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老兵：如果中日再开战我还想去|日本|老兵|二战_新浪军事_新浪网
日本二战老兵：如果中日再开战我还想去
　　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曾伤天害理却无处悔罪，他们曾杀人放火却缄口不语，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却不肯认错。随着时光流逝，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日本老兵在世的已越来越少，像东史郎那样深刻反省和站出来讲述加害历史、揭露日军当年暴行的更是屈指可数。按照日本二战时的征兵规定，志愿参军者必须年满17岁。所以，即使按照参军与战争结束的1945年来推算，最年轻的日本老兵也已经88岁，很快他们就将与那场战争一起成为历史。然而，历史的记忆注定不会消逝，他们给日本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像癌细胞一样仍在扩散。
　　随日本政府推卸战争责任 借国家赔偿领取高额“恩给”
　　八儿雄三郎，自称今年91岁。这个毕业于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终战时在大分地区司令部守卫国防”的老兵选择8月15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连同那些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分子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现在，日中关系越来越坏，战争危险也越来越大，如果发生战争，我虽然很想去，但体力已不行了。”八儿雄三郎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讲。当被问是否愿意让他的儿孙上战场时，这个老人却连连摆手说：“不行啊，不行啊，那样日本就没人了。”
　　有很多中国人总是在问：“日本人在侵略战争问题上为什么不肯真诚地道歉？”《环球时报》记者采访过一位日本福冈的老兵这样回答：“当年，我们的军队是天皇的军队。宪兵带着征兵令到村里，说你成为‘天皇军队’的一员了。那时我连大阪、东京都没有去过，但我一下子来到中国的杭州，还去了上海、南京。我真的是眼花缭乱啊！一路上，长官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应是日本的、天皇的。你说我能不激动、不兴奋吗？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够为天皇打仗，直到后来我们战败。我也做过许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但我们的天皇还在皇宫啊！凭什么他没有错，要让我们认错呢！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我现在就尽量补偿，给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提供私人奖学金。但是，在我们天皇没有认错的时候，我也不认错。我们老军人如果都认错了，那不等于天皇也就错了吗？！”在他看来，战后日本的天皇制没有被废黜，应该是日本老兵乃至日本政府不肯承担侵略战争历史罪责的根本原因，而留下这一祸根的，应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此外，战后日本政府曾经号召国民进行“一亿总忏悔”，意在推卸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也导致老兵们拒绝承认罪责。
　　战后的日本政府除了推卸战争责任，还给这些老兵及其家属非常优厚的待遇。在这样的背景下，让老兵忏悔和反思变得很难。早在1923年，日本就制定《恩给法》，为征兵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提供保障，以奖励措施鼓动士兵参战时要冲锋陷阵。日本侵华战争中，在战斗激烈的地区，士兵1年的服役期可以根据“加算年数制度”而被加算为3年。
