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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每月能领到多少工资？
到抗战中后期，基本工资对公务员来说，已形同虚设，津贴才是其真实工资。
蒋的基本工资一直是800元，1942年后每月能领到超4000元津贴作为国民政府最高级别的公务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每月究竟能拿多少工资？查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特任”级别的公务员，蒋的薪俸标准是800元，与之同级别拿相同薪俸者，包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及中央各部会部长。①这个标准，较诸北洋政府时期，大总统每月薪俸2.4万元（1913年增至3万元）、公费4万元、交际费4万元，已逊色极多。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蒋的这800元月薪，即800银元。其大致购买力，可参考同期南京、上海的猪肉价格――约每斤0.3元（银元）上下。②1935年“法币改革”后，蒋的月薪，从800银元变成了800元法币（官方规定银元与法币的兑换比率是1∶1）。抗战爆发后，蒋的薪俸有所变化。虽然全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都没有变，但考虑到物价上涨，对公务员造成的压力最大，1941年夏，国府颁布了《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规定：公务员可以每人每月购买政府提供的平价米粮两市升；另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60元；基本工资低于200元者，再另发生活补助费20元。③蒋介石也同样可以领取上述补助。1942年，通胀继续恶化，重庆的猪肉已涨至每斤6.25元。④以至于像王子壮这样的中高级公务员（中央铨叙部次长），也在私人日记中哀叹：即便节衣缩食，每月仍需借贷500元才能维持全家生计，全年只有三个月不为米粮发愁。⑤故而，该年9月，国府再度出台新的《非常时期公务员生活津贴办法》。不过，该办法不再规定生活津贴的具体数目，而是将津贴数目与物价上涨指数挂钩，按固定公式定期修正。若以1942年8月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依据，在该项新政策出台后的9月份，除基本薪俸800元之外，蒋介石还可以拿到4400元的生活津贴；最低级别的公务员（月薪55-60元），也可以领到660元生活津贴。换句话说，到抗战中后期，基本工资对公务员来说，已形同虚设，津贴才是其真实工资。上述政策，一直延续到抗战结束。日，蒋介石与龙云合影此外，作为委员长，蒋每月还能从中央银行支取3万元“特别费”除上述工资及津贴外，蒋介石每月还有一笔固定收入。据蒋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披露：“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时，在财政预算中有一笔特别费用，不列入正常开支项目，可以凭蒋介石亲批手条支付。”⑥查中央银行档案，可知这笔费用的具体数额是3万元。经手办理该款项者，乃是孔祥熙。如日，孔曾密函中央银行：“案查蒋委员长特别费每月叁万元，前经函请贵行按月拨交王宇楣君代领，据报业拨至本年七月份止在案。所有自八月份起按月应拨之叁万元，请即按月照数拨交本部驻港办事处王科长巽之代领，取据报核，不再逐次函达，相应函请查照办理为荷。”⑦除此之外，蒋介石每月，再无其他因担任公职而产生的收入（蒋兼职虽多，但按规定只能领取其中一份工资）。至于蒋的个人存款，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史料，名曰《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该调查表“作于昭和14年10月17日（即日）, 调查者为登集团参谋部, 报告注明为‘情报’,‘秘’级。”该调查报告，共列有国府高层政要29人，统计其存款总额为78606.7万元。其中，蒋介石名下有存款6638.5万元，合809万美元。⑧所谓“登集团”，即侵华日军第13军（该部代号为“登部队”）。国内部分学者对该调查的真实性很困惑，一方面认为，“日本人一向重视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但该调查报告因无其他材料佐证，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其可靠性如何”；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为了打击其敌手，可能利用对其敌手不利的材料，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站在抗日立场上，正是日本的敌手。