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公务员与科学素质(下)答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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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公务员与科学素质(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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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还有产妇和6个月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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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回归
　　美剧《权力的游戏》第六季已于昨日回归，你还能跟上第一集的剧情节奏吗？上季终，雪诺生死成谜，丹妮莉丝陷入马族人围攻，曦瑟被迫游街，维斯特洛大陆和厄斯索斯大陆上的幸存者们重新结盟，第六季又将是一轮新洗牌。你能在 HBO 鼎级剧场观看这部由HBO制作的热门剧集，除此以外，HBO 的其他剧集《硅谷黑历史》《副总统》等剧的最新季也将在鼎级剧场首播。
　　《权力的游戏》开播似乎让很多人短暂摆脱了社交网络依赖症，因为一不小心刷到剧透的感觉.......坚决不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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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in Red
　　接上一条新闻，如果你还没来得及当上第一批观众，我们打算告诉你……当然不是剧透，但这首歌的名字是我们想说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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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年度最具影响力100人
　　作为年度惯例，这个评选已经进行到了第13年。这份长达 100 人的榜单分为 5 类，分别是先锋（Pioneers）、偶像（Icons）、艺术家（Artists）、体坛明星（Titans）和领袖（Leaders）。既有莱昂纳多、草间弥生、阿黛尔等为读者熟知的著名人物，也有鲜为人知的年轻建筑师和演员。《时代》还为其中7位的黑白照制作了杂志封面。
　　这份名单是由实时投票评选出来的，这不禁令人遐想假如我国部分当红娱乐明星入选提名，将会领先第二名多少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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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森林》票房走高
　　春天快结束了，动物电影的热度却在持续复苏。《奇幻森林》上映以来收获良好口碑，北美次周末进账6080万美元，再次蝉联北美周末票房冠军，累积1.91亿美元，无疑将成为今年第四部破3亿的电影。中国市场也累计达到了 6 亿元人民币。
　　有些动画片拍得跟电影似的，有些电影拍得跟动画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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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到表店的皇帝
　　身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被驱逐出宫的时候，为了甩掉讨厌的管家，他索性逃到了东交民巷里面的一家钟表店，还在那里购买了一块法国产的金质怀表，从此随身携带。而溥仪送给自己当时皇后婉容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款手镯腕表。由此可见，在博女人青睐的历史中，送一款珠宝腕表早已是皇家的首选了。
　　《末代皇帝》最后一个镜头，溥仪回到故宫，把50年前的蝈蝈送给了一位看守人的小孩，转眼便离去。所以可能一个事实是，他真的很喜欢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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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核泄露30周年
　　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逾8吨强辐射物质泄漏，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故，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污染，320多万人受核辐射侵害。如今普里皮亚季市被遗弃，成为“鬼城”；部分污染区成为景点，参观者需要裹得非常严实才能进入。
　　时任苏联能源部副主任的格里高利?梅德韦杰夫曾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从设计、管理到日常运营都极度草率马虎，到1986年才出事反倒叫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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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元应该印谁的头像？
　　也许当你下次去美国旅行的时候就能用上新版的20元美元纸币了。这一版本之所以区别于旧版，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的废奴主义者哈丽特&塔布曼将取代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成为美国20美元纸币上的正面人物头像，而杰克逊头像连同白宫图像将被移到纸币背面。路透社评论“她将成为第一个出现在美国纸币上的非裔人士，也将是100多年来首个在纸币上亮相的女性”。
