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烟酒茶土特产的店 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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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金酒香飘满镇，源发茶味皆来问。
仄（读3、4两声）起平（一、二两声）收！！所以就是贴左边、、
辉煌人生不言小 　　芝兰雅室何须大
这个由公司内部研发的命名规则来决定的。
答: 畜禽粪便发酵设备的前景怎么样？
答: 你朋友是宫颈息肉.推荐一文,供你参考:
什么是子宫颈息肉
子宫颈息肉是慢性宫颈炎表现的一种，在已婚妇女中比较多见。
　　子宫颈是子宫下端的部分，其内腔呈圆筒形或...
答: li660912同学：
您好！您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好，说明您知道父母为了您成长的辛苦和劳累。呵呵，有这样的心理，我想您一定会在学习上下苦功夫，以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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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的小肖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在家人的支持下，几经努力，开出了一家小书店。开张那天，她特意让人写了“花香酒香，难得书香”八个字贴在门口。试从其创意的角度对这八个字加以评说。（5分）创意： &&&&&&&&&&&&&&&&&&&&&&&&&&&&&&&&& 。（不超过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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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酒香和花香给人快乐，使人陶醉，好书让人心灵得到感应，精神得到享受；酒香花香易得，书香难得。这八个字通过巧妙的对比和烘托，突出了读书的意义，引导人们去书中寻觅充满“香气”的精神食粮。（5分，意义和表达两方面各2分，语言1分，有欠缺酌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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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单东北角（一）“和平画店”“二流堂”“蓝衣社”
“和平画店”“二流堂”“蓝衣社”
明清时期的东单牌楼地区是北京城的生活区，当时叫崇文门大街，街上商店酒肆林立，行人如织。崇文门又叫“酒门”，运进崇文门的“白酒”是纳税的，属于“官酒”，四九城的酒肆都到崇文门大街批发“官酒”。
东单牌楼往东是明清国家最高考试单位所在地——贡院，每年贡院考试都有来自全国各地上万名举子聚在这里参加皇帝举办的“高考”，想一举成名状元及第。那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都是步行或骑驴坐马车而来，云贵高原考生往往要走几个月才能到京城。所以，落榜举子往往不回原籍，在京再苦读四年，参加下次贡院考试。康有为是连考三次才当上进士的。因此，东单牌楼往东的西观音寺胡同、东观音寺胡同、方巾巷、赶驴桥、鲤鱼胡同、笔杆胡同是名正言顺的“学区房”。外来人口增加，促进了东单牌楼地区的商业兴旺，那时候还没有王府井商业街呢。
1900年以后东交民巷成为外国使馆区，很快崇文门大街就变成了洋货一条街，外国人开的饭店、酒铺一家挨着一家，还有洋货商店、洋人开的医院和学校，就连东单菜市场都由人管理，原名“东市场”。
解放后，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被取缔，崇文门大街商业业态又恢复为东城区居民服务功能，如东单菜市场等。东单路口东北角的商业依次有东单酒馆、东单日杂店、东单电料商店、东单绒线铺、东城区第三副食品商店，然后是栖凤楼胡同西口。
过去东单路口是个丁字路口，东长安街东口正对着是西观音寺胡同。1953年在西观音寺胡同西口开了一家赫赫有名的“和平画店”。
李可染、李苦禅、娄师白……齐白石的入室弟子，个个声名赫赫，许麟庐应该算是最为低调的一个。齐白石晚年画风渐变，从写意转向抽象，有人评价他老了画糊涂了，惟有许麟庐说：老师，你的画变法了。齐白石回赠六字：“启予者，麟庐也。”许麟庐创办的“和平画店”一度成为京城各界名流的聚集之地，而且在和平画店你“买不到一张假画”。他豪爽直率，慷慨好客，《水浒传》中侠肝义胆的“小旋风柴进”被友人们借来作为对他的美誉，都喊他“柴大官人”……日，一代国画大师许麟庐走完丰富而豁达的一生，享年95岁。
把自家面粉厂变成50年代的“798”
1916年10月19日，许麟庐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原名许德麟。4岁时全家就逃难至天津，但他的许多书画杰作中，常可见到的“题记”是“渤海许郎”、“渤海许生”、“瀚海麟庐”，足见其对故乡的眷恋情深。
许麟庐的祖父是打鱼的，父亲许树亭原是名铁匠，通过多年打拼当上了工厂的头儿，算是发迹了。在他为儿子设计的蓝图中，许麟庐将成为一个天天坐着包车的洋行经理。16岁时，许麟庐于天津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但他自言“不是这个材料，叫我打算盘都打不好。”他对商业毫无兴趣，惟对丹青情有独钟，小时候他偶得一本启蒙过诸多大画家的《芥子园画谱》，也不知临摹了多少遍。毕业后整天徜徉于书肆画店。
一天，许麟庐又逛进了画店，一幅画画着一只乌鸦立在西瓜上，让他忽感惊喜莫名。画中的乌鸦比真乌鸦还要大，还夸张，大胆新颖。画家齐白石这个名字从此在他心里扎下根来，他走遍天津大大小小的画廊，只为了寻找齐白石的画作。为了凑钱买画，他不仅花光了工资，还像孩子一样在母亲面前耍赖，甚至不惜在地上打滚撒泼。妻子王令文回忆说，“结婚那天在花车上我就和他打起来了，他把我们家给他的那个戒指卖了去买画。”
