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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4期
2008年第4期
以史鉴今&& 解读现实
义乌的30年，是自豪的30年。
义乌一不靠海，二不沿江，三不是经济特区，没有特别政策的优惠。全国和义乌相似的地方有成千上万，一同经历了30年，唯独义乌脱颖而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曾经11次到义乌调研指导。他指出：义乌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义乌依靠兴商建市，夯实发展基础，利用宏观调控的倒逼机制，转变增长方式，形成差异化发展优势。
但若将义乌改革开放这30年,放进党史的框架中去审视，则又是别有一番风韵在眼前。
义乌的今天,靠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 可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吹遍了神州大地，为何义乌一枝独秀？若从地方党史的角度看，这问题就相对简单了。因为在这30年中，义乌党员群众的传统作风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且带有鲜明的义乌特色。在80余年的义乌地方党史中,务真求实,自主创新,敢为人先的事例俯首可拾。这一传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义乌的党员群众，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
作为义乌发展事业的继承者，只有准确理清地方党史发展的脉络，充分了解昨天的历程；才能正确制定当前的工作任务，全面把握今天的历史机遇；才能理智审思未来的发展趋势，科学规划明天。因此说，只有以史鉴今，才能真正读懂今天，预知明天。
依靠创业创新架起走向富裕生活的金桥
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赴浙江省义乌市调研组
【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市场先发优势，以创业创新为动力，以小商品流通为载体，推进市场化，带动工业化，催生城市化，演进为国际化，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创造出“无中生有、有中生奇、无奇不有”的义乌奇观。
一、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
义乌地处浙中盆地，面积1105平方公里，本地户籍人口70万、外来人口103万。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发展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兴商建县阶段（1982—1993年）。实施兴商建县战略，以市场化为主要推力，逐步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工业强市阶段（1993—1998年）。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以市场化带动工业化，逐步形成了与专业市场紧密联动的工业产业体系。城市化阶段（1998—2003年）。实施城市化战略，工贸联动催生城市化进程，逐步形成了现代化商贸名城。迈向国际化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功能完善和业态提升，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演进为国际性商贸城市。
（一）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小县崛起为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市。1978—2007年，地区生产总值由1.28亿元增加到410亿元，增长319倍，年均增幅22%；财政收入由0.2亿元增加到58.88亿元，增长293.4倍，年均增幅21.6%；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由0.3亿元增加到855.6亿元，增长2851倍，年均增幅31.6%；三次产业结构由57.8︰21.1︰21.1演进至2.4︰46.3︰51.3。居2006年度全国百强县（市）第十二位，城市综合竞争力居浙江省县级市首位。
（二）从简陋的马路市场崛起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从马路市场起步，义乌市场先后5易其址、9次扩建，发展成全国性小商品流通中心和国际性小商品采购基地。市场经营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直接从业人员20余万人。经营国内外43个行业、1900个大类的40多万种商品，日客流量20余万人。2007年市场总成交额460.82亿元，其中中国小商品城348.37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大专业市场榜首。被联合国、世界银行、摩根士丹利银行评为“全球最大日用品商品批发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被誉为全球日用消费品价格的风向标。
（三）从基础薄弱的工业小县崛起为产业集群的工业强市。1978—2007年，工业企业由7497家增加到2.4万多家，工业产值由7.5亿元增加到858亿元，增长113.4倍。形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发展格局，拥有针织袜业、饰品、工艺品等20多个优势行业，饰品、袜业、拉链等占国内市场份额30%—65%，一批产品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行业内的“单打冠军”。拥有国家级产业基地9个，中国驰名商标37件，中国名牌产品7个，高新技术企业96家，研发中心101家，专利授权数6604件。
（四）从偏远的内陆城关镇崛起为国际性商贸城市。改革开放初，城镇建成区面积不到2.4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7万人，目前已是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超过78平方公里、人口超过80万人、市场外向度高达55%以上、商品出口到215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性商贸城市。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成为全国第三大经贸类展会。联合国难民署和家乐福等10多家国际零售集团在义乌设有采购信息中心，1340家境外企业设有办事处（代表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外商常驻开展商贸活动。义乌可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具有邀请外国人员来华审批、外国人在华就业许可和审理部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权限。
（五）从温饱不足的变相讨生活转变为比较宽裕的小康生活。迫于人多地少压力，过去义乌人有许多不得不离开自己家乡，靠鸡毛换糖解决生计问题。如今他们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1978—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6元增加到10200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85元（1981年）增加到2480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从0.1亿元增加到428亿元，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32.4平方米和64平方米，每百户家庭拥有生活用汽车30辆。民间广泛流传的“义乌道情”道出了义乌的变化：义乌自古是穷地，人多地少缺粮米，为了解决温饱大问题，鸡毛换糖做生意。改革开放春风起，义乌人赶上了好时期，拨浪鼓摇出了新天地。
义乌以市场闻名，因市场发展；以创业富民，因创新强市。义乌的实践证明，市场是义乌人的聚宝盆和走向富裕生活的金桥，创业创新是义乌发展繁荣的不竭动力，在市场的舞台上艰苦创业创新，义乌才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二、成功要素和主要做法
义乌人有几百年鸡毛换糖的传统经商优势，发展小商品贸易是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义乌抓住了市场发育先机，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规模，促使商业资本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领域扩张，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这是一条商贸主导、联动发展，创业富民、创新强市的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其主要构成要素是：
（一）群众创造和政府有为互动。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人民群众的创举。“百姓推着政府走，政府领着百姓跑”，这是义乌成功的重要秘诀。改革开放之初，义乌农民把鸡毛换糖的货郎担交易演变为小百货买卖，产生了便于货郎担在当地配货的小摊贩并由此演变成小商品市场雏形。义乌县委和县政府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早在1982年就突破农民不准经商、个体商贩不准经营工业产品和不准搞批发等禁区，先后出资在稠城镇和廿三里乡建立了设施简陋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制定了扶持专业户和重点户发展政策，对他们实行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法律上保护，确立了小商品经营者的合法地位和正当权利，赢得了市场先发优势。1984年，义乌县委和县政府总结提升群众创造的经验，提出兴商建县战略并进行全面推广。在市场发展过程中，群众创新了交易方式、交易手段，创办了联托运市场、市场总代理、市场总经销，创办了家庭工厂，还到国外创办了小商品市场。与此同时，政府积极参与市场建设、提升市场业态、完善交易规则、培育交易组织成长，引领市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小商品市场5易其址、9次扩建，推动了市场设施升级换代；实行小商品交易划行归市、分类集聚，为市场交易创造了公平竞争环境；当恶性竞争影响联托运市场发展时，及时进行规制，实行一线一点经营模式，稳定了经营者预期并提高了运输效率；当市场显露出缺乏产业支撑弊端时，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为市场持续繁荣提供了产业支撑；牢牢把握市场建设主动权，实施市场发展总体规划，为交易活动提供了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
（二）商贸发展和工业支撑互动。市场带动工业、工业支撑市场，市场与工业双向互动、共同繁荣，这是义乌发展的独特路径。从1982年开放小商品市场、1984年实施兴商建县战略以来，义乌始终坚持把商贸业作为主导产业，20多年来兴建了5代小商品市场。从第一代市场到第五代市场，市场发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先占领国内市场，再进军国际市场，不断捕捉商机，赢得了发展机遇。在实施兴商建县战略的同时，充分发挥商贸资本雄厚、市场信息灵敏、经商人才众多等优势，积极实施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引导商业资本向工业扩展，大力发展与专业市场关联度紧密的小商品加工业。实施腾笼换鸟策略，按照“一体两翼”（以商贸服务业为主的主城区，以加工业为主的两个副城区）构想开发建设两大产业带，整合工业园区，促进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名牌带动战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及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提升；实施市场带百村工程，通过市场带动农村来料加工业发展；在辐射周边、接轨国际过程中，拓展发展空间，通过在周边地区设立加工基地发展来料加工，突破发展中的资源瓶颈制约。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的实施，使义乌制造业无中生有、有中生奇、无奇不有，迅速涌现出一大批有规模、有品牌的龙头企业，构筑成了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工业发展格局，为市场繁荣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并推动了小商品集散中心进一步向小商品流通中心、制造中心、研发中心的方向发展，形成了市场与工业相互依存、联动发展的局面。
