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建筑工人说的感谢话
第一篇:《对话建筑工_》
对话建筑工
《中国工人》编辑部
编者按：日，“与建筑者建造尊严——对话建筑工”活动在北京大学举行，这一活动是由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和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主办的。与会者有几十位来自一线的建筑工人、部分高校的劳工专家、学者、全国总工会的有关同志，也有为建筑业农民工提供帮助的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还有常年关注和报道建筑业农民工生存状况的媒体记者。本文将本次对话活动进行记录和整理，
以飨读者。
包工制下建筑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状况
李大君(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劳工项目统筹)：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与建筑者建造尊严——对话建筑工”的论坛活动，参加今天活动的建筑工工友大部分是从北京各区县赶过来的，还有几位是从河北和江苏远道而来的。工友们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是没有工钱，有
的工友甚至因为今天没在工地上干活还要被扣工钱，所以要特别地感谢工友们。这次举办的文化周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天是与建筑工友对话，之后还有宣讲活动、文艺联欢晚会等。
在筹备这次论坛之前，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人间”）和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以下简称“安全帽”）在北京的工地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形成了一个调研报告，下面请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的刘丽君把调研报告的主要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
刘丽君(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统筹干事)：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从2008年开始为建筑工人做服务。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建筑行业？因为他们是非常庞大的工人群体，2004年已经达到4000万人。现在社会上广受关注的工资拖欠问题绝大多数集中在建筑行业。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无法得到较好的解决？据我们了解主要是由建筑行业包工制导致的。建筑行业的包工体制，是指层层分包，最后落到农村出来的包工队身上。工人跟着包工头干活，工资
中国工人2011.7
发放、组织和管理都是由包工头负责的。在这个过程中，工人跟建筑公司的劳动关系会被他跟包工头的关系遮蔽掉。还有就是建筑行业安全事故频发，工伤比例很高，建筑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值得关注。同时，建筑业的用工制度又同业主、住户的安全息息相关，比如去年底上海发生的特大火灾，其根本原因就是包工制度所引发的工程管理混乱。
我们主要采取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调研方法，访谈是主要形式。访谈集中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至北五环之间的8家工地，另外还对北京市大兴区等工地集中的区域进行了走访。主要调研建筑工人的劳动关系、工作状况。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有的农民工工资堪比白领，说建筑工人月薪上万元。通过调查，我们看到了背后的更具体、更细节的一些情况，看到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我们认为这一说法非常片面。
下面讲一下我们调研的核心发现。劳动关系方面，绝大多数工人都隶属于包工队，除了做安保、成品保护、打零工之外，其他的主体工程、二次结构等都是隶属于包工队的。72%的受访工人都表示没有签过劳动合同，即使在已签过合同的工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持有合同原件，而且许多合同是霸王条款，包工头对工人的用工可以说是彻底的灵活用工，因此工人的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生活方面，建筑工人一般都住在偏远的城乡结合部工地上的工棚里，居住条件非常糟糕，伙食很差，价格很贵，用水、用电也很困难。
在用工制度上，层层分包严重。开发商会转包给其他的建筑公司，然后再转包给包工队。这同基建中层层垫资有着直接的关系。建筑公司承包一个工地后，下面的公司会为它承担一定比例的工程款，这样会节约承包公司的资金投入。当转包落到包工队没法再往下转包的时候，包工队若拿不到工程款，要维持工程进度就只能靠工人“垫付”自己的劳动。工人要想按月拿到工资，在这种垫资运作的前提下，是很难解决的。因此拖欠工钱的问题在源头，即与包工制度下的层层垫资有很大关系。包工头跟工人建立的所谓“劳动关系”，工人会认为包工头是自己的老板，包工头也管理工人，公司也认为工人的老板是包工头，好像包工头跟工人之间有劳动关系。因此我们说，实际上工人的劳动关系被遮蔽了，公司就是靠包工头与工人之间这种乡土社会关系来规避应承担的劳动法律责任。