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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邪教论坛》期刊
发布日期：日&&&文章来源：凯风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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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九评》的十大谎言&&　　　——斥法轮功《九评》之结束语&&　　（胜利油田）&　　［摘要］法轮功《九评》或无中生有，或歪曲事实，或伪造历史，通篇都是谎言，如关于“《新华日报》社论”问题，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问题，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关于“中苏《哈尔滨协定》”问题，关于中国“土地改革”问题，关于中国“工商改造”问题，关于“取缔会道门”和“镇压宗教”问题，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关于“流氓无赖杀人起家”问题，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等。&　　［关键词］法轮功；九评；谎言&　　谎言之一：关于“《新华日报》社论”&　　法轮功《九评》第13页有这样一段话：“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　　这是一个弥天大谎！&　　首先，《新华日报》不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公开出版发行的一张报纸。它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到重庆。1946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全面爆发，《新华日报》也于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从此再未出版。&　　同在“1947”年，《新华日报》于“2月28日”被查封停刊，而“7月4日”的“社论”从何而来？这种拙劣的谎言谁能够相信！&　　其次，笔者学浅才疏，从不知道《新华日报》还有这么一篇文章。即便有，它也不像“社论”；从人称、语气上看，它更像是一篇叙述对美国本质认识过程的署名文章。如果真有这类文章，不管它出自何处，都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美国人的主流认知——早在1945年的8月13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人的对华政策由支持抗日走上由美国人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是早有所料的，是深恶痛绝的。&　　一张报纸的言论，是主办这张报纸的政党的旗帜，何况还是“社论”！早在1945年就发出了“美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警告，到1947年又发表“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的“社论”，岂非咄咄怪事？稍稍懂得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是一眼就会看穿这个谎言的！&　　第三，“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与美国兵戎相见”是谁之过，咱们得说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也即《九评》作者所说的“仅仅三年后”，中国的邻国朝鲜发生内战，作为近邻的中国尚且没有什么反应，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却派兵来了，不但帮助南朝鲜的李承晚政权打内战，而且喊出了要“饮马鸭绿江（中、朝界河）”的狂言。同时，美国人的飞机对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城市如丹东等进行狂轰滥炸；美国人的海军第七舰队也开进了中国的台湾海峡……美国人要干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此严峻的形势，想让中国共产党人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为了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中央经过左右权衡，最后做出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这就是《九评》作者所说的“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假如美国人不出兵朝鲜，假如美国人不发出“饮马鸭绿江”的狂言，假如美国人的飞机不轰炸中国领土，假如美国人的舰队不出现在台湾海峡……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满周岁，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倘若这些“假如”都是真的，中国人民愿意到朝鲜半岛上去爬冰卧雪，流血牺牲吗？&　　至于美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上个世纪的旧账咱们就不用算了，单说进入新千年之后吧——先是阿富汗，继之伊拉克，美国人的地面部队直接进入到别的主权国家的领土，又烧又杀，又抢又夺，直接推翻人家的国家政权，把人家的国土置于自己的铁蹄践踏之下，这难道还不够邪恶吗？再看今天的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发生动乱的国家和地区，哪里没有美国人的影子？更有甚者，2013年6月爆出的“棱镜门”事件说明，美国人正在利用他们的高科技无线网络手段，把全球，包括他们的最大盟友欧盟委员会的总部及其属国政府，甚至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都纳入自己的监控和窃听之中，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邪恶的行为吗？&　　“邪”者，不正派、不正当之谓也！“恶”者，败坏、丑陋之谓也！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的政府，屠杀别国的百姓，掠夺别国的资源，窃取别国的情报，世界上还有比这更邪更恶的人和事吗？&　　谎言之二：关于“国共第一次合作”&　　法轮功《九评》第44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于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并且在行动中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　　这更是一个弥天大谎！&　　第一，国共第一次合作不是由哪个党派发起的，而是由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国民革命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回到了中国市场，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特别是日、美、英等国，纷纷在中国设立银行，开办工厂，企图全面占领具有4亿多人口的中国市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使在“一战”时期稍稍有些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又重新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中国民族工商业者普遍感受到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巨大压力，反帝情绪迅速高涨。同时，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操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出钱出枪支持中国境内不同派别的军阀互相混战，以争夺地盘和人口。据不完全统计，仅1924年内，全国卷入混战的军阀部队就达345万人之众。天灾兵祸，经济萧条，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因此，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成为中国各个革命阶级或阶层的共同愿望。&　　帝国主义列强与封建军阀这两股势力在中国大地上勾结在了一起，力量强大而且残忍。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北段）工人大罢工遭到了敌人的残酷镇压（即“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有坚强的革命性，但人数比较少；要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目的，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和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　　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也秉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宗旨积极活动。他们以广东为中心建立了根据地，并拥有了两万多人的革命武装。“二次革命”（即讨袁战争）的失败，特别是原来支持国民革命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反革命叛乱发生之后，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打倒另一派军阀，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开始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革命力量。正在这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到了中国并见到了孙中山，向他传达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愿望。孙中山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责任感，他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即新的“三民主义”，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折。评说歪理反邪教论坛2013年第4期　　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既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愿望，而且是在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怎么会是像《九评》作者所说的“共产党发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附体国民革命发展自己”呢？　　第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极右势力违背了孙中山先生的遗愿，破坏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其遗嘱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唤起民众”，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的政治主张，而“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也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够做到。可见，孙中山先生临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没有改变。孙中山先生之后，是汪精卫充当中国国民党的领导者，但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委任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又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军长，握有实际上的军权。蒋介石有野心，想以军事实力为靠山，独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而他夺权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阵营内的存在。于是，蒋介石挖空心思，连续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诬陷、排斥、打击。&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到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中共党员）家中传达命令，说接到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国民党左派）电话，要海军局速派两艘得力军舰到黄埔。李之龙接到命令后，立即率中山、宝壁两舰于3月19日早晨赶到黄埔。李之龙面见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演达一头雾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打过这样的电话，更不知道有什么任务。正在大家迷惑不解之时，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开始散步谣言，说“共产党要暴动”、“李之龙要造反”、“共产党要倒蒋，要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整整一个白天，谣言满天飞，舆论是造够了。