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中铁十一局宣传部部长钦醒主持，担负武当山隧道施工任务的原铁道兵一师五团（四公司）团长易晓晴、一营副指导员秦立光、二营六连战士于广居、三营十五连战士李建成、四营十七连战士张政权等老兵代表参加座谈并接受采访。
（中华铁道网通讯 李建成）日前，中央电视台《永远的铁道兵》摄制组在中铁十一局荣誉室召开襄渝铁路武当山隧道建设座谈会。会议由中铁十一局宣传部部长钦醒主持，担负武当山隧道施工任务的原铁道兵一师五团（四公司）团长易晓晴、一营副指导员秦立光、二营六连战士于广居、三营十五连战士李建成、四营十七连战士张政权等老兵代表参加座谈并接受采访。
四公司前身为原铁道兵第一师五团，组建于1945年8月，1981年3月整编为铁道兵第一师四团，日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2002年1月改组为中铁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这支英雄的部队，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和对越自卫反击的战斗洗礼，先后参加了40多条铁路、50多条公路及汽车试车场、机场、电厂等一大批国家重点难点工程建设，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保家卫国和经济建设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央电视台《永远的铁道兵》摄制组，为详细全面记录铁道兵从1948年在炮火纷飞中诞生、到1983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裁军中改工这35年走过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程，真实展现铁道兵英勇奋战、可歌可泣、铁血兵魂、为&八一&军旗增光添彩的不朽功勋，弘扬传承&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栉风，铁道兵前无困难&的铁道兵精神，将重点选择铁道兵某个历史时期重要事件、重要片段、重大工程、难点工程、英雄人物、经典故事等在《永远的铁道兵》中作翔实报道。武当山隧道建设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武当山隧道是襄渝铁路第二座长大隧道，全长5226米，横卧武当山山脉北麓边缘。原铁道兵第一师五团、三团分别负责武当山隧道进口和出口施工。该工程日开工，日隧道工程竣工、8月1日与正线接轨，日18时交付武汉铁路局临管运营。
座谈会上，易晓晴团长、秦立光副教导员等老兵根据记忆，就武当山隧道施工环境、施工过程、人员配备、机械装备、军民生活、军队教育等情况作了介绍。他们说，武当山隧道是我团担负襄渝铁路施工任务的重要工程，所处地段山峦重迭，沟壑交错，地形复杂，施工条件差；加之物资材料严重缺乏、机械设备落后、劳动工具简陋等，给施工带来很多困难。为响应党中央和铁道兵司令部的号召，确保上级下达施工任务的完成，积极开展营与营、连与连、班与班、部队与民兵间的劳动竞赛活动，做到人停工地不停，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连续作战、顽强拼搏的精神，克服了自然环境恶劣、出渣远、通风差、塌方多等不利条件和诸多困难，以月掘进198米的速度提前一个半月贯通了下导坑，并创造了五团导坑日进12.6米，月进201.5米掘进最高纪录，从而推动了整个隧道的施工进展，为安全优质建好武当山隧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了上级好评。
据悉，大型记录片《永远的铁道兵》，现正处在收集资料、采访构思、撰稿准备阶段，预计2013年8月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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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涯的结束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从一个学制为五年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毕业后，立即按规定到铁道兵连队“当兵锻炼”。经半年多时间的“锻炼”后，有关部门便通知我到铁道兵工作。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上午，我带着全部家档：一个装有被子、褥子的被袋，一箱书本，一提包衣服，只身来到了设在重庆市北碚区磨滩乡的铁道兵某团第四营营部报到。　　我到达的时候，营部静悄悄的。我碰到的第一个人是胡技术员。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官员，只见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没戴帽子，满头是蓬松的头发，像是是好长时间没理过发了。他个子不大，脸上满是皱纹，看样子像是三十岁出头的人。　　我说明了来意，可是他却似乎对我这个陌生的来客感到措手不及，慌里慌张地撂下手里的东西，把我领到一个大房间，说：　　 “你先休息休息，喝喝水。”　　然后，他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但是，又像是惦念着什么事情似的，显得很难为情。　　我问：“这里是营部技术组？”　　“对，是的，房子太小了。”　　停了一会，他说：　　“你先休息休息，喝点水。我有点事，我得……”然后用手往外面一指。　　“你忙你的吧。”我站起来答道。　　他走了，剩我一个人独自留在屋里。　　我仔细地端祥着这间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挨着房门是一扇窗子，窗子底下是一张很大的“桌子”，我在这里对桌子打上一个引号，是说它像桌子，但实际上是一张没有抽屉的大台子。这张台子大约两米长，一米多宽。台子的骨架，不管是横的、竖的还是斜的，通通都是用五厘米见方的方木条钉成的，到处都可以看到铁钉帽。　　台子的台面是用工地上准备做桥梁模板的三厘米厚的木板子拼成的，上面还铺着一块差不多一般大小的金属铝板。台子上靠近窗口的地方凌乱不堪地堆积着各类书本和资料，就像一个小山包似的。台面底下约二十厘米处还有相通的一层。这一层更是乱七八糟地塞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图纸、算盘、盒子、报纸、茶缸、皮尺、直尺、信笺、碗筷、球拍、绳子……。　　这间房子的其他三个角落分别放着三张木板床，最靠里面的两张床铺着铺盖，显然有人在用。对着门的一张床是上下两层的学生床，没有铺盖，却放满了大小不一的木箱子。每两张床铺中间的空隙地方放些测量用的花杆、三脚架、塔尺、工作挂包之类的东西。房间上方纵横交错拉着几根粗铁丝，铁丝上零乱地搭着衣服、毛巾、旗子、电话线等等。　　过了一阵子，可能是上工地的人回来了，外面突然人声吵杂。这时，快步进来一个人，他进门就朝着我叫喊：“你来了，好，好，欢迎，欢迎！”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高大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他进来的那一阵子是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一手拎着军帽，一手解着上衣的扣子。一看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我姓赵，”他自我介绍道，“叫赵立强。你早饭吃了没有？”　　然后，他朝门外大喊：“小毛，告诉你们班长，叫来几个人，快点！”　　果然，门口马上出现好几个年轻战士。这位自称姓赵的年轻人（我已经判断出他是一位技术员），指着屋里的两层的学生床，大声对他们吆喝：“来，快点，大家把床铺收拾收拾。”接着，指着我向大家介绍：　　“这是我们新来的李技术员。”　　我一听一愣，“李技术员”，我就是李技术员吗？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称我为技术员！对于我这么一个一直当学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新鲜、陌生、而听起来很不习惯的名字。我仔细地寻思着这一新的名字：“李技术员”，说明我已经莫名其妙地加了冠，那个自由自在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校园学生已经和我挥手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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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技术员站在桌子旁边手脚不停地忙着他自己的事情，嘴里却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话。他说现在营部技术组只有两位技术员，就是他和我早先见到的胡技术员。此外还有两个技术员目前不在岗：一个正生病住在医院，一个在北碚的十七连当代理连长。他说，本营的工程任务刚刚确定，工地的桩子才从铁道设计院交接过来，但还没有对铁路中线进行复测。营里当前首要任务是先修一条便道，以便把铁路工地和北碚的现有公路连接起来。胡技术员目前负责地亩工作。这里不像大兴安岭，大兴安岭一个人也没有，土地随便用，没人要求赔偿。这里不行了，到处都有房子，到处都种着庄稼，我们修铁路，占用了就要赔偿。所以地亩工作很受重视，上级说一定要把铁路用地画成“地亩图”。这件事由胡技术员负责。我们这几天正忙于确定便道的走向。你来了，人多了，弄得开的话，就得着手搞铁路中线复测了。但说到复测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镜子太老了，对付这么大的工程根本不行。　　他一个劲地说话，根本不容我插嘴。我听他说的，好多是陌生的名词，什么交桩呀，什么复测呀，什么便道呀，什么地亩呀，什么镜子呀，我都感到空虚和迷漫。我知道，这些名词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炊事员说酱油、盐巴、辣椒、大料一样，平常得很。可是对我呢，却是一头雾水！　　末了，我对他说，我们学院从一九六五年秋天便开始停课搞“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放下课本已经快三年了，现在又是第一次到施工现场，请你多多指教。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不足：我虽然已在大学里学完了基础课和专业课，但政治运动却耽误了我们的实习课。我知道，缺乏现场实践经验，有时会导致难堪局面的发生。就像上面的陌生名词，可能都是工地词汇，这些词汇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不然我不会那么茫然。　　不过，我却十分相信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想，实践经验算什么？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过了两天，我便随着营长和赵技术员看工地去。看工地是我们铁道兵施工现场的一个专用术语，即有关领导到工地巡视，以便发现问题，确定决心，一般不需要很多随从人员。　　营长和赵技术员两人都穿着一套当年开春才换装的新军服。由于大雨刚过，天上还飘着小雨点，他们俩又都穿上亮闪闪的长统靴子，再披上军用雨衣，真是一副飒爽英姿、潇洒威武的军人的样子。