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经济学学者解析：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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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30 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完成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已经从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1979 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6% 。自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GDP 和国民收入每7~8 年就能够翻一番。在这30 年里，有6.6 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10 。作为一个有着13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关乎世界1/5 人口的命运，因此，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尽管如此，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内在原因和要素仍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何中国经济能以如此惊人的高速度持续发展？这背后的成功条件和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还远远没有探明。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有着很多自己独有的特色。作为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已经将不少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转为私有制企业和银行，但是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有大约一半的人口是居住于农村地区的农民。虽然农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下降，但2010 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就业人口中仍有40% 在从事农业生产。同时，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21 世纪的头10 年里，中国的进出口额占GDP 的70% 左右。从这个数据来看，和其他同等规模的经济体如英国相比，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因为英国的进出口额仅占其GDP 的37% 。在政治上，中国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支持机制还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中，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比较薄弱。在这些市场支持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这个现象被称为“中国悖论”，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参见Yao and Yueh，2009）。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支持机制的健全程度应该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成绩骄人，却又有着一些奇特难解的特质。和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本书详细分析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并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崛起的形势和展望。除了经济理论和实证数据方面的内容，本书还从微观经济角度探讨了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微观层面的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给出了一幅更细致的工笔蓝图。作者认为，和宏观经济数据相比，中国家庭和企业的微观调查数据更可靠、更富信息量、更能揭示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关键因素。本书的主题之一是：在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中，着眼于经济学中标准的发展驱动因素固然很重要，但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也同样重要。作者认为，分析中国经济的最佳角度，是从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和特点入手。不管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还是促进出口的经济方针，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都有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质，而不完全从属于传统的经济发展因素理论。例如，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早在1979 年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其工业化进程，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个工业化进程又继续了一段时间。如今，中国正处在“再次工业化”过程中，很多工厂和企业大规模升级和更换陈旧过时的机器与设备。因此，虽然从经济数据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半归功于资本的继续积累，但是这种积累却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有所区别。换句话说，要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型，还要考虑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特色，考虑中国独特的市场支持机制。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中，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决定了稳定状态下的经济水平（即在给定劳动力数量和给定国民储蓄水平下的产值）；而经济发展的速度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不仅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还受到“生产要素再分配”的影响。例如，劳动力由国有产业流向私有产业的过程，就会极大地影响生产力的提高速度。对于中国来说，生产要素的再分配存在于每个产业部门的内部，因此，刘易斯模型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型中所提到的“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再分配”过程。作为一个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还有很多复杂的、独特的性质，以上举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也正是因为如此，用“全要素生产率”a 模型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中的经济增长包括很多要素，不仅包括那些技术驱动要素，还包括一些一次性的生产率推动要素（例如把资本从国有转向私有）。在这个模型中，这些要素都被归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预期的剩余要素。 而另外一类经济增长模型是关注人力资本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这类模型虽然能够比较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方面，却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特色的“铁饭碗”现象。“铁饭碗”是指企业无条件地终生雇用员工，这种现象使得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工作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同时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得生产效率高的员工不能在最适合他们的劳动岗位上工作。因此，这些关注人力资本因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只考虑了劳动力教育水平等传统因素，却忽略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巨大效应。这种劳动力市场改革使得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得到市场化的合理报酬，这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要研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具体作用和效应，我们应该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和劳动力市场的微观变化情况。此外，许多经济理论往往将一国的开放程度与该国的经济增长直接联系起来。但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这些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这些理论认为，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这种正相关的具体机制是：进出口的繁荣和与国际市场的紧密联系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帮助发展中国家学习国外投资者的先进技术和理念。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打开国门，先进的生产技术会随着境外资本一起流入，发展中国家可以借此“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脚步，最终整个世界经济趋于同步，这是对国际贸易开放程度的一种传统的理论解读。显然，这样的理论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也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经济体，但是在开放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对进出口和境外投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控制。这些政策使得很多中国企业免受外部的竞争，同时积极扶持国内企业的发展和成长。因此，虽然中国早在1978 年就推行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在1992 年之后加快了打开国门的脚步，但这些政策的特殊性决定了直接套用传统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是行不通的。在希望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入先进技术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保持着对汇率和资本账户的控制。因此，要度量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成效和影响，需要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入手。