到了深夜，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了李之龙，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派兵包围了中国共产党的派驻机关和共产党人的住宅，并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40多人，命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这还不算，到这年的5月，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并作出如下规定：第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能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的中央部长；第三，中共中央必须交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全部名单；第四，中共中央下达给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指示必须经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如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的职务（如毛泽东同志担任的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全部被国民党右派所代替，蒋介石也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实际上是控制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这怎么能像《九评》作者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急于夺权发动苏维埃革命，破坏和背叛了国民革命”呢？&　　法轮功《九评》第45页还有这样一段话：“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乱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　　这种完全不顾事实的谎言更不值一驳！&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进行了三次武装暴动，最后进攻北伐军师部，被北伐军解除了武装”这句话，无论是从语义上看还是从逻辑上看，“三次武装暴动”好像都是针对北伐军的。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　　北伐战争，也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革命战争，始于1926年7月9日，北伐的对象是盘踞在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封建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虽然经历了蒋介石密谋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但国、共两党并没有公开分裂，中国共产党人仍在北伐战争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中国共产党员叶挺领导下的北伐军独立团，一直充当北伐先锋，逢山开路，遇水造桥，浴血奋战，屡立战功。同时，中国共产党员深入地方，发动工农群众罢工、起义，积极配合北伐军的革命行动。上海的“三次武装暴动”就是其中的一次大行动。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同志被蒋介石赶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之后，仍然忍辱负重，潜回被封建军阀孙传芳统治的上海，发动工人群众罢工、起义，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第一次“武装暴动”是在1926年的10月24日；第二次“武装暴动”是在1927年的2月22日。这两次“武装暴动”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加之北伐革命军离上海尚远，都被军阀孙传芳镇压下去了。第三次“武装暴动”是在1927年的3月21日，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亲临第一线，发动起工人群众80余万，先举行罢工，后进行武装起义，终于赶走了孙传芳，占领了大上海。当时北伐革命军已经接近上海的龙华，上海的工人代表赶到龙华，迎接北伐军进城并把一个完整的上海交给了北伐军。所谓“进攻北伐军师部”纯属子虚乌有的捏造！&　　第二，“广东的总罢工纠察队每天都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这样的骚扰直接导致了‘四·一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这句话，无论是从语义上还是逻辑上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都是发生在广东，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稍稍懂点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大清洗”也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发生在上海，什么时候跑到广东去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情况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成功之后，封建军阀孙传芳的势力土崩瓦解，北伐革命军兵不血刃开进上海。饱受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剥削的上海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获得了自身的解放，自然是扬眉吐气，除加紧工业生产外，工人纠察队还协助刚刚进城的北伐革命军维持地方治安，打击封建军阀残余势力。但是，已经背弃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卖身投靠官僚资产阶级、封建买办阶级的蒋介石却不愿意看到这些。发迹之前，蒋介石曾在上海混过一段岁月，与青红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有些交情。1927年4月12日晚上，蒋介石利用黄、杜之流雇佣一批流氓、地痞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总部，然后以“工人内讧”之名，命令国民革命军第26军周凤岐部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工人纠察队当场死亡数十人，伤200余人。此后的三天之内，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后也相继被杀害），5000多人失踪（后经查实其中绝大多数已被秘密处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评》作者连“上海”、“广东”都分不清，还怎么会分得清是非曲直呢！&　　这就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从发起、合作到彻底破裂的整个历史过程。《九评》作者为了向中国共产党脸上抹黑，罔顾历史真实，编造谎言惑众，实在有些上不得台面！谎言之三：关于“国共第二次合作”&　　“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契机而促成的。&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其经过是这样的：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全境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停止侵华的脚步，到1936年，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华北地区；而蒋介石仍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所谓“剿共”的内战。自1935年开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但他们在“剿共”战争中却屡屡受挫。以号称“能战”的东北军为例：在1935年10月1日的劳山战役中，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110师的两个团和师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及上千官兵被俘；在1935年10月29日的榆林桥战役中，东北军107师和619团被红军歼灭，团长高福源及数千官兵被俘；在1935年11月22日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中最精锐、装备最精良的109师6000余名官兵被全歼……这一连串的惨败，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东北军的出路在哪里，整个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而中国共产党边区政府的清正廉明、中国工农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及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军民关系，又使张学良越来越佩服。两相对照，张学良对他那位“盟兄”蒋介石的作为越来越失去了信心。同样，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剿共”中连遭惨败，损失惨重；杨虎城本人受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和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的影响，也对蒋介石的作为越来越不满意。张、杨二人同病相怜，一拍即合，与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议，并上书蒋介石，要求“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顽固不化，不但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还调集了他的大量嫡系部队开进豫、陕边界，对张、杨的部队施加压力并阻断了他们的退路。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又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并下令开枪屠杀向他请愿的抗日青年。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张、杨二人忍无可忍，于12日夜里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的起因，而法轮功的《九评》第49页却是这样说的：&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　　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先说“策动兵变”。中国共产党想“策动”张学良搞“兵变”就能“策”得“动”吗？张学良是个具大智慧、大谋略而又深明大义的人。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图谋，他于上世纪20年代末毅然决然地“改旗易帜”，把自己领导下的东北军归附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麾下，高兴得蒋介石与他“义结金兰”以“兄”、“弟”相称。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伸出了占领中国东北的魔爪，他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率领东北军退进关内，而他是与日本鬼子有杀父之仇的——他的亲生父亲、原东北军的将领张作霖于1928年6月被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皇姑屯预埋炸弹炸死——中国有句俗话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他总以为蒋介石一定有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灵丹妙药”，而且“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必须服从这个“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就这样，他背着“杀父之仇”不报的非议，也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忍辱负重五六年之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折磨啊！如果不是因为国难当头，如果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不是蒋介石的倒行逆流，就算中国共产党巧舌如簧，也是不能“策动”张学良与他的盟兄蒋介石翻脸的！&　　再说“唱红脸”。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策动”张学良搞“兵变”，而且张、杨行动之前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总部一点也不知内情。谁知扣押蒋介石之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张、杨内部，有的主张杀掉蒋介石，以慰东北同胞国破家亡之被撕裂的心；有的主张逼蒋介石签字画押承诺立即出兵收复东北之后方可放他。南京政府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出兵讨伐西安，消灭张、杨（同时也就消灭了蒋介石）；而蒋夫人宋美龄、宋子文等人则主张与张、杨讲和，尽快放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的蒋介石一口一个“娘希匹”，任张、杨苦口婆心，良言相劝，他就是油盐不进；而集结在豫、陕交界处的数十万中央军嫡系部队已经蠢蠢欲动了。面对这一团乱麻，张、杨束手无策，只得向延安发报，向中共中央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并邀请中共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到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这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屠杀、围剿，数十万共产党员、革命群众、红军战士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即连中共中央早期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恽代英、蔡和森等，也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是结有血海深仇的，如果蒋介石出现在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甚至可以“食其肉而寝其皮”。