因为工人的工价没有合同来确立，可能会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来支付工资，以法律维权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途径往往很难走通，工人就会采取“闹”的方式，比如堵公司项目部、堵马路等。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不签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一方可能会面临双倍工资的赔偿，因此建筑公司或劳务公司同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签订劳动合同。我们问了工友对合同的看法，大部分都说这是一个形式，是应付检查用的。因为工人手上没有合同原件，都是统一发下来让大家签的，不是一对一的，等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使用合同作为武器。还有许多签署空白合同，内容都由公司填写，使得工价跟口头协议完全不符合。我们看到一份合同的范本，里面有三处对工人进行罚款的内容，如500～5000元不等的罚款；工程没有完成之前辞工的，只支付80%的报酬，甚至只支付40%～60%报酬；还有的只发生活费，其余工钱在春节前结清；有的不承担社保等工钱之外的费用。
我们可以看到，一份劳动合同，工人手上没有合同原件，即使走法律程序也难以切实维护自己的权益。虽然公司说劳动合同是形式，是为了应付检查，但是里面的罚款条款却是有预备地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另外，签下劳动合同有潜在的麻烦，就是劳动合同上的工价普遍低于口头约定，小老板可以从中渔利，如果小老板反悔，有的劳动部门甚至说工人是“恶意讨薪”。
建筑行业的普遍情况是干一天活有一天的工资，平时一般是十个小时，算一个完整的工，计10分。如果只干9个小时的工，只记9分。夏季工作12小时，不会计算更多的分数，也只算10分。活儿少的时候计算包工活，三天下来平均三四十元一天，活儿多的时候就计算天工。窝工就是把天气等的风险转嫁到工人身上。工价是用区间的方式来确定的，最后老板可能压低工价。生活费这块也是非常随便的。灵活用工看似是中立的制度安排，但实际上完全有利于资方。在工人自身的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会使得老板很容易侵犯工人的权益。
我的报告完了，谢谢大家。
包工制度下的工地关系霸权
沈原（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李大君：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沈原老师、包工头李新峰师傅。
沈原：在五一劳动节前让建筑工、像李师傅这样的包工头，还有媒体、公益组织的人士、学生做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感谢这次论坛的组织者。
2011.7中国工人
包工头是包工制度上的结点。作为包工头，你是怎么找工人的？
李新峰（包工头，河北人）：我跟别人可能不同，我从事这个行业的时间比较短，从去年开始才做包工头。我不是从普通工人做上来的，我一开始就是带班。我原来在一个装卸队，不是建筑方面的。后来我带十几个
人，直接转行到建筑行业里来的。我带班拉着队伍进来的，普通工人的难处我可能体会不到。
沈原：这些工人跟你是亲戚？李新峰：大部分素不相识。
沈原：我插队的时候当过民工，那时候在生产大队，有人民公社和制度保护我，我有饭吃。改革以后制度不保证，关系来保证。你跟民工素不相识，他们怎么会跟你走？有劳动合同吗？为什么他们会跟你走？
李新峰：我保证他们的工钱，日结，我没欠过工人工钱，我有信任感。
沈原：你带了多久？李新峰：一年。
沈原：这里工友有没有日结的？
某工友：我遇见过。他们活儿紧张的时候，那就是一天一结，但是没有长时间日结的。
沈原：没有长工？
李新峰：你可能理解错了。这是前期的，是为了赢得他们的信任。因为是做装卸工，建筑工地肯定做不到日结。物流装卸，干一车活儿就挣一车活的钱，特别是前期大家相互间还不大信任，会有日结，后来就没有日结这一说了。
沈原：装卸队的行规可能是这样，但你带着他们跳进建筑行业，就欠薪了？我了解在美国是周薪或者双周薪。你们有没有按月结的？
某工友：我今年开始在北京平谷一家打着建筑公司牌子的工地上干活，每月一结，发的是全额工资。
李新峰：这个太难了，公司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你们工钱？
沈原：你所在的是正规的建筑公司，还是其它的？李新峰：我上边还有包工头，大的包工头，一般都要经过四五层。
沈原：咱们工友弟兄都知道吧？是这样吗？
张克俭（工友）：是这样的，我干活儿的公司就是一个劳务挂靠公司，不是项目部的建设公司，而是挂靠在安徽的一个公司。
沈原：你碰到过拖欠你工钱的事吗？
李新峰：一般来说不但拖欠，还要扣我一部分。沈原：你自己往里面垫钱？
李新峰：是，主要是垫生活费，这个数额不一定，很难说。
沈原：你给工人多少钱？
李新峰：20块钱一个人，一天有十几个人干活，一个月下来要垫付六七百块钱。
沈原：你手下最多有多少工人干活儿？李新峰：十几个工人。
沈原：你结算工程款的时候，是跟上一级的包工头要钱吗？一般会不会全款结算？如果扣，会以什么理由扣？
李新峰：他说你工程不合格、质量不合格，让你返工，我还要贴日工、生活费，这儿扣那儿扣的，就没什么钱了，10万块钱至少扣2万，基本上成一个惯例了。
沈原：你怎么转嫁危机呢？返工的时候怎么办？李新峰：我不会扣工人的工钱，至于工资日结的工人，我尽量不用他们。包工的，就是你一个活儿多少钱，这个总额不会变的。
沈原：我们讲工人有两种，一种是有技术的核心工人，一种是边缘工人。对待他们有区别吗？
李新峰：技工工资肯定高啊，得留住他们。我接的活一般比较简单，谁都能干，比如抹灰、打地面、砌墙砖，二三把刀都能干。
沈原：如果你的上家不给工资，你会和工人们一起去讨薪吗？
李新峰：去年有两起。前面那一起记不太清楚了。后面那起，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我那时候带班，那个工程本身有一定难度，不好干，活儿确实干得不合格。干活儿之前他们没给我出具任何标准，只说把水泥抹上去就可以。我就带着工人开始干，因为当时是冬天结果灰一抹上去就冻住了，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不要干了，之后公司的负责人不给我结账，还说明年来了再说吧，况且你还得返工呢。我想，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给你一天时间把工钱给我们结了，一共是三万多块钱，公司只肯出2万块钱，剩下的他们不同意给，于是我们就找项目部。这个公司特别复杂，总包
