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之战明朝战败原因分析
发表日期：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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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号称百万雄师、人口众多、人力物力资源远比小小女真丰富的多的大明帝国，却在萨尔浒被打的一败涂地。明朝战败原因是什么？其实，惨败的种子在战前就已经悄悄种下了。
萨尔浒战役，是明帝国与新兴的后金政权之间，爆发的一次具有决战性质（当然不算终极决战）的战役。此次战役，以明朝一方惨败而告终。该战役的结果对双方日后力量和政权的发展走向影响极大。一方是明帝国日渐走向衰微；另一方是后金（清）政权不但避免了本政权灭亡的可能，反而日渐羽翼丰满，最终成为了明帝国无法回避的劲敌。
战役简介：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 年），由于建州军侵犯明朝边境,明朝任命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军队，筹措兵饷，准备进军赫图阿拉，消灭叛酋努尔哈赤。经过数月的筹划，万历四十七年二月，经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会师赫图阿拉。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从开原出，经三岔口，过尚间崖，进攻苏子河；西路由总兵杜松统领，出抚顺关向东，直驱赫图阿拉；南路由总兵李如柏统帅，出清河，过雅鹘关，直攻赫图阿拉；东路由总兵刘指挥，出宽甸，从东面捣后。明军四路实则10余万，号称47万。
面对明军四路围攻，努尔哈赤采取了李永芳的&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首先，以八旗精锐迎击欲立首功的明军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日，双方对峙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努尔哈赤用杜松派兵袭击界凡之时，猛攻萨尔浒明军，明兵溃败，勇而无谋、刚愎自用的杜松战死。接着，努尔哈赤将兵北至尚间崖，击败马林部，马林逃往开原，叶赫兵仓惶撤退。这时，努尔哈赤回师南下，诱敌深入，在阿布达里，围歼刘铤东路军，刘铤阵亡，姜弘立所部朝鲜兵投降。杨镐闻知三路军惨败，急令南路军李如柏撤回。努尔哈赤用了5 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明军文武将吏死者310 多人，士兵身亡者45800 余人，亡失马驼甲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此役是关系到后金与明兴亡的关键一仗。当年六月，后金打下开原。七月，攻占铁岭。从此，努尔哈赤由防御转入进攻，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开始全面崩溃。
一个号称百万雄师、人口众多、人力物力资源远比小小女真丰富的多的大明帝国，却在萨尔浒被打的一败涂地。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有表面的，更有背后的。认为：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惨败的种子在战前就已经悄悄种下了。
一就先说军队。
明朝虽号称有百万雄师，但那只是号称。明军要真是&雄师&，就不会败了。明朝一代军队的腐败；军人地位的低下；利益集团对整个军队和基层士兵的压榨与盘剥，在上是有名的。基层的士兵，有的居然弄得比农民还穷困。这些因素都早已从根源上可怕的侵蚀与毁坏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萨尔浒战前的整个明朝的国防力量，不客气地讲大多数已经就是这样了，还谈什么&雄师&。别说此时的明朝军队远比朱元璋朱棣时代逊色，就是戚继光镇守蕲镇打造出的那样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明军李如松入朝与日本人硬碰硬的军队；在战前的明朝，可以说都找不着了。
而且萨尔浒战前，明朝的国库早已被万历三大征掏空；国家财力甚至比万历三大征之前还窘迫。萨尔浒战前出兵，明军对外号称47万，实际上只有8万8千余人。而且这8万多军队还是费很大劲临时从各方拼凑组建起来的。其中有九边中其他边镇的部队；有南京、山东、浙江的海防部队；还有临时招募的。各方军队互不统属，号令不一，还缺少精壮之兵。至于士气，有不少是&皆伏地哀号，不愿出关&。连为国而战的士气和荣誉感都没有。后来还有叶赫部的几千盟军（未起作用），朝鲜的1万5千援军，加在一起十余万人。而努尔哈赤号称拥军十万，虽也有夸大虚张声势之处，但实际兵力还是有六万。双方的兵力对比并不悬殊；明军并无太大的兵力优势（要是明军真有四十多万，努尔哈赤还真扛不住。可惜不是啊）。况且，女真军队相对强悍，敢打敢拼。早在攻打清河堡时，女真兵受明军火器杀伤甚重，尸积如山；但依然冒死冲锋，最终攻取明军据点。&&对方是女真军这样凶悍的敌人；己方却是士气不振&不愿出关&的士兵。此时怎么骂明朝平时不好好建设军队已经没用了，太晚了！
二说战前明朝的经济实力。
打仗，背后打的就是后勤和钱。本来明朝这个庞然大物与努尔哈赤的后金相比，明朝毕竟是个大块头，小小的后金根本没法比。但是明朝表面虽确实比女真有的是钱，可是中央财政的钱却一点不多。战前，户部搞了个预算，需要战费300万两。万历皇帝还真就挺当回事，从自己内库拨出100万两，还缺200万。没招，强行摊派。令南京户部工部各凑50万，太仆寺、工部水衡司从水利工程费用甚至买马费用中抠40万。结果连这摊派的费用都没能凑够（凑够了也就230万，仍不足300万）。这回急眼了。万历批准了三件事来紧急搞钱。
一，加税。除贵州外，全国应纳税土地700余万顷，每亩加增税银三厘多；后加征数额上涨到九厘，可以增收200多万两（这还是想起并紧急用上了当年张居正编撰的《会计录》。张居正，可是当年万历亲手从政治上给打倒的人啊。这回怎么批判张居正的全不顾了，还是得捡起来人家当年弄出的东西。你说你当年要是把张居正那一套好东西继承至今，明帝国现在是不是能强多了？）。
二，不管那么多了，卖官、卖监生指标和资格。只要你拿钱来，咱就卖！三，各衙门工役的工资，降50%。&&这三项措施，跟皇亲国戚、大官僚大地主居然没挨上什么实质的边；大刀全落到弱势群体，诸如小地主、老百姓、工役身上了。张居正当年是&损上益下&，连相对强势的利益集团都敢碰；现在万历是&损下益军&。贫富悬殊又给拉大了。民间怨声载道。再说&损下&如果真正能达到&益军&，倒也算厚着脸皮认了。可是真&益&到&军&了吗？&&实际情况是发到军队的，还不到这些钱的一半。军队的饷银仍然无法保证按时足额发放。军队要饷银，像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战前明朝的中央财政，就是这么个样子。
三说战前明朝中央的军事指挥系统。
到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明朝兵部尚书职位居然是空缺；连代理干部都没有。直至女真兵锋逼近沈阳，才紧急任命黄嘉善出任兵部尚书。到此时兵部这么一个对国家如此至关重要的部门，已经半年没人主持工作了。皇帝不上朝，兵部工作不能有效运转。中央军事部门，在辽东警报频频之时都能弄成这样，真是打明帝国自己的脸啊！
四说选帅用人。
选的居然是杨镐这个军事庸才。这家伙，可以说是明军的丧门星。在当年朝鲜对日作战中的蔚山战役中，明军本来已经攻破了日军的好几道阵地，如果一鼓作气打下去，这场仗就胜利了；就算是伤亡大也是胜利。可是这个杨镐却命令军队去割首级（为自己捞取战功资本），自断兵锋；日本援军来时，他又率先逃跑。结果导致明军先胜后败，遭受重大伤亡。就是这么个草包，因为上边依附齐党，朝鲜之战后的万历三十八年，竟然被提拔为辽东巡抚（可见明朝朝中内部腐败，这样的人还能用）。他任职期间，已经有人警告他努尔哈赤将是辽东巨患，杨镐居然视而不见。到了萨尔浒战前，这家伙竟被任命为经略，兼任辽东巡抚，并赐尚方宝剑。朝中一个御史举荐他说的话太让人恶心：&虏逐原野，其技几何？劲兵宿将，惟我知之。镐之才力，足以办此！&（明朝内部的党争、派系真耽误事）&&杨镐草包，去对付努尔哈赤这样的军事政治强人，还弄个&努尔哈赤其技几何，镐之才力，足以把努尔哈赤办了&。军国大事，就这么无知吹牛盲目狂妄。明朝朝中的大臣，就是这样的大臣。丢人丢国家的脸都到家了！要是张居正在，早就一脚把这个御史踢飞了。
下边就看杨镐怎么去办努尔哈赤的吧。这个低能草包，竟然将出征赫图阿拉的明军一举分成了四路。各路大军彼此音信不通，各为孤军；最可气的，军事保密工作又没做好。四路大军拆分、各自出征的日期，这样至关明朝军队生死的机密，战前还可怕的泄露了。而努尔哈赤却是以逸待劳，并且有条件以众击寡了。有说法是杨镐居然给努尔哈赤下了战表，将四路大军出征的时间、路线全告知了努尔哈赤。如果此事是真的，只能说杨镐是个二得不能再二的二货。他是不是以为可以把努尔哈赤吓跑，自己可以白捡个&打败女真&的大功啊？努尔哈赤这个人物，难道是从小吓大的吗？
本来这次出战的总兵力，即使全部集中到一起，也不敢说能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让草包统帅这么一分，人家敌手的胜算暴增，自己一方的÷室部膳碌谋┰觥Ｈ绻骶鼙Σ徽庋鸱郑遣讲轿仍却颍平撕胀及⒗嘧芄槭敲环ǘ愎サ模鞫鸵朊鞒缶淳稣健Ｅ嗳谋Γ簿土颉＞退闼酱蚋隽桨芫闵耍蠼鹫獾慵业滓彩歉鞒牟黄鸬摹６绻呐率钦娴拇虺闪讼恼剑悦鞒庋拇蠊ぴ犊匆不故怯欣模缓蠼鹁尤绻谌罢揭壑性馐芟喽源笮┑乃鹗В撕蠹绦蛄啥钫蚬コ锹缘兀慌戮筒换嵯裾胶笙质抵心敲此忱耍コ锹缘氐暮缶⒈厝换岽蛘劭邸Ｕ秸褪侨绱耍虺志谜剑蛳恼剑蛩倬稣剑鸺跎钡蟹接猩α坎攀歉尽；褂校骶笔彼淙徽蕉妨ο陆担氨傅幕鹌魅词橇煜扔诤蠼鸬摹９丶茄罡涿挥衅菁坦饽歉霰臼拢馨鸦鹌骺蒲渲茫纬珊铣杉疟忠苑⒒幼约阂环降挠攀疲徽飧鲇共牛突嶙远媳妫曰儆攀啤＞峦乘е帕樱哉秸图悍骄拥挠跋焯罅恕６砺匏箍恳桓隹馔甲舴颍钪沾彀芰俗莺崤分薜哪闷坡兀欢裢跽瘛⒚饔⒆凇⒀罡湔庋木碌湍芏愀嗌儆攀坪捅厩捕寄芨阍闾５簟１撸笫拢郎嫱鲋腊　Ｈ罢庋匾恼揭郏鞯酃×烁霾莅蓖乘АＵ饽茉顾兀垦罡湓谡胶蟊幻鞒λ馈Ｋ酪话俅味疾辉Ｖ豢上按笳降陌芫执吹纳钤陡好嬗跋欤罡浣銎疽凰朗浅セ共黄鸶竺鞒摹２还心苡胁耪呤芘偶凡坏弥赜茫餮赘绞普呷茨艿蓖乘В徽獯硬嗝嬉卜⒂吵雒鞯酃诓康恼尾⒎窍兔鳌Ｃ鞒纳喜悖菹胨得辉鹑巍