（三）培育市场主体和健全市场体系互动。在创业中培育市场主体，在创新中健全市场体系，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起市场繁荣，健全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创业创新的良好平台，这是义乌发展的活力源泉。义乌注重市场主体的培育，现有11.7万个市场主体，首先是政府“放”出来的，小商品市场开放和合法地位的确立，开启了义乌市场经济闸门，赋予了第一批市场主体的合法性，铸就了极为珍贵的先发优势。其次是“养”出来的，在市场培育初期，政府营造了放水养鱼的创业氛围，确保了大多数经营者有利可图，定额征税的轻税薄赋做法，减轻了经营者负担；信用社向个人贷出全国首笔1万元贷款的做法，鼓励了农民走向市场。再次是“规范”出来的，在市场正常运行时期，政府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优化市场摊位资源配置，鼓励内外资同台竞技、平等竞争，鼓励各类投资者开展合资、联营、特许经营等多种合作，促进了市场主体多元化、主体素质优质化。第四是“育”出来的，重视市民素质特别是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分期分批对市场经营户开展专业知识培训，年受训人数9000人次以上。
义乌更注重市场体系建设。首先是健全商品市场体系，举办各类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区，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30多条专业街和28个农村集贸市场互促共进的市场体系；发展公路、铁路、航空等运输方式，形成直接服务于小商品市场的货运体系。其次是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市中心劳动力市场和各镇（街）劳动力分市场，形成城乡沟通、信息互动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实行国有和集体土地使用权公开竞标、有偿转让，建立房地产市场；成立义乌产权交易所（中心），发展市场摊位使用权转让、产权交易、股权托管等产权信息中介，形成产权交易市场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进入，促成国内13家金融机构和245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落户，形成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第三是建设诚信体系，打击假冒伪劣，确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理念；实行经营主体准入制度、信誉卡明码标价制度、上市商品分类监督管理制度、市场经营者信用记录管理制度，形成严密的信用管理和监督体系；建设经营户信用教育培训体系；促成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参与小商品市场信用保障体系建设。
（四）传承传统文化和吸纳现代理念互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纳现代文明理念，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相结合产生强烈的渗透力，这是义乌发展的精神支柱。义乌发展奇迹背后，既蕴藏着数千年来的深厚文化积淀，也表现出当代义乌人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精神。义乌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重商亲商的传统商业文化理念，正是传统商业文化的充分激活和释放，造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义乌经济的迅速崛起。义乌既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更注重现代文明理念的培育，上世纪80年代末，凝练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本世纪初，又在义乌精神中注入了诚信包容、和谐开放、创新思进的新鲜血液，使义乌文化因兼收并蓄而丰富多彩，因博采众长而永葆活力。注重开发挖掘历史文化，收集整理并展示历史上义乌人俗勤耕织、刻苦好学、刚正耿直、勇于拼搏以及重商亲商、义利并重等传统优秀文化，引导义乌人民在传承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并把创业创新精神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和时代性，开展以人文义乌、礼仪商城为主题的文明礼仪宣传教育实践活动，努力塑造创新、诚信、包容、开放、文明的新时代义乌人；推进信用义乌建设，增强市民的信用观念、信用意识和信用道德；开展学习型城市创建活动，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义乌人从与外界的交流中汲取了现代文明的营养，在政府的引导下进一步明确了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传统文化精髓与诚信包容、创新思进的现代理念有机融合，丰富和提升了义乌文化内涵，为义乌人的创业创新和义乌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源泉和肥沃的文化土壤。
（五）推进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互动。农村支持城市，城市反哺农村，城乡互动催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义乌发展的鲜明特色。农民是义乌发展的功臣，农民进城办小商品市场，办家庭工业，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建成区面积扩大，使义乌城区面积从1982年的2.8平方公里扩展至1997年的15.2平方公里。从1997年开始，通过产权市场向社会公开出让使用权、经营权、受益权，筹集社会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城市交通、电力、通信、供水等状况；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又使城市中心城区面积迅速达到70多平方公里，并形成了100平方公里的城市道路框架。城市繁荣反过来又带动了农村发展，城市工商业不仅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而且使农民变成了居民，使老乡变成了老板。积极实施以工哺农、以商强农战略，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实施“市场带百村”工程，引导山区农民发展小商品加工业，拓展了农民致富渠道；通过实施农业“强龙”工程，建立农业经济开发区、设立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鼓励工商业主投资农业领域，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在开展农村“小五化”（道路硬化、卫生洁化、路灯亮化、家庭美化、环境优化）建设基础上，率先制定并实施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推动新农村建设，把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规划为290个社区，按照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鼓励统一建造的原则，对主城区、副城区、城郊区内的村庄分期分批推进新社区建设；按照政府补助、市场运作、信贷扶持、农户自筹的思路，广辟筹资渠道，市财政每年安排1亿元专项补助资金，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投入；从村庄整治入手，先抓“小五化”，再抓“穿衣戴帽”、拆违拆空、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以主城区城中村改造和远郊区异地奔小康工程为重点，建设示范带动功能强的现代化新社区，逐步实现农村向社区、农民向市民、农业向企业转变，实现城乡融合、共享现代文明。
（六）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互动。统筹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营造经济社会协调互动、社会各成员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这是义乌发展的重要保障。义乌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注重社会建设，注重改善民生，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形成了农民与市民、本地人与外地人、本国人与外国人和谐相处、和谐创业的良好环境。构建覆盖城乡居民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推行农村五保户和城镇“三无人员”集中供养为重点，建设新型养老保障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建设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体系；以农村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人员免费职业培训为抓手，建设新型失业保障体系；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和廉租房制度为重点，建设新型救助体系。推行外来人口本地化政策，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宿感和主人翁意识，在全国率先把“外来打工者”改称为“外来建设者”，率先实行外来职工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选举和担任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外来人口的民主权益；完善基本医疗、预防保健等服务体系，保障外来人员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卫生服务；以公办学校为主、民办学校为辅，保障外来民工子女平等享受义务教育。探索职工维权社会化新模式，构建党委领导、工会牵头、政府各部门支持联动的维权机制，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使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有了畅通、规范的途径，既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创新社会化管理机制，实行外来人员委托式管理，形成专管员、协管员、联络员分级管理体系，改变了由公安独家包揽外来人员管理格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控体系建设，构筑空中有监控、地面有巡逻、路上有卡点、社区有联防、室内有技防、阵地有管控的立体复合型防控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犯罪空间。
三、主要经验和今后设想
义乌积极探索开拓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发展之路，积累了具有普遍意义而又特色鲜明的经验。
（一）以人为本，创业富民。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是义乌决策者们始终坚持的执政理念，他们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以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无论是兴商建县战略，还是贸工联动等一系列重大举措，都始终围绕让经济搞上去、让百姓富起来、让群众得实惠的共同目标。无论是开放市场的重大决策，还是放水养鱼等一系列具体政策，都是从群众意愿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鼓励群众在自主创业中富裕起来。
