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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DJ&|[安徽 宿州];& 09: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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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呼吸的村庄&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
日08:57&&来源：
　　一个失去儿子的老人坐在房前
　　一个卧床不起的尘肺病人
　　一个尘肺病人的妻子站在自家门前
　　□这个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
　　□42岁的郭秀芹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
　　在石佛寺村，医生和木匠是最忙碌的两种职业。
　　村里的旅馆已经半年没住过人，小卖部老板坐在门口嗑着瓜子，只有不远处的诊所里挤满了正在输液的病人。木工作坊里的电锯声成了村子街道上唯一的声响，大部分时间，木匠都在给村里的男人打造寿材。
　　这个藏在陕西山阳县的秦岭深处不足500户家庭的村子，有100多个成年男性患了尘肺病，就算日夜不停，他们的寿材也需要4年才能做完。
　　在小诊所里输液的尘肺病人都清楚，死亡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大多已经错过了洗肺时机，也没钱换肺，只能任凭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最后变得像块石头。
　　在他们之前，尘肺病已经夺走了村里28个年轻的生命。它让一个父亲失去3个儿子，让一个妻子失去两任丈夫。而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在村子里复制，一些老人将失去所有儿子，上百个女人成为寡妇。
　　在石佛寺村，不管在门前还是路边，几乎跟每一个偶遇的中年男人说上几句话，就能听到他们“噗哧噗哧”的喘气声。就连村委会的5个干部，其中3个也正经受着尘肺病的折磨。
　　“一个大老爷们儿，什么都干不了，活着就是个累赘。”诊所里，一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因为剧烈咳嗽憋红了脸，从嗓子眼里挤出来这句话。
　　离家的那天，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个早晨，石佛寺村看上去和其他留守村庄没什么两样：半山腰的梯田上，老人正紧握着犁把，踉跄地跟着两头耕牛前行；女人背着竹篓，准备上山砍过冬的柴火。
　　直到太阳漫过山头，气温开始上升，村里的中年男人才忽然从各家院子里冒出来。他们慢悠悠地拎着凳子走到门口，眯着眼晒起太阳。比起往年，这已经是暖和的冬天了，他们想抓紧享受这“救命的天气”。
　　这个时候，山下的诊所也热闹起来，几个大人抱着小孩坐在诊室中间的火盆旁，他们周围是里外几层的尘肺病人。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竖满了输液架子，每个架子上都挂着三四个药瓶。在病人和错乱的输液管间，医生郑忠友只能侧身低头行走。那些来得晚的病人，不得不在诊所外面的空地上接受治疗。
　　在冬季，这是诊所里每天都出现的场景。
　　尘肺病人嗓子里的“吼吼”声压过小孩的哭闹声，成为诊室一整天的背景音。虽然已经进入“二九”，这些尘肺病人仍然憋得满头大汗，有人紧闭着眼使劲儿往后仰着头，有人俯下身伸长了脖子。
　　“这口痰憋得啊，气管像一根针那么细。”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皱着眉头说。
　　这样的场面，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郑忠友还记得，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怪病”时，村里的男人正一拨接一拨地奔往位于陕西东南的洛南县打工，他们几年前发现了那里的一家金矿。
　　“极易伤风感冒，力气也越来越小。”郑忠友皱着眉头回忆患者的症状，“比普通感冒疗程要长两倍以上。尤其是秋冬季，诊所里感冒发烧的成年男人比儿童还要多”。
　　王书国更不知道原因。他只知道，那些从矿上回来的人穿着蓝色的确良中山装和绿色解放鞋。他们身后，孩子叽叽喳喳地玩着爸爸带回来的玻璃球。“大队书记都没他们气派。”王书国感叹。
　　彼时，遍布全国的矿山上，开矿的爆炸声正隆隆作响。王书国恳求邻居带他下矿，为此他甚至“咬着牙给人买了一条烟”。
　　离家的那天，他卷着被子，一路跑到十几公里外的镇上，然后轻快地跳上“大解放”卡车。车厢挤满三四十个年轻人，大家抓着铁栅栏，迎着风大声吆喝：“狗日的，老子要去挣钱喽！”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1996年，就在王书国在矿上满心欢喜地干活儿时，正在函授本科的郑忠友在医学书中得知一个新名词：尘肺病。他突然明白，村里的“怪病”原来是与矿井有关。
