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行业：
化工 — 基础化学
行业排名：
1/2(营业收入排名)
实际控制：
中国盐业总公司
收入分析：
重要事项未公告，停牌自起连续停牌
打败了89%的股票
近期的平均成本为12.59元，股价与成本持平。多头行情中，上涨趋势有所减缓，可适量做高抛低吸。该股资金方面呈流出状态，投资者请谨慎投资。该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多数机构认为该股长期投资价值较高。
二、金属钠龙头
个股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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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与西北财经办事处
】【】【】【】【】
　　陕甘宁地区是中国西北荒凉贫困的地方，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红色区域，自“双十二”事变前后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那里经过10年内战，封建地主经济大部分被摧毁，农民分得了土地，但农村经济已经破产，势必只能采取依靠外援、休养生息的方针。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3万脱产人员只靠国民政府发给“抗日军饷”和国内外捐款维持，每年共约1000万元。公粮仅向中农以上征收，每年约300万斤，另外还要拨款买粮。公务用品、被服鞋袜等均从外面采购，近至西安，远至汉口、香港。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封锁，断绝了一切外援。从那时至1942年，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边区政府开始独立发行边币，直接支持财政开支，各单位分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边区军民面对国际国内险恶形势，经受严峻考验，磨练了斗志，认识到必须坚持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自力更生”道路。　　1943年，贯彻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了军民大生产运动。机关、部队、学校开荒办厂，生产粮食、蔬菜及一些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人民群众生产粮棉，运输盐碱、药材等土特产出口，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的好转。但由于大量生产资金的投放，及备战费用的加大，造成边币发行过猛，物价猛涨，一年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涨幅20倍。财政金融贸易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整顿。为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地区的财经工作，便于对外金融贸易斗争，中央决定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西北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兼任主任。贺司令员多次召开两个地区党政军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各旅团供给部长会议，为坚决推行朱德总司令倡导的“屯田政策”进行具体部署，为克服边区严重经济困难，保卫解放区的总后方，调拨物资和款项，照顾大局维护财经纪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4年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主持工作，继续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全面深入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要求粮食耕三余一两年完成，工业必需品生产基本自给，节约储蓄，稳定金融，积蓄力量，备战备荒，迎接反攻形势的到来。陈云同志作出的部署和措施十分成功，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出入口达到基本平衡，财政不再从银行透支，发行得到控制（银行发行准备金达到90%以上），物价相对稳定（一年上涨二、三倍，与西安大体持平），边区党政机关、部队、学校10万多人同边区150万人民一起，达到丰衣足食水平。抗战胜利时，延安大小家当都已建立起来，解决了广大干部出发开辟新解放区的路费、服装、马匹等装备，并给边区留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解放区总后方，能以地方性财政收入解决带全国性的财政支出，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我于1943年由中央财经部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作为陈云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深深感到他的经济思想、领导艺术、工作作风包含着许多宝贵内容。　　一、注重调查研究，倡导实事求是作风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总是先全面了解情况，集思广益，对情况作出准确中肯的判断，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亲自到延安南郊新市场和公司货栈，找群众和干部谈话，直接了解情况和意见，取得第一手材料。我跟随他在新市场向运盐农民调查运盐线路时，他让我绘制了一幅《陕甘宁边区交通干线图》（我仍留有复印件），以便于外出调查时使用。他调查询问的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如1943年由盐池运出食盐5000万斤（33万驮），除内销公私用盐700万斤外，盐业公司只收进3500万斤，还有700万斤没有下落，相当盐业公司收进数的20%。原来，这些盐都走私出口了。