　　关于最后一个结论，我们保留意见，不信翻出你钱包里的贰角纸币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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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GQ Are You
　　「How GQ Are You」是 GQ24 APP 中的新栏目，欢迎你通过该 APP 上传自己的搭配行头，并接受 GQ 时装编辑的点评。本期来自三里屯太古里街拍，资深时装编辑 Jacky 点评：看到这张图的绿和他的打扮，有一秒我以为是在欧洲拍的。用西装搭配牛仔裤和皮鞋，很适合这种典型欧洲意大利男人的风格。可能你会觉得他穿得很平凡，但不论颜色的搭配和剪裁上都很符合 GQ 的风格。
　　搭配年龄感，就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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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衣服的人慎入这家餐厅
　　The Bunyadi，这家6月将在伦敦市中心开业的这家餐厅内设了一个特别区域“脱衣用餐区”，顾客需要脱得一丝不挂才能用餐。不仅如此，服务员也需要几乎全部脱光（仅用少数布料遮住部分部位），盛饭的勺子可以食用，盘子为黏土手工制造，供应的食物也不含添加剂、没有人工色素，餐馆里没有电，没有煤气，更不允许使用手机。这家餐馆预计营业3个月，目前已经有6400人预定。
　　目前这家餐厅还没有公布菜单，我们盼望看到端上来的是完全未加工的食物，就当在菜市场逛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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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好像并不科学
　　科技部、中宣部最近印发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提供了一套测试公民科学素养的完整方案：从500道系统题库中随机选取50道题目进行测试，形式为判断题或选择题，每题2分。正确率达到60%视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昨天，中国科学院等机构8位学者共同指出其中10条存在错误或者争议，例如“知道分子、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微粒，所有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知道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知道阴阳五行具有现实意义”等。
　　“这基准原本是照妖镜，你是科学还是神棍，一照便知，没想到后面变成了哈哈镜。”――@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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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实习编辑：范稚瑞
联系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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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正确开展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
&&& 科学素质（Scientific Literacy）及有关思想在20世纪初开始产生。长期以来，公众科学素质被视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人口素质指标，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共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明确目标：到201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1世纪初的水平。《纲要》提出的两个时段的目标都是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为标杆的，因此，追踪和研究国际发达国家的公众科学素质指标和调查的变化和发展，对于制定具有中国特点的公众科学素质指标体系，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公众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国际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发展状况&&& 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对国民的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和测试。这些调查和测试基本上采取了美国学者米勒的科学素养三维度定义和测试模式，即（1）具有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术语和概念的能力；（2）具有理解科学探究过程的能力，具备科学的思维习惯；（3）具有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的能力。这一模式认为决定公众科学素养就是测试公众（通过调查、询问等）对这三方面的回答正确率。低于一定的正确率就被认为科学素养不足，缺乏现代发达社会的公民所要求的竞争力。90年代以来，欧洲国家又增加了对科学的态度和兴趣方面的测试，并根据本国的特点和需要，不断修正调查和测试的指标及内容。对科技的积极态度，加上一定的基本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决定公民参与民主讨论的能力。&&& 月间，欧洲32个国家进行了一次公民科学素质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科学在欧洲依然有非常积极的价值。市民期待从科技进步中获益。80%的人对科技进步将有助于治疗AIDS和Cancer等抱有信心。