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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 简历
华罗庚（日－日）江苏金坛人，中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奠基者，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日，回到祖国怀抱。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6月12日下午4时，他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国际数学大师。他为中国数学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华罗庚先生早年的研究领域是解析数论，他在解析数论方面的成就尤其广为人知，国际间颇具盛名的“中国解析数论学派”即华罗庚开创的学派，该学派对于质数分布问题与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在多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更是影响到了世界数学的发展，也有国际上有名的“典型群中国学派”，华罗庚先生在多复变函数论，典型群方面的研究领先西方数学界10多年，这些研究成果被著名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高度称赞。华罗庚先生是难以比拟的天才。
早年学习时期
日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华瑞栋，开一间小杂货铺，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华罗庚出生时，父亲已经40岁。40岁得子，夫妻俩把儿子看成掌上明珠，为了给儿子祝福，一生下来就用两个箩筐扣住了他。华罗庚因此得名。
1925年罗庚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无力进入高中学习，只好到黄炎培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会计，为的是能谋个会计之类的职业养家糊口。不到一年，由于生活费用昂贵，被迫中途辍学，回到金坛帮助父亲料理杂货铺。在单调的站柜台生活中，他开始自学数学。他回家乡一面帮助父亲在“乾生泰”这个只有一间小门面的杂货店里干活、记账，一面继续钻研数学。
那时罗庚站在柜台前，顾客来了就帮助父亲做生意，打算盘、记账，顾客一走就又埋头看书演算起数学题来。有时入了迷，竟忘了接待顾客，甚至把算题结果当作顾客应付的货款，使顾客吓一跳。因为经常发生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时间久了，街坊邻居都传为笑谈，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罗呆子”。每逢遇到怠慢顾客的事情发生，父亲又气又急，说他念“天书”念呆了，要强行把书烧掉。争执发生时，华罗庚总是死死得抱着书不放。
1929年，华罗庚受雇为金坛中学庶务员，并开始在上海《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1929年冬天，他得了严重的伤寒症，经过近半年的治理，病虽好了，但左腿的关节却受到严重损害，落下了终身残疾，走路要借助手杖。华罗庚开始他的数学家生涯时，仅有一本《代数》、一本《集合》和一本缺页的《微积分》。
1930年春，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当时在清华大学数学系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后对这篇文章很重视。后来，一位名叫唐培经的清华教员向熊庆来介绍了他的同乡华罗庚的身世。熊庆来听后非常赞赏。这年，华罗庚只有19岁，却已经走过了一段相当坎坷的生活道路。
华罗庚在清华大学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他用了两年的时间走完了一般人需要八年才能走完的道路，1933年被破格提升为助教，1935 年成为讲师。1936年，他经清华大学推荐，派往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的两年中，把全部精力用于研究数学理论中的难题，不愿为申请学位浪费时间。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注意。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从1939年到1941年，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20多篇论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在闻一多先生的影响下，他还积极参加到当时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之中。《堆垒素数论》后来成为数学经典名著，1947年在苏联出版俄文版，又先后在各国被翻译出版了德文、英文、匈牙利和中文版。 　　1946年2月至5月，他应邀赴苏联访问。 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想搞原子弹，于是选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赴美考察。9月，华罗庚和李政道，朱光亚等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担任访问教授，后又被伊利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回国建设时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华罗庚克服了来自美国政府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决心偕家人回国。他们一家五人乘船离开美国，1950年2月到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爱国激情，鼓励海外学子回来为新中国服务。3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日，华罗庚和夫人、孩子乘火车抵达北京。
华罗庚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接着，他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开始筹建数学研究所。1952年7月，数学所成立，他担任所长。他潜心为新中国培养数学人才，王元、陆启铿、龚升、陈景润、万哲先等在他的培养下成为著名的数学家。
