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乱象：有钱没钱都面临命运的多种可能
　 11:03:4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在经济急速发展的中国都市，每一个人，都面临命运的多种可能。当你没钱时，你失却用钱的快乐，当你有钱时，你同样会失却更多有钱所不能得到的生活。
这是年三十晚上讲的故事。
10年前的年三十晚上，还没跨进中年的一对知识阶层的夫妇扶着箸感叹：“这一辈子的愿望，就是有一套大一些住房，兜兜里有10万块钱，就满足了。”
这对夫妇在上海某研究所工作，当时，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居室屋里。10年后，他们不仅有了三房两厅，有了车，还有了数百万资产———太太早已成了一家公司的经理，而他们正在操办女儿到国外读书，一切都很圆满。
但他们的生活压力却更大了，扶着箸，在大团圆的年三十夜，一脸的无精打采。
正月里，谢在电话里说，她马上就要辞职了。她在全球最为著名的一家公司供职，一切都很好，在北京也供了房，但她还是不干了，因为要安心准备考研，到国外去，直到读完博。在那家大公司工作非常规范，生活也可以很有确定性———比如找一位合适的夫君之类，但她更喜欢不确定性，要探求更多的可能性，最大的可能就是到国外，在另一个国度里读更多的书。然后，“再说”。她说：“我是比较特殊的人，我不会有什么生活压力，因为生活还在前面。”
在上海，一位在媒体圈中非常“生猛”的记者私下里说的话却是，“我什么都不怕，就怕夫人与我离婚”。因为他的夫人年收入应该是好几十万，他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然后可以放手做“生猛”
的记者———事实上，在中国，记者做得越优秀，(基本上)就是越穷的记者。
突然想起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提出的“国民幸福毛额”(GrossNationalHappiness)，这是他的治国纲领。不丹的“国民幸福毛额”是这样的：第一是追求永续与社会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第二必须维持原始的环境；第三必须保存与提倡不丹文化；第四要有清明的国家治理。
而密西根大学所做的“世界价值调查”发现，亚洲虽然经济成长最亮眼，但在82个接受幸福调查的国家中，它们均排名在后。
有欧洲人诧异中国人的勤奋，而中国人似乎也在向往他们的宁静与优雅。
在一列北上的火车上，同座的是一位刚从英国做访问学者回来的南京大学老师。她认为欧洲非常适合她生活，一方面，可以非常好地安心做学问，另一方面，在她所呆的那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其实非常低，她算了一下，如果不供房，一个人一个月1500元(不是欧元，是人民币)也能活得自在。
而在国内，她的工资是2000多元，老公比她还少。她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穷人，当然更不可能是“中产”。她认为现在可以给她这样做学问的地方不多了，南大是个好地方，何况她还有好的老公和可爱的女儿。不过，当学校要给他们改善住房，她听说要出20万时才发现，“头都要大了，因为这是个天文数字”。“生活就是这样，当我一切都很满足时，让我没有钱，这很公平。”她说。
元宵节，与一位公司老总聊到月儿西沉。这位职业经理人已是中产的“上层”，身家应是千万级。去年11月，他在上海购一套楼，200多万，听说到现在，房价从1.6万／平米跳升到了2.3万／平米，“赚了50万吧”。但他丝毫不为所动。
金钱不算什么。但什么算什么呢？他正在读圣经，希望从圣经上寻找答案。
在经济急速发展的中国都市，每一个人，都面临命运的多种可能。当你没钱时，你失却用钱的快乐，当你有钱时，你同样会失却更多有钱所不能得到的生活。
都市人，或都市中产人，在多向选择中，很迷惘，很诱惑。
案例一　等待冬天的结束
他是海归，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中产。“我中产了吗？”很搞笑，这怎么是中产了呢？
一年多前的冬季，韩枫从北京到上海工作时，坐火车的路费是向朋友借的。
韩枫过去一直活得挺“尖子”的。中小学如此，大学也如此，读完金融学士，2000年，就去了美国波士顿塔夫茨大学读经济学。
在美国读书期间，他没有一般人的打工经历，一方面，他更愿意专心做学问，另一方面，学费是免的，又有些奖学金，父亲也会支持一些生活费。
毕业后，韩去了纽约，很快找到一份在一家外汇公司做经济市场分析的工作，一年后决定回国。因为他不能明确自己在国外的事业目标。
回到北京，他在一家公司做企业研究，也就在“寻找自己”的时候，一位国内著名的投行专家给他描绘了一幅有着辉煌未来的行业———投行，他发觉，找到自己了。
韩枫是在放弃联想的一份聘书的情况下南下上海的。而到这家证券公司工作，最初的工资只有联想所许诺的一半。更不幸的是，他进入投行，正好踏进证券行业比较寒冷的2004年。在这家证券公司，他的工作就是“从1000家上市公司中甄别50家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再从这50家中，通过进一步调查分析，找出投资它的充分理由”。韩非常喜欢这项工作，他认为，这家券商是在中国混乱的证券市场中走一条真正可行的投行之路，他可以随之成长。
