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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建国初期国情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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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中国经济现状》
中国经济现状
中国经济现状评论观点一几点评论是：1、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一、国土面积第三、矿产资源第三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3、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4、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不实；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换取政权稳定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1、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经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总数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与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纵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2、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据WB研究，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组数字说明，中国人仍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数字综合起来，可归结为三句话：1、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2、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3、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仅供叁考观点2如今，经济危机冲击着世界经济，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影响着中国。国内不少企业受其影响，一些大的企业资金发生困难，周转不灵。也有一些企业关门倒闭。职工失业。金融危机象股洪水猛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大量的产品卖不出去。人们的购买力严重下降。更多的企业将不堪重负，加入到关闭的行列。以至演变成产品倾倒到大海的悲剧。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造谣生事，现实将会一幕暮摆在人们面前。前一个时期，由于经济过热，一些人就错误的认为中国已进入到工业化国家，对辛辛苦苦吸引过来的企业不是关心而是粗暴打死。在“以人为本”的口号中，国家热衷于撒“糊椒面”一样的扶持全民经济，如国家在撤销农民农业税以后，又对全国十亿农民进行补贴，国家每年拿出万亿资金，而到农民手中也就是每人50块钱，够吃上两回肉，也没得到多少好听话，还不如用这些钱买十个航空母舰来保卫我们的南沙。这几年国家好像钱多的没法花了。就说农村的村村通工程。一些山区的几户人家，动不动国家就要投入数百万元去修路，值不值啊？什么种子补贴，农村医疗补贴等等，国家大笔的钱，都撒了糊椒面，而不是集中力量，集中资金去办国家的大事。正在我们的政府热衷于向普天下劳苦大众都降恩的时候，珠江三角洲大批企业外迁，就这也没有引起国家上层的重视。一些人只关心农民工的工资，而不去关心为他们发工资的老板。企业的死活好像不关政府的事。农民工没有领到工资可以在高楼上吸引新闻媒介，制造轰动效应，而企业的之间的三角债谁也不去理会，老板死了活该。一切都颠倒了。就连国家对企业的政策这几年也都是颠倒着整的。企业家们私下总结了三招促使企业抓紧倒闭；一是提高银行利率。一些商业银行利率高的惊人。贷款涨到一分多。搞企业挣的钱不够利息。二是降低出口退税。政策说变就变。三是为农民工缴失业保险金。农民本身有土地，有医疗保险，他们在企业流动性又非常大，而为农民工缴纳失业保险金，每人每年得数千元，无疑增加了企业成本。造成产品价格高涨，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再就是即将出台的最低工资。企业的生存就面临困难，企业倒闭了，什么都不会存在。国家近些年来对企业的政策是对是错，是正确的还是颠倒的，通过最近国家政策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在金融危机到来之时，国家降低利率，提高出口退税，叫停最低工资制就是一种表现。然而摧毁一个企业容易，重建一个企业要付出什么。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的。一户人家在过日子中还要积蓄财力用于买房，买车而平常要过清苦的日子。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如果一味的大手大脚，撒糊椒面，使国家有限的资金集中不到一起办大事，那也是在误国。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了工业，没有了财税。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能靠什么兴旺发达。这个国家还会有什么前途。我们只有象关注民生那样关心我们的企业，关注我们的工厂，给他们更多的扶持，更多的投入。象关心农民一样无微不至，这样我们的企业才能兴胜。国家才能兴旺发达。我发这样的帖子没有一点造谣生事的想法，有的只有自己对国家现状担忧的一腔热血，希望朋友们不要打棍子和扣帽子。我谈的只是个人看法。希望大家热情讨论。观点三网名对中国经济的问题质疑1、 为什么土地招拍挂要为参标企业量身定做设定条件？是否属于变相腐败和暗箱操作？2、 为什么土地招拍挂的收益不能给被征地农民按比例分红？农民为什么不能分享城市化成果？3、 为什么省部级干部选拔任用不能公开招考？4、 为什么这么多人坚决反对公职人员财产定期公示制度？5、 为什么金融实名制不适合中国国情？6、 为什么说执政党执政地位来自历史的选择即内战的胜利而不是定期举行的普选？7、 君权神授和一党执政的理由有什么区别？8、 为什么中国只要举行大选就会发生内战？9、 为什么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还是民智未开，普选不适合中国国情？10、 为什么国家政府要高度垄断土地矿产资源与民争利？11、 为什么石油、铁路、电信、航空、军工行业要实行高度垄断，这和历史上的官营工业、皇庄有什么区别？12、 为什么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不能享有经济适用房？13、 长期执政、终身作官、世袭罔替和封建时代贵族世袭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世界各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在发展权贵资本主义？14、 为什么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时，首先作出和解姿态的、表示要顾全大局的总是中国？15、 如果说弱国无外交，那芬兰打败苏联、埃塞俄比亚打败意大利、北美打败英国如何解释？16、 为什么当今世界70%的矿难都发生在中国？17、 为什么农民修建的水利设施和公路要被收归国有而不能实行股份制进18、 既然要努力使农民富裕起来，为什么不给农民的住宅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让他们拥有完全产权？19、 为什么地方政府一定要把农民的土地征用后再出让给开发商，而不是让开发商直接找农民买地？20、 为什么中原和西南地区多年连续干旱，却一直没有大规模修建水库？21、 为什么中国的大部分水库都是1958年大跃进时代修建的？22、 为什么中国3亿农民工都没有城市户口、职称证书和养老医疗保险？23、 浙江、广东的企业，为什么基本没有工龄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24、 民营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后，为什么首要的任务是要迫使工龄多的工人离开企业？25、 中国的大学为什么要选择官僚化路线，设立那么多的行政机构和行政级别？26、 中国的工业企业为什么废除了学徒制度、终身雇佣和持续培训？27、 中国建国60年了为什么造不出大飞机和航母，而苏联建国30年就可以？28、 中国企业为什么不能进行技术积累，只能进行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和装配生产？29、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著名的咨询机构和脑库？30、 开发商强制拆迁和大规模贿赂、权力寻租和历史上的豪强、恶霸地主有什么本质区别？31、 中国为什么不能把建设发达的法治国家作为国家发展目标？32、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选举是否存在贿选和程序不公正行为？能否进行调查？33、 为什么日本汽车企业惟独对中国消费者拒绝进行召回赔偿？34、 为什么地方政府的招待费和考察费用不能进行公示？35、 为什么中国一提自己的现代化成就就和印度比，不能和墨西哥、韩国、土耳其比？36、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普遍学历不高，而中国公务员的博士比例世界最高？