陈云同志了解这一情况后，仔细研究分析这个问题，找出了食盐走私出口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口岸盐业公司收购价格低，盐农成本高，运盐赔钱；二是公家沿途开的某些骡马店为完成一定生产任务，强迫运盐脚户投宿，并提高住宿费用或收取法币；三是一些盐业公司采取不公平的手法与盐农交易，对脚户的盐低价进高价出，有意低估盐的质量，大秤进小秤出，每驮盐要挖两碗，不公平过秤（只是抬一抬，随便论重量），再加盐业公司的风耗费、出口税及附加等，增加了运盐群众的负担和麻烦，引起对食盐统销政策及盐业公司的不满与对立；四是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听到群众上述意见，也非难盐业机关和埋怨统销政策，造成互不合作的现象；五是国民党统治区西北几个省都靠我们的盐，国民党分子利用我方的一些缺点，从中挑拨离间，采取阻塞大路，开放小路，抑制官盐，高价收购私盐等手法，以刺激走私。找出存在问题的原因后，陈云同志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改善盐业机关与广大运盐农民的关系，克服对立情绪，互相配合，整顿草料店，减低运盐费用，改善运盐途中条件；提高口崖收购价（较规定的外销价只差20%），保证运盐户有钱可赚。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地堵住了食盐走私出口，盐农自觉自愿地把食盐卖给盐业公司统一外销。　　当时，围困边区的国民党正规军有50万人，设有三道军事封锁线，更有地方税收机关和便衣队派出许多巡查人员活动在大小道口和许多壕沟、堡垒、据点、哨所之间。他们遇到贩货客户，轻则敲诈勒索，扣留没收，重则杀害人员。临近边界的市镇，国民党对百货运销贩卖都进行严密统制。陈云同志了解到这些情况，听到商贩们提的意见，如进口货物通过封锁线风险大，贿买国民党税务缉私人员花费多，必须一有厚利，二保证兑给法币，于是，经与贸易部门及银行慎重研究，决定为打破经济封锁，要灵活洽定收购价，并满足商贩兑换法币的要求，保证必需品继续进口。1945年春，外面花纱布价涨得快，边区内涨得慢。陈云同志为争取花纱布继续进来，且防止倒流危险，决定高价刺激入口。　　陈云同志非常注意从各方面研究和了解市场发展情况，他曾亲自带领我去枣园党中央图书馆，查阅国民党地区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有关西北盐业及花纱布的产、供、销资料，指导编印《西北盐业资料汇编》及《西北花纱布资料汇编》二书，送解放社印刷厂各印300册，分发有关干部学习参考，使大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陈云同志指导编印的《经济消息》半月刊，是革命根据地铅印出版最早的经济报刊，主要是从订阅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报刊上摘选财经资料和行情变化讯息，提供业务部门干部参阅，并送中央领导同志研究。创刊前，陈云同志亲到解放社印刷厂，商定为保证出版及时，每期稿一到即交排印。平时，他看到有用的材料，便立刻交代采用。从日至9月29日，共出版了30期，开始仅印100份，后增至200份。所有铅印书刊，都用陕甘宁边区生产的马兰草纸和自产油墨。　　西北财经办事处由陈云同志主持，每周在边区银行召开一次例会，召集各主要财经部门领导人参加。经常参加的有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贸易总局局长叶季壮、西北财经办事处秘书长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土产总公司经理喻杰、贸易总局副局长范子文、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业组长陈郁，留美经济学家王思华、经济学家丁冬放、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晋绥白如冰等也曾参加。会上，大家对当前财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交流资讯，研究决策。陈云同志作过许多精辟独到的发言，如对边区内外经济特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又如，对他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观点以及“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进行阐述，等等。他说，1941年他住在枣园养病时，研究毛主席的著作和文电，感到有条红线贯穿着，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要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要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发挥创造精神，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多同别人交换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耐心听，甚至有人同你抬杠也要欢迎，以集思广益，全面了解和分析实际情况；要弄清有什么根据，过去有否例证，并且一定要经过三番四复地考虑，然后才作出决定，概括说就是“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同志经常在晚上召曹菊如等同志和我去他房间，围绕当前一个问题、一件事情交谈，边拨算盘，边酝酿考虑。如谈到边区需要棉花的数量，除军民穿衣部分外，对还需用多少不很准确时，就立刻打电话询问有关同志（对制硝酸棉需要多少棉花，便询问军工局李强同志），以尽可能核算出接近数字。这种“聊天”是很劳累的，以至几次交谈到深夜，曹菊如同志因年纪大，打瞌睡睡着了，陈云同志才笑着停下来。他认为，搞经济工作对数字必须十分认真，不要含糊出差错。　　二、强调用经济手段，按经济规律办事　　陈云同志一向强调处理经济问题，要尽量用经济手段，避免采取行政手段。如农户运盐，运往哪个口岸，他要求不再由政府摊派任务，不用动员督运，而是根据出口要求，用规定口岸收购盐价的办法来指挥。农户摆脱了行政任务压力，有近一倍的价钱可赚，自然提高了运盐主动性。再如，鼓励植棉，他便指示有关部门规定免税及合理收购价，以刺激植棉积极性。　　1944年，关中平原新花上市时，我进口口岸先提高收购价一倍多，较我东三县棉价还高。高价招远客，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连排长亲自带整连整排士兵背花进来，有的一夜背三趟，使我们在两个月争取到进口优质新花百余万千。而国民党政府的采购陕棉60万担计划，由于开始收购价低，以后见收购不到，虽连续提价4倍多，且好坏花均收，计划仍未完成。六七月间，国民党地区海盐来源受阻，库存空虚，我们则大量囤盐提价，僵持两个多月，终于不得不依从我方价格。待我方存盐高价售出，外面盐库饱和后，我们又及时落价，外面只好随同我们降价。外面金融市场波动时，我方利用有利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如外面金价、物价上涨时，法币贬值，我方提高出口货物价格，出口黄金，买进法币，物资暂时少进。法币紧缩价值提高时，我方再将低值建进口的法币抛出，买进物资和黄金。1944年夏，一次短时间收进黄金万两，赚取了他们金价波动的差价，银行准备金充实了，必需物资也进来了。　　上述许多次对外金融贸易斗争，都是在陈云同志亲自指挥下进行的。他除通过业务部门下达任务外，还派我去口岸传达他的具体设想方案，并电报督导进行。　　