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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体系需要更多的普惠金融机构
学人简介：&&&&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内容辑要：&&&&普惠金融已成为被国际社会和金融业普遍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也将是我国下一步金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焦瑾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普惠金融最早是在2005年联合国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指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将金融服务拓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一般而言，普惠金融包括以下几个目标：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近年来，尤其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普惠金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普惠金融合作伙伴、普惠金融联盟等专门性国际组织相继成立，督促各国明确作出普惠金融相关承诺，组织研究开发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评估各国普惠金融工作成效。在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共同推动下，普惠金融逐渐从一个金融发展的框架性理念上升为一项被国际社会和金融业普遍认同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例如韩国、俄罗斯、印尼、秘鲁、肯尼亚等国在金融政策、小微金融、代理银行模式、手机银行、电子支付、金融消费的保护和教育等方面积极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有效提升了本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就我国来讲，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不断加大金融对小微企业和民生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使金融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但同时也应看到，目前我国对&三农&、小微企业、社会金融等服务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因此，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积极发展民生金融，对于进一步深化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保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发展普惠金融与金融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现在的金融改革，大的商业银行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大量的资产集中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而众多的小微金融机构数量不多。从理论上看，理想的金融体系应该是一个&正三角形&的体系，也就是既要有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银行，也要有一些中型的商业银行，而且还需要更多专业化的微型金融机构或者普惠金融机构。因此，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将是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目标之一。&&&&其次，发展普惠金融与金融业的创新发展也是一致的。近年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比如说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P2P、手机银行、代理银行蓬勃发展；此外，新型技术手段不但解决了微型金融或者普惠金融的网络和通道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这个平台上引发了新一轮的创新。这些创新也与国家鼓励的创新发展是一致的。&&&&（摘编自其在&2013新浪金麒麟论坛&上的发言。）
【期号：2483】【版面：B01】【作者：焦瑾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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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建设及中国相关指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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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天琦，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副局长。西北大学数学系本科、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年，西安交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2002年被评为教授，2006年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2011年被评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研究、金融组织结构理论与应用研究（竞争与垄断）、行为监管与金融消费者保护、西部经济金融发展。孙天琦最新文章