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居民储蓄率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 左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的外商直接投资极大地补充了国内投资的不足，占总投资规模的1/3 左右。同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有力的促进要素，因为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政策使得外商要想获得在中国生产制造产品的权利，就必须对中方合作伙伴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输出。要想比较准确地估计这种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必须掌握详细的企业层面微观数据。中国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大多偏向出口方面，因为第一批这类企业大都建于适合发展出口业务的经济特区。中国的东亚邻国也有不少是凭借这种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出口模式而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模式和这些东亚国家的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中国和周边东亚邻国之间有着很密切的经济联系。通过加入和创建这样的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中国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和固定汇率机制，再加上国家对资本账户的严格控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在21 世纪前10 年里积累下了非常大的经常收支账户a 顺差，而美国则成了经常收支账户逆差最大的国家。到2010 年，世界宏观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上的不平衡局势业已形成，顺差国家（主要包括中国、亚洲和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的顺差持续稳定增加，而主要逆差国家（美国）的逆差也持续稳定增加。这种日益严重的不平衡形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不可能永远不断地增加顺差。因此，用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只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部分原因。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型的设计主要针对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这对东亚出口型小国适用，而对中国这个巨大的经济体显然不是完全适用的。中国所造成的全球贸易不平衡现象和其他林林总总的“中国效应”（即中国对世界物价水平造成的影响）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必须把中国当成一个开放的大型经济体来对待。只有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变化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另一源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知识生产函数决定技术水平，创新是由模型内部研发人员的情况决定的，因此技术水平并不被看作是一个“外生冲击”。这个模型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就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和对专利的保护力度。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一些人力资本模型的变种）试图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和传统的增长不同，不存在报酬递减a 的现象。也就是说，知识可以产生新的知识（所谓“站在巨人肩膀上”效应），于是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报酬递增的，而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积累所带来的的经济增长则是报酬递减的，因为如果不断增加生产力要素的投资，那么单位投资所带来的的经济效益会下降。经济学家们用这类内生增长模型来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不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一直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前沿和先驱者。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是非常支持这些模型，例如Jones（1995 ）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美国科研工作者并没有真正做出科研方面的创新，也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国的科研工作者数量巨大，所以上述内生增长模型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一直以来并不处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所以内生增长模型可能只适用于2000 年以后的中国，而不能解释2000 年之前改革过程中中国的高速发展。而用制度发展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则比上述各类模型的适用性问题更加复杂、更难下定论。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健全的市场支持机制（如对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合同效力的保护）和完善有力的法律系统可以促成强劲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这些主张好的制度能直接导致经济增长的文献中，研究对象基本上都不包括中国，因为中国没有深刻的殖民地历史，不曾全面地从外部引进先进的制度。在上述这些文献中，通过对有深刻殖民地历史的国家的研究，经济学家还发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先进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关于中国法制起源和发展的研究表明（例如，参见Allen，Qian and Qian，2005），中国同时具有不健全的法制系统和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现象。由于现有的其他经济增长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二战”以后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所以制度增长理论被用来填补这一经济研究上的空白，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制度上的差异导致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发展更快。在这一方面，中国无疑应该被当作一个“特例”来对待，关于中国的市场如何在不健全的法制环境下发展，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不能随便下结论的。笔者认为，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改革是其中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大量的“双轨制”政策在官方管制的渠道之外又产生了新的市场机制，这一点在农业和国有企业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这些制度创新是非正式的，而没有正式的法制保护和认可的官方改革措施，它们似乎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足够的动力。即使我们着眼于正式的法制保护，其实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上的法律制定和过去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美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制度增长理论适用于中国，但是我们应该对制度增长理论作适当的调整，因为中国的法制和制度完善都是一步一步逐渐进行的，而并非一步到位。在研究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因为即使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虽然国家在国有企业中所持的份额明显下降，但是国有企业仍享有一些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非正式的市场机制（如社会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中国，因为缺乏完善成熟的法制和金融系统，企业家们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关系”（即社交网络）。中国的文化向来特别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资本是理解中国私营经济高速发展和自主创业的重要因素。要对社会资本进行数量化的度量，我们需要的不是宏观数据，而是非常详细的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在未来30 年内保持可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需要在科技和人力资本方面不断发展，还需要完成法制和政治治理方面的改革，同时要保证中国经济再平衡。在这一方面，中国需要做的事情包括拉动内需（消费、投资和政府开支），逐步让国内需求的增速超过出口的增速；使农业逐步转向服务业（含非贸易领域，如教育、医疗等）；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对外经济的自由度（如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等）。要实现上述各项目标，中国必须重新定位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现有的法制系统进行必要的改革。如今，大型国有企业的特权问题，和中资、外资私营企业在经营中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竞争的现象已经日益被人们所关注，这些现象不仅让人们对中国市场的效率存有疑虑，也限制了中国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要真正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要释放出最大的潜力，中国必须进行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双重改革：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必须通过促进生产力要素的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而在宏观层面上，中国需要逐步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伟大转型任务。本文摘自【英】琳达·岳 著《中国的增长》，中信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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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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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经济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设想一下,如果适用的资源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以任凭挥霍浪费,经济学又有什么必要呢?