87%的欧洲人认为科学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77%的人相信今后几代人要继续加强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科学有兴趣的人数依然保持较高比例，占78%，虽然这一比例从92年以来，有所降低；欧洲对科技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人数，也有减少，如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兴趣减少了18百分点，对新医学发现的兴趣也下降了12百分点。在2004年美国科学理事会（NSB）所作的调查中，在测试科学素质水平的13个知识题中，美国的正确回答率是8.2 (63%), 而欧洲为7.8 (60%)。在美国，同意“科技使生活更健康、更方便、更舒服”的观点的占72%，而欧洲是50%。2004年，认为“科学研究利大于弊”的美国人占73%；而在欧洲，明确不同意这一观点的人数比例要高于美国，占四分之一；而持同样态度的美国人仅占十分之一。通过对1990年---2001年所进行的主要研究的回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被看作具有“科学素质”的人数在过去的20年中增加了一倍，目前已接近17%。“但是，这一水平对一个民主社会所要求公民了解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参与解决重大政策分歧仍然存在问题”（米勒 2004）。&&&&&&&&&&&&&&& &&& 随着科学素质调查的深入开展，美国的科学素质三维度调查模式受到相当程度的质疑。在世界科学传播领域内，不少专家学者对调查和测试的内容、指标、方式和价值等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些调查到底是测量什么？有什么价值？调查测试的是简单科学题的表面理解还是对市民在不断发展的科学世界中运用能力进行评估？调查是否正确地测试了当代科学和社会间的隔阂？能否确实评估科学及科学知识如何与社会生活和日常活动的结合？米勒教授也承认：我的调查模式确实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目前，欧美国家开始尝试采用不同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制定各种测试指标和标准，多角度地对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如：2006年，美国的密歇根州立大学进行的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尽管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美国成年人的科学素养合格率从10%提高到了28%，但大多数美国人的科学素养仍然不合格。这次调查所界定的“科学素养合格”是指能够大致理解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科学报道中的31个概念或名词中的20个。调查显示，美国人的科学素养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有超过70%的人还无法看懂《纽约时报》上的科学新闻。同时，只有40%的美国人接受进化论。这次调查由于采用的方法、内容和指标都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素质的三维度模式，更加注重公众的科技术语的掌握程度，对科技知识和科技信息的阅读和理解能力，而且偏重于公众对前沿科技发展的了解程度。而欧洲国家在调查公民个体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外，更注重调查科技信息是否得到正确的传播，公众群体对科学的态度和支持度，科学传播对公众科学素质的影响力等等。调查手段也从问卷调查向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方向发展。另外，原先由问卷制定人自己进行调查的方法也逐步转向委托专业调查公司和机构。这些新变化和新探索的目的在于力求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更加贴近科学传播的实际效果，及时反映公民科学素质的变化状况，有利于持续和定期地开展对公众科学素质的监测。二、关于建立具有我国特点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体系&&& 我国自1992以来，先后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年、2003年和2005年以美国的科学素养调查的三维度模式为蓝本进行了六次全国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通过这些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和测试，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欧美国家的教育水平、社会形态和经济水平等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国际上关于科学素质的指标和定义对我们只有借鉴意义，不能全盘照搬。因此，探索建立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公民科学素质指标对于指导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开展，切实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素质的可测性与不可测性&&& 科学素质包含对科学探究过程和科学基本发现的知识，对科学进程或科学知识的广泛理解，从而提高公众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建立在社会共同努力基础上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有必要作为文化的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 对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公民科学素质的建设以及公众对科技表述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可以通过制定能解释这一日益显露的社会共同财产的个性化的微观指标来进行调查。