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国民党将领是谁？ - 爱问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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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国民党将领是谁？
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最多的国军将领应该是薛岳，他是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数量最多的中国将领，被日军称之为“长沙之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 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中，薛岳上将指挥国军歼灭日军第106师团（松浦）几乎全部，15700余人。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及少数参谋随从人员脱逃外，近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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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上哪位国军名将被日军视为“最可怕人物”
导读：关于卢沟桥事变已有较多论述，但当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到底是谁? 宋哲元把军权交给冯治安 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主帅的宋哲元军长在何
原标题：抗战史上哪位国军名将被日军视为“最可怕人物”-趣历史
导读：关于卢沟桥事变已有较多论述，但当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到底是谁?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说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也有说是副军长佟麟阁的，还有讲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加强营营长金振中的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一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资料的查找与甄别考证，认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的冯治安在卢沟桥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观点过去较少谈及，现将其理由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很多论述都谈到，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但究竟是二十九军哪一部，并没有交代清楚。实际的情况是：卢沟桥事变前，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卫队旅，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日军的防范，作了严密部署：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一线布防，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备司令)，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河间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察省全境布防。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作为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主要负责南苑军训团。由此可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均属二十九军势力范围，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则驻北平地区，拱卫古都安全。因此说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从大的方面讲也没有错，但不够确切。 “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从中国军队兵力的部署情况看，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守北平。真正驻守卢沟桥的是三十七师一一跂旅(旅长何基沣)二一九团(驻防长辛店，宛平城内驻守的是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由于当时日军常到卢沟桥东、北区域以演练为名进行挑衅，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冯治安还曾到他负责的辖区卢沟桥视察，他在听取吉星文团长关于日军频繁活动的动向汇报后指示：“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7月7日，冯治安又在北平召集何基沣与吉星文等布置应变措施，他指出：“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不贸然开火，但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下午，日军开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抢筑工事，傍晚向东移动，尔后，日军称走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寻找，我守城官兵看到他们是在寻找借口，断然拒绝。冯治安闻报后果断下令：“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许放弃一尺一寸国土，彼若开枪，定予以迎头痛击。”在此期间，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也向日军抗议，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也出面驳斥了日军的寻衅行为。8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军迫不及待地炮轰宛平城，同时开始向卢沟桥北侧的平汉铁路桥进攻，战斗正式打响。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当即联名向南京报告并表示决心抵抗。同时，冯治安直接向部下下达死命令：“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土是军人的天职，寸土不让，不怕牺牲，卢沟桥就是尔等的坟墓!”日军利用事先抢修的工事，首先袭击打死了我守铁路桥的申仲明排长，这激起了我守桥官兵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力量的悬殊，奋力冲入敌阵与敌肉搏，砍死敌人百余，我两排守桥官兵也全部壮烈牺牲，铁路桥失守。8日夜，金振中营长趁着夜色的掩护，率百余名敢死队员从宛平缒城摸向铁路桥，挥刀杀入敌营，收复了铁路桥。金振中负伤在保定住院疗伤期间，得到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慰问。金振中在争夺铁路桥的局部战斗中作为指挥官，并成为英雄，也是毫无疑问的。 宋哲元把军权交给冯治安 人们不禁会问，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主帅的宋哲元军长在何处?这里需要略作交代：卢沟桥事变前，因日本阴谋制造“华北独立”，使华北成为“满洲国”第二，几经谋划，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政治“组织”，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人担任最高顾问。这实际上是个临时的地方性机构，但管辖着平、津、冀、察的军、政、财大权，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愿与日军发生直接的冲突，是被迫吞下这枚苦果的。宋哲元也是被迫接受这一职务的，从主观上讲他还是愿意抗日的，所以当他一面要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又要接受日本的“顾问”时，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他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内，利用雄厚的财力，扩充自己的实力，将二十九军扩充到10万人，装备也屡有更新，以待时机，再谋大计。当时日本加紧对华经济侵略，给宋哲元施加许多压力。