37、 为什么制造业基础最雄厚的东北地区现在必须转型成为农业大省？38、 为什么发达省份居民吃了东北的大米和肉类，使用东北的汽油、汽车和轨道客车，但他们最喜欢讥笑和挖苦东北人？39、 安徽、河南、四川、河北几乎都是亿人大省，为什么不给他们设立副省级城市，发展他们的副中心城市？40、 东北平原是修建公路铁路最容易的地区，为什么建国以后铁路项目最少，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至今在全国垫底？41、 为什么开发商可以每个星期让房子涨价，农民就不能让大米和蔬菜每个星期涨价？42、 为什么销售房产，政府就不征收增值税和收入所得税？43、 为什么200平方米以上豪宅不对他们征收豪宅税？44、 为什么现在企业要搞项目、拿地、拿矿，都必须到政府搞关系，搞审批？45、 外电称中国40%的优质医疗资源被离休退休高干长期占据，能否进行46、 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社会财富，能否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47、 职工阶层月收入1500元以上就要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样的标准其实是贫困线标准，请问这如何能培养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内需和国内消费？48、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特区都必须集中在广东省，对外交往有极大优势的北方城市例如青岛、大连、烟台都不能设立经济特区？49、 为什么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自治区、市州、县三级层层都要少数民族做负责人并且人数比例都要占优势？50、 为什么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候，只查处受贿人，不惩处行贿犯罪嫌疑人？51）为什么全国人大《义务教育法》规定6周岁家长一定要送其上小学，教育部的实施细则改为年满6周岁才能小学报名，能否上学要经各地教育部门审批。6周岁儿童报名如未通过审核，为什么教育部门不承担责任？52）全国实行9年《义务教育法》,为什么全国各地还有众多私立小学、私立初中，特别是大城市？53）公安部门了解到，很多少年犯罪者都是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提前辍学的，主要是超生子女、农民外出打工子女，生活困难子女，为什么政府不引起重视，想方设法争取全国少年100%完成义务教育？54）国家每年GDP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为什么民生投入未能同步增长？55）政府投资项目拉动GDP高速增长，为什么各级官员对具体投资项目都很感兴趣？为什么没有严格的项目资金使用公开监督制度？（三）第一五年计划与 中国 工业 化道路的选择 问题 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 现代经济 史 研究 长期的热点。 工业化道路是一个 内容 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 发展 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 目前 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 政治 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 社会 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 影响 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着作和论文。 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 历史 探索较早的着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 分析 。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 （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着作中已经从 理论 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 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 企业 剩余的使用和在 农村 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 比较起来，金碚所着《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 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百年投资结构的历史中去分析研究。摆出一个现象：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洋务派的“机船矿路”主张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之间还有1944年******政府有关的部门先后在兰州和桂林组织过两次关于国家工业化的讨论，均强调了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地提上安邦治国的议事日程，甚至至今仍被称为“瓶颈”需要予以、关照？该文认为，向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倾斜投资，是一个缺乏长期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需要。 还有的着作对比苏联、日本等国家在工业化起步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后，并没有延长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史实，不同意那种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就必然积弊难返的看法，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把本国工业化溶合于国际经济运行中”。[14] 最近还有一种看法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和以它为依托的军事工业，即所谓“赶超”，按比较优势理论来讲，它形成一种效益、利益和效率的扭曲。某种意义上讲，近似一种博弈。对大国而言，其潜在目的或直接目的都是防止、准备或进行一场战争。因此，要以较长的时间尺度来把这类战争及其结局和深远后果进入经济学范畴的全面 计算 。根据常识，一场大战打平言和，双方能进行政治、领土、经济、人员伤亡、外交得失、社会道德影响（包括民族士气、人文精神）,,,,的估算；如果一方输了而另一方胜了，那估算就要复杂的多。败的一方除全部（投入资金、装备、人员资源、国际影响力、政府信用、社会凝聚力,,,,等）全部损失外，还要承受许多无形的痛苦结果,,,,如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长时间动荡，它类似无形资产的损失。这种大国之间的明暗较量绵延人类历史2000余年，是不能用纯经济的那种“模式”套用的。如果说它是一种“赶超”，那也算是搏赢了一大把吧。“比较优势”论者，是否应把这一大块放入参照系中呢。 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关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我国选择了以高速度、低效益为特征的过渡开发战略。鉴于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近年来有较多的文章将这种重速度的数量型经济的形成，笼统地归之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失误。但也有不同意见认为虽然我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些失误，但“当时选择高速度却是历史的必然”[16]。其理由为，A、从我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经济效益提高的潜力是有限度的，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直接受土地的 自然 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递减 规律 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以出口农副产品和其他各种初级产品为主，因此国际贸易条件极为不利； 科学 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 应用 广度和深度较低，也阻碍了各种物质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强化国内的工业基础。这就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以上新项目和追求发展速度为主。B、经济发展速度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追求高速度。因为实行高速度与实行高效益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高速度可以在科学技术水平不变或进步不大的情况下，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来实现。我国属于资源闲置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这就为追求高速度提供了现实条件。同时高速度还可带来高产出，可以迅速增大社会总产品的规模。