是北京的一个公司，底下有一个河北的劳务公司，河北的劳务公司又将工程转包给了一个湖北的公司。与我们直接对
中国工人2011.7
话的是湖北的劳务公司。于是我们先找到了北京的这家公司，但他们把付工钱的事推到湖北公司身上。后来我们就堵工地建筑公司的大门。我们三十几个工人都去了，其实工人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如果闹，我们担心是不是违法，后来我们认识了北大的学生志愿者，他们给我们出点子，可以去找劳动部门、公安局、建委等单位。我们几个工人商量了一下，还是先去找劳动局，后来我们又去了建委、公安局，几个单位都说正在给我们协调，但我们感觉他们是采取这种拖延的方式与我们周旋。
沈原：工人不服从管理怎么办？李新峰：我带的工人都没有这种情况。沈原：你的工人都很老实。
李新峰：我也干活，跟工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沈原：工友们，这里有一个好的包工头，你们有什么不敢问自己包工头的问题，可以问问李新峰这个包工头。
某工友：我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叫温泉的地方做工，我老家是张家口的。听了你的发言，我的感触挺深的，我想问李新峰你有没有想到以后做大了，你跟现在的包工头会有什么区别？在用工上，有没有改变现状的想法？咱们都干的最苦的行业，我个人觉得包工制度对我们农民工越来越不利。在座的工友们，你们以后如果成了包工头，能不能改变现状？
李新峰：其实我很想的，但是我无能为力。
某工友：月工资能不能结？生活条件能不能改善？工作时间能不能缩短？
李新峰：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努力，并不难解决。为什么我们没有保障？我们对公司没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我们包工头坚持要跟公司签，这个活儿我可能就接不成了，因此没有法律效力。如果正式签，公司会认为成本增加太多，市面上有那么多廉价劳动力，所有人都这么干，公司会愿意增加成本吗？但是如果只是我们自己要求签，这个问题恐怕很难解决。但如果大家都要求签，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北师大同学：我想问有关建筑工人出路的问题。有些建筑工人说以后想做老板、小包工头等等，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出路适合大多数工人吗？
李新峰；我觉得没有出路。我们何去何从？再回去做农民吗？如果我是普通工人，就希望能有养老、失业保险，有保障。包工头不是保障，没有出路！
李大君：当包工头不是出路，咱们要把农民工的农民两个字去掉，要当一个能够享受正式工人待遇的工人。
沈原：前两天我们在中山大学有一个对话，主张要废除、埋葬包工制度和农民工体系，必须给农民工真正的工人身份。这个体制三十年了，不合理，也维持不下去。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当代建筑工人的权益状况与劳工维权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李大君：下面请工友何正文和卢晖临老师。之前刘丽君也说了，在我们的调查当中，没有工友拿到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何正文就是在2009年建筑业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当事人。
卢晖临：从刚才刘丽君的报
告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了建筑工人的劳动、生活状况，同时也感受到建筑工人维权的不易。何正文用他个人亲身去维权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先请何正文来讲一下他的经历。
何正文（建筑工人，四川阆中人，建筑业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当事人）
何正文：我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因为签订劳动合同太难了，只是追讨到了如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费、高温补贴，并没有争取到一份正规的劳动合
同。劳动合同本身太遥远，但如果大家努力的话，也并不遥远。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和阻力，如果你不去争的话，肯定就难，我争了一年。首先是到劳动科、劳动监察站，到了劳动监察大队，经过劳动仲裁。甲方不认账，对方又上诉到法院，又经过一审、二审。第一次审理，双方人员的阐述，事实经过是很明显的，但是法院并没有马上判决，并且一推再推，我隔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去催，但是法官说你的案子很复杂，要重新组织审理。之后合议庭换了一班人，我就又打电话，他们说主审审判员生病住院了，之后我又打了很多次电话催他们。
李大君：你争的时候有没想到过会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争呢？
何正文：开始我决心也不是很坚定。协调员跟我说，你跑了这么长时间，万一拿不到钱怎么办？我说你就当我这六个月得了不治之症，然后没花钱看好好了。他说你何必
2011.7中国工人