我图轻快，随便着一套旧军装，再戴一顶大草帽，便跟在他们后面走了。　　我们终于到了“工地”。可是，天哪，这哪是工地的概念！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园风光，虽然到处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岭，但这些小山岭的上上下下几乎全是绿油油的庄稼。隐没在田野中的宁静的小石板路婉转曲折地往前延伸。走着走着，不时会突然冒出一片青翠茂密的竹林，而竹林里往往是若隐若现的农家房子，　　营长和赵技术员一路比划着，说个不停。因为我对本营的工地和任务还不清楚，还不十分明白他们的谈话，我只是从他们的交谈中隐约地意识到那里是铁路桥梁，那里是隧道，那里是大填方，那里是大挖方等等。有时，赵技术员也突然回过头来，给我指明未来的便道的位置。只是在一次途中休息的时候，他才专门仔细地对我讲了选定这条便道的原则。“便道”这概念这几天我已经弄明白了，它是专门为施工服务的临时公路，公路的等级标准比较低，单车道，施工车辆能正常通行就行。他说：“这条便道基本上与铁路线分居在山岭的两侧，为什么不在同一侧呢？因为同一侧会发生严重的干扰，如：把便道修在铁路的上方吧，铁路一开工，就会把它挖掉；修在铁路的下方吧，工地经常要开挖爆破，车辆的安全便成了问题。　　我默默地倾听着，并且牢牢地记在心里。我觉得这些话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知识。　　太阳出来了，眼前是一个雨后的蔚蓝的天空。慢慢的，都感到闷热了，他们俩带的那些长统靴子和雨衣，转眼间都变成了累赘的东西。到了下午，竟闷热得不得了，大家都汗流浃背。这时，营长还力图保持军人风度，一个衣扣都没解开，只不过把雨衣脱了下来，但赵技术员却毫无顾忌地把靴子的长统往下翻，又把两条裤腿一高一低地卷了起来，最后又把军上衣脱了下来，用一根在路上检来的木棍子挑起，扛在肩膀上。搭拉着的两条袖子在他的屁股边上左右摆动……。看到这副样子，我不禁抿着嘴笑，我觉得这个人也未免太不讲究军容风纪了，这像个啥样子呢？军不军，民不民的，如果把这样子选作镜头，岂不成了屏幕上最好的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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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陆续上工地去。我记得第一次实际作业是和赵技术员选定一个便道小桥的桥址。那是一个布满砂砾和卵石的小河沟，河床宽约八、九米，河沟西岸是一片稍微平坦的旱地，东岸却是陡硝的山坡。便道必须在这个地方跨过河沟。我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赵技术员说：“我们没带木桩子来。那边是竹林子，你折几根小竹子来吧。”我按他的意思折了一小捆竹子。然后，他卷起裤腿，便跳到水里去。我也连忙把鞋子脱下来，也下到水里去。他说，咱们先把桥梁的方向定出来。一边说，一边指挥着我在河床的两侧插了两根竹子，作为小桥的中心线。然后他又说：“桥的跨度不宜过大，大了找不到那么长的木料作纵梁，选五米比较合适。”说着，我们便顺着刚才确定的方向，又在小河中心两侧插了两根竹子，彼此相距五米。作为两侧桥台的中心点。接着，我们便开始作桥台的“放样”。我问桥台宽度是多少。他说：“便道的路面宽是三米五，桥宽大一点，四米五。桥台也做一样宽。半边就是二米二五，我们来量一个二米二五。”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没带镜子（经纬仪），与桥中心线成九十度的方向不好定。赵技术员说：“这样吧，咱们拉个勾股弦，三四五，就定出一个直角来。”　　勾股弦定理我当然懂得，但它竟在这小河沟里用上了，这是以前怎么也想不出来的。　　放完桥台大样，才发现桥台的一个台角快要落在河沟的中心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不行了。要是这样，桥台岂不成了拦河坝？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赵技术员原先在确定小桥中心线时，不是与小河垂直，而是偏了一个角度。之所以偏一个角度，是考虑到便道从平坦的河西过桥后，能在东岸桥头处比较圆顺地沿者陡硝的河岸往下游延伸，而不至于在东岸桥头处开挖太多的土石方。　　既然斜交不成，我们又把竹子通通拔了起来，按同样的步骤重新在垂直的方向上定了桥位。弄完一看，基本没什么大的毛病。于是，赵技术员说：“就这样吧，将来便道设计时，我们再带镜子精确测量一下。”我问那怎么解决东岸线路急弯的问题，赵技术员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在桥头方向开山劈岭，挖它个十几二十米，挖出个足够大的弯道来。”　　我每次从工地回来，便拿出我以前的教科书翻读起来，一种久违了的积极钻研的精神又回到我的身边。我翻了《工程材料》、《测量学》、《桥梁墩台和渠涵工程》、《土力学》，甚至那玄虚不已的《水力学》。我勤奋地读书，并把那些当前最急需的知识一条一条地提取出来，仔细地，有条不紊地腾写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我想，这个笔记本将是我眼下最有用的工具书。　　我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它使我很快地适应现场日常的事务。但我并不想在这里掩饰自己的不足，我依然还是捉襟见肘。如有一次，我试着设计一个便道的涵渠，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涵渠孔径才一米。我把设计图纸拿给赵技术员过目。他一看，笑着对我说：“你看你这里有个问题，你把两个涵渠壁的基坑分开处理，中间留出八十公分不开挖，这叫人怎么干？干脆把两个基坑挖通，都用片石浆砌起来，作成一个整体基础。这样，又省事，又牢固。”我一听，豁然开朗。心想，我怎么这么笨呢，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我却没考虑到。但是，我没过分地责备自己，我自我宽慰地归咎于我的实践的不足。　　
　　按照上级的规定，部队师级以下的单位属于“正面教育”范畴，就是说，我们师、团、营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对任何军人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或斗争会，不能说某个军人是“牛鬼蛇神”，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总之，地方上那种互相猜疑、彼此设防的状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从这点上看，身着军装的部队知识分子倒有点像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源”里，天天都可以开开玩笑，睡安稳觉，即使说错了话，也不必担心会有人抓辫子开自己的“批判会”。这是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享受不到的政治待遇。　　这“世外桃源”里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社会上戏称他们为“老九”。虽然这群体的人不担心会被揪出来批斗一番，但另一方面，部队里凡属升官提级、披红戴花（当标兵模范）、可出风头的事，也极少有他们的份。　　“老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大抓“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当其冲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反动”分子，俗称“黑五类”。接着便是大张旗鼓地清查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三种人。这两项加起来共八类人是当时的“革命对象”。这八类人时不时会被“红卫兵”“揪”出来，开个大会批判斗争一番，或者让他们戴个高帽，挂个牌子，由“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而知识分子既然被划为资产阶级范畴，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虽然不会有上述八类人那样的政治遭遇，但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谨慎，逆来顺受，不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悠然自得地过自己的日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排到了第九类，这就是“老九”的由来。因为“老九”最受“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鄙视，顺理成章就被人叫成“臭老九”。当时“臭老九”几乎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部队本来分干部和战士两个系列，俗称“官兵”或“干战”。当时军衔被取消，干部战士都是“一颗红星头上带，两面红旗挂两边”，就是统一的“解放帽”，统一的“红领章”。唯一能分辩当官的与当兵的是军上衣：四个兜的是干部，两个兜的是战士。部队里的“老九”也穿四个兜的上衣，本属于干部系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领导可能是为了划清自己与“老九”的“政治路线”，害怕尚需“改造”的“老九”们玷污了“革命干部”的光彩，特地把他们划为另类，称“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时铁道兵的报纸、文件对部队人员的称谓除了原来的“干部”、“战士”外，又特地添了“工程技术人员”一项。　　
