百多年的江山，有三大历史悬案未解：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前两大悬案尚有脉络可寻，唯独这雍正继位悬案直到今天仍众说纷纭，雍正究竟是弑父篡位还是合法继位？对峙两派都言之凿凿地坚称铁证在手，却谁也驳不倒谁。
　　从继承大统到猝然离世，雍正13年的帝王生涯由生到死全是谜，似乎他的每一步都有如影随形的“污点”，以至于本来的“康雍乾盛世”竟被戴有色眼镜看人的后世史学家硬给改为“康乾盛世”，而在江湖野史中的雍正形象更是不堪入目，他的皇位来得不明不白，他蒙骗康熙欺凌弟辈，贪暴嗜杀酷爱抄家，最后被仇家取了项上首级一命归天……这是历史中真实的雍正形象，还是别有用心的一派胡言呢？
　　民间野史中的“一字之改”
　　民国初年，有关清朝皇室历史的野史纷出。其中，燕北老人撰写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蔡东藩作的《清史演义》、柴萼著的《梵天庐丛录》、孙剑秋所写的《吕四娘演义》、《血滴子》等，将雍正的身世悬谜写得绘声绘色有如亲见。
　　关于雍正的继位，燕北老人给出了以下三种说法：一是雍正的生父“卫某”把康熙传位十四子的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因雍正在康熙的十几位皇子中排行第四，改了这关键一字，诏书中的“传位十四子”就成了“传位于四子”了；二、三两种说法都是说，雍正自己进宫窃取遗诏，改的也是这个“十”字，变成“传位于四子”和“传位第四子”了。
　　燕北老人在《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里揭秘说，雍正的生父不是康熙皇帝，而是一位姓卫的无名下人。故事梗概是，康熙一日见到卫某之妾，爱之，召入宫，却不知卫某之妾此时已怀有身孕，是年六月雍正出生，实际上雍正非康熙之子，而是卫某的儿子。
　　卫某之妾入侍康熙以后，康熙可能觉得霸占人家妻子有伤人伦过意不去，出于补偿心理将卫某召为御前侍卫，紧随自己左右以示恩宠。在康熙弥留之际，卫某借职务之便偷改了传位诏书，让自己的儿子胤G(zhen)，即后来的雍正捷足先登。
　　燕北老人又说，“胤G之母，先私于(年)羹尧，入宫八月，而生世宗。&”这就令人糊涂了，雍正到底是卫家儿，还是年家儿呢？年羹尧出任四川巡抚是在康熙四十八年，史载，“(年羹尧)当抚川时，年未三十”，可知年羹尧应生在康熙十八年以后，而雍正则生于康熙十七年，后出世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先到人间的人的生父呢？
　　康熙传位遗诏里的重重玄机
　　无论是顶雍正一派还是倒雍正一派，无论是官方史料还是小说家言，在雍正继位一事上，首先都是拿康熙的传位遗诏说事。
　　这份所谓的“康熙遗诏”的汉文原件，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件所署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看似康熙逝世那天写的，而雍正却未当天公布，3天后即十六日才公布遗诏，鸿胪寺官只宣读了满文本，这是完全不符合皇室规矩的。
　　按大清皇室规定，皇帝传位必须同时公布满文本和汉文本两份遗诏，以便让满汉群臣人所共知，以证明嗣皇继位的合法性。康熙皇帝若选定胤G(雍正帝)为自己的接班人，怎么可能只留下满文遗诏而不留汉文本遗诏呢？同理，若这两份遗诏都在，雍正怎么可能只读满文本而不读汉文本呢？要知道，当时他的竞争对手皇八子胤T(si)、皇十四子胤_(ti)等本就疑心重重，在如此关键时刻，精明过人的雍正怎会为政敌留下这般要命的把柄呢？
　　对宣读诏书的鸿胪寺官只读满文本而不读汉文本的重大纰漏，御史汤保等人当时就参奏，指责鸿胪寺官没有宣布汉文本，胤G就此做了说明，但雍正的解释十分笼统而模糊，浮皮潦草不了了之，根本就没有讲出令人信服的道理来，给人的感觉是，雍正有点心虚。后世学者由此判定，汉文本遗诏根本不是康熙的亲笔，是胤G自己搞的，不能作为认定胤G嗣位的可靠证据。
　　这份汉文本遗诏的原件书写得比较草率，有四处涂抹，一个错字，这些虽无害原意，但说明此遗诏是仓促写成的，当是雍正即位初时之作，不是后来慢慢加工成的。
　　而且，即便是满文本传位遗诏也存在破绽。著名清史学家金恒源先生发现，他所见到的两份满文本《康熙遗诏》中均无“皇四子胤G继位”的明确说明。王钟翰先生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也证实，这份遗诏的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更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G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八人同受面谕”说备受后世质疑
　　雍正继位后，面对外界对自己继位合法性的质疑，曾举出一个重要事例，即“八人同受面谕”。雍正说，康熙临终前召见了7位年龄在30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他的遗命。当时他受命在天坛祭天，是被紧急召唤赶回康熙寝宫的。也就是说，他受命继位一事是有目共睹的，是有很多现场目击人的，是连自己的政敌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
　　但在《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一书中，金恒源先生却指出，“八人同受面谕”应系雍正事后伪造。
　　金恒源为何做出如此定论呢？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晚9点左右去世的，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G，胤G到达康熙所在的畅春园之前的上午7点左右，康熙已将三、八、十三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当了皇帝7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
　　金恒源对此倍感不解，如果康熙真的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G的一贯为人和围绕胤G继位合法性展开的宫廷斗争的惨烈程度，胤G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后才作宣布的。
　　另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八、十三等众阿哥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这一重要活动，因此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编造的伪证。而伪造《康熙诏书》的不是别人，正是雍正的嫡系隆科多！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的判断与金恒源一致，他认为《康熙遗诏》存在着隆科多“票拟”(即起草)的可能。
　　如果遗诏是伪造的，那么雍正与隆科多又是怎样接近病重的康熙皇帝，又是如何伪造遗诏的呢？金恒源的推论是，胤G奉康熙皇帝之命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他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人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
　　在康熙已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G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隆科多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若无隆科多的支持，雍正篡位绝无成功的可能。
　　金恒源说，在《圣祖实录》中，对胤G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一字之改，充分暴露出胤G、隆科多等人的阴谋伎俩。