但该调查注明为秘密情报，非为公布用，有意造假的可能性似不大。”⑨另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针对国民政府高层的财富谣言。其中最著名的一则，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⑩考虑到“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调查表》的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可惜的是，战争结束后，“登部队”秘密焚毁了其几乎全部档案文件，今人已很难进一步查证该调查报告出炉的前后始末。1942年，蒋介石与美国特使Willkie shakes合影注释：
①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日公布。②同期物价水平，可参考陈明远《百年生活巨变》，文汇出版社, 2010，P100-101。③非常时期改善公务员生活办法，日公布。④《资源委员会公报》第三卷，第2期，“统计”。⑤王子壮日记，转引自任育德：《党工看党务――以年〈王子壮日记〉为例》。⑥居亦侨：蒋介石侍从室内幕。⑦《中央银行史料（9.5）》（下卷），P732-733。⑧⑨汪朝光：《关于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私人财产的一例调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⑩戴鸿超：《宋子文的私人财产与是否因公舞弊问题之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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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版：文史周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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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龙云的首次晤面
日，蒋介石在云南大学会泽院接见云南要员。前排左七为蒋介石，左八为龙云。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蒋介石任南京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该年1月17日南京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但到1935年5月前，蒋与龙从未晤面。因为在云南军阀内战中获胜上台的龙云，在执掌云南政权初期，害怕自己离开云南会发生兵变，凡南京政府召开会议，大多都让他的金兰义弟、滇黔军元老胡瑛代表他出席。1937年8月南京国防会议他才首次去南京。而蒋介石在1928年虽然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大部分省份（包括云南在内），都与蒋貌合神离。为了部署和拉拢龙云围剿长征红军，1935年5月蒋介石来到云南与龙云首次晤面。 龙云隆重欢迎蒋介石 云南建设厅的历史档案有一份记录1935年5月蒋介石首次到云南日程的珍贵文件。内容如下：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行辕招待处主任李鸿谟 高荫槐 径启者顷准 委员长侍从副官处通知，委座于十六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召见各委、厅长，除分别通知外用特专函奉达即请，按时惠临为荷！ 此致 张委员 蒋介石首次到云南的行辕设在云南大学会泽院，将会泽院二楼正中几间教室、办公室改造成蒋介石夫妇的卧室和办公地点。蒋随从吴稚晖、陈布雷等人则住在云大正门对面的金汉鼎公馆。文件中的李鸿谟和高荫槐是蒋昆明行辕招待处主任，张委员是当时的云南省务委员、建设厅长张邦翰（会泽院的设计者）。 把大学教学楼当成行辕，这在中外历史上很少见。当时，刚从军阀内战走出几年的昆明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共建筑。而落成10年的会泽院是西南的建筑杰作。它借鉴哥伦比亚大学建筑风范，雄伟壮观，做工讲究。其设计中法合璧，尚新而不专鹜于新，存古而不泥于古。