　　“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虽然都穿四个兜的军上衣。但却泾渭分明。这“干部”是专指部队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和后勤干部，他们两三年提一级。师团营连排，司令政委参谋长，部长主任教导员，参谋干事助理员，位置多得很。实在提不了便转业。而“工程技术人员”没级可提，它只有两个称谓：要么技术员，要么工程师。而这两个称谓既不是职务，也不是军阶。只是为了辨认而已。不管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的也好，成都技校毕业的也好，只要是分配到铁道兵工作的，统统都叫“技术员”。而且看样子这“技术员”将无限期地叫下去。至于已有的“工程师”的称谓是怎么来的，那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了，我问谁，谁也说不清楚。　　另一方面，修建铁路又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而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很少是铁道专业科班出身的，技术层次都很有限。加上这些铁道兵战士三五年一换，好不容易才熟悉某一工种的操作，又得复员回家了。因此，整体技术水平很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又成了宝贝疙瘩。尽管说是“改造”对象，是革命队伍里的“沙子”，却又不让轻易转业。“老九不能走”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别看各级官员动不动就训斥下级，却一般不敢在技术人员面前耍架子。因此，技术人员便都自然而然地变得清高起来，不求升官，不求出名，只求自己工作不出差错。只要不出错，天塌下来也不怕。因此，虽然这些人也穿着军装，但纪律性都比较差，牢骚怪话也多。时不时也敢于公开拿某个官员调侃一下。　　记得有一天下午，邮递员送报纸来了。当天报纸是通版大红标题。营长的政治敏感性特高，说：“是最高指示吧？全营集合，马上学习！”　　通讯兵立刻到营部各个房间传达营长的命令。大家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拿起小凳子便到会议室坐了下来。　　营长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一首革命诗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熊，熊……’。”“熊”了几次，后面碰到一个生字，读不下去了。只见他在台上大声问：“老赵，这是个什么字：上面是个四字，下面是个熊字，四只熊，什么字？”　　赵技术员也犯傻了，说：“不晓得，没见过。”　　营长说：“这里就数你读书最多了，你要是还不懂，那我们就没法子了。”　　赵技术员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我要是懂，那就不是‘臭老九’了。‘臭老九’本来就是‘读书越多越蠢’。”说得大家一阵哄笑。　　营长说：“算了，算了，咱们就将就读成‘熊猫’吧。大家一起跟我大声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因为觉得别扭，有的人便暗地里笑了起来。　　赵技术员假装一本正经地问：“营长，你这算不算篡改毛主席诗词？”在当时，篡改毛主席的话是一个特大的罪名。　　营长说：“你们先别给我戴高帽，咱们是紧跟最高指示！什么叫紧跟？紧跟，就是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如果慢吞吞，等把每个字都认清楚了才学习，那还叫紧跟？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吃过晚饭，上街庆祝游行。”　　
　　当时，毛泽东主席一发表指示，全国各地都庆祝游行，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磨滩哪有什么街道，它只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石板路和路两旁的两排房子。这两排房子倒是有几间门面：信用社、供销社、面粉厂、小诊所、药店（兼邮局）、理发店、小饭店、小茶馆等等，天一黑便关门大吉，连个路灯都没有。　　但这并不影响营长的政治热情。大约是晚上九点钟，游行开始，营部二十几口人，排成队伍向磨滩“街”走去。因为没有路灯，最前面的人举着火把，后面的人则拿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喊口号。因为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大家只好低着头小心看路，加上人又少，锣鼓声，口号声显得断断续续，稀稀拉拉，怎么也响亮不起来。不过，毕竟是乡下的夜晚，就这点声音也足以扰乱宁静。只见“街”上好几户人家开个门缝，探出脑袋看个究竟。说不定还有人在纳闷：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解放军夜里还跑来干什么。　　游行结束后，几个测量兵来到技术组。副班长曾东明问赵技术员说：“营长说的那个字究竟是什么字？”赵技术员回答道：“我已经查了字典了。这个字读‘皮’。熊罴就是熊的一种。”　　测量兵毛学山插上了嘴：“这么说就是更无豪杰怕熊‘皮’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营长读成熊猫比较好记。”　　赵技术员呵呵笑：“胡扯！熊罴是熊罴，熊猫是熊猫，是两回事。譬如说，你为了好记，把‘卓同务’喊作‘捉特务’，能行吗？”卓同务是测量班的一个新兵的名字，的确也有人戏谑地叫他为“捉特务”。　　毛学山说：“真的，读起来不顺口就觉得不好记。如果把‘宇宙观’读成‘宇庙观’就不顺口。”　　赵技术员问：“谁把宇宙观读成宇庙观了？”　　“炊事班长。”小毛说，“昨天我在家砍木桩子，让管理员看到了。他说，你不上工地正好，先学毛著，上炊事班去。我只好放下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我到炊事班，炊事班长正在读《矛盾论》。我好几次听他读‘马克思主义的宇庙观’，听起来就觉得特别扭。”　　“那你就给他指出来呀。”赵技术员说。　　“我怎么敢呢，人家是老班长。我算老几。我怎么敢在他面前说他的不是。”　　等测量兵都走了以后，赵技术员对我说：“小毛说的那种读错字的现象经常发生。这也难怪这些当兵的，好多人连小学都没读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去年在大兴安岭，我有事到二十连一排，刚好排长在开动员大会。只见排长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心二伙二伙！’我听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发。什么二伙二伙？我轻轻地问坐在后排的一个战士：‘你们排长说忠心什么？’这位战士用手指在地上写了两个字：‘耳火’。我问：这‘耳火’是什么意思？只见他又用手指对这两个字划了一个圈，说：‘是一个字。’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是个‘耿’字。排长不会念，就把耿耿读成‘耳火耳火’。”　　我哈哈大笑。说：“幸好营长没把熊罴读成‘熊四熊’，不然我也是会犯傻的。”　　
磨滩巡礼　　　　现在，我再回头叙述一下我们的住所。　　我们铁道兵是专门修建铁路的，是一支不停流动的部队。因此，不像别的部队那样有固定的营房。铁路修到那里，我们就把营房“扎”到那里。如果当地老百姓有合适的空房子，我们就借用来当营房，如果没有这种机遇，便只好自己立帐篷当营房了。　　这一次，营部驻扎的房子，正是借用公社的办公房。这个公社叫“工农兵公社”。很明显，这个革命化的名字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片大改名的浪潮中产生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磨滩公社”。这也是当地老百姓所熟悉、所认可的名字。　　公社办公房是一幢南北走向的单层的大瓦房。大瓦房中间沿屋脊方向是一堵砖墙，把房子分成互不相通的东西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隔成许多小房子。我们营部借了西边这一排。从南端数起，第一间房子是炊事班，第二间是膳司、管理员，第三间是技术组，第四间是营领导，第五间是会议室，第六间是电话总机房，第七间是通信班，除第五间会议室外，每一间都像技术组一样，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接着一间是公社的修理车间，从窗口看，里面有一台小机床，还有乱七八糟堆放在地上的广播喇叭器材。最后一间是公社广播室。广播员是一个长得很胖的女子，两条细长的辫子垂到了上衣的下摆。端正、丰满的脸庞表明她仍非常年轻。据说她已经结婚好几年，丈夫也是铁道兵。正因为同是铁道兵，许多人便把她当成一个远房亲戚，经常跟她开玩笑。如当着她的面，用冒名的四川腔学着她的广播：“现在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现在的时间是六点三十分，工农兵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那时候兴把‘广播’称‘战斗’）。”她觉得不好意思，说：“那普通话该怎么说呀？你们教个标准的么。”　　东边的那一排房子，我们营部也借了两间，作为卫生所，其它的房子还归公社所有。当时，这个公社才成立“革命委员会”，墙壁上还留有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我不明白当时在公社办公的人怎么会那么少。他们的房子被我们占用了一半，也还是能照样工作，也没见得怎么拥挤。　　公社的工作人员，我现在都记不清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也不多。因为我不是办“外交”的，任何与他们打交道的事都用不着我参加。加上我这个人不善于交际，不喜欢与陌生人说话，就使这些人极其容易地从我的脑海里悄悄地溜掉。　　我们这排房子的前方约七八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一米多高的土坯围墙，使大瓦房和围墙之间形成了一条窄小的天井。天井中段紧贴着围墙的地方，有两间低矮、简陋的厨房，一间是我们营部的，一间是公社的。与四川见缝插针种庄稼的特点相呼应，在这个小天井里也划出一块地种上辣椒和向日葵。此外，我们又在剩下的空间里栽上几根木柱子，拉上铁丝，晾上衣服。彻底地发挥了这个小天井每寸土地的潜能。　　
　　围墙的外面却是一个活跃的世界！它是一所中学，是一所寄宿学校，叫“重庆市实验中学”。中学的大操场就挨着我们的围墙。操场的另一侧是一道两米多高的砌筑整齐的挡土墙。挡土墙上边是一幢四层的教学大楼。这座由简单的几何线条构成的混凝土建筑物，孤零零地突出在一片灰色的平房和绿色的庄稼之上，很是显目，在很远的地方便能看到它。大楼正面的最高处，贴上特大的标语“亚夏解放军”（“亚夏”就是当时流行的新疆话“好”的意思），这标语贴得恰到好处，只要我们这些解放军一抬头，便映入眼帘。大楼的侧面，从上到下贴了八个大字：“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那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根据上面的指示，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即：虽然学生每天依然上学校，但再不上课。校长和老师都靠边站，学生自己管自己。　　据说，当初这个学校也有两个互相对立的“红卫兵造反派”，只是其中有一派觉得力量太小，怕受打压，干脆不到学校来了。由是，由于失去了派性斗争的对立面。也就少了许多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或誓师大会了。我们看到的这些学生是安娴的、和平的。似乎女学生也比男学生多，这大概是由于不少男生们白天待不住，到外面找地方造反去了。剩下的男生一天到晚都在篮球场上打球。女生们则三五成群，在树荫底下看小说，织毛线，摆龙门阵（聊天）。我还发现她们特喜欢散着长头发，似乎这是由于她们才洗了头，想晾干那发亮的黑头发的缘由。其实，也有许多人即使头发晾干了，也不乐意扎成两条小辫子。扎两条小辫子本来是女“红卫兵”的标准发型，这可以从当时充斥街市的宣传画得以证实。对于这种现象，只能这样解释：她们是把这种披散的头发当作最新式的、“超社会”的发型。而她们这样打扮，似乎是为了表明她们不只是学生，不只是“革命小将”，而更主要的，已经是妙龄女郎了。　　由于不必上课，教室对他们来说变成多余的东西。于是，我们便向他们借了这一教学楼的第一、二两层，住上一个连队——十八连——，而他们的男学生便集中住在三楼，女学生们则住在四楼。　　看着这些不受纪律约束的年轻人，我的心里总是觉得非常亲切。这种友好的感情连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奇怪，难道是我还以为自己与他们一样都是中学生吗？不，不是的，我完全明白我现在已经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然而，恰恰是这些学生，他们勾起我对往昔生活的甜蜜的回忆。我觉得，我也曾经有过他们现在这样天真浪漫的时代，无忧无虑，自由散漫。　　公社的那一排房子的前面，是一条公路。公路的另一侧，是一条盈满的小河。这条小河十几二十米宽。可能由于太小了，即使在详细的成渝地区地图上，也仅是用一条浅绿色的细线来表示，连个名称都没有。在这里，老百姓称它为“磨滩河”。　　“磨滩河”十分美丽、秀气。碧绿的河水静悄悄地漫没着岸边像地毯似的绿草，好像是凑着耳朵轻声细语地诉说着什么心里话似的。河流两岸，挨着水边，排列着一簇簇茂盛的竹子。每一丛竹子有几十枝，枝枝相贴，拥成一团，色调柔和地点缀着这幽静的河流。这些竹子阻挡着人们的视野，使过路人只能看到两个竹丛中间的一小段盈满而悠悠的流水。如果你有机会站在某一跨越小河的小桥上观看河流的话，那么，两岸的竹丛又成两行美丽的屏障，像是保护着这泛着轻微波纹的河水悠悠向前。　　
