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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访问
      －－吕聪敏谈吴邦国委员长访问非洲四国成果
        人民日报阿布贾11月8日电 记者王如君报道：10月29日至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应邀对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亚、尼日利亚等四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陪同吴委员长出访的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聪敏当地时间8日在阿布贾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次访问的成果。
        吕聪敏说，吴委员长此次非洲四国之行，是继去年年底以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曾庆红副主席访问非洲后，中国领导人对非洲的又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对巩固我与四国的友好关系，推动中非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访问期间，吴委员长分别同四国总统、副总统、议长进行了会谈或会见，就双边关系、中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重大问题深入交换看法，达成了广泛共识。吴委员长在赞比亚国民议会发表了题为《增进相互信任促进共同发展》的演讲，在阿布贾主持召开了中尼企业家座谈会，在内罗毕参观了联合国环境署和人居署总部，还专程考察了我在非洲矿业合作项目---谦比希铜矿。访问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保持了高层交往势头，巩固了传统友谊，加强了政治互信，推动了中非合作。这四个国家都是我传统友好国家，是我可信赖的朋友和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吴委员长每到一国都反复强调，发展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是中国长期坚持的方针。此次访问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他高度评价我与四国的关系，感谢四国在台湾、西藏、人权问题上所给予中国的一贯支持，强调这是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四国赞赏中国为发展与四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重申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不会改变。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非合作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和发展，构筑了中非集体对话的新平台和务实合作的新机制，进一步加强中非友好合作是中非人民的共同愿望，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中非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并就深化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积极推动我与四国的经贸互利合作，是吴委员长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四国领导人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无论是与政府还是议会领导人会晤，经贸合作都是谈论的重点。吴委员长用一组组数据生动介绍了我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强调中国的发展为中非合作带来了机遇，表示中方愿与四国一道，本着互利互惠原则，积极推动在能源、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探索经贸合作尤其是企业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赴四国投资兴业，鼓励企业技术转让，鼓励进口四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希望四国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提供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对此，四国领导人均作出积极回应，达成广泛一致，认为中非合作互补性强，领域众多，潜力巨大，加强经贸互利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内容，愿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下，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合作方式，实现互利双赢。
        －－加强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四国议会的交往，增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吴委员长指出，议会交往是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与四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各异，但中国全国人大和四国议会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都面临着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任务。他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十分重视与四国议会的友好交往，愿与四国议会一道，进一步加强议会领导人、专门委员会和友好小组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友好往来，加强立法监督等方面的交流，为国家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四国议会领导人完全赞同吴委员长关于加强议会交往的建议，表示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就国际形势、中非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协调了立场，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吴委员长指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与包括四国在内的非洲国家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对当前国际形势有许多相同和相近的看法。大家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解决，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友好协商解决。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人民有权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主张和要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继续支持非洲国家在解决地区冲突、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努力，愿在国际多边场合继续与非洲国家协调立场，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四国高度赞赏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希望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吕聪敏最后说，吴委员长的访问，虽然时间不长，但内容充实，坦诚务实，成果丰硕，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圆满成功。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与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使中非友好合作之花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来源：《人民日报》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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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系统管理员约堡峰会后，习近平如何谈中非关系
编辑：李子
[导读]4月12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迎接来自非洲大国尼日利亚的总统布哈里。这是布哈里去年5月就任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习近平主席今年第一次接待非洲国家元首来访。
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布哈里举行欢迎仪式