1939年，23岁的他结识了在当时中国书画界与张大千并称“北溥南张”的溥心，后者成为他醉心艺术的最初领路人。后来许麟庐去看李苦禅在天津办的画展，觉得“气派大”，很是欣赏，相差17岁的两个山东汉子就此相识，成了莫逆之交。1945年，李苦禅将许麟庐带到了老师齐白石面前。当年白石老人已81岁高龄，声称不再收徒，他在自家门上挂了张字条：“心病发作，停止见客。”也许是宿缘深厚，当日见面，齐白石就破例收他为徒。齐白石喜欢吴昌硕，第三次见面时还为他改了个名字——“吴昌硕叫缶庐，那你就叫麟庐吧。”
也是在这一年，为了画画，29岁的许麟庐说服父母和妻子，举家搬往北京。1952年，父亲许树亭在北京办了个大华面粉厂，让儿子当经理，还是希望他从商。楼下是厂房和机械，许麟庐就把楼上的房间鼓捣成了画室，不管楼下机器如何轰鸣，只要约上师兄李苦禅，哥俩便“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饮酒纵歌，通宵作画，把面粉厂硬是变成了50年代北京最早的“798”。妻子王令文还记得，一日下起大雨，两人在楼上画画浑然不觉，晒在地上的麦子全被浇了个透……如此这般经营，一年后厂子就倒闭了。
齐白石点拨“学我者生，似我者亡”
许麟庐首先向老师学的就是画大虾。齐白石那时养了一盆子活虾，专为看虾怎么游，怎么伸腿，须子怎么长的。他喜欢在清晨画大虾，许麟庐就一早去看老师用笔用墨，看完再回家练。他异常勤奋刻苦，有时一夜就画100多张画稿，老师在他画的“墨荷图”上补画了两条小扁鱼，并题道：“麟庐画荷，白石补扁鱼，此鱼胆苦，乃知麟庐之苦心也。”
功夫不负有心人。许麟庐耳濡目染学习老人绘画精髓，从模仿渐得真传，最后竟达到乱真的地步。画家宋文治请他画虾，他的画与齐白石的画混在一起让人猜，结果好些次都把他的说成真的，反倒把老师的画说成假的。黄永玉说他“顺手能画出齐老头儿各种类型的作品，沉郁朴实，活泼轻快，林林总总，无一不像”，为此得了“东城齐白石”（齐白石晚年居于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许麟庐时居城东）这一美誉。但这时老师的一句话点醒了他：“学我者生，似我者亡。”
迷时师渡，悟时自渡。醍醐灌顶的点拨下，许麟庐开始跳脱出来，深研徐青藤、八大山人、石涛以及吴昌硕、赵之谦诸家笔墨，博采众长，最终锤炼出一套独有的笔墨语法。他画画很快，黄苗子评价他“下手风雨疾”，“我亲见的白石老人作画是慢条斯理地一笔一笔‘写’下去的，麟庐兄却是走笔如飞，一气呵成。但正是这个‘不同’，他才成其为白石老人有成就的门生弟子。”齐白石作画如写楷书，古朴凝重，许麟庐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擅长的狂草笔法入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写意画风。
至1957年齐白石去世，许麟庐鞍前马后侍奉老师12年，师徒情深一如父子。妻子王令文说丈夫“孝敬老师比孝敬自己的亲爹还厉害”，大虾、螃蟹、各种时令珍鲜……所有吃的东西都买最好的，买了就往老师家拎。有一次，许麟庐的父亲请齐白石做客，畅饮抒怀，愉悦兴浓，席间齐白石对其父说:“你是铁匠，我是木匠啊!”一旁的许麟庐一点即通，他遂治了一方印，写着“铁匠之子，木匠之徒”，以示对恩师的敬仰厚爱。齐白石年迈怕冷，王令文将自己的一件黑丝绒坎肩拆了，为他做了顶帽子，深得老人喜爱。在齐白石晚年的照片，包括吴作人所作的那幅著名油画像上，都可觅得那顶黑丝绒帽子的踪迹。
齐白石性格乖僻，对喜欢的人特别亲，不喜欢的人来就装睡觉。他晚年对钱财之悭吝，多让人颇有微词，但对爱徒，他又有非常豪爽的一面。90多岁的许麟庐接受采访，还深刻记得，一次老师坐黄包车上他家来，正赶上许家小九出生，齐白石马上给了十块钱，又给保姆五块，“那时候十块钱可不得了啊”。走时问许家老大喜欢什么，答小青蛙，又当场铺纸研磨，兴致颇高地给他画了幅青蛙图。
齐白石曾说过，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是李苦禅和许麟庐，对两人也偏爱有加，妙手之作，经常转赠爱徒。一次，齐白石在珍藏多年的乾隆纸上画了两幅荷花，皆署“平生孤本”（从未重画过），一幅是带倒影的荷花，一幅是花落一瓣，一群蝌蚪顶瓣而游，要分给李苦禅和许麟庐二人。两人惊喜之余却难以抉择，齐老灵机一动，写好两个纸团一掷，抓阄分画，于是倒影荷花归了许麟庐。齐白石还为他们两个各画过一张《不倒翁》，在画上题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忽然将汝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此画“文革”时被抄走，当时许麟庐家藏画被抄走70余幅，最后惟这一幅被退回。
黄永玉称许麟庐为“比我老的老头”，几年前他曾以此为题写过一本书，书中一针见血：“中国有许多人自称是齐白石的学生。依我看，去过齐家几趟，照了三两张相的人有的是，都是‘学生’。齐老头儿死了，想声明没那回事也难了。李苦禅、许麟庐很少把学生不学生的挂在口头，倒真正师法侍奉过齐白石，拜齐老头儿为师，精研师道，作出师承的成绩。”“许麟庐是一座齐白石矿……我真觉得可惜没有或很少有人去向他讨教、认识齐白石。”
自办和平画店，北京的顶级书画沙龙
1953年面粉厂倒闭后，许麟庐拿着变卖三台磨面机的钱，在东单东北角西观音寺胡同西口开办了新中国北京第一家书画店，这个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三块店招牌匾分别出自齐白石、徐悲鸿和陈半丁之手。大门口的标志画是齐白石画的，一只和平鸽与和平二个字。
当年的和平画店，除了齐白石以外的另一块金字招牌，就是许麟庐那股侠气。那时，许多画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作为同行，许麟庐深知他们的艰辛，所以常常高价收进作品，又低价卖给那些囊中羞涩的爱好者，他刻过一方“取诸怀抱”的闲章，正揭示了办店的初衷。那时候“和平画店”几乎天天门庭若市，汇聚了当时北京的各界名流，郭沫若、邓拓、老舍、曹禺、艾青等常为座上客，齐白石、徐悲鸿、叶浅予、黄胄也频频光顾，外地的书画家到了北京，也都乐于来此看画欢聚。
许麟庐平生除了画画，另一大爱好就是酷爱戏曲。和平画店白天正常营业，卖的都是齐白石、吴昌硕这样的名家名作，到了下午五六点，便不再卖画，大门一关，里面就传出了锣鼓镲和胡琴声。“家对面就是东单菜市场，卖鸡的、卖鱼的、卖菜的、缝皮鞋的、拉洋车的都到我那儿去唱。”他年满八旬时，兴之所至，大段的京剧念白仍可信手拈来，唱腔依然铿锵有力，字正腔圆。许麟庐还创造性地将京剧和各种民间艺术用作素材，融入画中，启功就说：“他画的泥娃娃很有意思，我非常喜欢，看了让人心花怒放。”