　　小河在公社北边不远处突然拐了九十度的大湾，折向东边流去。拐弯后，河面随即展开，形成一个开阔的五六十米宽的大河湾。两侧的河床刚好又是缓缓的砂地，由浅入深，成为一个天然的游泳场。河流再往前不远，大约二百米，便是一个低矮的、简陋的石坝，河水翻过坝顶，飞下约二三十米深的悬崖，形成一个惊险的瀑布。　　这是一幅非常动人的景色，当悠悠的河水开始从空中飞下的时候，还保存着它温柔的性格，它既不呼叫，也不翻腾，而是从容不迫地在笔直的悬岩上布下一张晶莹的、宽达二十多米的水帘，似乎有意在这里表示它的彩绸一样的连续性。悬崖半腰偶而溅起的水花就像缀在水帘上的图案。可是，悬崖太高了，流水不得不马上表现出它的飞泻的激情，好像它很快便控制不住了，咆哮着，疯狂地、不顾一切地扑向那神秘的深渊。在那里，它激起半天高的水花，这些乳白色的水花立即形成一片饱满的、白茫茫的浓雾，这些浓雾不停地翻滚者。它笼罩着深遂的河谷，严密地遮住了悬崖坡脚处的神秘面孔。人们只见瀑布从天而泻飞入茫茫的浓雾之中，被浓雾吞没了，融化了，只剩下透过浓雾逸出的低沉而雄浑的、使人觉得力量无穷的轰响。　　浓雾的下方是一个天池似的湖泊。它在周围布满绿色林木的陡峭的山岭的衬托之下，更显出无比优美。清彻的湖水从浓雾底下流逸出来以后，便平滑如镜，纹波不起。恰与飞泻的瀑布形成了鲜明地对比。人们从瀑布走到这里。紧张的情绪会蓦然舒张，顿时觉得心旷神怡。　　湖泊的出口处有一条细长而窄小的小石板桥，它低低地掠过水面。用角钢焊成的简陋的扶手栏杆，在水里映出轻轻晃动的倒影。　　过了小桥，有一条修得很工整的石阶路把人们引进一个茂盛的树林子。林子里有好多整齐的红砖房子，缕缕炊烟轻轻地透过树叶升逸而去。这是水电站的家属宿舍，水电站就在瀑布边上的陡峭的山坡上。　　这个村子也是很美丽的，这不仅是由于这宁静的环境，也不仅是几乎遮住了天空的树木，而更主要的，是它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有名的诗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上下工地都得经过这个地方。有一次，营长说：“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到空房子？我说营部设在这里也不错，离工地也不算远。”　　管理员说：“房子倒是有，可是行吗？连一条公路都没有，拉煤、拉米、拉材料怎么办？”　　“说的也是，”营长说，“专门修一条公路到这里也太费工了。”　　如果沿着公社面前的磨滩河逆水流方向向南走去，大约两三里路的地方，小河上便有一座修建得很美丽的铁索吊桥。吊桥的对面，是国家的一个机械部的第三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以一个小山岗为背景，依着山坡盖了许多现代化的大楼和设施。层层叠叠，互相掩映，很是气派。院里大树参天。美丽的林荫道、碧绿的葡萄园、整齐的石阶，硕大的广场，与周围的乡村景象形成极大的反差，仿佛是某个大城市的飞地。　　我经常与这个设计院的知识分子相遇，因为他们晚饭后，总是三五成群、或男女相伴，沿着河边的公路散步。我也喜欢晚上遛达，以消磨掉白天中的这最后一个时刻。我很容易地依据衣着和举止把他们从来往的村民中分辨出来。我想，事情是很奇怪的，尽管我知道他们，可他们却不可能知道我，不可能知道这个穿着补丁军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铁道兵也是一个“老九”。　　那时候正值夏天，每天傍晚，这个设计院的许多年轻人沿着小河彼岸的小路来到公社底下的河湾游泳。大自然是慷慨的，给他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场所：清澈的流水，松软的沙滩。路途又不远，好像是专为他们设立的游泳场。他们的到来，也使这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洋气起来。这些穿着颜色鲜艳的游泳服装的男女健儿，在水里欢跃、嬉戏。这时候，这里再也不是乡下的、偏僻的河湾，而是风景秀丽的水上乐园，是一个只缺冰淇淋小摊的水上俱乐部。　　
施工开始了　　　　过了些日子，部队便停止整天学习，开始施工了。　　工地顿时翻腾起来，到处响着震耳欲聋的风枪凿击岩石的声音。年轻战士紧张地忙碌着，搬石头的，推车子的，你追我赶，好不热闹。　　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晒在人们的脸上，个个泛起又红又亮的光泽。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穿着崭新军服的稚气十足的新战士，就像一批刚跨进门槛的新学徒。他们开始体验当铁道兵的滋味。　　我们技术组的工作也忙碌起来。说实在的，那时，这条便道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设计资料，只是确定了它的大致方向。因为线路太长，人手太少，根本做不到按常规走路，即先把全部线路设计完毕，绘出图纸，再安排施工。我们只能分段设计，分段交付施工。而这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时尚口号：“一边设计，一边施工”。　　慢慢地，我开始感到便道这东西，并不复杂。原先的神秘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为不管地形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苛刻，翻来覆去不外乎这一套：先在工地上做外业：确定线路中心线，在中心线上每十几二十米打一个小木桩子，对每个木桩子作水准测量和横向地形记录。然后回家做内业：绘制纵向图，设计坡度，计算每个木桩子处的填挖高度，再绘制每个木桩子处的地貌图，设计路基横断面，最后计算每个横断面处的土石方数量。如此而已，简单极了！　　不过，我还是成了大忙人。每天一个工点接一个工点地巡视，给施工人员交代桩子，告诉填挖尺寸，量宽度，指点炮位，处理危石。甚至连排水沟也三番五次地讲清楚，总担心他们掉以轻心地忘掉了什么。　　我是个新手，尚不知道哪些工作我们可以放手不管。我只觉得，似乎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需要我指点一下。我曾暗地里设想过，假如我今天不来，这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许，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是会被人耻笑的。可是，我还是放不下心，不厌其烦地往工地跑，力求不出任何差错。我想，现在可不是在学校，在学校做错了考题最多不及格，不及格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卷子撕掉再补考就算完事。可是现在是工作，是要负责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这样，每天早上“天天读”以后，我便戴上一个由五大块拼成的四川草帽，出发了。我经过瀑布，走过小桥，再沿着河谷的石板路往前走。太阳刚刚越过东边的高山，淡淡的雾霭依然撒布在山脚的田野上。从高处看，好像一座座山岗都被这些雾霭托浮起来，悬在空中。路旁的竹林子湿润地张开它的一片片嫩叶，一棵棵孤立的柏树依稀地站在远处的山坡上。杂草上的露水很快打湿了我的鞋子，打湿了我的裤脚。可是我不理会这些，只顾一步步往前走……。　　有时候，我也想，有的人上班，是从这幢大楼走向那幢大楼；有的人上班，要跋涉好几趟公共汽车。可是我上班，却天天步行在山间的小径上。在这里，完全是货真价实的“羊肠小道”：左拐右拐，上坡下坡。若对面来个挑挑的，还得侧身站在路旁让路。我的工作是修路，修公路，修铁路，都是为了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能运转奔驰，可是我却天天像乡下的货郎一样赶着路。　　我上工地往往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根据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有一个或几个测量班的战士伴随着我，领着这些活跃的年轻人一起干活，是很有趣的。　　
　　有一次，我领着三个测量班的战士迎着晨曦的太阳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来到一个工点，准备在那里打一段便道中心线。我们先放下工具，坐在石头上歇一会，副班长曾东明立即掏出他的烟叶，低着头卷了起来。这是一个一九六五年入伍的四川兵，中等身材，脸上的颧骨高高突起。他的烟瘾大极了，熏得牙齿都发黑了。他点上了烟叶，吸了一口，说；　　“李技术员，你吃不吃梨子？这山顶上是个生产队的果园，梨子多得很。”　　“随便，” 我说，“不过你怎么知道？” 　　“真的没哄你，我昨天偷空上去看了。吃不吃吗？”　　“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只有五角钱。”我答道。　　“五角钱就够了，我这就去。”　　说着，他跳了起来，把工作挎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地上。然后，顺手拔起一根测量用的花杆，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说：“他们喂有一条狼狗，很凶。我得带着这家伙。”　　不一会，他果真拎着满满一挎包梨子从山上跑下来了。　　我说：“你怎么搞的？班长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五角钱买那么多梨子？”　　“一分钱没给，反正钱不够。”副班长答道，“我说了，明天再还给他们钱。这些人好说得很，都说行。就是嘛，如果连解放军都信不过，那还信谁？”　　他又说：“胡技术员也在上面，正跟他们队长商讨地亩青苗赔偿费。”　　大家都坐在树荫底下吃起梨子来了。我觉得那梨子一点也不好吃，又硬又涩，与其说是梨子，倒不如说是野果。然而，曾东明却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边啃一边不断地点头：“不错，不错，真新鲜。街上还不见有卖的。”　　这话倒是真的，当时街上确实没见卖梨子的。其实，不光是梨子，别的水果也很罕见。　　把梨子吃得差不多以后，他蓦地站了起来，对其他两个测量兵吆喝道：“快起来！开始干活！”　　营里的测量班是直接归技术组管的。那时，由于新兵还没到齐，且有几个人被调去参加铁道设计院的复测工作，在营里的测量兵只有三个人：即除曾东明以外，还有福建兵卓同务和河南兵毛学山。就是说，我们当技术员的，也有几个兵，还不至于是“光杆司令”。这些兵，我们平时叫他们为“测工”。我们的工作离不开测工，就像医院里不能全是医生而没有护士一样。一个熟练的、责任心强的测量兵对技术员来说，是一个得力的助手。　　可是，由于时间耽误得太多，加上当天的便道中心线作业比较复杂，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不了。我只好决定下班回营，明天再继续干。曾东明说：“那就走吧。”然后又对其他两个测量兵讲：“明天上班动作快一点，别拖拖拉拉。这些活我们不干，有谁替我们干呢？”当班长的就是这样，对他手下的兵总是要摆点架子的。　　路上，他突然对我说：　　“你还吃不吃梨子，以后身上多带点钱，我负责跑腿就是了。”　　铁路工程的复测工作也开始陆续进行，每天要消耗大量的木桩子。有一天，副班长曾东明找赵技术员说，找不到木头做木桩子了。　　复测工作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铁道中心线上的关键点，如直线点、曲线点、变坡点、桥台点、涵管点、隧道进出口点等等，都得用经纬仪严格定位，其允许误差也就是几毫米。这些控制点就是打在木桩子上的小钉子。一个控制点就需要一个木桩子。此外，还有里程桩、各工点具体项目的定位桩，各控制桩的护桩等等，也需要一个个的木桩子。因此，木桩子的需求量很大。　　最合适的木桩子是五厘米见方的木条子。长度30厘米左右，一头削尖，以便于打进地里。制作木桩子是测量兵的事，多是从工地上检些废弃了的五厘米厚的木模板来做。可是由于当时主要是土石方施工，还未大量使用木模板，故制作木桩子的材料便成了问题。　　赵技术员问：“材料库门口堆放着的五分板是干啥用的？”　　“听说是留给卫生所做木箱子用的。”曾东明回答道。　　赵技术员一听，便冒了火：“他们卫生所天天做木箱子，还没做够？还要做多少？你就把它扛来，就用它做木桩子！”　　
