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历史上70个军的番号由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番号使用中的四件轶事
　　在整个军番号使用审批过程中，有四件轶事。
　　轶事之一：二野要求增加番号。日，第二野战军向中央军委提出增加军番号。刘伯承和邓小平致中央军委电称：“军委：（甲）丑删（日）电奉悉，我们遵即将各兵团所属军师番号，重新排定如次：……（乙）决定夏季后将陕南部队编为第十九军。（丙）拟将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江汉之十二纵队各编一个军，皖西部队编一个师，唯规定给中野之番号已满额，请予以规定。刘、邓。筱西。”中央军委接刘邓“筱西”电后，电令原桐柏之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八军；江汉之第十二纵队等部队合编为湖北军区。
　　轶事之二：三野变更番号使用。日，华野前委给华东局和总前委电文中，可以看出对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等起义部队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番号的变更情况。电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使吴化文、何基沣、张克侠各部起义军队得到迅速改造，并以便解决干部问题，经我们讨论以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为三十五军，以渤海纵队与张克侠部合编为三十三军，以江淮两个旅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三十四军。当陈毅同志从华东局回来前，本拟以十二纵与何基沣部合编，但因十二纵已组成三个师，且将来主力南渡，尚须留两个军于江北，故仍以将江淮之两个旅也上升与何基沣部合编为宜。至于江淮两个旅上升后，对江淮地方工作及地武建设有如下意见……”华东局和总前委采纳了华野前委意见，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由此，原本将华野第十二纵队与何基沣部合编为一个军的番号，变更成了华野第十二纵队单独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
　　轶事之三：东北野战军先使用军番号，4个月后才启用“第四野战军”的番号。这与中央军委在规定全军统一使用番号时下达两个决定有关。第一个决定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日下达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该规定非常明确地说，全军整编为4个野战军，5个大军区，20个兵团，70个军，其中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规定是这样说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因此，东北野战军最早使用军番号时，中央军委并没有对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的番号作出明确规定。其实，此时中央军委的思路，野战军番号还是停留在冠以“地名”的思路。但是，当东北野战军入关，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现野战军使用地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适用，于是，中央军委在日，专门下达电文对4个野战军的番号作了重新规定，不再以“地名区分”，代之的是用“第一野战军至第四野战军”加以区分。原电文比较短，现原文摘录如下：
　　各军区、各野战军：
　　估计今年战争的发展，去年戌东电规定各野战军冠以军区地名已不适合，兹决定改为按番号顺序排列如下：
　　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
　　请各区各军即照此电在整训期间公布施行。
　　中央军委下达此令时，东北野战军的“军”番号已启用，而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仍未启用“军”番号，所以出现了西北、中原和华东野战军在全军统一番号时，同步使用了军的番号和第一野战军至第三野战军的番号，而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时，军的番号早已启用。