　　【财新网】（专栏作家 孙天琦 特约作者 汪天都 蒋智渊）目前，全球层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主要由国际组织研究设计，已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发挥了监测、度量、评估的功能，对政府制定政策和私人部门开发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支持了普惠金融发展。中国银行账户保有率、储蓄情况、金融机构数、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数和ATM数等指标在全球排名靠前，反映了中国金融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也得到了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充分肯定，但也有一些指标排名中后，还需要努力改进。
　　一、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ship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GPFI）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及其数据库
　　GPFI是由G20国家、部分非G20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发展普惠金融。G20 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由GPFI发布，意在引导全球普惠金融发展方向，评估比较各国政策效果，督促政府主动作为，对近几年来全球各类普惠金融数据库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按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可获得性和质量等三个维度制定了29项指标，其中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包涵成年人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存款、贷款和保险的保有量情况，以及使用非现金交易、移动设备支付、侨汇、高频账户使用和储蓄倾向等情况，还包括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账户、存款、未偿贷款等情况，共14项指标；金融服务可得性包涵服务网点数量、电子资金账户数量和服务网点互通情况等6项指标；金融服务的质量包涵金融知识、金融行为、信息披露要求、纠纷解决机制、使用成本和贷款障碍等9项指标，其中关于使用成本的3项指标由于数据难以获取，目前已取消。
　　29项指标中21项来自世界银行的7项调查，10项指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和盖洛普等三个国际组织现有的4项调查，有2项指标各指定了2项调查。指标数值展示在GPFI官网DATA页面的链接里，其中部分指标存在多个细分指标，部分指标没有采集到数据，每个国家和地区实际展示了55个指标数值。目前，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覆盖了全球19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
　　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在2013年和2014年展示的中国大陆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共有30个。从各项指标世界排名情况来看，中国排在所有国家和地区前30%的指标共有12个（详见表1），其中银行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指数和内外部纠纷解决机制指数均为满分，与多个国家并列第一；储蓄和账户等多项指标表现较好，如拥有储蓄账户的成年人占比（78.93%）和在金融机构储蓄的成年人占比（41.15%）等指标优于G20国家的平均值（76.50%和35.45%），这方面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等北欧国家做的最好。另一方面，在侨汇汇入成本、个人信贷和信贷市场的信息障碍等方面表现不尽如人意。比如2013年中国的侨汇汇入成本为11.73%，在G20国家中排第1位，在世界排第17位，马拉维全球最高，为27.49%。2015年底，中国的侨汇汇入成本已降至9.72%。在个人信贷方面，中国通过金融机构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9.55%，低于G20平均水平（14.87%），以色列世界最高，为40.51%。在信贷市场的信息障碍方面，中国得分为50分，低于G20平均水平（61.84分），而新西兰（100分）、美国（95分）等发达国家得分相对高一些。
　　表1& 2013年、2014年中国在GPFI指标体系中排名前30%的指标
　　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虽然较为全面，既有普惠金融需求端指标数据，也有普惠金融供给端指标数据，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虽然选择了国际组织的调查项目，但这些调查仍不能确保提供充足的指标数据，其中就有10项指标没有任何对应的指标数值，并且一些指标也存在不少国家特定年份的数据缺失，如所有国家在2013年和2014年中有数据的指标合计共4436个，每个国家平均22.87个，仅占全部55个指标的41.57%，其中指标最全的国家为孟加拉国（41个），而G20国家，除土耳其（37个）排名第3外，均排在40名以后（均少于32个）。二是指标体系跟不上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标主要以传统金融服务为主，数字金融相关的指标较少，目前只展示了电子资金账户数一项指标。
　　大量数据缺失是该指标体系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由于指标来源于不同数据库，关于中国的少数指标数据还存在矛盾的情况。比如，供给端提供的指标显示中国每千成年人中有293.86人向商业银行借款（占29.39%），而需求端提供的指标显示中国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9.55%，两者存在较大差距。
　　二、世界银行的普惠金融调查、指标体系及其数据库
　　世界银行普惠金融方面的调查主要有8项，如表2所示。全球普惠金融调查（Global Findex）为世界银行在世界范围内通过盖洛普全球调查开展的抽样问卷调查，于2011年开始，三年一次从需求端评估普惠金融活动。在2014年的调查中，世界银行对144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15万15岁以上成年人进行了面对面访谈或电话访谈，按银行账户使用情况、储蓄、借款、支付和应急基金等五大类形成了474个普惠金融指标，其中银行账户使用情况类细分为银行账户、借记卡、贷记卡、手机账户、存取情况、存取途径等；储蓄类细分为储蓄机构、储蓄目的等；借款类细分为借款余额、借款机构、借款目的等；支付类细分为支付手段、支付用途、收款方式、收款来源、侨汇等；应急基金类细分为筹集应急基金的可能性和应急基金的资金来源。同时，一部分指标还按性别、收入、年龄段、教育水平和农村地区进一步细分。此外，较2011年的调查，2014年以“应急基金”类替代“保险”类，原因在于很多受调查者不清楚或者不愿意反馈真实的保险情况，保险数据失真较为严重。