（二）完善体制，创新兴业。义乌发展过程是理念创新、市场创新、产业创新的过程，更是体制机制的创新过程。理念创新，促进了政策创新和制度变迁；市场创新，促进了小商品市场演变成国际化市场；产业创新，有效分享了全国性销售网络和地域性专业化生产两种集聚效应；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正是本着这种敢为天下先、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义乌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创造出许许多多奇迹，而且在市场经济机制和政府运行体制中开创了一系列先河，构筑了全民创新兴业的体制机制保障。
（三）重商强市，以市兴市。义乌靠商贸起家，市场是义乌人民的最大财富和创新兴业的巨大舞台。他们始终坚持把市场作为区域“发展极”来培育和经营，做到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开放市场、培育市场、建设市场、提升市场，使市场变成了一座巨大反应堆，引发了资本、人力、信息等生产要素连续裂变，一批影响全球市场的小商品制造业，以及物流、金融、商务中介等现代服务业因市而生。城市发展也因市而动，功能定位一次次得到提升，从小城镇发展成商贸中等城市，演进为商贸名城和国际性商贸城市。
（四）科学决策，一以贯之。兴商建县（市）作为义乌发展战略，是义乌人自主而正确的选择，而这一战略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并取得成功，得益于历届县委和县政府、市委和市政府坚持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宏图管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20多年来，义乌县委和县政府、市委和市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但并未因领导层更替而改变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战略，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丰富。这看似守旧，实则是最大的创新。这样的创新，新在打破和摒弃了只顾个人政绩、不顾发展实际的陈旧政绩观，新在打破和摒弃了只图眼前快速发展、不谋长远持续发展的片面发展观。
（五）自觉革命，执政为民。义乌不仅有一个清醒、自信、有作为的党政领导班子，而且有一支自觉、自律、自强的干部队伍，他们追求有所作为，但决不为所欲为。义乌是商品经济的海洋，到处充满商机和利益诱惑，但他们注重制度建设，坚持公开、公正和依法行政，通过建立土地和市场摊位公开拍卖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综合预算改革等，果断地割断了部门“权”与“利”的脐带，使任何领导和部门都无权批条子、送人情，使公权谋不了私利，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寻租和腐败的产生，营造了全市上下勤政廉政、干净干事的良好氛围。
义乌发展已经站在新的起点上，也正经历着成长中的烦恼：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日益凸显，影响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任务相当紧迫，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也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义乌市委和市政府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研究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和工作重点。发展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关注民生，抓创新、重提升、促和谐，努力实现高位突破、率先发展。工作重点是：推进市场创新，建设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抢占产业制高点；推进工业创新，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推进合作交流，构筑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城乡统筹，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进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进社会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义乌精神和经验的发扬光大，必将造就义乌更加美好的未来！
摘自《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23日&& 08 版）
过渡时期党员队伍和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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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取得完全胜利。随之而来的就是巩固人民政权，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及恢复国民经济的大生产运动。翻了身的工人、农民热情高涨地投身到各项运动中，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中的一部分，接受了党的知识教育，认识了党的性质、宗旨，若表示遵守党的章程，履行了一定的入党手续后，就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然而，我们的县委一时无法从紧迫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分出身来，进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没有及时地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以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战斗力。据统计，义乌县自1950年至1952年的3年中，仅发展党员82人（多数系机关党员），基层党组织的支部也只有抗日战争时期就建立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为了巩固三大运动的成果，为了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地开展粮食统购统销运动，顺利地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党的领导组织保证，义乌县委遵照省委《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立即着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壮大党员队伍。自1953年起，义乌的党建工作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的党建工作
1953年的党建工作是在民主建政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1月，省委派出了74人的工作队，协助义乌县委开展农村的民主建政和乡级党组织的建设。义乌县委也抽调县级机关干部62人，区级机关干部77人，和省委工作队一起分赴8个区进行民主建政和乡级党支部的建立工作。全县各乡的民主建政工作分三批进行，4月初全部结束。第一批是试点，每区2个乡，共16个乡，于春节前完成。第二批完成60个乡，2月20日开始，3月15日左右结束。第三批26个乡，3月中旬开始，4月初结束。
通过民主建政，启发和培养了又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县委决定按照入党手续，将其中符合入党条件的吸收到党内来。同时着手建立乡级党支部。而已经建有党组织的地区，在完成整党任务的同时，也加快党员的发展工作。
通过一年的努力，全县2个镇101个乡，有84个乡发展了党的组织，占全县乡总数的83.2%。有58个乡建立了党支部（原有25个），占全县乡总数的57.8%。其中上溪区15个乡，佛堂区14个乡，义东区13个乡，城阳区5个乡，达到了百分之百。苏溪区14个乡有11个乡建立了党的组织，占总数的88.5%。东河区9个乡，建立了党组织的有7个乡，占总数的70%。赤磊区18个乡，建立了党组织的有9个乡，占总数的50%。全县未建立党组织的空白乡18个。其时，全县农村、机关的党支部达到了71个（机关支部13个，其中县级机关有3个）是1952年时29个的2.5倍。全县共吸收农村党员234名，内有乡干部77名，村干部157名；男197名，女37名。稠城和佛堂两镇吸收新党员9名。县、区机关共吸收新党员74名，其中男63名，女11名。其中区级机关32名、党务部门15名、政法部门9名、财经部门18名。全县农村、机关新发展的党员总数为308名，完成原计划发展新党员400名的77%。
年底，县委组织部对一年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找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成绩是显著的，全县建起了58个乡党支部和2个企业支部，新增了308名党员，党的队伍壮大了，党的机体增添了新鲜血液，党的战斗力大大增强，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凡是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组织的乡村、机关单位，党员同志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特别体现在抗旱、兴修水利、粮食统购统销等运动中。党建工作的开展，不但教育了一大批新党员和积极分子，也教育了老党员和广大干部，帮助大家克服了以往比较普遍的骄傲自满，闹不团结，争物质待遇等不健康的思想情绪以及纪律松松垮垮，工作拖拖拉拉的毛病。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工作作风转变了，干部和干部，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改善了，整个党员干部队伍出现了一派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大规模地开展党建工作，对义乌这个解放新区来说，是一件新鲜的工作，因缺乏经验，尚存在许多美中不足的地方，主要的有：一、对经济部门建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抓得不紧。全县经济部门的干部有586名，其中青年团员就有247名。这些干部，青年团员中有相当部分表现是很不错的，但由于党建工作抓得不力，仅发展新党员15名，不足总人数的3%。如粮食局、百货商店、土产公司等重要经济部门竟未吸收过一名新党员；二、在整个建党过程中，前后左右摇摆的现象严重，先是“慎重”有余，“积极”不足，党建工作进度缓慢。在批判了上述“右倾”情绪后，个别区委又出现急躁、粗率、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左倾”错误。如赤磊区乔亭乡发展的4名党员，只谈过一次话就叫他们填表，以至有2人不知道入党介绍人是谁。上溪区畈田朱乡新发展的3名党员中，有一人曾多次冒名、化名骗取银行贷款，并犯有向余粮户强借钱款的不良行为。入党后，引起群众的很大不满。三、入党手续不正规、不完备。如苏溪区新新乡，吸收的新党员支部通过后，县委未找其谈话就举行入党仪式。新建乡发展的新党员，既未经党小组讨论，又未经党支部大会通过就吸收进来。分析上述存在问题的原因，一是各级党委、支部领导对党组织建设的意义认识不足；二是上级缺乏对下级发展党员工作的具体指导。
1954年的党建工作