所以说萨尔浒战役，明朝失败的种子在战前就已经种下了。这是量变到质变的必然结果。腐朽没落就要挨打（后世的清王朝也是同样），这是历史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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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故事最新更新　　作者：@欢乐幽灵 时间： 15:41:00 　　一、 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上面明清的区别：明朝是在朱元璋推翻蒙元的殖民统治后建立的一个华夏政权，从一开始，明朝的统治者就极其注意政府的组成和国家的治理，朱元璋曾言“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极其注意与民生息。而相对与清朝入关，暂不提起血腥屠杀，满清搞的是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让中国的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二、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明清的区别：有人认为明朝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明朝出昏君，清朝出名君，他们的理由非常充足——明朝的皇帝几乎不理朝政，而且可以几十年不上朝，而清朝的皇帝都很勤勉，一定事必躬亲。这种理由看似正确其实简直是胡说八道，请问大家，现在的英国女王如果事必躬亲那么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明朝的政治体制非常特殊，如果我们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理朝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机构一直没有出现混乱局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明朝在建国以后，皇帝废除宰相而设立内阁，建立了一种新的政府体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实不过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宪制国家修改使用的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内阁是由官职比较低的文官组成，类似现在我们国务院的一个政府机构，文官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为了一个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虚位，治理国家的任务也由一个人的家天下慢慢成为了君臣共为。皇帝的权力因为内阁的存在被极大的削弱了，比如万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结果只好以不上朝为名不见群臣，但是明朝的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文官体系。作为一个国家，是由一个独夫完全负责好还是由一个文官政府集体管理好，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如果从民主上面谈，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钢锋其人为人耿直，因为反对嘉靖的政策上书大骂嘉靖，但是谁知道，当时的海瑞不过是一个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个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这在被部分无耻文人歌颂为盛世的大清朝可能吗？这说明了什么？而且，嘉靖最终没有能把海瑞怎么样。 　　一些人总是拿洪武永乐时的杀戮来说明朝之残酷黑暗，然而清朝的更为残酷的文字狱却必而不谈。明朝的抄家灭族，更多的是针对王公大臣官吏。而清朝呢？大概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王公大臣因贪污腐败被斩首抄家灭门的吧（敖拜的） 　　很多人把明朝的锦衣卫和东厂拿出来说事，说明朝的特务统治有多么残酷，又说明朝的政府是多么专制，这真是奇谈怪论，明朝的统治如果是专制统治那么清朝就是地狱统治了。的确，明朝的确是存在特务机关，但是作为一个政府，有哪个没有这种机构？不过经过满清267年的泼脏水，搞的世界上面好象只有一个大明朝才有特务机构，清朝的血滴子即便有人可以说是杜撰，但是沾竿处是什么东东？大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皆以谋反罪处斩，只怕没有哪个朝代有此酷法吧。清朝的特务统治远远在明朝之上，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恐怕大明皇帝唯一归属自己完全管理的权力除去生杀予夺以外也就只有的这个特务机构了。我们还怎么说明朝专制呢？ 　　三、太监祸国问题：很多鹦鹉学舌的糊涂虫一提明朝就说什么明朝是什么太监祸国，又说什么这就表明了明朝的腐朽，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看待明朝的太监问题我们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明朝太监问题并不是什么国家的大害。明朝最著名的祸国太监不过就是王振、刘瑾、魏忠贤几人，从清狗的历史里面看，似乎这些太监是中国历史上面权力最大的太监，其实不然，中国历史上面出现宦官乱政的朝代不过东汉、唐朝和明朝，唐朝自不必提，皇上都被太监当作傀儡了，东汉太监可以封侯，但是明朝不然，首先，明朝的太监一般都识文断字，甚至是很有才华的（魏忠贤例外，不过魏的记性很好），皇帝用他们一般是做为帮助审批奏章的，但是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很低，明朝掌管司礼间的宦官和文官政府一直在明争暗斗，但是始终没有占过上风，在魏忠贤时期，太监在政府中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是文官政府的体制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他可以动摇的所以在文官反击之时，不但是魏，连他辛苦培植的什么龙呀虎的还有那些孩子孙子全完了，因为文官政府虽然因为皇帝的支持被迫让魏安插了一些人，但是政府的实际权力始终没有减弱，这就是为什么魏倒台明朝政府确没有出现任何的动荡。 　　四、崇祯是明朝的名君吗：部分人认为崇祯是明朝后期唯一的励精图治的名君，天启什么的都是昏君，其实这真是太抬举崇祯了。我认为如果天启还在，明朝未必会亡。其实如果我们把天启和正德相比，可以发现，天启和正德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属于不务正业的皇帝，但是正德时期明朝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成功的（也因此正德被称为明武宗），天启年间后金虽然是占领了东北大部，但是要想进关还是难于登天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政治和军事一直由文官政府协商解决，如果由一个人来主持，我看未必会赢。而崇祯登极以后，不断的更换首辅，同时杀戮忠良，完全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政府体系，一个国家那么搞能好吗？ 　　五、为什么明朝会出现民主思想的萌芽：明朝末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国比较成系统的民主思想，尤其黄宗羲所言——君为天下之大害，请问，如果没有实际上面的民主制度萌芽黄宗羲的言论从哪里来？ 　　可见，本来明朝完全可以先于英国成为世界上面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但是??????　　另外，说一下明朝的太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面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明朝的宫廷对宦官的培养和其他的朝代不同，明朝对太监的培养是按照文官的方式培养的，可以说，明朝的宦官在中国历史上的宦官里面整体素质是最高的同时为国家的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些宦官英雄里面首推明成祖年间的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宣扬国威，大长了我中华帝国的威风，连现在的西方国家也不的不认为世界上第一个航海家是中国的郑和，其次才是达伽马哥伦布等人。在郑和以后，明朝起积极作用的太监也远多于祸国者的，例如，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乱政，八虎之一的太监张永陪杨一清西北平叛，一举消灭叛乱，在回京后协助文官政府搞跨了刘瑾。在明宪宗年间，万贵妃称霸后宫，因为万贵妃本人不能生育，便想方法杀死很多怀孕的妃子，结果搞的的宪宗几乎绝后，多亏了门监张敏和司礼监的怀恩暗中保护了已经怀孕的纪氏，宪宗留下了骨血，也因此，张敏吞金自杀。嘉靖年间，严嵩独霸朝纲，也是太监黄锦协助徐介清除了这个朝廷中的大蛀虫。这种类似的事情太多了，不一一赘述。所以说，对于明朝的太监问题，我们应该一分为二的来看，而不应该一**打死。 　　当时西欧的强国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西欧看来英国也是蛮荒之地。 　　荷兰被郑成功打败； 　　西班牙虽然占领了吕宋，但按照郑氏要求经常向台湾纳贡； 　　葡萄牙虽然骗取了澳门，但它们的澳门总督还是归香山县管。 　　当时别说西方一两个国家，就是整个欧洲加在一起，也没有晚明强大。　　说实在的，以前也一直觉得明朝实在太腐败了，什么宦官专权、特务专制、皇帝独裁、官僚腐败，军队无能，全在明朝。而清朝呢？皇帝大多励精图治于国事，只不过时运不济，恰好在中国的封建停滞期碰上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上升期。最近几个月思考这个问题，才发现历史似乎并不如同我们原本想象的那样。在下说几个疑问： 　　一、先说明清的经济 　　都说清朝的康乾盛世，何以只养得起80万军队？而人口少于清朝数倍的明朝却养了200以上的大军？而且明朝后期的军队装备的多是价格更高的火器，而清军主体仍是在使用刀箭。 　　清朝的照片遗留有很多，其中清军之服装龌龊如乞丐，而根据史书所记载，以往的哪个朝代军队的服装不是明艳耀眼？ 　　清朝国库常年空虚，而明朝国库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盈满的，作何解释？ 　　且康乾盛世时清朝之耕地面积竟然不过恢复到明朝崇祯末年的水平，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英国大使马嘎尼来华期间，记载北京街头乞丐很多。