　　表2& 世界银行普惠金融方面的调查
整理自世界银行Douglas Randall于日在上海的演讲和世界银行官网。
　　Global Findex指标体系在2014年共采集中国大陆普惠金融指标数据460个，从各项指标世界排名情况来看，中国排在前10%的指标有44个，排在前20%的指标有126个，排在前30%的指标有173个，排在前40%的指标有254个，排在前50%的指标有308个，排在50%以后的指标有152个，排在后20%的指标有51个，排在后10%的指标有22个。
　　从具体内容上看，排名前10%的44个指标中，关于金融机构账户、借记卡的保有量、使用指标有13个，说明中国银行账户、借记卡的普及情况较好，在工资、水电费和学费等收支方面应用较多；关于储蓄的指标有9个，中国在正规金融机构储蓄的成年人占比较高，储蓄目的主要为养老、创业和教育；关于应急基金的指标有7个，中国公众普遍认为非常可能可以顺利筹集应急基金，应急基金的主要来源为储蓄；关于互联网支付和手机转账的指标有4个，通过互联网支付账单和网上购物，以及通过手机转账的成年人比例较高。另一方面，排名在后10%的22个指标中，关于个人借款的有9个，其中7个指标为个人通过商店信用进行购物消费的成年人比例较低（在1.25%到3.39%之间），而这方面以色列、伊朗、阿拉伯酋长国等中东国家最高（超过40%）；关于手机支付的有5个，反映手机支付在学费、水电费和农产品货款支付等方面应用不够普及（均低于1%），这方面肯尼亚通过手机支付学费比例最高（约10%），澳大利亚通过手机支付水电费比例最高（13.12%），索马里通过手机接收农产品货款比例最高（33.43%），可以看出非洲国家近年来移动货币应用发展较快。综合来看，中国在银行账户保有率、储蓄情况、支付习惯和筹集应急基金能力等方面排名靠前，而在个人借款选择、按揭贷款情况、信用卡使用情况和应急基金资金来源多样化等方面排名相对靠后。
　　企业调查(Enterprise Surveys)从2005年开始，主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从需求端采集数据，按设立、金融、经营和劳动力等分为12大类，共121个指标。金融为其中一类，共有15个指标，涉及中小企业账户、信贷、理财和运营资金调配等方面内容。目前，调查覆盖145个国家和地区，但每年仅涉及少量国家和地区，如2014年仅调查了12个国家，中国只有2012年的数据。
　　Enterprise Surveys调查在2012年采集的中国金融类指标共15个，从各国最新期各项指标数据的世界排名情况来看，中国只有国内投资占比指标排在世界前10%，其他指标均排在40%以后。而排名在后40%的10个指标中，关于通过银行进行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的指标有4个，反映中国借助银行进行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的企业占比分别仅为14.70%和22.10%，通过银行进行的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占比分别仅为4.50%和6.40%，这方面泰国和多明尼加共和国排名最好，泰国有74.40%的企业借助银行进行财务投资，通过银行进行的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占比分别为53.00%和36.90%，多明尼加共和国有72.40%的企业借助银行进行资本运营，这也说明中国参与企业内部运营决策较少，银行专业化服务有待加强；关于借助供应商进行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的指标有2个，反映中国借助供应商进行的财务投资和资本运营占比分别仅为1.90%和4.40%，这方面哥伦比亚、萨尔瓦多等国排名最高，哥伦比亚通过供应商进行的资本运营比例为36.60%，萨尔瓦多通过供应商进行的财务投资比例为18.00%，也说明了中国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金融支持较少；关于有银行信贷覆盖情况的指标1项，中国有银行贷款或授信额度的公司比例仅为25.30%，这方面智利最高，达到79.60%；此外，部分排名靠后的指标，如需要抵押物的贷款占比（77.60%）、贷款申请被拒绝的公司占比（6.60%）、视金融可得性为主要约束的公司占比（2.90%）等，反而说明了中国在企业贷款申请中需要的抵押物较少、通过率高和企业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反响较好。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普惠金融调查、指标体系及其数据库
　　金融服务可获得性调查（Financial Access Survey，FAS）从1995年开始，针对各国金融服务提供和使用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和相关统计机构，从供给端评估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按综合指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使用情况形成242个指标，为G20普惠指标体系中7项指标的指定数据库，并展示了15个指标数据。其中综合指标类包括人口数、存款需求、国土面积和GDP等；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类细分为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ATM和移动货币代理网点的总数、单位面积数和人均数；金融服务使用情况类细分为储蓄、贷款、保险和移动货币的人数、账户数、余额等。目前调查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FAS在2014年共采集中国大陆普惠金融指标数据78个，从各项指标世界排名情况来看，中国排在前10%的指标有47个，排在前30%的指标有64个，排在前50%的指标有68个，排在50%以后的指标有10个，排在后20%的指标有4个，排在后10%的指标有3个。从具体内容上看，排在前10%的47个指标中，关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小贷公司等等金融机构数、分支机构数和ATM数指标18个，金融机构中个人、家庭、小微企业存款账户数及存款余额指标14个，金融机构中个人、家庭、小微企业贷款账户及贷款余额指标13个，说明中国在金融机构服务网点布设总量、个人、家庭、小微企业存贷款账户数和余额方面处于世界领先。而排在后50%的10个指标中有7个指标指向中国商业银行、信用社、小贷公司等金融机构人均网点数较少，这也可能是中国部分地区人口密度较大造成的，一个网点能够服务较多顾客，并不能直接认为是金融服务覆盖面不够。