当然,资源的稀缺性,一般指相对稀缺,即相对于人们现时的或潜在的需要而言是稀缺的.这就要求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因此,资源的稀缺性及由此决定的人们要以最少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的愿望,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举例来说.相对而言,我们呼吸的空气,没有什么稀缺性可言.任何人都可以任意地自由呼吸.所以,并没有专门研究分配空气的学问.但就大多数自然资源来说,几乎都是稀缺的.人类的产品都要靠消耗自然资源来生产的,所以人类产品也都是稀缺的.经济学要研究如何生产、分配和利用这些资源和产品,以节省资源,达到最佳效用.过去认为水资源是无限的,所以不太重视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水资源的利用.现在看来,水是稀缺资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倡节约用水,也开始重视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水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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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泡沫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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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索罗斯
　　关于金融体系，存在很多错误的教条、误解和误读。超级泡沫形成期间，很多主流的经济理论赖以建立的假设与现实相去甚远。我没有遵循这些假定，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金融市场。实际上我的概念框架不是关于金融市场的，它论述的是一个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即思维与现实的关系。
　　我认为思维与现实之间存在双向联系。一方面，思维试图理解现实，我称之为思维的认知功能。另一方面，思维试图影响现实，我称之为思维的操控功能。当两种功能同时发挥作用时，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或者说反馈环路。我把这个环路称为&反身性&。
　　反身性对两种功能都存在一定的干扰作用。如果没有反身性，每种功能里只有一个自变量，即在认知功能中，现实是自变量，现实的变化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思维、看法；在操控功能中，市场参与者的思维是自变量，思维的变化决定了市场参与者将会采取的行动。当两种功能同时起作用时，两者都没有自变量，因为思维与现实将会相互影响，这就给我们研判市场参与者的思维和市场的实际动态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导致市场参与者的思维与实际动态之间出现了偏差，市场参与者的意图与最终结果之间也缺乏一致性。
　　有一点应该强调指出，反身性并非不确定性的唯一根源，其他因素也会导致市场参与者无法完全准确地理解现实动态，这就是&知识不完善&。反身性与&知识不完善&及人的&易错性&存在密切的关系。从逻辑角度而言，易错性的危害要大于知识不完善的危害。如果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对现实有了全面精准的认识，那么他们的想法就会完全契合现实，反身性也不会成为不确定性因素的根源，既不会给市场参与者的想法带来不确定性，也不会给现实动态带来不确定性。
　　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承认易错性的存在，但反身性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对于每一个功能，人们都试图追求完美，往往倾向于无视或消除导致不确定性的根源。
　　经济学家试图把自己的理论比作牛顿物理学理论，我认为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牛顿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自然现象的发生完全独立于人的想法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经济现象的演变并不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市场参与者都具有思维能力，而他们的思维会影响经济现象。
　　当我利用金融市场检验我的思想是否正确的时候，我在易错性和反身性这两个假定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金融泡沫理论。我认为，每个泡沫都由两个要素组成：一是现实世界中盛行的一种趋势，二是人们对这种趋势的误读。泡沫从形成到破裂是一个过程，如果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趋势，那么它有可能是由某一项技术创新催生的，也有可能纯粹是金融因素导致的。起初，这种趋势可能会悄然发生，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当市场参与者注意到这个趋势之后，他们可能会非常感兴趣，从而导致这个趋势越来越强，而他们对这种趋势肯定会存在误读。这个趋势有可能受到干扰而出现暂时性中断，这就对人们是否会坚持之前的误读构成了挑战和考验。如果人们看清了之前的误读，这个泡沫就不会恶化。