回国后短短的几年中，他在数学领域里的研究硕果累累。他写成的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函数论》于1957年1月获国家发明一等奖，并先后出版了中、俄、英文版专著；1957年出版《数论导引》；1959年莱比锡首先用德文出版了《指数和的估计及其在数论中的应用》，又先后出版了俄文版和中文版；1963年他和他的学生万哲先合写的《典型群》一书出版。他为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热情，在北京发起组织了中学生数学竞赛活动，从出题、监考、阅卷，都亲自参加，并多次到外地去推广这一活动。他还写了一系列数学通俗读物，在青少年中影响极大。他主张在科学研究中要培养学术空气，开展学术讨论。他发起创建了我国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也是中国最早主张研制电子计算机的科学家之一。
1953年，他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苏联访问。他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出席了在匈牙利召开的二战后首次世界数学家代表大会。他还出席了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 1958年他和郭沫若一起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在科学、技术和工程问题上协调”的会议。
1958年，华罗庚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应用数学系主任。在继续从事数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努力尝试寻找一条数学和工农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经过一段实践，他发现数学中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是在工农业生产中能够比较普遍应用的方法，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改变工作管理面貌。于是，他一面在科技大学讲课，一面带领学生到工农业实践中去推广优选法、统筹法。
“文革”开始后，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指示：“统筹方法还是要搞的。”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这之后，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小分队共去过26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到之处，都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他的工作受到胡耀邦、叶剑英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
1975年他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第一次患心肌梗塞。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从单位圆谈起》、《数论在近似分析中的应用》（与王元合作）、《优选学》等专著也相继正式出版了。
1982年11月，他第二次患心肌梗塞症。1983年10月，他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活动。在美期间，他赴意大利里亚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院士；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4月，他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华罗庚担任的社会工作很多。他是第一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于1952年9月加入民盟，1979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1958年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79年6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答邓颖超同志的勉励时他表示：“横刀哪顾头颅白，跃进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日，他应日本亚洲文化交流协会邀请赴日本访问。
日下午4时，华罗庚在东京大学数理学部讲演厅向日本数学界作讲演，讲题是《理论数学及其应用》。下午5时15分讲演结束，他在接受献花的那一刹那，身体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讲坛上，晚10时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华罗庚《统筹方法平话》和《优选法平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形象生动的方法使得妇孺都能明白、掌握应用，取得了增加生产、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的效果。这期间，华罗庚还与王元教授合作开展了近代数论方法在近似分析上的应用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平台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深受广大中国工人的欢迎。
华罗庚还根据中国实情与国际潮流，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研制。他身体力行，亲自去二十七个省市普及应用数学方法长达二十年之久，为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期间，他千方百计地探索着数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途径，在“大哉数学之为用”一文中，他从各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数学的用途，他又以非常通俗的语言,，总标题为“数学的用场”的一系列小品文中，介绍了一些有用的数学方法，登在“人民日报上”，他精辟地总结了从事普及数学方法工作的经验，他提出并解决了普及数学方法的目的，内容及方法，华罗庚也是中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在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
1927年秋，华罗庚和吴筱之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一家迁居到了北京。虽然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吴筱之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却未变。吴筱之不仅操持家务，还帮他抄写论文和书信。一旦客人来家，吴筱之便代他承担起待客的各种杂务；而当华罗庚外出开会、办公时，又总是将他的拐杖、香烟和帽子拿出来，一递到他手上。 鉴此，华罗庚的亲朋好友曾问吴筱之为什么对丈夫关心得如此周到，她的回答是：“我能帮他一点忙，他就少操一点心，为国家多出点力。”
