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谢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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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谢作诗
&公有制本质乃是官有制“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了，“菩提本非树”，世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国有资产，谈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呢？又谈什么国有资产保值与增值呢？要知道，资源名义上可以国有，但因为交易费用的缘故，不可能让每个人都行使所有权的。中石化是国有企业了，名义上它属于13亿中国人，但能够让13亿人都来开会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吗？不能的，因为那样的话费用会高的得不偿失。13亿人拥有所有权等于人人都没有所有权。可是，无主的资产租值要消散，于是国有资产就不能不委托给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来管理：要他们才有权决定资产怎么用、收益怎么分。以经济学的视角看事物，重要的可不是什么名义上的所有权，而是实际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什么国有企业，本质上乃是官有企业。倒不是说这些企业百分之百归属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和董事长总经理们，但主要归属于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产权不是抽象的，而是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权利束在人群中的实际配置，这种配置常常是非对称分布的。我们常常被名义迷惑了。其实名义的东西没有那样重要。你说我的老婆是你的老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陪我睡觉，给我生孩子，她事实上就是我的老婆。不要被国有企业的名义所迷惑，关键要看她在陪谁睡觉，给谁生孩子；或者，陪谁睡得多，为谁生的孩子多。中石化的茅台酒，你我喝到了吗？中石化的利润，你我分享了吗？没有吧。所以，亏损的时候，没酒可喝需要补贴的时候，它才是我们的；盈利的时候，有酒可喝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了。严格来讲，国有企业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才是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经济自由，一切按计划行事，个人不能拥有生产资料，连消费品也要凭票供给。只有在此制度下，普通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才是可能比较名副其实地存在。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在很大程度上也仍然具有官有的性质。而一旦经济开始了自由化改革，国有资产的产权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向着私人产权的方向走了去，向着官有的方向走了去。千万不要以为改革开放深入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产权改革，要知道，整个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就是产权改革的过程——全部的经济改革，归根结底体现在，也一定体现在产权的变革上。我们总讲什么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没有搞清楚国有资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失的。我们以为只是在现在开始产权改革的时候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极端肤浅的看法。如果市场条件下真有什么国有资产的话，它能不流失吗？一定要流失的。国有经济里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国有经济的一切交易无可避免地带有自定价格交易的成分。除非是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不给当事人经济自由，否则，国有资产注定是要流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要回到计划体制那里去：企业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按计划生产，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也不分离。自然，多数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是要进行公司化改造的，但是公司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国有股从经济中退出来，而断不是别的。是巴泽尔的发现，任何的私产在边际上都具有公产的性质。反过来更是确定无疑，任何有价值的资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就我等老百姓来讲，国有资产不流失，它跟我等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呢，它跟我等还是没有关系。说不定别人拿了去经营好了，多交一点税，多吸纳一点就业，倒不失为一件万幸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清楚：国有资产是不可能保值增值的，能够保值增值的资产，已经不是国有资产了。没有私有制，就没有法治、自由与民主今天我们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可是法治不是呼之即来，我们想要法治就可以法治的。法治有条件。条件之一，是私有产权。只有在产权私有的社会里，法治才可能真正推行开来。要知道，权利未经界定，在竞争下资源价值就会消散殆尽。这是著名的租值消散定理，是“公地悲剧”的含义。一块草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使用，那么就会变成不毛之地。