许多百姓都是蓬头拓面，衣杉褴褛，因此他形容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中国人”正在逐步退化到“半野蛮人”时代（见马嘎尼的中国行记）。反观明朝，来华的众多西方人士皆形容中国如人间天堂（见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以至我不得不开始怀疑清朝的盛世了。 　　二、再谈独裁 　　众所周知，明朝许多皇帝不上朝，然而国家竟然能够保持正常运转。不上朝的冠军当属万历了，然而万历时的对外战争均全胜。真不知独裁的政权如何能够在独裁者不问正事的情况下保持正常运转，对外战争全胜的。 　　再说清朝，清朝皇帝的勤劳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为什么这么勤呢一切奏章都得自己批，一切事情都得自己决断，不知这算不算独裁呢？ 　　大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不知道是算什么。 　　在清朝的盛世时期，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这是中国历朝盛世所没有的事情。 　　明朝出了多少个思想家？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哪个不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巨匠？评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明朝占了一半，而清朝呢？似乎没出过什么大家。 　　明朝杀人多杀王公官吏，清朝杀人多杀民间人士，这算不算独裁啊？ 　　三、再说官僚制度 　　明清都实行文官体制，但是实质却大不相同。 　　明朝实行科举制，所有官员一律通过科举选拔，保证了民间的优秀人才能够为国家效力。而清朝呢？也实行科举制，但是只针对汉人（满官是*血缘关系任命的），且规定官员中满汉各半（看似平等，然而从文明程度和人口比例上看就发现不平等之处了），可是所有要职均由满人担任。可见国家要员不是通过科举选拔产生的，而是通过血缘关系产生的。不知这个制度究竟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倒退了多少年呢？ 　　明朝的官员贪污严重，而清朝的官员是有过之无不及。民间传“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讽刺清朝的所谓养廉银制度。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似乎也是出自盛世时的清朝吧。 　　再看明朝，对王公大臣各级官员惩罚极其严格，历代皇帝所杀的皇亲大臣不计其数（虽说过火），清朝呢？杀的似乎只是百姓，大臣却未见动过几个，一个奴才和申还是等*山皇帝死了之后才杀得动的。 　　四、再看军事 　　明朝在衰落之时，尚能战胜全盛的**，打得**200年恢复不过来。以偏食打得横行西半球的西班牙葡萄牙海军灰头土脸。在亡国之后，以一支私人武装（郑成功）竟把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打回老家。再观清朝，以数十倍之国力与**作战，竟然打得割地赔款。西夷数千，竟然打进北京！？ 　　明朝时期，军队已经普遍装备火器，质量亦不逊色于西方，火炮之比例不逊于二百年之后之英国，火枪更是装备了1/3以上的部队。可是清朝呢？在二百年后的战场上，竟然还在用马刀弓箭冲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五、再看开放程度 　　虽说有洪武时的片板不能下海，又有永乐归天之后的禁海令，然而抗倭战争之后，所谓禁海令已经形同虚设，民间的海上通商十分繁荣（郑氏家族的崛起就是明证），根据西方人士说，明朝是当时的世界贸易的中心，2/3以上的贸易都与明朝有关。自天启时开始，明朝政府特别重视与西方的交流，并且任命了许多西方人士为朝廷高官重臣，辅佐政事，并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思想与科学技术。民间文化更是兴盛（甚至出现了发达的色情出版业）。 　　再看清朝呢？闭关锁国！那是真正的闭关锁国！不许与外国贸易，不许外国人携火器进入中国，不接受外国传入的先进技术！　　说到这里，心中不快，不想再说了。　　明朝末年神机营的编制 　　全营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骑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 　　共计官兵5000人。 　　装备火器：霹雳炮3600杆(步兵火铳)； 　　合用药9000斤； 　　重八钱铅子90万个； 　　大连珠炮200 杆(多管火铳)； 　　合用药675 斤； 　　手把口400 杆(炮兵防身用手铳)； 　　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 　　孙承宗编炼的车营资料(标准车营)： 　　全营兵力：步兵3200人； 　　骑兵2400人； 　　辎重车夫512人； 　　各级军官，侍从，传令，杂役515人； 　　共计官兵6627人。 　　装备火器：枪1984枝， 　　其中鸟铳256枝； 　　3眼枪1728枝； 　　大小佛朗机共256挺； 　　各种火炮(红夷，神飞，灭虏等等)88门。 　　装备车辆：偏厢车128辆(战车)。 　　辎重车256辆。 　　明朝后期车营编制的详细资料(孙承宗和戚继光) 　　关于车营的编制：战车子营按照营－冲－衡－乘－车分5级编制。 　　每营4冲－每冲2衡－每衡4乘－每乘4车(偏厢车)， 　　合计战车128辆，配属给步兵子营使用。 　　步兵子营和骑兵子营则仿造战车子营编制。 　　步兵子营每100人为1乘－400人为1衡－800人为1冲－4冲3200人为1步兵子营。 　　骑兵子营以50骑为1乘－200骑为1衡－400骑为1冲－4冲1600骑兵为1骑兵子营； 　　另配一个2冲的骑兵权勇队(预备队)，一共有2400名骑兵。 　　而在近200年后，清军竟然还在使用骑兵集团冲锋的战术。一支近代化装备的军队竟然在200年不到的时间里退化回了刀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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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说了，帝制没有什么好去研究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由俭同志其实骨子里也没怎么好，他也想腐败，也想后宫三千佳丽锦衣玉食，也想弄个豹房到处玩乐，只不过条件不允许罢了。　　由俭同学省吃俭用下来的银子，被大笔大笔的拨给文官集团，再由一贯喜欢上下其手的文官集团拨给下属边镇大将，稍微打点仗就报功邀赏，报不出来就杀良冒功，由俭同学敢处罚哪一个？处罚文官，这些阁老尚书一个个挂冠而去，偌大个江山就丢给由俭同学一个人玩，玩的过来？处罚武官吧，干脆带着兵马撤退，一路祸害老百姓，到最后国内国外一团乱麻，不上吊自杀还能干嘛？　　帝制是人类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一个先天缺陷的孩子，永远长不大，至于他怎么慢慢畸形的死掉真的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因为结果都差不多。
　　精彩的文章，很好，再接再厉　　
　　有些时候觉得国家真的病的好重，脉把好了，没有药来根治　　
　　原博文地址：.cn/gzwugou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清朝不但比不了明朝，也比不了大宋　　原博文地址：.cn/gzwugou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守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 。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
　　你们到哪里知道这么多的呀　　
　　自己不争气怪不得别人
　　深刻　　
　　作者：@新昌仁慧1 时间： 09:57:55　　明朝中叶，谷仓之地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工商业的急速发展。明代《南都繁会图》反映了明中期南京的繁荣场面，各种商店比比皆是，拥挤的人群以至于埋没了道路，带给南京繁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开始出现了纺织业。明中期花生、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入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人口持续激增，到了明朝万历时期全国人口达到了两亿左右，万历时期的全国人口已是洪武时期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多。需要指出的是，明朝中期高产作物的引入也为以后清代的人口激增埋下了伏笔。明朝中叶以后，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广东佛山、山西阳城、福建尤溪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铸铁业。制瓷业中心是江西景德镇，明中叶时民窑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窑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如官窑青瓷，每座容烧量，以小器计，仅有三百件；而民间的青瓷窑，每座烧制小器可达千余件。　　丝纺织业中“花楼机”的机械构造比以往又有了进步，能在绫绢上提织各色花纹。南京云锦是一种色调鲜艳的纺织品，因其绚丽多姿、灿若云霞而居中国三大名锦之首，这种锦专供于制作宫廷内的衣物。明中期这样的高质丝织品在民间层出不穷，设计及纺织技术得到了急速发展，出土于明万历皇帝定陵的“黄缎地缀洒线绣百花攒龙袍”，是皇帝每逢喜庆时身穿的丝织龙袍，龙袍上绣着鲜艳的龙与花纹，代表土地的明黄缎子上隐隐有着龙的影子。这是同样反映出明代纺织水准的一件绝品。明代的苏州市场上有绫、绢、纱、绸、罗、布六种织机作为商品贩卖。所织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装脚的搅车。搅车改进后，产量大为提高。用句容式搅车和太仓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印刷业中已经使用铜铅活版印刷，这比宋代的胶泥活版又进了一大步。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工场内细密的分工上。在苏州丝织业中，就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等专门的工匠。