来来往往的顾客中，最大方的莫过于戏剧家洪深，他为单位收画，第一次来刚开张的“和平画店”，店里挂的几乎都是齐白石的画，他极大方地一挥手，全包圆了。当时一张齐白石的画大概是十几块钱。卖光了的画店空了，老板许麟庐只好上天津等地去收购齐白石的画。洪深第二次再来，看到满室齐老的画，“故技重演”——全要了！“美术界的人都上和平画店去买画，因为和平画店没有假画。”李可染的儿子、著名画家李小可从美术史的角度，对和平画店评价甚高：“‘和平画店’是解放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场所，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聚集了一大批20世纪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画店为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开辟了见面的场所，这对于近代中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1956年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许麟庐接受华君武的建议，用自己和平画店里近200张齐白石、吴昌硕的作品，连同所有的家具，换来一个中国美术服务部副科长的“公家身份”。1957年，他被调到荣宝斋，继续做科长，工作是为国家鉴定、收集历代书画遗珍。
1958年扩宽建国门内大街，西观音寺胡同被拆，在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的保护下，公私合营“和平画苑”搬到了日坛公园的西南角开业，现在是中国最奢华的“会所”，这是后话。
直到1984年退休，他这科长一做就是27年。那时，文化部部长夏衍批准每年拨出几十万元，要他到南方专门购买书画资料，也是基于对他学养和眼光的信任。经过他手发掘的珍宝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一幅唐寅的《墨梅图》和赵孟頫的手卷，许多书画价值连城。而最让许麟庐大慰平生的成就，就是有缘觅得今年曾公开展出的苏东坡真迹《潇湘竹石图》，后经邓拓之手而典藏于中国美术馆。为此，郭沫若还题写了“竹箫斋”三字见赠，许麟庐晚年在京郊顺义建的大宅院，就用了这一题匾。
万事不在乎，画界“柴大官人”
黄永玉写许麟庐，骨子里的山东人，“是个万事不在乎的员外脾气”。黄永玉回忆一次来和平画店，看上一幅齐白石的画，但是李苦禅的一幅灰鹤也很好，可兜里的钱只够买一幅。犹豫再三，他决定买李苦禅的那幅。许麟庐说：“永玉，真有你的！你买齐白石的那幅吧，苦禅那幅我让他送你！”交易就这样做成了，一时传为佳话。
妻子王令文回忆当年的家：“有时晚上10点钟还有人来呢。吃了，住下，第二天走了，问他来人是谁，他都还不知道。”一次店里来了个人，不买画就是看看，然后劝许麟庐去上海，“我可以在上海支持你，在上海再搞个画店”。许麟庐直摇头说不去，那人走了后，才有人告诉他，那是陈毅，“我不知道，哟，那么大的官呢”。也正因为许麟庐为人“傻气”率性，洒脱仗义，美术界的朋友们都亲切喊他“柴大官人”。
对挚友许麟庐的“纵情作画，信手送人”的做派，黄永玉曾忍不住提醒他：“老许呀，老许！朋辈尊长的画作你珍惜尊重，自己的画作倒是闲抛闲掷，真难以让人理解。”许麟庐却一脸无所谓：“12亿人口，几张画，铺不了那么宽！人这一辈子，开心就行！那么严干嘛？”
来来往往的门客中，来的最频繁的就是大师兄李苦禅。李苦禅在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代大家沦落到传达室卖电影票，落魄之时，也是许家给了他难得的温情与慰藉。李苦禅爱喝酒，和平画店旁边就有个酒馆，李苦禅每次到这儿都要喝上几杯，也不点菜，那些年酒钱全由许麟庐替他付了。大画家钱瘦铁为好友刘海粟、林风眠打抱不平，被打成“右派”，也是许家敞开怀抱接纳他，一住就是半年。
“当年的那个家，像座善心的寺庙，时常有些飘零落魄的和尚来‘挂单’，避个风雨，求点慰藉。爱住多久就住多久，前脚刚走转身又回来的照样殷勤欢迎。”许麟庐的八个孩子，也成了所有朋友的勤务兵，跑腿办事，随叫随到。黄永玉曾深情感叹，“这个家一直到今天，到我的见识和情感的极限处，我没见过第二个这么温暖甜蜜的家庭。”
画坛大隐，写意人生
“十年动乱”时，他正值精力充沛、画艺圆熟、收获硕果的时期，却身不由己，历经磨折。“文革”期间，当年蜚声在外的“和平画店”被打成“黑店”，说成是“牛鬼蛇神的黑据点”。1971年到1973年，他被发配到湖北咸宁农场劳动改造，住大“牛棚”，种菜放鸭，养猪放牛，乐天派的他自我解嘲：“我的官（倌）越做越大。”期间老父亲在惊恐中去世，也不许他回京送别。
祸兮福之所倚。许麟庐多年后回忆，“坏事变好事”，“如果我不到湖北去，我不会画鳜鱼，不会画鸭子。我是三四次变法才变成这样的。”他每日拣野鸟蛋，哼几句《沙家浜》，闲时就师法天然，看水地、旱地里的荷花，观察鳜鱼和鸭子等动物的神态，“使我后来能对各种情态信笔拈来”。
后来周恩来总理将他调到北京饭店作画，当时一大批享有盛誉的老艺术家在周总理的组织和帮助下，得以恢复创作活力。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江青等人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矛头直指周恩来。黄永玉在许麟庐家中应邀为宋文治画了幅猫头鹰，成为发难的导火索。这场运动中，许麟庐的《荷花鳜鱼》被说成是宣扬孔老二的“和为贵”；画着4个柿子1棵白菜的《四世清白》，画中捆着的白菜，被指为以“一身捆绑”暗喻自身处境，有讽刺时政之嫌，也上了当年的“黑画展览”。许麟庐因之没少受苦，但追忆往事，他不愿多谈当年的不愉快，只是淡淡回应：“人若不受苦，画就没有深度，没有豪气，苦难是画家的师友。”
晚年的许麟庐谢绝“大师”头衔，选择深居简出，隐遁于通州“竹箫斋”中埋头笔耕，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被圈内人誉为京城的“国画大隐”。人艺的老艺术家蓝天野是许麟庐的高足，他回忆曾多次劝老师办画展，但许老总是平淡回说：“不办。”挥毫泼墨60余载，直到2002年许麟庐才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名士出山两鬓霜。虽不爱显山露水，但年逾90岁，他每日仍笔耕不辍，“白石老人90多岁还求变法呢”。就在2010年9月29日，许麟庐在北京画院美术馆推出了九旬新作画展《写意人生》，温家宝总理致以贺信，高度评价了他的艺术成就。