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是如此，那么结果就决不只是一穷二白，社会成员根本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权利是需要界定的。可以将权利附着在物上面，通过物的所有权来界定权利。资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别人可不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呢？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或者要给我支付足够的价格，或者你长得漂亮我白送你也可以。资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样就必须要有论资排辈、等级制度等安排来界定权利了。法治是要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以产权界定权利，法治于是可以推行；以人权界定权利，法治就很难推行。经济国有，法治是很难推行的。所以我们观察到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据说，毛泽东曾经讲：宪法是我主持制定的，但是我们主要不靠它解决问题，我们靠开会做决议解决问题。不要说毛泽东和他那一代领导人不重视法治，这可是公有产权约束下必然的选择。古代不是讲究“刑不上大夫”吗？“刑不上大夫”，不是不应该上大夫，而是人权不平等的社会里，刑是不可能真正上得了大夫的。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人权就是不平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就是写照。人权不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推行法治的。今天，我们知道自由宝贵。没有自由，便不知道个人比较优势之所在，经济社会物质财富就会贫乏无比。而自由本身也是生命的重要含义之一。没有自由，生命便失去意义。可是，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同样不可推行。没有产权及其相关的约束，自由很可能带来的是非生产性的竞争，而不是生产性的竞争；很可能带来的是价值消散的竞争，而不是价值增值的竞争。那样，人类根本就无法生存。这也是“公地悲剧”的含义。如果资产被界定为私有，又有自主签订合约进行交易的自由，交易费用又不是太高，那么经济就一定有效率。这是科斯定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反之，如果资产被界定为公有，那么社会一定会内生出诸多限制，以减低竞争下的价值消散。公有制下的很多限制，比如不能自由择业、论资排辈等等，正是避免价值消散的制度安排。在公有制下，是不可以给人们自由进行经济决策的权利的。不然的话，贪污腐化，各种引起价值消散的竞争就会蜂起。那些无知的人们，主张要用公有制加民主政治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只会带来南辕北辙的后果，注定是要彻底失败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城市郊区村民民主委选举矛盾重重，不可开交，但农村老家的村民民主选举却平稳进行。这不是个人素质可以解释的吧？须知，虽然土地承包给了村民，但毕竟只是承包，还有集体所有的性质。在种地不怎么赚钱的今天，地处偏远山区的家乡的那些土地和山坡是不值几个钱的，因此公有资产几近于无。但是城郊村镇就不一样了。不仅土地很值钱，其它一些公有资产同样也价值不菲。公产盛行，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世界上没有有租值存在而没有人竞争攫取的。这就是为什么城郊村镇民主选举矛盾重重，不可开交的缘故。他们是在竞争那巨额的资产租值呢。我的老家，由于公有资产几近于无，村官们根本就捞不到什么大好处，无非是每年几千块的津贴收入。于是乎，年轻又能干的人压根就不愿意做村官了。他们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的活计，他们外出打工或者忙于自己活计的收入大大超过了做村官的收入。历久以来，我们总讲自己有官本位传统。但为什么有官本位传统呢？一定是因为公产盛行的缘故嘛，一定是因为私有产权没有保障的缘故嘛。公产盛行，或者私有产权没有保障，那么做官就有很高的租值，官本位就会流行开来。这里我要讲，公产盛行，或者私有产权没有保障，那么民主政治就要闹出矛盾重重，不可开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却不是没有条件的。民主需要在权利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可以推行，公有制上是断不可以搞民主政治的！公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研究计划经济的文献强调软预算约束。不过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救助体事后要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而是救助体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盈利的，谁是亏损的。千万不要自作聪明，认定那些有正会计利润的工厂就是盈利的，有效率的，而那些负会计利润的工厂就是亏损的，无效率的。科斯定理讲得明白：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因此，私有产权也是价格的前提了。计划经济因为取消了私有产权，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价格。没有真正的价格，我们不知道成本，不知道收益，无法进行经济核算。没有真正的价格，我们不知道盈利，不知道亏损，无法判定效率与否。不知谁盈利，谁亏损；不知谁有效率，谁无效率，这才是救助体事后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的根本原因，也即是计划经济体制软预算约束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不是别的失败，而是没有价格、没有信息的失败。所以，价格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干预的东西。市场经济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市场经济下有了价格，有了信息。尽管市场经济下信息未必就是充分的，但到底有了价格，有了信息。是的，假如信息是完全的，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等价的。