华罗庚和吴筱之有三个儿子：华俊东、华陵、华光；三个女儿：华顺、华苏与华蜜。
熊庆来，是华罗庚的老师，是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1893年―1969年，字迪之，云南人。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并且在法国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在函数论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成果，定义了一个“无穷级函数”，被国际上采用并称作熊氏无穷数。
《数论导引》华罗庚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优选学》华罗庚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年；
《多复变数函数论中的曲型域的调和分析》华罗庚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
《高等数学引论》华罗庚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
《典型群》华罗庚、万哲先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
《从杨辉三角谈起》华罗庚著，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
科普类：《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
其他：《堆垒素数论》、《从单位圆谈起》、《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优选法评话及其补充》以及《统筹法评话及补充》等。
华罗庚从不迷信天才，他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与毛泽东的交往
日，华罗庚同其他参加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的科学家们乘车到中南海，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感谢科学家们为发展新中国科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1958年得知毛主席在谈到“卑贱者最聪明”时，曾举他为例，他便迫不及待地自愿到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应用数学系并兼系主任，还亲自授课，以培养骨干人才，为数学应用早打基础。
毛主席逝世后，华罗庚向党献出了他珍藏的毛主席亲笔遗墨信件，这些珍宝都曾给他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华罗庚纪念馆新馆位于城南风景区，占地2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50平方米，是由东南大学教授齐康设计的一座现代纪念性建筑，展厅呈圆形，与外部向四面延伸的墙体构成类似数学直角坐标系，也象征华老立足圆点，多方发展的大师精神。
华罗庚纪念馆新馆2005年3月开工，总投资1000万元左右，日开馆。新馆包括报告厅、贵宾室等部分，陈列分为上下两层，大厅矗立华罗庚先生铜像，铜像后安置华罗庚夫妇合葬骨灰，设有复原的华罗庚故居，图文展板配合实物展出，另外加入幻影成像技术，表现华罗庚归国之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同学道别的一段情景。
展览共分六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第二部分：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第三部分：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第四部分：精心扶持新一代成长的杰出教育家；第五部分：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第六部分：华罗庚与故乡
展览反映华罗庚一生的事业与追求，体现出华罗庚激励后人的精神。此外，为配合中小学生兴趣，在展厅设有四处趣味数学游戏的触摸屏。
华罗庚纪念馆既是金坛市人民纪念华罗庚精神的家园，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缅怀华罗庚业绩、继承和发扬华罗庚精神的重要场所。
毛泽东对华罗庚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1964年和1965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著名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儿德说“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受到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受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华罗庚“华的存在比任何一位大数学家都更有其卓越的价值。” 　　
美国数论学家莱麦尔说：“华罗庚有抓住别人最好的工作的不可思议的能力，并能准确地指出这些结果可以改进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技巧，他广泛阅读并掌握了20世纪数论的所有制高点，他的主要兴趣是改进整个领域，他试图推广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结果。” 　　
王元先生说，从数学领域来说，大致分为两个：一个是分析，一个是代数。绝大多数的数学家一般只在其中一个领域里做出贡献，比如我自己，就是在分析方面。但华罗庚却在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另外一方面，数学又分成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华罗庚也是同时在这两方面都有很大贡献。 　　
“我没有元老他们这么幸运，能够成为华老的入室弟子”，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杨乐看来，没有成为华老正式的徒弟是一生的遗憾，“但在数学研究的道路上，华老确实深深地影响着我”。 　　
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著文称：“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足够成为全世界所有著名科学院院士”。 　　
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
被誉为“人民科学家”。