　　胤G、隆科多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最快速度造成胤G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金恒源还质疑说，胤G、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戌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G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时。当时京城气温很低，康熙的遗体装殓存放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的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子必然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G为何如此急不可耐为康熙送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的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至于所谓的《康熙诏书》的内容，则任凭雍正、隆科多君臣自由发挥。
　　“天下第一闲人”实为争权忙人
　　客观而言，在九子夺嫡的储君鏖战中，胤G隐藏得很深，他惯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让康熙觉得他是一个忠诚纯孝无意党政的皇子，一方面又四处买好假装不介入争位派系，借此愚弄对手以减少自身威胁。但私下里，雍正却暗地活动网罗党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擅玩权谋、工于心计的党争忙人。
　　胤G表面上装作与世无争，与僧侣往来诗酒互答，把自己装扮成“天下第一闲人”，实际上却对皇八子、皇十四子集团争夺皇位恨之入骨。比如，他的手下戴铎密报，称皇十四子礼遇陈万策收买朝廷重臣，胤G在回复戴铎的书信中妒火中烧地批复道：“程(应为陈)万策之傍，我辈岂有把屁当香闻之理！&”
　　由于自己在储君争夺战中，一度不是康熙的最佳人选，胤G对此心知肚明，绝望时也曾想到过后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他的奴才戴铎在福建任知府后升任道员，眼见主子争储无望，就向胤G提出谋求退路的主张。
　　戴铎说，台湾远在海洋之中，沃野千里，而台湾道兼管兵马钱粮，我不如谋调这个职位，“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戴铎的悲观估计，也折射出胤G当时争夺储位的不利局面。
　　康熙本人对胤G不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胤G的年纪。有史料称，康熙认为胤G年纪太大，已年近四十，在古代，高寿者也不过六七十岁，八九十岁的老者极为罕见。清宫的皇子皇孙十几岁甚至几岁早夭者比比皆是，若让胤G继位，新皇帝已四十多岁意味着可能将不久于人世。
　　那么，刚刚稳定的朝政立刻又要出现皇位无人、人人垂涎的动荡局面，这是康熙无法容忍的。而胤G的同母弟胤_，不仅武功卓绝屡建功勋颇得康熙欢心，而且年龄比胤G小十岁，拥有年龄优势，自然是继承大统的热门人选。
　　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康熙的皇子们为这高高在上的皇位已经争红了眼，阴谋阳谋、阴招损招无所不用其极，一生英雄盖世的康熙皇帝为此大伤脑筋，以致两废太子，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甚至预感到未来的皇位之争必有一番血雨腥风，但也只能听之任之，无能为力。
　　据说，康熙病重之时，胤G为父皇进奉了一碗人参汤，康熙喝罢便魂飞魄散一命呜呼。有位当年逗留在清宫大内的西洋传教士归国后写了本回忆录，说康熙临死时叫声很惨，恐怕是当年北宋“斧声烛影”的翻版。&□张松
【编辑:张中江】
>文化新闻精选：
直隶巴人的原贴：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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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遇到的朋党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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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
原标题：雍正遇到的朋党难题《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彧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一直致力于雍正研究，自1980年代就开始发表相关学术文章，后虽有学术转向，但仍然关注这个领域。这本《雍正传》是作者吸收最近学术研究成果的新著，既是一部雍正朝历史，又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历史人物传，贵在求实。涉及雍正帝的历史谜团不少，冯尔康教授在书中使用平和的语言、理性的态度，对这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阅读后受益匪浅。关于胤禛继承皇位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看法截然对立。篡位派坚持认为，康熙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无奈根据汉文还是满文材料，都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例如说胤禛继位年龄偏大，已经走向老年，所以强行灌参汤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灵，不敢与父亲同葬，清算多位太监(如某位老学者说如果没篡位，为何一登基就杀赵昌？其实赵昌没有死，自己犯罪被处分)，因为他们窥视传位真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看法，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人死后灵魂如果不灭，难道换一个房间就找不到了？况且胤禛继位后多次去景陵拜祭父亲，在景山设有康熙帝牌位，数次行礼，又何来害怕一说。关于雍正天下庶务归一人《雍正传》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坚持天下庶务归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折制度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他将整治官员腐败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结合，使官员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吏治比较清明，而且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中期左右。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在其批阅奏折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等。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他多年坚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不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当然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最高统治者事无巨细的工作，亲力亲为，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法，但因为受制于当时制度和执政的理念，只能这样运作。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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