1954年4月下旬，县委针对1953年的党建工作情况及1954年新形势的要求，向各区委、镇委和机关支部下发了通知，提出了1954年党建工作的新目标新要求。要求在这年的第二季度内，有90%以上的乡建立起支部，并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前提下，再发展一批新党员。具体要求有4条：一、发展党员必须切实执行“积极慎重”的方针，严防出现党建工作脱离中心工作的偏向，必须在抓好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去安排党建工作；二、在农村，要按照“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精神，争取在第二季度内，完成90%以上的乡建立党支部的任务，并充分发挥党支部在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三、及时做好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转正工作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四、凡能成立支部而未成立的，应抓紧成立，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产生支委和书记，然后呈报县委批准。
1954年共吸收新党员526名，占全年计划数480名的131.5%，其中农村党员408名，占总数的77.6%，加上农村的原有党员数，共计有农村党员883名。全县有86个乡建立了党支部，占全县乡总数的85.4%。
此时，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趋向高潮，共组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880个。但合作社党的组织建设却迟迟未能跟上。全县仅有苏溪区楂林乡宣宗瑞同志带头组建的全县第一个高级社建立了党支部。全县88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只有186个社有党员。据此，县委要求，今后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严格入党手续，继续发展一批新党员，发挥党员在合作化事业中的先进作用。
县委组织部为了深入了解1954年党建工作情况，于是年12月下旬，组织力量对东河区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重点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一、党建工作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组织路线模糊。不少支部发展的新党员60—70%是老中农。如五星乡发展的6个新党员中，有4个是老中农。夏桥乡已确定的10个发展对象中，有6个是老中农。东河乡已确定的6个发展对象中，也有4个是老中农。结果，这些党支部的战斗力较之其它党支部就弱小得多。如五星乡的6个党员在粮食统购统销运动中，有5个党员家有余粮，却不属主动卖给国家；二、没有切实遵守“积极慎重”的方针，降低了党员标准，发展党员只看他们一时的工作表现，忽视了对政治出身的要求，把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也吸收进来。如喻宅乡吸收的4名新党员中，就有1人在八大队北撤时向敌人自首登记过。后来确定的6个建党对象中，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有3人政治面目未搞清楚，有2人在八大队北撤时向敌人自首登记过，有1人自身没有入党要求，他说“我有毛病，还是不参加好……”据喻宅乡等5个乡的检查，确定的34个建党对象中，不宜发展的就有23人；三、发展工作没有与巩固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一些党组织吸收了新党员以后，没有很好地对这些候补党员进行教育考察和及时地予以转正。至1954年底，全县应转正而未转正的候补党员就有156人。
县委组织部在分析上述存在问题的原因时，首先承担了自己缺乏认真检查、督促和指导的责任，同时也批评了东河区委对党的建设工作不热忱，缺乏责任心的错误。
为纠正各地党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保证全县党建工作健康发展，县委组织部向全县党组织提出了4条意见：一、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积极慎重的方针，严格掌握标准与履行入党手续，在发展党员时必须依靠支部，通过支部去进行，不能由脱产干部主观包办。在入党条件上必须正确贯彻中央提出的“应以承认党章，愿为达到党员标准而努力，成份纯洁，斗争坚决，工作积极，有群众威望的积极分子为对象，经过教育审查，然后个别地吸收入党”的原则；二、在农村党建工作中应发展坚持合作化运动的区乡干部为主。加强稠城、佛堂两镇工厂中的工人、职员和手工业合作组织中的党建工作。发展对象以具备入党条件的贫农为主，但不唯成份论；三、必须坚持发展和巩固相结合的原则，在吸收符合入党条件的对象入党的同时，及时做好156名候补党员的转正工作；四、做好1955年党建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建党计划，并及时上报。
1955年的党建工作
县委组织部制订的1955年党建工作计划要求全县吸收新党员650名左右。在农村应根据“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吸收农民党员500名左右。原则上分三批发展：第一批春耕生产前，争取完成计划数的30%左右；第二批在夏收夏种的基础上进行，完成30%左右；第三批在秋收冬种的基础上进行，完成余下的部分。必须坚持个别吸收的方式。年底前要达到乡乡有支部。个别有条件建立党总支的乡可以建立党总支，村或社则建立分支部。
机关的党建工作，根据“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全县争取吸收新党员150名。县机关，包括党、政、群、财经、企业、事业、金融等单位，第一季度要求完成30%。8个区机关和两个镇机关，包括银行、税务所、派出所、粮管所等，一季度完成吸收党员15名左右。学校、工厂的党建工作，全县有中学4所，小学58所，要求全年吸收党员10名左右。全县有国营工厂2家，地方国营工厂2家，公私合营工厂3家，私营工厂6家，要求全年吸收党员40名。全县有27个基层供销合作社，有干部700名左右，按职工总人数的5%比例，应吸收党员35名左右。
4月28日，县委组织部发出《关于1955年组织工作的补充规定》。《规定》指出：根据地委第九次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需要，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对党建工作的指标作出相应调整。原计划全县全年发展党员650名，现调整为750名，其中农村（包括乡干部）600名。全县农村已建立支部94个，尚有7个乡未建立。要求年前实现乡乡有支部，并对现有的支部进行一次整顿，基本上配上专职支部书记。各区的第一类型支部应当在第三季度配备完成。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要相应地改变农村支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一个乡的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不足50人的，为了工作方便，可以在乡成立党支部，在村或社成立分支。一个乡建有支部，一个村或社有党员3人以上的可以成立党小组开展学习和工作。
6月7日，县委组织部对上溪区委在组织工作中的混乱情况进行通报批评。指出，上溪区原为本县的老革命根据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几年来，党的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全区有党员259名，其中正式党员155名，全区建有党支部15个。由于充实了新鲜血液，党的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由于区委对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集体领导和组织原则，缺乏经常性的分析研究，所以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没有完全履行中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相关规定，手续粗糙，区委领导包办代替。据义亭镇支部的检查，1954年9月份发展的7名党员，有2名未经支委会研究和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其余的5名也未经过支部好好讨论。7名党员中有3名没有区委的批准意见，即承认其候补党员资格；二、没有严格按照党员标准吸收党员，降低了党员标准。据对3个支部检查，有6名不够党员标准：1人参加过反动道会门组织，1人当过伪警察，1人社会关系复杂，另外3人则有贪污行为；三、对候补党员的教育考察工作不重视，全区104名候补党员中，到期末转正的有15名，超期未转正的有32名，其中有14名超期半年以上。县委组织部要求上溪区委必须全面地进行一次检查，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并把结果上报县委组织部。
1955年4月，县委开始在商业系统建立党组织。是月成立的县搬运公司服务站党支部是义乌县第一个商业交通系统党组织。接着火车站，国营商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党支部相继成立。这样，全县43个企事业单位有7个单位建立了党组织。至年底，全县建立乡党支部97个，另有村党支部4个。是年发展新党员691人，其中女党员44人。
1956年的党建工作
1956年1月，全县实行减区并乡，将原有8个区调整为4个区，新产生的4个区委是上溪、义北、赤磊、苏溪。原有的稠城镇党委、佛堂镇党委保持不变。原有的101个乡合并为37个乡，同月即建立乡党总支35个，并开始在行政村建立村党支部。至12月底，全县共建有行政村党支部162个。
4月13日，义乌县第一次党代会召开，是时全县有党员2300人，比1949年的180人增加了13倍，乡乡都建立了党支部或党总支。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义乌县第一届委员会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大会对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按照“积极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党员标准的前提下，两年内发展新党员4900名左右，达到全县总人口的1.5%，要特别重视发展女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提高女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
是年发展新党员2335名，创历史新高，其中女党员257人，是1951年的25.7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378人，是1951年的23.63倍。全县党员的总数达到437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3%。是年11月，县级机关党总支撤销，成立县级机关党委。12月，县纸张酒精合作工厂成立党支部，是义乌县国营工业系统第一个党组织。
1953年至1956年，全党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义乌县委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大力进行党员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不断排除“左”“右”思想干扰，党员人数从1952年尚不足400人扩大到4300余人，党的基层组织也由10余个扩大到近200个。由于这些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由于广大党员同志的模范带头作用，党中央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义乌得以顺利完成，也为1957年开始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厚实的组织基础。
义乌的剿匪反霸斗争
朱成巧& /& 文
义乌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其残渣余孽、潜伏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组成武装股匪，大肆进行骚扰破坏活动。这些匪、特、霸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竟将派粮条子送到县城内，县政府旁边的民房内住上了匪大队长，致使社会一度混乱。剿匪反霸成了当前首要任务。
土匪武装组织的规模
义乌解放之初，全县有武装股匪22股，1600余人。其中有14股，1445人曾上山活动。它们是：
1、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一支队”，于1949年6月开始活动，由原“南联”中队长吴模为首组织，吴模任总队副司令兼支队长，有匪徒347人。主要活动于南山坑、盛家坑等山区，流窜佛堂、城阳、义亭、义北及东阳一带。