俗话说得好：“温室里难开出鲜艳芬芳耐寒傲雪的花儿，人只有经过苦难磨练才有望获得成功。”&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但因家境不好，读完初中后，便不得不退学去当店员。&　　
18岁时患伤寒病，造成左腿残疾。&　　
19岁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　　
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　　
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　　
历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全国数学竞赛委员会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副主任、副院长，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员等职。曾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高维数值积分等领域的研究与教授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Ｇ?Ｈ?哈代与Ｊ?Ｅ?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Ｅ?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实际，筛选出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的优选法和统筹法，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日在访日期间心脏病突发，在日本东京的大学讲坛猝然倒地，结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为以后矩阵几何学等，作下了奠基。
“中国数学之神”　　
“中国现代数学之父”　　
“人民数学家”　
华罗庚、钱三强被认为是中国计算机界的两位功勋科学家，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数论大师，多复变函数论和矩阵几何的开拓者。&　　
华罗庚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大师，他的名字在美国施密斯松尼博物馆与芝加哥科技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中，与少数经典数学家列在一起。他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　　
，1974年均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大会作报告（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惜均未被批准。&　　
开创中国数学学派，并带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培养出众多优秀青年，如王元、陈景润、万哲先、陆启铿、龚升等等，不少已成为世界级的名家了。&　　
建国六十年来，“感动中国一百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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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朋荣 简历
钟朋荣 - 个人简介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兼任西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兼任裕兴电子、华立控股、洛玻股份、武汉健民等5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兼任三九集团、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顾问。
曾在我国乡、区、县、中央四级党政机关工作。一九八八年初，因在《经济日报》发表两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被中央领导点名调入北京，参与中央书记处组织的关于工资、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随后留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研究》、《金融研究》等报刊发表经济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有：《百条治国大计》、《宏观经济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中国涨价风波》、《十年经济改革》、《钟朋荣集》、《解开中国改革的联立方程》、《跨世纪难题》、《三角债》、《中国金融新现象剖析》、《财政金融论》、《民富论》、《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网络时代重构中国经济》、《国策论》、《中国企业为谁而办》、《勤劳人的经济学》等。
1993年末，他与北京一批经济专家一起创办北京视野信息咨询中心。10多年来，在他的主持下，视野咨询中心专家团队制订了大庆、三九集团、海南机场股份公司、北京东安集团、河南华信资金市场、河南嵩岳纺织集团、山西潞安矿务局、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公司、陕西建设机械厂、哈高科、浙江南都电源集团、宁夏青龙公司、黑龙江大正集团等全国100余家大中型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体改方案；制定了郑州、湖北襄樊、台州、荆州、运城、吐鲁番等20多个地级市和河南济源、新郑、湖北老河口、温州平阳、苍南、瓯海、河北遵化、福建福安、云南罗平、山东寿光、山西潞城、浙江武义、河南滑县、山西左权等数十个县级市的发展战略方案。
钟朋荣 - 五项治学原则
我是从1979年开始发表文章的，到现在已近20年了，前前后后共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出版了18部专著。可以说，近20年的人生历程，几乎都是跟写作联系到一起的。从事经济研究要写论文，在机关工作要起草文稿，现在从事咨询工作要写咨询报告，所以写作就是我的工作。
在20年来的研究与写作中，我始终坚持以下五项原则：
生产力至上原则　搞清楚原则 面向实践原则 创新原则
钟朋荣 - 人生五段路