　　轶事之四：华北军区宣布新番号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军区的第一、二、六纵队改为第六十六军至第六十八军的番号时间是在日。此时正值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于是，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发布改称命令说：“对于新番号之公布，各军、师可于庆祝北平解放祝捷大会上隆重地宣布，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英勇顽强地作战，指到哪里打到哪里，保证我们光荣的胜利的番号传播到全中国去，这是我全军的尊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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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上了代码！全国地名大清查：注重地名来历与演变
南方周末 王瑞锋 高佳 魏泊静
[摘要]一些地名改来改去可能还是当初的那个好。“让每个地名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二普除了查清一个地方的名称、坐标等基本属性，更注重地名的来历与演变，这正是地名最宝贵的信息，是地名文化底蕴的体现。”“你说哪条路我知道，但‘挪威森林’小区我可没听说过。”听了乘客说的目的地，出租车司机就一通抱怨：“你说好好的小区，干吗非得起个洋名？”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提到，国内许多城市都散布着“洋地名”，“曼哈顿”“泰晤士”扎堆出现，“维也纳”和“地中海”也层出不穷。然而这些“洋地名”很快将不复存在，一场声势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推进。日，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等地名中存在的“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并加强地名文化保护。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一个耳熟能详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名，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它背后有哪些掌故？本次全国地名普查到底要查什么？“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 但是地名不要改”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其实早就开始了，它由国务院统一部署，于日启动，至日结束，历时四年。关于为什么要做地名普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4年4月时解释：“目前掌握的地名信息已难以反映地名实际情况，地名数据不新、不全、不准。”广东省和广州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专家组成员程新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前使用的地名数据，基本以第一次地名普查（简称‘一普’）的资料为基础，属性信息未能与时俱进。”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第二次地名普查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工作，第二阶段是完成普查和检查验收工作，第三阶段是成果上报。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按照进度安排，2015年，北京市完成了年度地名普查外业调查任务。”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2016年，北京市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工作重心全面转入区级层面，正在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地名普查工作。”为了配合地名普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专门设置了“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微信公众号，里面除了发布各地地名普查的工作动态外，还会登载有关地名文化的报道，比如今年清明节期间，该公号发的文章就是：杜牧诗中的杏花村究竟在哪儿呢？南方周末记者用“地名+普查”关键词查询后发现，许多地方也依照民政部的模式建立了各地区的地名普查微信公众号，比如包头市、铜川市、贵阳市、和硕县、山西省等等都建了公号。这些公号的头像非常统一，都是“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的LOGO，更新频率较高，足见此次地名普查的范围之广，声势之浩大。 各地方在发布地名普查动态之余，也会借机宣传自己的地名文化。2016年4月，山西省地名普查公号里，就专门发了一篇介绍山西地名由来的文章：“太原”一词，最早见于《诗经》。