2、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二支队”，于1950年1月由旧连长陈振旭和陈英槐组织，陈振旭任支队长，陈英槐任副支队长，有匪徒156人。主要活动于东河乡，流窜三梅、崇义、南平、义亭、佛堂及金义交界。
3、匪浙东戡卫纵队第四支队（又称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四支队），于1949年12月由何长春、于英、王同法3人为首组成。何长春任支队长，于英任副支队长，王同法任政工室主任，有匪徒66人。活动于夏演、东河、湖门、寺前一带。
4、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浙江总队直属第五大队”，于1949年6月由吕斌为首组成。吕斌原系我游击队中队长，与匪首何守乾联系密切，企图叛变。经发觉缴械后，吕斌煸动原队员成立土匪组织，有匪徒73人。
5、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三支队第九大队”，于1949年12月由旧缉私营长楼宝清为首组成。楼宝清任支队长、楼元珩任大队长，有匪徒29人。活动于义东及稠城附近一带。
6、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钱江志坚总队第三支队”，1949年5月，由旧上尉军官金祖林为首组成，属军统特务头目金阿毛匪部，金祖林任支队长，有匪徒177人。活动于廿三里、华溪及东阳一带。
7、匪“东南反共救国军八婺纵队第三总队特务大队”，于1949年6月由孙福兰、万提宝、叶大肚为首组成，孙福兰任大队长，有匪徒96人。
8、匪“八婺纵队第一支队独立大队特务中队”，于1949年5月由旧排长楼尚元为首组成，楼任中队长，有匪徒27人。活动于田心、枧畴、杭畴及金义交界。
9、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东义勇总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于1949年5月由陈昆法为首组成。陈昆法原系抗日时期第八大队浦东区队班长，第八大队北撤后叛变投敌，任匪大队长，有匪徒18人。活动于湖门、后宅等地。
10、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东义勇总队第十支队”，于1949年6月由国民党上校特务王泽铭与其弟王泽清为首组成，王泽铭任支队长，有匪徒58人。活动于佛堂一带。
11、匪“国防部青年救国纵队独立第三大队”，于1949年5月由孙天、沈伟森为首组成，孙天任大队长、沈伟森任大队附，有匪徒56人。活动于华溪、廿三里、大元村及东、义交界。
12、匪“二O三师东义浦游击支队”，后改称“八婺纵队独立大队”，于1949年5月由原国民党二O三师营长冯杰为首组成，冯杰任支队长，有匪徒132人。活动于佛堂、赤岸及东、义和永、义交界一带。
13、匪“国防部3861第一路指挥部第三支队”，于1949年5月由大陈村地主陈豫和诸几广亭村匪首何步跃为首组成，何任支队长，陈任副支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有匪徒122人。活动于苏溪、大陈、楂林一带。
14、匪“东义永磐联防指挥部义乌独立支队”，于1949年6月由旧军官虞潮法为首组成，虞任支队长，有匪徒94人。活动于苏溪、华溪及东、义交界一带。
另有8股未及上山活动就被公安机关侦破，它们是：
1、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二支队”下属的股匪（番号未定），于1950年春由旧乡长张炎春组织，有匪徒17人。
2、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闽边区行动总队特务大队”，于1949年6月由旧保长王联炳、旧军官龚学辉组织。王任大队长，龚代大队长，有匪徒31人。
3、匪“国防部警备司令部浙东游击第一支队第一大队”，于1949年4月组成。王义能任大队长，有匪徒13人。
4、匪“东南青年服务团第×总队第×大队”，于1949年5月组成，吴泽民任大队长，有匪徒17人。
5、匪“东阳县自卫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于1949年6月组成，吴华钗任中队长，有匪徒29人。
6、匪“饥饿大队”，于1950年由旧连长宗佐和其父宗铭组织，宗佐任大队长，有匪徒22人。
7、匪“浙江游击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特务中队”，于1950年2月由鲍华章为首组成，鲍任中队长，有匪徒10人。
8、傅肃钗股匪（无番号），于1949年5月由国民党廿三师散兵组成，有匪徒19人。
土匪的骚扰破坏活动
土匪武装一方面散布流言蜚语，蛊惑人心，企图瓦解革命干部群众的热情和斗志。说什么“美国已在上海登陆，共军退出60里”，“有3个军的白军已经到了金华”，“美国在华北丢了原子弹，毛泽东、朱德已被炸死”……一方面打入地方部队、政府机关，策动部队军人和政工干部投敌叛变。如我某游击队中队长吕斌，第八大队浦东区队班长陈昆法，就是在敌特策反下叛变并组织了土匪武装的。他们公开派粮派款，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杀害党政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由大陈地主陈豫组织的匪国防部3861部队第三支队，于1949年7月22日杀害了楂林乡乡干部傅作林。8月15日，该匪部30余人窜至东塘乡楼家坞村方法明家，抢去稻谷、大米、耕牛、衣被、箩筐后，将方法明杀害于东塘村石塔头。9月11日，诸几县农民孙能久等4人，来义乌八都里岗风车口买猪，被陈匪部抢去全部财物后，又剥光4人衣裤，用刺刀将他们刺死于山坑里。1950年3月，陈匪部众窜至东塘乡山村派粮，遭到村农会主任抵制，该农会主任惨遭杀害。4月某日，任敌伪情报组长的楼园山率匪徒10余人，窜至苏溪徐界岭村，将村民金相保之子金洪金抓走后杀害。4月6日，该股匪又乘夜黑杀害了义亭乡全村农会主任鲍济根，云黄乡雅治街村自卫队员朱明新。5月8日，杀害大六石村县农代会代表朱元升。1950年3月15日，吴模为首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一支队匪徒，通过内奸诱杀了湖门乡文书蒋文仪。5月10日，平畴乡西塘村农会锄奸委员吴文治，后宅乡杜元村农会主任金朱潮被吴部匪徒杀害。5月12日夜，吴匪部中队长施樟菊、何麻利窜至大六石村，将该村农会会员朱小炳和朱元年杀害，打伤了朱文枝。8月某日，匪首何麻痢及手下数人杀害了徐村乡毛店村村民毛东牛夫妇。9月23日又杀害何店村村民何正森、何三槐2人。据何店村村民向县府的报告中称：该股匪常常出没于倍磊街市区，见生意人就抓，有的则被杀。10月26日，倍磊村石匠陈小龙和东界桥头村朱塘富，在宋坑采石场采石时被何麻利杀害。被吴模股匪杀害的还有解放军某部班长于本正，合作乡梅树叶村自卫队长贾贞伟等。
7月3日清晨，毛店乡第二村小组长毛八弟同其弟一同上慈溪岭头山上砍树，近岭头时突遇股匪方弟保部15人左右，毛八弟当即被匪徒抓走，于11时许杀害于毛店村东面的田野。其弟因大小便落下一段路程，听见其兄的喊叫后转身就逃，匪徒打了一枪未中，逃脱幸免于难。
10月12日，赤岸乡乔溪村自卫队长朱光南、农会文书朱仁建、自卫队员朱冬狗3人到双尖山山脚的田里拔萝卜，突遇金阿标部土匪8人。土匪将该3人捆绑后残忍地用小斧头和柴刀砍死。
1951年6月30日，赤磊区山盘乡山盘村和下水碓村的水井、池塘多处被人投放了毒药。幸运的是，因发现和处理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辉煌的剿匪战果
1949年7月2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就剿匪肃特作出了部署。7月4日，县委决定从7月6日起开展突击宣传周活动，并组成以红土为主任的宣传筹备委员会，开展形势和政策宣传。7月7日，县剿匪指挥部成立，由县委书记刘胜洲任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309团参谋长张力平任指挥，县长董觉、县大队政委张水泉任副指挥。下设政工科、公安科、参谋科。并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第八军分区义乌县大队，大队长吴甫新。各区也建立剿匪指挥部，并组建区中队。全县有区中队武装人员181人。各乡、村都组建了民兵组织和自卫队。全县有民兵834人，自卫队员4653人。指挥部成立后，一方面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布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做土匪家属的思想工作，大力宣传党的剿匪方针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遵守法令，登记自首者均可得到宽大处理，凡继续与人民为敌，破坏捣乱者则坚决惩办镇压”。号召广大群众积极揭发检举，提供线索；另一方面，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309团为主力，县大队、区中队、乡村民兵自卫队积极配合，开展大规模的清剿行动。1949年7月底，破获隐藏在上溪、义亭一带屡屡作案的，以贾土珍为首的三梅乡贾伯塘村的特务组织，首战告捷。7月31日，县委就反特锄奸、剿匪，对叛变者的处理，枪支的管理等问题作出决定：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决执行“打击少数，瓦解多数”的方针，凡县委批准抓捕的，必须抓获归案；国民党及特务必须自首登记；乡武装班统称“工作队”，执行工作队和战斗队双重任务；成立县侦查队，人员到各区武装队伍中抽调；对叛变投敌分子决不宽容，严厉惩处；枪支统一由县委处理，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配备，持枪者必须登记，任何人不得随意借用；缴获的武器一律上缴县委秘书处，任何人不得留用。会后，剿匪斗争即拉开序幕，捷报频传。8月，匪国防部青年救国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即被打垮，匪首孙天、沈伟森逃遁。7月13日，匪二O三师东义浦游击支队在毛店井潭遭永康金阿标股匪包围，部分匪徒被缴械，部分匪徒突围后投奔叶瑞书部。匪首冯杰藏匿山洞多日，后因走投无路，遂向人民政府自首。匪八婺纵队第一支队独立大队特务中队匪首楼尚元，于7月某日捕获后，余匪群龙无首、东逃西窜，不久即被悉数歼灭。8月，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浙东义勇纵队第十一支队匪首王泽铭，在围剿中捕获，余匪陆续自首。10月，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浙江纵队直属第五大队，流窜至嵊县时，被嵊县剿匪部队围歼。12月，匪东南反共救国军八婺纵队第三总队特务大队被歼。1950年1月，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钱江志坚纵队第三大队，在东阳里坞村被围歼，活捉匪首金祖林。同日，匪东义永盘联防指挥部义乌独立支队在遭受数次包围打击后，余匪纷纷投降的投降、自首的自首，匪首虞潮法于10月某日潜回东阳时被击毙。3月14日，县委召开剿匪工作专题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表彰了有功人员，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要求全县剿匪部队、民兵组织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在最短时间内彻底干净地剿灭股匪。
4月22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军分区司令部《关于4、5、6三个月剿匪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决定原剿匪指挥部改组，成立县、区各级剿匪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统一工作步调，协同一致歼灭敌人。县以县长为主任，县大队长、公安局长、人武科（部）长为副主任。区以区长为主任，区中队长为副主任。匪国防部3861第一路指挥部第三支队，是义乌为害最大的两股土匪之一。他们派粮派款，抢劫财物，疯狂杀害干部群众，血债累累，仅组建一年中，就杀害干部群众5人。该股匪在10月的大部队围剿中溃散，大部分匪徒自首，匪首陈豫则为漏网之鱼，老死香港。5月7日，县委对土匪在各地骚扰问题再次作了研究，要求各乡村开展武装自卫，各村都要成立保卫生产治安委员会，各农户都订立“自卫公约”，筑成铜墙铁壁，抵御匪特的骚扰破坏。7月，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四支队被剿灭。10月，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纵队第三支队被剿灭。义乌实力最强，最为残暴，杀人最多，为害最烈的是吴模股匪。11月，人民解放军某部309团在区中队、自卫队的配合下，对该股匪发起清剿。匪徒得悉后，四处逃匿。匪首吴模，中队长王河金、何麻利、施樟菊畏罪逃匿于当时的石壁乡摇石里山洞中苟延残喘，在12月31日晚的围剿中，被击毙于山洞中。匪副大队长傅永昌不久也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1951年1月，匪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浙东义勇纵队第十一支队第三大队匪首陈昆法被抓获。至此，上山活动的14股土匪全部肃清。其余未及上山的8股土匪的匪首也于1949年8月至1950年5月先后被侦破抓捕归案。义乌县的剿匪斗争宣告胜利结束。据剿匪指挥部统计的数据显示：自1949年8月至1950年8月期间，共击毙匪徒63人，俘获541人，自首登记761人。对那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十恶不赦的土匪分子予以镇压。还对一些犯下罪行的土匪分子判了徒刑。