4月12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举行欢迎仪式，迎接来自非洲大国尼日利亚的总统布哈里。这是布哈里去年5月就任总统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习近平主席今年第一次接待非洲国家元首来访。同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和尼日利亚此次擦出什么火花？时隔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不到半年，中非关系在&后峰会时代&又如何推进？让我们听听习近平主席怎么说。
【中尼关系有多重要】这已是习近平主席和布哈里总统的第三次会晤。去年9月和12月，在纽约的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期间，两国元首曾两度会面。今年正值中尼建交45周年，两国还将举行系列庆祝活动。此时布哈里访华，更是为两国关系增添了一层特殊意味。 不妨看一下两国合作创造的几个&第一&：在非洲国家中，尼日利亚第一个采用中国技术标准建设现代化铁路；第一个进口中国通信卫星；第一个同中国开展联合海洋科学考察；第一个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
还有！中国已成为在尼日利亚第一大工程承包方、尼第二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还有！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亚洲最大经济体。同为世界发展中大国，注定会命运相通、利益相融。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所说：&中尼都肩负着艰巨的发展任务。两国发展战略契合，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应促进互利共赢，谋求共同发展。&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是两国的共同期盼。会谈中，两国元首决定，共同推动中尼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就各领域合作达成一系列广泛共识。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愿优先支持尼方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个制约尼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瓶颈。&这三个瓶颈可是尼日利亚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习主席的提议正好道出了布哈里的心声。布哈里总统把同中方开展合作看成是&尼日利亚不能错过的历史机遇&，这正是他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之一。
布哈里说：&尼方愿加紧落实两国达成的协议，拓展同中方在农业、矿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为尼国家经济多元化发展、促进就业提供助力。& 在两国元首的见证下，双方还签署了涉及基础设施、产能、投资、航空、科技、金融等领域六个合作文件。这些成为布哈里总统此次访华看得到、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如此紧密的合作，根本目的是什么？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持续推进的大环境下，深化中尼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有利于非洲和世界实现和平、稳定、发展。&
【未来中非关系，习近平怎么说】可以说，作为亚洲和非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中尼两国在中非合作中会起到重要的&领跑&作用。中尼关系良好互动，何尝不是中非关系的缩影呢。在与布哈里总统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就发展中非关系再次郑重承诺：&中国和非洲历来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发展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习近平主席对中非关系的承诺发自肺腑。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就选择非洲，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2015年12月，习近平再次踏上非洲这块&希望的大陆&，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实施对非十大合作计划，为中非双方共同绘就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蓝图。而约翰内斯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成为中非关系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在非洲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带来新挑战的艰难时刻，中国的十大合作计划正逢其时。习近平主席说：&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全面落实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把实现自身发展同助力非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言与行的一致，理念与实践的统一，习近平主席的话，体现出中非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真谛。谈及峰会，布哈里总统也深有感触：&去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为新形势下中国同非洲国家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尼中合作带来更大潜力。&
发展同非洲关系，中国诚意满满。可以说，世界在变，中国和非洲也在变，但不变的，永远是中非之间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深厚友谊。记者：刘华、李汶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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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升级中非关系
5月4日至11日，李克强总理出访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等非洲四国，再一次将全世界的眼光聚集到中非关系上。从本世纪初以来的十多年间，以经贸为主的中非关系长足发展，至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中国正全力打造经济升级版，以及非洲经过十多年稳定发展形成的较好势头的基础上，中非经济合作的全面提升，势必对两地乃至世界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全面升级中非关系
此次李克强访非的一大要点是，提出“461”的中非新合作框架，即坚持平等相待、团结互信、包容发展、创新合作等4项原则，推进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等六大工程，完善中非合作论坛这一重要平台。其中，六大领域被认为是非洲国家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需要的优先领域，也符合中国当前国内外的战略目标。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曾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李克强的“461”框架被官方解读为对这一概念的“重要阐释和具体落实”。
除去营造良好形象的“减贫”、“生态环保”和“人文交流”，以及作为保障的和平安全外，这一框架的重点放在产业和金融合作上，与其后中非签订的一系列包括铁路、公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单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助力发展非洲制造业的意图。
李克强并且提出，力争实现到2020年中方对非直接投资存量向1000亿美元迈进。此前，中非经贸合作一直以资源和商品贸易以及工程承包建设为主。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东非沿海铁路网建设。据中铁建透露，其所属的中土集团与尼日利亚交通部签订尼沿海铁路项目框架合同，总金额807.79亿元人民币，全线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将刷新中国企业海外工程纪录”。
中肯蒙内铁路将在2018年建成通车。据中国前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介绍，这条铁路实际上将成为一个区域的铁路网，把周边的乌干达、坦桑尼亚、布隆迪尼、卢旺达等东非共同体国家连成片，对非洲东部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
资料显示，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大陆，只有12%是区内贸易，内部联通很少。而非洲近年来一直希望加大区域内合作，但交通是面临的首要阻碍。目前东非共同体在地区一体化的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率先实现互联互通，将是一个好的开端，给整个非洲其他区域起到一个好的示范作用。