人生五段路：进出中南海前前后后…… 我1954年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先是当农民。那时，读初中和高中不连贯，初中到高中是断断续续地读下来的。其间，既有&罢课闹革命&，也有&复课闹革命&。我的数学成绩当时在学校还是冒尖的。由于历史的误会，现在干起了经济。不过，读高中时，好像对什么都有热情，浑身是劲，碰到什么学什么。但最后对我真有帮助的是绘画。与我一起读高中的，到现在有半数以上还在家种地，有的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当然也有的是儿孙满堂。大概是绘画的技术帮了我。我们那一带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都是我来画，因此，被公社党委记看中了，调到公社当党委书记的秘书。后来，在区里当到民政干事。这个经历很重要。当民政干事对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了解得比较透。再后来，到县政府里当民政干事，干了两年。在浠水县，几乎每一个自然村我都骑自行车跑遍。这段经历也很重要，无论是我的写作水平还是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与这段时间的锻炼有关。在中国的四级政府里面，乡政府干半年，区政府近一年，县政府干了两年，后来又到中央政府干了六年。
我在县政府的工作是安置城镇下放居民。大概是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大批城镇居民下到农村安家落户。我们老家的浠水县就有2800多户，有来自北京的，有来自上海的，有来自武汉的，也有来自本县县城的。他们到农村后，有的没有房子，有的因不会农活，生活极为艰难。于是政府给他们分配一些木材，给他们一些救济。在我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无论木材还是救济资金，都是通过政府一层层往下分的。我接受任务后，通过调查，发现不少下发居民的木材、资金被村干部(当事叫大队干部)、或者乡干部(当时叫公社干部)克扣或截留，根本到不了他们手里。于是我采取了一竿到底的办法。我骑个自行车，亲自到每一个下放居民家调查，根据所了解到的第一手资料，提出张三家给多少木材，李四家给多少救济，把这些都印成规范的表格，然后分别送大队长、公社主任、区政府分管区长、县民政局长签字，并同时盖上各级政府的公章。公章盖齐后，我就通知他们直接到县里领款、领木材。这样就把各种克扣、截留的漏洞给堵死了。
南方一般都种两季水稻，我们老家，第一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五一身”，第二季水稻的时间是“不插八一秧”，即两季苗分别要在“五一”节和“八一”节以前栽完。这样，整个七月就是抢割一季稻和抢栽二季秧的季节，俗称“双抢”。“双抢”期间，每天早晨四点钟左右起床拔秧苗，上午割稻子，下午栽秧苗；下午收稻子，晚上割稻子，干到九、十点钟。这样，每天从早到晚要干１０多个小时。湖北的夏天极为炎热，户外的温度高达40多高。中午在田间干活，感到脚像泡在开水里。晚上在水田里干活，上有蚊子水中有蚂蟥。因为身子很累，蚊子咬几口似乎并无感觉。有一次，大队在“双抢”期间放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有十多人躺在地上没走，我也是其中之一，因为大家都极度疲劳，早已进入梦乡。当时我在村里栽秧是最快的，&三五寸&的规格，我一天可以栽一亩多，左手分秧，右手栽秧，协调动作， 像一架机器三五寸&即行距五寸，株 距三寸。一亩有多少行，一行有多少棵，我计算过。我栽秧从不戴帽子，从不穿上衣，只穿个短裤，身上或头上有蚊咬，就用泥巴手拍一下，一天下来，成了一个泥人。
1976年，我被推荐到湖北省外贸学校，读了两年中专，1978年提前留校当教师。1979年3月我开始在《江汉论坛》和《湖北日报》发表文章，最早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的是《怎样看待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江汉论坛》发表价格改革方面的文章。1979年下半年，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关于价格形成基础的文章。从此开始，以后每年有三四篇甚至十来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到1988年，仅《江汉论坛》就发了十四五篇。《江汉论坛》是当时湖北省唯一一个理论刊物，双月刊，经济文章每期只有两三篇，一年也只发十多篇经济类的文章，但每年都有我的文章，有的年份两三篇。1987年，湖北省社科院院长夏振坤准备让我当《江汉论坛》总编。
1987年12月，我在《经济日报》发了两篇关于投资问题的文章，《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面临重大选择》。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经济日报》在第二篇文章发表时，破例加了一个很重要的编者按。编者按的全文是：&本文作者系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他撰写的题为《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的文章(发表在日本报第三版)，颇有见地，受到好评。作者在今天的这篇文章，对上文的思路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补充&。
这两篇文章发表之后，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对这两篇文章比较感兴趣，就打电话问报社作者是什么人。当时，我在中南财大读研究生(经济研究所)。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专程到武汉来找我谈。陪同这位中央领导同志与我座谈的有当时的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等领导同志，还有武汉地区的一些经济专家，也有我的导师张寄涛教授。这位中央领导同志见到我后，首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那两张《经济日报》。在我的那两篇文章上，他用红笔画满了圈圈点点。在座谈过程中，我就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第二天，中央领导接见中南财大研究生的消息立即成了《湖北日报》等报纸头版头条消息。三个月后，在这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引荐下，我被调到了北京，进了中南海。首先，与林子力等一起，参加价格改革方案的起草。当时是中央书记处组织的这个课题。课题完成后，留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主要工作是进行一些政策的调研和文稿的起草。这一干就是六年。
1992年至1993年对我影响较大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参与整理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主要整理经济部分；第二件事，1992年7月与中办调研室主任陈进玉合写了一篇《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的文章，全文9000字，《经济日报》头版发表。第二天，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报纸都全文转载。该文公开、系统地提出在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从此，全国公开展开了关于市场经济讨论。第三件事是&下海&。这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决择。