呢？现在给你调解，比你拿不到钱好得多。我当时想，一定要坚持下去。2003年我在广东的厂里打工，因为在宣传栏里看到断断续续的劳动法宣传，后来在书店里我也有意识地去找劳动法的相关书籍，到2009年跟大学生志愿者接触以后才知道有劳动合同法及细则。拿到这些法律法规后心里边多少有了底。通过阅读法律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把这些书本当宝贝，平时到哪儿都带着它们。我的案子一审判我胜诉，判决生效后对方一直不给钱，我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拖了很长时间。开始我隔几天给法院打个电话，后来因为我也是带班，就只好撒谎离开工地去法院。执行庭的法官生气了，说你怎么老是打电话？我说我这个案子审理时间都超过一年了，如果你们不执行，我就去乞讨，去要生活费。
卢晖临：司法程序难在哪里？
何正文：你不知道哪里有个沟儿、哪里有个坎儿。公司的负责人说这是你跟小老板的事，我说我已经找过他了。公司又说他们不管，你自己处理。于是我就去项目部，保安不让我进去，我就对保安说你写上保安不让进，并把日期也写清楚，证明我找过你们了。我到北京一个区的劳动局，他们本来既管劳动监察，又管劳动仲裁，满心希望能替我们工人说话，可人家对像我这样的建筑工人将信将疑。劳动局的人问我是否有协议，还用怀疑的口吻说，你们的工钱5000块钱一个月，有这么多工资吗？我说我们的劳动强度有多么大你知道吗？我们每天干多长时间你知道吗？这方面碰到的难事一时半会儿说不完。
沃律师（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刚才听了嘉宾的对话，我想农民工现在的状况是很重要的社会问题。希望大家还是依法来进行维权。中国的法律制度设计是在不断完善的，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法，从整个社会大环境来说，还是保护咱们农民工的。
李大君：您怎么看农民的维权成本呢？
沃律师：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是相当高的。一个离婚案件、房产案件，我会收2万块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做农民工维权方面的案子，能收多少钱？
郭伟和（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有什么好办法？
沃律师：我觉得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包工头好坏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刚才李新峰也说了，包工头也没有办法按劳动合同法来执行，如果执行了，他的效益怎么办？
卢晖临：走维权的路，是非常艰难。我也赞同要依法维
权，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的情况，刘丽君的报告里面讲了，我们有非常先进的劳动合同法，但是大多数工地不跟工友签。劳动部门、社会各界都应该知道，现在的一个常态是工人不是按月拿工资，而是被拖欠，这是当年马克思的研究当中都没有出现的现象。他当年研究英国的工人，至少资本论里面没有出现过欠薪的现象。这提醒我们要认识到，搞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法制的框架。我们制定的法律已经很多了，可是从具体打官司的过程我们看到，许多法律条文只停留在文本上，对工人最有意义的，是现实中具体解释法、执行法的人。很好的文本框架，真正想用的时候却不顶用。我们可以不断要求争取更多的改进。大家刚才讨论，是体制的问题。自上而下，如何跟每个工人签劳动合同，这需要一股推动力量，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何正文所做的非常有意义。作为个人，他付出了很多的成本，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去做了、去碰了、去尝试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法律还不是钟，而像个消音器，使劲地去撞，才会有声音。如果我们都不去敲钟，那法律就真的变成摆设了。我很赞成何正文的做法。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去寻求改变。
李大君：你给旁边的工友讲自己的经历，他们有什么反应？
何正文：95%的工人听了，大家都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但是到了实际过程中，就不一定这样了。
李大君：在座的工友有多少人有被欠薪经历？有多少人尝试过自己维权？
赵志强（河北工友）：2010年4月，我们在朝阳区某工地做门窗安装工作，是包工头李某跟门窗厂签订的合同，开始我们做日工。因为北京春天刮风大，楼上不让上班，窝工大，后来就变成了承包合同了。就这样，一直干到了2010年底，这中间只是每个月给300、500块钱的零花钱，未付工资。我们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但到现在我们也没拿到工钱。
李大君：再做一个小的调查，大家遇到维权问题时，倾向于集体讨薪，还是走法律的途径？
某工友：大部分不走法律途径，因为维权成本太高，我们耗不起。我觉得现在只要一出现农民工欠薪的问题，好多人就跟金钱、资本、老板靠近，而不是向我们农民工靠近。农村小孩都知道欠债还钱，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维权成本？
陈淑静（北京义联劳动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称“义联”）：我们机构是做免费的法律援助。
中国工人2011.7
李大君：你们付出的成本有多少呢？我们这里有三家做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面对这么多的工友权益受到侵害，如果仅进行公益代理，成本会有多少？