因此，科学文化和素养能够通过建立在与科学有关的实践，即科学传播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调查指标进行测试，每一个指标在性质上既可以针对个体或社会的，也可以针对质量或数量。&&& 目前，对科学素质的测试主要是通过对一系列设定的科学问题或题目进行口头或书面回答，其回答的正确与否，具有统计意义，并能正确反映和比较社会及个体的科学素质水平和差异。这一类型的调查题目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信息的获取来源、科学知识的掌握和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解等方面。由于这类题目测试的是公众的基本科学知识和概念，能够相对客观地测试公民的科学素质，所以，在设计时，要十分注重其科学性，既要考虑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状况，又要结合我国科学教育的大纲要求，也要反映我国科学传播的主题内容，认真研究题目所涉及的科学内容、难易程度和题库数量等。&&& 研究显示，当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对科学的兴趣、态度和支持度等与科学素质水平的高低有必然的联系。科学兴趣的高低并不决定对科学的支持度，也不完全取决对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另外，对此类问题的设定，出题人要十分明确问题的目的和期待的回答。因为有些问题不但使答题者，而且使出题者都感到困惑，如：在2005年欧洲国家的科学素质调查中，有一道题“科学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给予“是”或“否”（“同意”或“不同意”）的回答。当我们深入研究其中的含义，我们可以发觉，选择“是”的回答也许具有更强烈的否定含义。&&& 综上所说，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指标的设计重点应放在可测性部分。测试题应以客观题为主，主观题为副，制定统一的测试方法和手段，以有利于统计、分析、比较和互相促进。对不可测的部分，调查的重点和目的在于了解和分析社会对科学支持的环境和水平以及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地位和面临的问题。（二）测试指标的标准化和比较性&&& 科学素质的概念为世界各国的科学传播提供了相对客观的内容界定和行动纲要。既然我们在《纲要》中将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的目标定位在与国际发达国家的接轨，那么，在考虑建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体系时，就应该在体现特点和保留国际标准化测试内容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1．保留国际通用和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核心科学知识问答题（需要及时跟踪和更新）。这不仅是出于所选题目的统计意义，也是出于对牵涉的基本科学概念的共同认识。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对本地的教育课程和社会及媒体的关注主题的类型进行初步调查，检查所选题目是否有可比较的基础。例如：一个共同和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我们呼吸的氧气来自植物”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和欧洲国家，这个论点从社会分类上讲是正确的。而在巴西，教育和媒体从业人员传播的观点是“我们呼吸的大多数氧气来自海洋的微生物”。另外，针对不同人群的调查，科学知识的问答题所涉及的领域不应过于宽泛，最好有一定的联系和针对性。　　2．保留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知识和态度的传统测试方法。这些问题在用于比较时，我们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弄清楚到底要比较什么：是比较公民的“科学素质”还是比较各国社会对科学的支持度，是比较某些测试的指标还是论点的讨论类型和理解水平？美国科学理事会（NSB）的观点认为：知识、积极态度和兴趣在总体上是紧密关联的，这已得到证实，但三者之间并不绝对存在正比关系。确实，我们也发现：一个对科技缺乏兴趣的人可以对科技抱有很积极的态度；一个或许对科学少有兴趣的人觉得他已得到足够的科技信息；而另一个人对科学很有兴趣，总感到他所获得的信息还不够多。在这些方面，通常的两个（有兴趣/没兴趣）或三个回答分类也许并不能应对公众认识的复杂性。　　3．采用能够统计和测试各国媒体的科学含量和公众科学信息的兴趣指标，以尽可能地纠正自我申报的可能偏差。　　4．在采用同一种调查模式时，要借鉴和运用通用的调查方法和程序，题目的质量和数量要有一定的比较性。　　5．除此以外，在进行国内科学素质调查时，要结合我国对科学素质的界定和公民素质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人群，制定既有国际标准又有我国特色和特点的素质调查和测试指标。（三）科学素质的局限性和科学传播的长期性&&& 公民科学素质的内容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现代社会对公民科学素质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由于科学学科的细分和知识的急剧产生，社会与科学之间的知识隔阂远没有缩小，而在继续扩大。在特定的领域内，个人无论掌握多少知识，但对其他领域以及那些新知识产生的领域来说，他始终是脱离接触的。这不但使得许多热心于科技信息的公众都无法赶上，甚至使得科技专家也成为同一领域的陌生人和门外汉。这种状况也许将来会更加恶化。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科学素质相对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之间将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正是这种局限性的存在，决定了科学传播长期开展的必要。