韩认为自己会长久在上海生活下去，尽管，他在这儿至今还是个“陌生人”——没什么朋友，生活也较简单，几乎所有的灯红酒绿都与他无关，即使夜晚，他也会呆在公司做事。甚至，他关于女朋友的记忆，还停留在在美国时认识的那个很有个性的女孩身上。
他始终生活在迷惘之中，这来源于对中国证券市场的迷惘———它的冬天什么时候结束？当听说这个冬天快结束时，在这个飘着细雨的夜上海的彩虹灯下，他露出一丝单纯的笑。
他想，自己今后的年薪应该能达到几十万元，那时候，他或许就中产了。
案例二　寻找玩钱的滋味
“我有焦虑，它来自未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盛龙(化名)说。
盛龙是国内一家大投行的研究员，他觉得自己就像浮萍草，漂在物欲横流的上海，许多年来，一直活得比较迷茫，“可以说，我作为当代的白领，比较具有代表意义”。
作为某科技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当年一心想当物理学家，毕业时，曾想到国外读研，可当时，他似乎对当科学家快没有了信心———要知道，他来自台州那样经济意识非常浓郁的地方。此外，他有一位可爱的女朋友，如果出国，可能对感情造成损失，所以他们决定，盛不出国，不当物理学家，而要当“商人”———他考上了名牌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
在杭州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盛龙内心总认为这家公司还不够大，便跳到上海那家国内知名的大证券公司。在大上海，这个给被称作中产阶层的人带来无限希望与压力的都市，他一点也没感到压力，因为他从没想过要在上海永远生活下去，恰恰相反，他早已将女朋友“送”回台州当大学教师———那儿才是他将来的去处，上海只是“练兵的地方”。
盛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尽管他已经有10多万的年薪。他也没有金钱方面的压力，一是因为他相信将来一定会发财，另一方面，他父亲是间工厂的老板，所以他并不缺钱。
事实上，他并不想依赖父母，大学毕业后就靠边打工边读书养活自己，在杭州工作一年多，购下了几十万的房产，只要父母支持了一部分资金。
对金钱的喜爱，他认为是自己作为台州人的天性———台州人与温州人一样，是天生的商人，而他爱钱，爱的是可以玩钱———看着钱在手中不断增值。他无法区别这与研究物理学之间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他谈不上喜欢或讨厌上海，认为这是块沃土———可以种出金子来，而他的台州，是块热土，可以生出金子来。
“台州有那么多的民间资本，多有趣，政府正在一步步放开民间金融渠道，这就是我将来的机会。”盛的想法是，在上海再练三五年兵，然后回去搞。这条路，在台州一定很宽，他内心深处最私密的想法是，做中国的巴菲特，当然，这话是不能对别人说的，因此，他要求记者将他的姓名等信息隐去。
案例三　卸下重负的感觉
在哈尔滨，元宵节正是隆重的春节结束的节日。哈尔滨某楼盘的几位上海工作人员正在一起吃元宵。满桌的菜，大多是春节从上海带来的“年夜菜”。
上海人李胜年来哈工作已近一年，还要在那里多少年？他说不知道。他们供职的那个楼盘有220万平米，在那里做物业管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在社区一套3居室的屋内，住着5位上海男人，其中一大间为李胜年携太太所居。上海人李太太兼做一屋人的厨师。
36岁的李胜年夫妇，还没有孩子。在上海，他们有两套相加才130平米的住房，也没供车。太太辞职7年了———当时，刚结婚的他们发现每天两人似乎在比谁回来得更晚———每天都要加班，所以，决定“牺牲”一位，经过充分讨论后，已在公司当中层的太太毅然辞职。
李胜年现在的年薪10多万，加上在美国的爸爸与两个姐姐的补贴，年收入约20万。但他们用钱的地方似乎不多，除了“最不喜欢车”，也没泡吧、搓麻将、蹦迪等爱好，不是不会，10多年的紧张白领生涯，把一切娱乐都挤得干干净净。
平时除了陪太太看看电视、看看书，“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有时间下厨烧菜”，他们并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也不想改变，因为“从大学毕业就这样，一天到晚工作，经常要到外地，习惯了”。
生活的平静来自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平静来自多年前的一场“暴风雪”，李说，他们当年也“浮躁”过。
李10年前便做期货，当年，做房屋销售经理的他，手中赚下上百万的资产。做期货，可以很快看到钱不断地膨胀。
日，李看着期货不停地跌，“几分钟一个跌停板，不停地调低价格，但没有人接盘。价格从6.08元一直跌到3.70元。没有任何机会，一直到被强行平仓”。
他亏掉了300万，包括从父母及姐姐处拿来的100多万，“单这笔钱，10年也还不清的”。他抱着太太(当时还只是女朋友)痛哭。他们当时想到了死，“眼泪流光了，整个人，早已不归自己，头发大了，头皮变得非常厚，如果当时从7楼跳下去，不会有任何感觉”。