宋哲元借口“回乡修祖坟”，于5月11日，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临行前他将军事交给冯治安，外交交给秦德纯。 作为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有着绝对的权威，可以说一言九鼎，凡军中大事，当然是他说了算。他离开北平时，把军权交给冯治安，说明他对冯是信任和放心的。他把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安排在北平驻扎，充当“御林军”的角色，也绝不是随意的。他即使在平时有什么重大决策时，因刘汝明、赵登禹带兵在外，张自忠也因在天津独当一面，他多是征求秦德纯、冯治安的意见。关于宋哲元对冯治安的充分器重，可在刘汝明去台后所著的《刘汝明回忆录》中有关《卢沟桥抗战与二十九军》一节的文字得到证实，文章中写道：“二十九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秦德纯)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麟阁)，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冯治安)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 “顽固抗日派” 今井武夫是日本派遣军总部最重要的高级顾问，他参与策划了卢沟桥事变等一系列的重大侵华阴谋活动，他在战后出版的《今井武夫回忆录》中也称冯治安“是冀察第二十九军头号实权者”。他说：“当时的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将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的地位让给冯治安，冯率领号称二十九军精锐部队的第三十七师，在日本势力薄弱的保定，密谋策划，在北边构筑起一连串面向北方的碉堡，注视着日满和华北的政治、经济动向。所以当时有人认为：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是在北平、天津，不如说在保定。”最后，他总结说：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最可怕的人物”。 另外，日本的驻华特务机关，曾将二十九军及冀察政权的首领们做了分类排队，有“亲日派”、“知日派”和“抗日派”三类。冯治安不但被划为“抗日派”，还单独加戴“顽固抗日派”的帽子。宋哲元的暂时离去，使冯治安拥有了对三十七师的绝对指挥权。他正是戴着“顽固抗日派”的帽子，指挥了卢沟桥抗战的。所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由毛泽东亲拟的热情洋溢的通电中，才高度“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即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该电开头曰：“本月七日夜十时，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冯治安部队进攻，要求冯部退至长辛店，因冯部不允，发生冲突，现双方尚在对战中”。通电中还说：“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笔者认为，这封电报的内容也是中共中央对冯治安的确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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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八年抗战（自9.18算起实则14年）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页，而军人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忘记的是无数牺牲的英灵，这其中就...
回顾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八年抗战（自9.18算起实则14年）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页，而军人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无法忘记的是无数牺牲的英灵，这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国共两党抗日名将，这里要说的是国军十大抗日名将。
张自忠（-），字荩忱，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将领。抗日第一名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广西临桂人，汉族。字德邻。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家，抗日名将，爱国人士。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代总统。1965年（74岁）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1969年逝世于北京。
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林彪，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日-日），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著名抗日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将领。出身于黄埔军校，后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历任第二百师师长、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取得昆仑关大捷。日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日，获得特赦释放。1981年病逝于北京。
抗战中任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19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
孙立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金牛镇人，抗日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预科毕业，同年赴美留学，入柏杜大学学土木工程。后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抗战中远征缅甸，于仁安羌一战赢得了国际声誉,营救英军并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中声誉鹊起，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荣获大英帝国荣誉元帅的殊荣,被视为国军中相当另类的鹰派，孙立人将军不但军事才能极高,而且重视教育。
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据说孙立人曾指示对于那些曾参加侵华战争的日军，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
薛岳（日——日），字伯陵，汉族，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客家人。原名薛仰岳，因生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因其父敬仰南宋的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而起名薛仰岳。薛仰岳后改名薛岳，以示不仅仰慕岳飞更将身体力行。薛岳乃抗日名将，时有抗日“战神”之称，陆军一级上将。曾参与围剿红军，抗日战争期间，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以其著名的“天炉战法”，消灭了大量日军，荣膺美国总统杜鲁门所授自由勋章。
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死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卫立煌（～），字俊如，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汉族，安徽省合肥人。他被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为“支那虎将”。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等职。