加强中非合作是中国新的全球布局的组成部分，自去年正式就任后，中国的新领导层提出了陆上的新丝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经济战略，而东非正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
李克强在讲话中，还将非洲称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个一极”。一方面是表达对非洲文明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有提升非洲国际地位之意。众所周知，中非在国际政治领域一向有着良好合作。
海外中国的未来？
自2000年中非论坛以来，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发展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褒之者称中国为非洲发展的希望，贬之者则污蔑称中国为“新殖民主义”。没有争议的则是，中国在非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加大。
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中国已连续5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新兴投资目的地。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至2013年存量已超过250亿美元。
李克强总理发表讲话的新非盟大厦正是中国援建的。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埃塞90%以上的公路、全国的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以及几个重要的水电站等，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
由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大陆，曾被称为“失望的大陆”，被贴上了战乱、赤贫、野蛮的标签，而在不经意间，今日之非洲已被称为“希望的大陆”。
非洲近年来的崛起，与中国因素密不可分。在西方国家对非洲表示绝望之际，发展中的中国快速进入整个非洲大陆。正是因为提供了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的大量能源，非洲获得了大量资金，一些国家由此显著改善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专家称之为“中国的非洲观”。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中非双方都正处在发展的新十字路口。非洲希望摆脱原材料供应者的身份，进入工业制造业领域，而中国则面临制造业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压力。不少学者呼吁，应将非洲看作未来中国海外投资目的地和制造业转移承接地，非洲是“海外中国”未来之所在。
一个优势是，中非之间的战略诉求和优势高度互补，在经济发展阶段上是阶进的，因此技术承接性和经验适用性更强。相比贸易和工程承包等，投资可以给非洲民众带去资金、技术、管理和就业等，增强非洲自我发展能力，实现非洲国家本国工业化，易于得到当地民众认同。
前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往非洲走，主要问题在缺乏对当地的了解，“电视里报道的非洲往往都是一些自然灾害、大屠杀，其实非洲许多国家过去十多年局势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良好”。
事实上，非洲大陆最近十多年是仅次于亚洲的增长最快的大陆，GDP年均增长超过5%，十多亿人口中，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未被完全开发的市场和增长潜力。
多位中国学者皆以“像中国80年代初”比喻目前的非洲，觉得当地发展的基础和势头良好。虽然投资风险很高，但“平均投资回报率高过所有其他地区”。
常往来于中非之间的刘贵今发现，飞机上经常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人。他记得一个在坦桑尼亚国立大学学习工商管理的中国青年，说之所以要在当地学习是因为，当地“机会太多了，短缺的是熟悉当地商业环境的管理人才”。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发达国家对非合作的相对萎缩及合作积极性下降，对非援助、投资及油气开发等大项目减少。而中国和非洲的贸易在2009年稍下降后，连续3年继续大幅增长，到去年已经达到2102亿美元。
这种主要以进口能源、出口商品和工程承包为主的经贸模式被一些西方媒体称为“新殖民主义”。对此，中国强调自己乃是“授人以渔”，而非西方的施恩式给予性援助，无法在当地形成良性的造血功能，援助被消耗后只能再度恢复贫困落后状况。
虽然增长迅速，现实却是，非洲贸易只占中国全球贸易的4%，比例很小。近年来，中国开始在非洲大举投资，但是欧洲和北美在非洲的存量投资远远领先于中国，特别是在石油领域。所以，目前谈论非洲是中国海外的未来显然为时过早。
复制中国模式？
大部分非洲国家过度依赖资源，工业基础薄弱。一个形象的说法是，非洲人使用的手机数量是欧洲和美国人的总和，然而却没有一个部件是非洲自己生产的。
近年来，非洲一些国家出现了“向东看”的现象，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和卢旺达等国家的执政党，把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重要政策。
在新一轮中国对非关系中，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即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中国国务院参事林毅夫。
中国沿海制造业的转移地，目前主要有内地和东南亚，但林毅夫认为，东南亚制造业人口不足以承担庞大产业转移潮，工资会上涨很快，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在非洲。非洲现在有10亿人口，工业化的水平非常低，并且有大量的年轻的劳动力，只有非洲有能力承接这么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通过类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非洲国家能够培养出熟练工人和管理人才，培育本土供应链配套系统。
很多人对产业转移到非洲心存顾虑，觉得当地基础设施差，物流成本高，企业经营环境恶劣等。但林毅夫认为，其实非洲不少国家社会非常稳定，另外，非洲国家也可效法中国等设立工业园区招商引资，集中力量高效率一站式解决问题。他的思路在中非两地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并且已在现实中发生影响。
此次李克强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参观的东方工业园，背后就有林毅夫的努力。
埃塞俄比亚总理曾亲自到东莞招商制鞋业企业。中国最大的女鞋生产基地华坚集团2012年1月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设立了两条生产线，仅仅3个月，贴着“埃塞制造”的产品就出口了。不久，就业规模增加到1800人，成为该国最大的出口企业，主要销往欧美市场，享受零关税。埃政府信心大增，专门划出一块地，期待中国企业建立皮鞋加工出口园。而华坚集团则计划5年后达到雇佣5万工人的加工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承诺与现行的政策不一样，有很多地方需要“闯关”。埃塞俄比亚的商务部长亲自担任园区项目负责人，几乎每星期都到工业园一趟，工厂遇到什么问题直接出面解决。
卢旺达总理看到林在世行工作期间写成的《繁荣的求索》等书籍后，对他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发展转轨等理论非常认同，到天津参加达沃斯论坛期间，专门到北大朗润园见面，“求知若渴”，“希望有一个理论能帮助他治理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
卢旺达自1994年至今社会稳定，过去18年年均GDP增长9.8%，仅次于中国。林给他牵线浙江一些适合卢旺达发展的行业，例如嵊州的领带和诸暨的袜子等劳动密集、附加值相对高、技术成本低的行业。卢旺达总统计划亲自到中国招商引资。
从非洲当地政治精英的发展冲动和招商热情中，可以发现我们很熟悉的中国官员全力招商的影子。
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实践，是一些零星的个案，还是预示着“新雁阵模式”在中非之间构建，尚待观察，但一旦成功，无疑对全球的产业链和政经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通过对非洲的支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维持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显然将对西方自由民主式的政治制度形成理念冲击。
多次跟随林毅夫到非洲考察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告诉《南风窗》，他们正与商务部和全国工商联合作，组织国内的企业家去非洲进行考察投资，同时并组织非洲各国的官员来中国学习改革经验。
成长的烦恼
虽然有着不错的成绩和广阔的合作前景，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存在越来越多，也开始出现大量问题。
双方贸易不平衡、中国商品对非洲当地相关产业的冲击、雇佣当地工人问题，加纳的非法淘金，尼日利亚的非法零售业的经商等等问题，都曾引起广泛关注。