　　20多年间，郑忠友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换了好几茬，救命的强心针也用过了“上百支”，但没有什么能阻挡死亡的阴影逐渐压向整个村子。
　　他接到过无数次尘肺病患者家属的电话，记得半夜里那些“丢了魂儿一样”的求救声。村里人都清楚，半夜响起的摩托车轰鸣声，一定是郑忠友正在赶往某个尘肺病人家中。
　　这些需要在家治疗的病人已经很难下床，需要日夜守着制氧机，他们的生活半径，只是一条几米长的橡胶管。
　　到了晚上，因为发热，制氧机每隔几十分钟都要暂停工作5分钟，这时他们只能把碗口粗的管子罩在烧开的热水壶上，用水蒸气代替氧气。
　　“热气能把喉咙里的痰化开。”一个病人指着自己的喉咙说。
　　因为躺下就会憋得无法呼吸，他们只能整夜靠在墙上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也可能随时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或憋气惊醒，“每晚最多睡两三个小时”。
　　这种折磨已经让村里的8个尘肺病人选择了自杀。其中一个下肢瘫痪的病人，为了上吊，把自己挂在卷拉门上，然后用遥控器把铁门升起。
　　王书国的侄子王传堂也目睹过自己的哥哥自杀。2002年，哥哥吞下3大包老鼠药，在他面前“整整抽搐了十几分钟”后，痛苦地死去。
　　这个场面让王传堂“十几天都睡不好觉”，但同样患有尘肺病的他，有时也会羡慕哥哥，“家里的负担轻了，女人趁年轻也能再找个好人家”。
　　“爹娘只剩我一个儿子了，我今天死，明天他们就活不了。”王传堂把自己能够活到现在的原因归结为“心态好”。 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住在院子的偏房里，大儿子去世后，他们多数时间都沉默不语。
　　每天睡觉前，因为适应不了晚上的凉气，王传堂会连续咳嗽两个多小时。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会一直站在窗外，直到听不到儿子的咳嗽声。
　　王传堂知道这些。“我娘做不了什么，但她一句‘你没事吧’，我心里就好受得多。” 他别过头，红着眼睛说。
　　他向母亲保证“绝对走在您后面”，但他没有告诉母亲，就在这个冬天“最冷的那天”，他分明看到自己咳出了血块。
　　王书国没有那么多负担。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儿子也已经成家，现在他考虑最多的事，就是如何死去。
　　他经常看着门前那段不足100米的山路，推测自己剩余的生命。“山下两个尘肺病人，需要歇两次才能走完这条路之后，不到一年就死了。”他张开手臂比画路的长度，“我现在也要歇两次，活不过明年冬天了。”
　　王书国也目睹过大侄子服毒时的场面，这让他打消了喝药自杀的念头。“农药都买好了，但是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害怕。”他也尝试过割腕，可是割到一半，又觉得“太疼”，停了下来。
　　最终，他设计了一套满意的自杀计划。“煤气。”他指了指脚下的火盆，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一夜之间都苍老了
　　在郑忠友的诊所里，和输液的尘肺病男人一样多的，是陪伴他们的妻子。这些女人中，郭秀芹是最常出现的一个。
　　这个42岁的女人先后嫁了三任丈夫，前两任都因尘肺病去世，而现任丈夫也刚刚被确诊为尘肺病。
　　她还记得，1998年，第一任丈夫李光山曾去市里的医院检查过。医院没告诉他什么病，只是说时间不多了，让他“回家后啥好吃啥，啥好穿啥”。
　　从医院回家后，李光山少见地带回了礼物。
　　“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给孩子买了一箱方便面。”郭秀芹垂下眼睑，放缓声调说。
　　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在积累财富，整个村子还沉浸在“过上好日子”的希望中。村里的年轻女人也不再只会埋头劳动，她们有的换上了鲜艳的衣服，有的甚至涂上了口红。25岁的郭秀芹也开始觉得“原来活着这么有意思”。
　　这个被村里人称作“美女”的女人当时并不知道，那两样贵重的礼物并非她幸福生活的开始，而是她作为尘肺病人妻子漫长日子的起点。
　　3年后，李光山成为村里第一个因尘肺病死亡的男人。
　　李光山去世两年后，郭秀芹改嫁给了丈夫的二哥李光秀，可很快，李光秀也因尘肺病卧床不起。在经历半年“整日整夜的哀嚎”后，他在一个冬日下午，“吞下一整碗排骨汤，头一低就死了”。
　　这时郭秀芹已经习惯每天晚上随时起床，给丈夫喂水，也习惯了在山上砍柴时，中途跑回家给需要“少食多餐”的丈夫做饭。她甚至习惯了“每天看着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痛苦”。
　　如今，她坐在自家院子里，皮肤枯黄，眼泡浮肿，头发胡乱地散在肩上。她把刚刚砍下的几捆树枝码成一排，然后生火洗菜。一旁的现任丈夫正在看着对面的大山，晒着太阳。