1993年，我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到大学当教授或到社科院当研究员，二是在政府当司长，三是下海。我一生中也谈不上当什么官，但毕竟在官场混的时间不短。从乡政府到中央政府，在四级政府部门工作过。在中办期间，不少工作是直接与中央领导打交通。从实践中，我感到自己不适合做官，或者说自己对做官没有兴趣。因此，首先放弃了官道。剩下的就是在商道和文章上作选择了。
1992年至1993年，正是要机关干部和“文人”＋下海的高潮。巨大的潮流，几乎对每个人都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我也不例外。我已经决定了要&下海&，但对已经从事过十多年的经济研究工作怎么也不舍得丢掉。因此，就试图寻找一条文商兼顾之道。但研究工作与下海似乎有冲突，如何把下海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呢?于是选择了现在的路子--办一家咨询公司，一半时间作研究，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前几年，每年坐飞机100多次。我现在办的这家公司在体制上是小内核大外圈。公司内部有几个专职研究人员，这是内核；外围有几十个专家、教授，他们有的70%的精力跟我干，有的一半精力跟我干，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外围专家圈子。
钟朋荣 - 主要学术成果回顾
我的学术活动是从学习和研究《资本论》开始的。1979年开始在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问题》、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研究资本论的文章，共发了十多篇。如《关于生产价格的的几个理论问题》、《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研究》、《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及解决办法》等等。价格转化中的“误差”即转形问题，这是《资本论》研究中的一个尖端问题。国内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少。为攻克这一难题，当时我作出了较大努力。 从1994年开始研究价格理论。这期间，围绕价格形成的基础是价值还是生产价格，经济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对价格形成的基础作了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完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书稿（未出版）。通过研究，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多渠价格论”。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价值的转化形态不是生产价格，而是多渠价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总利润在各行业的分配只是以资本为依据，即各行业等量资本要求获得等量利润，否则就会发生资本转移。结果，价值转化成了生产价格，不同的商品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劳动和资金两个因素参与利润的分配，不同行业的平等要求是：一方面要求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息，另一方面，等量劳动要求得到等量劳动收入。这种双重的平等要求，不是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是转化为多渠价格，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应是多渠价格。
1985年前后，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东欧热，大家对布鲁斯、兰格、科尔内等东欧经济学家的学说产生了较大兴趣，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短缺经济理论兴趣更浓。当时我作为中南财大的一名研究生，同样卷入了研究东欧、研究科尔内的热潮。对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东欧经济学者的理论，我都作过认真地研究，发表过几篇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科尔内的理论，我花了较多的精力，与导师张寄涛一起，共发表四篇专门研究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的长文。随后，我又将科尔内的理论与中国的实情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的短缺问题，在北京大学办的《经济科学》月刊上发表了《四种短缺理论与中国的短缺现实》一文。
研究生期间（1985年―1988年），特别是后期，我的主要兴趣已转向金融问题，对货币理论、货币调控方式、金融体制改革等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在当时金融理论方面的顶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表了多篇金融方面的论文。1988年，硕士论文为《中国通货膨胀研究》。该文20多万字，1989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获当年的图书奖。随后于1990年又出版了《中国涨价风波》一书（河南出版社出版）。
关于通货膨胀问题，国内外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理论；一是成本推动理论，一是需求拉动理论。我通过对中国信贷体制和信贷膨胀的机制进行深入地研究，提出了倒逼型通货膨胀的观点。中国的通货膨胀虽然也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因素，但不能简单地用需求拉动型或成本推动型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不能简单地靠控制需求或冻结工资，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倒逼型的。在中国，一个县长甚至一个乡长，都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货币发行。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关键是改革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通过这种改革，消除产生通货膨胀的倒逼机制。