在织绸时还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明确分工。徽州的炼铁工场中有煽风、看火、上矿料、取矿砂、炼铸，场外有采矿、烧炭等工种，“各有其任”。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　　商品经济的活跃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居统治地位，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有可能出卖更多的劳动产品。特别是田赋和力役折银征收后，劳动人民也必须出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银两，从而促使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松江府，小农以织布作为家庭副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是“日以万计”。江南地区，穷苦小民日卖纱数两以糊口，涓滴成泉，也汇成巨大数额。所以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江南纱”的谚语。其他农业、手工业产品如粮食、生丝、蔗糖、烟草、绸缎、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铁器、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也都大量涌进市场，还有一部分远销海外。　　明朝中叶后，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已逐渐显露出来。有些地区农民以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如江南湖州农民大部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农民多种植棉花。另一些地区农民则以种粮为主，如湖广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地区的粮食，就要依赖种粮地区。而手工业品产地所需的原料，又仰给于经济作物种植区。如丝织业发达的苏州、福州，所需要的蚕丝，要取给于湖州。松江地区的棉花不足本地织布业的需要，大部分要从山东、河南运来。这就促进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形成了交换的市场。明朝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了各种商帮。其中多数是中小商人，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富商大贾。商人的贸易活动已不单纯为满足于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贩卖手工业原料、粮食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用品了。　　明朝中叶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南、北两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都市。东南沿海的广州、漳州、福州、宁波、泉州等地，既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又是商业都会。长江沿岸的武昌、汉阳、荆州和运河两岸的天津、临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最繁荣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在这五府地区还有若干丝棉纺织业新城镇的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菱湖镇，松江的枫泾镇、洙泾镇、朱家角镇和杭州的唐栖镇等。城镇人口显著增加，既有土著，也有外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流民。他们多半脱离了农业生产。如王江泾镇，居民七千家,“多织绸，收丝缟之利”，耕田织布的很少。这些手工业市镇的兴起和城镇居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成为明代经济大发展的显著特征。　　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明初曾禁用白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迫使明朝政丨府不得不在正统朝时“弛用银之禁”。继金花银之后，明成化朝时，官吏的俸薪也部分折银了。明中叶以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输入剧增。据估计，到了嘉靖、隆庆两朝，仅广东市舶司每年收取的关税和外商租地税，就达二百万银元。万历朝以来，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鹰洋银币，已在闽、广通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对劳力的需要。江南一些地主除使用佃户、僮仆之外，还大量使用雇工。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一般是“计岁受值”。短工，一般是计日受值，也有计时受值的。1588年（大明万历十六年），明朝政丨府新定律例规定，长工中“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即雇主与雇工之间还有“主仆名分”。“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即短工人身与凡人一样自由。　　到了明朝中期，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除某些地区存在着落后的佃仆制外，大部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一般说来，今年佃耕，“明年可以弃而不种”。不过，有些佃户不具备必要的生产资料，要依赖地主补足才能进行生产。由于土地和大部分生产资料控制在地主手中，地主不仅有生产上的指挥权，而且还可以任意役使佃户。主佃之间还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别。另有一些佃户，拥有除土地之外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饲料以及口粮、住宅等，不必依赖地主，可以独立生产。地主为节省工本，也愿意招佃这种佃户，对他们“不敢甚虐者，惧莫为之耕也”。这是一种单纯的纳租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江浙、江西、安徽，特别是福建，还出现了“永佃制”一些佃户向地主交纳“粪土银若干，名曰‘佃头银’”，从而获得长期佃种的权利，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是还实物，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个别地区出现了以银折租。如江南娄县棉农，可按原租米一石折交银一两。　　明代名隶官籍的民匠中，班匠约有二十三万，约占工匠总数百分之八十。但是，不论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因不堪官府奴役，纷纷用怠工，避班、隐冒和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朝政丨府改变了对工匠的政策。　　1485年（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工部奏准，轮班匠不愿当班者，听其出银代役。南匠每月出银九钱，北匠六钱。1562年（大明嘉靖四十一年），明朝政丨府又下令，班匠“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匠班银”。　　这样，班匠对中央政丨府的人身隶属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大发展。江南苏、杭一带是纺织业中心。明朝政丨府为控制江南丝织业生产，在南京设立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在苏、杭等地设织染局。同时，江南各地又有大批从事丝织业的民间机户。这些机户，一方面被编为“机籍”，即匠籍，隶属于官府的织染局，受织染局的役使和剥削；另一方面又和市场有密切联系，从而不断发生两极分化。如明朝成化年间，杭州仁和县有一家名张毅庵的机户，产品“备极精工”，人相争购，逐渐富裕起来，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二十余张，“家业大饶”。晚明小说《醒世恒言》描写吴江县盛泽镇丝绸机户施复，从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不上十年，却能“开起三四十张绸机”。这些开张二十余张或三四十织机的机户，统称“大户”，而那些没有生产资料者则称“小户”，实际上也就是“机工”。 　　未完待续：