但是，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了解了“西安事变”经过之后，为了民族大义，为了共御外敌，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亲赴西安，协同张、杨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共达成如下口头协议：第一，改组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第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即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因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被蒋介石下令逮捕），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第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第四，召集各界各军各党派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从这些条款上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有哪一条哪一款不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之危亡呢？而又有哪一条哪一款是为了谋取自己一党一军之私利呢？《九评》作者所谓“策动兵变”、“唱红脸”既歪曲了历史的事实，又向中国共产党身上泼了脏水，用心是十分恶毒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地区发起全面进攻。华北危矣！中国危矣！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开始了全面抗战。陕北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十八集团军”），立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原留在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也集结起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续留在江南准备抗击日本鬼子的进攻。而《九评》作者却在第50页这样说：&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　　事实果真如此吗？&　　咱们先说八路军。除“平型关大捷”外，八路军各部队歼灭敌人在1000人以上的大规模对日作战就有19次之多。例如，1938年9月14日至20日的黄河口保卫战，八路军115师连续设伏，共歼灭日军12000余人；1938年9月20日至11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部队在反围攻战役中，连续歼灭日军共5200余人；1939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八路军115师鲁南部队在反扫荡作战中，连续歼灭日军4500余人；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动115个团，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平古、白晋、德石等主要交通线上的日本鬼子及沿线两侧日军据点发动攻击，在连续三个半月的大战中，攻克敌人据点293个，歼灭日、伪军46000多人，史称“百团大战”……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8年抗战中，八路军对日作战7.4万余次，歼灭日军15万余人，歼灭、策反伪军不计其数。由于八路军真心抗日，又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深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一时间，“母亲送儿打东洋（指日本鬼子），妻子送郎上战场”的事迹处处皆现，八路军由最初的4.5万人发展到90多万人。&　　新四军同样如此。在整个8年抗战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日军16万多人、伪军23万多人，作战2.2万余次，共歼灭日、伪军31万余人。新四军本身也由最初的1.03万人发展到21.5万余人。&　　不仅如此，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战场是在日、伪占领区，也就是说，是处在日、伪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敌人围困、消灭的危险。但他们不惧险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保护群众，诛杀日寇，铲除汉奸，抗击、牵制着侵华日军的60%、伪军的90%，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九评》作者所谓“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纯属彻头彻尾的谎言！谎言之四：关于“中苏《哈尔滨协定》”&　　法轮功《九评》第53页有这样一段话：“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后与苏联签订《哈尔滨协定》和《莫斯科协定》，出卖祖国权益和东北资源，换取苏联在外交和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　　&　　笔者真怀疑《九评》作者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因为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出版的由吴相湘编著的《俄帝侵略中国史》（台湾国立编译馆，1957年版）中，就编造了所谓《哈尔滨协定》、《莫斯科协定》的谎言，以掩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被中国共产党打败狼狈逃到台湾的真正原因，是蒋介石“醉死不认半壶酒钱”人格的真实写照。后来，台湾的“中国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先生在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台北东华书局，1978年版）中，也引用了吴相湘的说法。我们就以《哈尔滨协定》为例，来辨别一下这种说法的真伪。张玉法先生在《中国现代史》第703～704页中说：&　　&“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中共请求俄国给予进一步的援助。1947年5月20日，中共代表林彪、高岗、彭真、谢觉哉、李富春和苏联代表米高扬、康兹诺索夫、高尔金、哈尔根、巴布诺夫签订了《哈尔滨协定》。其要点如下：&　　一、苏俄允诺在外交及军事上，全面支持中共。&　　……&　　四、苏俄允许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50架。&　　……&　　十一、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他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俄。&　　……”&　　这里面，至少有四个方面说明它是假的，是伪造的：&　　第一，《哈尔滨协定》中多次出现“苏俄”一词是不可能的。已经成为历史的“苏联”的前身是“俄国”，是15世纪末形成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故名之。又因为“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叫“沙皇”（由古罗马政治家凯撒（caesar）的名字转音而来），所以又简称“沙俄”。1917年“10月革命”成功以后，“沙俄”境内出现了多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在列宁的卓越领导下，俄国人民胜利地粉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于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从此，俄罗斯民族（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内政外交的重要场合和重要文件中，都自称“苏联”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只有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才称呼他们为“苏俄”，明显地带有一种贬义。后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与“苏联”发生外交关系后，也学着西方人的口气称他们为“苏俄”。中国共产党不会称“苏联”为“苏俄”，苏联人也不会自己称自己为“苏俄”，而中国共产党的五个高级领导人和苏联共产党的五个高级领导人共同签定的两国或两党正式的、高等级的外交文件《哈尔滨协定》中，怎么会出现“苏俄”这样不伦不类的名词呢？这个《哈尔滨协定》显然是伪造的！&　　第二，彭真、谢觉哉两人当时不在东北。据《彭真传》（《彭真传》编写组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记载，1947年4月11日，中共中央调彭真同志到河北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彭真同志于1947年5月2日从哈尔滨启程赶赴关内，参加完土地工作会议后便留在中央土地工作委员会任常务委员，此后再未去过东北。1947年5月20日与苏共代表谈判并签订《哈尔滨协定》时怎么会有彭真同志的名字呢？据《谢觉哉传》（《谢觉哉传》编写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记载，谢觉哉同志跟随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后，4月即到达山西的临泉，并留在那里主持法制文件的编篡工作，1947年全年都没有去过东北，他怎么能代表中共中央去和苏共谈判并签订《哈尔滨协定》呢？&　　综上所述，张玉法先生所提到的中共中央代表五个人中当时就有两个人不在东北，更不在哈尔滨。国际间谈判，首要的是“对等”，不仅是态度、尊严要“对等”，人数上也要“对等“。中方缺了两个人，这个《哈尔滨协定》是怎么签定的呢？除非彭真、谢觉哉二位同志有像《九评》作者的头目李洪志所说的“无数的法身”，可以同时在多地现出“法身”。可惜，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彻底的无神论者！　　&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就没有50架飞机。张玉法老先生引用的《哈尔滨协定》说“苏俄允许经常供给中共军用飞机50架”，《九评》作者说“双方协定苏共经常供应50架飞机补充中共”，无论说法上有什么不同或语法上有什么不通，但两个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是“经常”，另一个是“50架”。也就是说，他们的共同意思是苏联送给中共的飞机是50架，而且不是一次送了就算了，而是经常送，让中共的军队长期保有50架飞机。这就有问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论是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还是在突破长江天险的渡江战役中，怎么从未有资料记载他们使用过飞机呢？难道他们天天把飞机放在“窝”里等着生“小机”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中共中央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等要检阅“海陆空”三军部队，而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只有17架飞机，其中几架是缴获日本鬼子的，其他的都是“国军”飞行员驾机起义过来的。检阅时，17架飞机委实太少了，显得有些寒碜。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出了个绝妙主意，就是让飞行编队之间的距离拉得稍微大一些，最前面的飞行编队飞过天安门后再绕回去，跟着后面的飞行编队再重飞一遍以壮军威。如果张玉法先生和《九评》作者说的是真话，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有50架飞机，这样震撼世界的庄严时刻还不会让它们飞上天昭告世界吗？世界上哪有有“粉”不往脸上“搽”的人呢？&　　第四，中国的东北地区并不盛产棉花。张玉法先生引用的《哈尔滨协定》中说：“中共应以东北物产包括棉花大豆及其他战略物资，除去本地所需用者外，全部供应苏俄。”《九评》作者也说：“以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供应苏联，换取精良武器……”《九评》中的语法错误（如“东北物产、棉花、大豆、战略物资”怎么能够并列呢？）咱们就不去说它了，单说二者都把“棉花”作为“东北物产”放在了“大豆”的前面，说明他们都认为“东北物产”最重要的是“棉花”，其次才是“大豆”。这就闹了一个大笑话——中国的东北地区因为气候、土质的原因，极少生产棉花，到1948年，全年仅生产棉花500吨左右，当地人的穿衣问题，主要是从华北、华中地区运进棉花解决。194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开始建立根据地，但他们遇到的困境是“有饭吃，没衣穿”。1947年初解放军领导机关以“东兴公司”的名义与苏联签订了第一期贸易合同，从苏联进口的棉花、棉纱、棉布就占了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还要多。东北地区哪里有多余的棉花“全部供应苏俄”呢？东北不盛产棉花，盛产的是排在“棉花”之后的“大豆”，但大豆也不是“全部供应苏俄”。1948年初，东北解放军解放了营口，获得第一个贸易海港——营口港。南韩、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商人都跑来了，仅上半年就来了15条船，用棉花、机械、化工原料等来交易东北地区的大豆及豆制品等。据史料记载，仅1948年上半年，总交易额就达3222万多元港币，东北解放区获利1000万多元港币。显然，所谓“棉花大豆及其他战略物资……全部供应苏俄”纯属谎言！