今天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怎可以人为扭曲信息的表达和传递呢？而既然价格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随意干预的东西，那么私有产权也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就不是我们可以随意破坏的东西。今天我们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怎可以不搞私有制呢？想想“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到处鼓吹“大公无私”的年代，“狠斗私字一闪念”，一闪念都是不可以的。结果怎样呢？人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货物单一、短缺和凭票购买、排队购买成为经济中的日常风景。小的时候，我家是要养鸡的，可是我没有吃过鸡蛋。鸡蛋是要拿去换钱买盐、火柴等日用品的。我吃的是鸟蛋。想吃蛋了，就上房去、上树上抓鸟蛋吃。不搞私有制，“大公无私”、“天下为公”的后果何止是民不聊生，连鸟儿都要跟着遭殃。马克思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说来不容易相信，在私有制下其实是不可能有剥削的。一个人应该得到多少收入，是由可能的替代性选择来决定的。老板之所以给你开3千块而不是2千块，是因为你在别处也能挣得3千块。你之所以要花10%的利率而不是8%的利率去借钱，是因为别人按照10%的利率照样可以把钱贷出去。你说这里收入低，那得别处收入高才成。但既然别处高，你为何选此处呢？因此，只要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那么任何人得到的就总是他能得到的最高收益。只要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马克思所说的剥削不可能发生。没有自由，才有剥削的可能性。那是说，剥削不可能存在于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下，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拥有择业的自由。剥削倒可能存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不仅没有择业的自由，而且好些其它方面的自由也被剥脱。一般认为，奴隶制下奴隶受着奴隶主的盘剥，过着凄苦的人生。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教授的研究表明：美国奴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凄惨；奴隶制在当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奴隶当时生活并不差，奴隶们并不支持废除奴隶制。奴隶虽然没有自由，可奴隶是私有财产呀，你见过主人在自己的桌子板凳上划道子的没有？奴隶难道不比桌子板凳值钱吗？记不清谁说过，真正的奴隶制是人民公社，真正的奴隶是人民公社社员。值得思考呀！剥削不可能发生在资本家处，倒可能出现在政府那里，因为面对政府，你没有替代选择。而且社会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也与产权得不到保障有关系谢作诗，国籍，生于1966年9月，博士（后）学历，教授，中共党员。历任省支教讲师团讲师，绵阳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讲师、教研组长，教授、系主任、副院长，副院长，比较经济体制专业。现任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 2007年6月起任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常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制度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在《系统科学与数学》、《应用数学》等刊物发表数学论文10余篇，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经济评论》、《》、《经济前沿》、《上海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当代财经》、《》、《》、《东北亚论坛》、《远东中文经贸评论》（）、《教育研究》、《教育与经济》等刊物发表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论文70余篇，在《经济学消息报》、《》、《》、《》、《财富时报》、《》、《辽宁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经济随笔和时评文章200余篇。代表作有：《Volterra积分微分大系统的稳定性》、《Marchkov渐近稳定定理的改进及其应用》、《无穷时滞泛函微分方程的稳定性》、《中立型泛函微分方程解的有界性》、《关于马歇尔“剪刀模型”的理论再思考》、《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价格扭曲与配置效率：哈伯格三角形的性质与原因》、《成本扭曲与X效率：莱本斯泰因四边形的性质与原因》、《塔洛克四边形与垄断的社会成本》、《垄断与资源配置：对古典新古典的批判及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新视角》、《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与性质：综述及评论》、《软预算约束下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原因及含义——兼论经济的增长性质及金融危机之下的增长前景》、《关于比较利益理论的再思考》、《效率、边际等式与成本分离》、《科斯定理、合成谬误与囚犯难题》、《正交易费用下的“囚犯难题”》、《利润最大化假设：理论、经验及评论》、《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评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劣势之“争”》、《“新经济”的增长与波动——以美国为例的分析》、《资本流动与经济转轨》、《贸易自由化、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资本流动、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自由贸易、保护贸易和发展战略》、《论中国国企改革》、《产权、交易费用与老工业基地振兴》、《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自由化、产出结构与产出水平》（专著）、《教育经济学新论》（专著）、《马歇尔的“剪刀”》（论文集）、《产权的性质》（随笔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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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本质说过就是私有经济。