但如果这次考验验证之前的误读具有合理性，那么误读会进一步加强。随着泡沫逐渐膨胀，市场参与者会发现自己的思维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当怀疑者的数量超过相信者的数量时，误读就难以为继了。到了泡沫膨胀后期，由于惰性的存在，市场趋势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便如此，市场趋势肯定会在某一时刻出现逆转。由于市场上的质疑越来越多，原来的趋势会急速逆转，不断朝着与之前相反的方向变化。由于这个过程往往涉及某种形式的信贷或杠杆，因此泡沫的变化态势呈现出不一致性，即上涨速度慢，而下跌速度快，直至崩盘。在泡沫形成、破裂的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先后顺序是确定的，除此之外都是不确定的。泡沫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是不可预测的，泡沫可能在任何一个阶段出现破裂。
　　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不计其数的反馈环路，但所有的反馈环路都可以划分为两类：正反馈环路与负反馈环路。正反馈环路强化了当前盛行的误读，负反馈环路则起到了扭转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反馈环路会相互抵消。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正反馈环路的作用才会超过负反馈环路，从而产生泡沫，但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这个泡沫就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还有一些情况是负反馈环路占据了上风。这样一来，市场参与者的想法就会倾向于接近客观现实。这种情况可以称为&趋于均衡&。
　　金融市场是个非常好的试验场，既有利于检验趋于均衡的情形，也有利于检验偏离均衡的情形。但是，现实情况不会恰好只有偏离均衡或趋于均衡这两种情况。大多数实际情况都是错综复杂的，正反馈环路和负反馈环路相互交织，导致市场趋势跌宕起伏。
　　由于泡沫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内在的不稳定性，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先后爆发多次金融危机。每次危机都会导致政府部门出台一些措施，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市场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引导市场发展的不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
　　泡沫只是间歇性地发生，但市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却从未间断。无论市场参与者还是金融监管机构，赖以决策的依据都是不完善的知识，即他们采取行动之前对现实状况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准确。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互动具有反身性。因此，我们在解读金融市场时，必须考虑到反身性的影响，而不仅仅在偏离均衡的情况下才考虑反身性。（摘自本书前言）
　　《危机与变革》
　　作者：[美]乔治&索罗斯
　　译者：蒋宗强
　　出版：中信出版社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1930年生于布达佩斯，1947年他离开匈牙利到了英国，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后移居美国，成立并管理一家国际投资基金，积累大笔财富。自1979年以来，索罗斯成了一名活跃的慈善家，他成立了一个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慈善网络组织，致力于倡导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该基金组织网络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索罗斯写有10本专着，包括《超越金融》、《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的救赎》等。
　　《政府与市场的博弈》
　　作者：[美]杰夫&马德里克
　　译者：李春梅、朱洁
　　出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本书概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界、金融界与政府的博弈。作者认为，美国的财产管理者终将财富积累放在第一位，致使我们陷入目前的困境。
　　《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
　　作者：黄生
　　出版：东方出版社
　　中日钓鱼岛之争，名为中日领土争端，实为货币战争，是美国全球货币战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2012年最惊心动魄的货币战争。
　　《价格游戏》
　　作者：[英]利&考德威尔
　　译者：钱峰
　　出版：浙江大学出版社
　　每一次消费，都是商家与顾客的心理博弈。无论你是想猜透顾客心理的卖家，还是想一窥商界机密的买家，《价格游戏》能让你在这场心理战中变得更有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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