&　　通过以上分析完全可以看出，从吴相湘先生的《俄帝侵略中国史》，到张玉法先生的《中国现代史》，再到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九评》，所谓《哈尔滨协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谎言之五：关于中国的“土地改革”&　　《九评》第35页有这样一段话：“建国仅3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同时，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　　这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而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正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之志。而这，却被《九评》作者污蔑为是“鼓动、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倘中山先生泉下有知，也一定会为这帮不肖子孙的无耻谰言而悲愤不已！&　　其实，实现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之一。早在1927年到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就在工农红军的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没收“土豪”（即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八年抗战期间，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改“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内大幅度削减地主出租土地的地租和出借高利贷的利息，以减轻贫困农民的负担。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刚刚打到一半的1947年的9月，中共中央就在河北召开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山东的广大解放区内，土地改革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但占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主要是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由于当时正在战争时期，万事纷扰，《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匆忙，某些政策界限规定得还不是那么清晰和完善。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命令，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三年之内基本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民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对于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土地改革法》也在《土地法大纲》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订，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把“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而其他财产如各种“暗财、浮财以及衣服”等生活用品，“一律不予没收”。&　　第二，把“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改为“确保富农经济”的政策——“保护富农所有的自耕地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富农出租之少量土地，亦予确保不动”，只对那些“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或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第三，团结和保护中农，是在老解放区土改时就严格执行的政策。这次《土地改革法》又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如保护中农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允许富裕中农保有当地每人平均数的土地量；在各级农会组织领导成分中，中农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农会召集贫农雇农开会时，要吸收中农代表参加等。&　　第四，对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少量土地者，均不以地主对待。他们出租的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人均数量的200%者，均保留不动；如果超过这个数量者，则征收其超过部分。（以上内容均摘自方国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论纲》，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这样一部充满智慧、充满大局观念（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充满人性和人情味的《土地改革法》，怎么就成了像《九评》作者所说的“鼓动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鼓动、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为所欲为、不讲道德的一面”呢！况且，无论是1947年毛泽东同志宣布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还是1950年《土地改革法》中宣布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线，都只是提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而绝不是像《九评》作者所说“在土地改革总路线中明确提出‘消灭地主阶级’”。这是恶意地歪曲事实！&　　必须说明，消灭一个“阶级”与消灭一种“制度”不是一个概念。“阶级”是人们在一定的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而分成的不同集团。要消灭这个“集团”，自然就需要杀人了。而“制度”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要消灭这种“体系”，当然是不需要杀人的，只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一些变革就行了。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法》强调指出：“对于地主的其他财产，包括地主所经营的工商业在内，不予没收；对地主亦分给与农民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何沁，《中共党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就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或集团）”，而只是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九评》作者恶意篡改《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法》目的何在，这是不言自喻的！&　　从1950年冬天到1952年春天，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各地都分期分批地完成了土地改革，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农民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和其他一些繁重的劳役（何沁，《中共党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约4.5亿人口，其中农村人口约占80%，也即3.6亿多人口是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就有3亿多农民也即85%的农民受益。而《九评》却在第66页中说：“土地改革不劳而获，强取豪夺，为所欲为的政策也使少数农民得到实惠。”“85%”这是“少数”吗？这种弥天大谎骗得了谁！&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土地，一直是贫苦农民和封建统治阶级争夺、斗争的焦点。从秦皇汉武到中华民国，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数次地斗争，无数次地失败，以致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为了争夺土地而堆满尸骨、滴着鲜血的斗争史、悲剧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关于土地的争夺、斗争结束了，贫苦农民的悲剧也结束了。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胜利。《九评》作者编造谎言，对土地改革进行污蔑和诋毁，其实是一种数典忘祖的表现，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或曾祖辈……也可能是农民，也可能为土地斗争过、牺牲过！谎言之六：关于中国的“工商改造”&　　法轮功《九评》第67～68页有这样一段话：“在工商改造中，共产党宣称：……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只有消灭，不能改造……在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中，资本家、业主、商贩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　　这又是一个弥天大谎！&　　新中国历史上的“工商改造”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需要从1953年中国共产党确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起。&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从国际上看，抗美援朝的胜利已成定局，板门店停战谈判已经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以美国人为首的所谓的“联合国军”不得不低下他们高傲的头，新中国被迫进行的那场正义之战以自己的胜利而告终结，新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发展经济、建设国家的和平时期。从国内看，一方面，土地改革运动已经结束，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棉产量连年获得丰收；另一方面，在解放战争过程中，全国大、中城市中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手中的银行、铁路和工矿企业已经收归国有，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命脉。经过近四年的努力，国营经济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已占到50%以上。这些都说明，新中国已经从连年战争的苦难中走了出来，具备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基础。于是，1953年底，中共中央确定了党在过渡（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沁，《中共党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九评》作者所谓的“工商改造的腥风血雨”就是污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史实。&　　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压迫、剥削工人阶级，但同时也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前，它发展非常缓慢，基础非常薄弱，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一台拖拉机都不能制造。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当时经济极端落后的现状，我们的党和政府按照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的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惟利是图、盲目发展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各方面受到了必要的限制，同时，也帮助他们迅速克服了由于政权更迭而造成的暂时困难，使私人工商业获得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到1952年底，全国私营企业的职工总数已经达到380余万人，私营企业的总产值已占到了全国工商业总产值的40%以上。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也日益增加，惟利是图的本性也进一步暴露出来。据1952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揭发出来的事实看，一些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据1950年第一期营业税纳税后抽查统计，上海市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0%以上；天津市在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也占到了82%。&　　据统计，天津市的不法资本家从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底这三年多的时间内，靠偷工减料非法所得总值达2612亿元（旧币，下同）。