89岁时，许麟庐写了一幅大字，作为生平的自述：“长于津沽，游于京华，年将九十，庸庸碌碌，不善辞令，以诚待人，感情用事，涂抹一生，殊不惊人，亲友厚爱，以慰余生。”平实淡然，谦虚低调，实为他一生人格的真实写照。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齐白石弟子”五个字，使许麟庐的画作价值猛增。许多不懂画的“土豪们”假充风雅，疯狂抢购许麟庐的画作带来的价值。这也给曾淡泊名利的许麟庐先生带来了存款，带来了房子，带来了心情愉悦的晚年生活。
一生勤耕不已的许麟庐辞世后，留下一笔巨额遗产，据说价值21个亿。
“东风吹，战鼓擂，看看咱家到底谁怕说……”
从许麟庐先生离开人世那天起，许麟庐的8个子女为了争夺这21亿遗产，把九旬老母王龄文告上了法庭，快三年了，这场官司还在打……。
笔者不懂画，2000年装修房子，也风雅地在客厅里挂了四幅画，全是原创。我喜欢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画的春夏秋冬四合院的大门，有官府式的，有商贾式的，有金柱大门，有广亮大门。我偏爱西洋油画的写实，值得细看，越看越能看出层次。我不喜欢中国山水画，我没有看出山水画内在涵义的水平。我家的四幅原创油画是在潘家园市场买的，总共1000元，就算援助大学生们画框、画布和颜料费吧。
& &“二流堂”
黄文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写道：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他的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很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骨旁、蚝豉发菜焖猪肉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藏画，得益太多。他们对我慷慨而我对他们放肆，“邑有穷读愧买书”啊！我这辈子不可能有他们这种肚量和境界了。我很小气，想起抄家的好书好画册没有退还，老是大方不起来。这些狠心人哪知我们得一本好书不易。
有一个闹不清的也不想就正于苗子的问题。他是当了“右派”之后才搬的芳嘉园呢，还是“右派”之前搬的芳嘉园？总之是搬了。那是大名士王世襄老兄的家。苗子住东屋，光宇先生住西屋，世襄住北屋。如何的搬去？如何的接头谈判？因为三个人的脾气、思维方式都不同，记得起细节的话，写下来定是篇有趣文章。
长安街拓宽之后，西观音寺没有了，和平画店没有了。恰好，盛家伦住过而动感情的那座房子及苗子的房子还在，红的砖，很容易认出来。
我前后的两个住处离芳嘉园都很近。原来住大雅宝胡同，后来住罐儿胡同，都是几步路的光景，所以大家常去常来。
芳嘉园时代是很远的，它度过了反“右”运动，苗子东北劳改几年，“文化大革命”十年，苗子郁风坐牢几年，然后两夫妇出狱。住团结湖北里是近年的事了。
苗子劳改去了，郁风捏着苗子从东北寄来的第一张明信片乐呵呵地朗诵：“‘……穿过森林，翻过了岭，啊！好一片北国风光！’你看，你看，他还有这个雅兴！还‘北国风光……’”接着就像往常一样地大笑起来，并且把明信片交给我，要我也照样朗诵一次，接着也是笑个不止。
我家乡有句谚语：“叫化子困‘凌沟板’（冰块）唱雪花飘飘——苦中作乐。”这两口子实际上已经身临绝境。一个充满诗意在东北劳动；一个苦守寒窑得来信却大为欣赏而大乐。
真是少有。
200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二流堂纪事》一书的作者唐先生是一位乐观旷达的人，他不相信宿命论这一说法，尽管他已经旅居海外，但是由于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还是不顾年老体弱，以一种看似轻松，却又读来沉重的笔触，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经历写了出来。这些文章除在海外发表外，还结集成书，形成这本《二流堂纪事》。该书由“风雨篇”、“沧桑篇”、“忆旧篇”、“神仙篇”、“补白篇”五大部分组成，分别从“文革”劫难、革命经历、旧雨新知、见闻感想等诸多方面叙述了作者一生的经历和“二流堂”的悲惨遭遇。
唐瑜，别名阿朗，一九一二年生人。著名报人、作家、爱国华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电影新地》、《银座》、《电影艺术周刊》、《中国电影日报》、《小小画报》、《联华画报》、《民族呼声》、《早报》等。先后开办过三家小印刷厂。抗战时期，自费在重庆造屋，招待流落于此的朋友。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建国之时参军，从事深爱的幻灯艺术事业。离休后，和家人旅居香港地区、和加拿大等地。现居京城，安度晚年。
“二流堂”的来历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
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中宣部周扬等领导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和“红卫兵组织”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1979年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西观音寺胡同文化部宿舍“二流堂”，是一座横跨西观音寺胡同至栖凤楼胡同的标准的大四合院，在清代属于镶白旗至少三品官员的宅邸。解放后被文化部接收，那时候这个院子内建筑已经全部改变了风格，成为具有民国建筑风格的带围廊的兵营式排字房，院子中部有一栋西洋楼，改造时间大约在1931年。
1967年“二流堂”成员都被赶出北京，文化部也垮台，这所大院成为冶金部宿舍大院，笔者曾多次去过，笔者同学从灯市口搬到这里住。正门在建内大街，后门在栖凤楼胡同，东墙外有一条小胡同连接栖凤楼胡同和建内大街，东侧是北京市电话局。我记得院内数棵老槐树和老枣树，高大遮阴。新凤霞在回忆“二流堂”的文章中说在栖凤楼胡同，其实是一回事。
1994年左右“二流堂”大院被拆，据附近街坊讲拆迁单位叫“北京黑豹集团”，1996年“黑豹集团”据说是陈小同衙内的公司，因此拆空的场地涉嫌陈希同一案，闲置6年多时间。2002年有一家民营公司接着干，盖起“信远大厦”。
&“力行社”北平分社
“二流堂”原址在民国期间是国民党在北京特务机关的“大本营”。
