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
第1页:大起大落陈独秀
第2页:新文化运动统帅
第3页:“反对派”首领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获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9时，他赶往陈独秀住处，邀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陈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推辞，蔡元培表示“可以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陈答应了，《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随后，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战将也带进了北京大学，其中有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也是协约国成员之一。第二年春，以美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21条”以及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由北京青年学生游行抗议开始的“五四”运动的导火索被点燃了。
　　严峻的国内政治局面，使得陈独秀再涉政治。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政治时事性评论刊物《每周评论》。
　　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后，守旧势力的反攻也趋于激烈。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他所受的人身攻击也就最多。论敌们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私生活上大做文章。北京的“御用报纸”对其“丑闻细节”大肆渲染。让北大一些上层知识分子对陈感到不满。
　　一心保护陈独秀的蔡元培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蔡元培主张保护陈独秀，汤尔和却极力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则附和汤。
　　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通过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以“教务长代替学长”，废除了北大学长制。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但仍保留教授职位。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商场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胡适、李大钊等社会各界人士和诸多团体竭力营救。陈独秀在狱中关了83天，后被朋友们保释出狱。
　　16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谈到“3&26会议”时，胡适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
　　胡适认为，如果陈独秀当初留在北大，留在那帮信仰自由主义的老朋友身边，思想就不会十分“左倾”，也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面的一切事都不会发生；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成为脱缰野马，造成中国社会思想政治的巨大分野。
　　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胡适对这次会议永不原谅。
　　但在汤尔和看来，陈独秀乃“不羁之才”，无论留在北大与否，其思想都必然走向左倾。
　　按警方规定，保释后陈独秀只能在北京活动。但1919年底至翌年初，陈独秀未经警方许可即到武汉做学术讲演，回京后警察找上门来。李大钊闻讯抢先赶到火车站接陈独秀，陈先是躲到胡适家，后又躲到李大钊家，再后来，李把陈独秀化装成商人，坐骡子逃出北京，在李的河北老家躲了几天后，两人乘车南下上海。
　　这次的被捕、逃亡和失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情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胡适说法，逃回上海之前，陈独秀其实并无明显的左倾倾向：“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
　　逃回上海后，“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与李大钊接上了头。经李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并向陈独秀建议组建共产党。陈欣然接受建议，立即着手进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明确表示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革命立场，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劳动阶层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并从第一号起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书生”领袖荣与辱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很难适应复杂多变的形势，以致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形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校订本
　　1921年，马林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与孙氏进行了3次长谈，又赴国民党根据地的广州进行了一番考察。他产生了一个无比兴奋的想法。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孙氏及其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对俄国的向往，并判断说：“共产国际应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去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微弱、又与工人运动毫无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
　　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积极“输出革命”，也有着实际的利益算盘：他们希望推翻亲西方的北洋军阀政府，帮助建立一个亲苏的邻国，开辟一条远东的通路，摆脱西方国家封锁、遏制苏俄的困境。
　　马林初次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就抱着怀疑态度。1922年4月，当得知马林前往莫斯科游说，他给负责远东局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反对信。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悬殊的现实后，迅速接受了马林的观点。8月，带着“尚方宝剑”的马林匆匆赶回上海。在西湖边上，他和中共负责人探讨了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在内的许多与会者提出疑虑，但在共产国际的权威和组织纪律下，最终表示服从指示，即先由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至于共产国际要求迁“都”广州的指示，中共则没有执行。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正式向孙中山表明“党内合作”的意向及改组国民党的建议。8月，他和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等正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也前后接受了孙中山委任的“本部参议”、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长的职位，投身到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中。