　　“过去男人对我来说就像大树，现在对我来说可有可无。”郭秀芹摆弄着手中的菜叶，淡淡地说。
　　李光山死后，村里越来越多从矿上回来的男人开始“连家门口的上坡都翻不过去了”。
　　他们很快都确诊了自己的病情。这些每次回家都会杯盏交错，大笑着谈论挣钱的男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都苍老了。有时他们也会围在火炉旁聊天，只不过，这时的话题已经变成“肺气肿”“肺大泡”，还有“肺穿孔”。
　　他们这时才知道，那些数年前就被吸入肺泡的灰尘，在肺里沉积，最终会要了他们的命。
　　“钻机一开，整个矿道里全是灰尘。”王传堂咧咧嘴，描述在矿上的工作场面，“100瓦的灯泡，只能看到红丝”。
　　每次从矿道出来，他吐出来的都是“黑疙瘩”。在农村见惯尘土飞扬的王传堂，全然没把这样的环境放在心上：“不就是点灰么，两口痰就全吐出来了。”
　　在金矿，工种是分等级的。“背脚”的负责把矿石背出矿道，“碴工”是用矿车清理炸碎的石头。最挣钱的是“钻工”，上世纪90年代初，打一天钻可以收入50元。他们负责在矿道截面上打洞，是接触粉尘最多的工种。
　　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在从医之前，郑忠友也在金矿打过3年工。在先后做了1年多的“背脚”和“碴工”后，他终于抱上了钻机。
　　可当他揣着打钻4个月挣来的几千块钱回家过年时，在从矿上下山的路上，被劫匪抢得身无分文。“又饿又冷，搭了一个星期的顺风车才到家”。
　　这次“真刀真枪”的经历让他再也不敢踏进矿山，转而重新拾起“做医生”的梦想，在家自学医术。
　　如今，在“接触过村里九成以上的尘肺病人”后，他时常感叹“还真得感谢那几个抢我的老乡”。
　　“如果在矿上再多待几个月，我可能早就死了。”坐在诊所里整洁的办公桌旁，这个戴着眼镜正在开处方的医生抬起头，挑起眉毛说。
　　郑忠友不是村里唯一“幸运”的人。在那个所有人“做梦都想上矿”的时候，村里有些“头脑不太灵光”的人宁愿在家“借钱生活”，也不愿出门打工。
　　那时每到过年，亲戚邻居一块吃饭时，这些“窝囊人”甚至都不会被请上台面。从矿上回来的王传堂也承认，自己“从来没正眼看过他们”。
　　“现在他们至少有个好身体，都去建筑队打工，家里早就盖上楼房了。”王传堂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前，指着山下新盖的楼房说。如今，他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懒一点”，“要饭都比去矿上强”。
　　“谁有我可怜？”王书国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这个冬天的每个周末，王传堂都要“追着太阳生活”。上午，太阳漫过东面的山坡时，他拎着凳子走出阴冷的屋子，开始坐在门口享受阳光。到了下午，因为西面的山太高，王传堂开始跟着未被遮去的阳光，在一条弧形的轨迹上移动。不到下午4点，他已经被逼到院子的角落，那是最后一缕阳光照射的地方。他抬头看看快要消失的太阳，无奈地提起板凳走进屋里，蜷缩着身子坐到火盆旁。
　　3个月前，这个“追太阳的男人”曾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盘问前来采访尘肺病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验记者的证件。那时他靠在椅子上，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不屑，丝毫没有一个尘肺病人身上常见的虚弱。“证件看不清，不能采访。”他最后认定。
　　“干部要有个干部的样子。”提到阻拦记者采访的事，去年年初刚当上村委会文书的王传堂忽然严肃起来。
　　他把当上村委会干部当作“这辈子最后的荣耀”，只是他不知道这份荣耀还能持续多久。镇上每两个星期一次的例会让他吃不消，骑着摩托车来回行驶30公里的山路，“太容易感冒”。
　　镇政府的会议室在3楼，因为不想让人看到自己气喘吁吁的样子，他“每次不是第一个到，就是最后一个到”。
　　事实上，这个只有5个人的村委会，其中3个都是尘肺病人。工作中，他们跟普通的村干部没有太多区别。在石佛寺村民的议论里，他们总是跟低保、养老保险、村工程等话题联系在一起。而在那次3个月前的采访中，正是另外两个患有尘肺病的村干部把记者架到摩托车上，带离村子。
　　这些干部工作的村子，原本是个小镇。2014年年底原石佛寺镇被撤掉，由之前镇政府附近的两个自然村合并成现在的石佛寺村。
　　从山阳县城出发，公交车在回形针般的山路上行驶4个小时后，才能到达石佛寺村。在这条3年前才修通的公路上，全程只遇到了个位数的车辆。
　　村口竖着一块石牌，上面刻着：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
　　这个曾经的乡镇，只有两排不到200米长的门面房：一侧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土房子，另一侧则是与公路一起修建的二层楼房。
　　清晨，整条街上，只有几个老人和中年男人在马路边围在火堆旁烤火，相互沉默。
　　撤镇之后，街上唯一一家旅馆生意急转直下。“大半年只有不超过10个客人，都是志愿者和来采访的记者。”老板娘张开手掌，比画着说。