他们觉得死前看看美丽的厦门，看看海，即使要死，也要死在大海里。但到了厦门，看到优美景色，他们又觉得活着很好。
在极度的痛苦中沉浸了不到3个月，有人来敲他们家门，李得知，因为他们公司做期货手续不全，做得不合法，所有的交易一律作废——也就是说，他亏掉的300万突然回来了。
李回忆说，当时也没有什么兴奋———为钱，一直到现在，他都不再有当年的兴奋与浮躁———只有卸下重负的感觉。
李认为，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比如，可以到美国去生活，比如可以炒地皮，但能够平静地生活，身边有一直恩爱有加的太太(17岁读高中就是同班同学，有一半以上的岁月中是相识的)陪伴着，一切都非常满意，这样生活着，很好。
中等收入如何界定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最新调查结论：“年收入6万～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在我国，“中等收入”首次得到了这样清晰的数字化界定。
“6万～50万元”的标准来自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这项调查历时4个多月，发放问卷30万份，有效问卷263584份。
据相关人员解释，这个测试标准“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导，也是用结果验证了的”。测算的起点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相应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中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元。
中等收入人群最没安全感
北京零点调查公司最新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中等收入的人安全感最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认为，中等收入人群的不安全感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处于一个可上可下的境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不稳定。地位的不稳定势必引起心理上的焦虑，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
可以用“优越感与压力并存”来描述中等收入的人。相比于社会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有着较高的收入和相应的社会地位，会引起不少人的羡慕，这使他们有很强的优越感，但与高收入阶层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这就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同时，中等收入的人一般都会从事压力较大、节奏较快、竞争激烈的工作，他们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提高自己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否则会有失业的危险。这也是他们不安全感的来源之一。
中等收入的人一般都具有一定学历和能力，对自己期望高，但他们一般是为人打工，这会导致心理不平衡。心理冲突直接导致了不安全感的产生。
中等收入阶层从事的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大部分时间都在透支体力，造成强烈不安全感。有报道指出，中等收入的人用于保健品和健身活动的支出是所有阶层中最高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的健康没有信心，缺乏安全感。
另外，人的安全感与对外界的控制能力是成正比的。高收入阶层对外界的控制力较大，因此安全感很强。低收入阶层对外界的控制力最低，在屡次受到挫折之后，已经适应了这种状况，不愿再努力，也不去期望未来会有什么飞跃和改变，接受现状，安于现在的生活，也会有足够的安全感。
中等收入的阶层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他们希望能够拥有更大的控制力，也为此做出努力，但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的控制力，加之较高的期望值更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对外界控制能力低，从而安全感降低。