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找老伴_水煮历史-爱微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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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王洪 文、张 春桥、姚文 元、徐 景 贤、王 秀 珍一九七六年十月，江 青、张 春 桥、姚 文 元、王 洪 文 被捕以后，上海就盛传：“徐景贤为张 春 桥找了个老婆。”听说的人都感到奇怪：春桥不是早就有老婆了吗？春桥的老婆不是叫文 静吗？怎么又给春桥找了个老婆呢？在各种场合，许多人向我打听这件事的真相，可是我始终缄口不言，因为，当年十月，中央政 治 局派 苏 振 华、倪 志 福，彭 *冲三人到上海主持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便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他们三人听了以后对我说，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必再对外讲出具体的当事人了。人命关天，这类事情处理得不好会出人命案子的。我也觉得确实应该慎重对待，特别要对当事人负责，所以，我一直把这件事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还关在监狱里，看到有一个作家为春桥写的一本传记。他当然不肯放弃这段颇有吸引力的情节，可是他又打听不到真实的情况，于是把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写了进去。他写道，春桥不打算“与文 静离婚”，只是“需要一个伴”，“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护士……‘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 春 桥也满意了。”这个作家把林 彪，叶 群为林 立 *果“选美”的做法，移植到了春桥身上，这实在是一种很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可是，当时我正身处囹圄之中，无法出来澄清事实。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不应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带进坟墓里去。我们不但要对历史负责，而且要如实地写出当时人们的心态，使后来的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因此，我决定说出事实的真相。妻子的历史问题──张 春 桥的心病春桥确实早就有妻子了，而且夫妻关系相当融洽，春桥的妻子叫文静，原名李 淑 芳，一九一六年三月出生，年龄比春桥大一岁，李 淑 芳是天津人，说一口门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她的父亲，是天津大清银行的职员，以后又担任过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副理。李 淑 芳在天津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共产主义靑年团，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来到晋察冀解放区，进人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第二年，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李 淑 芳（文静）身高一米六十左右，比张春桥略矮一点，她皮肤黝黑，剪着齐耳短发，常戴一副浅黄色的玳瑁眼镜，一直是个女学生的打扮。李 淑 芳当时喜欢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男子气概的好字，她经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笔名是李 岩、李 若文。当时，春桥也在北岳区党委宣传部工作，两个人趣味相投，由相识而很快进人恋爱阶段。此时，春桥二十六岁，李淑芳二十七岁。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正当春桥和李 淑 芳的恋爱进入到“白热化”的时刻，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地区发动了大扫荡。张 春 桥和分局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隐蔽到河北平山、阜平一带的山沟里；至于当时已经调到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的李 淑 芳，却在一个大雪天的早上，落到了突然进村的日本侵略军的手里。李 淑 芳被押到石家庄，关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为了苟活，她向日本侵略军自首了，日军为了利用已经投诚的女共 产 党 员，吸收李 淑 芳进宣传班进行训练，让她对八路军搞“心战”。她的上级是日本宪兵中尉矢野。于是，李 淑 芳留在石家庄日本宪兵特别警备队，番号甲一四一七部队，既撰写反 * 共 宣传品，又上日本广播电台播音，还参加宣传演出。她编写了《弃暗投明》、《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等反 *共 宣 传文章和节目，污蔑中国的抗日军民，鼓吹“中日亲善”，沦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喉舌和鹰犬。时隔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八路军在华北大举反攻，驻石家庄的日军纷纷溃逃，把李 淑 芳她们抛弃了。