　　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批评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制度”，并颁布法令宣布，除重伤病军人外，废止对旧军人或遗属的恩给制度，这导致日本不少旧军人以及战死军人的遗属因经济来源断绝而陷入生活贫困。1947年11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现“日本遗族会”前身）成立，开始向政府要求国家赔偿。1953年，日本总务省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恩给制度死灰复燃，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仍在世的老兵，日本政府给予每人每月12万日元（1万日元现约合660元人民币）的“退役抚恤金”，每人每月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每人每月3万日元的“恩给”，加起来共约20万日元。此外，日本厚生省每年会向在世老兵支付“厚生年金”，分两次发放，共计35万日元。战后71年来，日本政府还5次以“特别慰问阵亡者家属”的名义，向战死者家属支付特别抚恤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向将近310万个战死者家庭分别支付高额日元抚恤金，总计达到5238亿日元。
　　三百个老兵团体仍在滋事
　　在日本政府的强力保障下，老兵们虽生活无忧，但内心的战争烙印根本无法抹去，有人开始忏悔和谢罪。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东史郎。东史郎七次向中国民众谢罪，不顾年岁已高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并留下反省历史的《东史郎日记》。 让人遗憾的是，东史郎的行为并未得到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有日本媒体辱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动下，还有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对东史郎提出诉讼。
　　《环球时报》记者参加过东史郎败诉时举行的记者会见，只见他拿出一份又一份资料，然后愤怒地说，“关于这次审判，问题并不在于原告桥本光治是否杀死一名中国人，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事件向人们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法院根本不想看到真实的南京大屠杀事实，也根本没有人想要看到历史，法院的判决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日，想告诉日本人战争真相的东史郎病逝于京都府医院，享年93岁。
　　在日本学者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本1945年8月投降时，日本本土有436万名军人，海外有353万人，合计789万人。但在这么庞大的老兵群体中，像东史郎这样在战后站出来揭露战争真相的人屈指可数。对于过去的战争，绝大多数日本老兵选择了沉默！
　　二战后，在1亿多人的日本社会，近800万老兵有的无声无息，有的蠢蠢欲动。随着1953年日本政府恢复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军人恩给”制度，各种老兵团体先后冒了出来。据《朝日新闻》近日报道，2005年日本还有3625个老兵团体，但目前只有约300个还在开展活动，主要原因是老兵年事已高，在世者日减。
　　据了解，八成以上的日本老兵团体以曾在同一部队或军舰服役为由头组建。如“南想会”，就是由当年“南进”到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装甲车第45大队原队员组成。此外，由军校同学组成的老兵团体占到一成左右。还有以某场共同参加的战役、某个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基础成立的老兵团体，如以所罗门群岛战役为纽带的“全国所罗门会”。
　　绝大多数老兵团体组织活动，一般奉行“只谈现在不讲过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避免过去的战争话题。在日本甲级战犯未移入靖国神社后，很多老兵团体仍去参拜。如1955年成立的“日本战友联盟”，以“反共卫国”为宗旨，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植田谦吉、冈村宁次等人担任负责人。该组织最多时有30万人，大力推动日本“军备再建”，信条为“让国民广泛理解日本安保问题”“始终站在祭奠英灵的最前端”“尊敬皇室并代代相传”“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立场”。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所谓的“英灵”，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日本战友联盟”还定期举办“靖国神社升殿参拜恳谈会”、安保论坛及修改教科书研讨会等，是日本右翼组织的“老前辈”。包括日本《正论》在内的一些右翼杂志，则成为他们“曝光”的平台。