民主反霸斗争
在对武装股匪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的同时，义乌又开展轰轰烈烈的民主反霸斗争。反霸斗争既是清查匪特斗争的重要环节，又是随后开展的减租减息斗争的重要政治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1949年7月16日，根据省委紧急指示，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研究肃清匪特、合理负担完成征粮任务、民主反霸、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建立党支部，发展党员等六大工作，并决定组织工作队下乡指导。10月23至26日，全县首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民主反霸、减租减息、征收农业税的决定。从此，义乌全县的民主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工作蓬勃开展。农业税的征收工作也按照《浙江省1949年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有条不紊地进行。
反霸斗争是以农会组织为主力军的，农会组织的骨干都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反霸斗争开始后，各乡村都召开了反霸斗争大会。会上，一些苦大仇深的农民上台控诉了地主恶霸压迫剥削、掠夺农民的罪行。会后进行清算斗争，把地主恶霸强占去的财物归还给农民。全县抓捕了759名民愤较大的恶霸地主坏分子（其中489名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处决了18名民愤极大者（其中有6名未经有关部门审批）。据统计，反霸斗争中全县召开斗争大会227次，批斗的对象302人，其中地主76人，恶霸83人，富农106人，另有少数中农和平时犯有过错的农民。在被斗争的对象中，有命案在身者46人、贫污犯100人。清算中清出土地1252208亩、粮食323367斤，另有耕牛13头、猪59只、房屋150余间、红糖、大豆等若干。清算出来的财物按“贫农多分，中农少分，富农不分，照顾苦主”的原则进行了分配。但也有部分财物没有按原则分配。反霸斗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由于党的政策宣传教育不够，当然还有部分群众存在着单纯的经济利益观念和狭隘的报复心理，也不排除钻入群众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结果运动中期出现失控现象，出现了乱斗、乱抓、乱罚，甚至乱打、乱杀的现象。5月28日，县委针对少数乡村反霸斗争中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彻底纠正错误行为，犯错误的同志必须作出深刻检讨。个别性质严重者，将作出严肃处分。同日，金华地委也颁布了“六大禁令”：禁止任何人任何团体擅自逮捕人犯；禁止任何人乱打犯人，违者进行严肃处分；禁止任何机关未经县人民政府判决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处决犯人，违者予以惩处；禁止任何机关团体及县以下区、乡人民政府借故向人民摊派、征用财物及一切额外负担，违者惩处；禁止任何机关团体人员贪污、浪费、霸占盗卖公粮、公物及一切国家财产，违者惩处；禁止霸占或贪污、浪费、盗卖群众斗争果实，违者惩处。“六大禁令”发布后，反霸斗争重新纳入正确的轨道。
上溪地区是义乌的革命老区，金（华）义（乌）浦（江）兰（溪）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上溪地区自然就成了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阶级、两种势力绞杀的焦点地区。义乌的旧政权为了控制上溪地区，竟然把旧县警察局设址上溪村。抗战胜利八大队北撤后，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的组织活动十分猖獗。上溪地区的阶级斗争较其他地区更尖锐、更残酷。
淮海战役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1949年5月，义乌解放。为了有利于开展工作，旧上溪乡乡长张炎春继续担任了民主政权的乡长。7月，义乌县的反霸斗争开始，县委对乡一级政权进行整顿，张炎春不但被撤销了乡长职务，还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送进了管训局。由此，张炎春对党和人民政权产生了极端的不满和仇恨。
1950年正月初，张炎春按规定从管训局请假回家过春节。匪首吴模得知信息后，即派部下陈英槐、陈振旭潜入张家，要张组织一个土匪大队。张炎春即拉拢反动党团分子，被斗的地主及担任过伪职的人员等组成了股匪，归属吴模部下、匪“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萧衢段行动总队第二支队”匪部。
在张炎春组织土匪前不久，匪“浙东戡卫纵队第四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何廷良部下吴墀恩和地主张希莲已拉拢一批人组织了一股土匪。在张炎春组织了土匪队伍后，这股土匪也在张炎春掌控下活动。不过他们的活动企图，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1950年5月的一天，张炎春为了取得合法名义进行反革命活动，派叛变投敌的农会干部张希贤、张樟水去拉拢干部何新助入伙。但何新助非但没有被拉拢反而向区政府告发。尚处于地下活动的张炎春股匪于是暴露。
时任上溪区区长的何桔几乎包揽了整个破案过程。但他既不使用侦察手段，也不作案情的科学分析，仅凭主观推想，使用套供、诱供和刑讯逼供的手段破案，结果致使案情无限扩大，使原本只有17人的小股土匪，弄成了有“匪徒”170余人的一个支队。何桔的刑讯逼供使151位无辜的农民众蒙受冤屈，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同时，党和人民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上溪的土匪冤案是在1953年全国开展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运动中，经被害者陈洪达告发，由金华地委调查组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后才真正水落石出的。
案情查清后，调查组根据涉案171人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处理的建议意见：一是对150位戴有土匪“帽子”但并没有参加过土匪活动的劳动人民，公开予以摘掉土匪“帽子”。对于无辜被押、被管制的人员予以立即释放或解除管制；二是对没有参加土匪活动但有其他罪恶的，根据其他罪恶重新审查处理；三是对于参加过土匪活动，因材料有出入而量刑过重者，予以重新审查和量刑；四是因犯土匪罪恶而被杀的人员中，除张希长和童大流2人未查清案情外，其余的都曾有土匪活动，虽有的量刑过重，但人已死，就不再另行处理；五是何桔在侦破上溪土匪案中，虽做出了一些成绩，但由于他的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和挟嫌报复的不良心态，导致案情扩大，众多无辜者蒙受冤屈，错误性质十分严重。为教育本人和广大干部，按照党纪政纪作出适当的处分；六是对张樟松、张至提、王洪苟三人，捏造事实，蒙骗政府，陷害无辜，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因素，其罪恶深重，予以依法严惩；七是对于其他办案人员，因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冤假错案的造成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也作出了相应的处分。
义乌县委在给地委的报告中，对该扩大化了的土匪案的有关人员提出了如下补充处理意见：如系一时受骗的劳动人民，量刑过重，应宣布无罪释放，以政府名义向其检讨并慰问，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于被管制的，除五类分子或历史上有重大罪恶者外，一律解除管制，属劳动人民的，政府给予慰问；对于“戴帽”的真匪，如系受骗或被迫的劳动人民，给予“摘帽”。
金华地委很快批准了地委专案组和义乌县委的处理意见。这宗义乌历史上的冤案、奇案，终于在党的“有错必纠”方针指引下，得到纠正，大白于天下。
一九五Ｏ年的上溪区土匪案始末（下）
何桔得到了这份组织名单，大喜过望。他立即要张樟松他们作进一步的交代，把具体活动的材料坦白出来。张樟松三人因第一次谎报案情蒙混过关成功，胆子大了起来。于是三人凑在一起又编造了在后塘山背贾成富家开过两次匪会的“案情”。于是，贾成富立即横祸临头，糊里糊涂地被戴上了“土匪”的帽子。
吴小弟，时年50岁，是一个极老实、本份的劳动农民。自从娘胎里出来就和黄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和县公安局审讯科科长吴建民关系很好。而吴建民曾与区干部杨昌有打过架，而杨昌有的妻子与何桔属同乡（同为山东人），且又关系暖昧。经区里调解要吴建民拿出4担稻谷赔偿杨昌有的医药费，但是吴建民不服。于是何桔对吴建民抱有成见。这次土匪名单中竟无缘无故地出现了吴小弟的名字。
1950年2月，何桔亲自逮捕了吴小弟。在审讯中，二话不说就把他“飞”了起来。这真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但吴小弟是条硬汉子，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土匪”，更不会“顺竿子爬”去诬陷吴建民是匪，这倒使何桔一时骑虎难下。为了收集到吴小弟的“罪证”，何桔就采取向第三者调查取证的办法：他把吴小弟的邻居鲍子香找来，要鲍子香提供吴小弟“加入土匪的材料”。鲍子香一时转不过弯来，随口回答了“没有”二字，啪！啪！两记响亮的耳光直打得他眼冒金星。“你包庇土匪！”何桔暴跳如雷，“你一定得把吴小弟的材料搞到手，否则连你一起处理！”
从此鲍子香犹如坠入万丈深渊，整天的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人也一天天瘦了下去。一日，王洪苟到他家串门，见鲍子香人不人鬼不鬼的，便问：“子香，你是撞着哪路邪神野鬼了？人瘦成这副样子。”
“我是注定要死了。”鲍子香魂不附体般地说：“何区长要我收集吴小弟的材料，可我哪里知道呀。”
“要材料？这还不容易，我给你做点起来就是了。”王洪苟已经尝到了“顺着竿子爬”的甜头了。他已摸透了何桔的脾气，只要按照他的口径去胡编乱造，准没错。
“这太好了，”鲍子香犹如死囚犯得到大赦一样，高兴地说：“只要你给我做材料，我愿意付工资给你。”一言为定，王洪苟立即找到了张樟松。两人经过一番虚构，一份“1950年2月，吴小弟等7名土匪在陈兴良家开会”的材料拟就。王洪苟将材料交给鲍子香时，鲍子香千恩万谢，当时送给王洪苟一担谷钱和一双套鞋。吴小弟是土匪的“铁证”终于搞定。
陈子松，青年团员，上溪乡云门村干部，平时工作积极。该村于1949年11月份斗争了恶霸地主陈洪林并没收部分财物。陈子松坚持要将没收财物分给贫雇农，而农会主任陈林贤不同意，并将没收财物私下退还给陈洪林。于是两人发生了予盾。陈子松从此就不愿工作，并把农会的土地整理清册押下来为难陈林贤。但陈林贤与何桔很接近，他添油加醋地把陈子松“扣押”土地整理清册，有意“破坏”土改的情况作了汇报。草木皆兵又贪功心切的何桔，脑子里立即闪出一个念头：“陈子松是受了土匪的指使！”何桔立即把陈子松找来，要他坦白是哪个土匪在幕后指使。这如一记闷棍，把个陈子松打得晕头转向。但经何桔再三“启发”下，陈子松渐渐地“入门”了。除陈林贤外，陈子松平时还和同村的陈炫南、陈炫仓关系不好。于是一个借机报复的恶念在脑子中形成。他提供了“是受陈林贤、陈炫南、陈炫仓三人指使的”的材料，并咬定该3人均为土匪。何桔经过“分析”认为：陈林贤是农会主任，不会是土匪。而陈炫仓、陈炫南平日流里流气，较像土匪。像土匪即是土匪，何桔把陈炫仓、陈炫南逮捕了。