这样，不仅可以迅速缓解由于人口多而造成的沉重的社会需求压力，而且还可以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 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见董辅礽：《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吴敏一等：《中国工业化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 科技 出版社1991年版；熊映梧等：《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曹尔玠等《新中国投资史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张象枢等的《中国农业巨变与战略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姜洪：《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李昌宇：《资源倾斜配置研究——中国产业结构转变过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剧锦文：《新中国工业化模式导入的经济史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6期等。目前看来，如何认识以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转移，正确进行资源配置，处理好各个产业之间的关系，将是中国现代化经济史和现实宏观经济决策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四）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探索历程 对于1956年开始的直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历程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个热点。 关于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何在？如何认识和评价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中的探索与失误？论着普遍正视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受 教育 程度平均水平偏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需要国有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实施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等等。但是对于这些问题阐述以及探索过程的历史叙述与评价，侧重点往往不尽相同。 譬如关于探索的起点，多数着作与论文将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调查研究作为系统探索的起点；有的着作则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探索由此开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历史经验 总结 小组编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我国系统总结经济体制改革历史经验出版较早的一部书，其认为：“大跃进时期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武力的《略论五十年代前期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则提出，年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当时在资源配置、社会稳定、工业布局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关于十年经济建设与十年“文革”，一部分着作强调体制探索的曲折；有的着作强调前十年建设的业绩，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一些着作侧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依主观意志变革生产关系，否定商品经济的教训；还有的文章将六十年代的调整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调整进行比较，藉以总结经验教训；不少学者对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开始的对一些经济体制问题的探索端倪，诸如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工业中试办的托拉斯，对手工业政策的放宽等作了探讨。[17] 对于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变动，包括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各种管理权限，简化税收、银行信贷及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强化单一的公有制结构等；由于当时政治动乱，改革受到严重干扰，在许多方面重复了“大跃进”时期已被证明是失败的教训，原有体制弊病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无政府和半无政府状态，使经济生活既乱又死，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因此，这一时期的体制变化被评价为“实质上只是一次盲目的‘折腾’”；而不是“探索”。（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102页） 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时18年，占了新中国历史的1/3以上，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导致中国经济体制史作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重要课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到目前为止，全面阐述中国近五十年经济体制变化历史的专着尚未问世，由高尚全主编，国家体改委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合编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的编写工作尚未完成。阐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论着颇多，但是从实证角度阐述的尚不多。较典型的如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从实证的角度论述农业联产计酬责任制的重要意义。目前大部分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着作与文章尚属理论阐述与长编式历史辑录。其内容包括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城乡不同区域、经济特区，不同所有制；以及不同行业、部门的改革情况；市场体系的建设；体制转换过程的经济运行的矛盾与体制转换特点；改革的效果；不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的比较研究等等。（参见；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高尚全：《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家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棣华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简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3年版；国家经贸委经济干部培训司编：《四大体制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是近年来国内外探索的热点之一。其原因如盛洪所提出的：“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及其不同后果，提醒我们认识到，市场化改革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要有过渡经济学”。这一理论需要建立在对过渡时期经济史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可以向上溯源到土地改革的历史。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特点是渐进、缓进还是统筹安排、重点突破？看法不尽相同。不少学者就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作了阐述；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成功不在于渐进，而在于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成功恰恰在于“渐进之外”，对于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有的学者运用西方制度经济学与功利主义 哲学 思想等理论提出：“中国的改革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约束条件下有着特定偏好的核心领导者的效用最大化过程。