　　为扩大影响力，日本绝大多数老兵团体从成立开始就拉老兵家属特别是其年轻子女参加。近年来，出生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价值观已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历史。但这种漠视同样可怕，曾经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印象中更多只是“发生过那么一件事”。由于高龄化和后继无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老兵团体相继解散或“活动中止”。2005年，日本“战友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曾经加入战友联盟的各地战友会，依然存在的不到3成。但正如《环球时报》记者今年“8·15”在靖国神社所见，总有日本老兵穿着旧军服来参拜。
　　有人感叹：“活到87岁是神对我的惩罚”
　　有人狡辩：“我父亲在中国付钱买西瓜”
　　在日本，有的老兵尚有良知，但没有亲身谢罪的勇气。由于忍受不住良心的折磨，有的选择在离世前忏悔。2013年，日本《东京新闻》曾报道过老兵大岛中典在遗书中的忏悔。1937年，大岛中典作为新兵加入日军第9师团富士井部队，在苏州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战争结束回到日本后，他总是噩梦缠身。他在遗书中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能活到87岁绝不是福祉，而是神对我的惩罚。”他认为“妻子失踪、女儿一家溺水而亡是报应”，这种“家人突然消失的残酷方式”，让他体验到当初自己“给中国人带来的、夺取他们生命和毁灭他们家庭的永恒之痛”。
　　“我知道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我也还记得自己在战争中干了什么。原以为时间可以让我内心平静下来，让我逐渐淡忘一切。原来，有些东西是时间都无法磨灭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痛苦和经历说出来，让自己好受些。我相信，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可是，在日本，在有生之年，我们始终不敢说出来。”2010年9月，一位87岁的日本老兵在家里痛苦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采访结束后，这位只讲整个部队活动、没有讲出自己“战争经历”的老兵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写出我的名字，即使我死后也不行，因为我还有家人！”2012年，这位老兵带着自己的“秘密”离开了人世。
　　其实，这些日本老兵对过往侵华战争的认识，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后代和更多的日本民众。《环球时报》记者曾去日本广岛旧海军墓地做过采访。那里的一位管理人员吞吞吐吐地说：“我父亲参加1937年‘淞沪之战’，但他常常讲，他们在中国都很守规矩，从老百姓手里买西瓜，都是付钱的。”当时，《环球时报》记者只好对他说：“你父亲真的是辛苦啦！当年，他要跑到中国买西瓜。”听后，他满脸通红，无言以对。
　　2015年，《环球时报》记者在东京采访参与过“七·七事变”的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的儿子今井贞夫。今井贞夫曾在住友工业株式会社工作20年，退休后整理其父遗稿——主线竟然是宣传今井武夫在战争期间从事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和平合作”。为此，今井贞夫退休后还去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讲述那段历史，《环球时报》记者质问：“当年，你父亲是不是以武力为前提做‘和平工作’的？”结果今井贞夫沉默了。
　　2015年9月，《环球时报》记者随日本民间反省侵略战争的“再生的大地”合唱团到沈阳、平顶山、抚顺等地。在列车上，一位日本女士突然对记者说：“我父亲是日本近卫师团的成员，在中国打过仗。晚年，他突然大病，附近寺庙和尚说，‘你家里一定有军刀’。父亲说他用这把军刀杀过中国人。我们把军刀交给寺庙后，父亲的病才好起来。父亲死前对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你一定要去一次中国，什么都不用说，就用旅行替我谢罪吧。这次，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来中国的。”