1988年到1989年，金融领域“体外循环”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我于1989年10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货币与资金“体外循环”的效应》一文。该文第一次从理论上对“体外循环”的两种现象进行了实质性的区分：把交易结算不经过银行转账称为货币“体外循环”；把社会闲散资金不经过银行存、货称为资金“体外循环”，对两种“体外循环”的关系及社会后果作了细致地分析，并对两种“体外循环”分别提出了不同对策。
1989年宏观紧缩以后，企业间相互拖欠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现象。全国拖欠近8000亿。当时金融领域把这种现象称为“三角债”，并提出用贷款清欠。我对这种拖欠现象作了大量研究，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三角债》一书，全书约13万字。书中把当时的债务链区分为三角债和线形债两种。我的观点是，三角债是货币问题，线形债是非货币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增加货币加以解决，后者则不能靠增加货币解决，否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更多的不良贷款。
1989年至今，我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股份制和股市。1989年就提出存量股份制的方案，即首先对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开辟股票市场，对这种存量资产进行股权转让。这样，既没有增加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又达到了改制的目的。该文在当时的中办内参发表过。现在看来如果中国的股市一开始采用这种思路，就不会产生今天这么多历史难题。
近几年来，围绕中国股市的一些重大问题，我在《中国证券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完善中国股市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
在这些建议中，我讲得最多的是主张在中国建立区域性股票交易所，即三板市场。我认为，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中小企业，靠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根本不可能解决融资问题。要解决大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必须发展三小，即小银行、小担保公司，小股票交易所。因此，中国应该把发展区域性小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股市那么多造假、坑害股民的现象说明，中国目前的信用状况、职业经理人的职业责任感、新闻媒体的监督力等等，难以支撑全国性的股市。通过发展区域性交易所，让投资者对他所投资的企业距离尽可能地近，信息尽可能地多，这样有利于在企业内部建立起自我约束的机制，即来自广大股东的约束机制。没有这种来自内部股东的约束机制，仅靠证鉴会的监管机制，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时任浙江省工商局长的李强对我的主张很感兴趣，力主在浙江试点推广。去年，李强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后，请我带专家组到温州作专题调研。调研后撰写了在温州进行区域性证券市场试点的研究报告，并进行了初步的方案设计。该报告和方案作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州代表团的重要提案被上报。
我国改革开放到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私营企业，积累了巨额的私有财产。正确认识和对待私有资本已是当务之急。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资本家是吸血鬼，私人资本是万恶之源，应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公有化运动，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公有。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不协调，我对社会财产制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发表了《为有产者正名》一文。该文提出了对社会财产由两分法到四分法的新的方法论，并提出了“私有公用”理论。
长期以来，我们仅仅从所有制上观察财产、划分财产，把整个社会财产分为两部分，即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并形成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公有财产好，私有财产坏，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私有财产变成公有财产。
我提出，我们不应该仅仅看财产归谁所有，还应看财产为谁所用。公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应分为两块：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财产根据其实际用途也应分为两块：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因此，整个社会财产应分为四块，即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
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私有公用规律。人们办企业起初一般都出于比较自私的目的，为了追求个人的财富，并且是为了享受而追求财富。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竞争的激烈，他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兴趣去消费和享受这些财富。结果，这种越流越多的个人财富，名义上归他私有，客观上为社会公用。人们只要办企业，哪怕他再自私，一般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的支配。
作了这种划分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些财产适合于公有公用，比如城市的街道、马路；有的财产私有公用更有效率，被看护得更好，如一般生产、经营性财产。对整个社会来说，最不好的财产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有私用财产。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把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而应尽量减少公有私用财产，同时尽量将更多的私有私用财产转化成私有公用财产。前者主要通过降低税赋、藏富于民来实现；后者主要通过增加私有财产的安全性来实现。