改革过程中社会利益的增进是以核心领导者能获得更多的效用或满足为前提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72页）。还有的学者则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于改革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改革方策主要破了三大难题：一是坚持把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优势同市场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二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二重性统一起来，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力扩大再生产服务。又一重性是合理配置生产关系（利益关系），为实现自己的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具二重性，所不同的是它为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服务。三是在改革过渡阶段采用双轨过渡体制，实行渐进的改革方针，而拒绝“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开始于邓小平在1979年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双轨过渡体制模式。实践证明了这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金桥”，也是在改革过程中实现经济高增长的“金桥”，又是全国人民通向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18]14届5中全会以后，对于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多种关系的变化、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历程，也有了多种着作与多篇论文。[19]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及其特点与根源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存在波动没有异议，然而对于是否存在周期？原因何在？则众说不一；关于经济波动有无周期和规律性？多数人认为，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周期性波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可以运用周期规律来分析和采取对策[20]；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虽然有波动，但这是特殊制度或环境造成的，是经济决策失误的结果，只能当作特例来研究，难以找到某种规律性。[21] 还有的学者从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对比中分析这个问题。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所研究过的那种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总是大起大落，难以找到某种规律性，必须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当作特例来研究，而无法把它纳入某种理论框架中。另一种认为，尽管从表现形式上看，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呈现着本身的特点，不宜于用西方学中有关增长与经济波动的模型来解释它，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历史上，却不难找到相类似的例证，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仍然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还有一种观点是：无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多么特殊，但经济增长总是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经济波动总是与要素投入的波动有关，而要素投入无非是指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等的投入，所以从要素投入变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仍能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同其它国家的相似之处；制度环境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要素投入变动依然有一定的规律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过分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特殊性，而应当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一般性。对于这三种观点的判别需要从实证上进行分析。 关于经济波动的成因，有“决策失误”说、“产业结构”说、“体制因素”说、“投资带动”说、“五年计划”说、“货币运动”说、“超越体制”说、 “多种因素”说，等，还有人撰文，用生产力本身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累与释放规律来解释我国经济波动的成因。厉以宁等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依然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应该将经济波动放到经济非均衡状态下去认识。经济非均衡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是指市场不完善和企业缺乏活动条件下的非均衡。“对于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增长、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内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关系、农业增长所受到的制度因素的影响、造成经济波动的各项因素的作用、经济波动与价格以及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经济周期与通货膨胀的相互作用、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中的效应等等，只有放在‘中国经济正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这一大前提下，才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22]才能找出其一般性与特殊性。卢建的《中国经济周期实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提出“周期裂变”的理论假说，论述了工业周期与农业周期的分裂过程以及早期工业化以后工业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决定作用，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并揭示出它们的传递机制。其认为：中国经济周期的内生因素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前期国民收入增量等内部因素的循环作用；外生因素主要是政治事件、行政决策和社会经济体制变动等因素的外部冲击、影响和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部门经济角度，研究了建国以来的经济波动问题。（参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编辑室编：《中国的经济波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刘树成：《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冯金武等：《建国后经济过热现象探析》，改革出版社1991年版；郑家亨等《中国经济的波动与调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研究》，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王杰：《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探讨：兼论生产力积累释放规律》，载《生产力研究》1993年第3、4期；王群会：《对中国农业波动的几点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3期；周登科：《中国农业波动周期分析》，载《经济体制改革》1992年第2期；于天义等：《中国农业经济波动论》，载《财经问题研究》1993年第10期；于建玮：《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周期性波动》，载《南开经济研究》1992年第1期；张世晴：《我国人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载《南开学报》1992年第4期）。 