　　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村子里，医生郑忠友是最忙碌的人了。
　　“现在村里谁都没他有钱。”一个正在室外输液的病人，望着马路对面的诊所感叹道。
　　郑忠友的诊所坐落在一个现代化的小区里，与土房子的旧街道隔着一条河，几排6层高的住宅楼楼顶立着几个大字：“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那里路灯、广场、健身器材等设施一应俱全。郑忠友小区里的邻居，大部分是在建筑队打工的人和煤窑的矿工。
　　小区也是石佛寺村的尘肺病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几年前他们打赢了跟金矿的官司，每人获得1万元到5万元不等的赔偿金，几个尘肺病人用这些钱在小区里买了房。
　　“8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两万元，省点看病钱，给孩子留个房子。”王传堂也买了一套，但始终没钱装修。
　　对于那些没在小区买房的病人来说，有了房子的人，根本不够“困难”。
　　“谁有我可怜？”在自家的土房子前，王书国激动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没房子，来看我的志愿者也少”。
　　在石佛寺村，几乎每个尘肺病人都会抱怨自己遭遇的不公：有人病情没有自己严重，却从志愿者那里多得到一桶油；有些人在山下买了房子，但还享受低保……
　　“虚伪。”王书国想了一会儿，说出了这个词。
　　和叔叔不同，王传堂说他不在意这些得失。“志愿者送的是爱心，咱不能强求。”他扬起手在空中绕了一圈，“你看我家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人给他们送了制氧机，就我没有”。
　　在尘肺病人的抱怨中，郭秀芹是被议论最多的人。她在去年10月被媒体报道后，村里几乎所有尘肺病人谈到她时，都会连忙摆手，小声嘀咕：“嫁了3个男人都是尘肺病，花死人钱呗。”
　　“她家装的可是防盗门。”提到郭秀芹，有人撇了撇嘴说。他指了指自家的房子，上面嵌着的还是20年前的木门。
　　有人猜测：“她带着记者到村里，自己肯定收了不少好处。”
　　这让郭秀芹心寒。她还记得，村里人原本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还没有人患上尘肺病，虽然贫穷，但每到冬天大家都会围着柴火堆聊天。谁家有个困难，借钱借粮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
　　更重要的是，那时她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郭秀芹的第二任丈夫是2011年去世的，那是村里尘肺病患者死亡最多的一年，一共8人。也就在这一年，他们工作过的陈耳金矿“被掏空了”。因为很难再炼出黄金，矿山最终被承包给了私人。
　　矿工们还记得当时的情景。30年前，这个金矿的第一声爆破响起后，一批批年轻农民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涌进矿道。几年后他们走出矿道时，却都拖着虚弱的身体。石佛寺村的男人，也只不过是这些不断更替的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
　　王书国和他工友也曾作为数据，被写进卫计委《2014年全国职业病报告》里。报告称中国有70多万尘肺病人。
　　这些尘肺病患者中，有人是煤炭工人，他们挖出的煤炭装满一列列火车，再被运到电厂、钢厂，最终转化为不断上升的GDP。也有人是建筑工地的风钻工，他们钻出的桩孔，被灌注水泥后，成为一座座摩天大楼的支柱。
　　可这些与他们都没什么关系，他们只能在无法劳动后回到农村的家，用逐渐变硬的肺艰难呼吸。
　　王书国也一直守着自己的家，那里有3间土坯房子，一头见人就嗷嗷要食的猪，还有4只到处寻找馒头屑的瘦鸡。
　　2004年查出尘肺病时，这个家就是现在的样子。矿上打工存下的积蓄没有换回一块瓦片，只有堆满床头的药瓶子。
　　“好在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医疗费了”，王书国感叹着社会的变化，“这是最好的政策。”
　　可这个政策也无法支持他越来越难的呼吸了。据原卫生部的数据，自上世纪50年代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中国已有累计超过14万人死于尘肺病。
　　也许病人太多，也或许见证过太多次死亡，在石佛寺村，尘肺病似乎已经不那么令人恐惧了。两个患尘肺病的村干部每天仍然要骑着摩托车巡视村子，一个刚过30岁的病人也会在酒桌上喝得酩酊大醉。
　　“时间长了，就不管他们有没有病了。”一个健康的村民说。
　　医生郑忠友也已经熟练掌握了尘肺病治疗的方法。“必须固心，他们很多都是死在肺心病上。”他一本正经地说，诊室里两个正在输液的尘肺病人，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
　　1988年，高中刚毕业的郑忠友和老乡一起去河南“偷矿”。有一次，他背着满袋子的矿石往山下狂奔时，看到了半山腰上正在轰鸣的大型机械。打听得知，这是刚投产不久的陈耳金矿，在恳求下，他最终留下做了“背脚”。