在非洲当地，工人们大多没有储蓄的概念并缺乏劳动纪律，往往工作几天就不来了。而在管理工人方面，一些中国工厂主的做法是，将铲子截去一半，使得工人在干活的时候没法靠着铲把休息闲聊，乃至于往瞌睡的工人身上浇水—这些都是中非宏大交流问题中必须面对的具体日常纠纷。
前几年，包括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与中国关系相当紧密的国家，都出现过较大的反华事件。
刘贵今表示，中国在非洲受到的一些政治冲击，与过去的援助方式有一定关系，中国原来的外援政策有问题，着重于“建楼台馆所”，这些项目的受益方往往是当政者，而当地政府变动较快，反对党上台容易借此炒作。他表示，当中国投资更多放在制造业等普通老百姓受益的项目上之后，这种压力会得到消解，因为无论谁上台，都不会去得罪受益的，这符合中国长期的利益。
李克强将之称为“成长的烦恼”。可以明显看出，此次他访非的重要议程，除了进一步提升中非发展层次外，另一大指向即是消解减轻这种“烦恼”。
比如，承诺加强中非卫生医疗合作，未来5年为非洲培养2000名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对非援助将更多向饮用水、传染病防治等民生领域倾斜，还比如，向非洲提供1000万美元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的专项基金等，并多次强调，做好对非洲当地员工的培训，带动更多当地就业。而李克强首次正式携带夫人出访，也是显示亲善的重要举动。
非洲地区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存在着地区冲突，甚至有军事政变的潜在危机。投资乃至人身安全问题是许多走进非洲的国人关注的重点。如何加强对中国公司和员工的保护，成为政府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此次李克强出访时承诺，积极探讨向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提供帮助，支持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等，并表示外交部正在建全球呼叫中心，为海外公民服务。
关于安全问题，处理过当年备受瞩目的达尔富尔问题的刘贵今表示，中国在非洲再无法置身之外。中国在非洲的维和人数是5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有几千名士兵。中国过去在其他地方维和出动的主要是工兵和医疗人员，第一次向索马里派出了武装部队。中国在2013年7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承诺，继续加大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和非洲一体化建设上的投入，一些非洲国家也欢迎中国而非西方派出的维和人员。
但是，他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保证在外公民的绝对安全，很多时候只能是间接威慑。他举例，当年达尔富尔危机时，中国有维和部队在现场，有中国公民遭绑架来求援，也不可能去解救，因为这种维和是一种公共性安全机构，并不单为中国公民而设。他认为，公司和个人去非洲当地，应做好功课，有危险的区域最好不要去，公司要投保等，是减少损失的重要手段。
对于西方控制的国际主流媒体的不利舆论，中国对非的解释是“有理没说好”。“做得好也要说得好”，是中国政府和许多学者的普遍观点，加大文化交流和文化机构建设也成为中国对非关系的重要内容。5月11日下午，李克强专程在肯尼亚看望中央电视台非洲分台员工，要求他们“用非洲人的视角观察报道非洲”。
进入非洲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应加强与非洲当地社会和民众的联系，研究和遵守当地相关法律，处理好劳资关系，都是众多研究中非关系的中国学者给出的主要建议。显然，这些具有很强文化基础的软实力建设，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文章得分：
&/&张慧瑜中
&/&本刊记者
&/&石破记者中非关系：应对国际对非合作的压力和挑战
发布时间：作者：张春
来源：《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
摘要：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关系日益面临着两大外部竞争压力：机制上，既有的和新生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未来发展空间，而各种涉非三边合作倡议和实践更试图直接或间接地“规范”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理念上，中国模式所体现的发展道路、发展手段以及中国完全平等的对非合作方式，都被西方视作威胁，进而大肆歪曲和攻击。鉴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大背景和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上述竞争压力可能继续增加而非减弱，因此需要从如何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基础和开发中非关系新增长点两个方向前瞻性地思考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对策。
自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之后，中非关系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遭遇重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这种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机制上，各种国际对非合作机制迅速发展，既包括旧有机制的复苏，也包括新机制的增生，还包括各种涉非三边合作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压缩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未来发展空间，尽管它们从战略上增加了非洲的可选择余地；理念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中所体现出的对非洲相当有利的发展道路、发展手段以及合作方式等提出重大的不当批评，并试图以各种国际软、硬规范来规范和引导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国际体系转型的持续和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中国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的既有基础和开发新的增长点，进而既合理应对上述竞争压力的可能增加，又促进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中非关系的机制性竞争压力
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之前，中非关系很大程度上并未引起外部国际社会的重视，其中既有中非关系此期很大程度上仍处于恢复性发展阶段的原因，也有美欧忙于全球反恐以及处理内部分歧等的原因，还有非洲自身的崛起尚不够引人注目的原因。2006年北京峰会后中非关系的发展环境重大地改变了，这首先体现在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上；尽管难以论证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与中非合作论坛快速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但前者仍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后者的竞争压力，极大地压缩了后者的未来发展空间。
冷战结束后，非洲对西方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大大下降，某种程度上陷入被美欧&抛弃&的命运。[1] 这种&抛弃&或&退出非洲&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美欧提出&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方法以便&虚拟介入&非洲事务，其次是重大地忽视了非洲的经济重要性、导致非洲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再次是出现了广泛的&援助疲劳症&，最后是西方不断增加日益苛刻的对非援助条件。
进入21世纪后，这一局面被重大地改变了，极大地提高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程度。首先，与冷战结束头十年相比，非洲自身的政治、安全、经济等形势有了根本性好转，特别是非盟的成立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启动为&非洲崛起&奠定了扎实基础。其次，随着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和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非洲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使非洲的重要性再度得以凸显。第三，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并积极发展与非洲关系&&既有经济原因也有非洲在联合国的&票仓&地位等，使美欧等不得不&重返非洲&。最后，国际社会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越来越重视，非洲也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各种消极因素而成为国际聚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在2006年北京峰会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客观上为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带来了重大的竞争压力。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在2006年后的发展，或者说是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性竞争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旧有对非合作机制重新得到重视，变得更为活跃。