阻止公众和科学之间知识隔阂的进一步扩大，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从而形成良好的科学文化，这也是科学传播得以存在的理由和能够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有效的科学传播活动，促进公众的科学素质的不断提高，到实现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逐步占有，即达到科学素质的高级形态---社会的科学文化，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科学传播的长期和最终目标。确立这一认识和目标，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对科学传播的片面看法、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三、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和价值&&& 当前，国际上对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的目的和意义存在较大的争议，认为：目前的调查方法和测试问卷不能正确反映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隔阂，不能正确评判公民的科学素质。而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意义和衡量标准又是具有导向和指挥棒的作用，对有效地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当前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和价值到底在哪里？公民素质的测试指数到底有没有实际意义？　　（一） 我国科学素质调查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与先进国家的比较，检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缺陷以及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盲点和不足，针对性地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大范围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要在经常性的传播活动的评估基础上定期进行，监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变化状况和趋势，为我国科学传播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客观的数据和基础。　　（二）&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仅有参考价值，不能作为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水平。因为我国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形态等与欧美国家不同，对科学素质的内涵界定和衡量标准有所不同，加上测试的方法和程序的区别，所以，单凭一张测试卷的回答是难以正确反映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实际状况和水平。因此，我们应该更注重公民的综合科学素质，即《纲要》中所指出的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而不能将调查和测试的结果简单地作为衡量公民科学素质的唯一标准，更不能作为衡量科普工作好坏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培养大批具有科学创新精神，支持科学研究，热心科学文化的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公民。 　　（三）&调查指标的意义在于它的可比性，除了调查指标和题目外，调查的对象、类别、人群等都应有可比性，如：如：一个贫困的、以农牧业人口占大多数的边远省份与一个先进的、城市化特点非常明显的沿海城市，由于人口群体的构成不同、教育条件差距悬殊、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笼统地将两地的公民科学素质测试结果加以比较，得出一地公民的科学素质高出另一地的结论，是缺乏科学性的，也没有比较的意义。因此，为了使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更具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应该选择可以比较的对象，开展直辖市之间、沿海城市之间、省会城市之间或各地重点人群，如：社区（城镇）居民、农民、在校大学生（中学生）、进城务工人员等之间的科学素质测试和比较，以切实了解和掌握我国公众，特别是《纲要》中明确指出的重点人群的科学素质的状况，这有利于各地取长补短，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开展生动活泼的科学传播活动。　　(四）&公民科学素质调查过程和测试指标的公布要有权威性。要使科学素质调查具有权威性，首先需要建立类似于教育考试院那样的权威的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机构，同时建立标准化的、针对不同人群的调查和测试题库。调查结果和测试指标应由上一级调查和测试机构公布。同级调查机构和有关单位可以对本地区的科学传播活动进行评估，也可以对本地区的公民科学素质状况进行调查，但不宜向本地区以外发布当地的公民科学素质的测试指标/数，以避免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出现互相攀比、人为拔高、“数字中出政绩”，“以指数论英雄”等不正确的做法，真正把注意力集中到促进我国科学传播活动的质量和切实提高公民综合科学素质上来。