　　那时郑忠友还不知道，他是石佛寺村第一个发现陈耳金矿的人。
　　当时在家一天只能挣不到1块钱，而金矿的工钱每天有10元。郑忠友迅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村里人，他以为，自己的新发现，将会给全村人带来好运。(本报记者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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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农民工尘肺病患者因为耽误治疗或者无钱治疗，往往是一个尘肺病人先拖垮一个家庭，再将贫穷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身上，最后在青壮年时期就悲凉地死去。跪着，是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　　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2730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尘肺病例数占职业病总数90%以上。　　2000年底，全国尘肺病例数为558624例，累计死亡133226例，病死率为23.85%。这意味着中国尘肺病病例每年以超过10000例人数持续增加。　　但这一数据并不包括甘肃古浪已确诊未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146名尘肺病农民工，以及他们已经死难的11位病友，也不包括四川乐山已经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的60名农民工，更不包括那些跟他们一起打工，至今未进行职业病检查，但与他们有着同样病情的工友，以及已经死难的近百名病友。　　尘肺之痛　　日晚7时左右，甘肃古浪尘肺病危重患者马江山因病情加重转院到武威市人民医院。　　17日晚，马江山通过短信告诉本报记者：12日前后，住在古浪县人民医院的他有些感冒，经过医生的治疗，感冒好些了，但气喘厉害。15日，武威的专家让他转院，但他一直不肯转院，因为自己最大的愿望还是洗肺。16日下午，媳妇刘冬梅看到丈夫马江山实在气喘厉害，找到院长才决定转院。　　“整整两个晚上，他一直跪在古浪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病痛折磨的）没有办法睡觉。”马江山的三哥马召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弟弟实在太可怜了……”　　“每一个尘肺病人都要经受这苦难的煎熬，都要艰难走过人生最后的历程。”尘肺病专家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职业病科副主任医师赵青琼如是说，“尘肺病是不治之症，目前的医学无法医治，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洗肺，洗肺能够延缓病人寿命，也能够缓解病人痛苦。”　　洗肺，即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是目前主要用于治疗一期、二期尘肺病，能清除部分肺内粉尘，改善肺功能，延缓病变升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大量尘肺病人恢复自理能力。　　马江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因肺部病变严重，当前24小时基本靠吸氧维持。“像他这样的危重患者已经不适合洗肺手术，”赵青琼主任坦言。　　病情严重，不能进行洗肺手术，是当前集中爆发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真实的生活写照，也是当下医学最尴尬的场景。　　“眼睁睁看着那些患者，因为医学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丧失生命的权利，作为致力于尘肺病研究的医学专家，我们内心的伤痛从来没有愈合。”长期关注农民工尘肺病研究的铜川医院尘肺病研究所所长周新长说，“但作为长期关注农民工尘肺病发展史的志愿者，我要大声疾呼：尘肺猛于矿难！农民工群体罹患尘肺病现象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从对陕西南部地区尘肺病农民工的长期关注，到对河南新密开胸验肺的张海超，再到甘肃古浪“马江山”们，50多岁的周新长始终把农民工尘肺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去研究。　　