　　这些事例表明，日本老军人留给后代的战争认识也是不同的。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后代对战争的认识也不同，对中国的认识也不同。这种状态，恐怕在日本还要延续相当的时日。二战的中日战场上，每一场战役双方各自公布自己的损失和战果，为何日军伤亡数字，中日双方公布的差异巨大？
中国军队伤亡数字，无论中国战报还是日本战报，差异不大。而日军伤亡数字差异很大，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往往是日本的五六倍乃至二三十倍。为什么差异这么大，谁的说法比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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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头高地，至今能见弹片白骨――重访二战东方主战场（华北篇）
日09:04&&&来源：
原标题：记者重访“忻口会战”和“乏驴岭血战”遗址，前者在太原北一百余公里，后者在太原东一百五十余公里，都是1937年10月到11月战事地，是抗日战争期间极为激烈的战斗。 山头高地，至今能见弹片白骨 ――重访二战东方主战场（华北篇）
平津沦陷，淞沪激战之际，敌军又积极进攻华北，西侵绥远山西，南沿平津攻入豫北，那八个月间（“七七事变”后至1938年3月），我军屡战屡退，山河变色，局势日非，可说是抗战最黯淡的时期。1937年10月以后的华北战局，益陷于不利的情势；晋北敌军，逐步南侵，太原危在旦夕；石家庄失陷，敌军直扣娘子关，晋东也非常危急……
――摘自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
曾经战场，如今看来，一片野山。
记者爬上那几个山头，往78年前日军攻来的方向望，只一瞬间，便能明白当年中国军队拼死坚守的理由――山西忻口，若日军过了这里，到太原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河北井陉县雪花山，如果失守，则娘子关不保，日军能沿铁路线直取太原……
这几座有名或无名的山头，当地人都叫得上名字――
1300高地，以海拔得名，时至今日，依然可寻得到白骨和弹片；204高地，战斗最激烈时，一昼夜阵地13次易手，最惨烈的一天，平均一小时牺牲一个团；雪花山、乏驴岭，中国军队拼死力战，惨烈异常，后为纪念，将“雪花”改为“血花”，成立“血花剧团”；同时，在更深远的山林里，八路军也在配合作战，夜袭阳明堡，火烧日军飞机……
记者是“80后”，说实话，此前对于抗战的概念，只停留在爷爷辈偶然的描述、中学的历史课本，以及影视作品中。也难怪老有人说：你们年轻人不懂。
实际上，在乏驴岭的好汉寨，当年我军浴血奋战的山头，望出去，群山夹着峡谷，火车鸣笛从峡谷穿过，“日本人当年就沿着这条铁路攻过来……”大伙儿说起当年事，听者肃立，这其中有“30后”、“40后”，也有“90后”和“00后”。
这，便是行走战场的意义。
老人问，要不要看看“真正的战场”
从忻州市区，沿108国道往北大约25公里，能到忻口村。在真正踏上战场遗址之前，有人事先给记者打招呼，说当地人只会说“宏大”的话，讲历史书上看来的故事，而当记者在忻口战役的纪念碑前见到李文柱老人时，心中这层感觉，又更重了一些。
他穿着说不上年代的旧军装，戴眼镜，山羊胡花白，胸前别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章，他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我们叫他“老李”，他说别，要叫他“老兵”；他介绍自己，是“八路军来了之后”，村里的第三任书记；他84岁了，是纪念碑的“义务讲解员”，1937年忻口会战，他才6岁，他所讲解的大部分内容，多是书本资料上的。
而这座纪念碑，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为忻口会战60周年而立的；出钱的，是曾经在此插队落户的知青。紧挨着纪念碑的108国道旁，立着几口窑洞，窑洞内用白漆粉刷一新，路旁还放着水泥搅拌车。这是当年的战备窑洞，能防空，能屯粮，能放武器弹药……
记者忍不住问：大路旁，不隐蔽，地势又不险，怎把战备窑洞建在这地方？
李文柱来了精神：70多年了，河流改道又修了公路，哪还看得出当年？以前这片窑洞前是河沟峡谷，隐蔽得很。
他提出，要不要看看“真正的战场”。大家听了，眼睛放光。
于是，八旬老兵，硬是带着我们爬上了山。这山没名字，李文柱的叫法是“1300高地”，依旧是70多年前，打仗时候以海拔起的代号。