　　当时，营部从连队抽调了好几个木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给卫生所做木箱子。营部的小天井几乎成了翻腾的木器加工车间。这显然是营长批准了的。做木箱子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搞得太轰轰烈烈了，仿佛是任何人都奈何不得似的，就难免有人心里不平衡，背地里议论纷纷。　　曾东明听赵技术员这么一说，立刻壮大了胆子，马上招呼其他两个测量兵，扛来几块大板子，连气也不歇一会，便哗啦啦地锯了起来。　　当时在场的卫生所一位姓史的助理医生急坏了，马上跑到营长那里告状。营长一看，果然把几块五厘米厚的大板子锯得不亦乐乎，便气冲冲地责问曾东明是谁叫他干的。　　曾东明说：“赵技术员叫锯的，我们复测没木桩子了。”　　“没木桩子也不能这样乱来，你把赵技术员给我叫来，简直乱弹琴！”　　不一会，赵技术员来了。营长生气地问：　　“你做木桩子，怎么能这样把好板子给锯了？”　　“没木桩子了么，你说我们复测还搞不搞吗？”　　“你没木桩子也不能这样乱来，要用板子也得事先说一声。”　　“营长，你的意思是说做木桩子也得请示？那么我得每天来向你请示做木桩子了？”　　没想到对话一开始便顶牛了。营长更为生气：　　“木桩子是要解决的！但是用这么好的板子砍成木桩子，你说对不对？我们每天用那么多的木桩子，难道你就不能想个别的什么点子？用些竹片片当桩子也是可以的么！”　　用竹片片代替木桩子是绝对不行的，这是因为用经纬仪精确对点时，该点很难刚好落在竹片片上，如果落不到竹片片上，则没法打上钉子，没有钉子，这个点怎么确定？我想营长应该知道这一常识，就是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出这一句外行话来。　　这下子可让赵技术员抓到“把柄”了，只见他瞪着大眼睛看着营长，慢条斯里地说：　　“用竹片片代替木桩子？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营长你真会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个褒义词。那时提倡“政治第一、思想第一”，而“发明创造”，是谁都想避之而犹恐不及。因为一提“发明创造”，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些不热心搞革命，埋头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干的事。营长是“根正苗红”的老革命，文化程度才小学毕业，今天竟莫名其妙地与风马牛不相及的“白专”扯到一起。顿时把在场的几个通讯兵惹笑了。但他们又不敢在营长面前放声笑出来，只好捂住嘴巴在一旁缩成一团，这可把营长弄得下不了台。　　事情很明显，赵技术员叫用好木板砍成木桩子，不外乎是发泄对卫生所的“受宠”的反感，营部给卫生所做木箱子，怎么不给技术组也做几个？但他竟敢公开顶撞上级领导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看来营长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争辩道：　　“你说不能用就不能用嘛，怎么说我是发明创造！我发明什么啦？我创造什么啦？”　　营长生气地争辩，显然是为了表明他与“发明创造”是划清界线的。　　末了，营长还是先软了下来。说：“这些木板子是准备给卫生所的，人家卫生所的确不行了，这么多的药品，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做木箱子也是团里同意了的。算了，你赶快告诉曾东明，不要再锯了，已经锯了就算了！我再叫材料员到十八连拉一些细圆木杆来，他们那里还有很多，都是些废料，拿来砍成桩子总可以了吧。”　　这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　　
技术组里的故事　　　　铁道兵的营部技术组本来设有一个组长。听说按编制，这个组长应由工程师担任。可是我们营没有工程师（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没有，毕竟还是有一个，他姓王，但很早便调到外单位“助勤”去了），几年来，这个空缺的位子便临时由一位姓彭的技术员担当着。但在部队离开大兴安岭之前，他离开营部，被调到团里从事移交工程资料的事情。部队到重庆后，他又生了大病住进医院。所以，实际上，从那时以来，营里的技术工作便由赵技术员代为负责。　　赵技术员是一九六三年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他热爱自己的工作，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白天尽在工地跑，回到营部，不是埋头翻阅图纸、资料，就是做工程笔记。全然不在乎自己被归为“臭老九”行列。提起大学生，有的人便会马上联想起一张白嫩的小脸和一副黑边眼镜。可是，我提到的这位不打折扣的大学生，却全然不是这样。他没有眼镜，脸上是风吹日晒留下的粗糙的皮肤和又粗又硬的胡子。因为他又高又黑，声音又大，人们就给他一个绰号，叫他为“赵大大”。“赵大大”是当时全国城乡反复上演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人物，就是那位“黑不溜秋”、不为女色所动的憨厚“大兵”。赵技术员听到这个绰号，一点也不生气，而是哈哈大笑：“赵大大就赵大大，赵大大才不容易犯错误！”　　他每天很早便起床，然后到测量班的屋里，大声喊道：“你们还在睡？人家早操都快结束了。”有时，他还会拿起一把扫帚，弯着腰就在他们屋里扫了起来。碰到这钟情况，这些战士便会迅速地跳将起来，夺走他手里的工具。说：“这像话吗？你给我们扫地？让营长知道了，我们测量班又该成了反面典型了。”　　在我们的技术组房间里，他的床铺是一张有花被子、花枕头、花床单的床铺。这对我这个看惯了清一色的军用床铺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但是令人可惜的是，他的床铺总是乱糟糟的。床单皱巴巴的，床上凹凸不平，变了形的枕头也总和枕巾分了家。这倒不能责怪他没有整理，他还是整理了，而且每次都要使劲地拉拉床单，对床上鼓起来的地方还会用手恨恨地拍几下。可是过了不久，又全都变了样。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说：“我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这床铺老是整不好。”　　我慢慢地得出结论，这个人不善于收拾东西。对自己的床铺如此，对屋里的大桌子也是这样。每次他整理桌子时，不是把书本、笔记和图纸，根据大小和使用频率分门别类地归纳放置，而是像顽皮的小孩子玩积木一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劲地往上垒。结果大本子夹着小本子，图纸夹着笔记本，全无章法。等一会要用了，又全部推倒，乱翻乱找。我总觉得不妥，我想，要么就不整，要么就整好一点。因此，我整理的时候，我便按照我自己的想法，仔细地、一件一件地安排清理。可是他却对我的认真和忙碌不以为然，认为我做得太过分了，每次都对我说：“算了，再对付几天吧，我已经给木工画了图了，叫他们给做一个书架。有了书架，就不会这么乱了。”　　
　　果然不久，他真的扛了一个书架回来。我一看，天哪，这也叫书架吗？这真的是他设计的吗？他扛来的东西与我想象中的书架反差太大了：我看到的是一个用四块板子做成的“口”字形的框框，这个框框的边长大概就是五、六十厘米，框子里纵横又各有两块板子，就像炊事班做豆腐块的木格框子一样，只不过方格子比炊事班的大。上下两块板子的榫头还露出一小段在外边，初看起来，还以为这木匠蹩脚到了极点，竟忘了把这东西锯掉。但当我仔细观察时，才明白这露出来的榫头是故意留的，它上面还钻了一个眼，并安上一个竹子插销。　　没想到赵技术员竟对这个结构非常满意，说：“这种书架的结构适合我们铁道兵的特点，搬家时，把插销一拔，就拆成几块木板了，多方便！”　　说实在的，我也盼望着一个书架。有了书架，这些乱七八糟的书本总有个归宿的地方。可是，没想到他竟然扛了一个像做豆腐的框子来，还发表了一通高论。好一个宝贝东西！素不知这玩意摆在屋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技术组败落到了极点，竟然得到炊事班要了一个做豆腐块的木格框子来搁置书本和资料。　　我没有理会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一旁看着他忙。只见他用手把窗口边的书本和图纸推到一边，腾出一个位置，然后放上这一木格框子，自言自语地说：　　“行了！”　　接着，他把桌子上的书本往上搁，这时，他发现格子的高度不够，只能放上《新华字典》或《曲线表手册》之类的小本子。而桌子上数量最多的书本和资料都搁不上。他本来的一股热情就因为我的不捧场而冷落下来，又碰到这一挫折，更感到没趣，只好搭讪着说：　　“这些木工怎么搞的，我说的是净空，他们连板子的厚度也加到里面去了。算了算了，把书本平着放吧，平着放还是可以的。铁道兵嘛，反正就那么回事！”　　如果说，赵技术员虽然很不讲究，但毕竟还是动手收拾的话，那么，同一房间里的胡技术员却有点窝囊。　　胡技术员的名字叫胡章泉，河南人。他的被子是从来不叠的。他没有枕头，而是用一件工作棉衣来代替。这“枕头”可能是很长时间没洗了，脏得发亮，人凑到跟前简直可以照出自己的模样来。他不铺床单，而用一张破旧的席子来代替。可能是这张苇草编成的席子太滑溜了，它总是呈菱形状态，而且总有一个席子角有气无力地垂了下来。他的蚊帐帐顶是他储放东西的地方。衣服，草帽，本子，报纸等都往上面扔，压得蚊帐帐顶紧张地垂下一个折线形的大肚子。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床底下，像一个收集破烂的地窖似的，塞满许许多多的鞋子、袜子、提包、篮子、破旧的衣服，以及那些莫名其妙、可能连他自己也记不清的东西。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真君子”，从不拘泥于这些小节，他不过问周围的一切，屋里整齐也好，脏乱也好，甚至连增加一个“书架”这种很显眼的变化也好，他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好像这些环境的任何新与旧、静止与变化，都丝毫不能作用他的感官似的。譬如说，屋里的椅子不见了，他绝对不会出去找一下，而宁愿连续几个小时站着干他的活，就好像心里头还没有椅子这个概念似的。　　