　　此外，部分指标数值不准，如数据库里中国人口数只有11亿、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只有1%等;部分指标存在数据范围的差异，如中国的存款人或存款账户指标只包含企事业单位数据，不包含个人数据，每千人储蓄人数数值只有17、每千人储蓄账户数只有45个等，又如对于贷款账户，中国只有个人的数据；还有些指标存在定义上的差异，分歧较大的有中小企业（SME）的定义，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有不同的定义，世界银行定义为只要满足?雇员少于300人?资产少于1500万美元?年收入少于1500万美元（金融公司为贷款规模）中任意两项条件即为中小企业。中国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在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中给予明确定义，按照不同行业划分了具体标准。定义上的分歧对相关指标的可比性影响较大。
　　近几年，IMF侧重于移动货币（mobile money）相关指标的采集，通过与全球移动通信系统联盟（GSMA）的合作开展移动货币相关调查，2015年48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移动货币相关数据。
　　四、经合组织（OECD）的普惠金融调查、指标体系及其数据库
　　目前，经合组织涉及普惠金融的调查共有3项，分别为国家金融素养调查(National Financial Literacy and Inclusion Surveys)、中小企业计分板(SME Scoreboard)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国家金融素养调查面向18岁以上的成年人，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30个问题，约20分钟），从需求端评估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等方面内容，目的在于发掘大众的金融知识需求，以指导相关金融教育项目的制定。其中金融知识主要指对部分金融名词的认知；金融态度主要指提前消费、对金钱的认知等消费观；金融行为包括消费决定、按时支付账单、长期金融规划、了解金融时事、家庭预算、主动储蓄和投资、金融产品信息收集、分析与决策等。调查在2010年从14个试点国家开始，由俄罗斯信托基金提供资金，2013年G20公布了调查结果。目前，调查覆盖59个国家，包括中国，这期全球调查结果将在2016年10月公布。
　　中小企业计分板主要调查中小企业贷款保有情况、贷款种类、贷款条件、贷款使用和违约情况、贷款利率及差异情况、抵押情况、风投基金情况、付款延期情况和破产情况等相关内容，其中“在最近的银行贷款中，需要抵押物的中小企业比例”被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收录。调查从2007年开始，数据从供给端采集，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和相关政府机构，目前覆盖38个国家，不包括中国。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受众为15岁的学生，调查从2000年开始，其中金融教育调查从2012年开始。金融教育调查采用网络平台问卷调查的形式，评估包括金融教学综合情况、学生金融知识教育、金融知识教育和学生背景的关联性以及学生的金融经验、观念和行为等方面内容，从需求端每三年评估一次，由南非开发银行（DBBA）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涉及18个国家和城市，包括中国上海。在2012年调查结果中，中国上海学生平均得分为603，排名第一，远远高于13个经合组织国家学生的平均得分500分以及美国学生的平均得分492分。
　　五、普惠金融联盟（AFI）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普惠金融联盟在日发表了普惠金融核心指标（Core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Inclusion），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使用情况设计了5项指标，分别为每万成年人拥有的网点数、拥有网点的行政区占比、拥有网点的行政区人口占比、拥有存款账户的成年人占比和拥有贷款账户的成年人占比，但并未开展相关调查，未采集相关指标数据。预计2016年上半年，普惠金融联盟的网上数据平台将上线，可能会涉及其最新的调查、指标体系和对各会员国普惠金融法规的相关调研结果。
　　六、国际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数据库建设方面需要改进的工作
　　（一）加强对现有国际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和数据库的分析应用，重视国家间的比较，促进各国普惠金融发展。
　　（二）数据的可获得性是设定指标的关键。各国应积极给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的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库提供数据，改善相关国家指标数据不完整的现状。
　　（三）相关国际组织应及时明确指标定义，更新指标体系，比如增加数字普惠金融指标。2016年在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GPFI“G20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在原有29项指标基础上，预计会增加10项左右数字普惠金融指标。
　　（四）国际上有兴趣的研究机构可以研发、公布普惠金融指数，探索国家间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的比较。
　　 作者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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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普惠金融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13:30:38　来源: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普惠金融是指向个人和企业负责任、可持续地提供的，有益且可负担的、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什么普惠金融很重要呢？