他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是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农民工尘肺病患者因为耽误治疗或者无钱治疗，往往是一个尘肺病人先拖垮一个家庭，再将贫穷延续到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身上，最后在青壮年时期就悲凉地死去。”　　古浪救援模式　　据甘肃省人社厅消息，去年以来，甘肃已多方筹集专项基金1108万元，积极开展古浪县农民尘肺病患者的救治救助，同时针对相关问题展开整顿查处。　　这是继2010年12月本报记者通过微博向社会公开发出求助信息后，网友、社会公众与媒体合力救援之后的第二个好消息。　　在网友和社会公众积极捐助20余万元爱心款后，3名尘肺病患者完成洗肺心愿。　　1月18日，古浪尘肺病维权自救小组成立，7名尘肺病代表再次踏上求助之路。在得到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的支持后，尘肺病患者沿途得到《华商报》等媒体的关注。　　20日，武威市下拨100万元的尘肺病紧急救治专款，并在两日内募捐300多万元善款用于尘肺病救治。　　随后，酒泉、武威两市及肃北、古浪两县政府共垫资800万元。目前，古浪县尘肺病患者救治救助专项基金总额已达1108万元。　　本报去年1月20日首家报道甘肃古浪尘肺病消息后，甘肃省及相关市县政府等部门，迅即展开对古浪县农民赴肃北县马鬃山矿区打工患尘肺病事件的调查处理及劳动维权工作。积极寻找37名个体矿主，并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督促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制度的落实。　　记者从甘肃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了解到，马鬃山460矿区在1984年至2006年底期间，有外地37家私人矿主自行招用农民工，由于矿主都自行离开矿区，相关资料严重缺失，目前有关部门仍在继续调查中。酒泉市人社局加大对企业的执法监察力度，在全市开展了规范企业用工专项活动，对使用农民工较多的矿山企业，集中开展劳动用工监察执法工作，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以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跪着死去的群体　　日，39岁的四川乐山尘肺病患者王祖华病故。　　据他的亲人描述，王祖华是跪着死去的。　　跪着，是所有尘肺病人离世的最后姿势。　　王的死讯传到了“职业病防治公益网”负责人邓江湖那里。邓“一直感到很不安”，觉得自己“对不住三期尘肺患者王祖华”。他认为，“如果当时我把时间安排好一点，也许他不会连春节都过不了。”　　邓江湖是关注乐山60位尘肺病群体的第一人，王祖华的离世更加坚定了他对于乐山尘肺病人倾心关注的决心。　　由于“发现三期尘肺代表陈谢忠、刘光前等民工兄弟病情严重而无钱医治”，而又“不能再让他们在家等死”，老邓在结束了甘肃古浪尘肺病患者的救援工作之后，与网友“兰州老令”相约，先期赶赴乐山“想办法让这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去医治”。　　在本报首家披露甘肃古浪尘肺病深度报道后，“兰州老令”第一个以志愿者身份走进古浪。　　“因为出版社催书稿，春季古浪之行后没有做出有效行动。”提起这事，“兰州老令”至今悔恨不已，“根本没有想到，离开古浪半年时间，就死了3个人……”　　“令老师很细心，也很不容易。”提起这个网友，萱麻河村马氏兄弟中，老二马俊山和老三马召山对这位步履蹒跚的中年汉子的记忆格外深刻。　　尽管因腿疾行动不便，2010年4月份本报记者第二次前往古浪黑松驿镇采访时，“兰州老令”已独自走访了不少尘肺病患者家庭。　　“不能再让他们年轻轻地跪着死去……”这是尘肺病援助者此次乐山尘肺病救助行动的宣言。　　“那些本来就生活在困境中的农民兄弟，为了生存而不计后果式的劳动方式；那些为富不仁的企业主和私人老板，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工人死活的劳动环境；那些形同虚设的监管机构，无所作为的工作态度；那些地方医疗机构，因为诊疗手段而延误病情；那些因为生活而带病劳作，因为无钱治病而等死式的无奈；那些相关部门相互推诿，踢皮球式的处理方式……把一个个青壮年劳动力逼上绝路的同时，也把一个个家庭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同时将把一个个简单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集中地叠加成更加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先后对甘肃古浪和四川乐山尘肺病受难群体展开网络救援活动后，“兰州老令”对尘肺病问题有很多见解。　　“尘肺病群体的人数远远大于官方报告的数字，65万是一个很保守的数字。”职业病防治公益网负责人邓江湖，则从专业的角度看待日渐庞大的尘肺病队伍，“很多像甘肃古浪一样诊断后没有结论的患者，像乐山尘肺病患者一样诊断后不在上报之列的患者，还有很多像四川凉山发病后未进行诊断的患者，以及潜伏期内未发病的潜在患者，这些潜在的患者均不在其列。”