　　他是我们这里最忙的人。白天，他很少在家，整天价地在外面跑。我也搞不清他的工作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那么烦，天天处理不完，连个歇气的时间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每天上午的“天天读”本是被规定为“雷打不动”的制度，可是他总是不读就走，并且天天重复这样的话为自己辩护：“我若去晚了，这些生产队长们就下地去了，我去找谁呢？这不能叫冲击政治嘛。是没有办法的嘛——回来补读！”　　话是这么说，但谁也知道那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每次回来，都是很晚的了，补什么？饭碗一撂，他又不见了。我真感到奇怪，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哪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的？等到夜深人静，快要熄灯睡觉时，他才静悄悄地出现在屋里。蹑手蹑脚地坐到桌子边上，又是抄报表，又是打算盘，继续忙了起来。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他还接着写信，一写起来更是忘了时间。　　我这个人很不习惯开灯睡觉，每次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巴不得他快点结束。有时候赵技术员也被他弄得睡不了觉，催着他说：“章泉，明天弄吧，你的信怎么老写不完呢？”　　“嗯，你睡你的吧！别管闲事。”他每次总是这样回答。　　有一次，天已经完全黑了，他还没回来。开始时，大家还不在意，因为以往也有类似的情况：天黑了一会，他才回来的。可是，快熄灯了，依然还没见到他的影子。大家便着急了，以为出了事了。因为天天都在谈论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都在重复着“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这句话，每个人都养成了很高的警惕性，稍微有点事，便马上联想到阶级敌人是否在伺机报复。　　营长命令营里的三个测量兵马上出去寻找。人们心里都责怪这位胡技术员给找了麻烦，要是早点回来，岂不是省了好多事。现在往哪里寻找呢？沉闷的黑夜，凝固似的寂静，他会在什么地方？可是为了一个战友的安全，我们三位辛苦的年轻战士来回辗转，在漆黑的山间田野中跋涉了整整半个夜晚！　　可是没想到，他却突然回来了！　　原来他下班的时候，路上碰到一位老乡。据他所说，这位老乡是他在洛阳市读书时的一位老师的弟弟，现在农业技术研究所工作。农业技术研究所恰好就在磨滩南边约五六里地的地方。——老师的弟弟，我也弄不清是怎么认识的，而且这么深交！——这位老师的弟弟请他到家里吃晚饭，然后便送他回来。快到磨滩了，胡技术员觉得过意不去，又把这位“老师的弟弟”送回研究所。结果两个人便在这五六里地远的路上，送过来又送过去，送到最后，也弄不清该是谁送谁了。　　营长气坏了，大声地喊道：“什么老乡不老乡，你像话吗？你也不想一想，现在是什么形势，阶级斗争这么尖锐复杂，人们都到工地找你去了。你搞什么名堂哪？一个人到处乱跑，一点组织性、纪律性都没有。我看你呀，早晚要出问题！”　　可能是习惯了的原因，他一点也不在意，嘻皮笑脸地说：“营长你放心，出不了事的。其实，我早就想回来了——行了行了，我以后一定注意。”　　
　　写得有点多、　　顶一下
　　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爱打扑克牌。说实在的，除此以外，我还弄不清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或专长。每逢到了星期六，这位从来繁忙的人也不再繁忙了，而是很早便下班，守在屋里，好像一个长年飘泊的人突然找到了自己的家，再也不愿意走出家门一步似的。　　在那个时候，扑克、象棋一类的东西平时是严格禁止的，只是到了星期六晚上至星期天，才允许“换换脑筋”，即允许打扑克、走象棋。到了这一时刻，他平时克制着的欲望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他高举着手，激动地把纸牌从半空中猛摔下来，好像这些东西到了他的手里都变成一枚枚有足够恫吓力的重型炸弹。　　经常成为他的扑克伙伴的是赵技术员和测量班副班长曾东明，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曾东明歪着嘴巴叼着一个透明的烟嘴，烟子顺着他倾斜的脸庞袅袅上升；赵技术员则大喊大叫，不断地拿胡技术员开心：“你看他的手又发抖了，准是有肥猪纸牌，快拱呀，拱他个呱呱叫。”胡技术员却很少说话，只是一味地咬着牙，半天才出一张牌，可是这张牌却比谁都摔得响。　　有一次，他们正热火朝天地玩着，突然站在旁边看热闹的测量兵毛学山说话了：　　“对了，胡技术员，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你听不听？”　　可是他正忙于打牌，便爱理不理地说：　　“啥事吗？”　　“跟你有关的。”　　“啥事吗？”　　“你听着，说起来很奇怪。”　　毛学山竟固执地不顾场上热烈的气氛，讲起他的故事来了：“这几天我们上工地，在经过阳梁三队那里，总是碰到几个女娃儿在坡上干活。她们一见我们就喊：‘刘小芬，刘小芬，’其实这几个女娃儿也不小了，也可能大姑娘、小媳妇都有。开始几次我们都不在意，以为她们是在招呼谁呢。后来就觉得蹊跷了，怎么每次一见到我们就喊，我们一拐弯，或走远了，她们就不喊 了，光在后面哈哈大笑。”　　这几天我也经常上工地，我倒没注意这件事，可是曾东明却插嘴了：“对对，是有那么回事，准是大石坎过去的那个院子里的。真不像话，穷喊穷喊。连小孩子也气人，一见我们就喊：‘解放军，慢慢走，莫在路上打跟斗，打了跟斗崴了脚，崴了脚丫不好走。’妈的，也不知道是谁教他们的，真不懂规矩，解放军解放军直喊，连‘叔叔’两个字也给省了。”　　
　　“别打岔，”赵技术员打断了他的话，“小毛你说下去，几个女娃喊你们干啥？”　　“怎么喊我们呢？”毛学山纠正地说，“喊刘小芬！我便悄悄地拉住一个男的老乡——找女的不好意思嘛——我轻轻地问：‘老乡，那坡上的几个女娃儿在喊啥子？怎么一见我们就喊呢？’老乡说：‘那几个娃儿，你别管她们，干活不好好干，皮得很，她们跟刘小芬搞派性，在说她的坏话。’我便接着问：‘那怎么一见我们就喊呢？我们跟她们都不认识。’老乡说：‘这几个女娃儿的意思是说，你们有一个解放军，上刘小芬家里喝过水，被她们看到了。’我一听，这家伙，那还了得，便追问：‘老乡，你知道是哪一个解放军吗？’‘我也晓不得叫啥子名字。没得事，口渴了，喝点水，又有啥子？这几个娃儿，太皮了，不得行。’‘你见过那个解放军没有？是啥样子？’我抓住不放，一个劲地问。”　　故事引起大家的注意，赵技术员不时地转过头看着小毛，曾东明也显然放慢了打牌的速度。其它的人也把注意力集中在小毛身上。刚才热烈的气氛好像被泼上一盆冷水，急剧地冷却了。　　其实，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当时部队天天强调要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严禁与当地女青年带有感情色彩的来往接触，甚至连搭腔、对话都要尽量避免。连队把它作为一项非常严格的军人纪律来管理战士，简称“作风”问题。每天都在抓“作风”苗头：会上必讲“作风”，讨论必提“作风”。三申五令，反复强调：不能“胡思乱想”，不能“拉拉扯扯”，不能“眼不转，腿发软”，不能搞“不正当的军民关系”，等等等等。总之，都是在敲警钟。现在，没想到还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自一个人，跑到一个姑娘家里去喝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真叫人感到惊愕不已！　　小毛接着又说：“老乡想了一会，含含糊糊地说了：‘我听人家说，好像叫啥子胡技术的，对不对头呢，我也说不来。’　　“‘胡技术？’我说，‘我们解放军哪有叫胡技术的？是不是胡技术员？’　　“老乡说：‘我也不晓得你们解放军是乍个叫法，也可能就叫胡技术员。’”　　在小毛讲故事的时候，胡技术员一直不怎么在意，依然目不转睛地盯住他的牌，还不时催促他的伙伴们出牌。可是，当他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连忙跳将起来，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刺了一下似的。“你说啥？谁说我？你——”　　只见他变得非常激动，眼睛睁得鼓鼓的，刚才打牌的热情和心思倾刻之间烟消雾散了。原本绝密的牌子一瞬间变成了烂纸片，全部扔出去了。　　
　　赵技术员哈哈大笑，说：“行啊，你章泉‘两条小腿跑得欢’，成天一个人神出鬼没的，果然出‘成果’了，‘立杆见影’了，哈哈哈哈，终于逮到一个对象了！”　　“两条小腿跑得欢”是拱猪游戏中常用的形容肥猪的话，本来是“四条小腿跑得欢”。这里，赵技术员是把胡技术员戏弄成肥猪了。　　在场的人都笑了。　　那个时候，胡技术员还没结婚，甚至可能连“对象”也还没落实好，尽管他的额头和眼角已刻下明显的皱纹。但是已结婚的赵技术员却经常为此而拿他开心，今天遇上这一好机会，当然更是不会放弃了。　　胡技术员又气又急又羞又恼。牌子不打了，而紧紧地拉扯着毛学山的袖子不放：　　“你说是谁说的？谁说的？在哪里？”　　“你别着急，”小毛慢条斯理地回答，“听我把话说完，我对他说：‘不会是我们胡技术员吧？我们胡技术员你们还不认识吗？他经常跟你们队长算地亩青苗账。’老乡说：‘你们解放军来来往往真不少，我也分不清那个是那个，反正听这些女娃儿瞎吵吵，都说是姓胡的解放军。’”　　“不要紧的，”赵技术员也插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明天我去把这几个女娃儿叫来训一番，人家‘耍朋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跟你们‘耍’！”　　“耍朋友”是人们才学到的一个新词。在这个地方，老百姓说“耍朋友”，意思就是男女青年找对象、谈恋爱。赵技术员南腔北调地卖弄一番，更把在场的人笑得前俯后仰。　　“不行，不行，”胡技术员再也呆不住了，“我得跟营长讲清楚，老子不背这个黑锅，我得讲清楚去！妈的，叫我背黑锅了。”　　说着，他拨开众人气冲冲地出去了。　　我目送着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容易激动呢？天下姓胡的解放军有的是。按道理，他应当沉住气，任凭人家说去。怎么能像小孩子一样，说上两句就登登登跑了。况且，在场的人都不太相信说的是他，因为他平时一见到陌生的女人就避开，也不知道是他自己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不好意思？这怎么能说他会独自一个人跑到姑娘家里去喝水呢？　　扑克再也打不下去了，每个人都为这件事感到开心。　　“是真的吗？”赵技术员笑嘻嘻地问。　　“事情是真的，”小毛说，“我下午才打听清楚的。但这个人不是胡技术员，而是十四连炊事班专管跑腿买东西的‘膳司’小胡。小胡经常上生产队买菜，很多老乡都认识他，都叫他胡膳司胡膳司的，但难免也有人没弄清楚而喊成胡技术的，总之随便喊，彼此都不在乎。”　　“等他回来，我还逗他。”赵技术员兴高采烈地说。　　
　　　　六