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几千年人类历史得出的颠扑不破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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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就是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一个只围着“钱”打转转的经济规则，一个只“为人民币服务”的政府，没有什么前途！
世界上，自从出现了社会主义，就令资本主义大为惊骇。为了保住资本主义的制度不会崩溃，当今世界上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一部分吸纳和采取了当年苏联和我国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和教育，医疗，等等福利制度。而我们呢？却在“摸石头”，摸出了个“特色”来。上不起学了，住不起房了，看不起病了，工人下岗了，农民失地了，贫富拉大了，。。。 。。。一切按照佐利克们的“顶层设计”去全盘私有化，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领域，也不是全盘私有化的。自己曾经好的东西，被人家学去了，自己却在崇洋媚外什么垃圾的洋东西，都奉为上客。呜呼，独立自主哪里去了？还嫌摸石头，没摸够吗？这“深水区”，难道不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吗？
钱是万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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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公有制才会有贪污，私有制想贪污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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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效率？错！错！错！中国人被欧洲人发源发酵发热发臭的一个个打包概念，一套套绑架理论假说忽悠得神魂颠倒，成了洋三字经的无脑背书点头虫。
　　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私有制，不过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共有财产制度，而公有制，本质上是全体所有人的共有财产制度。
　　在公有制度下，全国人民是国企的股东，由于无脑虫们有历史以来至今尚不懂得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专业监管运行制度的缘故，董事会一直是由政府部门的人员直接把全国人民被代表了，虽然国企里也有董事长，法人代表，但说到底，真正的董事会成员应该是国企直属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政府官员。
　　姑且不论政府官员是否有利益冲突，是否是合格专业的股东群体代表，对国企经营成败的影响，是否是造成某些公有制企业效率不如私有制企业的原因。
　　国企经营成败的最最关键在于，负责直接管理公有制企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及其领导班子的才华，参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的员工的工作效率。
　　长期以来，公有制的国企之所以会被人误解，完全是因为国人被洋人忽悠，错把负责直接管理公有制企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及其领导班子，当作国有企业的董事会！
　　负责直接管理公有制企业运作的首席执行官及其领导班子，本应该采取5年，10年竞争上任聘用制，续任考核评估达标制。
　　竞争上任聘用制：
　　由过往战绩卓越的各位候选人，提出走马上任后，
　　1。5年内/10年内要实现多少利润，其中直接缴纳给国库，或用于公益事业
　　的金额要达到多少。
　　2。企业规模要扩大多少，固定资产要翻几倍，流动资金要增长多少翻。
　　3。企业的负债要缩小到多少。
　　续任考核评估达标制：到期由董事会或中立专业评估机构根据以上3点至少实现2点，是否达到目标，决定是否继续聘用，还是重新招聘，以及给与多少花红。
　　一直以来，公有制的国企之所以会跑输私有制，乃是中国专家教授大脑不经思考，囫囵乱吞洋大人的屁论，错把参与企业的经营运作的员工，当作国有企业的主人，其实这些人，不过是全体全国人民及其代表的董事会聘用的员工。他们服务企业，如果不能胜任称职，下岗完全是应该的，公有制并不代表吃大窝饭，并不代表企业职工的私人利益，少数人利益就可以凌驾在全国人民利益，大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国有企业职工，如果少劳多得，无能窃据，或不能胜任企业飞速发展的需要而拖累全国人民利益的正常积累，同样应该下岗。
　　当然下岗其实也不应该是，中国专家教授大脑不经思考，囫囵乱吞洋大人的屁论后发明的要么立即被炒鱿鱼，要么赖在家里领取国家救济金的那个意思。
　　下岗，完全可以是顾名思义的下了这个不适合干的岗位的意思。下岗以后，也不必等着领取国家派发的失业救济金，而是应该还有很多社会福利性质的国企提供低薪低技能的岗位，例如包装工业手套，浆糊包装盒，打扫集市卫生，绿化沙漠，当临时保姆夜更保安，这样下岗的准低能人员一方面尚可以领取类似最低社会救济金水平的工资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因为还在工作不算不劳而获，心理上可以保持健康。至于如何充实自己，重新向上，就要看个人的努力，不管怎样，全国人民这个股东群体至少仁至义尽了。
　　由此可见，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效率，完完全全是中国专家教授不经大脑思考，囫囵乱吞洋大人的屁论后，理解谬误引发对国企的运作机制，责任风险编排失误，而导致的中国历史上一重大失误。