国民党秘密组织“蓝衣社”的前身是“力行社”，成立于“九·一八事变”那年。“力行社”北平分社，简称“北平站”，就设在东城栖凤楼胡同，电台设在苏州胡同，此外还有府右街等地。1946年，北平站有300多工作人员，1000多外围特务组织特工，掌管着6000多人的武装力量。大特务戴笠到北平后，就住在“北平站”院内一栋二层小楼里。
先看看“蓝衣社”下面这些熟悉的名字吧：蒋介石：复兴社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社长。滕杰：力行社创始人，首任书记，31年冒杀身之祸组织力行社。贺衷寒：湖南人，在共产党三杰中有“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陈赓的腿”，在国民党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称。地主出身，少年聪慧接受过传统教育。早期参加共青团，在苏联留学期间就敢于顶撞团长张国焘，甚至拳脚相向，后来认为苏联道路不可行，倒向国民党方面。他是力行社第二任书记，组织了力行社第三层组织“复兴社(蓝衣社)”，因为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被蒋冷落。第三任第五任书记刘建群：口才极佳，何应钦的秘书，力行社核心中唯一的非黄埔系领导，由何应钦的侄女婿桂永清介绍给蒋介石。他主张法西斯化，但是与其他力行社首脑关系不好，后来一度被戴笠追杀。丰悌：蓝衣社“留欧派”代表，1934年任总书记，能力一般，表现平平，但是卷入刺杀汪精卫事件，1938年长沙大火被灭口。邓文仪：湖南人，27岁就任蒋介石秘书，位高权重，但是根基不稳。1936年任力行社总书记，和贺衷寒一起作为湖南系代表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郑介民：军统主要头目，代表特务处亲“力行社”派系，西安事变后作为“看守”书记。康泽：四川人，早年留学莫斯科大学，曾参加共青团，回国后投入国民党阵营。具有罕见的组织天才，仿效冲锋队组建准军事组织别动大队，在苏区利用别动大队实行保甲和新生活运动，对第五次反围剿贡献颇大，被认为是毁灭瑞金的罪魁祸首。曾扩情：早期任蒋介石秘书，黄埔军校同学会秘书兼总务，黄埔系最早发迹的一批人。桂永清：何应钦的侄女婿，其指挥的教导总队是蒋介石的警卫连扩张而来的，被作为嫡系中的嫡系，全国唯一的完成装备和训练的德械师（甲种军规模）（当时全国只有36、87、88三个师是完成了部分德械且全部由近卫师团扩张而来，教导大队是全部德械，宋子文的私人武装——税警总团是美德械混编后来成为欧美系在中国军队楷模新一军的前身）。胡宗南：蒋介石爱将，戴笠的死党，黄埔系在KMT里面的第一个团长，师长，军长，中原大战骁将，蒋介石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后来打拼出自己的班底西北系，拥兵数十万，成为KMT中一方霸主。戴笠：被称为“中国希莱姆”，军统大佬与胡宗南交好，早期混混出身，个人认为其虽然有能力，但是鹰犬近臣气息过重。权势熏天，个人修养有限，如果倒回时间500年，绝对是魏忠贤之流，如果想为酷吏以其品行节操恐怕早被人轰下台或者卸磨杀驴了。
马汉三之死
1948年9月，一则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京沪宁等地，军统大特务、华北地区特务头子，时任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马汉三被蒋介石下令以贪污罪处死。当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日薄西山了，因马汉三是军统重要分子，位高权重，因此他的被杀就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抗战胜利后，马汉三在担任军统局北平办事处处长期间大肆贪污，其劣迹被戴笠发现后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既要应付蒋介石的“军统善后”方案，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没有及时处置此事。马汉三探知内情后，知道按军统纪律，自己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决定先下手杀掉戴笠以图自保。当马汉三获知戴笠动身的准确日期后，立即派刘玉珠以登机安检为借口秘密在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日，当戴笠专机飞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戴山的山腰上，造成了飞机失事的假象。此事内幕直到1948年才被发现，蒋介石怕公布出来有损于党国声誉，便以贪污罪等将马、刘等处决。但笔者参阅解放后马汉三的家属以及军统的一些将级特务如沈醉、文强等的回忆文章发现，这一可能是不存在的，情况恰恰相反，戴笠对马汉三有知遇之恩，始终是马汉三在军统的后台与靠山，戴笠因飞机撞山意外死亡后，在军统内部的争权夺利的争斗中马汉三得罪了毛人凤，进而触怒了蒋介石，最终给他引来杀身之祸。
投靠戴笠青云直上
马汉三（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过继给叔父为子。因叔父是师范出身，马汉三近水楼台，从三岁起就在叔父的私塾里念书。1918年，马汉三插班入农林学校学习，1920年毕业。1923年，马被选送到中央农事试验场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学习。马汉三志不在此，遂弃文从武，投奔了正在北平南苑当“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其时，冯赖以起家的第十六混成旅已经改编为第十一师，于是，马汉三到第十一师当了一名学兵。1925年春，冯玉祥退出北平，移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马汉三则在他手下的刘郁芬部当文书。1938年2月，当时任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到北平“制裁”大汉奸王克敏，其时，北平区区长王天木在河北宝坻乡下主持“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由书记毛万里代理站务，其下有三个外勤单位，北平市内的两站，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察绥站站长即马汉三。在军统当中，马汉三与王天木、陈恭澍、刘艺舟、乔家才并称为北方“五大金刚”（以上五人都曾经当过北平站长），戴笠特加赏识。抗战胜利以后，还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站站长。