节外生枝　　　　不久，从铁道兵第十七师调来一个姓邢的技术员到我们技术组工作。　　我们技术组的房子住不下，它早已经是饱和状态。正在为难的时候，我说，我上后面睡去，邢技术员就用我的床吧。当时我想，对这位新来的同事，我应该表示欢迎，自己无所谓，住哪里都一样。　　我说的“后面”，指的是公社礼堂。这个礼堂，我在前面还没提到过。它就坐落在公社那一排房子的东南角，是一幢独立的大瓦房，宽约七米，长度大概十六七米左右。公社的人都称它为“大屋”，它有一个侧门刚好对着我们营部的卫生所。“礼堂”这个名字是我们给它起的，这间大房子大概是以前公社用来开大会或演节目的，靠南端山墙处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用方块石砌筑起来的，台上填的全是泥土。舞台上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子，经常有学生来这里打球。舞台下是空荡荡的泥巴地面，连一张椅子都没有。礼堂共有三个门，但只有门框，没有门板。真像是一座被遗弃的大房子。礼堂里正对着舞台的另一端，有一个阁楼，倒有点像戏院里的楼座，只不过其楼板是水平的。阁楼进深约五米，可能是长期荒废，前面的木栏杆都没有了。我们向公社借了这个阁楼，然后用竹席子在前面临空的地方做成一堵墙，再换上一个牢固的木梯子。就这样，这个楼座便列入我们营部的营房范围。在里边，住有测工，统计员、材料员等几个战士。此外，还备有两个空铺，我便搬到这里住下。　　没想到这个楼座非常闷热。其实，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只不过以前来得少，体会不深罢了。当时正值盛夏，楼座离屋顶太近，在它的东西两侧，伸手便可摸到屋顶的瓦片。阁楼又没有天花板隔热，被晒得发烫的瓦片的热气直逼而下，势不可当。阁楼简直成了一个大蒸笼。那天，尽管我快速地收拾床铺，但还是被热气烘得汗流浃背。我心里想，这个地方，平时千万不要在里面呆着，只有等到天晚了，凉快了，才上来睡觉。　　可是第一天晚上，却碰上一件意外的事情。我正躺下的时候，实验中学便来了六个女学生，看样子是文艺宣传队的，在我们底下的空屋子里排练起节目来了。　　她们排练的是舞蹈。乐器倒没拿来，只是一边跳，一边唱。唱的歌曲是当时流行的《我们的解放军好》这首歌。六个姑娘，六个尖嗓子，虽然不是放声高唱，但由于夜深人静，显得特别清脆明亮。　　大家躺在床上，耐心地等着她们。心想不一会，或许她们就会结束。可是意外的是，这些人却越唱越响，越跳越欢。并且，每练一会，便叽叽喳喳地说一顿。像是在互相纠正动作，全然没有要停止的迹象。　　我捉摸着，她们可能不知道这里阁楼上还住有人，不然的话，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因为一般来说，排练节目，都是很保密的。她们之所以这么晚才到这里练习，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可是我回头一寻思，又觉得不对，她们本应该知道这个礼堂上面还有人住着。因为我们住在这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这些学生天天到处溜转，怎么会没看到呢？　　不管我们在想些什么，这六位活泼的姑娘却依然在欢快地唱着：“我们的解放军好，解放军好！”　　曾东明不耐烦了，嘟囔着说：“知道了，知道了。真谢谢你们。但现在解放军要休息了，你们快走吧！”　　可是睡在席子墙边上的毛学山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他趴在床上，小心翼翼地在席墙上捅了一个洞，兴趣盈然地往下看个不停。他听曾东明说了，便笑嘻嘻地回答他：　　“不错不错，躺在床上，便能看到节目，去哪里找这样的好事！”　　清脆的歌声，依然在这个大屋里迴响荡漾。我的心思却飞得很远。我想，这世上的事情真是有趣。人们生活在社会上，虽然情趣、爱好、环境、条件五花八门，但在考虑一些日常的生活问题上，总不会把睡觉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吧！天晚了，疲劳了，想休息了，便心安理得地往床上一躺，大凡就是这样吧！可是，人们的这个普普通通的不加思索的睡觉问题，对我们来说，却节外生枝，变得复杂起来：我们想睡了，却不能如愿！　　
　　逝水年华不可追，过客至此双泪垂。　　那个已经不可再来的年代，那个已经从序列中消失的兵种。　　现在也有一个和楼主当年性质一样的部队，四海为家。　　武警交通部队，不知道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虽然楼主讲述的是几十年前的记忆，可是小鱼读来却是就像身边的生活。　　向前辈致敬！！！
　　　　 二
北碚—动荡之秋　　　　　　一
初识北碚　　　　我到四营后才一个多月，即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又离开了营部，到设在北碚的第十七连“助勤”去了。　　“助勤”这个词，大概是部队里独有的。大凡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暂时借调到部队内部另外一个单位去工作，就叫做“助勤”。那时，第十七连驻在北碚，离营部较远，营部指挥不方便。我到十七连以后，便可以直接负责这个连队工程的技术工作——在当时，是修便道——用我们自己的俏皮话说，就是营部技术组驻第十七连的全权代表。　　北碚是重庆市的一个区。据说，也是重庆的风景区。其实，北碚并没有什么奇特的、稍为能吸引人的标志性建筑。人们说它美，主要是它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　　市区里有两条主要的大街，大约五、六里地长，互相平行，从南到北一直延伸到嘉陵江边。这两条大街虽说挨得很近，但中间却隔着一条狭长的小山岭，这小山岭倒是不高，却十分陡峭。北碚人在市中心处把小山岭挖出一个大缺口，才使这两条大街在中段通了气。　　北碚这个小山城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除了马路两旁有几幢三、四层的新楼房外，多数是二至三层的、风格各异的旧房子。由于这些房子大多傍山而建，因此，到处有挡土墙，到处有石阶路。树木、房子、挡土墙、石阶路，参差错落，相得益彰。市区里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自行车（因为是山城），更显得十分宁静和幽雅。　　但是，真正使北碚成为风景区的，还在于壮阔的嘉陵江。这条风格独特的嘉陵江，就在北碚城区北边。有趣的是，嘉陵江只在北碚城区地段，两岸还十分平坦开阔，但一出了北碚，嘉陵江两侧却都是雄浑、高峻、陡峭、翠绿的大山。嘉陵江水绕着或明或暗的礁石，夹着漩涡，冲刷着有棱有角的边岸，洄漩奔腾，滚滚向前。江中停靠着许多载货的木船，还不时有一队队纤夫赤脚踏着江滩上的沙石，艰辛地拉着长长的缆索，把木船逆流向上游拖去。　　这里的工厂很多，大部分是这些年来为“建设大三线”，从国家东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迁徙而来的大型企业。但这些大工厂却不在市里，而几乎都在城市的远郊。当我第一次乘车进入这个地方时，就觉得蹊跷：怎么在这一片无垠的重重迭迭的山岗里面，总会突然冒出几座高高的楼房？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迁徙而来的大工厂和他们的职工宿舍。这些静悄悄地深藏在群山之中的大工厂却仅仅用一道一米多高的砖砌围墙把它和周围农村的庄稼地分割开来。　　我“助勤”的第十七连虽说是在北碚，其实，离北碚市区还有三四里地远。从北碚尘土飞扬的长途汽车总站出发，沿着去重庆市沙坪坝的公路，到了一个大路堑跟前，再向南拐向另一条岔道，即一条废弃了的公路。这条公路的路面尽是散乱的碎石，路口上还有孤零零的一个小杂货店和一个收购站。再往前走，左边是一个陡峭的山坡，坡上有一个采石场，这采石场成天响着叮叮当当的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不远便是一道河流，这道河流追溯上去，就是磨滩公社的磨滩河，它照样还是那绿悠悠的流水，饱满而富有生气。似乎它到了哪里，总忘不了自己的风格似的。河上有一座两孔的石拱桥。过了桥，往右一拐，沿着山间新修的满是红色沙土的便道，不多远，就到了十七连。　　
　　我已经交代过，这个连队离北碚只有三四里地的路程——如果说直线距离的话，充其量也不过是两里多——却看不到北碚的楼房和街道，这是因为这个连队刚好坐落在一个小山坳里。　　连队的连部设在一幢只有两层的小楼房里。直到现在，我还弄不清这楼房的主人是谁，它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只知道这座其平面接近于正方形的旧建筑物。是在一个小山岗的坡脚处开山，挖出一块平地而修建起来的。这个小山岗除了这幢楼房和几棵小柏树外全是一片旱地，看不到第二间民居。环境是宁静的，但近乎孤独和单调，好像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楼房顶上盖的是与农村房子一模一样的灰色瓦片。柱子是清水砖砌筑的，每根柱子都突出地裸露在墙壁之外，把墙壁分成一个个的四方框。墙壁是用竹子编成的竹板子做成的，竹板子两侧再抹上稻草泥巴，最后刷上石灰。按力学的观点来看，它是承受不了任何荷载的，不管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而且，既不能隔音，也不能隔热。它只不过是起了挡住视线的作用。当然，其优点就是取材方便，造价低廉。当时四川的村镇就有不少这样的墙体结构。　　小楼的二层楼板全部是木头的，因为是旧房子，如果脚步重一点，可以感觉到楼面在轻轻地跟着颤动。这些木楼板已经被磨得很厉害，有不少地方出现很长的缝隙。扫地时要十分小心，不然垃圾就可能从这些缝隙漏到楼下去。有趣的是，这座楼房既不设厕所，也没有楼梯。楼上的人如果要到楼下去，得先沿着只有五级的倾斜木梯子走出楼房，到了与楼房只有一沟之隔的山岗上，然后再沿着山坡沟边专门砌筑的石板路，便到了底层的门口。这种处理方法也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地形地物，一寸一分地发挥建筑面积的效能。　　小楼的楼下是该连队第三排的营房，楼上是连部。楼上东西两侧各有两个房间。东侧的两间分别住着连长和指导员；西侧的两个房间，有一间住着连部的通讯员、文书和统计员，另外一间住着我们营部的一个测量兵，他叫许登书。我到十七连后，也被安置在这里。楼上中间的大厅摆着一张大桌子，算是一个大会议室。　　小山岗顶上支着四个帐篷，住着该连队的第二排。从楼下出发，沿着小山岗坡脚的小路绕到山背后，便是第一排、炊事班和“三用堂”。这些铁道兵的营房都属于临时建筑，尤其是“三用堂”，临时到了极点，它只有几排木柱子和木板条加油毡纸做成的房顶，周围连一堵墙都没有，四面通风，就像是房子盖了一半便停工下马了似的。但别看它简陋，却兼有食堂、课堂和俱乐部三种功能，所以称之谓“三用堂”。　　没有当过铁道兵的人可能觉得奇怪，怎么一个连队还这么分散，山上、山下、山前、山后，到处都有兵，多不好管理。其实，山不大，从山前到山后，也只有四五百米。如果营房都盖在坡下，势必要占用许多良田。分开一点，占的都是坡上的旱地，更能体现出这个部队当时无时无刻挂在嘴上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我经常一个人上北碚市区逛大街。究其原因，第一，近，走路用不了半个小时；第二，我有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我不归谁管，上街不用请假；第三，我喜欢看热闹。　　