　　关于私有制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已经有很多官方国外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私有制和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奴隶主领地农奴制一样，早已被中国的实践证明是落后的一种社会管理体系，不能适应文明发展，经济文化进步的要求。
　　奴隶主领地农奴制已被证明对社会的发展有窒息的作用，早已被抛弃。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则不是被永远推翻，也被彻底改革，剥夺实际领导控制约束社会主体的权利。
　　为什么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要被推翻？关键是继承人问题。
　　每一代的封建君主，王侯贵族在打天下，取得政权的时候，都很强悍，很精明，很有能力，很有才华，不然控制不了局势，消灭不了众多有竞争力的对手，无法令全体社会人口诚服，甘愿把资源的主要和精华部分奉献给该统治集团享用。
　　问题就出在该统治集团的继承人后代们，必定要生活在远远超越社会其他群体的丰富物质供应环境下长大，并且缺乏真实严酷的环境锻炼自己，心理上性格上都养成避免压力，害怕变化，贪图享乐，逃避刻苦努力付出，喜好拍马屁重用小人的趋势，整个社会的统治管理运转系统最终陷入贪污，腐败，堕落，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缺乏公平竞争，失去活力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即使受到外部压力而有所改善，或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个别后代由于天生基因遗传原因而特别杰出，也改变不了封建王朝不断衰落，走向覆灭，被推翻取代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社会文化，亚洲人的特别浓重家族继承观念，更决定了中国文明逃脱不开王朝替代，周而复始，社会周期性走向衰落，败亡，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普通民众生命财产不断遭受破坏损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命运。
　　从中国的独生子女所受到的精心呵护，寄生培养状况，就可以看出，即使知道有机会能把自己的孩子变成下一个毛泽东，下一个努尔哈赤，下一个朱元璋，下一个成吉思汗，下一个刘邦，孩子的父母也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山下乡，独立生存，独立谋生。那么期待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下的王子将相王侯的继承人们有他们的太祖们那种敢杀敢拼，江湖历练，厚黑老到，远见卓略，就算开始第一二代还有个别人因为从小跟着父辈受苦受惊的关系还能做到，长远来说，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历史不断重演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点。
　　私有制，和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它是经济领域层面的封建君主王侯贵族世袭制。只有当私有制下形成的富豪贵族阶层逐渐参政，或者利用他们推出的政府代理人进行幕后操纵下，才会涉及政治层面。
　　由此可见，当私有制和亚洲人的血统传承文化结合，加之亚洲人自恃聪明，自私自利，罔顾社会，不守规则的天性，任何亚洲社会将会富不过三代，任何盛世都将在一百年之内消失。
　　只有建立竞争性上岗制的代理人公有制企业经济，真正落实全民皆股东的政策，才有希望维持一个长久繁荣的亚洲文化特色的社会。
　　如何正确公正地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任何其他分配方法都是在忽悠全中国人民
　　假如某国有企业市场价值13亿元人民币，私有化即上市发行13亿股，每股作价一元，全国人民每个人凭身份证分得一股。
　　更加公平地，每股净资产= 13亿 / 全国参加工作的成年人人数，然后全中国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每人持有一股。
　　世界上任何东西并没有绝对价值，价值只对有需要的人在有需要的时间段里存在。
　　石油可以是10美元，也可以是150美元一桶，可见所谓价值，是由具有生产和供应控制权的玩家制定出来的价格体现的。而且未来一旦发现新的革命性能源，例如可控核能，石油就变成没有价值的物资。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科技和机器人，能够自动不断生产出足够全体国民吃饭和日用品，理论上国民并不需要充分就业，只要国家愿意按需分配即可。
　　可见所谓的GDP保证就业，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完全是一个没有能力实现高效自动化生产的国家，只好靠一味强迫人民做牛做马，换取食物和日用品。
　　所谓自动化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的理论更加荒唐，只有在私有制下才会出现这种荒诞的结果，大规模的自动化，提高产能的结果，只要在公有制下，愿意分配给因此而不需要过分劳动的全国人民，有何不可呢？
　　相反，在私有制下，真的一定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吗？不见得，很多迅速扩大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根本不用有太大能力，只要能介入公众必须使用的领域，如公交，能源，银行，电力，学校，核心地区地产，垄断食品粮油，基本上从此就可以不用能者多劳，不用动太多脑筋也可以迅速积累财富，保证子孙后代再无能也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所以，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只是一种可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里，如果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乌托邦理论，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实际上也是同样空虚的美好梦想。私有化中国国有财产，只不过是某些人企图私分并永远凌驾和奴役大多数人的借口。真正的私有化，除了上述办法，其余全部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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