来源：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背景介绍普惠金融发展中，微型金融机构扮演重要角色，而微型金融机构该不该赚取利润？应该赚多少利润吗？利润的目标是不是与服务低收入人群的目标有冲突？这都问题自从微型金融机构出世的那天起，就引起世界范围激烈争论。2008年，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 Chu教授，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在日内瓦曾经就上述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今年初，尤努斯教授应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CAFI）贝多广院长邀请，来专程来北京做了一次讲座。现在，贝院长又请来哈佛商学院Michael Chu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讲座。Michael Chu教授的讲座，吸引了百余位来自学界、业界、行业协会以及监管部门的专业人员前来参加。他们中有教授、高级研究人员、博士生和硕士生，也有企业CEO、经理、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负责人等。以下为Michael Chu教授讲座的内容整理稿：普惠金融为什么重要？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普惠金融是指向个人和企业负责任、可持续地提供的，有益且可负担的、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为什么普惠金融很重要呢？首先，在我们的世界中，大部分人类所拥有的东西，大体上是依靠自身争取而来的，而非由他人赠与的。其次，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通过市场获取，而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通过价格实现出清。于是，收入成为获取商品和服务的关键因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世界上70%的经济活跃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从非正式经济部门获取收入。这部分人口通常进行一些微小的经营，而非受雇于大企业。我们必须看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与收入的增长直接相关。目前来自金融的支持尚且不足，但绝对是必要的。普惠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体系的包容程度直接决定着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这些商品和服务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潜能。普惠金融发端自微型金融普惠金融关注处在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的群体，但面对金字塔最底端的赤贫群体，金融可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根据测算，除去社会经济金字塔的顶端和最底端，普惠金融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对象约占到全世界72亿人口的半数。但在新兴经济体中，通常只有顶端20%得到了较好的服务，最底端市场方式不起作用的群体大约占7%-10%，因此在新兴经济体中有70%的人口需要普惠金融服务。回顾微型金融产生和发展的40余年：20世纪70年代，第一批微型金融实验出现。1970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商业银行、1971年起源于哥伦比亚的机会国际（Opportunity International）、1973年起源于巴西的行动国际（ACCION International）以及1976年出现的孟加拉国格莱珉项目都是突出代表，他们进行了最初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领先的非营利组织开始实现收支相抵。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变，只要实现收支相抵，规模化就成为了可能。微型金融规模化变成了发展的契机，以行动国际在拉丁美洲的网络化发展为代表，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微型金融的爆发式增长。例如，1983年，格莱珉项目转化为在特殊法律下建立的格莱珉银行；1984年，微型金融领域里的巨人印度尼西亚的BRI转型为商业化的微型金融；同年，行动国际的ACCION Bridge Fund成立，开始涉足银行领域。20世纪90年代，受监管的微型金融机构开始从资本市场融资，包括，1992年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1998年秘鲁Mibanco，以及2000年墨西哥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Compartarmos Banco）等，这些都是按照当地法律建立的正规银行，但不同的是他们服务于不被传统银行覆盖的群体。21世纪以来，微型金融机构开始进入主流金融范畴，尤以多家机构成功IPO或被主流银行收购为标志，包括2003年印度尼西亚BRI的微型金融部分IPO；2006年肯尼亚Equity Bank的微型金融部分IPO；2007年墨西哥Compartarmos Banco IPO，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全部业务均为微型金融业务的机构成功上市；2010年印度SKS IPO；2014年秘鲁Mibanco被该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收购，这意味着被传统银行业承认；2015年中国宜人贷在纽交所IPO。从行业规模来看，上述这些杰出代表的客户规模从几十万到几千万不等，贷款总额多达9亿美元至360亿美元。这一阶段，对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资金来源不再是约束条件——因为有了银行执照，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市场都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打开了大门。低渗透率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各类金融服务的渗透率来看，普惠金融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微型贷款的活跃客户规模仅为约1.5亿户家庭，贷款总额为约450亿至600亿美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触达尚未被覆盖的、占比超过75%的潜在客户群体呢？