在2000年中非论坛成立之前，欧盟与非洲的欧非峰会（Europe-Africa Summit）和日本与非洲的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便已存在，尽管两者都不够活跃。
出于历史原因，欧盟相对较为重视非洲，进而也发展出较为完善的对非合作机制，主要体现为欧盟对非援助政策平台和欧盟与非洲的政治对话平台两个方面。前者始于欧洲与非洲的传统殖民联系，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继续控制非洲、延续其殖民时期特殊利益的重要手段。后者发展相对较晚，根据葡萄牙的提议，2000年由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和欧洲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参加的首届欧非峰会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欧盟本身对于欧非峰会的重视程度在2006年之前并不高，由于对津巴布韦的制裁问题，原计划于2003年召开的第二届峰会多次延期。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后，欧洲各国感觉到压力并于2007年12月召开了拖延长达6年的第二届欧盟&非洲峰会，并试图借此机会推动与非洲各国达成经济伙伴协议（EPA），巩固和强化传统的欧非经贸关系。这一次，欧盟下定决心不让津巴布韦问题成为欧非峰会的阻碍，并最终牺牲英国&&布朗首相也因此缺席。[2] 自2007年后，欧盟坚持了每3年召开一届欧非峰会的计划，于2010年底召开了第三次欧非峰会，尽管津巴布韦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1973年石油危机导致日本对非政策的转变，但更大的转折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一方面由于西方出现的&援助疲劳症&，另一方面出于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梦想，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政策变得更为积极，体现在对非政策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向联合国维和部队派兵，启动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TICAD）更积极提供对非发展援助。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自1993年以来每5年举行一次，由日本、联合国、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银行共同主办。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召开了4届TICAD峰会。日本1993年创立TICAD时的最初设想并不是为了帮助非洲，而是尝试从美欧手中接过国际援助领头羊的旗帜，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3] 因此，日本尝试创建以联合国为主的对非援助平台；这也正是TICAD保持开放性、多边性的原因。也正是出于这种权宜性的考虑，日本一方面并不准备过于密集地组织会议，将每届会议的间隔期暂定为5年；另一方面，日本始终没有对TICAD进行机制化，以至于在前三届会议中，每一届会议之后人们都无法知道下一届会议是否还会继续召开。[4] 直到2008年，日本才在第四届TICAD峰会上确认将该平台机制化，并固定会期。
在欧洲和日本之外，美国也在2006后延长了《非洲增长与机遇法》和全球艾滋病计划等项目，并称将投入更大力量资助非洲的抗疟疾工作。俄罗斯也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重新强化与非洲的军事合作关系，并于2008年5月宣布将减免非洲国家总额为200亿美元的债务。
第二，多个新的对非合作机制得以建立，呈快速增生态势。
在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之后，不少尚未与非洲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的国家都纷纷召开与非洲的峰会，其中最主要的是韩国、印度和土耳其。
韩国的对非合作机制主要是在2006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非之后开始建设的，主要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平台：第一，也是最为重要的，由韩国外交部和非洲联盟（AU）成员国共同主办的3年一次的&韩非论坛&（Korea-Africa Forum）。-7日&&北京峰会结束后2天，韩国邀请了5名非洲首脑和20个国家的27位部长级官员&&其中多数为出席北京峰会的非洲代表，举办了首届韩国&非洲论坛。2009年11月，第二届韩非论坛举行，双方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5] 第二，由韩国企划财政部、非洲开发银行（AFDB）、进出口银行等共同举行2年一次的韩非经济合作会议（Kore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ference, KOAFEC），自2006年开始已举办了三次。第三，由韩国知识经济部主办的韩非产业合作论坛，2008年举行了第一次，2009年9月举办了第二次，主要目的是在信息技术等新领域开拓非洲市场。
进入21世纪后，出于经济和政治需求，印度逐渐出台了一些相对松散的对非合作计划。到2006年后，印度意识到整合这些机制与计划的重要性，并于2008年4月在新德里召开首届印度&非洲峰会，标志着统一的印度对非合作机制的形成。印非峰会每3年举办一次，一般发表一份宣言和一份行动计划，并建立了相应的后续机制。与中非论坛相比，印非峰会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模糊言辞（合作、共享经验和能力建设）及很少有切实的行动计划，少有提及未来的开支、执行机构和时间限制，当然还有对南南合作（特别是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聚焦和对平等伙伴间互动的特别提及。[6]
-21日，土耳其举办了第一届土耳其&非洲峰会，致力于促进双方关系发展，土耳其为非洲设立了多个项目基金，并计划使土非贸易于2010年达到300亿美元。土非峰会每5年一届，在第3年往往会有一次评估和中期的执行计划。
此外，美国也于2008年正式创建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作为统领美国在非洲的安全和发展的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着应对中非论坛的考虑。
第三，涉非三边合作兴起，制约中非关系发展。
为了强化与中非关系的竞争，掌握中非关系的发展动态，将中非关系纳入其预期方向，西方不断提出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的可能性。2006年，应欧盟要求，非洲问题出现在中欧联合声明中，双方指出&将在援助有效性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问题上寻求合作&。2008年，欧盟单方面出台了《中欧非三边合作沟通文件》。在美国方面，尽管尚未出台类似的文件，但有关中美非合作的各种学术会议却举办了多次。总体上，这些三边合作的提议包括四类：1、中国参与欧美国家在非洲的项目，以欧美国家为主导；2、中国与欧美处于平等地位，合作在非洲国家开展项目；3、欧美国家参与中国在非洲的项目，以中国为主导；4、建立战略沟通机制，相互通报与非洲的合作情况。
与此同时，其他的国际对非合作机制之间通过合作，对抗中非论坛的现象也正快速发展。传统欧美、美日政策协调中已经加入了中非关系问题。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机制性合作，如印度与日本在非洲的合作。印日非洲对话（India-Japan Dialogue on Africa）于2010年10月启动，每两年举行一次，轮流在日本和印度举行。由于初创，所以第二次印日非洲对话于2011年6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但第三次将于2013年在东京举行。双方的参与代表都是各自的对非政策高级官员率领，日本方面一般是外务省非洲司司长，而印度方面则是由负责所有3个非洲司事务的外交部部长助理（Additional Secretary）。[7] 又如，自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双方达成就农业和粮食安全及减贫合作以来，美印已经就非洲问题展开了第一轮对话，2011年又展开了一轮对话。[8]
二、中非关系的理念性竞争压力
如果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蓬勃发展对中非关系构成较为间接和隐晦的机制性竞争压力，那么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各种不当批评便构成了对中非关系的直接和明确的理念性竞争压力。这种理念性竞争压力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都直指中非关系得以快速发展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西方对中非关系批评的日益系统化、理论化和官方化趋势。