此后的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但仅为地理上的泛称，并非专指一地，其实际处所不尽相同。还有公号里的内容则涉及地名本身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许多洋地名其实只是个广告宣传语，与其标准名称并不是一回事。比如楼盘名为“塞纳河畔”实为“逸涛雅苑”；名为“罗马家园”实为“盛景家园”；名为“雅居乐诺丁山”而实为“雅居乐新城”。陕西铜川市地名普查公号发布的一篇文章说：曾听某省的民政厅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漂泊在外的老人，身体不好不能回到家乡，就让孩子回来寻根，找他生活过的地方。孩子归来，拿着地名，却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最后，找到民政厅，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的地名。这位老先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把地名的祖宗十八辈都查清楚”“地名普查，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名称记录在案。”广州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广州市民政局门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广州起义路为例，实施地名普查时，先是由广州市民政局聘请的测绘人员测量出起义路的精确坐标。还要确认地理位置，长度宽度，马路材质（水泥路还是柏油路），起止点，周边有什么建筑、商户、行政单位等，并拍摄照片和视频，必要时还要审音定字，由专业人员录入地名读音。“地理测绘之后，再对地名进行历史文化考证，包括地名来历、是否更改过、更改的原因是什么，把一个地名的祖宗十八辈都要查清楚。”广州市民政局地名处负责人说。根据编纂于1989年的《广州市地名志》记载，广州起义路有一段很长的历史：1919年辟路时取名维新路，1948年改名中正路，1950年复名维新路，1966年更名为广州起义路。但仅记载路面的变化远远不够，这次地名普查，就是要把每一次变化背后的历史原因找出来，而这正是程新生要做的工作。根据程新生的研究，1919年广州市拆城墙筑马路，辟路名为维新南路和维新北路，寓意推翻清朝、推行维新变革；1948年改名为中正路；日，广州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自自来水公司的提案要求将中正路更名，1950年1月中正路复名维新路；因该路有1927年广州起义中诞生的“广州公社”（即广州苏维埃政府，存在仅3天）旧址，1966年又被更名为广州起义路至今。由于地名普查工作涉猎学科十分广泛，配备专家组就变得必不可少。广州市民政局的专家组包含政治、历史、文化、文字、地理等九名专家。“二普除了查清一个地名的名称、坐标等基本属性，更注重地名的来历与演变，这正是地名最宝贵的信息，是地名文化底蕴的体现。”程新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普查，我们要让每个地名成为一部百科全书。”《人民日报》发文：对洋地名的追逐，不仅容易迷失自我，还照见了一种懒惰思维，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不自信。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网站曾调侃：想在一下午逛遍巴黎和威尼斯吗？可以，如果你在中国。（CFP/图）洋地名是怎么产生的？清理整顿不规范地名也是此次普查工作的重点。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资料显示，小铺面称为大商场、“曼哈顿”“皇城”“土八路”等，都是“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的体现。“清理整治‘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是地名普查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正在开展外业调查工作。”北京市规划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一步结合外业调查结果，我们将对能够反映北京历史文化的地名和不规范的地名进行全面梳理、汇总，形成地名保护名录、提出拟清理整治的不规范地名建议名单。”在这些不规范地名中，“洋地名”一下子成为了舆论口诛笔伐的重点。《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胡乱起洋名，必会破坏这些文化传承。对洋地名的追逐，不仅容易迷失自我，还照见了一种懒惰思维，更折射出一种文化的不自信。”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甚至调侃道：“想在一下午逛遍巴黎和威尼斯吗？可以，如果你在中国。”实际上，早在1996年民政部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不以外国人名、地名命名我国地名。”