马汉三早年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名军官，曾在中共党员宣侠父将军身边工作过。在宣侠父将军的影响下，“九·一八”事变后马汉三曾参加过一些抗日救国运动，后来脱离了和共产党的关系，经军统在西安的负责人马志超介绍，投靠到戴笠门下，逐渐受到戴笠的赏识和重用，先后出任军统局五原办事处处长、兰州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财政部绥远缉私处处长等职，后去重庆任军统华北实验区区长，成为军统负责华北地区的头号特务头子。
有人说，马汉三是军统内非嫡系分子爬得最快的一个。马汉三在军统内之所以能在不长的一个时期就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一个重要原因是戴笠的亲信大特务大多数都是南方人，在北方没有多少关系和实力，而马汉三在西北军多年，广有旧识，在华北和西北的社会关系众多，可以弥补军统局情报来源南重北轻的缺憾。而马汉三果不负戴笠所望，冒着风险秘密往来于北平，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搜集到大量日伪及伪蒙疆政府的情报，为戴笠的特务活动立下汗马功劳，其中1940年轰动一时的“刺杀天皇特使”就是马汉三的得意之作。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为日伪统治。到1940年，在日军的残酷镇压下，当时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峻给日本天皇上奏折，宣称日本在华北的治安大有“成绩”，人们已经“臣服”，为此，日本裕仁天皇派出两名日本贵族院成员为特使来北平进行宣抚。两名特使一名叫高月保，另一特使名叫乘兼悦郎，都是中佐军衔。当时，戴笠给马汉三指示，要北平的军统地下人员找机会将其刺杀，马汉三立即布置军统北平站行动组组长麻克敌、组员邱国丰具体实施。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麻克敌和邱国丰发现这两名特使住在铁狮子胡同日军司令部里，每天都骑马到外面遛弯。在摸清了两名特使的行动规律，麻克敌和邱国丰于1940年11月29日上午，在其必由之路锣鼓巷皇城根尾随狙击，高月保当场毙命，乘兼悦郎身负重伤。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在北平乃至整个华北都引起很大震动，当时的敌伪报纸《新民报》在12月1日的头版头条以《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对此事予以报道。日本军部严令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限期破案，当时的伪政权治安部也在报纸刊登启事，悬赏大洋5万元捉拿刺客。事发后，日军及警特便衣在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铁丝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部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同时挨家挨户进行大搜捕，每个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查验身份证，全城上下一片恐怖。
由于军统内部出现人员叛变，日本特务机关最终破获此案，在北平的整个军统网络遭到严重破坏，麻克敌等多人被捕后被处死。马汉三在北平的住所也被搜查，其叔父马德明正好由乡下进城来看望马汉三，被埋伏的日本宪兵逮捕，后被拷打致死，马汉三在绥远的家也被查抄，其前妻朱凤珍被关押一年多，两岁的女儿也夭折了。马汉三受到通缉后，现北平、绥远一带无法安身，便只身南下，辗转逃亡重庆。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抗战胜利后大肆劫收
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以军统北平办事处处长的身份重返北平，公开职务是北平行营督察处长，当时军统奉蒋介石命令在国民党进占的各大城市成立处理汉奸机构，戴笠又指派马汉三任国民党北平行辕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调查北平汉奸的姓名、伪职、财产，整理汉奸名册。当时的马汉三身兼三职，俨然成了北平的接收大员，大小汉奸争相奔走门下，企图洗刷自己的罪名。马汉三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敲诈勒索、大发劫收财，一时之间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滚滚而来，“五子登科”，风光无限，在当时有“黄金万两”之称。马汉三把大量的黄金、美钞、珠宝玉器、古董字画分门别类，除部分造册上交，一些珍宝分送当时各权贵外，大部分据为已有，并用其中的部分资财伙同其亲信乔家才、刘玉珠等人在前门开设金店、成立中华信托公司继续大发不义之财。
在人民群众要求严惩汉奸的舆论压力下，经蒋介石批示，戴笠决定于1945年12月4日对北平的大汉奸进行逮捕，由马汉三以北平行营督察处长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一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50多名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受邀约按时赴宴的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克敏、王揖唐、王荫泰、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伪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伪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北平市长刘玉书等人。正当酒酣耳热之际，戴笠突然现身，宣布“入席诸位被捕，生活上已奉命作好安排。希望安心守法，听候国法之审理。家属不受株连”等语，随即分别押送东城炮局胡同监狱。当时的华北准备银行行长汪时璟曾送给马汉三一笔巨款，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则送给他一幅清宫郎世宁画的百马图，此二人经马汉三的暗示未去赴宴，后经戴笠特许，各自在家中软禁。至此，这场逮捕汉奸的戏码才算落幕。