（本报记者　朱平豆　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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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雅直夫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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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如果你来到浙江温州市，会发觉在这里基督教堂特别多，基督信仰在这里特别兴旺，是的，温州是全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城市，今天的温州甚至以中国的耶路撒冷或中国的安提阿著称，福音在这地方扎根，也结出了累累果实，是因着一位只有一条腿的宣教士曹雅直先生。他在1867年12月被中国内地会差派，从宁波来到温州，你可曾想过1867年时的温州，真的是没有一个人见过白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更没有人晓得主耶稣是谁。
话说在当时从欧美各地来中国传教的
宣教士很多，他们主要集中在沿海对外开放的几个城市。戴德生牧师看见中国内地千万人未曾听过福音，他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从成立之初就很清楚神的托付，是要把福音带给成千上万还不认识救主耶稣的中国人，而当时的心愿就是要建到各内陆省份去传扬福音，最初戴德生牧师向神祷告，求神差遣24位欧洲人、24位中国同工到中国内地尚未听闻福音的11个省份以及塞外去树立十字架的旗帜，神果然宣召了一批热心的宣教士，搭乘兰茂密尔号远渡重洋于1866年9月抵达上海，在内陆省份尚未对外国人开放之时他们就陆续被差遣到江苏、浙江等不同的城市去拓荒，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曹雅直先生，他不属于著名的兰茂密尔团体，他和另外七个人比兰茂密尔号的那群宣教士还要早到达中国，所以他们被称为兰茂密尔团体先驱，就是他在1867年12月去到了浙江南端、紧邻福建省的温州市，是第一个去到温州的基督教宣教士。主耶稣如何透过曹雅直和他的太太夫妇俩的生命在温州撒种栽种灌溉收割呢？让我们回到1920年在一家多伦多的养老院中听曹夫人如何回忆和追溯她跟丈夫对中国的宣教情怀。
“早安，Stott太太，您该吃药喽。”
“啊，护士小姐啊，早，能不能请你扶我起来。我想看一看多伦多的春天。”
“您听，窗外的小鸟叫的多好听啊。”
“我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多少个春天啊，没想到离开中国后我还能活那么久啊！”
“您今天的气色很好噢，等您吃完药，再给我们讲一段中国的故事吧。”
“护士小姐，你不说我也知道大家在悄悄的为我准备75岁的生日。哎，25年前的中国温州教会也是这样，悄悄的为我办生日会。人生能有几个25年哪。我永远不后悔，把这人生最好的25年留在中国的温州。”
“噢？中国人的生日派对也会切蛋糕点蜡烛吗？”
“啊哈哈，中国人庆生不叫派对叫庆寿，不切蛋糕，我们是下长寿面。”
“Stott太太，你在这个奇特的国家居然居住了25年，您少吃了25个生日蛋糕啊。”
“请你为我打开床脚的柜子，我要给你看看比25个生日蛋糕加在一起更宝贵的生日礼物。”
“哇，好大的一幅中国锦旗，简直可以遮住整面墙壁了，多漂亮的丝绸啊！但是上面绣的符号，我可一个都不认识耶。”
“这面锦旗就是中国的寿幛，那些符号就是中国文字。”
“那请您指给我看，哪一个符号是代表Stott太太您呢？”
“恩，我还是喜欢别人叫我曹师母，这个称谓最符合我的身份和呼召。”
“您当初是为什么想要去中国啊？”
“那是在55年前的伦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中国的消息，也是第一次见到戴德生和曹雅直先生。”
“Ciggie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George Stott先生，他马上就要去中国宣教了。”
“哈哈，当时我只有20岁，和你一样心直口快，当我看到曹先生拄着两根拐杖站起来和我握手，就忍不住问他：‘Stott先生，你怎么在出远门前把自己摔伤了’。”
“Ciggie小姐，我的腿在21岁时就被截肢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拄着拐杖。”
“啊，您只有一条腿，为什么想要到中国那么遥远的地方去宣教呢？”
“哈哈，因为我没有看到两条腿的人去，所以我必须要去。”
“假如中国发生动乱，您怎么逃跑啊？”
“我没想过要逃跑。这位小姐，你有没有读过以赛亚书33章23节啊——瘸腿的必得掠物。”
“这句话虽然在以后的20年中我听他说过无数遍，也被无数人传诵过，每一次都像第一次听到的那样感动我，我们这些有两条腿的人，为什么总是比他跑得慢呢？”
“我读以赛亚书52章7节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报佳音、传救恩者的佳美脚踪，也可以是瘸腿人的脚踪。”
“恩，Stott先生离开英国后，我继续留在伦敦参加戴德生先生家的祷告会，几个月后我听说他到了上海，再过几个月听说他到了宁波，又再过几个月听说他只身前往一个叫温州的城市，那时候温州人从来没有见过白皮肤黄头发的西方人。他走到哪都会引来一大群人围观。”
“大家来看独脚番人。”
“什么独脚番人呐?”