他们承包的治淮工程竟不顾工程质量，不顾淮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丧心病狂地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　　重庆市经营钢铁、机械行业的不法资本家秘密串联，组织起了“星四聚餐会”、“联营社”等非法组织，把重庆市所有钢铁、机械、造船、纺织等行业为国家的加工订货任务全部垄断起来，通过统一抬高价格、统一拖延交货时间、偷工减料等手段，牟取非法暴利，向国营企业进攻。&　　天津市40多家私营铁工厂接受了正在朝鲜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7万多把铁镐、铁锹的承制任务后，竟不按合同规定，用次铁冒充好铁，甚至用烂油桶皮来制作，致使志愿军战士们修建坑道工事时，一刨柄就断，一铲刃就卷，严重影响了坑道工程的质量和进度，造成了战场上不必要的牺牲。&　　武汉市福华药棉厂承制价值66亿元的志愿军战士的急救包，公然把从国库中领来的一万斤好棉花全部换成废棉，其中有一千多斤竟然是捡来的烂棉花，制成急救包送到朝鲜前线，致使志愿军伤病员用了这种急救包而伤口感染，成为终身残疾甚至牺牲生命，而不法资本家却从中获利18亿多元。&　　此外，一些不法资本家用坏肉做成罐头、用发霉面粉做成饼干、用臭鸡蛋做成蛋粉供应朝鲜前线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真是丧尽天良，令人发指。但是，“五反”运动进行到后期，关于如何处理这些不法资本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亲自规定了五条原则，即“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要兴磊，《新中国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五宽五严”，就让绝大多数不法资本家轻松过了关，真实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宽容和大度，哪里有什么“只能消灭，不能改造”之说呢！&　　&“五反”运动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必然会导致阶级关系的紧张和阶级矛盾的加剧。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邀请工商界代表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向他们宣传解释了党和政府将用付‘定息’的办法‘赎买’资产阶级的资产和股金的政策。”（要兴磊，《新中国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定息”、“赎买”，就是由国家出钱，按民族资本家手中的资产和股票价值的多少，每年向资本家支付一定比例的利息，而资本家手中的资产和股票即为双方共有，称为“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愿意参加工作的，还可以在这些企业里担任管理工作，并除“定息”之外，还要付给相应的工资。这种合作形式一直延续到1966年的“文革”才废止。这哪里有《九评》作者所说的“统统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还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呢！&　　针对“工商改造”中出现的“左”或“右”的问题，趁全国工商界联合会召开会议之机，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12月的七、八、九日的三个晚上，分别召集全国工商联的正、副主任及各省、市、自治区工商界代表谈话，其谈话要点如下：&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　　“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工人不大了解，应该向工人说清楚……&　　&“对资本家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物质问题，一个是思想问题。物质问题就是有职有权问题，有工资可拿，拿到工资能生活。思想问题要资本家改造自己，发挥他们的作用，不但使用老经验，而且使得他们能够发展新经验，譬如荣毅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还可以学习新的经验……”（要兴磊，《新中国之路》，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概括毛泽东同志这几段话，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党和政府并不是要完全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只要社会需要，就允许它存在、发展；二是私营工商业者是有功的，是国家的一笔财富；三是民族资本家仍可在企业任职，既吃“定息”也拿工资，但资本家要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到的荣毅仁，30多年后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可见，无论是1955年10月29日的座谈会，还是1956年12月七、八、九三个晚上的谈话，毛泽东同志的谈话都是和风细雨，循循善诱，丝毫也闻不到《九评》作者所说的“腥风血雨”的味道，更没有看到《九评》作者所说的“只能消灭，不能改造”的政策和决心！中国共产党如果真的在“工商改造”中“腥风血雨”地消灭了民族资本家，还有30多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吗？谎言之七：关于“取缔会道门”与“镇压宗教”&　　法伦功《九评》第68页有这样一段话：“建国初期发生的另一件事是对宗教的暴虐镇压和对会道门的全面取缔……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佛教等组织……&　　这不仅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中国共产党镇压“道教（特别是一贯道）”——《九评》作者把“道教”和“一贯道”混为一谈，或者把“一贯道”当成了“道教”的一部分，是无知妄说还是他们与“一贯道”同病相怜？&　　中国的道教起源于古代的巫术，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142年），由张道陵倡立于鹤鸣山（今四川崇庆境内），凡入道教者需缴纳五斗米，又称“五斗米道”。此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因道内尊张道陵为“天师”，所以又称“天师道”。“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为“太上老君”，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到了东晋时，葛洪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撰《抱朴子内篇》，整理并阐述了道术及道家理论。到南北朝时，北魏（公元385年～420年间）嵩山道士寇谦之改革旧的“天师道”，制定乐章诵戒心法，称为“新天师道”；南方庐山道士陆修静整理三洞经书，编著斋戒礼范，道教形式因而完成。唐、宋两代，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等各宗派合流；到元代，都归并于正一派中。在北方，金朝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烟台牟平）创立全真派。其徒弟邱处机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器重，全真派遂盛极一时。此后，中国的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正一派不出家，称“火居道士”；而全真派入道教者必须出家。查遍古今史料，无论正一派或是全真派，从未见与“一贯道”有任何瓜葛！&　　那么，“一贯道”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贯道”原名“东振堂”，由清朝末年青州人王觉一创立于山东，是民间的一个秘密会门，干的是烧香、拜佛、扶乱、念咒、骗钱、奸淫等勾当。辛亥革命后，“东震堂”由地下转到地上，但民间会门的性质并未改变。“东震堂”的第十六代祖师名刘清虚，是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记得《论语》中有句“吾道以一贯之”的话，为附庸风雅，遂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但干的还是巫蛊巫术，骗钱骗色那一套。1925年，刘清虚去世，副道首张光璧接掌会首，自号“师尊”。这个张光壁野心很大，办事能力也很强。时间不长，他的势力便打入当时的国民政府上层，道众发展到数十万人，触角也伸向全国各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汪精卫则卖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伪政府。“一贯道”与南京伪政府关系密切，当时显赫一时的大汉奸周佛海、褚民谊、王揖唐等都拜在“一贯道”门下、成为“一贯道”的骨干道徒。抗日战争胜利后，“一贯道”又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投靠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配合已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地痞流氓等反动势力，疯狂地向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杀人放火，无恶不做。&　　对以“一贯道”为首的反动会道门的镇压是从1950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开始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溃散武装有200万人之多，反动会道门（主要是“一贯道”）头目、反动党团骨干、潜伏特务加起来也有120多万人。同时，逃亡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不断派遣特务分子潜回大陆，采取各种形式与大陆的这些反动势力保持联系并进行指挥。这些反动分子躲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制造谣言，收集情报，破坏建设，暗杀干部群众，甚至策动武装暴动。1950年6月美国人发动侵朝战争之后，这些反动势力认为时机已到，妄图与美国侵略势力里应外合，一举推翻新生的红色政权，反革命活动更进一步猖狂起来——有的地方，农村干部全家被杀；有的为志愿军输送粮草军需的民工队整队被杀；北京电车公司职工突击几个月赶制完成的50多辆电车，被反革命分子一夜烧得净光；仅广西境内，1950年一年内反动势力就多次策动反革命武装暴动，杀害干部、群众7200多人，烧毁房屋25000多间；反革命分子还策划趁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庆典之际炮轰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一桩桩、一件件罪恶活动，哪一桩、哪一件都少不了以“一贯道”为首的反动会道门头子的身影。对这样的反动势力和反动分子不镇压，就是对党和国家的犯罪，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九评》作者为“一贯道”这样的反动会道门的被镇压而鸣冤叫屈，只能说明他们与“一贯道”是一丘之貉！&　　至于《九评》作者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镇压宗教”，更是“莫须有”之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结束，中国的宗教界不但没有被镇压，反而成了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为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竭力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1951年4月17日藏传佛教的班禅大师及堪布会议厅官员45人自西宁抵达北京，协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签署了《和平协议》。1952年的3月到4月间，拉萨发生了由西藏地方政府两个代理司伦鲁康娃、洛桑扎西策动的反对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伪人民会议事件”。对此，班禅大师甚为愤慨，致电达赖喇嘛，请他“以大智大勇之精神、大慈大悲之佛光”，将这种活动“妥善处理，而安民心”。经过各方面的工作，达赖喇嘛也转变了态度，同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于1951年一月致电中央政府，表达了谋求和平的愿望；二月27日又致函中央政府，称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出和谈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可以说没有藏传佛教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就没有西藏的和平解放。至于达赖喇嘛后来率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武装叛乱，那是《九评》作者的西方主子们阴谋策动的结果，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毫无关系。达赖喇嘛至今不是还和《九评》作者一样，在西方反华反共势力的卵翼下苟延残喘吗？&　　第二，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9月23日，北京市佛教界人士巨赞、法尊、周叔迦、许晋美、圣泉等联合发表宣言，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台湾、朝鲜，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行径；1951年2月2日，北京市佛教界人士3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了抗美援朝、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爱国示威大会，成立了“北京市佛教界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并制定了五项爱国公约；全国各地佛教界也纷纷成立相应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捐献“佛教号”、“喇嘛号”飞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1月26日，中国穆斯林的领袖人物马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美帝国主义是伊斯兰教的死敌”的文章，号召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父老兄弟姐妹们赶快行动起来，贡献所有的力量，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宗教，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到1951年10月，新疆各族伊斯兰教信众捐献的爱国款项达5000多万元人民币，超额完成了五架飞机、6门大炮的捐献计划。