很可能并不是依靠目前的微型金融模型。虽然模型已经达成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那些不完全市场中，向涵盖了大部分人口的、没有现成数据或合法抵押物的非正式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并传递具有更显著效果、更高效率的价值建议。很少有其他人道主义工作能够宣称有如此大规模的、持续的触达力。然而，我们必须合理地审视成功。上述成就是如何达到呢？深度的客户了解是通过规律而频繁的互动、贷前贷后密集的劳动——通过一砖一瓦式的传统高成本方法实现的。我们必须看到，无论就绝对值还是比率而言，那些领先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增长都已经开始放缓。一个拥有35年经验的模型已经张开胸怀迎接破坏性变革。新的破坏性变革已乘技术颠覆东风而来三大趋势正在重新定义世界，尤其表现为能力的指数型增长和成本的下降。其一是机器智能，拥有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其二是互联网，拥有快速传播数据的能力。其三是多用途手持双向数据处理和交换器，拥有远程接收、使用和发送数据的能力。三大趋势将使从前的高接触模式（high touch）转化为更为理想的无接触模式（no touch）——不断降低成本，提升服务效率，扩大覆盖率，最终解决微型金融悖论——当前，个人银行经理还同时存在于金字塔的顶部和最底部，新的变革有望将当前的1.5亿客户变为未来的6亿客户。破坏性是微型金融与生俱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当前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对那时的在位者而言正是破坏者——他们极大地扩张了银行业的服务范围，并让世界意识到，服务那些从前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是有利可图的，低收入客户是可以信赖并且拥有资产的，金字塔底部的客户甚至可以比高端客户带来更高的收益，粉碎了传统银行业的冷漠、怀疑和无知。而今天，微型金融机构的领导者们正是如今的在位者，他们也做好了被新模型破坏的准备——重新定义下一阶段的普惠金融。当前，微型金融领导力背后的每一个要素都在经历考验，任何无知的忽视都将付出代价，对未来的预判是绝对必要的。这方面有很多例子。如何区分维持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举例来看，支付平台Pangea基于现有银行汇兑体系，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移动app与国内或国际接收者的资金无缝转移，并可以取现，本质上是对现存体系进行了优化，这属于维持性创新。另一个支付平台ABRA则绕过了现存的银行汇兑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移动app与国内或国际接收者的资金转移，这就属于破坏性创新。此外，一些网络贷款平台的创新也是破坏性。例如，中国的宜人贷，他们运用世界一流的技术从网络平台挖掘数据，并在基于10年微型金融经验和数据库的算法中运行，在线商户可在1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获知系统返回的贷款决定。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服务得以不断下沉。实际上，在中国，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在农村地区也已经可以实现覆盖。又如，墨西哥的Mimoni，该在线平台的贷款申请过程只需回答10分钟的问题，不需抵押或担保，贷款决定同样基于运行长达10年并不断完善的算法，贷款的发放和偿付通过非常方便的零售店或便利店。监管将是重大挑战今天微型金融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源自其所触达群体达到了相当规模，这正是商业化的微型金融发展的结果——大型商业化的机构通过服务低收入群体获利颇丰，他们甚至上市，成为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或被成熟银行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经营。对普惠金融进行监管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监管的市场将同丛林一样混乱。然而，监管的质量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积极的监管下，微型金融将有益于市场各方，尤其是客户的利益；而消极的监管却有可能将微型金融推回至一二十年前的模样，这种情况下，金融的普惠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如何实现好的监管呢？我们需要首先来分析监管的目标。然而，现实中的监管也往往问题重重。以玻利维亚最近出台的新银行法为例，我们来分析一些代表性条款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一是对利率设置上限，这样的条款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贷给经济中的弱势群体的资金成本过高，但实际上，这会使资金倾向于流向金字塔顶端，因为贷款的成本是一样的，当存在利率限制时，小微额贷款就丧失了吸引力；二是对利润率或者净资产收益率设限，这会惩罚甚至挤出高效率的机构；三是面向不同经济部门进行贷款委派，这将有违市场需求，甚至给那些获得青睐的产业可能带来泡沫，提升系统性风险；四是对外资加税，这会增加外资投资玻利维亚的障碍。上述都是不考虑基本经济原理的典型例子——价格与成本脱离，只考虑产出，不考虑后果。重新解读金融机构利润与普惠金融终极目标的关系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普惠金融并不是终极目标。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只是手段，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人类潜能的发掘和释放。那么，微型金融机构应当如何迈向终极目标？我们看到，金融机构以资金、员工、IT系统以及固定资产作为投入，通过市场营销、信用分析等活动，获得客户、资产以及收入和利润作为产出。金融活动如何推动人类潜能的发展呢？我认为通过三种渠道：第一种方法是降低价格，这样同样的收入就能购买更多商品。第二种方法是提供新的金融服务，例如保险，帮助人们抵御意外风险。第三种方法是增加收入，包括企业留存收益增加，以及就业和工资收入增加等。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潜能。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金融机构所获取的利润扮演了什么角色？