四、&结论&&& 实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明显提高对于增强我国科技的创新力，形成我国社会的科学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学习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经验，正确界定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内容，尽快研究和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指标和与之配套的科学传播大纲，正确理解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实际目的和价值，正确开展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和测试，从开局之初和源头上避免和纠正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倾向和问题，对于达到和完成《纲要》所提出的实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总体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深入的研讨。参考文献：[1] European Science Events Association.Science Communication Events in Europe[M]， 2005[2] Bernard SCHIELE. Communicating science in the real context of society[M]//At the Human Scale-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inication. Science Press Beijing,2006[3] Michel CLAESSENS.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a European perspective [M] //At the Human Scale-International Practices in Science Commuinication. Science Press Beijing,2006[4] Margaret Corbit, Richard Bernstein, Suzanne Kolodziej,Cathy McIntyre:STUDENT PROJECT VIRTUAL WORLDS AS WINDOWS ON SCIENTIFIC CULTURES IN &CTC SCIFAIR
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中国公民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素质基准
日 10:40:05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记者 温新红 李芸
　　4月18日，科技部、中宣部联合印发《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下文简称《基准》），不曾想一石激起千层浪。
　　4月23日，陈学雷等8位学者在科学网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基准》存在一些不妥之处。随后，对《基准》的讨论愈加热烈。
　　“阴阳五行”等进入《基准》是否合适？《基准》存在哪些概念上的混乱？学者提出的科学上的错误是真的错误还是表述问题？中国需要不需要全民科学素质调查？这样一场争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按照国际惯例，科学素质调查一般由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者起草，因此，记者针对《基准》争论比较大的问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大光：
　　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的调查
　　李大光是国内最早将美国学者米勒（Jon D. Miller）做的美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引进到国内的学者，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主持过多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对这类调查他有自己的思考。
　　其实在做调查之前，首先应当弄清楚科学素质是什么。李大光告诉记者，这个问题曾在欧美等国家有过长达50年的讨论，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价值的相关论文达到300多篇。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科学素质调查要从自己国家的性质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设计出适合测度本国科学素质的测试题。也就是说，各个国家是要根据国情形成一套符合自己国家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调查指标体系和测试问题。
　　而中国明显缺了学术讨论的重要的环节。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初选择米勒的体系，一是米勒对科学素质调查有自己的思考，内容也比较全面，他的调查为世界40多个国家采纳。另一方面，当时国内研究机构非常渴望对中国公众素质有个调查，就“饥不择食”地采用了。引进到国内，只作了小的改动。
　　“中国应当研究出一套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科学素质基准。”李大光认为。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支持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先不谈好与不好，对与错，只单说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有价值的”。
　　虽然没有参与这次科技部组织的《基准》的工作，但在争论发生后，李大光也在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公众理解科学最核心的问题。”李大光说，制定各种的科学素质基准，参与制定的应该多数是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公众的科学素质基准应该是“科学家的科学”还是“公众的科学”？从西方国家的讨论中大家得出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普通百姓对科学有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而不是科学家的科学素质基准。