　　作者：@新昌仁慧1　　大明隆庆、万历年间，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有的小户被大户固定雇佣，有的则没有。每天早晨，在玄妙观口聚集着没有固定雇主的小户上百人。“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到了万历年间时，南京贫苦的丝织业工人，还由于“钱贱物价贵”，聚众“倡为齐行”罢丨工。这已经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斗争的特点了。棉纺织业中，两极分化的结果也使一些小生产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如温州地区贫家因无原料，只好替人纺织，“其女工巧拙，视布之粗细为差”。她们已经变成在自己家中为原料供给者工作的雇佣工人了。在松江地区加工棉布的暑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明朝万历以来，松江西郊暑袜店百余家，经售用洁白尤墩布缝制的尤墩暑袜，极其轻美，四方争购，“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这里，暑袜店商人已直接支配生产，变成了包买主，商业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做袜为生者，向暑袜店“给筹取值”，成了暑袜店的雇佣工人。当然，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同日而语。葡萄牙使臣托梅·佩雷斯1517年抵达广州后，中欧海路直接联系开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由此不仅风靡欧洲，而且席卷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　　欧洲和美洲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用于偿付进口中国商品支出，中国也在巨额内流白银的基础上建立了延续近400年的银本位制。中国商品的强大竞争力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恐慌。 　　崇祯7年(即163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下令在全西班牙帝国限制进口中国货，遏制美洲白银流向中国。5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在对华转口贸易枢纽——马尼拉大肆屠杀中国商人。 　　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场单方面贸易摩擦把长三角地区推入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紧缩和通货短缺，流通中白银数量明显不足；纺织品销量锐减，大量积压。 西方对中国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受《马可·波罗游记》鼓动的。这部游记完成于1299年，次年，也就是新世纪开年——1300年，率先在意大利出版。探索东方像一剂春药，刺激得整个西方躁动不安。最大胆的航海家，冲出地中海，寻求绕过非洲，或一直向西，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不过，整个15世纪，西方人撞来撞去，就是撞出了“新大路”，也没有真正进入神秘的中国。所以，一直到1502年葡萄牙出版《马可·波罗游记》时，其葡文版前言还在说：“想往东方的全部愿望，都是来自想要前去中国。航向遥远的印度洋，鼓动起对那片叫做Syne Serica(中国)的未知世界的向往，那就是要寻访Catayo(契丹，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称呼)”——在这样痴迷的向往中，欧洲与中国的相遇，已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www.tiexue.net/ ]　　1508年，葡萄牙人塞戈拉从里斯本率6艘船远航满剌加(马六甲)，国王特颁指令，要求他汇报在满剌加的中国人的情况：“要弄清中国人的情况。他们来自哪里？距离有多远？到马六甲贸易的间隔时间有多长？携带什么商品？每年来往商船的数目和船的规模如何？是否在当年返回？他们在马六甲或者其他地方是否设有商馆和公司？他们是否很富有？性格怎么样？有没有武器和大炮？身穿什么服装？身材高矮如何？此外，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他们的国家是否强大？有几位国王？国内有没有摩尔人和其他不遵行其法律及不信仰其宗教的民族？如果他们不信仰，他们信仰和崇拜什么？风俗如何？国家规模以及与什么国家接壤相邻？”　　1517年，已经拿下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不满足于通过马六甲华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了。派出特使皮瑞兹沿南中国海北上，先后到达广州和北京，要求与大明通商，但被拒绝。1553年，精明的葡萄牙人不再提通商要求，而以修船为借口，在澳门“借住”，一住就是400多年。如果，我们以殖民地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葡萄牙这种“软殖民”，事实上，已拉开了“半殖民”的序幕。如果，我们将外族侵略和海上对抗外国进攻也算作划分近代史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葡萄牙人“借住”澳门之后，又有西洋人来“借”澎湖列岛和台湾岛。　　1604年，大举进入南太平洋抢占香料产地的荷兰人，首次北上，进犯澎湖列岛，被大明军队击退。1624年，荷兰人二次进犯澎湖列岛失败后，转而占据了南台湾(这一年，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以制作地图名闻天下的荷兰人，很快画出了荷兰版的台湾实测地图，其侵占意图不言自明。　　西班牙人，在荷兰人占领南台湾的第二年，也就是1626年，也以保护吕宋的中日贸易为借口，率几艘大帆船侵入北台湾，随后在基隆建起了港口，定名为特里尼达德。1628年，大明朝廷招抚郑芝龙(郑成功之父，著名海商及海上武装的首领)任“海防游击”、“五虎游击将军”，以对抗西洋人的海上侵略。　　这一切，都表明早在16至17世纪，大明王朝已经在主权、军事、贸易、文化、宗教诸问题上与世界展开了正面交锋，包括直接与海上进犯澎湖列岛与台湾岛的西洋人开战。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之间的纷争，也打到了中国南部海域，如1642年荷兰驱逐北台湾的西班牙人的战斗。虽然，中国以自己为世界，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将中国绘入世界地图，一直是西方的一项伟大地理工程。在地理学先师托勒密描绘的最早的(公元2世纪)世界地图里，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幅以地中海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西之极是直布罗陀海峡，东之极是印度。这种认识在西方持续了一千年，印度以东的世界，被模糊地称为“上印度”，或“东印度”，直到1375年一幅全新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航海图”的诞生。在这幅细密画风格的地图上，中国被描绘成一片富裕的大地，大汗的京城(北京)，南方的刺桐(泉州)港，皆在其中；但图中蒙元帝国的边界完全不准确，比例也和实际相差甚远。因而它还不能算是准确描绘中国的西方地图。　　1585年，荷兰的奥特里乌斯出版了第一部世界地图集——《世界概观》，它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是，收录了葡萄牙地理学家巴布达所绘制的以“CHINAE(中国)”来命名的中国地图。这是第一幅由西洋人绘制的单幅中国地图(亦是中国分省地图)。它标示出了明朝15省中的13个省的位置及名称(四川和湖广没有标出)。其中，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京、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相对位置大致正确，一些港口城市和海岛也标注得较为清楚，如：澳门(但误为珠江口东岸)、厦门、宁波、海南岛、台湾岛等——中国已经清清楚楚地显现于西洋人的放大镜下。　　这一年，西方通过《世界概观》知道了中国的图景与位置；这一年，中国也因一个西洋人的到来而有了“国际视野”：1585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了第一幅中文版的世界地图，即《山海舆地全图》。后人在谈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时，总要提到中国被放在世界中央的事。其实，不论是把中国放在世界中央还是置于一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都是当时最先近的，也是中国人前所未见的世界景观。通过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大明中国知道了“天下”分为五大洲：亚细亚(亚洲)、欧罗巴(欧洲)、利未亚(非洲)、亚墨利加(美洲)、墨瓦腊泥加(南极洲)。此后，不仅徐光启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知道了世界的样貌，连万历皇帝也在1601年见到了利玛窦献上的《万国全图》。　　未完待续
　　作者：@新昌仁慧1 时间： 10:21:07　　大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商人开始投资生产规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帝国出现。而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私营手工业开始成压倒性态势，而所有这一切又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以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提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将黄册压在那里，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鬟行业有丫鬟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面对汹涌而来的机工暴动，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将为首的八个机工首领抓获，另外，将税监孙隆召了回来。　　葛成既已进入牢狱，每日前来探望的苏州市民络绎不绝，送来的饭食葛成消受不了，便分给其他的囚犯，因为葛成领导的机工暴动保护了商人们的利益，各处的商人也捐献钱财给葛成，葛成却坚决不受。朝廷将葛成等八名机工领袖判死，但苏州地方官府就是不敢执行，朝廷也只好默之，一直到十三年后才将葛成释放出狱。　　这场运动由于参与者全是工人，所以它成了中华帝国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虽然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和科学的进步主张，但是它却体现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牺牲性，这些正是手工业工人在大作坊中集体劳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所形成的优质习惯和团队精神，这些也无疑都具备工人运动的特点，所以，万历二十九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却都是200多年后的事情，17世纪的中国明王朝爆发了工人运动，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晚明城市因抗税而起的民变，已然内含公民不服从的兴味。