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生命的终点都将像陈德金和王祖华一样，跪着离开人世。　　铅锌矿的遭遇　　2月18日晚，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病房。本报记者采访了乐山市沐川县尘肺病患者陈谢忠和刘光枢。　　38岁的单身汉陈谢忠，是乐山市沐川县武圣乡炮房村村民。1990年3月，还不满17周岁的他就跟着同村的伙伴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　　这是陈谢忠第一次出门打工，也是注定了一生命运的出行。此后的13年，他把自己交给铅锌矿。直到发现身体不适，8年来一直与尘肺病抗争着。　　“他能活到现在简直就是奇迹。”工友，也是病友刘光枢这样说。　　陈谢忠说：四川甘洛县赤普埃袋矿区，是一个方圆20平方公里的大矿区，有赤普和埃袋两个矿区。　　“在铅锌矿的13年，除了第一个月当学徒工，我一直干炮工。”陈谢忠有气无力地说，“矿上用的都是干钻，打眼放炮粉尘很大，也没有风机，只要上班，就一直都在粉尘中工作。”　　他说，巷道内粉尘弥漫，十分呛人。2.2米的钻杆，矿灯照不到打眼的地方。必须有工友的帮助，才能找准打眼的位置。一个班下来，身上一层厚厚的粉尘。　　当时觉得打眼放炮是技术活，比背矿石轻松，还能多挣钱。就这样，从300元一个月，到后来的2000元，陈谢忠换了5个老板，工资涨了六七倍。直到2003年非典时期，陈谢忠因咳嗽吐血才没去铅锌矿。　　直到日，沐川县沐溪镇围墙村36岁的村民舒治俊因尘肺病死亡，他才明白自己也得了这可怕的怪病。　　此前，陈谢忠在山西运城结核病医院当肺结核治疗了近两年。仅有的2万多积蓄全部花完，还借了兄弟姐妹的钱。　　2005年，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家当。“能卖的东西全部卖完，也没治好病”。　　2006年，父母双亡，独自一人生活而又失去劳动能力的陈谢忠，每月靠25元低保勉强度日。后来，2008年增加到50元，2010年，可以拿到60元了。　　艰难维权　　在凉山州甘洛县铅锌矿打工诊断为尘肺病的乐山市60名尘肺病农民工中，犍为县有20人，马边县2人，最多的沐川县有38人。　　沐川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陈谢忠所在的武圣乡有15人，刘光枢所在的沐溪镇17人，建和乡5人。　　自乐山市沐川县第一例尘肺病患者舒治俊日病故，王祖全、付代金、杜正才、胡其华、何燕、舒其昌、舒从友、何青凯等9位在甘洛县铅锌矿打工的沐川县村民因尘肺病相继死亡。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山村。失去劳动能力的村民们断绝了经济来源，贫困山区的经济条件不仅约束着患者的治疗，困难无助的家庭不少孩子也因此失学。　　2004年初，村民们开始向县政府及县司法局进行维权求助。尽管沐川县将尘肺病家庭纳入低保，但一个贫困县的经济补偿能力依然有限。　　2009年4月，患者联名向四川省劳动部门寻求帮助。省上相关部门提供相关文件让患者找凉山州以及甘洛县帮助维权，因无法提供劳动关系和职业病诊断证明，无果而返。　　10月16日，陈谢忠和刘光枢两人冒昧将情况快递给卫生部。11月12日，四川省卫生厅信访处回信答复。　　经省市政府协调，日，乐山市疾控中心向沐川县60名尘肺病患者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与陈谢忠一同被60人推举为维权代表的刘光枢，是沐溪镇围墙村人。　　这位尘肺病患者有着与陈谢忠类似的经历。两人还在同一个老板的同一矿井一起干活。　　2003年，两人都因为甘洛县进行矿业整顿而“失业”回家。但刘光枢于2006年再次赴甘洛县鸿照矿业公司打工。并在凉山州公安局进行专门的培训后取得《爆破员作业证》，更为难得的是刘光枢还保留着鸿照矿业公司爆破员管理卡、上岗卡，培训期间的正规发票以及一沓厚厚的领取爆炸物品出库单……　　在向甘洛县鸿照矿业公司进行索赔时，对方却不承认是在己方企业劳动时患病拒绝赔偿。　　原因系其《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职业接触史上注明：根据刘光枢提供的自述材料，沐川县群众工作局及工友证明，1990年11月―2003年11月在古浪县赤普埃袋矿区从事爆破工作，接触铅锌粉尘。而其在鸿照矿业公司从事爆破工作的时间却为年。　　由于无劳动合同，尘肺病患者的维权索赔工作遇到极大的阻力，并因此处于停顿状态。　　生命的尊严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分析指出，由于职业病具有迟发性和隐匿性的特点，专家估计我国每年实际发生的职业病要大于报告数量。　　在中国，尘肺病是最主要的职业病，约占职业病病人总数的80%，近年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由于职业病危害范围广，许多中小企业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恶劣，劳动者缺乏必要的职业病防护。