疯狂镇压革命
马汉三在大发劫收财的同时血腥镇压革命，以此作为自己升官的途径。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与中共签订了停战协定，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国、共、美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参加军调部的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蒋介石则派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当军调部三人小组开会时，马汉三等人搜罗了一批地痞流氓，在北平街头游行示威，呼喊反动口号，污蔑共产党，企图以此破坏谈判。与此同时，马汉三还将飞贼段云鹏吸收入军统，组织了一个秘密“特别行动小组”，对叶剑英的住宅和中共代表滕代远的住宅进行昼夜监视，以获取情报。在对叶剑英住处监视未能得手的情况下，段云鹏又到滕代远处侦察，结果被警卫人员识破，中共代表在军调处就此事提出了严正抗议，马汉三这才下令，终止监视共产党谈判代表的行动。
1947年2月，军调部结束，中共代表撤出北平，当时中共地下党在北平有一电台在继续工作，8月间，军统（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但习惯上仍称之为军统）驻北平行营的电监科在例行雷达侦测时，发现有秘密无线电台活动，先由技术定位确定了大致方向，随后飞贼段云鹏等特务通过窜屋越脊等方式确定了具体位置。马汉三、军统北平站站长黄天迈等人协调指挥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破坏了这一电台，抄走了电台密码本，逮捕了电台工作人员，其中电台报务员李政宣迅即叛变，招供出他知&
道的所有地下党组织名单。被他出卖的除地下党在北平的情报和电讯系统外，打入保定绥靖公署内的地下党员、保定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清、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等大批人员在一夜之间被捕，并相继被押往南京入狱。此案波及北平、天津、保定、西安等处的地下党组织，遭抓捕的地下党人达数百之多，对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蒋介石闻讯后曾专门飞到北平，对特务头子们予以犒赏。马汉三满以为能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打开升官发财之路，殊不知，他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拉帮结派，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1946年春，戴笠坠机死亡后，军统逐渐分裂为三大派系：毛人凤的浙江派，郑介民的广东派，唐纵的湖南派。马汉三一向看不起毛人凤，认为他靠阿谀奉承和是戴笠小同乡的关系才能扶摇直上，不甘心居于毛人凤之下，对郑介民表示亲近。恰在此时，郑介民作为军调部国民党代表来到北平，马汉三对郑竭力奉迎，送钱送屋，而郑介民也要在北方扩大自己的势力，对马汉三青眼有加，双方关系打得火热。当年秋，蒋介石筹备召开伪“国大”，布置“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事宜，为操纵选举，1947年初，北平市政府成立民政局，在郑介民的推荐下，马汉三出任局长，郑马两人的关系进一步加深，这一切都看在了毛人凤的眼里。毛人凤为了独揽特务大权，一向视郑介民为死对头，认为不搞掉郑，他就无法获得实权，也无法取宠于蒋介石，为此毛人凤大肆排除异己，在北平他斗争的矛头自然就落在马汉三头上。1947年秋，北平选区开始了“立法委员”选举，毛人凤指令马汉三为女特务刘秋芳竞选，但马汉三自认为有郑介民这个靠山，就更不买毛人凤的帐，没有大力为刘秋芳拉票，最后刘秋芳落选，这使得毛人凤大为恼火，与马汉三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
为了搜集马汉三的材料，毛人凤特意派亲信小同乡王蒲臣担任军统北平站督察，对马汉三进行秘密调查。王蒲臣发现，马汉三私下和乔家才、刘玉珠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建国力行社”小集团，这个小组织，最初是以华北几省的特务为主，后来也吸收其他地区的特务参加，发展到五十多人，主要目的是拥郑反毛。当王蒲臣搜集到这个小组织的一份名单后，立即跑到南京向毛人凤检举。毛人凤杀机顿起，但要将马汉三这个大特务置于死地，这些材料还不够有力。适逢国民党举行总统、副总统选举，李宗仁与孙科的副总统之争进入白热化，蒋介石指令全国各地的军统投资竭尽全力为孙科竞选，马汉三却想借竞选之机与李宗仁拉近关系，在政治上来个狡兔三窟，不但不接受这一命令，反而暗地里为李出钱出力。由于他的活动，华北地区的选票大部分落入李宗仁之手。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为此大为震怒。毛人凤认为除掉马汉三的时机成熟，就将马汉三私结小组织、投靠李宗仁的情况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蒋介石因为马是“国大代表”，不得不慎重一些，没有照例批上“准予枪决”，而只批了“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便决定亲自赶赴北平扣押马汉三。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临行前还笑着对他说，自己参加军统工作十多来年，还是第一次亲自去扣捕人。1948年6月中旬，毛人凤到达北平，第一天还和马汉三等谈笑自若的敷衍了一番，第二天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把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等当场扣押起来。7月6日上午，马汉三等人被押解到南京，关在军统设在南京宁海路的一所秘密牢房内。根据王蒲臣等在北平搜集到的大量材料和马汉三本人供词的记录，毛人凤再次签报蒋介石将马等枪决。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一事十分气愤，视马汉三的行为大逆不道，决心杀一儆百，批准将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人处决，乔家才无期徒刑。9月27日，毛人凤见到蒋介石手谕的当夜就将马汉三、刘玉珠两人秘密处死。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各报披露，处死马汉三的罪名是贪污，但实际上，军统内部通令的大意却是马汉三网罗党羽、分裂党国，破坏军统铁的纪律，必须严惩法办云云。