“就是一条腿的洋鬼子。”
“堂堂的温州府，怎么可以让一个洋鬼子随便进出，把他赶走！”
“Stott先生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感可以化解中国人对他的敌意。那些日子他用刚刚学会不久的温州话对大家说：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看，我是一个瘸腿人，就算我想从你们眼前逃走，也跑不快，你们要是把我杀了多半会惹上麻烦，就算你们不理我，我也害不了各位，不管怎样，既然我进了城就没打算走’。”
“欺负一个瘸子算什么本事，走吧走吧。”
“看来洋鬼子也会瘸腿，瘸了腿的洋鬼子也不过如此，走喽走喽。”
“就这样两条腿的人没走到的地方，一条腿的人进去了，不但进去了还住了下来。不仅住了下来还办起了一所男校，等到温州人对这位独脚番人见怪不怪的时候，福音站里也渐渐传出了朗朗的读经声和优美的赞美诗。”
“1869年12月初，我沿着Stott先生两年前的脚踪，从伦敦坐船去中国，上船之后我问船长：‘船长先生，我们有没有可能在3月12日那天抵达中国呢？’”
“这位小姐，您为什么要赶在3月12日那天登陆呢？”
“我只是希望能在生日那天到达中国。”
“哎呀，这不太可能啊，这段航程即便是顺风顺水，通常也要走4个月。如果我们提前一个月到达的话，那不是要打破纪录了嘛。”
“哈哈，上帝所赐的生日礼物超过了人的经验，尽管在进入中国海域的时候有过一场可怕的暴风雨，我们所坐的那艘船居然不早不晚在我25岁生日的那天抵达上海港，离岸很远的时候，我就看到Stott先生站在码头迎接我的身影。几个月之后我就以曹师母的身份来到了温州。”
“如果Stott先生是第一个住进这座城市的西方人，那您岂不是成了第一个住进这个城市的西方妇女吗？”
“是啊，我也是被当作动物一样被温州人看了好几年，中国的良家妇女是不能抛头露面走到大街上去的，所以一开始我不敢出门，不得不出门的时候就雇一辆轿子，但即便是坐在轿子里面也常常被路人给拦下来，等到他们看个够之后才放行。”
“如果我走在马路上被这么多的陌生人拦下来参观的话，一定会把我逼疯哒。”
“呵呵，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勇气来忍受这些陌生人的眼光啊，我只知道等到温州人对我这位番婆见怪不怪的时候，也是神开始使用我服侍温州人的时候了。”
阿明（音）：
“额，师母我想请7天婚假，我要娶媳妇啦。”
“啊，恭喜你啊!阿明,不知新娘是谁家的姑娘啊？”
阿明（音）：
“是我娘给我定的媳妇，我还没见过面呢。”
“噢，这家姑娘信主了吗？”
阿明（音）：
“师母啊，温州城里哪有信主的姑娘啊，我们穷家小户的也娶不起外乡的姑娘啊。何况十里不同风，他们听不懂我们温州话，我也听不懂他们外乡话，我只想娶个本乡本土的姑娘一起过日子而已啊。”
“当时阿明越高兴我却越担心。George看出了我的心事。”
“亲爱的，我知道你心里很担忧，但他说的也是实话，最近的宁波女校要走七天的路程耶，宁波人和温州人都讲自己的方言，宁波的姐妹也未必愿意远嫁给温州的弟兄啊，如果严格执行“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规定，那等于逼小伙子打一辈子光棍。”
“那我们平日所说的属灵原则岂不都成了废话吗？”
“如果不是你愿意从英国远嫁到中国，我岂不是也打一辈子光棍嘛？”
“哎，你还有心情跟我打趣，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一旦和外邦女子结合，迟早会动摇他们的信心，现在还只是一个阿明，将来男校学生一个个毕业，成年了，岂不是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吗？”
“如果我们不想让我们的年轻人打光棍，又不想让他们迎娶外邦女子，只有一个办法。”
“恩，像宁波教会一样办一所女校。”
“在同治年间的中国办女校谈何容易啊，尤其我们坚持女学生入学之后必须放脚，单单这个入学要求就吓倒了99%的中国人呐。”
“啊，放脚？”
“中国的妇女从四五岁开始就要裹小脚，稍微有身份地位的中国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个大脚学堂来，开始那几年，我们只有4个出身卑微的女学生。哎，然而让我揪心的并不是她们的家世，而是她们的灵魂。”
“亲爱的，你怎么了？为了什么事情哭呢？”
“我哭了吗？额，真对不起。”
“眼泪都快挂到脸颊上了，还不承认，快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让我为你分担。”
“我们的女校办了都快十年了，这些女孩她们的生命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让我怎么不哭泣呢，我从学堂走回房间的路上，一直在心里呐喊着：主啊主啊，这些女孩子们会不会永远不得救呢？”