抗战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19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傅作义（）字宜生，山西荣河人，抗日名将。1949年1月，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的主张，毅然率部举行北平和平起义，使古老的文化故都完好地保存，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这一义举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战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19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19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的总结中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
戴安澜(年)，又名戴炳阳，原名衍功，自号海鸥。汉族，安徽无为练溪乡旗杆戴村人。著名民族英雄，抗日名将。黄埔系骨干将领。
抗战时任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
日，国民政府在广西全州香山寺隆重举行有1万多人参加的国葬。国共两党领袖均亲撰挽词。毛泽东的挽诗《海鸥将军千古》是：“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殉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题写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
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张灵甫（日－日），汉族，陕西长安人。中国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来为了表示开始新的生活，改名张灵甫，字钟麟。日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西村。曾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王牌”、“模范师”、“抗日铁军”）师长。国共内战时期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5岁，蒋介石称其为“国民党第一烈士”。
抗战时任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王耀武（1904年～1968年）字佐民，汉族，山东泰安人。抗日战争名将，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黄埔三期生。王耀武黄埔系骨干将领，冷静机智，在江西剿共战争中崛起，在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带着74军打遍了大江南北，以上高、常德、雪峰山三战最为出色，凭战功出任方面军司令官和山东省政府主席，在军界长期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指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皆黄埔一期学员，山东人)
抗战时任第74军长。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19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19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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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卢沟桥事变已有较多论述，但当时直接指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到底是谁？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说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也有说是副军长佟麟阁的，还有讲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加强营营长金振中的等，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真正搞清楚这一问题，本文作者通过资料的查找与甄别考证，认为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的冯治安在卢沟桥事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观点过去较少谈及，现将其理由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很多论述都谈到，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但究竟是二十九军哪一部，并没有交代清楚。实际的情况是：卢沟桥事变前，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卫队旅，约10万人。为了加强对日军的防范，作了严密部署：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在天津廊坊至塘沽一线布防，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代主席、北平警备司令），在北平南苑至保定布防，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河间至大名布防，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在察省全境布防。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当时作为二十九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主要负责南苑军训团。由此可知，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均属二十九军势力范围，而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则驻北平地区，拱卫古都安全。
因此说卢沟桥事变时，坚守卢沟桥的是二十九军官兵，从大的方面讲也没有错，但不够确切。
&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从中国军队兵力的部署情况看，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守北平。真正驻守卢沟桥的是三十七师一一跂旅（旅长何基沣）二一九团（驻防长辛店，宛平城内驻守的是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由于当时日军常到卢沟桥东、北区域以演练为名进行挑衅，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天，冯治安还曾到他负责的辖区卢沟桥视察，他在听取吉星文团长关于日军频繁活动的动向汇报后指示：&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7月7日，冯治安又在北平召集何基沣与吉星文等布置应变措施，他指出：&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不贸然开火，但若敌人挑衅，就坚决还击。&
下午，日军开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抢筑工事，傍晚向东移动，尔后，日军称走失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寻找，我守城官兵看到他们是在寻找借口，断然拒绝。冯治安闻报后果断下令：&务必固守，不准日军一兵一卒进入，不许放弃一尺一寸国土，彼若开枪，定予以迎头痛击。&
在此期间，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也向日军抗议，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也出面驳斥了日军的寻衅行为。
8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日军迫不及待地炮轰宛平城，同时开始向卢沟桥北侧的平汉铁路桥进攻，战斗正式打响。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当即联名向南京报告并表示决心抵抗。同时，冯治安直接向部下下达死命令：&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土是军人的天职，寸土不让，不怕牺牲，卢沟桥就是尔等的坟墓！&
日军利用事先抢修的工事，首先袭击打死了我守铁路桥的申仲明排长，这激起了我守桥官兵的无比愤怒，他们不顾力量的悬殊，奋力冲入敌阵与敌肉搏，砍死敌人百余，我两排守桥官兵也全部壮烈牺牲，铁路桥失守。
8日夜，金振中营长趁着夜色的掩护，率百余名敢死队员从宛平缒城摸向铁路桥，挥刀杀入敌营，收复了铁路桥。金振中负伤在保定住院疗伤期间，得到国共两党及全国人民的热情慰问。金振中在争夺铁路桥的局部战斗中作为指挥官，并成为英雄，也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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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史料看谁是真正的抗日英雄,GCD还是国民党?