经济波动过程中的调整和反“冒进”问题，是与经济波动相关的一个研究热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七次调整各具特色：1950年的调整工商业侧重于调整公私关系，取得了多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良好效果；1956年冒进后的反冒进促进党的“八大”制定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基础；五十年代“大跃进”后从1961年开始的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特征的调整国民经济切实纠正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促使我国初步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75年的整顿时间虽然短促，却迅速扭转了“文革”中铁路、冶金等行业的混乱局面，促使人们思考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1979年开始的再次“调整国民经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1993年以来的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则力图使高速增长的经济“软着陆”，转向稳定增长期。[23] （六）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以及如何估价其历史作用；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时，市场机制是否存在，其发挥作用的情况如何？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计划与市场机制协调作用的情况与评价等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又一热点。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与认识目前尚无完整的经济史着作，当代中国丛书原设的计划卷至今尚未成书，也说明了这项研究有一定难度。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于这一问题的提法与认识是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不断地变化与深化的。 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之前，基本的认识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同时也提出了“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是历史的趋势”，“含有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究竟应该如何运行是一个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还正在探索的问题”[24]此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开始比较简洁地然而是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分析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经验教训。其中提到：“建国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在此前提下，怎样对待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问题，在认识上和工作上有一逐步演变和反复曲折的过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私有经济还占一定比重，市场经济规律也继续起着影响”；在“一五”时期，“由于还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我们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而采取了不少从实际出发的做法。,,,,不少产品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的。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采取直接计划的企业大量增加，但没有区别对待，这是一个教训。然而，综观整个‘一五’时期，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处理得比较好，经济生活比较活跃”。三年大跃进时期，“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排斥了市场机制，不讲价值规律，不讲等价交换，也不讲经济核算，片面追求少数几种产品产量的实物指标，更不考虑市场平衡和成本收益等问题”。此后的调整时期，“注意了价值规律，开放集市贸易，,,,,稳定市场物价。还提出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原则。但是对如何运用市场机制问题并没有解决，以至把‘三自一包’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十年动乱时期，既否定计划经济，以为“需要就是计划”，又否定价值规律，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划等号，以致把经济搞乱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正面提出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文章认为，陈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一大突破。”[25]这种分阶段具体分析的方式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复杂曲折的历史，但过于简略，尚缺乏实证性具体的考察与研究。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郑重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突破将我国经济史上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升到新的高度。在此前后的一些文章指出，计划与市场的作用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下是不一样的：“实践的结果表明，只有在革命初期的紧急状态下以及战后恢复时期，当经济结构比较简单、人民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和国家目标居于绝对领先的条件下，这种集中计划体制才能为公众所接受。它有利于动员资源，集中地用于国家指定的用途，在有比较大的粗放发展余地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当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特别是进入集约增长阶段以后，这种集中计划体制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26]也有的文章以苏联为什么会在冷战阶段结束之时解体，来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然而，这些论述与分析仍侧重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于经济史本身则阐述不足。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中，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问题仍将是一个需要工期深入探讨研究的课题。（七）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 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曾经实行过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使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此后由于在50年代中期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同时其他经济成分也发挥补充作用这样一种所有制格局。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城乡个体和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对私有制的改造要求过急，加上后来长期受到“左”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在所有制改造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四统”，以致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几乎全部消失，集体经济也按“政企业合”的办法管理，国有企业统由国家直接经营。这种情况，使我国所有制结构趋于单一，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后果。70、80年代之交，我国开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此后我国各种所有制形式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地位变化很大。