王彦斌（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研究中心）：第一，成本当然很高，但是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是不收钱的。第二，维权就像救火一样，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永远会有损失的，所以要先做防火的工作。还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广大农民工要争取能够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不能签订，要尽量去收集证据。做好保护工作，就能有效地避免这方面损失的扩大。同时工友们也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劳动法律知识。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也会从公司和农民工双方的角度去宣传，这样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郭伟和：你们在做代理的时候，要付出多少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王彦斌：骨干律师工资是5000块钱一个月，做案子的时候，政府会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案子的审理比较快的是1～3个月，最慢的是1年～3年以上。
李大君：我补充一下情况，佟丽华律师的实践，这类案件审理时间长的需要3年多，甚至有的要6年以上的法律维权程序的周期。（编者注：佟丽华现任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他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农民工法律援助两大公益法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次受到司法部、中宣部、北京市政法委的表彰。）
卢晖临：这类案件法律维权成本如此之高，这当中可能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如何促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介入，执行监管监督呢？比如不签劳动合同的现象，咱们工人能不能打电话到劳动监察大队，你打，他也打，说没有签劳动合同，这样，一些监察部门可能会更加尽职，面对公众，他们也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
郭伟和：法律单位能否从单纯的对农民工维权援助，转变成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
卢晖临：我们在做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去问工人，为什么没签劳动合同？签了可能会有什么好处，这样慢慢来做。
郭伟和：我们再往后追一步，为什么建筑业农民工的权益会受到那么大的侵害？可不可以由农民工提出一个诉讼，相关法律部门能不能代理？
王彦斌：我们一方面在做法律援助，一方面通过丰富的法律实践来做相关的研究。我们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给劳动监察部门一定的权力，让他们变成像城管一样有强制执行力的机关？
王彦斌：我觉得没问题，只要有当事人愿意，很多事情是可以推动的。
何正文：通过我这几年的实践来看，不是对律师行业有看法，他们好像有点治标不治本，这就好比身体外面起一个疙瘩，但其实是身体里面有病了。我发现律师介入农民工的案子，往往是治身体外面的小疙瘩，而不是身体里面的病。
王彦斌：非常理解您的遭遇。就律师个人而言，也有生存的问题，他们要考虑投入产出比。但律师中也有一批行业标兵，他们不追求自己的收入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在努力维护工友们的合法权益。
李大君：生活在现在这样的条件环境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维护我们的权益？工人自身可以做什么？
陈淑静：我们有做行政诉讼方面的打算，正在准备。张克俭：我来自河南南阳，是一名老实的工人，当了10年的建筑工。我也曾经讨过薪，有成功，也有失败。法律是公正的，对我们也起保护作用。我和几个工友在云南就曾经成功讨薪。我觉得工友们一些法律知识，同时带动大家，利益就能共享。
某工友：对农民工讨要工资的事件，劳动部门和相关单位应当支持，如果该支持的不支持，媒体应当曝光。
李大君：工地上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事，那么媒体会不会感兴趣？媒体在多大程度上会管用？
王羚（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记得十几年前刚做记者的时候，一些农民工拿着血书来到电视台，我很感慨。其实媒体应当也可以有所作为，去年群体性事件很多，不少媒体在尽力做，现在网络也起着很大的作用。
何正文：在座的农民工兄弟，我们都希望其他人的帮助，但光这样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掌握一些法律知识，而且还要去运用它，不然我们的权益便不会得到保障。如果我们一直都依靠别人，小时候靠爸妈会走路，长大了过一个沟、一个坎儿，还靠爸妈吗？要靠我们自己，把法律作为一种维护权益的武器。
某律师：我曾经在上海做劳动仲裁、监察、信访方面的工作，现在在北大专门从事劳动法的研究。我在15岁的时候也打过工，也被一些管理人员无端指责，当时还没有欠薪
2011.7中国工人
卢晖临：他们是有这个权力的。
何正文：我曾经找过一个劳动监察的相关人员，我说法律上一条一条写得那么好，怎么没见你们去工地执行呢？法律的规定和你们跟我们谈的，好像不太符合。
郭伟和：假如政府部门有不作为，能不能去起诉相关部
的情况，因为那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国企。我们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肯定会有不适应的地方。刚才何师傅对劳动监察人员，可能有一点误解。在座的是否知道，一个仲裁员一个月要处理多少起案件？