这次回沪，坐出租车时，有个司机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真正抗日的是国民党，根本不是GCD，GCD是个大骗子，把我们这些中国人都骗了。”我这才发现，当今中国人抗日史观之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知从何时起，一股妖气，阴气开始弥漫在祖国的大地上，控制着中国各大喉舌媒体，欺骗着善良的中国民众。这股妖气摇唇鼓舌抹黑GCD的军队，歪曲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别有用心地为蒋介石歌功颂德，对蒋介石消极抗日招幡呐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究竟谁真正抗日?我看，作为当时敌国的日本是最有发言权不过的了，他们才最清楚谁对自己打击最大，谁在真正抗日，他们最怕谁。下面，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还原于历史的真相!让中国人看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GCD还是国民党?!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接见戎装要求北上抗日的青年学生
1、蒋介石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语录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谈和，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闻)
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日本新闻)
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
2、蒋介石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共军赤匪顽守抵抗，蒋介石国民军不战而败。5月31日， 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盖章)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斌(盖章)
(出自《中外约章汇要》)
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及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
3、蒋介石所谓“抗战”的底线
蒋中正在日的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日)。蒋中正就这样把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谈和的交涉条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了蒋介石，继续攻占上海、南京。日日本政府的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当时蒋介石企图通德国大使陶德曼与日本谈和);近卫首相于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举行讲和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中正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蒋谈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周恩来为皖南事变的题词
4、国民党蒋介石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蒋介石的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即蒋介石国民党方，下同。)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出自：《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出自：《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出自：《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出自：《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5、蒋介石卖国投敌“档案”揭秘
年秋，中日方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政府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崩溃。
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政府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中正垮台”。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而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等等。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
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
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出自：“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河南大饥荒人民开始吃草根、树皮
6、蒋介石集团借抗战之名发国难财
(第六部分的资料出自美国)
二战中的最大丑闻：走私贪污军用物资。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也向罗斯福密报很多美援物质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宋氏家族借机大发国难财
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
蒋宋家族如此，结果是上行下效。国民党军官也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认为有损于中国政府的形象，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 《时代周刊》拒绝。
抗战8年货币发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后，要求中国汇报资金的使用情况，但重庆政府却在美元汇率上做文章。当时法币和美元兑换的官价是20元法币兑换1美元，而黑市价格却是3000多元法币兑换1美元。在重庆一包香烟按照官价兑换的价格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买到160包香烟。重庆政府则按照官方兑换价向美方汇报美元的使用情况，自然是数字水增，在重庆国府的报帐中，修建一个公共厕所的造价都要1万美元，在美国传为笑谈。
重庆国府由于经济状况恶化，不得不靠增发货币的方式来维持财政。据重庆国府公布的货币发行额：1938年23亿元、1939年43亿元、1940年79亿元、亿元、1942年底344亿元、亿元、亿元、亿元，抗战8年期间货币的发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大量增发货币的结果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在重庆，不仅一般民众食不饱腹，连中流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级官员却乘机大发国难财，导致民怨载道。人们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转向支持GCD的人越来越多，国民党政权的倾覆已显露端倪。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18.6万人，比在华的日军还多
7、蒋介石政府给日本伪军发放军饷
说出来可能让人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养伪军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国民党投降将领们亲口告诉日军首领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GCD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GCD，不打国民党。
8、日军把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中国的汉奸媒体为蒋介石翻案时，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
其实，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中小学教材中，指责最多的就是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一再将“南京大屠杀”的罪过追加在蒋介石政府的头上，说“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逃跑，放弃南京，不保护本国老百姓，才让日军杀戳了中国人，导致了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相反，日本教科书从来没有指责过蒋介石积极抗日，反说蒋介石数次和日本讲和，与日本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汉奸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百团大战
9、日本《朝日新闻》对日军战果的年度总结报道
敌西部《朝日新闻》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华北军(指日本军队——摘者注)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日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荡中共军为主要任务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大家看清楚没有，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GCD恨之入骨的汉奸“精英”们，不相信中国GCD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充当日本皇军的“伪军”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中国的“精英”们以及只知道“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而不知共系国军(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及GCD领导的游击队)其他的抗日历史，就断言抗日战争就是蒋系国军完成的，人云亦云的从众之人们，看了上面的文字后，还有脸说国民党抗战，GCD不抗战，“游而不击”吗?
我爱人的父亲是个被迫参加日本侵华战争的日本人，当时只有19岁，是个小“军曹”。谈到侵华战争时，他就说过，“当时日本人不怕蒋介石的正规军，因为他们一打就逃。就怕GCD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因为八路军纪律严明，他们不怕死。”
历史事实不容歪曲和篡改，史实终究要以真相大白于天下。判断史实的真伪必须以当时的原始资料为证，而不是汉奸精英的所谓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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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
这是单方面说词而已，而且如果到了1943年，日本人还这么认为的话，那么除了为证明它们的战略短视又增加了一点证据以外，别无它用。
因为，每个地球人（除了日本人以外的）都知道，1941年末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大东亚战争的解决，就不再取决于中国或日本，而是美国了。
假如只论倭奴海上本土，固然如此。
但当时倭奴军部的设想是“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倭奴入侵亚洲大陆，就是关东大地震后想给自己挪个窝。军部和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等等，估计是打算海战不利就打陆战，甚&
这是单方面说词而已，而且如果到了1943年，日本人还这么认为的话，那么除了为证明它们的战略短视又增加 ...