首先，围绕支持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批评迅速增加。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中非关系的发展，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发展模式、特别是所谓&华盛顿共识&遭削弱，美欧正试图将中国的快速发展上升为&中国模式&并强行将其拖入一场&模式竞争&的讨论中，这在非洲表现尤其明显。更为具体地，美欧对&中国模式&与非洲的关系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妄称&中国模式&事实上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进而断言尽管&华盛顿共识&目前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但仍对非洲有积极意义。这一论调大致有两个发展阶段：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前后直到2011年初，持这一论调的主要是学者，也有少数政客；但进入2011年后，大国政客突然重拾这一论调批评中非关系，特别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卡梅伦。中国对非贸易和投资为非洲大陆发展带来了重大贡献，已经得以国际公认。因此，这一论调背后的真正目的是对其在非洲传统利益的考虑：在过去10年里，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翻了一番，但美欧的份额却从77%下跌到62%；中国在世纪之初只占非洲贸易额的5%不到，但到2009年却达到了15%，很快将超过欧洲。[9] 所有这些，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强烈不安。
二是鼓吹诸多其他模式与&中国模式&竞争，特别是所谓&印度模式&。例如，美国不仅在全球鼓吹&印度模式&可以抗衡&中国模式&，而且也鼓吹&印度模式&更适用于非洲。负责南亚与中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于日谈到第二届印非峰会时说，&印度模式鼓励非洲增长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10] 印度人也自吹，印度在非洲的优势不仅在于其成为一个新的援助提供者，而且在于其自身仍鲜活的发展挑战的应对经验。[11] 此外，日本和韩国也都试图向非洲输出其&模式&。例如，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便曾说：&目前的非洲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韩国情况比较相似。看韩国30年来发展的情况，韩国的成功范例有很多值得非洲学习的地方&&&尽管这一论调被大多数认为是种笑谈。[12]
最后，还有人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和&不可持续性&是不适合非洲的，进而指出非洲需要自身的模式。例如，非洲人权委员会（African Commission for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在2011年4月会议期间指出，&中国模式是独特的，因为中央政府可自上而下地做出决策，并通过所有渠道抵达基层。这完全不可能在其他地方复制。&该委员会还指出，中国建设特别经济区的经验正通过在非洲建设类似的特别经济合作区而向非洲输出，但移植中国模式有着一定的风险，进而呼吁&自下而上的非洲增长模式&。[13]
第二，围绕中非关系所体现的不同发展手段的争论逐渐升级。
实现非洲的发展，是所有国家和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共同目标&&至少公开的声明是如此。但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特别是如何平衡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搭配，却产生了严重的争论。更为具体地，这种争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谓&安全&发展关联&（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一是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问题。
中非关系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中国基于自身改革开放的经验，强调发展与安全是相互促进且可同步解决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所面临的发展与安全挑战甚至比目前不少非洲国家更为严峻，但中国强调发展优先、通过发展解决安全问题的道路迄今取得了重大成功。而不少非洲国家，受美欧所谓&安全&发展关联&逻辑[14] 的影响，强调必须首先实现安全，然后再着手发展的政策，结果是严重的发展政策安全化，不仅无法根本上缓解安全问题，还使得非洲面临的发展环境更加恶化。尽管如此，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却常常以中国仅关注经济发展而不关注社会、政治和军事安全为由，对中非关系和中国对非政策横加指责。事实证明，中国以发展优先的政策方法不仅是有效的，而且也为印度、韩国、土耳其等新兴国家所效仿。
中非关系和中非论坛迄今为止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目前也得到印度、土耳其、韩国等的效仿，特别体现在后者更多关注特定领域的对非合作上：如印度更为关注人力资源培训，韩国则重点农业合作和技术转移，土耳其的重点放在宗教与文化交流、非政府组织合作等方面，等。而西方则有意无意地试图分散非洲的精力，使其难以集中力量发展自身。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在过去50年中，欧美所主导的发展经济学、特别是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往往是每10年便变换一个主题，从20世纪60年代强调经济增长，到70年代强调减贫，到80年代强调结构调整，90年代强调良治，再到新世纪强调所谓的援助效率和新近的结果管理。[15] 对话语权的操纵和不停变换，使得非洲国家必须不断引进和学习新概念，始终跟在欧美步伐之后，而无法集中精力发展自身，更别提从与欧美的经贸关系中获得互惠收益和更大的发展机遇。[16] 基于同样的逻辑，西方正不断炒作中国对国际发展努力的&破坏&或&静悄悄的革命&，因为中国并未参与国际发展努力，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下设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17]
第三，围绕中非关系的合作方式的争论发生变化。
尽管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与非洲的合作中往往不附加政治条件&&如果说有那便是与之结盟，但从冷战后期开始，政治条件日益成为西方与非洲合作的前提条件，特别是所谓的民主、人权、市场自由化等。就连相对较晚与非洲接触的日本和印度，也都在其对非合作机制中坚持某种政治条件。例如，尽管印度出于自身的殖民经历而允许援助接受国界定自身的政策优先，但却同时附带提供印度由民主支持的发展与增长的经验。[18] 又如，日本也在其对外援助指南中提出了日本对外援助的四项原则：接受国承诺采纳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民主化与人权；在发展努力中植入环境保护；官方发展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或用于国际侵略；后来又加上了接受国应当削减军事开支的条件。[19]
随着中非论坛的快速发展，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为非洲提供了极大的机遇，也对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带来了&冲击&。对此，其他国际对非合作机制往往采取三种应对措施：一是对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立场横加攻击和指责，认为这破坏了西方在非洲的良治努力。二是逐渐调整其政治条件，由先前的坚持强硬的&良治&原则，逐渐转变为更为中性的强调&有效治理&原则；换句话说，这些国家对非援助的附加条件正日趋&隐蔽化&。三是也强调对非洲的不干涉内政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特别是前述的日本和印度，例如日本通过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强调非洲人的自主性和日本的不干预，而印度则公开声称自身的对非援助是不附加条件的。此外，土耳其在时隔70余年后重新聚焦非洲，在创建土非峰会时便强调，土耳其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与合作的政治条件相伴随的是，非洲的&所有权&始终是国际对非合作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始终强调各国有独立发展自身政治、社会、经济的权利，坚持对非合作中非洲的所有权，一切合作项目都以非洲的需求为主。这与传统的西方对非合作中强加西方思维是完全不同的；而正是由于不考虑非洲的自身需求和环境，西方几十年来的对非合作一直收效甚微，而这也是西方缘何讨论援助有效性的原因。在中国强调非洲所有权带来的压力下，各对非合作机制也开始强调这一问题。例如，如日本在冷战后的对外援助的正当性理由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倡导一种&新范式，它强调强化穷人的声音和力量，最大化援助接受国在设计发展援助中的主动权&，即授权（empowerment）和所有权（ownership）。[20] &日本政府正引领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讨论，通过倡导非洲的所有权及非洲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1] 此外，印度、土耳其、韩国等都坚持非洲自身的需求，特别关注人力资源发展、技术转移等民生项目。就连欧洲和美国，也日益重视起这一问题。