如果说，马汉三与毛人凤之间的矛盾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缘起的话，那么他为李宗仁助选惹恼了蒋介石，则是他被处死的最主要因素。马汉三加入军统多年，替蒋介石卖命干了不少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最后还是死在蒋介石手上，他的下场足以令后人警醒借鉴。
（上文主要摘自《文史春秋》2009年第6期，作者相京）
“九龙宝剑”之谜
1946年3月，戴笠来到北平，特意去北平第一监狱提审了大名鼎鼎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戴笠本想通过川岛芳子在北方的情报关系，加强北方特务组织，却没想到从川岛芳子的口中，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秘密———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在抗战的时候曾被捕叛变。川岛芳子还说，前不久，马汉三还从她的家中搜走了一把九龙宝剑。
川岛芳子提到的九龙宝剑就是沈醉在坠机现场找到的那把宝剑。这把九龙宝剑本来是军阀孙殿英盗窃乾隆墓时得到的宝物，孙殿英本想通过戴笠把宝剑献给蒋介石，但是由于当时正值战乱，戴笠就托马汉三替他暂时保管。
马汉三深知这把九龙宝剑是无价之宝，所以他想利用战乱的形势，将其据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1940年，马汉三在张家口活动的时候，被日军逮捕。落到日本特务机关手里的马汉三，自知必死无疑。为了活命，他不仅供出了所有知道的情报，而且献出了价值连城的九龙宝剑。后来，马汉三被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释放，重新回到国民党军统工作。
时刻关注九龙宝剑下落的马汉三，得知宝剑藏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家里，就在日本投降后，迅速逮捕了川岛芳子，并从她家的地窖中搜出了九龙宝剑。不动声色的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
马汉三自从交出九龙宝剑后，就被死亡的巨大阴影笼罩着。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在天津机场上，戴笠满面笑容地与前来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话别。马汉三送走戴笠后，决定先发制人，干掉戴笠。他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其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3月17日，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因此警卫并没有怀疑他。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戴笠专机起飞后，得知上海方面正下着倾盆大雨飞机无法降落，就决定改飞南京。飞机到达南京上空时，同样也是大雨倾盆，能见度极低，所以飞机偏离了航线。下午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县板桥镇上空时，定时炸弹引爆飞机失控，一头栽到板桥镇以南一座不到200米的小土山——岱山的山腰上。飞机坠毁后，起火燃烧，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之后，保密局终于弄清了马汉三截留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全部真相。于是在1948年6月30日，毛人凤亲赴北平，将马汉三等3人秘密逮捕，以便彻底查清马汉三等人的问题。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
上文记述这件事的真伪，只有天知道。当事人都死了，物件也找不到了，后人就当做茶余饭后的闲聊吧。
计兆祥之死
北京市警察博物馆现存老照片显示：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国民党绥靖北平分台台长计兆祥死刑，立即执行。计兆祥被在前门大街游街，在永定门西北角杀场执行枪决。
计兆祥，北京人，家住东城。1926年生，化名计旭、计毅、丁文忠，代号0942，电台代号0531，二龙路小学毕业后，先到天津一无线电公司学徒，后到国民党第四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受训并充任该军见习报务员，以后又分别到国民党24师、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国民党“绥靖总队”做报务员，1948年底，潜伏于北平，任国民党绥靖北平分台台长。在潜伏期间，他先后刺控我北京市公安局、南苑机场、国庆大阅兵等有关情报，发往台湾，至被抓获时止，共发报215次，收到特务经费3000元港币。
下面二张照片与本文无关。事情发生在1948年的上海滩，是蒋经国的三青团在外滩上公开枪毙“大老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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