　　国共两党成员之间的猜忌和摩擦从一开始就存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双方已趋于水火不容，不仅上海两党党员团员互殴不断，广东两党掌控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到1923年，马林自己也开始垂头丧气，莫斯科很快就派来一位“新马林”——鲍罗廷，他带着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决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原来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右派公开了分裂活动。8月，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出版了两本小册子，抨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要求共国分家。25日，坚持“联共”的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极端分子暗杀。11月，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会后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立即停止职权，要求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籍等等。
　　到北伐战争前夜，一直以左派和中间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就让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感到手足无措了。
　　蒋介石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他先搞了一个政治事件作试探：1926年3月，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扣留了中山舰并逮捕中共党员李之龙，随即又以中共“阴谋暴动”为由宣布广州戒严，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及住址，命令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陈独秀不在广州，此事由苏联顾问布勃诺夫出面处理。他依然主张对蒋介石退让，要求中共“必须十分审慎行事”，“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4月，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再提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为次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赞同布勃诺夫的处理原则，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真理报》同时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严厉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共产国际派出维经斯基赶回中国纠正陈独秀的态度。
　　1926年四五月，鲍罗廷回到广州。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会见蒋介石，多次密谈后达成三条“君子协定”：鲍氏答应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蒋介石将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并随即提出“整理党务案”：
　　中共不能批评和怀疑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执委会中不能超过1/3；跨党者（即共产党员）不得任党中央机关的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单应交给国民党；第三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指示或中共发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通过后，陈独秀再次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全部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也专门开会讨论此事，还是不赞同中共现在就退出国民党，鉴于此，陈独秀便对“整理党务案”再一次采取退让态度。
　　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步步后退之下，蒋介石羽翼渐丰。7月，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集党军大权于一身。
　　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起初，陈独秀是公开反对北伐的，他认为北伐仅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为”，甚至说北伐本身“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剥削人民之自由&连吊民伐罪的意义都没有了”。书生意气的议论一出，立即招致国民党方面的猛烈批评。
　　其实，北伐不北伐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和蒋介石手里。鲍罗廷甚至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随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屡次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和训斥，陈独秀开始消极地接受经验教训。从北伐开始，他就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都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指示中共甘居“在野党”的地位，不谋求对北伐的主动领导，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干部加入国民党政府、参与北伐军占领区的政治事务，也不赞成中共党员加入黄埔军校。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权力迅速膨胀，这让国民党内的左派以及国民革命军内一批实力派如李济深、唐生智等感到不满，他们搞起了“迎汪抑蒋”，希望请回汪精卫以牵制蒋介石。9月，蒋介石为此派人会见陈独秀，希望中共能阻汪回国。
　　陈独秀告诉蒋介石：我们赞同汪回国，但不是“迎汪反蒋”，而是实行“汪蒋合作”。他期望在蒋、汪、唐（生智）之间搞平衡，以维护国共统一的战线。对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告党内，并专门指示广东党组织。
　　汪精卫回国前取道苏联，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927年4月初，汪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常委。
　　4月3日，陈独秀和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随后起草了《汪陈宣言》，郑重宣布：共产党绝不“主张打倒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也“绝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呼吁两党“立即抛弃互相间的怀疑，不听信谣言，互相尊重，事事协商，开诚进行”。
　　《宣言》在各大报章公开发表，让陈独秀如释重负。
　　5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对共产党、参与革命的工人和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在江浙财阀的支持下，他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容共”的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加上张作霖在北方控制的军阀政府，一时间，中国形成了三足对峙的局面。
　　事变后，周恩来、李立三和陈延年向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发出意见书，建议党中央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协商，联合东征，讨伐蒋介石。然而，鲍罗廷等人希望武汉政府和拥兵8万的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这样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
　　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一切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代表中央做了报告。在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的错误，以及处理中山舰事件时的错误的“退让”。