何正文：我在等待仲裁期间，经常跑仲裁庭。他们加班的时候也有，但是坐在那里闲聊的情况好像也不少，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某律师：我所在的地方，每个月必须办完十几起的案件，经常要加班。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现在全国的劳动监察员有多少？只有20万。但是咱们的工地、工人有多少？各位都说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我们工人也要守法。不签劳动合同是不是违法？这个时候工人也要有一种守法意识。有多少工人说老板给的工资低了我就不干了？又有多少人说不签劳动合同我就不跟你干了？
李新峰：听起来没错，但如果你不去干活，一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
卢晖临：两个环节在一起，这种交流碰撞很有意义，可以使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探讨得更全面、更深刻。我一直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本来工人干活，挣钱，就是这样的要求。这个要求高吗？不高，很基本的要求，但就是实现不了。政府最初说三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三个三年都过去了，真正解决了吗？恐怕没有，我觉得离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郭伟和：农民工维权成功的案例有一个共性，都有当事人的坚持、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也都有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支持，以及稳妥、审慎选择斗争手段。帮助工人维权，往大说，涉及社会制度的完善，往小说，涉及群众的权利意识培养，这是下面需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李大君：作为劳工工作者，除了依法维权外，外围的人可以从哪些途径入手？
郭伟和：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外围，而是协同参与。在座的工人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如何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农民工这一群体，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课题。在这
曹泽熙（安全帽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罗秋实（安全帽大学生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一重大课题上，我认为在立法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执法不力的问题比较普遍。人们在关注、帮助这个群体的过程中，不能怪农民工不争气、不争取自己权利，而应该首先弄清谁是侵权者，什么环境、什么机制造成了侵权。
罗秋实：志愿者最重要的工作是做工人的宿舍探访活动。我们到师傅们的宿舍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包括工作、生
郭伟和（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
活等。如果他们需要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我们会力所能及地做一些事情，比如每星期去为他们放电影，每周六为工人师傅们提供图书借阅，最近还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同学合作，为工人做义诊，如推拿、按摩等。有些同学会教师傅们自己做保健活动。这些项目很有限，我们也想继续做一些活动。
曹泽熙：在工人的宿舍探访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工友最基本的情况，在工地劳动时有什么需要，如果工人师傅们在法律维权上哪些地方不明白，我们可以为他们讲解和分析。
周周（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统筹干事）
我们做的还很有限，不可能像专业律师那样提供帮
助。但我们可以力所能及地提供服务。例如工地上有36v
中国工人2011.7
电，手机充电、电风扇都用不了，一位同学设计了变压器，可以用36v转成220v。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工人自己去争取，不需要用变压器，后来通过努力争取还是做到了。
大多数学生同工友的生活环境相差很多，很多同学看到工友的生活环境后很震惊，说你们住的是废墟啊！同学们觉得城市建设者很可怜，因此经常说我们能不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罗秋实：受益更多的是大学生，他们以前凭印象去设想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看到工人的实际情况后，对他们来说收获不小。
郭伟和：大学生调整对工地的印象，志愿者有自我成长的过程。那么原来你们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之后又有什么变化？
曹泽熙：很多同学开始觉得工人比较笨、愚昧，什么都不懂，但接触后才发现工人不仅聪明，而且有才智，之所以不知道法律条文，是因为平常工作、生活所限，每天12小时以上的工作，很累，怎么可能有时间去看法律书籍？
大学校园中也有很多工地，校园中的工人和学生处在两个世界。一位系的同学说：进入工地，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很多同学认为学校中工地上的民工会对学校治安有很大影响。