　　我上街总是空着双手，这倒不是我不想买东西，而是物资匮乏，东西奇缺。而且商店供应的东西，许多都标明“凭票供应”。如买一斤重庆出的“山城沱茶”，就需一张“工业票”。“工业票”是重庆市政府发给重庆市居民的。没有我们铁道兵的份。由于没有票，我也只能看着人家买。　　虽说商店里商品不多，但逛商店的人倒不少。有一次，我发现一个日用品商店门口人头攒动，便进去看热闹。我看到一个柜台挤满了人，还有许多人在排队。我问排队买什么东西。有人告诉我，排队买热水瓶。我一听，太好了，我早就想买一个热水瓶，就是一直买不到。热水瓶对我这个单身汉来说，是太需要了。我问要不要“工业票”，要的话，我又没戏了。他们说，不必，排队就行。　　我很高兴，心想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或许能买到我想要的东西了。就在末尾跟着排队。不一会，又陆陆续续有人排在我后面。　　柜台前还挤着一些人不愿意排队的，秩序十分混乱。只见几个售货员在大声吆喝，控制场面。　　这时，在右侧的另外一个柜台上，有一个售货员轻轻地对我打一个手势，叫我过去。　　我离开了队伍，独自一个人走了过去。这个柜台没有别的顾客。售货员可能怕别人注意，压低声音对我说：“钱。”　　我会意，也不说话，掏了一张五块钱的纸币塞给她。因为我看到顾客买到的热水瓶，外壳是竹子编的。这种热水瓶一个也就两块多钱。售货员也不说话，迅速把钱拿起，便若无其事地就走了。　　这个柜台又剩下我一个人。　　不一会，这个售货员又来了。只见她对着人群大声喊：“后面的排好队，不要乱了！”说完，又压低声言对我说：“还差一块二角钱。”　　我不说话，又静悄悄塞给她一块二角钱。只见她迅速把钱捏在手里，就转身，若无其事地走了。看这些动作，就像电影中地下工作者在传递情报似的。　　不一会，这个售货员又来了。这一次，她一手拿着一个塑料壳的热水瓶（新产品，难怪要六元二角钱）和一本大黑皮账本。然后大声说：　　“这是解放军同志以前预定好的热水瓶，”她指了指带来的大黑皮账本，意思是说，这账本上有记录。“现在把热水瓶还给他。”然后就把热水瓶递给我。　　我听她说的，心里有点惊奇：我才掏的钱，却说我是以前预定好的。　　我跟这个售货员素不相识，她用这种方式卖给我热水瓶，纯粹是出于对解放军的友好感情。 　　因为我穿着军装，大家也只能将信将疑。倒是我觉得不好意思，我得到的这一商品有点不怎么光明磊落。　　我转身往外走，刚跨出商店大门，后面便响起了几个售货员一起喊叫的声音：“现在是最后一个热水瓶，不用排队了，没货了，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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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兵许登书　　　　到十七连的第二天，我便上了工地。我离开营部时，赵技术员对我说：“北碚那一段的便道基本上都还没有设计好。但线路的大致走向倒是定下来了，你到那里以后问测量兵许登书就行了，我都已经对他交代过。你在第十七连的任务就是从北碚管到朱家湾。朱家湾那里有条河沟，便道到那里必须做一座桥。这座桥就由我们这边负责吧，你管到桥头就行了。其实桥位还没定下来，反正大致就在那里，你留一百多米的路基暂时不修，桥位定下来以后再顺过来。你那一段大概只有两座桥，你到那里一看就会明白的。此外，还有一段路比较麻烦，是过红卫五队时，刚好有一个大院子挡住去路。我们修便道，原则上是不拆民房。那么是从前面绕呢，还是从后面绕，我们当时还没定下来。你去以后，仔细考虑一下，看看是走哪条路线比较合适，你定下来就是了。那里的一切就全交给你了。许登书这个兵还是比较可以的，他已经去了两个多月，情况比较熟悉。不清楚的地方你问他就行了。”　　许登书这个人我在磨滩时已见过面，但没交往过。听其他测量兵讲，他与副班长曾东明是老乡，是同时入伍的。这个人很聪明，测量时吊垂球特别稳当，记木桩子特别牢，凭这两点，就深得赵技术员的赏识。赵技术员就不只一次地说过，“什么是好测量兵？会对点，会找桩，就是好测量兵！”　　我刚到四营的时候，就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部队刚到重庆时，有一次，胡技术员领着一个测量兵去做水准测量。按照一般的操作规程，是技术员支好三角架，调平好水准仪，此时，测量兵必须快步走到测量点，扶正塔尺。等技术员通过仪器读出一个数字，大声说一声“好”，测量兵又扛着塔尺快步走向下一个测量点。从扶正塔尺到一声“好”，大概就是几秒钟时间。所以有“技术员的嘴，测量兵的腿”这一俗语。刚好那天胡技术员用的是新调配来的仪器，加上太长时间没搞测量了，水准仪怎么也调不平。这可苦了测量兵，天气又热，太阳又大。塔尺扶了半天也没听到一声“好”， 这位测量兵等得着急了，干脆放下塔尺，跑到一棵大树底下躺下休息。等到胡技术员调平好仪器。抬头一看，却不见了测量兵。气得他直喊。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测量兵就是许登书。　　
　　那是一个湿润而清新的早晨，许登书领着我沿着一条陌生的小道往前走。这里跟磨滩地区不一样，没有河流，没有树林子，没有陡峭的山岭，视野开阔多了。一个小山岗接着一个小山岗，好像是造物者把这些山岗一个个均匀地布置在这辽阔的大地上。每个小山岗从上到下都种着庄稼，几乎看不到一寸空闲的荒地。这里的农舍比磨滩那里密集得多，山坳里、水田边，总有几座房子组成的院子。　　一路上，许登书不吭不响，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我们穿过一道又一道的石板路，从一条窄小的田坎跳到另一条窄小的田坎，一个院子过去了，又一个院子出现眼前。他只管在前面走，既不与我商量，也不考虑我需不需要在某个地方停一下。好像这些路是他一个人踏出来的，任何人都没有发言权似的。　　我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突然，前面响起了清脆的声音：　　“许技术员，现在好多钟了（四川话：几点钟了）？”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背背篓的姑娘，笑嘻嘻地与许登书打招呼。　　真没想到他的人缘还这么好，才来两个多个月，竟有老百姓认识他了，还称他为技术员。　　大概是由于我在场，他不好意思地答道：　　“开啥子玩笑些？你问我没得表（没有表）的干啥子嘛？”　　两个姑娘笑着就过去了。我们又闷着头往前走。　　我是不知不觉之中才发现已经跨入铁路地带。因为当时，许登书突然站住了，等我走到跟前，他才用脚尖指了指只露出地面一 点点的木桩子，说：“这是铁道设计院打的木桩子。”　　这个人好像很冷漠。是他的性格就是如此呢，还是他不喜欢我这个人？我一点也搞不清楚。但他的这种冷漠却使我感到很不舒服。看到他这种神态，我也不想表现出热情，只是站在那里环顾一下四周，熟悉一下环境。至于地面上的桩子，我连腰都不弯一下，好像我从来就不对它感兴趣似的。事实似乎也是这样。我目前关心的是便道，只要知道了铁路中心线的大致走向，那么便道的位置该选在什么地方就心里有谱了。　　我们就这样往前走。不时碰上一些木桩子，每次他都是这样简单地说了声：“这是铁道设计院打的木桩子。”好像是极不情愿地例行公事似的。不过我心里却佩服他：这个人记性果然不错，很多木桩 子，走到跟前，我都没发现，要不是他一指，我是完全可能让它们溜过去的。我想，记住这些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在这辽阔的、尽是庄稼的田野上，一个小小的只露出地面几厘米的木桩子，就像大海里一根针一样，要把它找出来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坡，只见有许多战士在施工。显然是第十七连的兵。我问：“在这里修便道？”　　“是的。” 许登书答道。　　这是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我停下来仔细环顾四周，心里想，线路方向还是对的，便道的确要从陡坡中间走。可是要知道，这里的便道全都没有设计好，他们怎么干呢？路面标高多少呢？纵向坡度多大呢？弯道的半径呢？干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呢？　　“怎么干法他们知道？”我问。　　“便道反正得从这里走。连长说了，先干着看吧，还早哩，够干一两个月的。”　　“打过中线没有？”　　“打啥中线呵？修完了就行了。”　　这话使我不禁心里一怔。这个连长也够厉害的了，没有测量、没有设计就干开了。　　我在磨滩就听说了，这个连长是“代理”连长。他是一九五九年的贵州兵，初中生。因为在新兵中文化程度较高，入伍后便安排为测量兵。他本人工作很努力，又是政治标兵，干了几年，便提升为干部，当了技术员。后来，领导上可能考虑到他这个技术员与科班出身的“老九”技术员不是同一个系列，又叫他当连长去。　　但是，既然把我派到这里来，我就要负起责任。我不认同这位连长的做法。我一定要把这个连队盲目施工的现象扭转过来！我每天上午便叫许登书跟我上工地，并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当天必须完成的任务。我说话非常明确和具体，从不模棱两可。我不认为我的话就是命令，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兵，虽然表情冷淡，还不至于敢不服从我的指使。　　我把在磨滩工地上的那一套已经熟悉了的作业方式搬到这里来。白天在工地测量，作外业，采集各种数据，回到宿舍后便立马计算和绘图。我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没过几天，我便把十七连管区边道的纵断面图和横断面图全都绘制出来。许登书可能从来没参与过设计便道的工作过程，当他看到我绘出来的一套图纸，从图纸中便可以看出工地上任一断面的填挖高度和施工范围，并可查找任一地段的工程土石方数量，他才慢慢地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比较厉害的，对我也变得热情多了。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连长。他对我说：“老李，有了你这套图纸和土石方数量表，我安排各排的施工就心中有数了。就不再打乱战了。”　　
　　dingqi
　　呵呵　作個記號，現在的中鐵幾局就是你們演變的吧？
　　我们沿着江边傍山的公路慢慢地走着，微风徐徐地吹拂，泛着小波的江水映着晚霞，像无数个银色的小镜子在闪动。这种大自然的恩赐本来可以使人们感到万分轻爽，可是今天却由于他的这句话使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我默默地、不大情愿地迈着步子。说实在的，我不想去打破这种沉默，只是想，从现在起，我和他属于“谈心”了，说话可得要小心一些。　　公路顺着山峰转了个弯，眼前是一个陡峭惊险的河岸，雄浑的江水在靠近岸边的乱石丛中汹涌冲撞，激起了无数的水花和漩涡，仿佛是这些石头才使江水蕴藏着的力量迸发出来似的。　　我的这位伙伴突然停了下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下面的景色。最后，他终于打破了这种令人难受的沉默，说：　　“我这个人就像这江水一样，它与石头别着，我却与我爹别着。”　　我微微一笑，不管他今天要说些什么，他的这一句比喻句却十分形象动人。我长时间习惯了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今天竟在一个普通战士的口中听到这么一句富有美感的话，倒觉得十分有趣。　　他是黑龙江人，来之松花江畔的一个小县城。头上留着短发，四四方方的脸庞有点黝黑，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朝气十足。他操着一口清脆明快的东北腔。说完这句话，便从裤兜里地掏出他的烟袋来。　　我显得轻松些了。毕竟他并不是要做我的思想工作，而似乎是有什么心事想对我说。　　“和你爹闹别扭啦？”我问。　　“真不知怎么说好，”他微微一笑，说，“说起来话可真长。”　　我们面对着奔腾的江水，席地坐在岸边的一块青石板上。只见他慢慢地点着烟，使劲地吸了一口，然后又抬头看了我一眼，说：“还是给你亮一亮吧！”　　“亮一亮”也是一个政治术语，当时提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斗私批修”，时不时要用到“亮一亮自己的灵魂”这句话。　　“我是三年前春天入伍的。几年了，这件事我一直压在我自己的心里头，我对谁也没讲过，也没去想它。可是现在，我快退伍了，它就时不时闯进我的脑袋。我知道这是‘私’字在作怪，就与它斗，一斗就好了。可是过了些时候，它又冒上来了，真气人！”　　关于“斗私”的这些话，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随便翻开哪一份报纸，都可以找到有关“斗私”的文章。所以我也不在意，而倒想听听下面他要说些什么。只见他接着说：　　“我家有好几口人，我有一个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