《为有产者正名》一文发表后，被国内数十家报刊转载，在思想界和企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的首要问题。我虽然早已“下海”，肩负着创收的重任，但我仍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中国的就业问题。1998年出版了《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一书。该书认为，中国的失业问题是总量问题，是劳动力总量大大超过就业岗位总量。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就业岗位。为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不得不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率。书中还针对当时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现状，提出了四造主张，即造地、造路、造人（教育）、造环境。特别是造人方面，我主张通过多建大学，扩大招生，既扩大教育投资，增加教育领域的就业，又能推退一部分中学生的就业年龄，减轻就业压力。
《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中所提出许多政策主张，后来事实上被中央及有关部门采用，或者说，中央或有关部门近几年所出台的许多政策及主张，与我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的。
该书出版后，两次再版。厉以宁、董辅i、刘国光三位老先生分别为三个版本作序，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
近10年来，我的主业是做咨询。我和我带领的专家团队已为几十家企业研究和制定过改制方案。围绕咨询工作，我对企业制度，包括美国的企业制度、日本的企业制度、中国的国有企业制度和家族企业制度作了大量研究，出版过《中国企业为谁而办》一书。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一个基本观点，即“阿姨”（职业经理人）靠不住，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以“父母”（所有者）为支点的企业制度。家族模式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在多数行业里是一种比较有优势的企业模式。家族模式最大的特点是自己的“小孩”自己养，“孩子”得到了精心的呵护。浙江经济充满生机，从实践上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和职业经理人的职业水平难以支撑大企业。企业越大，管理层次越多，委托――代理关系越多，代理成本就越高。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应该建立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模式。用众多小企业代替少数大企业，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用老板经济代替车间主任经济。这应当成为我国多数行业的制度选择。
用市场交易代替企业管理，就必须让交易成本尽可能低，大大低于管理成本。为此，我极力主张发展产业集群。我深入研究了浙江绍兴、永康、嵊州、广东顺德、花都等地的产业集群，发表了不少关于产业集群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并在全国地大力宣传他们的经验。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竞争已经不是单打，而是团体赛。凡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地方，他们都是在打团体赛，因而竞争力就比较强，竞争优势就比较明显。
家族模式 深度分工 产业集群，这就是浙江经济的成功之道。这种模式对我国多数行业是比较适用的。
近10年来的咨询工作中，我主持了100多家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其中有大庆、华立、冶钢、杭汽轮等许多大企业和上市公司。这些方案大部分被企业采用，不少方案为企业带来较好的效益。如2002年我为河南安阳机床集团提出的九个字的发展战略（两减、两买、一扩、四提高），在半年内就为该企业省下了一个多亿的资金。安阳市政府和安阳机床集团都为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结合企业战略咨询工作，我对企业战略有关理论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企业发展战略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方法。这些思想和方法受到企业界的广泛肯定。1998年所发表的《中国企业留神十大陷阱》一文，被数十家报刊转载，许多企业就此文展开讨论，并因此而调整自己的战略方案。
近十年来，我们既给企业做咨询，也给地方政府做咨询。我亲自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甚至乡镇的战略方案。做一个地市战略方案，所属的县市我基本都跑遍；做一个县市的战略方案，所属的乡镇我基本都跑遍。因此，近十年来我跑遍了中国的几百个县市、上千个乡镇，仅温州就深入调研过近百个乡镇。
因为主持了50多个地市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案，我对中国区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的发展规律和基本的战略模式作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路。通过做方案和向各级政府领导作演讲，这些思路对中国许多地方政府领导的思维和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我为温州平阳、苍南等县市，为浙江台州市、绍兴市，湖北襄樊市、河南济源市、新疆吐鲁番市等许多地方所提出的发展思路，都已被这些地方的领导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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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朋荣 - 参考资料
1.中国经济网：/ 2.和讯网：/ 3.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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