　　陈独秀仍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据郑超麟回忆，鲍罗廷、罗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才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有个难题需要解决——要陈独秀，还是不要陈独秀？之后，与陈关系接近的中央委员彭述之、罗亦农等人陆续离开中央，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动摇。
　　当时，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这让大多来自农村富裕阶层的北伐军官感到不满。5月18日和23日，国民革命军夏斗寅和许克祥分别在湖南、湖北率部叛乱。
　　5月1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和国际驻华代表发来了“六一指示”。该指示一改过往态度，要他们以激烈手段对抗国民党右派：中共实行土地改革；吸收工农领袖充实国民党中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和5万工农革命军组成一支可靠的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
　　武汉的形势由于罗易的冒失举动而迅速恶化了。罗易认为，只要把汪精卫说服，就有办法。他私自把“六一指示”的文件副本给汪看，声称：“你如接受电报的要旨并给予执行的便利，共产国际将继续同你合作，否则就将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这份文件让汪精卫非常惊恐，他拒绝接受，并指责苏联方面破坏协议。“泄密”事发后，罗易被停职。但斯大林依然希望借助汪精卫的力量，他连续召开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撇开”中共而直接给了汪精卫100万美元，并许诺第二天“还将寄出50万美元”，要汪运用其“权威”来“挽救事业”。
　　陈独秀觉得“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后，又无法善后”，提出辞呈。他说：“国际一方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莫斯科批准了陈独秀的辞职，训令中共中央改组。根据这一新指令，7月12日组成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局，同时停止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工作，陈独秀不再视事。
　　从此，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完全隐藏起来，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他的次子、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乔年经常来看他，不时告诉他一些党内消息。陈独秀也不断给中央提供一些自己的看法。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后，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和革命志士被捕杀害。
　　在莫斯科，一场权力斗争正在进行中。“四一二”事件爆发时，斯大林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加强了对斯大林的批判火力，当时他预言说：中共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那些曾经做过蒋介石左翼附庸品的中国共产党员，现在要在一两年里成为汪精卫的附庸品”，“重演四月的悲剧”。
　　“遥控”中国革命的屡屡失败，让斯大林处于窘迫的境地。
　　据张国焘回忆，瞿秋白与鲍罗廷随后到庐山密谈，7月21日回到武汉时曾对他说：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的丧失威信，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
　　瞿秋白当时还表示：如果这一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来担负，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算了，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
　　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武汉，立即找张国焘和瞿秋白谈话，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改组党中央，惩罚陈独秀，不能让他再担任总书记一职，甚至要开除他的党籍。
　　罗明纳兹又到长沙，在俄国领事馆召集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要求到会者签名赞成“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他认为目前革命连续失败，党组织创巨痛深，陈独秀在社会上有声望、在党内有号召力，打倒他，很少有人能起来。
　　8月7日，在罗明纳兹的安排下，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苏联顾问寓所里，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罗明纳兹起草了该次会议的《告全党同志书》，文件把一切错误都推给了陈独秀：中共在陈独秀领导下，“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
　　与会的王若飞、李维汉认为应该邀请陈独秀参加，给他自辩的机会，被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结束后，瞿秋白和李维汉到陈独秀寓所汇报情况。陈独秀声明他的错误也有共产国际的责任。
　　据长期追随陈独秀的濮清泉回忆，当时陈独秀说：“他们要我写悔过书，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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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商品吸收国内“纯购买力”，恰恰有利于抑制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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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是哪部分人的CPI，反正和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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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研究
《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研究》是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丽平。
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研究内容介绍
《陈独秀现代化思想研究》讲述了陈独秀现代化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内容包括中国现代化的目标、指导思想、路径选择、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科技和教育现代化以及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内容。陈独秀现代化思想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在一些方面也富有远见，在陈独秀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独秀现代化思想是我国现代化史上的宝贵财富，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其后直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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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思想论稿
《陈独秀思想论稿》是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陈独秀思想论稿图书信息
尺寸: 22.8 x 16.2 x 2.6 cm