所谓公民不服从，在西方蔚然成河，大约有三个源头———苏格拉底、梭罗、马丁·路德·金，而在罗尔斯的论著中得到系统归流。依照罗尔斯的定义，公民不服从，乃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它诉诸的是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正义观。一般而言，公民不服从有两种方式，直接或间接。直接的公民不服从是直接违反要抗议的法律，如上文提到的杭州机户罢工及逃亡；间接的公民不服从则是不但违反要抗议的法律，而且通过违反其他法律来引起社会注意而表达自己的抗议，如苏州民变中人们使用暴力手段，殴打乃至杀戮税吏、税棍，违反的已不只是税法而且是刑律。　　晚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开端 ：一部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把眼光集中在高层的政治斗争和人事变动这个冰山一角上，然而冰山海平面下看不见的那部分才是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　　东林党的问题要放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东南沿海，尤其是南直隶和浙江经济极度繁荣的大前提下来看待。　　有明一代，南直隶加浙江的进士数量就占明代全部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光苏州一地进士数量就达948名。再加上南直隶和浙江又是朝廷的财赋重地。隆庆开海以后，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其中大部分都沉积在东南地区。到了万历年间，东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政治上又举足轻重。那东南地区的士绅官僚必然会在朝廷内形成自己的政治述求，东林党正是在这种历史形势下踏上政治舞台的。　　东林党的本质是东南地区的士绅官僚作为资本的代言人，向皇权索要权力。看东林党的政治述求就知道了，要求减免矿税和工商税。而白银的持续流入更加剧了中国土地兼并，士绅官僚一边大肆兼并土地，一边又要减免矿税和工商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截断朝廷的税源。不管他们的口号和政治述求多么伟光正，也不管他们个人的人格气节是否伟大，能力是否贤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东林党本身就是以削弱皇权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也就是说，随着大航海时代贸易带来的白银持续的流入，士绅官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倒向资本带来的巨额利润一边。　　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是皇权压制士绅官僚势力做的最后的努力。万历未亲政以前，张居正实际上是皇权的代表。万历成年亲政以后，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清算了张居正。实际上是削弱了皇权本身，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皇帝再也无法在文官集团内部找到同盟军，此后万历只能依靠消极怠工来对抗整个文官集团，但历时悠久的国本之争万历终究还是输了。　　在这里要先简单说明一下明朝的政治体系。明初朱元璋废中书省，废除宰相以后，皇帝自己亲自兼任宰相的职位，创立了一个绝对皇权的制度。由于皇帝个人的精力有限，朱元璋又设立了大学士作为辅官，协助皇帝办公。这体制经过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的持续改进。在宣德朝，以司礼监和内阁相互平衡的监阁体制基本成型。正统朝土木之变以后，武官勋贵集团基本上被一网打尽，政治上彻底失去了话语权，文官集团一家独大。而文官集团是由数万个经过科举考试选取出来的读书人组成的，这些读书人又是从全国各地的士绅官僚地主家族中出身的。金字塔顶端的那个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的九五至尊之位，实际上是这些读书人意志的集合。真正属于皇帝能够直接掌控的力量只有司礼监和厂卫。文官集团一家独大以后，司礼监的地位就愈发重要起来了。　　明朝这个体制，看上去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这个绝对的权力是体制本身赋予的。如果皇帝本身能力够强，能够驾驭这个体制，那理论上皇帝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如果皇帝的能力不够强，那皇帝实际上就被文官集团所架空。不过在嘉靖朝以前，这个问题本身不算大，因为文官集团内部并没有明确额政治诉求，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永远充满着斗争，不可能出现整个文官集团联合起来对付皇帝局面。皇帝通过司礼监和内阁，基本上能在文官内部掌握平衡。　　但是，正德嘉靖年间，万里之外的一只蝴蝶扇了一次翅膀，打破了这个平衡，这只蝴蝶叫做大航海。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大量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输入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明朝整个社会风气也在正德年间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正德朝以前社会风气还是比较质朴的，到了嘉靖朝，社会风气开始走向骄奢，到了万历年间社会风气已经糜烂了。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繁荣，政治上贡献了全国三分之一官僚的东南一隅之地士绅官僚作为一个整体，倒向了资本带来的巨额利润一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程在晚明起步。可以看到，至明代中后期，古代封建社会业已高度成熟，在明成化、弘治与正德年间（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苗头已经出现；明嘉靖年间至明末（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新的近代社会因素更为普遍而显著地增长起来，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开始启动。所谓经济有了发展，其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既有量的增长也有质的进步。因此，只有全面、整体地进行考察，才能真实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程度和走势。明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全面发展之势，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生产关系呈现深刻变革之势。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显著特征，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是经济体制变革的走向。其具体表现是： 　　未完待续：
　　续上：　　第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引起中国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异。明后期，农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商品性农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这种发展引起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异，其变异的历史进程是这样展开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为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导致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提高；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冲击、瓦解着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异促使新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出现；等级雇佣向自由雇佣过渡；农业雇工经营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主要体现。而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又是手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城镇空前发展的基础，不言而喻，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异是整个明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异的起点。　　第二，民营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引起手工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变革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特征：一是官营手工业实施体制改革，向商品化和民营化转变；二是民营传统手工业焕发新颜，新兴手工业勃然兴起，由于其商品化程度增强，所以占据了整个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三是在民营手工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苏杭丝织业、松江棉纺织业、芜湖浆染业、佛山矿冶业、景德镇制瓷业、铅山造纸业、石门榨油业与南京印刷业等著名手工业中心；四是民营手工业的新发展有力推动了商业繁荣、市场扩展和早期城镇化进程，同时推动了为其提供原料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发生变化；五是主要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最初阶段的手工作坊、手工工场或包买商。