正面为四根高耸罗马圆柱，柱顶为叶形浮雕。楼前95级台阶，寓意《易经·乾卦》：“九五飞龙在天。”木料和水泥都是用火车从越南拉回来的最优质的材料。它位于原云南贡院明远楼的旧址上，南临翠湖，景观悦目。 为隆重迎接蒋介石，龙云提前几月做了精心准备。成立云南各界欢迎蒋委员长筹备处，以省务委员兼教育厅长龚自知担任主任，召开了二十一次会议，详细讨论了迎接蒋介石的参加人员、保卫、食宿，以及蒋到昆明后行程的安排等事项。并从河口调回精明能干的龙云亲信、河口对讯督办李鸿谟少将任蒋昆明行辕招待处主任。把在会泽院上课的云大学生迁移到云大医专上课。在校东边侧门悬挂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的标志牌，请书法家书写了王勃《滕王阁序》的八个字：“棨戟遥临，襜帷暂驻”，缝在红布上，挂于学校东西两侧门的腾蛟坊和起凤坊上。在云大至公堂（原云南贡院主体建筑）与会泽院间的空地铺上厚厚一层青松毛，周围用彩布围起，上面还搭了篷布用来遮阳避雨。当时云大只有两部电话，李鸿谟将其中一部移到行辕给蒋介石专用。为了向蒋展示云南学生的良好精神风貌，省政府提前两月通知全市各学校：蒋在昆时间，学生外出必须穿规定制服，军训男生外出时需着军服并打绑腿，不许吸烟，男生一概不准乘坐人力车等。 日下午5时，蒋介石由贵阳飞抵昆明。5月12日晚，昆明举行盛大提灯会，数千小学生提着千姿百态的彩灯游行，行至会泽院时，焰火齐放，点亮了夜空，持续一个小时。龙云陪同蒋介石夫妇坐在会泽院的月台上观看。数百名身着黄色斜纹布制服，戴大盖帽和童子军领巾，腰束铸有童子军军徽铜扣皮带的童子军立于会泽院前高唱国民党歌，并聆听蒋介石训话。接着几天，蒋介石在会泽院频繁地与云南各界人士见面：招待云南名流耆宿，对滇省风土人情地方建设经济概况进行垂询；召集昆明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教务长、军训主任训话；召见云南大学校长何瑶，训勉云大应注意理工人才之培养，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工业中心区而努力，蒋叹息云大矿冶系经费太少，允拨中英庚款补助；宴请云南核心官员，吃长桌西餐，客人只有四五对夫妇，蒋坐长桌一头，蒋两侧是龙云和滇黔军元老胡瑛，长桌另一头坐的是宋美龄，宋两侧则是龙云夫人顾映秋和胡瑛夫人欧阳毓兰。 蒋介石还游览了一些风景名胜，如圆通山、安宁温泉、西山和滇池等。在社会各界的欢迎会上作了两次演讲。在省党部及各界民众欢迎大会上的演讲题为“希望全滇民众负起民族复兴之责”，在省党部扩大总理纪念周上的演讲题为“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在演讲中，蒋介石提出了“建设工业化的新云南”的号召。 督促龙云“堵截围剿”红军 蒋介石为何来云南？因为长征红军巧渡金沙江的行动急坏了蒋。他到云南的主要目的是督促龙云“堵截，围剿”红军，指挥大渡河作战。 毛泽东长征诗有“金沙水拍云崖暖”。“暖”字说明红军巧渡金沙江是比较顺利的。这其中有一个在朱德和胡瑛之间发生的两军对阵旧时友“分道不分谊”的故事。 1935年2月，蒋介石任命龙云为“剿共”军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对路过云南的红军进行防堵追剿。3月24日，蒋介石亲自到贵阳指挥“剿匪” 。中央红军佯攻贵阳。蒋介石慌了，急调黔西的陈金城团赶到贵阳警卫，又调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东进贵阳“勤王”。没想到红军却绕过贵阳西进直插云南。蒋介石急电龙云于滇黔边黄泥河以东防堵，并令薛岳中央军在后追赶。4月下旬，中央红军分三路进入云南，连克沾益白水、寻甸、嵩明、杨林等地，逼近昆明。龙云十分恐慌。一是滇军刚刚“废师改旅”，编制粗定，未经训练，军心尚不稳，难以作战；二是滇军主力在黔未回，昆明城防空虚；三怕薛岳中央军借尾追红军入昆，顺手夺取云南政权；四怕学生和地下党做内应，使昆明落入红军之手。龙云宣布省会区实施戒严，4月25日请胡瑛出任戒严司令。此时，胡瑛收到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同窗和金兰义兄朱德的一封信，略谓：“蕴山（注：胡瑛字）学兄勋鉴：此次我军纯因北上抗日，途径云南，并无犯滇意图，望仁兄勿与为难，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矣……”讲义气的胡瑛向龙云建议：为保存滇军实力，对红军“堵而不击”。龙云接受胡瑛建议，未与红军发生大的战斗。日，红军从云南顺利巧渡金沙江。 蒋介石断定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必渡大渡河北上，因此甚为焦急，5月10日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的会战。