但据《参考消息》引述俄罗斯媒体的报道称，洋地名并未真正得到禁止，热衷洋地名的风潮同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和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相吻合。过去几年，许多开发商都喜欢拿洋地名来命名新楼盘，甚至是整个住宅小区。例如：河南省郑州市就有名叫“维也纳”和“普罗旺斯”的住宅小区。全国更是落成了几十个住宅小区，都取名叫“曼哈顿公园大道”或者“里维耶尔”。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仅在北京市朝阳区就有29处对外宣称洋地名的小区，这些楼盘建设时间在1996年至2011年之间，售价均在每平米4万元以上。北京市规划委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说，过去由于命名的随意性很大，同时也受利益的驱使，一些开发单位为了博取经济利益，将建筑物名称进行了不恰当的夸大和洋化，造成了建筑物名称命名较为混乱的局面，“2005年后施行《北京市建筑物名称使用标准（试行）》，不会再有大、洋、怪、重现象出现。也不排除一些开发单位不使用批准的名称，私自进行更名。”“洋地名大部分以房地产商业开发项目为主，是一种营销手段。”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胡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普遍认为洋名就比国内的好，它是利用了人们崇洋媚外的心理，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不自信。”事实上，许多洋地名其实只是个广告宣传语，与其标准名称并不是一回事。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北京、南京、广州的多家开发商和售楼处，发现使用广告语来掩盖标准地名属于行业潜规则，比如楼盘名为“塞纳河畔”实为“逸涛雅苑”；名为“罗马家园”实为“盛景家园”；名为“雅居乐诺丁山”而实为“雅居乐新城”。“这是开发商故意混淆标准地名与广告语。”广州市地名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比如我们批准的小区标准地名为盛景家园，开发商打出的广告语叫罗马家园，理由是小区建筑是欧式罗马风格。时间长了，民众就习惯叫广告语上的称呼，就像小蛮腰的标准名是广州塔，大家都叫小蛮腰，这很难扭转。”另一种情况是人们把商业网点店名与地名混淆。“比如一个酒吧叫维也纳酒吧，但这是店名，不是地名。”广州民政局地名处负责人说。还原一些老地名中国第一次搞全国范围内的地名普查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从1979年至1986年，耗时七年，当时在中国史无前例。“一普的主要原因除了扭转‘文革’后地名工作混乱的局面，与对越自卫反击战也有一定关系。”部队通信兵出身的程新生说，“当时作战地图地名不准确，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重视。”这一说法得到了一名原军方测绘老兵的证实。原昆明军区侦察兵解永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的作战地图由原总参测绘局和各军区测绘大队制作，参考了民用地图。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他们发现一些边境地名不准、位置不对，给部队作战带来了一些麻烦。为了纠正地图上的错误，原昆明军区组织人员重新测绘，解永敏当时就在其中，他和战友们用了半年时间在边境进行地名普查，对作战地图予以补充。这之后，全国范围的第一次地名普查相继展开。“一普共查清陆地地名550万余条，沿海岛礁和海域地名2万余条，形成了地名表、地名卡片、地名文字概况、地名图四项普查成果，并建立地名档案。”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著的资料做出如上说明。然而历经30年发展，全中国的地名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自1985年以来，中国约5万个乡镇名字、40多万个建制村名被遗弃，永远躺在故纸堆里。同时，二普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数量由324个增加到653个，中国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3%，“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新增地名2万条以上”。与一普相比，第二次地名普查的内容将更为准确翔实，因此阵容更加强大，它由国务院部署，民政部、发改委、教育部、军方等24个部门组成，对除海域之外的陆地水系、陆地地名、行政区域等11大类进行普查。“目前有一普工作经历的在职人员可以说寥寥无几。”广州市民政局地名处负责人说，相比一普，二普最大的困难是毫无经验，工程量细致巨大。