&　　1950年12月20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基督教徒要抗美援朝”的文章说，从抗美方面说，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本着耶稣与邪恶势力决不妥协的精神，反对美国及其侵略、破坏和平的行为；从援朝方面说，中国的基督徒也有许多可做的事情，无论是哪一种基督徒都不能不配合政府的工作，都应当支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日，上海的基督教界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行动大会，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开展捐钱、捐物活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　　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界，这些生活在新中国土地上的传统主流宗教信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爱国热情之高涨，革命立场之坚定，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心情之迫切，可敬可赞！&　　第三，积极参加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全国人民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感人事迹比比皆是。宗教界人士也受到感染，纷纷加入经济建设的行列。&　　1949年12月27日，上海佛教界在玉佛寺举办座谈会，园瑛、赵朴初等佛教界著名人士出席。会议提出的口号是“团结、宏法、生产”。&　　1950年初，贵阳中华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办起了敬一肥皂厂、织袜厂、缝纫厂和大华油布厂等，边从事教职工作，边从事经济建设。&　　也是在1950年，南宁市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在清真寺组织回民兴办了一个合作性生产组织——南宁回民洗衣制鞋厂，由阿訇及一部分穆斯林妇女参加生产。　　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一些教职人员在搞好教会工作的同时，还利用自己的专长，或兼任学校教员，或行医，或从事财会工作，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第四，广泛开展国际交流。1952年8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组织了建国后的中国穆斯林第一个朝觐团，经香港、印度，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卡拉奇，想在那里取得进入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签证。由于当时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与沙特王国还保留有正式外交关系，蒋介石集团从中作梗，朝觐团未能获得签证，但在巴基斯坦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也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下，沙特政府终于同意为中国朝觐团签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于1955、1956年，分别派出了20人、37人组成的朝觐团前往麦加朝觐。中国朝觐团在麦加完成朝觐功课的同时，利用一切机会介绍新中国穆斯林的生活情况，宣传新中国的宗教政策，揭露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制造的谣言。&　　1951年，赵朴初居士代表中国佛教界把一尊象征慈悲、和平的铜像赠送给日本佛教界，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不久，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莹润、菅原惠庆等领导的“中国在日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派代表团飘洋过海，送还中国在日殉难烈士遗骨。这两件事打开了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大门，受到了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赞扬。&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佛教界圆瑛法师、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会议。这之后一段时期，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1952年底，能海法师当选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佛教代表，亲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出席会议；1955年8月，赵朴初居士赴日本参加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受到日本佛教界友好热情的接待；1955年4月，喜饶嘉措大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应缅甸总理吴努之邀赴缅访问；1956年5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1956年11月，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赴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加第四届世界佛教徒联谊大会……&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传统宗教界人士一直活跃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并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赞扬。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镇压宗教”，不是红口白牙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况且，整个50年代，中国宗教界人士的重要活动，都见诸新中国主流媒体，有心之人，只要到今天的图书馆、档案室一查便知，《九评》作者“镇压宗教”的谎言能骗得了谁呢！谎言之八：关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　　也许法轮功邪教组织因为倒行逆施被国家司法、民政部门明令取缔时，正是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期间，所以法轮功邪教组织的《九评》就专门拿出“一评”来攻击、谩骂、编造谎言诬陷江泽民同志。&　　美国著名的国际投资银行家、公司战略家、作家、学者、科学家、现任花旗集团执行董事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博士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1月版）。既然《九评》作者及其头目李洪志对美国人推崇备至甚至卖身投靠，我们就以这位著名的美国人的这本著名的书（半年之内六次印刷，发行共达102万册）为参照，来看看《九评》作者是怎样编造谎言，向江泽民同志身上泼脏水的吧。&　　法轮功《九评》第110页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取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青……”&　　罗伯特先生的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而且在他著作的第20页为江泽民同志的家族排列了一个“谱系”。在“江世俊（字冠千，江泽民同志的生父——引述者注）一支”中，作者明确标出：“子江泽民承祧江上青。”“承祧”即“继承上一代”之意；在“江世候（字上青，江泽民同志叔父——引述者注）一支”中，作者又明确标出：“子江泽民过继。”“过继”即“没有儿子的人以兄弟、堂兄弟或亲戚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之意——这就说明，江泽民同志“过继”给自己的叔父江上青是铁定的事实，而不是《九评》作者所说的“谎称”！&　　那么，江上青又是怎样一个人?他又是怎么死的？罗伯特先生在第24页写道：“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江上青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军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徽省的一个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官员盛子瑾认识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请求中共派人到他的部队助工作。中共派江上青为首的七人进入盛部。罗伯特先生在第25页继续写道：“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地方汉奸部队—引述者注）。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江上青牺牲后，时任新四军师长、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到了《九评》作者笔下，江上青烈士却成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无论从语义还是从语言逻辑上看，都模糊了江上青烈士的政治面貌和政治立场。这种为文手法已可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伯特先生在第27页写道：“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就此断绝了……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向万恶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也就是说，江泽民同志过继给江上青烈士时是1939年。而到了《九评》作者笔下，却成了“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了混入中共谋取富贵”。《九评》作者把“过继”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10年，这样才能说明江泽民同志“谎称”的目的是为了“混入中共谋取富贵”，用心可谓良苦，手法也太卑鄙！&　　法轮功《九评》第100页还有这样一段话：“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　　首先要说明，南京的“中央大学”不是“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1902年，晚清的两江总督府在南京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改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停办，1915年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又在原址办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该校并入1921年成立的“东南大学”。1927年，东南大学、河海工科大学等八所高等学校合并成立了“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汪伪政府于1940年在南京成立后整日战战兢兢，仰着日本人的鼻息处事，说他们两年之后就创办了“中央大学”，这是为汪精卫这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脸上贴金！&　　其次，一个年轻人的政治倾向，不能看他是就读于哪一所高等学校——抗日战争期间，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大部分的大、中城市，沦陷区的高等院校也就只有北大、清华、南开等少数高校迁到大西南的后方，难道在沦陷区高等学校就读的青年学生都是“汉奸”——而是要看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又干了什么。江泽民同志在南京中央大学学的是“机械电子”，而且积极参加了学生组织的抗日活动。&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南京，吸毒是被严厉查禁的。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大量输入鸦片，一为消弱中国人的体力；二为瓦解中国人的意志；三为赚钱“以战养战”。当时的南京烟馆林立，那些汉奸老板们在日本鬼子的支持下公开拉拢、诱骗市民们去吸毒。大学生们不敢与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去硬争硬斗，就把斗争的的矛头指向烟馆的那些汉奸老板。罗伯特先生在第35页写到江泽民同志参加学生组织的禁烟活动：“‘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江的同学童宗海有些害怕，说：‘我们那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被清除掉。’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诚的（地）对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的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他的脸上都是汗。’