当然，十分明确的是，从财务业绩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的利润和任何别的企业的利润是一样的。但是，从商业和社会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看，利润的角色则是不明确的，没有广泛认可的观点。实际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解读是商业回报与社会价值负相关。理由是高商业回报源自高价格，高价格意味着低社会价值。这种解读是清楚而直接的，但却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说，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杜邦展开式：从上式可以看出，只有ROS与价格的变动相关。即使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ROE也是可能上升的，只要价格的下降能被成本的下降抵消（对损益表进行管理）；此外，提高资产周转率（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左边）或提高杠杆率（管理资产负债表的右边）都会使ROE上升。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来说，让我们来审视社会价值——只有当个人影响是唯一考虑时社会价值才与价格相联系，即价格下降会裨益当前消费者。但假设我们现在面对正在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你就会发现重要的不是怎样服务坐上了救生艇的人，而是怎样拯救更多的正在掉入水中的大多数人。我们需要考虑所有人，包括已经触达的当前消费者，和尚未触达的未来消费者，因为系统性影响同样是关键，特别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6亿户潜在家庭客户中仅有1.5亿被触达，如何覆盖剩下的75%群体？相应的，考虑的关键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体系如何才能变得更加包容。对社会干预是否成功的定义遵从BEST原则：Best：最有效的选择。Economical：对终端用户而言最低的价格。Solidarity：面向所有需要它的群体。Today：越快越好。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想要服务的群体所认为的成功是怎样的，这才是社会影响的终极衡量方式。&为了达到BEST原则，普惠金融必须和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其他基础服务一起，实现S2E2，来帮助人们实现潜能。其中，S2是指覆盖大量人口（scale），因为我们需要触达的是几十亿人口，并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E2是指持续改进工作方法（continuous efficacy），并持续降低成本（continuous efficiency）。然而，通过观察自二战结束以来对抗贫困的战争可以发现，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发展机构以及政府都竭尽所能参与其中，但无论是单独或共同地，没有任何一方是为覆盖大规模人群和永久性而构建的。此外，虽然存在对绩效的评价，但并没有实现对持续的方法改进和成本管理的衡量。因此，也就难以同步且持续地提供取得脱贫战争胜利的若干必要条件。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商业化途径呢？依靠一个企业可以吗？因为个人会变得懒惰，因此仅靠一个企业会出现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行业。举例来说，明年此时，大家认为发展最好的手机公司会是哪一家？其实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行业在运作，会优胜劣汰，我们会用到很好的手机，这就是一个行业与一家企业的区别。那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行业呢？创造一个行业的唯一办法是创造一项收益高于平均水平的商业活动，这就是利润的社会角色。秘鲁Mibanco为什么会被该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银行收购，因为有利可图，并且高于平均水平。让市场为金字塔底部的群体服务，但我们需要维护竞争，因为竞争是保证商业活动所创造价值不仅流向投资者和管理者也流向金字塔底部客户群体的唯一方法，这正是一个行业的社会角色。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上市之后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市场中的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在征信局注册的客户规模稳步扩张，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的利息收益率则逐步下降。因此，根据实证观察，关于利润的另一种解读是，高商业回报可能对高社会影响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理由是高商业回报创造行业，而行业能够实现S2E2（覆盖大量人口、持续地工作、持续改进工作和降低成本），并进一步为金字塔底部的群体确保BEST原则的实现。Michael Chu 教授简介Michael Chu教授应 CAFI贝多广院长的邀请，专程前来参加2017年度普惠金融国际论坛并举行讲座。他自2003年7月起在哈佛商学院任教，是哈佛商学院“全球普惠金融战略领导力课程”和“全球医疗业务创新课程”的创始人兼联席主席。Chu教授目前担任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咨询委员会董事，并在纽交所上市的多家公司中担任董事，他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名誉董事。Chu教授曾经担任国际普惠金融的先驱——安信永国际的总裁兼CEO，参与拉美各地受监管的微型金融银行的建立和治理，其中包括著名的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秘鲁的Mibanco，以及墨西哥康帕图微型金融银行Compartarmos，后者于2007年在墨西哥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全球第一家IPO的微型金融机构。
本文来源：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 作者：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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