因此，这个问题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朱剑农的《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晓亮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是有关这一问题出版较早的两部专着。朱剑农一书长于对以往理论的继承与分析，其中也包含了各种经济成分在新中国的历史变化过程。主要探讨了：“为何认为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和小私有制个体经济的存在，是与我国生产力实际水平相适应，以及各在一定范围内又各有其优越性？”“为何要断然摒弃一时甚为惑人的种种非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观点，而在坚持国营经济居于整个国民经济考虑居于主导地位的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对国营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经营管理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为何不支持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盲目过渡，而必须肯定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的长期存在，并应有较大发展？”以及城乡劳动者小私有制个体经济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有一定限度的存在，等等。晓亮一书作为马洪、孙尚清主编的《中国所有制结构研究》丛书中的一部，侧重于从改革的角度阐述与分析我国所有制结构历史进程。例如：其对全民所有制的分析提出：全民所有制开始时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必然，现阶段的全民所有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其内部包含有复杂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对个体经济的分析提出：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因此现在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适当发展，是在 法律 规定的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其背景是过去搞得过头了，而不是全部恢复。今后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体经济决不会象过渡时期和过渡时期以前那样，在数量上占那么大的比重，在某些部门（象农业）占绝对优势那种局面；该书还着重分析了目前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五种形式：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来料加工装配，补偿贸易。认为其有五点好处：引进外资，有计划地兴办和经营一些较大型的项目，有利于引进国外现代化的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对经济体制改革有 参考 和借鉴的作用，使我国一部会劳动者获得就业机会。1989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高光等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结构研究》一书则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况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雇工问题及其新特点；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一国两制”对我国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带来的影响等等。 九十年代初，刘国光的《谈谈我国所有制关系的改革》一文提出：改革以来，对所有制问题有三大突破：第一，破除了“一大二公”或“越大越公越好”的观念，树立了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第二，破除了过去关于各种所有制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旧观念，确立了各种所有制成分可通过联合、参股、合作等等方式的互相交融；第三，破除了过去政企不分、两权不分、“越统越好”的旧观念，确立了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政企分开。并且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制的主导地位，不能只从数量上看，还要看国民经济战略部门是否能由国有制经济所控制，更重要的是看公有制经济能否以自己的经营质量和效益的优势，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其主体和主导的作用。其于1994年第1期的《改革》杂志上提出，将国有制“糊弄”到私有制去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和****。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1979年我国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78.5%，到1992年这一比重已突破50%的关口下降到48.1%，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44%。该报告认为：对国有工业比重下降无须忧虑，只要把握住几个重要行业，其他均可放开；现阶段我国国有工业比重比保持在25%左右为宜。[27]对这个问题目前有不同认识。有的文章强调从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来探讨国有企业的地位和比重问题。有的文章认为，改造传统的国有制企业是世界性的改革大趋势。有的文章从我国历史上基础产业的部门所有制探索走企业集团化、托拉斯化的改造途径，反对在改革中削弱基础产业的国有企业地位。还有的文章强调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公正的基础。[28]对于我国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的探讨将长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现状一：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news/DBBF58.html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曰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 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 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现状二：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 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 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 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 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现状三：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 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1996 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 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20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 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550亿元。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本篇论文是由的网友为您在网络上收集整理饼投稿至本站的，论文版权属原作者，请不要用于商业用途或者抄袭，仅供参考学习之用，否者后果自负，如果此文侵犯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使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包括古代、近代、现代）有了一个专业性的、高层次的论文发表园地。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难点及不同学术观点由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研究工作，特别是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为社会科学的热点和重点。而研究现实的经济问题离不开新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史，加之对于四十年余起伏迭宕的曲折历程，当代人记忆犹新，具有浓厚的兴趣，因此中国现代经济史本身可以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或重点；加之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情景交融，联系密切；均使得中国现代经济史领域成果纷呈，展现愈来愈兴旺的景象。