童说”——这就是大学时代的江泽民同志。他像《九评》作者所说的“汉奸”吗？《九评》作者还有脸说出“汉奸”二字！好像投靠日本人是汉奸，而他们投靠西方反华势力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就不是汉奸，真是无耻之尤。&　　法轮功《九评》第120页有这样一段话：“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六四’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真实。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她也是罪有应得。”&　　恰巧，罗伯特先生在其著作的第160页也提到了这件事：“江巧妙地应对了一个法国记者的提问，有谣言说一名学生被拘捕并遣送到四川，在那里遭到一群农民的强奸。‘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记者问。&　　“这个问题出乎江的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回答：‘首先，我对这件事未有耳闻。其次，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一家法国报纸评论江对这一挑战处理得很明智。”&　　两相对照，《九评》作者是否是恶意制造谎言来诬蔑江泽明同志，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其实这不仅是对江泽民同志一个人的诬蔑，而且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诬蔑——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语言表达上的方式既复杂而有丰富多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领袖，在那样的外事外交场合，怎么能说出“罪有应得”那样的混话！显然，罗伯特先生的记述是客观的——西方记者的提问是挑衅性的，而江泽民同志首先回答：“未有耳闻”，接着斥责“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潜台词就是说，西方记者所谓消息本身就是“虚假而荒谬”的——既驳斥了西方记者，又不失温文尔雅的东方大国的风度，多么机智！&　　够了！整个《九评》都充满了“虚假而荒谬”，我们没有必要一一进行驳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当政13年，其历史功绩是有耳共闻，有目共睹的，不是《九评》作者编造几句谎言就能抹杀得了的！谎言之九：关于“流氓无赖杀人起家”&　　法轮功《九评》第177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既然杀开了头，中途就绝不能停手，而必须不断制造恐怖，使人民在颤栗中接受对手过于强大而只能俯首称臣的现实。”&　　依《九评》作者的说法，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是“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这又是一个颠倒黑白的天大谎言！中国共产党人真的都是“流氓无赖”吗？我们看：&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于1913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革命运动；1916年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和学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公开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并创办《每周评论》，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他是主要的领导者与组织者。1920年，他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他确实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像这样一个曾经留学海外的文人、学者，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年也曾留学日本；1915年主编《新青年》而闻名全国；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与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1920年，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像这样一个与李大钊同志一样的文人、学者兼革命家，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董必武（1885—1975），又名董用威，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青年时代就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直接参加者。辛亥革命后他一直坚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1920年在湖北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会后回到湖北，担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像这样一个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一路走来，直到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从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老资格革命家，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也是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斗争；1915年在云南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武装起义；1917年在四川参加了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护法斗争；俄国“十月革命”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随后又曾去德国留学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在江西南昌创办了军官教育团，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培养了大批指挥员。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直接参加并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亲手创建了中国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力量。像这样一个早年投身革命，立志救国救民、反对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的老资格革命家，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13年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这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建立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正值国共合作并组建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先生的推荐下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亲自赶到南昌，组织并亲自指挥了“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的武装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新中国第一任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外交方面，他倡导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亲自率代表团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高举“团结反帝”大旗，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开展，获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务中，他运筹帷幄，折冲樽俎，为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和美好形象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尊重他，拥护他，爱戴他。国内工作方面，他和毛泽东同志一道，亲自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前几个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使中国的经济在国民党反动派丢下的烂摊子之上迅速形成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独立自主的发展体系。“三年困难”时期，他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使中国经济快速地度过难关，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十年动乱”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力挽狂澜，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以致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这样一个对中国和世界都做出卓越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为十几亿中国人民深深怀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前，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辛亥革命时到湖北参加了黎元洪领导的革命军；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即退出革命军，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读书期间，他主持过校友会，办过工人夜校，发起成立新民学会，组织同学们赴法勤工俭学。“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主编《湘江评论》，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创办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他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并参与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在改造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湘鄂边界的“秋收起义”，并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伟大革命实践。此后，经过10年土地革命战争、8年抗日战争和3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他终于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至于毛泽东的人格、情操和胸怀，我们可以看以下几件小事：&　　李银桥在《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沙家店战役（解放战争中大西北一场著名战役，由毛泽东亲自指挥——引述者注）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杖，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吗？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的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间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立在旁边，然后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虏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的要求太少了，太低了。’&　　周万天、裴忠良合著的《毛泽东得知张思德牺牲后》记述到：&　　“‘报告主席，张思德牺牲了’。古远兴走进毛泽东办公室，见他正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几次张口才出声。&　　“毛主席惊讶地放下笔，双手按着桌子站起来。听完张思德牺牲的简要经过，他沉痛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　　“毛主席皱了皱眉：‘张思德现在什么地方？’‘还被压在炭窖里。’&　　“毛主席显然生气了：‘怎么能这样呢？要尽快挖出来，放哨看好。山里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的队长就不要当了。’又问：‘张思德的遗体挖出来准备怎么处理？’&　　“‘主席，我们打算刨出来就这样安葬。’&　　“艰苦战争环境，古远兴决定从简办理后事。‘不行!’毛主席不高兴了。他思索一会儿，吐出一口浓浓的烟，数着指头给古远兴明确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搞口好棺材；第三，要开追悼会，我要去讲话。’……&　　“毛泽东神情庄重地走进会场，参加一个普通而伟大的战士的追悼会。