而尘肺病等慢性职业病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愈，伤残率高，严重影响劳动者身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安全。尤为严重的是近年来群发性职业病事件屡有发生。近几年发生福建省仙游县、安徽省凤阳县以及甘肃古浪、四川沐川县农民工尘肺病等事件，一次性造成几十人甚至百余人患病，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用人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的唯利是图，存在大量违法行为。其次，政府监管的缺失，甚至失职失察。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平衡关系，未能将职业病防治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分地方和部门监管形同虚设，甚至相互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在甘肃古浪大救援行动中，展开微博救援的网友认为：　　“用人单位违法成本极低，是尘肺病最为突出的矛盾。”　　“生命高于一切。在法律框架下追究违法企业主的法律责任，尤其是要追究刑责。”　　诚如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尘肺病研究所所长周新长在其论文《农民工群体患尘肺病现象令人担忧》中所言：我们有同情，更多的是担忧。假如我们的用人单位能设身处地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工作场所，假如我们的职业健康查体机构能够及时、定期多为农民工在岗前、岗中、离岗后进行查体，假如当地医疗机构能够多一些尘肺病诊断知识，假如我们的医疗机构能为工人们报销一些医疗费用，假如我们劳动者自身能多一些个人防护知识……这样像陈德金、张海超、马江山、陈谢忠以及更多身患尘肺病的人就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不是结尾的结尾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后遗症，带来的是即将大规模爆发的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在维权赔偿道路需要漫长时间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农民工的救助问题？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如何让尘肺病农民工有尊严地站着死去？　　对古浪尘肺的救助，在媒体介入、网友呼应、民间慈善的合力下，尽管政府职能部门迟到。但最终的结果依然值得肯定，“古浪救援模式”也不妨可以为其他地区效仿，即在搜集证据、积极维权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对所有农民工进行体检，确定患者的具体人数和病情，救济方面由民政部门出面，考虑为濒临绝境的尘肺家庭办理低保（在武威地区看病也是“零支付”），最大限度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资金方面，由政府出资和社会募捐组成，在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解决救助缺口，先解决好时下最要紧的救人问题，至于问责和赔偿，可以逐步推进。　　古浪县方面在救治资金到位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关于对职业病患者进行定期体检的有关规定，并筛查确定实施肺灌洗手术患者，专门召开会议就尘肺病患者复检和肺灌洗术前健康体检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制定出台尘肺病患者复检、术前体检、肺灌洗手术安排方案。　　从2月11日起，古浪县安排由劳动、卫生部门和黑松驿镇等有关乡镇负责，组织对尘肺病患者进行复检和肺灌洗手术前职业性健康体检。　　尽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急需进行救治的马江山依然没有摆脱坎坎坷坷。因病情加重，马江山不得不转院武威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尽管马江山自己“是死是活都要洗一次肺”的想法目前有些不太符合医学条件，但能给最危重的尘肺病人最好的治疗手段，不仅仅是患者的想法，恐怕也是所有救助者共同的愿望。　　“现在病情越来越重，却无钱治病，借款也无法偿还。”他说，“好在经过两年的努力，于2010年4月拿到《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但由于没有相关的劳动关系，索赔至今没有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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