假如只论倭奴海上本土，固然如此。
但当时倭奴军部的设想是“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倭奴入侵亚洲大陆，就是关东大地震后想给自己挪个窝。军部和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等等，估计是打算海战不利就打陆战，甚至争取把主力和大量人口迁到中国大陆来另起炉灶，赌美国难以吞下这么广大的范围，从而争取比较好的讨价还价战争结局。（前提是苏联依然保持中立，不从陆地进攻夹击。）
但如果对付不了共军，倭军根本无法消化中国北方，更难以放心进攻蒋军的南方，以中国大陆广大腹地为新地盘来和美国抗衡，争取好的停战条件，也就成了泡影。
悍然兄所说有道理。“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这在《大决战 辽沈战役》中何应钦就东北战局问计冈村宁次一段中有表现。日军争取把主力和大量人口迁到中国大陆来另起炉灶，本人认为可能以中国东北为主。因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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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只论倭奴海上本土，固然如此。
但当时倭奴军部的设想是“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倭奴入侵 ...
悍然兄所说有道理。“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这在《大决战 辽沈战役》中何应钦就东北战局问计冈村宁次一段中有表现。日军争取把主力和大量人口迁到中国大陆来另起炉灶，本人认为可能以中国东北为主。因为中国东北有煤有铁有粮，有较好的工业基础。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派来大量的所谓“满蒙开拓团”，9.18后日本也将一些军事工业迁至到此。就日本的“治安”来看，中国东北也好与其他日占区（东北抗联大部撤至苏联），关东军是日军陆军精锐。日军还在中苏边境筑有大量防御工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变为战略依托，再巩固其他日占区。赌美国难以吞下这么广大的范围。悍然兄这个“赌”用得好，日本上述作法需要时间，需要顶住美国的进攻，需要苏德战争进行更长的时间，需要尽快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但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美国对倭奴的陆地胜利，其实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海岛胜利，小到硫磺岛，大到菲律宾群岛，在美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倭奴守军的失败就只是迟早问题，不打死也被困死。
在这意义上，倭奴本土列岛其实跟菲律宾&
本帖最后由 悍然锦帆贼 于
10:06 编辑
悍然兄所说有道理。“宁可放弃本土，不能放弃满洲”，这在《大决战 辽沈战役》中何应钦就东北战局问计冈 ...
美国对倭奴的陆地胜利，其实基本上是大大小小的海岛胜利，小到硫磺岛，大到菲律宾群岛，在美军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倭奴守军的失败就只是迟早问题，不打死也被困死。
在这意义上，倭奴本土列岛其实跟菲律宾群岛没啥差别，而且甚至更糟糕，要矿藏没矿藏，人口过分密集，粮食也不能自给。只要制海权一失去，也无需登陆，本土被困一年就能死无数，被困几年就彻底吼吼。（倭奴在菲律宾的数十万守军，战死的并非多数，基本以放弃马尼拉等大城市后，逃到丛林里饿死困死病死为主。）
倭奴的本土列岛是片仅有一只棋眼的棋，但在东亚大陆却有希望造成两只棋眼的局，相对远不容易被困死（至少它的政军高层自己这么认为）。所以它一面竭力要让苏联保持中立，一面要竭力先歼灭中国北方的GCD军队，才能把这两只眼造出来。 若是没有苏联和中共分别在东北（以及朝鲜）和华北西北攻势扩张的话，美国人有信心围攻倭奴本土，却没信心围攻和拿下东亚大陆。正如欧洲大陆战场若没有苏联在东面攻势，英美盟军是没信心在西面单独登陆推进的，那伤亡和技术难度实在太大，天晓得要耗到几时。
倭奴其实从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一直就没奢望能彻底打败国力绝对占优的美国，无非是寄望能打得美国自己觉得得不偿失而罢手，从而达成对其有利或者至少不太糟糕的停战条件而已（它在日俄战争也是这个思路）。但是中共首先就跟它从意识形态到地理位置有你没我，蒋跟倭奴谈条件谈不拢也逼得没完，跟着苏联腾出手来又跟它没完，而美国的逐岛争夺战一直从瓜岛反攻到扑向倭奴本土列岛，所以倭奴所有棋眼都造不成，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最后只有跪了。
今天天气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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