具体来看，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有十大问题：1、如何认识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它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同何在？2、“三大改造”的起因、得失与评价；3、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4、中国特色经济建设的探索历程；5、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周期、特点及其根源；6、计划与市场两种机制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7、中国的多种经济成分与所有制结构；8、中国农业的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9、居民收入分配与消费问题；10、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研究这些问题的著作与文章较多，其中大部分成果并非属于经济史专业。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J.R.Hicks，1904—）在所著《社会框架——经济学导论》（牛津：克拉仑敦出版社）一书中所说：“经济史学是过去时期的应用经济学，后者则是当代的经济史学；”历史与现实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现代经济史与现实经济的研究领域更难划出明确的界限。所以在以下的分析与介绍中引用了不少现实经济学中带有实证性的成果。（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47年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实施时间距今比较远，实施的时间比较短；特别是在“左”倾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立起来，造成理论界、学术界对此讳莫如深；长期忽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发生了变化。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不是直接来自于经典著作的现成结论，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根据地经济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独创的全新的经济的学说；加之在此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建国初期的经济工作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近年来的经济改革进一步证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计划市场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因此，事隔40余年，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研究备受重视，成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以及最近出版的《年中国经济分析》等著作和论文尽管阐述的深度有所不同，但共同认为其特点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者关存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然而，对于这一经济体制的性质的看法则有很大差异。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实质，长期以来有多种说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后期提出这是一种“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种“社会改良”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改良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1]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主义经济，民生幸福经济。[2]以后毛泽东的著作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有无社会主义因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直至1952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将其纳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2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体现自己国家特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一经提出，不仅使共产党员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成了民主抗战的典范，人们向往的圣地，而且使50年代初期的中国一片生机勃勃，至今还使人们怀念不已，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巨大成功，使今日的研究普遍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继续实行一个较长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应该继续实行一个较长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过渡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因此，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同时，石仲泉提出：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关于“过渡问题”上有缺陷，因此它不仅从理论上看尚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思想的确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现实形态，不应继续把它当成不能确立和巩固的暂时的过渡形态，应该理直气壮地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4]通过对历史的进一步全面分析，《年中国经济分析》提出：如果仅就经济成分考察，上述看法有一定理由。如果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全面考察，在我国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生产方式方面，一是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二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尚在进行，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成分尚未由主导地位演变为主体地位。因此，更准确地说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应看作“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5]。1994年以来，地处武汉的中南财经大学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复归”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的大辩论。问题是由经济系的中年教授杨家志提出来的。从1994年秋到1997年春，他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陆续发表了5篇关于“复归说”的文章，他认为中国年20年的发展历程，展示了向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复归趋势，轻易否定新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匆忙模拟斯大林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断层和中国革命建设的曲折。当前改革中出现的向民主主义发展模式复归的趋势是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中那部分空白的纠正。他从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多方面就此作了论述。该校一些教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赵德馨的文章认为杨的诸多论据只能说明历史与思想理论的发展或曲折发展，“哪里有什么,,复归"”。本文由()首发，转载请保留网址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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