第三，商业贸易的繁荣、商人势力的壮大和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开创了中国古代商业史的新阶段。明后期的商业流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特点：一是商品种类增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二是商人和牙人势力空前壮大，地域性商帮形成。商人阶层不仅拥有巨额资产，而且社会地位也有提高；三是商人不仅在本地区开展贸易，而且还进行跨区域的大规模的长途贩运，把全国市场联成网络。沿海海商还从事进出口国际贸易；四是一些商帮实施的自由雇佣制、合伙制、伙计制及领本制等都是与传统商业不同的新的经营方式和劳资关系；五是一部分商人将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经营手工业或商品性农业。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明后期，中国封建商业已经高度发展并孕育出近代商业因素。 　　第四，货币权力的增大和信用借贷的活跃。明后期的货币关系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特点：一是赋役货币化，货币以银为本位，此变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二是白银流通量和储存量剧增，货币权力空前增大；三是从事货币兑换、汇兑和保存的货币经营业应运而起，它们已具有近代金融业的某些因素；四是信用借贷需求旺盛，生息资本剧增。借贷利率下降趋势的出现、农业生产性借贷的增多、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结合、部分生息资本向手工业资本的转移，都是信用借贷出现的新现象。　　第五，早期城镇化进程启动。城镇化程度是近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明后期，以往延续下来的城市、市镇与集市，无论是居民规模，还是工商业繁荣程度都超过了前代，工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功能明显上升；一批新的工商业城市、市镇与集市蓬勃兴起，构成中国古代城镇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时代特色。工商业城镇是当时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聚集地，带动着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明后期的城镇奠定了中国近代城镇发展的基本布局。　　第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有不同的学术观点，而且这一命题还遭到中外一些学者的诘难和嘲笑。在这种气氛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随之走向沉寂，不少学者自此缄口，即使原来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有的也抛弃此说。但是，我们应该尊重客观历史，重新肯定明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将被歪曲、被否定的资本主义萌芽论重新确立起来。不仅如此，还应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事实证明，以往对明后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范围和发育程度的估量，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大量史料表明，它不仅出现在丝织业、矿冶业，而且还出现在棉织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印刷业、商业和农业。 　　明朝，是一个应该如汉、唐、宋一样令人神往的朝代，而它的真实一直被一层面纱所笼罩，这就是其末期的那段辛酸的衰亡历史，那段历史被加注了许多误解，也产生了许多迷团，让我们至今也无法完全看到全貌，但明朝曾经的荣耀与辉煌、曾经拥有过耀眼的文明所释放的光辉不应该被那段衰亡史所掩盖。我们下面首先从明朝末期海上的军事贸易地位来窥探一下明朝的兴衰。 　　在明朝最终衰亡的那段历史拉开帷幕的之初，明朝海军与荷兰海上马车夫之间的数次对决都以明朝海军完胜告终，最后还以荷兰船只转道日本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为结局。此间自“沈有容谕退红毛番”开始，到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以至于盘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明郑令旗为止经历了5个阶段。 　　第一阶段，荷兰人乘明朝防守倭寇的汛兵撤回大陆占据澎湖，并一面写信威胁地方官，声称如果不同意贸易，即派军舰沿福建沿海进攻。结果，他们的这种做法引来的是明朝的50艘海军战舰。舰队指挥官名叫沈有容，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不仅有驰骋塞外破蒙古铁骑的战功，还有剿灭倭寇的战绩。沈有容向荷兰人通报了明朝的商业政策并要求荷兰人立即离开中国领土：“中国甚惯杀贼，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代客，尔何言战斗？想是原怀作反之意，尔来睹兵威耶！汝等不曾听过？我破倭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汝等步倭之后尘。”当荷兰人发现自己的2艘战舰已经被50艘明朝的战船团团包围，对方的指挥官又是一位底气十足的将领时，他们明智地选择了撤退。欧洲海上霸王同明朝的首次武装较量就这样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了，此次事件为澎湖留下了一块称为“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朗等碑”，这 块石碑到2004年刚好四百岁，是公认的“全台第一古碑”。 　　第二阶段，荷兰人又乘汛兵回大陆之季再占澎湖并修筑要塞风柜城，和英国一起出动15艘战舰，1200名士兵，要求明朝：“非经荷兰人允许，中国船只不得随地到各处贸易”，结果招来的是一万名明军士兵和200条战船。明军水师在澎湖港内遍设火船，攻击荷兰战舰；陆军在马公妈祖庙内架炮隔海轰击风柜城，并以无数长宽五尺下铺圆木的巨型堡篮填碎石排列为阵，白天做为掩体休息或发炮，晚上则推着它们前进。荷军火炮对此无能为力。荷兰人号称纵横七海，但他们从未遇到过如此猛烈的攻击，被迫在明军监视下拆除经营两年的澎湖要塞，明军再次收复澎湖。 　　第三阶段，1627年，第二任荷兰台湾总督迪?韦特（Gerand de with）曾发兵攻击在福建铜山的郑芝龙，企图削弱其势力，但结果却差点全军覆没，当其到达铜山后，立刻遭受火船猛烈攻击，只好率领维蕾德号、伊拉斯莫斯号，不发一炮，逃往爪哇，临走前命令其他快艇和帆船一起撤退，他亲率的战船逃跑成功了，但跟随的那些战船却无一生还。 　　未完待续：
　　续上：　　第四阶段，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进攻，此役荷兰人一举烧毁和击沉了中国方面的15艘舰船（郑军10，明廷5），并登岸“大掠”。崇祯皇帝严令惩荷，郑芝龙也发出私人悬赏。在明朝方积极备战时，荷兰人也不敢怠慢，他们招来了郑芝龙的对头大海盗刘香为增援。刘香带来了战船50余只。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重兵集团互相搜索，互寻战机。直到日，最终爆发了料罗湾大战。明军主力150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随着一声令下，明朝舰队在大船火炮掩护下，百条火船蜂拥而上搭钩点火。（欧洲人使用火船最多只几条，即使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在这种情况下的战斗，结果不会有什么悬念，一阵喧嚣过后，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中，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伤后逃走。荷兰舰只尚且如此，何况刘香的海盗船，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全军覆没在了料罗湾。　　第五阶段，1639年，不服气的荷兰人又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九艘骚扰中国沿海，多次击败中国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五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荷兰人才最终认输，彼此在海上不敢与明军对垒二十余年，也再不敢提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并购买明朝郑氏家族令旗以求不被劫掠。 其实，若荷兰人只不过是海盗而已，后期与其交手的从官军已经降格为郑氏集团的私人武装，明朝海军舰队真正经历过的大战是和日本海军的露梁海战。这次战役中日朝三方参战船达到1300艘（其中明朝500艘，朝鲜300艘，日本500 艘），此战结果明朝水军大胜，击沉日舰450艘，歼灭日军1万余人，明朝联军伤亡3500余人，给予侵朝日军以歼灭性重大打击，此后日本长期无法恢复建立如此庞大的舰队。若荷兰人在被“沈有容谕退”（1604年）以前能有幸见仅相隔数年（1598年露梁海战）的如此世面，或看到过更厉害，更久远的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舰队，恐怕绝对不敢贸然和明朝水军正面冲突。 　　