开始陈炫仓、陈炫南死不承认自己是土匪。因为谁都清楚，一挨上土匪的边，这今后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但何桔有的是办法，这刑讯逼供是他“制服敌人”的法宝。因受不了酷刑的摧残，陈炫仓和陈炫南终于“彻底坦白”了。不过陈炫仓和陈炫南也不是省油的灯，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他们反咬一口，把陈子松“封”了个匪中队长的“桂冠”，并把平时与他们有过节的陈小兴交待成“大队长”。这样一来，上溪的土匪组织就由一个大队“扩展”到两个大队。
有大队长必定有他的下属，于是何桔又把陈子松等“飞”了起来，逼他供出部下的名单。陈子松苦头难熬，也就瞎编了一串名字。就这样，在双方互相扯咬下，“匪徒”又猛增了30多名。过了三四天，正值1951年农历正月初七，云门村的30多名村民被莫明其妙地集中起来开会。何桔带着通讯员陈樟泮在会场上将这30多名村民的名字写在了黑板上，宣布他们是“土匪”。何桔训话说：“你们要杀我何区长，要缴我的枪……”他越说越激动，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朝天放了5枪，把与会的人吓得索索发抖。何桔继续说：“我的枪很灵，你们都看到了，想打谁就打谁……”会后，即逮捕了陈报明、陈树宝、陈小兴等5人。带回区里后，何桔逼着他们坦白“活动”情况。陈小兴经不住严刑拷打，只得将在何林塘角头开的农会说成是土匪秘密集会。这样，陈小兴为大队长，陈子松为中队长的这股“土匪”的材料就齐全了。
张希昌是匪首张炎春所发展的土匪，他在上楼宅村有一个恋爱对象。因为谈恋爱的缘故，他常往上楼宅村跑。这就触动了何桔那根敏感的阶级斗争神经。“很可能上楼宅村有土匪组织”。何桔越想越怀疑，越怀疑就越相象，越相象就越正确、肯定。他把张希昌提来审讯，可想而知，此时已定性为匪首的张希昌在审讯中会受到何种的“待遇”。亲眼目睹、亲身经受了何桔酷刑的张希昌，不愿再受任何刑罚。在1951年3月份对他斗争时，何桔问他上楼宅有什么组织，他就信口胡编道：“有一个大队”。啊！又是一个大队！何桔不由一阵窃喜。“大队长是谁？”何桔严厉地呵斥。
“楼光哲。”张希昌不假思索地回答。
“立即逮捕！”何桔斩钉截铁地说。
楼光哲被抓到上溪后，“接待”他的便是将他悬空“飞”起来的麻绳。楼光哲本和土匪吴墀恩有些瓜葛，但他至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土匪。何桔便叫张希昌来对质。张希昌一口咬定楼光哲是匪大队长不放。在“事实”和严刑面前，楼光哲终于破罐子破摔，不但承认自己是“匪大队长”，并还“供”出了10多名下属。于是上溪的土匪组织又由两个大队扩大到了3个大队。
寺西村的吴樟友与张炎春一直关系很好。张炎春匪案告破并组织庞大。吴樟友怕自己也被牵连在内，便外逃躲避风头去了。吴樟友的外逃，引起了“警惕性”极高的何桔怀疑，但一时拿不到证据且又抓不到人，只好暂时搁起。1951年3月底，张炎春匪案业已查清。县里派去破案的同志已有部分回县，看来该案的第二次调查又将告结束。但何桔认为：尚有寺西村的土匪组织没有搞清。于是他又传来一向坦白较“彻底”的张樟松调查吴樟友的“投匪”情况。张樟松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人了。未等何桔说完，早已心领神会。出了区政府后，他召来了王洪苟、张至提到商会商量如何应付：“何区长说寺西村里有土匪中队组织，叫我们收集材料。我只是在1949年11月去找吴樟友时碰到过吴炬明，其他便没有什么有关系的人可坦白了。”三人一时陷入了束手无策的绝境。
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尿总不能把人憋死，只要肯动脑子，办法还是有的。更何况他们3人堪称是造假专家。经过一翻“群策群力”的研究讨论，一个完整的“寺西村土匪中队”的材料出笼了：1950年农历正月十四，张炎春派王洪苟送信给吴樟友联络组织土匪，吴樟友告诉王洪苟：“寺西村中队已组织好，中队长是吴蛮卜（炬明），中队附是吴法信。”当时在场的有楼怀玉，楼怀玉还说：“你们组织土匪很好，杀何区长由我来。”
何桔得到这个材料后，立即把吴炬明抓来用刑。结果吴炬明又招供了“活动”情况：1949年7月3目，在土地庙开会研究抢粮；1950年9月8日、10月3日、12月6日数次在吴炬明家开会，由吴樟友主持……
何桔得了张樟松等3人的材料后，共在寺西村抓了8人，有7人受过酷刑。有6人在严刑拷打下被逼承认，而吴法信、吴嗣辉自始至终没有承认过。
吴法信，时年26岁，中农，劳动农民出身，土改中分进田一石九斗，曾代大哥吴法义任伪甲长5个月，解放前因其兄吴健民参加革命，伪警察局长余志汉称其为“土匪”家属。1949年8月改组农会时，被选为农会主任。在剿匪、征粮等各项工作中表现都比较积极。因此张炎春曾企图在1950年2月里将他暗杀掉，后因及早破案未遂。1950年7月，因他工作积极，由区政府指定为县人民代表，出席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发现他是“土匪”后，何桔曾多次动员他“坦白”。何桔对他说：“你是军属，工作也是很好的。我知道，因那时土匪很多，你是害怕才参加的。人家已经坦白了，只要你坦白，没有什么关系的。”吴法信简直不知何桔在说什么。第三天，他主动去找法庭审判员施俭，施俭说：“你不是要到西北去找你哥哥吴健民吗？”吴法信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我哪儿也不去。”为搞清问题，后来吴法信约该村教员楼洪达一起到金华专员公署公安处找王卓凡秘书，要求王秘书先把他扣押起来，待问题查清后再释放。同时把何桔陷害他的情况反映给王卓凡。王卓凡就写了一个介绍信叫他们到燕部长处反映，但燕部长人不在。于是吴法信就将蒙冤情况写了书面材料向杨专员反映。
自金华回家后，何桔就每天审问他。并且在审讯其他人时也要叫他们坦白吴法信的问题。何桔曾对地主吴炬枝说：“你是地主，又是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应该知道。但只要你将吴法信的土匪问题谈清楚，土匪名单里少你一个也没关系。”为不使吴法信再惹事生非，何桔提出了逮捕吴法信的要求。经区委研究决定，县长冯苍生批准，于农历三月初九将吴法信逮捕归案。
吴法信逮捕后，由审判员施俭承办审理。但施俭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查出可靠证据。于是他将此案移交公安局处理，但公安局不肯受理。他又欲移交给审判员楼勤元，楼勤元亦不接受，于是就成了一桩“悬案”，直至1952年3月，施俭从地委干校学习回来才处理。施俭实在无法处理，只得提出“以包庇吴樟友提意见为由判他三年算了”来了结此案。但何桔不同意，坚持要判五年。就这样，吴法信被判了5年徒刑。
楼洪达系义乌夏演村人，时年28岁，地主成份，曾参加过青年党。1950年正月投入南京军大，8月间因生关节炎回家，9月由吴树棠（寺西村人）介绍到寺西村任教。因陪同吴法信去金华上访，一回义乌就被何桔逮捕。在审讯中被严刑拷打，他的喊叫声半个村子都能听到。因查不出什么材料，楼洪达被关押了40多天，就叫他去县财粮科做整籍工作，到8月间释放回家。1953年2月份，楼洪达因咽不下这口冤气，遂向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提起控告。经金华地委检查组复查，“义乌县上溪区土匪案”的面纱被揭开，真正的水落石出了。
经查对，该案的不实之处显而易见：
1、何桔对供出的“匪徒”不加分析，胡乱用刑。如楼怀玉，贫农，时年54岁，参加过革命，1949年12月因年老回家。被诬陷为土匪后，何桔就吊、打、“飞”，直至不能下地劳动；吴樟奶，贫农，一贯在农村劳动，被何桔“飞”起来后，大喊大叫，何桔就用纸塞闭他的嘴巴。像这种不加甄别，乱加酷刑的现象，在本案中随处可见。证明这些所谓的口供，均是刑讯逼供结果。
2、该支队组织是经打、“飞”张重阳之后供出的。张重阳自被土匪拉拢至逮捕，一共才七八天时间，没有发现他参加过土匪活动，更不是组织者，他怎能知道土匪的组织情况？特别是他“坦白”的60多个土匪名字中，有的不在家，有的已死亡。如朱桂林，1946年迁居金华县莲塘潘村，但却成了“土匪班长”。楼光月，在张炎春组织土匪前已死，而名单中亦有他的名字。
3、土匪活动材料大都由张樟松、王洪苟、张至提3人提供，大部分与客观事实相矛盾。如1950年正月廿五晚，张炎春、张希昌、张希长（三人均杀）、王洪苟、张至提等7人在后塘山背开会。其实这天晚上，张至提是与张希桂、张希糊、张希清一起到岩口村看灯，人都不在家。且这天，张希昌尚在管训局受训，怎么可能来参加匪会？再如，1950年农历正月初二，张炎春、张希昌、童大流在贾成富家开会，研究杀区长、割电线，而此时张炎春尚未正式开始活动。又如吴小弟的材料是何桔为了报复吴建民而捏造出来的。其次，有些材料是坏分子为了报复而乘机诬陷的，如张希厅、楼光森二人与张大法有仇，张大法就故意将他们坦白进去。正如张大法自己所说：“别人与我无仇都要坦白进去，他们与我有仇，我焉能不说他们是土匪？”
4、关于云门村的土匪大队，按原材料是在1950年二三月间由陈小兴组织了土匪大队，陈小兴是大队长。经调查发现：陈小兴在1949年斗争他叔父地主陈洪林时，曾与村干部陈报福等争吵过。第二天，陈洪林逃走，群众要斗陈小兴，于是陈小兴就逃跑在外，一直到1950年7月才回家过一次，8月又出去了。所以，1950年二三月间，陈小兴的人根本不在家，怎么参加土匪呢？再则，该“大队”共有“匪徒”32人，其中27人是从未任过伪职的劳动农民，内有13人是村干部，2人是青年团员，有的曾参加过革命，做过地下工作。如陈炫溪，在抗日时曾任过副农会主任，抗日胜利后，八大队北撤，曾被国民党逮捕过6次，一双眼睛亦因坐牢而失明（后转明）。解放后积极从事组织农会，并任副农会主任。但何桔不但不分析研究，反而偏听偏信把他定为土匪，后又逮捕了5人进行严刑拷打。据斯林福说：“何桔把扁担都打开了。”
据陈树宝说：“很想造点材料偷偷生，但是想不出来。”后来何桔、斯林福将陈子松等的“坦白书”读给他听，他就照瓢画葫芦地承认了。
当时这30多人中，有的已告发，有的准备告发，如陈炫日说：“现在没有钱，等有钱时我一定要打官司。”
5、关于上楼宅的土匪大队，按原材料，张炎春本是一个“大队长”，但上楼宅的“大队”却又归张炎春管，这大队发展大队是不可能的。原本楼光哲是拒不承认有“大队”组织的，但经不住“飞”、打，且又有张希昌的“作证”，楼光哲才不仅承认自己是“大队长”，且还坦白了10多人是“土匪”。但这10多人中大多数与楼光哲有仇。如楼怀力等就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土匪。
又如楼怀实说：“我这个土匪指导员，连自己也不知道。”关于楼怀玉，经调查，正月十四这天，楼怀玉在金华后街楼顺祥店内与吴店讨饭弟等在赌博，不在义乌。
6、关于寺西村土匪中队组织，张樟松坦白了真实情况：“何区长、刘主任（反动党团登记处主任）叫我谈话，说法信、蛮卜（炬明）两个人做什么职务？寺西村也有个中队组织，我与洪苟没有办法只好说蛮卜是中队长，法信是中队附。”
该村材料大部分由吴炬明坦白出来，但这些材料却与实际情况不符。如1949年7月3日在土地庙开会研究抢粮，而此时张炎春尚未开始搞土匪组织。再如1950年9月8日、10月3日、12月16日在吴樟友、吴炬明家开会，所有当事人都不在家。
7、张樟松坦白说：“张炎春是组织过土匪的，那时候我将真实材料拿去，何区长总说不彻底，所以我为了保命，只好扩大材料了。”
8、陈子松说：“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土匪，若查出任凭政府严惩。这次坦白是想出出气，谁知被反咬了一口。”
9、吴炬明说：“1951年3月下旬，何区长传我到本村管训局楼上问我本村土匪是如何组织的，我说并无此种情况。何区长就打得我七孔流血，那天晚上又叫小楼（通讯员）把我‘飞’起来，过一个小时才放下。那时我已经昏昏沉沉脑子不清了，后来只得听他指教，叫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他才高兴，我也可以保命。”
10、经查，一般戴“匪”帽的人都喊冤枉。如张至才，时年已64岁，一贯参加劳动，这次也成了土匪。他说：“我这个土匪是天上掉下来的。”又如楼光深说：“我如果不与大法争，我也不会有土匪名字。”再如张至达说：“我这个土匪分队长是农会宣布的。”总之，有151个戴有土匪帽子而没有参加过土匪活动的劳动农民及其亲族，对政府很不满意。
鉴于事实情况，地委检查组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给无辜蒙冤者摘去“匪”帽并恢复了名誉，对真正的匪首、匪徒给予严办。除已被镇压判刑的匪徒外，并对假造案件的张樟松、王洪苟、张至提3人给予了刑事处分，对涉及假案的办案人员亦作了应有的处分。
（本文取材于中共义乌县委1953年档案）
寻找烈士遗骨四十年
蔡志华& /& 文
在兰溪市墩头镇上祝宅村，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得几十年前的一幕：1949年4月，国民党二Ｏ三师某营冯营长从横溪抓来一位姓朱的排长，朱排长被抓后遭受过很多酷刑，在国民党败逃前夕被枪杀在下祝宅村的古童塔脚。朱排长被杀害后的第二天，还无人收尸，几个村民就把他的遗体挪到一个泥坑里，再在上面堆些土，草草埋葬了。
1953年，义乌赤岸东朱村，一位老人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儿子朱文斌交待说：“你一定要找到你哥哥的尸骨，给他建墓立碑，并将你儿女中的一个过继给他，让你哥哥也后继有人。”这位老人正是那位被杀害的“朱排长”——朱作潮的父亲。朱文斌对父亲点了点头，可他却没有料到，为了找到胞兄的遗骨，完成父亲的遗愿，他居然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