他亲自将花圈献在土台子中央，旁边悬挂着他亲笔题写的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土墩上，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打着强有力的手势，作了后来影响几代人的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一个统帅着数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怎样对待自己，特别是怎样严格要求自己；他又是怎样对待别人，特别是怎样对待普通士兵和民众，从上述两个真实的事例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像这样一个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党、一个伟大的中国的伟大历史人物，是《九评》作者所说的“流氓无赖”吗？&　　其他如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陈云、陈毅、刘伯承、彭德怀、贺龙等这些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摸爬滚打、浴血奋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心忧天下？哪一个不是为民为国，舍生忘死？哪一个不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的高风亮节，不慕荣华，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支持；他们的吃苦耐劳，鞠躬尽瘁，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他们的历史功绩，岂是《九评》作者一句“流氓无赖”所能抹煞得了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靠“杀人起家”，而是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在国内外敌人的屠刀下成长壮大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于1927年4月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杀害；&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李汉俊于1927年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山东代表邓恩铭于1928年12月在济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并杀害；&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南代表何叔衡于1935年在福建上杭地区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出席中国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湖北代表陈潭秋与1943年在新疆地区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除李大钊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2名代表中就有4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仅如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几次反革命政变事件中更是大批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日即有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后也相继被杀害），5000多人失踪（后经查实其中大多数被秘密处死）。其中著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　　1927年广州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事件中，当日即有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被捕（其中绝大部分被杀害），200多个工会和革命团体组织被查封，其中著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光荣牺牲。&　　1927年湖南、湖北的“马日（即5月21日，因这天的电话代日韵目为“马”，故名）事变”中，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0多人牺牲，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杨开慧也惨遭杀害。&　　1927年，国民党发动派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封闭了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组织，当日即逮捕并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000余人。&　　1931年2月7日，24位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刑场惨遭杀害，史称“龙华24烈士”。他（她）们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共江苏省委委员何孟雄；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中国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李伟森（笔名李求实）；上海市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国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市总工会青年部长欧阳立安；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中共上海匣北区委宣传部长蔡博真；中国共青团上海匣北区委书记伍仲文（女）；上海市总工会组织部长阿刚；上海市总工会驻沪东办事处主任费达夫；中国工农红军政工干部汤士伦；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彭研耕；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柔石（原名赵平复）、胡也频、殷夫（原名徐祖华，笔名白莽）、冯铿（女）；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辉雨堂；中共南京市委机要秘书李文；中共青岛市委书记罗石冰；贺林隶、刘争二烈士生前职务不详；另有两名烈士至今姓名不详。&　　这个坐落在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坐落在枫林桥南的国民革命军驻沪特务处、特别军法处、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及坐落在漕河泾的江苏省第二监狱，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37年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10年间，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魔窟，有数千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在这里惨遭杀害。而且，像这样的杀人魔窟在全国成百上千，如重庆瓷器口的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后改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一、第二看守所）。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在这两个集中营的300多名中共党员和革命志士全部被残忍杀害。&　　武装斗争的战场上更是如此。1934年，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有8.6万人，经过惨烈的湘江血战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上百次的围追堵截之后，到达陕北时仅剩下7000人，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每12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到了陕北。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有2.1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1.3万人；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有8万余人，到达陕北时只剩3.3万人——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就付出了13万多人的生命代价。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群众就有3000多万人死在日本法西斯的刺刀和枪口下。即使在这种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处于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极度危险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没有忘记向中国共产党人挥舞他们罪恶的屠刀——发生在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反动派动用8万多人的精锐武装，包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及属下8000多人。新四军官兵当时就有3000多人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和枪口下；4300多人被俘（以后也陆续被杀害）；只有1000多人经过血战脱险……&　　说也奇怪，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的枪口、刺刀、绞架和监狱，中国共产党人，这个1921年诞生时只有50多个人的小政党，经过28年的血与火的考验，到1949年，竟然成长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统帅着数百万军队、领导着中国大陆四亿多人口的新中国的第一大政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九评》作者关于中国共产党“当年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的谎言能够诠释这一大奇迹吗？谎言之十：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轮功《九评》第229页有这样一段话：“可能有人说现在中共也允许私有制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改革开放，是因为社会主义搞到了吃不饱的地步了，搞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　　为了形容一些心理阴暗龌龊的人的思维特点，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一个词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九评》作者正是这种心理阴暗龌龊的人。举世瞩目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他们的眼里竟然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免于灭亡，才不得不退一步求生存”。这样的谎言，能够蒙骗得了13亿中国人吗？&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却是首先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天的60多年里，这个目标始终没有动摇过。上个世纪的50、60、70年代，尽管有“反右派”、“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失误或者错误，也有过美国人要“饮马鸭绿江”、封锁台湾海峡的威慑和苏联人撤走专家、逼讨债务的胁迫，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之路的探索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上世纪50年代，我们的工业、农业在国民党反动派扔下的烂摊子上，在连年战争造成的废墟上，快速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苏联人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峻形势下，我们的尖端科技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相继独立研制成功，播放着“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也飞进了太空。同时，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也日渐提高，不但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过去曾与新中国为敌的日本、美利坚等国也相继与新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平了道路，打好了基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步入了直通快车道。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接力式的奋斗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令世界注目，让全球称羡，甚至令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由衷地佩服。&　　第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思想就是力量。科学的思想在照亮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人民生活的物质世界。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就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