山上的战场令人惊奇，这么多年过去了，随处走走，都能找到弹片，不时看到土里露出一条白色，捡起来便是小块的骨头。
李文柱说起童年的事――1937年日本人打来，他就随着家里人往南边跑；3年后，又被日本人赶回村里，说是需要人种田给日军提供粮食，家里房子都歪了，到处是野草；那一年他随着大人到这片战场开垦梯田，看到的都是白骨，不少还维持着死去时的姿势：趴在战壕里打枪的，背靠着土堆的，躺在地上的……那都是中国的将士遗骨，日军的尸体在战斗结束后就被拖去火化了。
李文柱记得，那时日军占领着村子，村民们不敢声张，就地悄悄地把战士们的白骨埋了。
此后年年春耕，都能翻出骨头，至今如此；还有一年下大雨发山洪，又冲出至少70多具白骨。
这才是真正的战场！
整片山头，仅有一棵树；在树下往北望，那是当年日军进攻的方向，一片平原，无险可守；往西北望，另一个小山头，人们还叫它当年战斗的代号“204高地”，那是当年主战场之一。曾任忻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胡全福，从上世纪80年代，大江南北跑了100多天，采访了百余位忻口会战的参战者和知情者，编写过《忻口战役亲历记》。“204高地”用他的话描述：“一昼夜间敌我互易阵地达13次之多。”
记者搀着李文柱下山，计划绕路到“204高地”看看。下山路上还有白骨，李文柱忍不住蹲下大哭了一场：“妈妈等他回家，可他回不去啊……”
日军小队长的儿子寄来信和礼物，“为中日友好”
从“1300高地”到“204高地”，山连着山，只有羊群和放羊人能走，要坐车，则绕路从河南村上去。
河南村，原叫南怀化村；南怀化这个地名，在忻口会战的各类记载中反复出现。
《中国抗战画史》中写道：敌以坂垣指挥之第五师团及关东军第一第十二师团等部，进攻我忻口阵地之南怀化高地……激战始于十三日，讫十八日，先后五日，我阵地稳固，且迭次出击，歼敌三万余人，造成华北各战斗中最有利之战果。郝军长梦龄、刘师长家麒均于是役殉国。
而在南怀化，另一种更惨烈、更为当地人所知的说法是：一个团没了，再上一个团；战斗最激烈那一夜，平均一小时我军牺牲一个团。
记者找到了河南村村主任赵伟，他曾自己出钱，在通往山上的路上修了纪念碑，在村里修了纪念馆。赵伟的想法挺简单，这样著名的战场，这么多的先烈，总得有个供人凭吊的地方，也得让村里娃娃们记住历史。
名不见经传的河南村，修了纪念碑之后，好些人找上门来。有我军将士的后代，还有日军的后人。
比如2012年，藤田洪太郎来过，寻他的父亲，来之前他在日本翻了档案，并努力学了好些汉字。他在村里找到赵伟，语言不通，就用写的――自己的父亲当年是日军小队长，带了120余人的队伍，全体战死在此。
他给村里人写：“帝国军不对，对南怀化人伤害了。”
藤田的到访，唤起了河南村老人的记忆。如今87岁的赵拴蛇，年纪大了，他说话断断续续：日本人进村时他才9岁，他们有飞机，家里房子烧了，大院里杀人，父亲、大伯、二伯被铁丝捆住、被刺刀刺死，父亲死时嘴里还塞着瓦片。女人和小孩都逃，逃到另一个村子，被八路军收留，吃了四五天土豆黑豆，再各自投奔亲戚……村里如今多遗迹，有当年老百姓藏身的窑洞，被日军发现后火烧烟熏，逼出一个枪杀一个；还有日军当年的指挥所，占了村里当时最好的房子，如今房子还在。
忻口村李文柱也想起了，日本人占领村子，让他们这些孩子学日语，可他们偷偷背“人之初，性本善”，远远地看到日本人来，就赶忙把《三字经》藏了，全体立正鞠躬，假装大声念日文。若不鞠躬，是要被扇耳光的。
可对藤田，村里人还算友好，帮忙带路上了“204高地”。藤田在山上磕头，抓了一把土要带回国。后来，藤田写了信给赵伟，信中的中文半熟不通，却能看得懂，满是“感谢”、“恩情”和“祈祷”。
藤田还邮递了一个玻璃盘子饰品作为礼物，盘子上写着“我们祈祷，为中日友好”。
在山顶上随处走走，依旧能捡到弹片白骨
记者随赵伟，上了“204高地”。
据当年战地记者曹聚仁的记载――那时候，在五台山、云中山麓的盆地上，只有崞县附近比较险要，敌军取得崞县，攻占原平，循同蒲公路直下忻口，太原便在掌握之中。忻口位于盆地之内，在形势上并无制胜的把握。有一名日本士兵的日记上便说：“打到了忻口，再有两天，徒步行军，可以到太原了。”他们预料忻口以南，不会遭遇什么战斗了。我军却在忻口予敌以最重大的打击，可见地利不如人和。
昔日战场已平静，不过几座平淡无奇的山丘。
几年前，这里还是荒山深沟，赵伟问了好些村里的老人，才确定这是战场遗址，赵伟出钱，修了条便道。“204”的山顶上，也修了墓园墓碑，为了纪念在此阵亡的抗日将领郝梦龄。
在山顶上随处走走，依旧能捡到弹片白骨。
放羊人说，以前在这片山里，还捡到过被炸烂的大炮。赵伟建纪念馆，向村民收集展品，小小一个村子，战争遗物不少：有一把日军指挥刀、数把刺刀，还有日军的奶粉罐、饭盒，也有我军将士的钢盔、煤油灯，还有大刀；完整或者不完整的炮弹，还有不少。
仔细看看，叫人感慨。无论是刀、钢盔还是弹片，日军的至今完好，而我军的大多锈迹斑斑，不成样子：当年武器和军事工业，高下立判。