　　“那么，什么是公众科学素质的基准呢？这又回到刚才的话题，那就是必须有一套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教育程度等相符合的调查，这才是适合的，也是值得调查了解的。”李大光表示。
　　从这方面再去考察这次争论，虽然《基准》中有些表述不是特别准确，但出题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像美国的测试中就包括电子比原子小、我们呼吸的氧气来自于植物、地球围着太阳转、辐射并不都是人为的、陆地一直在移动并将继续移动等类似这样的题目，“公众只需要了解到原子这个层面就可以了，没必要知道更深的如夸克之类的内容。”李大光解释说。
　　“一定要把握这个度，这就是界线问题了。”李大光认为，科学家在参与讨论之前最好要了解公众的科学是什么。
　　对此次引发的争论，李大光表示这是好事，因为此前中国还没有过一次长时间的、成规模的对公众理解科学的讨论。另一方面，他希望这个讨论能够持续、理性地展开，最终达到共识，并形成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素质基准。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
　　全民科学素质调查不符合国际趋势
　　刘华杰近些年倡导复兴博物学，这与他多年在科学哲学、科学传播、科学社会学上的研究不无关系。他认为有些科学注定不容易传播的，也不必面向普通百姓传播，比如量子力学、基本粒子物理学、引力波之类。媒体、普通百姓大谈引力波，纯属起哄。相反，科学当中涉及博物的内容，需要传播，也能传播，国家应给予重视。对于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的传播，应当成为重点，而现在的正规教育和科普对此重视不够。
　　对于《基准》，刘华杰表示，总体印象是有进步的，应当充分肯定。有些提法比较好，比如基准点的（21）（22）条提到技术的后果并非都是能够预期到的，这属于科学技术与社会方面，能进入《基准》非常不容易。
　　不可否认，《基准》也有若干小问题，人们已经指出一些，但不宜夸大。刘华杰认为，首先是整体上看标准比较高，令人想起不久前网上热议的中国小学生守则。另外，有些内容不属于科学素质考察范围，比如公众要理解创新还要支持创新，这有些过分。“公众是否支持科学创新属于素质之外的价值判断，有的人可能理解科学技术，素质也不错，但是基于别的原因而不支持创新，或者不支持某一类创新，这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公民有这个权利。有些人恰好是因为深入了解了某些科技的风险和不人道（如杀人武器研发）而采取抵制的态度。不支持创新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素质。”刘华杰说，类似的提法在《基准》中还有一些，意思相当于说：因为科技是好的，公众就应该支持，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即使都是好的，也未必都要支持，况且有些明显不好。
　　另一个是科学素质与科普的关系问题。从《基准》的通知可以知道，其内容是针对全体公民的。刘华杰认为实际上百姓科学素质的高低基本上是由所受正规教育的程度决定的。
　　简单说，接受正规教育较好科技素质也就高，这与课外的教育关系不很大，虽然有一点点关系。这是显然的事实，但是此结论与某些利益部门的主要诉求矛盾，因而有的人经常掩饰这一点。《基准》比较重视各门知识，甚至还分科作了强调，这样做不必要。相对于各种知识，批判性思维、科学方法的掌握程度，应当是判别公众科学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
　　对于当下争论比较大的将“阴阳五行”等列入《基准》，刘华杰表示非常好，表明起草人的科学观有了改进。阴阳五行是中国那时标准的科学，极富智慧，现在它虽然不能算作科学，但是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让公众了解阴阳五行是应当的。把它说成是伪科学，相当于否定了科学在历史上的动态发展。如果说此《基准》有较大不足的话，恰好是对科学的可错性、演化性的强调不够。按波普尔的看法，可错性是科学的优良品质，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基准》中应当有专条来强调科学在历史上是演化的，应当指出科学知识、科学结论的暂时性和人为性，它们以一定历史阶段科学共同体的集体信念为基础。这与科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科学的客观性也同样体现于主体间性，是集体信念的表征。
　　对科学素质调查本身，刘华杰有不同的观点。他表示，面向全体公民这种调查已过时，不符合现在国际的流行趋势。现在国际趋势是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只针对对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的学生进行测试，不做全社会的调查。PISA是测试学生在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义务教育后的水准。中国曾参与过一年。
　　“这种测试有一个好处，全世界只对一个年龄段的人测试，容易进行比较。”刘华杰说，而不是对不同年龄不同程度的人测试。
　　对于《基准》由什么学科背景的学者起草，刘华杰说这主要应当是由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学者来做，科学家可适当参与，但不应是主体。
　　对于此次争论，刘华杰表示，平时人们很少这么关注科学的事，能讨论的确是一件好事。“讨论的视角越多元越好，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急于强行达成共识。只要大家积极讨论，就成功了。”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
　　科学素质不是科学百科常识竞赛
　　江晓原在粗读了《基准》后，认为除了8位科学家批评的科学硬伤外，还有更多的硬伤。比如有一个基准点 “知道核电站事故、核废料的放射性等危害是可控的”，这明显不符合事实。因为全世界都没有找到妥善处理核废料的方法，如何能叫“风险可控”呢？他说，如果改为“认识到核电中核废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才叫科学素质。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找出一些。
　　而被很多学者所诟病的是“阴阳五行”，现在也有一些学者出来为之辩护。他说，在这个基准点的设置上，他是赞成的，但设置技巧性有问题。因为这样设置跟公众过去被灌输的观念冲突太大。“以前告诉我们‘阴阳五行’是迷信，现在又告诉我们这是‘科学素质’，当然让人接受不了。当然会被人挑毛病。”