三、未来发展与中国对策
由于当代国际体系转型更多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因此这一进程将持续较长时期；同时，在经过60余年的发展之后，中非关系已经迈入可持续发展阶段。综合起来，下一阶段对中非关系的机制性竞争压力和理念性竞争压力都可能有增无减，进而呼吁中国前瞻性地思想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应对。
就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所面临的机制性挑战而言，前述的三个趋势在未来都可能继续发展，甚至可能加剧。首先，美欧日等的对非合作机制极可能进一步强化。事实上，2011年的西亚北非动荡已经见证了美军非洲司令部作用的重大提升；而以英法为首的欧盟成员国对西亚北非动荡的介入，也势必促进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发展。其次，新国际对非合作机制的增生还将继续。目前，诸如巴西、俄罗斯等国家都正计划建立各自的对非合作机制，而其他与非洲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加拿大等也有建立对非合作机制的可能。第三，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的压力还会继续加大，特别是通过其他方的三边合作而间接性地加大对与中国在非洲合作的压力将会增大，欧美、美日、美印有关非洲的对话极可能发展成为相应的三边合作。
在理念性竞争压力方面，由于中国尚未参与到一些西方所引用的规范的机制之中，因此西方极可能转变手段，利用国际&软法&（soft law）或&软规范&（soft norm）制约中非关系的趋势可能强化。所谓国际&软法&或&软规范&是指明显不具约束力但却有着国际法相关性的国际规范，它居于&法律与政治之间&。它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政府组织所倡导同时得到部分主权国家大力支持的，尽管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但却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22]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家正借用这类国际&软规则&来约束或引导中非关系的发展方向，如涉及钻石开采的&金伯利进程&，涉及自然资源开采的&采掘业透明协议&，涉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及涉及金融、环境与社会保护的&赤道协议&，等。
尚需指出的是，随着中非关系面临的竞争压力的加大，非洲本身的对华友好立场也可能产生分化。事实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国际对非合作的机制增生和理念多样化都持欢迎态度，认为这将为非洲提供更多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洲国家也会欢迎三边合作，事实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对三边合作表示反感，认为这可能限制非洲的自主发展，缩小非洲的政策空间。非洲态度的这一自相矛盾可能极大地限制中非关系的未来发展空间。当然，也有部分非洲国家对中非关系面临的竞争漠不关心，认与是&巨人的斗争&的一部分。[23] 而作为非洲头号大国的南非，则视自身是外部通往非洲的&通道&（gateway），希望能与中国在非洲开展三边合作。[24]
为合理应对中非关系面临的机制性和理念性竞争压力及由此而来的非洲分化挑战，中国的应对可从两个方向思考：一是如何继续夯实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二是如何为未来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增长点。
一方面，中国必须坚持中非关系的既有优势，进一步夯实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需要进一步明晰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定位和具体措施。在经过12年的发展之后，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为中非关系的核心平台，且正迈向其可持续发展阶段。因此，本届论坛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其定位和具体举措应当围绕&体系性完善和系统化升级&展开：一方面要以一系列新举措将先前四届论坛的各种举措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个合理的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一系列新举措深化先前四届论坛的各种举措，为下一阶段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面对西方国际社会的不当批评，中国应当强化对中非关系、特别是中非合作论坛的公共外交。这一公共外交战略首先需要合理地总结和宣传中非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国际贡献，避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评论&&包括不当的批评和少量的正面评价&&成为主导中非关系的话语系统；其次是要培育中国自身的或了解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应对和利用国际&软规则&；第三是要从机制体制上改善对非公共外交政策体系，如可考虑设立中非关系形象大使，设立政府类和冠名类&中非关系国际贡献奖&，等；最后是要加强研究和学术外交，特别是对中非关系国际贡献、国际对非政策比较等的研究和学术宣传。
第三，要继续完善中非关系的机制体制，对中非合作论坛实施合理的规模控制与质量管理。过去12年来，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体制已相对较为完善，今后的发展应当更多关注如何提升论坛的质量管理，而非规模扩张：一是需要根据论坛的中长期规划，有节奏地建设论坛的直属机构；二是要统筹管理非直属性的涉中非关系论坛，避免诸多名目繁多的非直属性分论坛的可能负面影响；三是要建立健全中非合作论坛政策措施的质量跟踪、控制和评估体系，使中非关系的各种措施能真正落到实处；最后，要建立健全论坛的危机管理机制，由论坛下的专门机构辅之以由大学和智库专家学者组成的危机管理咨询团队，以便更为快速、系统和协调地应对和预防各类危机事态，特别是避免因规模扩大后难以管理而出现的危机。
另一方面，中国也应寻找未来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作者认为，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考虑到涉非三边合作的压力在未来将会有增无减，且在全球化背景下诸多问题需要国际性的集体努力，因此中国有必要在西方国家尚未完善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框架前，与非洲合作共同形成完整的涉非三边合作战略框架，特别是要形成共同的战略原则、合作对象优先次序和谈判策略。考虑到涉非三边合作的敏感性、特别是非洲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普遍反感，涉非三边合作战略需要考虑以下问题：应以非洲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以非洲的同意为前提，争取确保非洲的全程参与；应从相对容易的经济问题入手，逐步深入到相对困难的政治、安全问题；先与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后与北方国家探讨涉非三边合作方案；等等。由此而来，可将涉非三边合作的战略原则确立为：&非洲需要，非洲同意，非洲参与；先经后政，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是，涉非三边合作的对象的优先次序可大体确立为：南非，非洲地区和次地区组织，国际多边机构，其他新兴大国，西方发达国家最后。涉非三边合作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把握不好可能会对中非关系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配套以恰当的谈判策略：首先，与非洲共进退，共同抢占围绕这一议题的话语主导权；其次，与非洲共同提前设定涉非三边合作的优先领域；第三，中国与非洲还需要就三边合作的谈判战术达成共识。