露梁海战时期明朝舰队的福船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之一，吃水约3.5米，排水量在数百吨（有一号、二号之分）规模，每门福船配备：包括大发虎蹲炮1门，大佛郎机6门，碗口铳3门，喷筒60具，鸟铳10支，烟罐100个，火箭300支，火砖100块，震天雷20个，灰罐100个；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子300斤，火绳60条；药弩10张，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支，标枪100支，铁蒺藜 1000个，宁波弓5张，铁箭300支，弩箭500支，藤牌24面，篾盔、钉枪、腰刀每人一副。可以说福船的战斗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日军只能靠“大筒”和鸟铳来还击，日本当时制造鸟铳的工艺还是较为精良，有效射程可以达到30至50米，虽然这种武器对明军福船和朝军龟船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在距离合适及光线足够的情况下，日军的火力仅能比较准确地用鸟铳射击对方船上人员，说白了，倭寇就是倭寇，只知道射人不毁船，完全是海盗思维，难怪被朝鲜的李瞬臣用龟船就能打个七零八落，遇上更坚船利炮明朝舰队更是死得惨不忍睹，因为就连李瞬臣的龟船若和明朝舰队的福船对抗，福船不用炮轰，迎头撞上去也能把它撞个支离破碎，因为福船吃水深，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下压能犁沉敌船，多用船力取胜。　　不过福船还不是明朝海军最鼎盛时期的顶级装备，而此时的明朝海军其实已经因为国力问题而衰落了。在比万历更早的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就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而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火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它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这种战法使敌船甲板上站不了人，帆篷被烧，完全失去战斗力，束手就擒。所以当时倭寇虽然横行，但是在海战方面却不是明军对手。为了更好的发挥明军的火器优势，明朝还学习了葡萄牙等国的“蜈蚣船”，专门为了安置中型或者是大型的佛朗机，所以说在当时的世界上明朝的水上作战力量是数一数二的，可惜的是明朝一直保持以防御为主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导致了万历年间比隆庆年间的战船在总数量增加了73.2％的情况下，大型战舰反而减少了40%，海上的防御越来越靠近内陆。以至于在援朝战争期间，津京地区调浙的战船只有中小船只，大型战船只有现造。相比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时候主力为宝船和福船是差了许多。根据记载郑和所用的旗舰宝船是“二千料海船”，“料”是一种容积单位，参照明代史料记载的宁波府400和500料战船的尺度，“二千料海船”应该长61.2米，宽13.8米，排水量 1000余吨。明代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舟车”中记载当时造船“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因此“二千料海船”应为6桅木帆船。而在此之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金秋鹏先生偶然发现了一幅刻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妃经》卷首插图，在图中就赫然画着5艘劈波斩浪的6桅木帆船。 　　关注了明朝海上军事实力之后，不得不说一下明朝的海上贸易，这是明朝末期经济的一大亮点。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上稍微去看任何一本介绍明末晚明时期中国的经济和海外贸易的书籍都会提到，晚明时期的中国民间私营的经济力量远远比同期西方强大的多，当英国的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经算是巨富的时候，同期的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就在前面提到击败海上马车夫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几千万两白银，想想满清末期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要耗费满清几年的岁入就能体会到明朝时期私有经济的规模有多庞大，因此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 　　当时，中国农产品的商业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具备，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已经大半甚至百分之八九十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消耗的粮食一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地区运来的。当时民间的工业不断壮大，而官营工业不断委琐。 　　就以瓷器而言，根据《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引用宋应星的记载“民窑发展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窑大的多，以青窑为例子，官窑每座烧盘，碟样器二百多件，尺碗三十多件，大覃十六七件，小酒杯五六百件，而民间青窑每座可烧器皿千余件”。万历时期“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矿冶也呈现同样的情形，“当时官营矿冶业由盛转衰，万历时期最大的官营矿冶--遵化铁厂濒临破产，‘山场封闭，裁革郎中及杂造局官吏，……地租银征收解部，买铁支用。而与此相反，民营铁业得到迅速发展，芜湖已逐渐成为民间冶炼中心，专业炼铁钢坊不断扩大。著名的濮万业钢坊从濮家店迁到古城西郊濮家院，后因炼钢规模扩大，又在西城外设置总作坊，而以濮家院做东作坊”。而在明朝这样的私营钢铁大作坊还有许多家。 　　此外制糖业，造纸业都极其发达明。代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说“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而言，已六七分去农”也就是百姓里面已经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不从事农业，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人从事农业。应该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当时南方富庶地区的实际情况的，在这个时期里进行工业革命是完全有物质基础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展起来的。 　　未完待续：
　　续上：　　关于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和海外贸易发达到什么地步，按照现在普遍公认的估计，当时整个世界开采的白银的一半都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了中国（而且这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这一论断最好印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海战和吞并，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这一桩生意的作罢足以说明中国南方经济作物出口量之大，当时中国沿海私人经济规模有多庞大。 　　另外，在《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还关于其他商贾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与北方野蛮僵化封闭的狩猎民族力量崛起相对应，中国南方另一支相反的海上力量也在迅速崛起，但最终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强大的海上军事贸易地位毁于明帝国的衰亡，这一切是非常可惜的，这也深刻的反映了满清这种还处于奴隶制时期游牧民族的野蛮和落后。 　　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同期一样处于资本主义初期的英国以及西欧，和明代中国一样遭到类似满清一样的野蛮民族统治，一样在最发达最繁荣的城市遭受到屠城的命运，一样被勒令留发不留头，每个人都必须留一条辫子，否则杀无赦，一样遭受那样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文字狱统治，一样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来一个沿海迁界，沿海地区变成无人区，沿海居民被屠杀掉百分之八九十，沿海的树木植被都被摧毁消灭，如果还能比中国发展得更快？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明清易代相当于奥斯曼帝国成功征服意大利、荷兰、法国和英国等西欧各地，将对西欧各地的近代化进程产生逆转作用。　　伦敦塔在英国王宫中的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一个防卫森严的堡垒和宫殿，英国数代国王都在此居住，国王加冕前住伦敦塔便成了一种惯例。伦敦塔还是一座著名的监狱，英国历史上不少王公贵族和政界名人都曾被关押在这里，很多被在此处决。伦敦塔从建立之初就有数不清的人在城堡内丧命。因为历来就是英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座碉堡里被斩首的包括无数英国贵族……伦敦塔。这里面关押着政治犯，还豢养着皇家动物园的“动物”，包括狮子这样的猛兽和一个从美洲带回来的印第安人。在当时，人们进入城市都要从它的围墙穿过，然后才能踏上伦敦桥。九百年来曾先后作为王宫、兵工厂、监狱、及城堡的伦敦塔是伦敦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城堡共由22 个高塔所组成，留下了许多王室的血腥争斗史，16世纪起曾在此受刑的名人包括：学者托马斯、亨利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