郭伟和：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没有上下流动，主流大学生不想自己的世界跟工人有更多交叉，认为这跟以后的成就没有多大关系。但如果不同群体之间不能相互交流理解，而是彼此分隔，甚至猜疑和仇恨，那么和谐社会是建立不起来的。志愿活动是一个重要的开始，让同学们了解到我们优越的条件和环境，是跟那些生活底层的建筑工地工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要我们能突破界限，走出围墙，体会到艰难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会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
周周：我参加劳工服务三年左右了，给我很大震撼。工人没有床，钢管架搭上木板就是床，上面铺上薄薄的被子当褥子，甚至没有褥子只有被子。记得刚刚开始摸索如何培训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还很差。我们每星期固定一个时间跟大家交流。
这是一开始的场景（见照片一）。
（照片二）
这是去年冬天拍摄的(见照片二)，照片上的墙壁很斑驳，墙皮掉了很多，房子是河南一个村子的老民房。我们认识了很多工友，平时能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只有一两个小时。工友们通常只在年假和农忙回老家去，于是我们决定跟工人一起回家，通常会选择去那些老家有很多人都在建筑工地打工的地方做讲解和培训。
这是一张2009年农民工向上级申请成立的第一个村级工会的场景(见照片三)。
没有放映机，36v，电脑用不了，用大白纸，每周给他们讲两次课。走到工人中，向工人学习，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现在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我们可以在附近租一个小房子，也可以搞书屋，做培训。
（照片三）
郭伟和：有关劳工群体维权的两种类型，一种是行动，另一种是走司法程序。这是公众视野中比较熟悉的两种手法。去年本田工人罢工时，人民大学的常凯教授写了一篇
（照片一）
文章，专门叙述自己的经历，通过集体谈判来组织维护工人
2011.7中国工人
权益。“人间”的意义在哪里？比较重要的在于把不同力量组合在一起。关于工人的教育、宿舍探访，很多组织都在做。深圳市富士康工人跳楼以后，市政府也派人进去，跟里面的社工聊，他们觉得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感觉很压抑。每一种方式单独做都面临很多困难，在这种处境下应该怎么推动。我们国家是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我们要保护当代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现代公民社会打造的是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怎么把工人将现实环境同未来目标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传统对工人仍具有很重要的人生意义。还有体制性传统，中国共产党和工会都在章程里明确表示代表工人利益，要把党和工会的组织的作用发挥好。当前各级政府把发展当成硬道理，把城市当成资本增长的空间，这就出现了劳方和资方的利益失衡。怎样平衡，需要把各方面力量结合起来。“人间”在微观上开展教育工作，应与中观上互助网络构建和基层组织发育，以及宏观上与法律与工会工作联系起来，使中国的社会进步不至于陷入纯粹增长GDP逻辑中，而是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
李大君：工友对志愿者有没有什么希望？
工友葛师傅：在座的志愿者和工友们，想改变不良现状，要从我们自己做起。想改变社会先改变自己。
工友张师傅：我是工地的带班人和包工头，做了10年。“人间”应做好普法教育，让工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郭伟和：人间作为职业化的劳工服务机构，包括安全帽志愿者服务队，两个组织是协同作用的：“人间”是职业追求，“安全帽”是志愿机构，共同推动。如果总结两类组织的工作，实际上是转型社会的工作内容。当面临工人身份转变等问题时，不是心理辅导安抚可以解决。怎么才能落到实处，这不是一句空话，要使用合力。我们跟西方左派不同，不能跟政府对抗，而是需要在体制内不断推动产生改变，并与体制内资源连接，包括公检法部门，组建基层工会和打工者艺术团体等。这需要有一个整合，使工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大君：建筑业的欠薪比例很高，70%的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讨薪事件至今仍在上演。在全总的推动下，恶意欠薪罪列入刑法，不再只是劳动争议了，恶意欠薪者可能要坐牢。关处长，这样一条建议是怎么样出台的？
关祥坤：关于欠薪罪是今年2月人大通过的。原文是“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张克俭（建筑工人，工地义务普法宣传员）
姜日富（工地带工，北京房山张坊镇工会会员）
闻效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师）
建筑业农民工的劳资谈判与工会组织
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于欠薪入罪，全总推动了很多年，从2003年温总理帮熊德明讨薪就已经开始了。欠薪是社会的一种悲哀。第一，工人们付出了劳动，要维持自身再生产，需要得到工资，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第二，欠薪对社会诚信系统和公平正义是很严重的冲击。第三，欠薪是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关祥坤（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处长）
如果连工资都拿不到，
工人的生活怎么维系。从国际上看，也有除民事以外的刑事罪责。韩国规定处以2000万韩元
中国工人2011.7