在前瞻性地提出中国涉非三边合作战略构想之外，中非关系的一个新增生点是发展中非安全合作。这一合作既有利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又能极大地提升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当然对非洲自身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也有着重大积极意义。它同样包括战略原则、战略优先和机制框架三方面。鉴于非洲安全的严峻挑战以及中国参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层次较低，中非安全事务合作的战略原则应当是：以共性问题为起点，以涉我问题为重点，以热点问题为抓手，以多边机制为平台。由此而来，中非安全合作的战略优先次序大致为：首先，鉴于政权稳定是所有国家得以发展的前提，中非可加强各个层次的政权维稳经验交流；其次，鉴于以美欧为主的国际社会对非洲安全事务的不当干涉，中国应当强化对非洲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的支持；第三，考虑到非洲多国存在的国内或国际性冲突，中国应当更为积极地参与非洲热点问题的解决，强化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参与力度；最后，中国还应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加大力度推动涉非安全事务的热点问题上的合作。中非安全合作的机制体制建设可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可在国家层次上设立中非防长对话机制和中非公安部长（警察局长）对话机制；第二，建立次国家级的警察合作机制，重点放在围绕社会危机应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上；第三，建立中非安全部门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的对话机制，特别围绕中国军转民改革经验、非洲国家实现复员计划等问题展开交流；最后，应当加强中非军队、警察及安全研究的合作与交流，在不同层次和领域内建立相应的智库合作机制乃至二轨对话机制。
[1] 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3.
[2] Daniel Bach,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frica: Trade Liberalisation, Constructive Disengagement, and the Securitisation of Europe&s External Frontiers,& Africa Review, Vol. 3, No. 1, 2011, p. 40.
[3] Shigeru Ishikawa, &Supporting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Toward Mutual Learning from the British Model in Africa and the Japanese Model in East Asia,& Discussion Paper #8, JBIC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Tokyo, March 2005, p. 34.
[4] Njunga Mulikita, &Japan&s Conference, Diplomacy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nthly, Vol. 13, No. 3, December 1999, p. 54.
[5] 有关韩非论坛的机制体制的讨论，可参见Johan Lagerkvist and Gabriel Jonsson, &Foreign Aid, Trade and Development: The Strategic Presence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Sub-Sahara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 5, The Swed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pp. 53-67。
[6] J. Peter Pham, &India&s New Engagement of Africa: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in Jack Mangala ed., Africa and the New World Era: From Humanitarianism to a Strategic View,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 &India, Japan Discuss Political, Economic Engagements with Africa,& Daily India, 16 June 2011, /show/445775.php.
[8] &US Lauds India&s Model of Engaging Africa,& IANS, 10 June 2011, /news.php?newstype=local&newsid=244136.
[9] Thierry Ogier, &OECD attacks China-Africa trade &myths&,& Emerging Markets, 7 June 2011, http://www.emergingmarkets.org/Article/2844091/OECD-attacks-China-Africa-trade-myths.html.
[10] &US Lauds India&s Model of Engaging Africa,& IANS, 10 June 2011, /news.php?newstype=local&newsid=244136.
[11] Shashi Tharoor, &India Gives,& Daily News Egypt, June 12, 2011, /global-views/india-gives.html.
[12] 《非洲35国代表来韩学习韩国发展模式》，载《朝鲜日报》，日，/site/data/html_dir//07.html。
[13] Antoaneta Becker, &Chinese Model Showing Cracks,& AllAfrica, 23 June 2011, /stories/.html.
[14] 有关&发展&安全关联&的讨论，参见张春：《&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
[15] 有关西方发展话语在过去60年的演变，新近较为全面的论述可参见Erik Thorbecke, &The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Doctrine, ,& Research Paper, No. , UN University, December 2006.
[16] Dent Christopher,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Rel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1, p. 12.
[17] Ngaire Woods, &Whose Aids?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4, No. 6, November 2008, pp. .
[18] Dweep Chanana, &India&s Transition to Global Donor: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ARI, No. 123/2010, 23 July 2010, http://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wps/portal/rielcano_eng/Content?WCM_GLOBAL_CONTEXT=/elcano/elcano_in/zonas_in/asia-pacific/ari123-2010.
[1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pan, ODA Annual Report, 1996, Tokyo: MOFA, 1996, p. 211.
[20] Yujiro Hayami, &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to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2, 2005, p. 57.
[21] Junichiro Koizumi, &Japan&s Policy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Message to Africa towards the G8 Summit, July 6, 2005, p. 1.
[22] 有关国际&软法&或&软规范&的论述，可参见La Szlo Blutman, &In The Trap of A Legal Metaphor: International Soft Law,&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59, July 2010, p. 605; Jon Birger Skjaseth, Olav Schram Stokke and Jogen Wettestad, &Soft Law, Hard Law,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orm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6, No.3, August 2006, p. 104; Dinah Shelton ed., Commitment and Compliance: The Role of Non-Binding No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等。
[23] &Wade: China, Japan and India are Better than the EU Africa,& 15 December 2010, /CulturesA/xwzx/ty/9721562.html.
[24] &South Africa: Country Strengthens Its African Position At Brics,& AllAfrica, 28 March 2012, /stories/.html.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译品2013年8月号
智库观察201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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