“亲爱的，我在这个城市已经住了17年了，温州府治理下的6县10镇，20多个集镇和4000多个村子中又有多少人得救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难道我们的主爱他们不比我们爱他们更深吗？亲爱的，让我们守住起初的爱心。”
“那么后来这些女孩子们有没有得救呢？”
“那年夏天的早晨，我带着女孩子们做针线的时候，年龄最大的那个女学生抬起头来问我，‘老师，如果我现在去见耶稣，您觉得他还会认我吗？’”（学生）
“阿耐，老师认识耶稣的时候只不过比你小两岁，此时此地就在今天，就是神悦纳你的禧年喽。”
阿耐（音）：
“老师，真的不晚吗？”
“好孩子，真的不晚。”
阿荣（音）：
“老师，我偷了你的东西，你看，这些针线都是我在女工课上私藏下来的，我用这些零头布做了好几个荷包和肚兜，卖了100文钱，现在我都还给您。我是一个坏孩子。”
“我的好孩子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救了一个盗贼呢，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会赦免我们。”
阿麦（音）：
“我比阿荣还坏，老师，您记得吗，几年前您丢了一枚银的胸针，大家一起帮着找，结果在阿荣的枕头下找到了，每个人都以为是她偷得，其实是我偷了以后怕被发现，才藏在那里的。”
“阿麦，你怎么忍心让比你小5岁的阿荣代你受罪呢？”
阿麦（音）：
“老师，我错了。”
“去，把所有的学妹都叫来，我要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向阿荣道歉。”
阿荣（音）：
“老师，不用了，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了。”
“阿荣，你能原谅老师吗？是老师错怪了你。”
“中国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老师当众向一个学生道歉，那一个礼拜就有三个孩子来到耶稣面前，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又有三个，甚至有一个已经毕业嫁人的女学生也悔改信主了。哎，接下来的十年里，22个毕业生中只有3个离开学校的时候还没有得救，从此温州的年轻人可以在主里嫁娶，共同孕育敬虔的后代。”
“要不是我的母亲从小带我去主日学，为我祷告，大概我早就离开教会了。”
“啊，护士小姐，当你读诗篇68篇11节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传好消息的妇女成了大群，可以应验在中国的圣经妇女上呢。在中国男女之间是不能传递茶水的，也不能交谈对话，要是没有当年的妇女布道团，温州的教会是不可能成长那么快的。”
“噢，妇女布道团？”
“恩，说起妇女布道团，就要从刘太太和欧太太故事说起。那还是光绪4年的时候，因为两位太太不愿意抛头露面去礼拜堂，我只能每个礼拜三下午单独带她们读圣经。不久刘太太的婆婆去世了，她宁可放弃自己和儿子名下的财产去换取不祭拜祖先和不拜偶像的自由，啊，这件事成了温州的一个大新闻。”
“不要说在中国的温州，就是在多伦多也不会有很多人原因为了信仰的缘故放弃继承权的。”
“就是，这位刘太太成了我们最早期的女同工，一开始，她召集女信徒们为自己家人的灵魂祷告，短短几年就有4位丈夫和7个孩子归向了耶稣，后来我们鼓励这些妇女每个人每天一把米一颗蛋或者一个铜板供养一个人每个月出门讲道。而这位本来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刘太太，竟然成为我们第一位圣经妇女，挨家挨户的传讲福音。”
“如果多伦多的基督徒愿意每天节省一便士，加拿大的教会一定还能多差派100位宣教士前往中国的。”
“哎，我老了，才讲这么一点话就累了。”
“啊，时间过得真快，您先睡一会儿，明天再给我讲这幅寿幛上的故事，好吗？”
瘸腿的必得掠物”，曹雅直紧紧抓住上帝的这句应许，不问收获，只殷勤的在温州耕耘。温州人果然慢慢接纳这位独脚番人和曹师母这位番婆。神也使用他们的爱心，坚忍服侍温州人，关心温州人的灵魂，他们帮助学生们认清罪的严重，还有就是神无条件的爱和赦免。曹雅直夫妇俩以生命影响生命，多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别忘了下次继续收听曹雅直牧师师母的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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