比如，作为广州市辖区唯一的乡镇梯面镇，人口不足一万人，下辖八个村和一个社区，60人的普查团队历时两周，才能查实地名600多个，“在城区，一个街道需要调查的地名会有一两千个甚至更多”。广州市民政局地名处负责人介绍，目前在广州每个区都有超过200人的地名普查团队，力争在2016年底完成地名信息调查和区级数据库建立。第二次地名普查，不仅要纠正“洋地名”等不规范地名，还要改正一些重名现象。例如，在成都的金牛区、锦江区、武侯区和成华区，分别存在着一条“银杏路”；在上海的黄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金山区和崇明县，都有一条名为“人民路”的马路。一些本来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老地名，则有望重新恢复。日，据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政府办公室微信公号“爱辉发布”的消息，经国家民航局批准，黑河机场已正式更名为黑河瑷珲机场。《黑龙江日报》发表文章说：“瑷珲，这一已有400多年历史的称谓，在阔别60年后重载史册，可以让世人永铭惨痛的历史。”一些地名改来改去可能还是当初的那个好。2000年广州市荔湾区地名办上报，申请将康王路命名为世纪路，时值世纪之交，申请很快获得了广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然而不到半年，荔湾区再次上报，要求将世纪路更名为康王路。市地名办专门调查后得知，命名世纪路后门牌、证照等尚未编列，这才同意更名。“康王路是为纪念宋朝名将康保裔，荔湾区最终觉得康王路更有韵味。”时任广州市地名办主任程新生说。北京也有一些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地名被改来改去。北京市规划委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样一个例子：2012年10月，北京市规划委着手恢复平谷区“仁义胡同”这一老地名。“仁义胡同”地名源于一段典故：相传明朝时，两位当朝尚书的亲戚均在此安家，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在两家修葺院墙时，各自主动让出了一墙之地，于是形成了这条五尺宽的胡同供邻里出行，因此胡同就被叫做“仁义胡同”。“仁义胡同”从明朝一直沿用至1975年。当时，政府将北门大街、仁义胡同、北关路合并，更名为北大街。1981年又改名为北门街。2012年10月，经过专家评审、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会等审议讨论后，将“北门街”重新命名为“仁义胡同”。————————————◎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短史记”（微信id：tengxun_lishi），或在微信中搜索“短史记”，可以获取更多靠谱的历史资讯。◎近期推送文章（进入公众号首页，点击右上角，选择“查看历史消息”）：50年前，印尼为什么要屠杀数十万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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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文化】三个地名考――蜈蚣坝、宝格达山、西口三地名的由来
作者：&&&&年鉴刊物来源：本站原创&&&&点击数：554&&&&更新时间：&&&&
&&&&蜈蚣坝　　
今日由呼和浩特至武川县沿山腰修的公路，曲曲蜿蜒依山势而行，酷似一条蜈蚣，遂把这条山现今写作蜈蚣坝。因此，不知其源的人们误以为其名是由这条公路的走势而来的。那么，蜈蚣坝之名是在什么年代出现的？其含意又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古代亲临其境人的记述。（〔清〕钱良择《出塞纪略》：）　　
“康熙二十七年（1689）夏五月朔日壬申。皇上御乾清门，奉使内大臣索额图、佟国玮等率同使诸臣进见，兵部督捕理事官臣张鹏翮、兵科给事中臣陈世安，特膺简命，同予参画，纶言指授，谆谆受命，陛辞而出。初二日，癸酉。满汉文武诸臣，寅出德胜门。”　　
“十八日，已丑。晴凉，行五十里至归化城，城为蒙古之要地，设官镇守，其广如中华之中县。南关颜额，上为蒙古书，不能晓，下横书‘翁阿洪’三大字，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以岭翁阿而知之。”　　
“二十一日，壬辰。早微雨时作，行十余里，登阴山之麓，憩蒙古毡帐旁，……行上高岭，名翁阿岭，又名都楞打八，意即李碑所谓捷径故道也。”“闻归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宰致祭，不知其何神也。既至山巅，怪石插天，两崖壁立，石路一线，曲折而下，如直入重泉，不知其所底止。临崖一望，心动股G，路既逼仄，石复动摇，人马践之，岌岌欲坠，有随足圆滚而下者，其不颠仆也几稀，如是十五里许，方至山麓，回望天门，划然屹立云际，乌道萦之，忽断忽续，忽隐忽现，化工特造，海内之所仅见，方信‘一夫当关，千人辟易’非虚言也。”　　