他在云大会泽院调集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万余人，在大渡河沿线组成封锁线堵截红军，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他任命川军杨森为大渡河守备，并以清代活捉石达开之川督骆秉章相勖勉。在军情方面，蒋介石效法清代将领骆秉章对付石达开的战役部署，令薛岳指挥周浑元、吴奇伟等3个纵队，兼程追击红军；令刘文辉加强大渡河北岸的防御。他唯恐增援不及，又令刘湘派第二十一军第二师第六旅赴汉源、富林加强防御。这样，上到富林，下至泸定桥沿河陈兵，真似铁桶一般。此外，蒋介石还令河防部队搜集船只、粮食及一切可供红军利用的物资器材，并利用特务唆使少数民族阻挠红军前进，企图将红军全歼于大渡河南岸。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以表示他亲临前线督战和官兵“同甘共苦”。部署完“大渡河会战”，蒋介石于5月21日离开昆明回到贵阳。5月24日宋美龄离开昆明，然而，没想到5月25日和29日红军却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蒋的“大渡河会战”宣告失败。 考察云南，拉拢龙云 蒋介石来昆明，还有另一个目的：考察云南，拉拢龙云。蒋氏夫妇意外地发现：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昆明的社会秩序和市容很好。宋美龄曾写道：“昆明城的街道十分干净整洁，建筑物都是同一色彩，和我们在其他地方见到的那些杂乱的建筑物相比，使人感到更舒服。”“昆明街头的行人已分为左、右两边行走，并以最有秩序的方法往返。”这在今天不足为奇，但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十分罕见的。蒋介石对云南经济成绩很感兴趣，曾高兴地说：“云南矿藏丰富”、“全省气候良好”，“如果我们要建设工业，应当从云南入手”。随从蒋到云南的陈布雷也说：“云南政府全体成员的团结一致，是四川无法相比的”。当时的《大公报》也把云南描绘成“自然资源的大宝库”、“是有着光明前途的省份之一”。云南各方面情况均好于四川、贵州，蒋介石既高兴又不安。他感到不能用解决贵州王家烈的办法对待龙云，必须拉拢龙云与己合作。 蒋夫妇看到的云南新气象是龙云“新云南建设”的结果。龙云统一云南后，雄心勃勃要建设一个“新云南”。他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收到了好的成效。 龙云执掌云南政权初期，滇票与半开银元（清政府所批准的银铸币中的2号银元，每两枚抵1号银元一枚使用）的兑换比率由3比1贬到了10比1。《富滇新银行小史》中记载：“银行挤兑停兑之风已成常态。”滇币几乎成了兑不了现银的废纸。究其起因，主要是唐继尧政府的对外军事扩张所致。对此，唐继尧自己也说：“朔金融恐慌之原因，实由纸币之发行过多，而纸币之发行逾额，实由政府向银行借款过巨。政府之不能不向银行借款，则又由军事之不能收缩”。
1929年7月，龙云成立以胡瑛为首的整理金融委员会。委员会经过考查决定将金融、财政彻底分开。政府不再向滇行透支借款，另行编制军政预算，改由国家税和地方收入中支出。并将税收权从军人手中收回，委给商人投标承办，以增加政府收入。经过一系列的整理，财政与金融从此分离，新滇币不再受财政拖累而趋于稳定，云南政府收入骤增5倍。金融稳定后，政府有了钱，龙云转向发展经济。他设立了以缪云台（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首的云南经济委员会，作为管理全省经济企业的机构，着重矿业开发。大力发展棉纺、针织、水泥、水力发电及农、林、茶、蚕和水利灌溉等。 由于财政已有节余，龙云开始充实其军事力量和加强政权建设。滇军骁勇善战，其中不乏亡命之徒，但兵也难带，几乎都是职业军人，云南称之为“兵油子”。龙云提出“重塑滇军新形象”的口号。 吸食鸦片一度风行云南全省，年间，吸毒之风最盛，鸦片成为政府财政重要来源。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以此为嗜好。国学大师刘文典在云大就边吸鸦片边讲课，据说是龙云特批的。凡婚丧嫁娶，请客送礼，莫不以“云土”为贵品。为吸引顾客，不少商铺都有烟具，让顾客吸几口。于是，龙云的新云南建设又添加禁烟运动，请胡瑛任禁烟委员会主任。可是和整顿金融不同，禁烟却困难得多，效果甚微。连龙云自己的烟瘾都戒不掉。1935年蒋龙密谈时，有时龙云会烟瘾大发，困倦而无精神。机智的副官赶忙端上一杯有烟泡子的浓茶给龙云提神。直到1950年，龙云响应新中国号召才戒掉鸦片。 （作者为广东财经大学教授，胡瑛外孙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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