我们在山上驻足很久，捡了好些白骨，放在袋子里，好好地埋了――多少年轻的先烈，少小离家参军报国，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我们想要好好记住这片战场。
在山顶往北望，当年战事紧张时，在那个方向的大山深处，八路军发动了深入敌军侧后的全面袭击：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火烧日军飞机；一一五师积极活动于灵邱、广灵、涞源、阜平、曲阳、行唐之间，并更深入察哈尔和平汉线两侧，发动广泛游击战，克复冀西、察南十八个县城；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活动，并派一支队深入大同附近，展开雁北的游击战……
忻口战役结束后，日军也佩服，专门为中国军队立了一块碑，上书：中国无名战士慰灵塔。这块碑如今移到了现今原平市的文体广场。
记者忍不住问：当年忻口奋勇坚守，国共合作共御外敌，日军都被打怕了，为何中国军队自己急忙撤了？说是当时“晋东局势急变”――娘子关失守，忻口将腹背受敌？
日，忻口守军接到命令撤退，保卫太原。
有人指点，不妨去娘子关附近的战场看看。
碰到一群“驴友”，目标也是“行走战场”
“正太线上，以井陉与娘子关间最为险要。当忻口战事激烈时，敌军即积极进攻晋东以收夹击之效。”曹聚仁这样写道。
坐火车，到河北井陉县。井陉，太行八陉第五陉；陉字的意思，是山脉中断的地方。
几番打听，跟着当地村民，才爬上乏驴岭村好汉寨。这个山头是个古炮台，也是当年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主阵地之一。当地人说，欲夺娘子关，必先夺乏驴岭；因乏驴岭地势比娘子关高，若乏驴岭失守，娘子关就受制于敌。
只要在好汉寨山头往四周望，就明白“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的意思，也明白了“兵家必争”的原因――这是群山里唯一的峡谷，铁路、公路、河流，都从峡谷中过。就算不懂军事的普通人，在这里也有指点江山的感觉，想着在这个山头放炮兵，在那放狙击手，再筑下坑道和防御工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难怪1937年重阳节前，当时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进驻乏驴岭，指挥官赵寿山数次登上这个山头观察地形。
乏驴岭村支书陈玉良很热心，在好汉寨指着附近的一个个山头，介绍说那是鸡驾岩，那是荆蒲兰……每个地方都有中国军队的故事，一些坑道里，数年前还能发现许多白骨。村里的老人曾回忆：战斗开始后，本村老百姓全部逃到百花山、熊猴山躲避。从山上远眺，看到雪花山、鸡驾岩、荆蒲兰东山，到处都是战场，飞机、大炮、机枪响成一片。尤其是鸡驾岩阵地，一连几天飞机炸、大炮轰，直打得尘土飞扬，烟尘滚滚，天昏地暗……
乏驴岭血战，从日十七师进驻到10月19日十七师撤退，战斗进行了9天9夜；好汉寨阵地被日军包抄，苦战失守。在《乏驴岭村志》中，收录了第十七师司令部参谋处第三科副科长蒙定军的回忆文章，其中提及――全师旅以下干部，仅剩旅长一人、团长两人，营长以下干部不及三分之一，士兵仅剩3000多人……而该师开赴前线时，原有13000多人。
即便是战斗结束后，据本村老人讲，村民三两个人根本不敢去阵地，山上沟里，都是中国将士的尸体。直到第二年开春，村民没法种地，才组织人去“埋死兵”，尸体太多，无法搬运，大部分掩埋。直至前些年，上山刨柴禾、挖药材的人，还时常挖出白骨、刺刀、钢盔和手榴弹……
在山头上，认真听着这些故事的，不仅是记者，还有一群从石家庄来的“驴友”。他们在娘子关遇见我们，便一路同行，爬山下沟，重访战场。
他们中有已退休的老人，有热爱摄影的中年人，还有小学生。他们前两年的出游主题是“红色之旅”，走了好些革命胜地；今年，他们的新目标是要把乏驴岭的山头走遍。曾是媒体人的李军放这些年忙着拍摄在华北的日军炮楼遗址，他说，那是侵华日军留在中华大地上的伤疤；他还有个愿望，给河北每一位健在的抗战老兵拍照。已退休的郭书生，也是摄影爱好者，他带着老伴和孙女来，骄傲地给孙辈上“爱国主义教育课”――你肯定是石家庄小学生里，头一个钻日军炮楼的，你也肯定是头一个到好汉寨阵地的……
记者问他们，做这些事有意义吗？在场一位小学生说了句大人话，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记者 孔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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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程宏毅、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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