那么，这位已经去世的“朱排长”——朱作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让我们回到解放前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1945年，八年抗战刚刚取得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又挑起了内战。在浙江，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浙东游击队金萧支队也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上级命令金萧支队北撤，同时决定一部分同志留在当地坚持地下斗争，朱恒卿、吴蕙茵夫妇就是奉命留下的二名共产党员。
我们的部队刚一离开，金华、义乌、浦江一带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朱恒卿、吴惠茵夫妇俩辗转回到老家义乌东朱村，设法联络附近的革命力量，坚持开展党的地下斗争。朱作潮就是他们在这个时期教育培养起来的一位进步青年。朱作潮也是东朱人，他家境贫苦，为人刚毅，富有正义感，曾经做过国民党浙江省候补参议员朱升铨的警卫员，当时正闲居在家。朱恒卿夫妇就有意接近他，不断向他灌输革命思想，渐渐地，朱作潮开始倾向革命，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48年初，根据斗争的需要，地下党组织要求朱恒卿夫妇设法在金华、义乌、浦江边界重建党的武装，所需武器枪支，希望能通过策反国民党一部分军队起义而取得。这年冬天，国民党二Ｏ三师正好在浦江一带招兵，朱恒卿就和朱作潮商量，让他趁此机会打进国民党二Ｏ三师。朱作潮动员了自己一些可靠的亲戚、朋友一起进了国民党二Ｏ三师六Ｏ九团一营，不久还当上了排长。在朱恒卿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朱作潮在国民党军队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动员了不少士兵，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但就在起义前的几个小时，原已和朱作潮说好准备携带两门小钢炮起义的炮手许基良突然向一营营长冯杰告密，结果朱作潮不幸被冯杰抓住。被捕后，朱作潮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朱作潮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自始至终没有吐露一点机密。最后冯杰恼羞成怒，派人枪杀了他，牺牲时朱作潮年仅26岁。
全国解放后，了解朱作潮情况的朱恒卿、吴惠茵夫妇，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朱作潮同志的事迹，要求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的称号，对其家人给予“烈属”的待遇。后经浙江省民政厅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调查核实，于1967年11月23日由浙江省民政厅正式下文追认他为烈士。
朱作潮烈士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做秘密策反工作而被出卖遇害的，所以牺牲地的群众不知烈士姓名，更不知烈士的家乡在何处，就连烈士的家属也不知他到底牺牲在哪里。再加上当时的国民党二O三师行踪不定，居无定所，连朱恒卿、吴惠茵夫妇也不知道朱作潮烈士到底被杀害在何处。所以，虽然朱文斌写了很多信，找了不知多少地方，问了不知多少人，但对兄长的埋骨地还是一无所知。
一直到了1970年，奉命杀害朱作潮的刽子手徐汉亭向组织上交代了其在浦江县原横溪区上祝宅村古童塔边杀害朱作潮的罪行，朱文斌才知道了哥哥朱作潮的牺牲地点。他马上赶到浦江县民政局，浦江县民政局有关人员告诉他，此地已于1958年划规兰溪县管辖，请他和兰溪县民政局联系。朱文斌随即赶到兰溪县民政局，兰溪县民政局让他和朱作潮烈士牺牲地直接联系。朱文斌又急匆匆地来到当时的梅江区长陵乡上祝宅村……
此后不久，因工作需要，朱文斌和妻子调离浙江，到江西省永修县工作。但他始终与上祝宅村保持着联系，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兄长的尸骨，实现父亲的遗愿。终于在1982年5月9日，朱文斌接到上祝宅村村委会的来信，说烈士的牺牲地已确定，就在古童塔边。5月29日，朱文斌和妻子赶到兰溪，先到梅江区，接待他们的是当时的梅江区区长钱明通。钱明通了解情况之后，对此事十分支持和重视。第二天，钱明通就陪朱文斌夫妇来到上祝宅村，村支部书记祝国增带他们来到大队会议室，里面已有三四十位年纪较大的村民在那里等着。大家座谈了一会后，一部分对相关情况比较熟悉的老农带朱文斌等人到古童塔边进一步堪察。当年原是荒山的杀害朱作潮烈士的地方在1959年曾开荒种植，后又停垦还林，种上了大片的桑树，再加上当时对烈士遗骨只是草草埋葬，一无坟茔，二无标志，一下子要说出烈士遗骨的准确地点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农们也只能说出个大概的范围，说不出十分具体准确的地点。考虑到大范围地挖掘会使村里的集体财产蒙受损失，祝国增提出待进一步调查出明确的地点后再进行挖掘。最后，这趟上祝宅村之行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转眼到了1992年，朱文斌退休了。他从25岁开始寻找哥哥的遗骨，寻到退休，寻到头发斑白，还是没把哥哥的遗骨找到，没有实现父亲的临终遗愿。朱文斌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找到哥哥的遗骨，实现父亲的临终遗愿！1993年，他一连四次到上祝宅村……终于，村里决定在1994年1月2日这天，在古童塔边挖掘寻找烈士的遗骨。
1994年1月2日上午7时30分，村支书祝晶产带着4个村民正式开始挖掘，但一直挖到11时30分，烈士遗骨还是不见踪影。朱文斌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中，他几乎想放弃了，这时村支书祝晶产说：“别急，下午我带村民继续挖……”这时一位名叫祝佣金的老婆婆来到了挖掘现场。她说，她从4岁开始放牛，常在这一带路上，还依稀记得当年杀害烈士的地方，她建议还要往上挖一挖。
中午12时30分，大家吃完午饭就按老婆婆说的方位继续挖掘，但还是没有挖到。下午1时左右，村民祝树堂背着锄头上山干活，路过挖掘现场，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说，还要往上挖，并用锄头铲出一个圈，让大家在这个圈的范围挖，他说如果再挖不到，那一定是尸骨完全烂掉，可能就无法寻找了。4个村民根据祝树堂的指点又开始挖掘，到了下午1时40分，终于看到了一堆遗骨，上面还有一枚刻着“朱作潮”的印章。烈士的忠骨在地下埋藏了近五十年终于见了天日！朱文斌见到兄长的遗骨泣不成声，周围的群众看了也都唏嘘不已。
1994年1月2日傍晚，朱作潮的遗骨在有关部门和其家人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烈士的家乡义乌市赤岸镇东朱村，当地党委、政府很快安排好烈士下葬的墓地。1月4日下午，赤岸镇委负责人主持召开了百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送烈士遗骨入土安葬。从此，烈士的英灵在他的家乡得到了安息，朱文斌苦苦寻找兄长遗骨40年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朱建苏荐稿）
二十三年前的“义乌调查”
——追记董朝才同志新闻实践二三事
吴海欧& /&& 文
想写这篇文章，已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了，踌躇再三仍没法舍弃，故不揣浅陋而写之。
董朝才是原金华地（市）委书记。1985年金华“撤地建市”后不久，到温州任市委书记。他于2006年2月20日病逝，至今已两年了。这里所写的是1984年1月15日至25日，自己作为一名年轻记者，跟随金华地委调查组到义乌调查农村商品生产发展情况，并宣讲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几个片断。
地委调查组由董朝才书记、地委秘书长丁民（后任金华市政协主席）、地委办公室秘书顾北亭等组成，还有一位驾驶员。我则受总编辑赵杰委派跟随采访。
1984年的义乌县，已经开放了小商品市场。义乌县委面对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中的新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一不怕，二引导”的方法，实事求是，勇于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社会主义农村商品经济”的热情。但是社会上怀疑论者依然不少，这对当时的义乌县委，特别是谢高华书记以不小的精神压力。
农历腊月，雨雪交加，路面泥泞不堪。一辆黑色上海牌轿车和一辆吉普，地委领导带领我们，南到毛店，东到廿三里，西到杭畴，北到苏溪、大陈，艰难地几乎跑遍了义乌的山山水水。
董朝才是农村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作为一位地委书记，他没有一点架子，与农村干部、农民交谈片刻，很快就会让人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他可以坐在穿堂风“嗖嗖”刺骨的地方，与农民一聊就是半小时、一小时。话题紧紧围绕商品生产的现状、困难、解放的可能等方面。他对农村、农民、农业实在太熟悉了，且将此与中央一号文件的宣讲结合在一起，让农民听了还想听。
在读大学当记者前，自己已在义乌老家当了10年农民，而且是整劳力。但听了他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见解，我感觉自己这方面的知识是少得如此可怜！
1984年初的义乌农村，经济条件一般，道路建设还没起步。雨雪天，大家常常要在泥泞的小路上跋涉，一天到晚，鞋子甚至裤腿上都被泥水、雪水打湿。但我感觉得出，董朝才对义乌农村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很满意的。每天回招待所，虽然都冷得够呛，但他与丁民总是喜笑颜开的。
只有一天，为了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他很生气。
那天，谢高华同志也在。雨雪中的某乡政府，一位年轻的乡党委书记来接待地、县委领导。董朝才端着茶杯，笑容满面地一一问及全乡人口、土地、种植状况及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现状等。结果，这位年轻的书记也许不太熟悉全乡情况，不是以“这由乡长分管”、“那由副书记负责”，就是以“这是某副乡长分管的”作答。董朝才沉下了脸，严厉问道：“你是干什么的？……”谢高华也严肃地予以批评……加上丁民的批评，只见一会儿时间，那位年轻书记就满脸通红、满头大汗了。遗憾的是，现在人们也许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
在义乌10天，地委调查组访问了20个专业户、重点户，19家社队企业和家庭企业，5个专业乡和2个专业村，并分层次召开了4个座谈会。
熟练运用新闻工具，为党的事业服务，我们党有许多的顶尖高手。当记者前，我就多次读过毛泽东同志那些脍灸人口的新闻作品，从中受益良多。而在董朝才身边的这些天，自己则认为真正得到了言传身教，切实感受到了党的领导干部运用新闻、推动工作的艺术。
在义乌跟随调研10天，写了一些稿子。经董朝才还有丁民（他原先就当过报社领导）修改后，见报的稿子上，没有一处有他们两位以及谢高华的名字，更不见“强调”、“指出”、“要求”等等字眼。
一天，董朝才到义乌田心火腿厂调研，听了经验介绍，看了现场，他很兴奋，作了许多指示。田心火腿加工业早在前清时就已出名，道光年间相当兴盛，名扬苏杭。我根据现场采访，花一晚上再加次日中午休息时间，写了一个长篇通讯。董朝才仔细看了，说：“不错，但还是消息快！把写我的全部去掉！写好后，我来写编者按。”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改写消息，大约将2000字的通讯改成了不到600字的消息。他又一次审阅后，提笔就写下了“编者按”：“田心火腿名扬四海，供不应求。近年来加工数量有所增长，但仍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条重要的教训是独家经营。田心火腿的恢复生产，开创了多渠道加工生产火腿的新局面，是十分可喜的。它的逐步发展，必将使我区的传统产品金华火腿真正成为优势产品而占领市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这“编者按”与消息就由自己电话口授回编辑部，刊发于当年1月22日《金华日报》一版头条。后来我才知道，金华火腿注商标证书早几年就被省食品公司非正当持有，长达20多年的火腿商标之争已经开始。
再举一例。当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