重量: 739 g
陈独秀思想论稿内容简介
《》内容：无论是对革命先烈还是仁人志士，无论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党的早期，他都秉承“客观事实、还原本来”的原则，对其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80年代，父亲在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历史探索与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创史录》一书，获得业内外人士的普遍认同，由此，更加强化了他对党史人物的深入研究。
陈独秀思想论稿目录
第一篇 预示中国革命的历史走向
——“社会改造”的实现途径是“由共和而社会主义”两步走
1919年12月首倡“民众运动，社会改造
1920年果断提出“取消帝政，改建共和”的鲜明
1920年确立社会理想是“实行平民社会主义
1920年9月预示“由共和而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社会改造”的必由之路
第二篇创制民主
——独立自主决策中国的伟大方略
悉心指导工人运动，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提供现实依据
莫斯科远东大会精神，加速创制民主革命纲领的进程
排除干扰，发表党的第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为创制民主革命纲领奠定坚实基础
民主革命纲领的创制，是集中全党智慧和总结实践经验的结晶
党的二大以其卓著的两大历史贡献被载入党的光辉史册
第三篇 率先实行两党党内合作的转变
——两党从相互支持、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的过程
提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派国民党，比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早一年零七个月
在第一次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党外联合的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为实现“民主政治”大胆提出由两个以上民主政党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的主张
真心实意地为国民党的“彻底改头换面”做不懈努力，党内合作出现良好开端
第四篇 赋予国民革命理论以崭新的时代内容
——实现历史性转移的政治基础
首次概括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立国民革命的理论基本依据
继续赋予国民革命以崭新内容，响亮开启中国国民革命新篇
规划国民革命“造国”的四个步骤，预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
重新评价国民党，揭示国共党内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具有无法替代的双重意义
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坚持党的独立批评
突出工人和贫农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革命必须实现民主革命势力的大联合，革命势力集中于国民党
要做成纯粹的国民运动，不可做成半国民运动
第五篇与共产国际四大的分歧与斗争
——不惧权威而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
共产国际权威拉狄克严厉指责中共代表团的报告
四次发言继续据理抗争，严词批驳拉狄克的错误言论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坚持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略
拉狄克引出莫斯科两派意见的尖锐争论，斯大林指导制定自相矛盾的“一月决议
第六篇 艰难确立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战略
——在党的三大上显示出来的自主决策、领袖襟怀和民主风范共产国际派出持对立观点的马林与维经斯基与会，为陈独秀统一全党思想制造了难题
国共党内合作中党的地位作用和工人运动的独立性问题是与会代表争论的焦点
关于党的独立性的争论各有偏狭，不能以偏赅全
对于工农阶级现状，陈独秀认识上虽有偏颇，但总体估计更接近实际
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发表了符合现实的正确见解，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敏锐发现不足和失误并在探索中及时改正，陈独秀堪称值得信赖的革命领袖
第七篇 为捍卫党的独立性而斗争
——与国民党右派分歧的由来、发展和斗争经验的初步总结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注重维护两党的团结统一、推动国民革命的发展；及时批驳国民党右派的挑衅和攻击；警告鲍罗廷的迁就、妥协言行
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前后，维护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结合实际进行规劝、开导和适当批评；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步步进逼，彻底揭露其反苏反共的阴谋活动；对鲍罗廷等动摇、退让和妥协提出严厉批评，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
北京政变前后，发表中共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努力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新发展；总结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的经验教训，认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督战者”，丰富和发展了坚持中共独立性的政治内涵。
对中共如何正确实现自己的独立性、体现“督战者”的角色——政治领导的深刻探析。
第八篇 独立开启中国大革命的伟大序幕
——陈独秀、俄共(布)、共产国际各是如何对待五卅运动的?
五卅运动前，陈独秀连续发表八篇文章，深刻论述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全力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及时向共产国际请求援助，但共产国际不予理睬；陈独秀继续鼓动工运风潮，为独立地发动和领导五卅运动做好各种准备。
五卅运动爆发后，自始至终居中指挥，适时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策略及其相应的战斗口号，批驳各种反动言论，注重组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形成空前的反帝大联合，并把运动从上海推向全国。但出乎意料，却受到鲍罗廷的批评；后来共产国际、俄共(布)虽给予了支持，但其中不少问题值得研究。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没有立即执行共产国际的退却指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五卅运动实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收缩，并将运动引到新的方向。但是，共产国际批评他们“左倾”。他们当然不同意这种意见，据理反驳。
第九篇 是谁决定的中共只要三分之一党权?
——“三次大让步”真相系列文章之
过去认为“上海会谈”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实行政治上让步前的关键事实。但此事件却与1925年一年间陈独秀多次动员全党要在国民党二大上夺取更多领导权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间经历了一番曲折复杂的斗争。
国民党二大上，陈独秀继续为与国民党争夺更多的领导权进行着始终不懈的斗争。陈独秀得到维经斯基的全力支持，但却遭到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否定和反对。
第十篇 是谁让出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权？
第十一篇 是谁交出了中共在国民党中的组织领导权？
第十二篇 为争夺北伐战争的主导权而战
第十三篇 领导权问题是上海工作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关键
第十四篇 谁是《汪陈宣言》的罪魁祸首？
第十五篇 斯大林加速中国大革命全面失败的三大错误
第十六篇 把拒绝执行“五月紧急指示”的抗争进行到底
第十七篇 再不能与国民党在一个“粪缸中洗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