对边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也有过争论，如边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法币流通与兑换比价，稳定比价与稳定物价，扩大剪刀差等等。对这些问题，陈云同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战争时期物资缺乏，各国莫不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我们也不应放弃运用这一工具。边币在边区内流通市场上是独立的，但不能到边区境外使用，不如法币腿长。边区流通市场中实际有边币又有法币，法币约占65%左右。我们承认法币的优势，并且加以利用，手中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保证兑换给进口必需品的外商，但又不能过多，以免边区人民承担法币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有美国支持，而边币只靠自己的力量，因而边币要求稳定在物价上是不现实的。但是，争取边币和法币的比价稳定是可能的，就是说，争取边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和法币的通货膨胀程度大体持平。在国民党统治区黄金市场价格波动时，我们可从收进、抛出当中赚收差价，但国民党政府规定黄金不准在市场上作货币流通，因此，不能抵作外汇，积存多了会影响周转，有时还要推到敌后换货。这些问题都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过，如不正确处理，就会带来盲目性，甚至带来损失。陈云同志这些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促进了争论各方认识上的统一，推动了边区经济工作的发展。　　三、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随着革命政权建设的发展，财经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陈云同志在领导西北财经工作时期，就十分重视对财经工作干部的培养和教育。1944年夏，陈云同志召开了一次粮食工作会议，朱总司令前来参加并讲话，特别向陈云同志提到，预见未来形势的发展，要认真培养一批财经工作干部。　　西北财经办事处设有政治部，由陈云同志兼任主任。在各财经部门，均分级设了政治部门。当时，基层财经部门接触的工作环境较复杂，用人多，水平也不整齐，由于严格了党员的管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全体人员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财经干部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陈云同志多次教育财经干部“要同钞票作斗争”，他说：“接触财钱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召开党的七大时，陈云同志提出共产党人要努力做到：“诚恳，坦白，谨慎，谦虚，不骄，不躁，不屈，不诿，不吹，不装，不偷，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这些也是每一个革命干部努力的方向。陈云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真正这样做的。　　陈云同志同时要求干部认真学习业务，精通业务，向一切内行的人学习。他十分重视管理知识和技术知识，注意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他结交了很多科技人员、经济理论学者，经常向他们请教，如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留德化学家刘咸一、延安军工厂厂长沈鸿、化学家钱志道、经济学家丁冬放等。在技术人员座谈会上，他发起归队运动，号召一切有工业技术和学习过工业的同志回到工业部门来，以提高技术，发展边区工业生产。　　1945年抗日胜利后，陈云同志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室接连召开了几次例会。他向与会的财经干部历数了一年多来西北财经工作取得的成绩，同时告诫大家说：我们只是小康之家，用上各种力量才能过活，并不是财政贸易都平衡，已经好到中国外国少有的情况。从表面看，我们财政贸易都平衡了，但要了解，这种平衡是在垫入发行收益之后才达到的，有货币贬值部分。这一年多不像前几年那样紧急，只因发行不直接用于财政，能先投入生产和贸易，然后增加财政税收和积累。战争时期，我们不放弃通货膨胀这个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我们与国民党不同，我们不借此发特殊困难财，也不摧残工商业，我们是以发行调剂财政，扶助生产和贸易向上发展。西北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担负了财政金融方面的负担。我们许多同志就要离开西北，分赴各新解放区，我们为西北人民尽可能留下的只有这大体够一年用的家当。陈云同志的这番话，使我们财经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在成绩面前也不要沾沾自喜，必须奋发努力，为发展和壮大边区的经济而积极工作。　　会议还讨论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边区内外的经济变化。陈云同志展望未来新中国成立之日，将是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展之时，那时财经工作将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许多有战功的将军们将会来领导财经工作。他说，现在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应认识到，随着我们陆续解放一些大城市，财经工作愈来愈繁重，要始终保持革命传统、优良作风，兢兢业业，不断学习，克服前进中一切困难，努力工作。西北这些财经干部，以后在解放全中国的战争中，在全国解放后，都会到新的岗位，担负起一定任务，应虚心向各地区同志们学习，向其他战线工作的同志们学习。　　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云同志与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同志一起，乘飞机赴东北。他行前嘱咐我们，由西北财经办事处迅速组织十多名财经工作干部轻装快马，赶去东北。至此，陈云同志结束了在西北财经办事处的工作。　　（原载《陈云和他的事业》一书）　　来源：《缅怀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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