　　江晓原注意到，132个基准点里有一个基准点涉及到了中医，即（87）了解中医药是中国传统医疗手段，与西医相比各有优势。“今天一个有科学素质的人，肯定会面临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中医？中医就是用阴阳五行作为理论支撑的，用这个理论支撑的医疗体系呵护了中国人的健康数千年，是卓有成效的。中医有效性不可否认，那它的理论支撑体系就不能以封建迷信一以概之。”
　　江晓原说，除了点上的问题，《基准》最主要的问题还出在“指导思想的局限性上”，对科学素质的理解有偏差。过多地把基准点设置成科学常识的基本点，把科学素质变成科学百科常识竞赛。其实科学常识只是科学素质的一部分，科学素质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怎么正确地对待科学，包括要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科学的负面价值，包括认识到当今很多科学争议的背后都是有利益维度的，包括认识科学共同体同时也是利益共同体，等等。
　　说到这些，江晓原忍不住一乐，“如果设置成这样，可以想见，那也是会被拿出来挑刺的。我想说的是，引起讨论本身是好的，《基准》出来后，8位科学家率先开启的这场讨论很有意义，如果大家通过讨论，对科学素质的认识能提高，能深化，这种‘横挑鼻子竖挑眼’就很有价值”。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刘兵：
　　应从基础教育理念的国际共识考量《基准》
　　刘兵认为这次争议的焦点，有的是科学性的错误，最典型的是力的问题，肯定是失误。但还有一些争论却是可以讨论的。讨论《基准》，首先要清楚一个背景——制定《基准》，它面向的是公民而不是科学家，它面向的是国别公众而不是全世界公众。
　　正因为面向公民，属基础教育范畴。基础教育需不需要全面展现科学前沿？能不能严格、全面地展现科学前沿？刘兵认为，一般来说，无须做成“中国人应该知道的西方前沿科学知识”。
　　他说，一些科学家所质疑的一条，（45）知道分子、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微粒，所有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原子可以结合成分子，“这一条应该说在面向公众的要求上是可接受的，公民也没有必要在最基本的素质要求中都要去了解连科学家都还在讨论并且解释不清楚的暗物质、暗能量。”
　　而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的。刘兵说，争论主要反映了对于科学的不同看法、不同立场。曾有国外学者从八种面向基础科学教育的国际科学标准文献中总结出对科学本质的共识性看法，其中有这样几条：科学知识是多元的，具有暂时特征；来自一切文化背景的人都对科学作出贡献；科学是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理解中，《基准》能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放入基准点，考虑到了中国文化的因素，没有照搬西方科学的基准，我倒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作为中国人，应该了解到西方科学只是科学的一种类型，在历史文化中，中国是有独特认识自然的传统。”刘兵说。
　　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刘孝廷：
　　需要厘清科学素质的范围
　　刘孝廷认为，有人讨论《基准》是件好事，还有学者提出一些问题，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这都是一种进步。
　　他在看过《基准》后，觉得其中有几方面的问题确实值得商榷。
　　一是过于强调和突出意识形态，比如（6）用普遍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刘孝廷说：“谁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还有（32）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是一种观念或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素质的基准，与科学也没有关系。”
　　二是把伦理的、人文的内容列入科学素质里。例如，节约使用各种材料，少用一次性用品。不往水体中丢弃、倾倒废弃物。“这些是道德和修养的问题，而像‘定期对交通工具进行维修和保养’这样的是把规范性要求列入进来，都是泛化了科学素质。”刘孝廷说。
　　三是排序上的混乱。26个基准内容，（6）和（7）是有关生态文明、有效利用资源相关内容，到（26）又有环境污染、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内容。
　　“对于学者意见中提出的‘日常生产、生活应该具备的常识或技能，但其中许多内容与一般所说的科学素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点我倒觉得可以不必较真，因为科学素质也包含了实践能力。”刘孝廷说。
　　至于争论比较大的“阴阳五行”，刘孝廷认为，这段话表述不准确，如果改成“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知识内容和方法，它们与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可以相互协调”可能更好，只要不把话说太满就可以了，“因为谈论的其实是彼此的相互关系。而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下了不准确的结论，这是问题所在”。
　　刘孝廷最后说，与其过于关注《基准》本身，不如问一问，这样的《基准》究竟是怎样出台的。“现在，《基准》问题讨论得这样热烈，却没有一个机构或人员出面解释和担责，那他们为什么推出《基准》，初衷何在？类似‘国家科学素质基准’这么大的事情，应当广泛地征求意见并进行充分讨论，而且必须有制定的专家签字负责和提供说明文本，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偷偷摸摸”地搞。像现在这样以顶层下降的方式编制《基准》，然后贸然出台，既不够严肃，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表现。”
（ 网站编辑：赵梦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