阴山。即今大青山，此名为清代始有之。　　
翁阿岭。即今蜈蚣坝。　　
都楞打八。“都楞”，汉意数字的“七”或“首”不清，这里似乎是“首”，以蒙古语意表示“最高处”。“打八”，蒙古语汉意为“高坡”。　　
翁阿岭，其名最早出现是在明时北元时期。　　
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流卷六》载：达延汗“遂&&起兵征伐西部万户，自翁观山口入，沿图尔根（河）下也，……”。　　
西部万户。指以鄂尔多斯、永谢布、满宫嗔三部。　　
翁观山口。即今坝口子。　　
图尔根河。蒙古人称今大黑河为伊克图尔根，小黑河为巴嘎图尔根，这里是指大黑河。　　
蜈蚣坝的含意到底是什么呢？　　
《归绥县志?民族志?种族》载：“至归化六月十五日，在吴公坝祭脑包，例由付都统委参领代祭。无布库、跑马诸戏，视为具文故不详载焉。”　　
副都统。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7）土默特旗分左、右两翼，各翼设都统一人，副都统各二人。　　
《十朝圣训》卷二三○载：乾隆二十八年（1764）谕旨“归化城都统一缺，原系土默特蒙古世袭，因其习染颓敝，无可承袭之人，是以另赏世袭。其都统一缺，由京〔狗牛鸱胖辈悔媳说厍樾危茨苷痢９榛鞘卤疚薅啵纪程蕴樗缭督芾怼８倍纪扯狈肿に缭冻恰⒐榛牵焓隆薄９榛歉倍纪彻芾硗聊鼐挛瘛　　
参领。蒙古人称“札兰”，五个佐（蒙古人称苏木）上设一个参领。　　
民国年代，取消清制改设总管。　　
蜈蚣坝之名系由翁观山、翁阿、吴公等音变而来，蒙古语中汉意为“神山”。蜈蚣坝为土默特人认定的神山，原来在山顶颠处置有脑包，随星转月移，现在脑包已不见。　　
蜈蚣坝，是大青山往武川县的一个通道，不是指大青山的整体。大青山古称白道岭。　　
《水经注》：白道岭上有垣若颓基沿溪互岭，东西无极，疑是赵武灵王之所筑也。　　
北魏白道城。《水经注》：“芒干水西南，&&径自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萦带。长城，背山而水，谓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谓之白道岭。”　　
赵长城的遗迹在呼和浩特北红山口，登上大青山仍清晰可见。　　
白道岭。其名由今呼和浩特西乌苏图西北大青山山颠面东南有一处宽二三百米长、四五百米的白石滑坡处，二三十里外清晰可见而得，非由通道而得，见前文康熙年间之对蜈蚣坝实况记述，即其证，何谈北魏时有其所修道路。只是一条北往南来的天然通道而已，亲临者也未谈到其地质或路面上有什么白色的特征处。　　
大青山。由蒙古名达兰?特哩衮、达兰?喀喇的音变。达兰，汉意为数字之“七十”。特哩衮，这里汉意为“首”、“山头”。喀喇，汉意单译为“黑”，这里表示“黑山头”。　　
达兰?特哩衮，最早出现于上述《蒙古源流卷六》达延汗征伐右翼三万从翁观山口入，“时，右翼三万得闻合罕出征，乃迎于达兰?特哩衮，接战时，合罕降旨曰，……”。这次战役是在今土默特川进行的，以右翼三万户失败西逃而结束。　　
今日之由呼和浩特至武川公路是1956年后修通的。原由呼和浩特至武川之路是乌素图穿越大青山而行的。蜈蚣坝之称不是由现今的公路走势而得名的。　　
宝格达山　　
冯秉钧译《多桑蒙古史》注释说：“兀勒灰河发源于北纬四十七度之索岳尔吉山。此山在大兴安岭山系中，自东北向西南，界蒙古、满洲两地之间，兀勒灰河注入戈壁一小湖以前，有一条小水亦名索岳尔吉河来会。”　　
兀勒灰河。即今东乌珠穆沁旗东境之乌拉盖河。　　
索岳尔吉河。今作色也勒钦高勒。　　
满洲。指我国东北地区。　　
索岳尔济山，辽名七金山，周千三百里。西临大漠，东接西兴安岭，草木丛茂，禽畎繁殖。康熙三十四年（1696）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称，偏历阴山南北，惟索岳尔济山，形势高大，定为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军边井近兵会集之所。康熙四十年（1701）平准噶尔部林丹汗之叛，圣祖幸索岳尔山，诏曰：“此山形势崇险，允称名胜。嗣后，断禁行围。”遂以其山作为木兰围场，环山设守护围场卡伦四十，秋A典礼祭祀。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巡幸至此，作赋赞其风景颂祖绩曰：“杭爱阿尔台舒右臂，索岳尔济凭左肩。”又曰：“皇祖昔年曾一至，即今圣迹苍岩间。经两朝润色，荒微之山遂与岱华争耀矣。”且将围场周围划归于黑龙江、喀尔喀、乌珠穆沁、哲里木四处境界。留山顶为公共地，裁撤卡伦，并令哲里木、锡林郭勒、克鲁伦虎城（位今蒙古国东境）三盟和呼伦贝尔副都统，轮年致祭，著为例。”《黑龙江省志》。　　
&&&&索岳尔吉山，元明两代称朵因、温都儿、朵颜山。元延v三年（1316）设朵因温都都儿兀千哈千户所。《明史纪事本末》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故辽王阿札失礼寇边，屯朵颜山。命傅友德、郭英总兵讨之。”　　
&&&&《国朝献征录》卷十《昌平伯进侯封颖国公谥武襄杨公洪神碑》文：“（正统元年，1444）春，兀良哈寇迤西，公受命追袭。败（之）于应昌之别儿克。贼尽弃所掠人畜器械遁走。复追之朵颜稳都儿，以克列苏贼得险，欲拒战，公躬身督兵进攻，并者赤王部属，生擒其首打剌孩等，蒙赐玺公褒谕，进左都督。”　　
以克列（乌）苏。今克鲁伦河。　　