以下，3年以下徒刑。我国台湾有雇佣条例，规定到期未支付，处以35万元以下罚款，3年以下徒刑。欠薪罪不是我们的独创，是有国际先例的，也不是全总首开先河的。同时，恶意欠薪有相关规定，劳动合同法有明确规定，关于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方面，明确说明不能欠薪。整个社会、工会、其他立法机构等都对此有关注。
李大君：落实到具体工地上仍有难点。恶意欠薪在实际中如何落实，有什么难点，怎么界定恶意欠薪，闻老师能否介绍一下？
闻效仪：建筑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它不是工厂体制，而是以项目制为运行方式。项目有长有短，因此建立的是弹性用工体制。建筑业业主说不可能养一批人，忙闲不均怎么办，只有层层分包。但现在，建筑公司的老总们也认识到层层分包产生了很大问题，很多农民工对占用工作时间的培训不感兴趣，工人也没有什么归属感，对公司长期建设有着负面影响。
农民工工资、业主买房款都是开发商金融资金中的一部分。层层分包体制涉及几种不同体制，包括劳务合同和劳动合同。实际上，建筑公司有很强的监控能力，因为大公司制度还是很完善的，但层层分包以后，每加一层，监管就困难了一层。
李大君：如何在建筑业操作？
关祥坤：将恶意欠薪罪纳入刑法以后，难点有两个：一是恶意怎么界定。刑法第196条对于恶意的解释，是关于信用的。资金周转不开，能否说是恶意？二是追讨不力。在这方面一直都是很薄弱的，包括执法人员不足、催缴欠款设计较为复杂等。
有些问题要追究到制度设计。建筑公司向外发包，连垫资都要负责，到总包，劳务公司还有包工头，最少有四层关系，解决起来非常困难。最根本的，包工制需要进行改革。这个目标跟工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目前的侧重点，距离工作现实相对远些，工会要先解决恶意欠薪等问题。
姜日富：我是2004年加入工会的。工会有要求，基层单位必须建立工会。当时项目部组织建立工会，也是走形式，为了应付上级检查。2010年我到省总工会了解情况，发现上面跟下面办事是两码事。建筑分包是通行体制。我曾经做过包工头，如果工人是建筑公司的，就比较好办；但现在分包是挂羊头卖狗肉，包工头带来二三十人，最终受害的是干活儿的人。从心里来说，社会有良知的人应为农民工多想想。我在北京工作20多年，但最终得到什么？没人要的时候还得回老家。如果是公司的职工，到老有养老保
险，有福利，虽然现在工资不低，但我很担心以后岁数大了怎么办，回去种地也很难，成本越来越高。我跟孩子说，要好好读书，以后肯定有好处。我对大学生很尊重，去过工地的人都知道，那里比垃圾站还要臭，但大学生们每周都坚持去。如果社会都关注农民工，那么解决问题就有希望了。
李大君：在流动群体中怎样发起建立工会？
闻效仪：建筑业建工会是大难点，但不能忽略和回避这个问题。从整体上讲，工会在法律方面的作用很大，例如劳动合同法，全总推动很大。我们到广东调研，很多雇主抱怨劳动合同法造成很大压力。问题在于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好，往往都是老板担任工会主席，或者是人力资源经理或项目部，这怎么能行呢？从上到下建工会意图是好的，但到了底下却发生很多变异。对这个问题全总很关注，也在做多种尝试，比如，搞工会主席职业化，不让工会主席拿老板的钱，切断跟雇主的关系，把政策执行下去。
关祥坤：全总非常希望工人能加入工会。有些流程大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宣传到。只要有5个人，去街道、区、市总工会都可以，书面和口头申请都可以，5个人成立筹备组，然后发动其他工人参加，召
开会员大会，选出委员会，就可以正常运转了。在输出地和流入地建会都可以，人员也没有限制，包括专职社工，有很多职工有要求，全总想帮助工人成立工会，组织工人进行相关活动。
不过，全总是社会团体，是群众组织，没有执法权，我们只是推动参与。当然没有执法权不等于没有监督权。
周周：很多工人都想加入工会。如果可以当地加入工会，余地有多大？邢台工会是清一色的建筑工人，具体做事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现在邢台工会的工人正在张家口涿鹿县讨薪，一名工人是工会委员，涿鹿县工会人员说，你不是在我们这里入会的，到我们这里没有用。
2011.7中国工人
第二篇:《说妈妈话感恩》
说妈妈·话感恩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4年8班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当我读到这首诗，就会想起妈妈那忙碌的身影，妈妈平时工作十分繁重，一回到家还要照顾家人，非常辛苦，但是她从来都是无怨无悔。恨不得把世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真是可怜天下妈妈心。
这不妈妈又为我的事操心了——“儿子，这个暑假无论如何都要把自行车学会，男子汉哪能不会骑自行车呢？”妈妈郑重说道。自从放假开始，妈妈每天都要把这句话说上几遍。于是一到晚上，妈妈就手把手的教我骑自行车。开始，我还兴致勃勃的学着。可是那天傍晚，爸爸竟说，无法用什么词语形容我学车的笨拙，这个暑假儿子不可能学会的。被爸爸这么一打击，本来就退缩的我更不想学了。
“不行，绝对不能半途而废！”妈妈厉声说道。我只好坐上车，在妈妈的帮助下，扶正车把，慢悠悠地向前移动着。但过不了一会，车把就会想喝了醉酒的人一样，开始东歪西歪。“你要用力把车把扶正，不要一直歪来扭去的，否则很容易就会摔倒的。”妈妈说。我根据妈妈提供给我的要领，一步一步做下去。终于，我可以在妈妈放手的情况下，自己骑自行车了。过了几天，我的技术变得十分娴熟。能快速地骑了。即使是在腰痛的情况下，妈妈也坚持陪我练自行车。
每天早上我都去游泳，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为了使我有足够的营养，妈妈总是变花样的煮饭炒菜。清蒸鱼，炖牛骨、凉拌裙带、可乐鸡翅,,,,比如今晚她就做了香喷喷的南瓜饭，我一口气吃了两碗
饭。可好吃啦！她还会做酸奶等各种甜品、好吃又营养。光是暑假刚开始的这几天，我就胖了不少，这都要归功于妈妈这位“大厨师”。
妈妈真是一位“万能”妈妈，就像绘本家安东尼笔下的妈妈一样有魔力，让我开心健康地成长。妈妈，谢谢您！
与"我想对建筑工人说的感谢话"相关文章
热门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