者赤王。指阿札失里王。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金夏元分册载：“朵因温都儿（今索岳尔济山）”。　　
朵因、朵颜，喇嘛庙的主殿，称“杜根”、“朵因”、“朵颜”系其异写。温都儿，汉意“高”，这里又有含“山”之意。　　
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东北角处与兴安盟阿尔山市相壤处宝格达山即元明代朵因温都儿，从清代始称索岳尔吉山。蒙古族民歌中有一首《索岳尔吉山》歌至今广泛流行于蒙古国和我国蒙古民族中。同时也萌生出宝格达山之名。随着乾隆帝巡幸至此，取消木兰围场，以山峰分水岭为界分给蒙古国、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盟，并由它们轮流进行祭祀，这样，宝格达之名逐渐兴起，导致一个时期索岳尔吉、宝格达双名齐行。索岳尔吉山之名最后见于史料是，宣统三年（1911）八月三日，科右前旗郡王乌泰叛乱，事败后其旗众由索岳尔吉山逃入蒙古国；最后出现就是《多桑蒙古史》译者冯秉钧的注释所言了。嗣后，均以宝格山之名见于史籍和群众的口传中了。　　
宝格达，原是藏语，蒙古人称班禅为班禅宝格达，即其证。另外，蒙古人称历代皇帝为宝格达合罕，这可能同汉文称康熙帝谥号为圣主有关。宝格达，在蒙古人的心目中是汉意的“神人”、“圣人”、“佛爷”。宝格达山，最终形成为“神山”了。　　
乾隆谕旨上述四地轮流每年祭祀，且经清康熙、乾隆二位被人们认为最“圣明”皇帝亲幸过，宝格达山之名最终形成而索岳尔吉之称泯灭，但民歌《索岳尔吉山》和色也勒钦高勒做为其遗迹而流行着存在着。　　　
几年前拍出了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走西口》，本人在电视上断断续续地看过几段，《走西口》，西口是指哪里？恐怕编剧弄错了。　　
不论秦长城也罢，赵长城明长城也好，辽金边壕也好，所筑目的主要是当时为御其北边的敌对方的，一方强盛时也成了出击或进攻之关口，是个军事设施。各口依其地形，对应内外部敌对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关口有大有小，屯兵有多有少，相互间距离有长有短，同时长城的修筑走向依此直曲也不同。敌对双方修好，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也成了贸易口，自由出入或指定某一口为定期互市地。元代由于一统天下，人无分南北，可自由出入。元亡建明，明宣德（）以后，蒙古诸部势力日渐向南扩展，威胁明朝安全，因此明自东而西置辽东、蓟州、宣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习称九边的镇置重兵守边，并修有边墙相连。其中，山西镇，位今山西宁武，一直是蒙古人入明内地的要冲之一，其边墙西起今内蒙古清水河县黄河东岸老牛湾，至老营堡与大同边墙相接，又岔而向东南经宁武、雁门，到平型关，习称内边。明与蒙古人的地区交界标志，是老牛弯至阳和卫一段的外边。大同一直是明蒙往来的枢纽，蒙古入明使者例由大同入。隆庆五年（1571）后，大同沿边开得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北）、守口堡（位今山西阳高县北）、新平堡（位今山西天镇县北）三处，山西开水泉营（位今山西偏关县北）一处为市口，与蒙古俺答汗各部互市。互市是定期举行，蒙古人以牲畜和畜产品换取日用品，售出的某些日用生活品也有严格的数量和品种规定。如“汉禁铁器”，明朝互市时铁器不准上市卖给蒙古人，连铁锅都不卖给。杀虎口，当时也不是互市之处，由于地靠近明代右玉县旧址，东邻左云县，从而成边墙要口之一。但它不是以旅蒙商为主的清代所称的“东口”和“西口”中的“西口”，也就是说《走西口》不是走杀虎口。清代，长城各口已失去军事上的意义，再不是关内关外的禁通口了。在蒙古地方已出现汉人做生意了，尤其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之乱，外蒙古内附后，旅蒙商逐渐增多，随之形成了“东口”、“西口”贸易口。　　
那么，“西口”究竟指的是哪里呢？　　
武昌亚新地学社制《中华析类分省图》中的《绥远省》表解说明《省会兼商埠归绥》一表中载：“长城以北，内蒙以南，蒙商荟萃之地凡三，即张家口、归化、包头是，俗称张家口曰东口，归化曰西口。以归化居东口、包头之间，为货物转达中枢，商业自昔称盛。”“蒙商”，指旅蒙商，以今蒙古国为主要贸易的商人，所谓“东口”、“西口”是内地物产销往其地，购回牲畜和畜产品的集散地，贸易口岸，并不是指明边墙设置的各关口。后来由于原绥远地区土地大批开放，吸引山西人大批涌入，从事农耕和经商“发家致富”，“西口”成了绥远地区的泛称。这样，“走西口”不仅仅是到原归化城为止，而是凡往原绥远省各地的广义说法。　　
有“西口”必有处同一平行线上的东口，且两者均非军事要冲、政治中心即商贸重地。清代归化城和张家口两地均系通往外蒙古的旅蒙商联驻地，从而称“西口”、“东口”有据。　　
　　&&&&&&&&&&&&&&&&&&&&&&&&&&&&&（作者：内蒙古军区第三干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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