正在阜平县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 春 桥，和中断了一年多联系的李 淑 芳，终于重新相会，张 春 桥安排李淑芳进了报社任编辑工作，从此，李 淑 芳正式改名为“文静”，并向组织上隐瞒了重大历史问题。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张 春桥和文静（改名为李淑芳）在张家口结为夫妻。文静的这段历史，很快就被党组织掌握了，党的组织原则是：不能重用向日本侵略者自首变节的人，而且，在后来的审干，肃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受到了反复的审査，她的仕途前景黯淡。然而，张 春 桥的政治地位倒是节节上升，特别是随军进入上海以后，春 桥担任过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中 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市委书记处书记。春桥长期在柯 庆 施的领导下工作，在石家庄时期、柯就是张的老上级，解放以后，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共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张 春 桥写的文章得到过毛泽东的赏识，所以柯 庆 施也对张刻意提携。解放以后，文静一直郁郁不得志，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她被安排在康平路上海市委办公厅内部，做做调研工作，编编演示文稿。文革以前，我在市委工作时，唯一的一次看到文静抛头露面，就是在党员干部大会上给大家宣读中央文件：因为她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标准。六十年代初期，我在宣传部工作，当时新华社上海分社送来一份报告，建议任命文静为上海分社的副社长。可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石 西 民知道文静有那段历史，觉得这个任命要慎重对待，而且文静又是张 春 桥的妻子，宣传部不便表态，便把任命报告转报给市委。结果市委不予批准，文静仍旧当不了新华分社副社长。长期以来，文静的严重 政治 历史 问题，成了张 春桥的一块“心病”。文革中文静给张春桥带来的麻烦文革大潮兴起，张 春 桥当上了中央 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成为上海市的党政第一把手──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贪主任。文静自持成了上海的“第一夫人”，到处抛头露面。照理说，像文静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老干部，在文革当中早就被宣布为 叛 徒，特务加以打倒了，可是因为有了张 春 桥这顶“保 护 伞”，没有人敢来揪她。而且她自己也不思收敛，变得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文静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可是她却大摇大摆地出席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市级）会议，发表意见；办公室发给市级领导的文件，她也有一份；原来的市委书记、老干部马 天 水出来主持工作，有时还要向文静请示商量。文静习惯于对别人指手划脚，盛气凌人，有一天晚上，她直接打保密电话给我，指责我“做出了连旧市委书记都不敢做的事”！究竟做了什么事呢？无非是我的秘书小张经过我的同意，给住在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家属孩子们放了一场故事影片《海鹰》。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可是她却兴师问罪，关键在于：当时张 春 桥去了北京，而我决定在市委大院里放映这场电影，事先没有向她这个“第一夫人”请示。这种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反常情况，持绩了一年多时间，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十二日，上海广大群众掀起了“炮 打 张 春 桥”的浪潮，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里，出现了“张 春 桥 的臭老婆 文 静是大 叛 徒”的标语。与此同时，上海市革委会组织组的几个负责人，对李 淑 芳心存怀疑，从干部档案箱中偷偷地调阅了文静（李 淑 芳）的历史档案。这些沉重的打击使张 春 桥大为震惊，盛怒之下，他批准一举撤掉了组织组几个负责人的职务，改组了领导班子。同时，还同意王 少 庸的建议，让我带了康平路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一起到外滩市革委会组织组的档案库里去，当场取出文静等人的档案材料，加以包扎，贴上封条，带回康平路市委，交给当时主持自常工作的老干部王 少 庸，让他紧锁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箱里。可是，随着“抓叛徒”运动的深人，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不断外泄。有一天，《解放日报》社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是原报社的一名老干部随意对别人议论，扩散了文静的历史问题，我把这份报告当面交给张 春 桥过目，他十分恼火，恨恨地说：“这个人很坏！”又有一次，外地专门派人到上海来外调，调査当地一名女干部的历史，说她供出了当年和李 淑 芳（文静）一起叛 变 投 敌的经过，当地来人要求找文静面谈证实。我觉得此事很棘手，就单独一个人到张 春 桥办公室去，把这份外调材料给他看了。张 春 桥面对这份材料，满脸通红，沉默半晌，亮亮的前额上沁出了几颗汗珠，显得十分狼狈。过了一会儿，他悻悻地说—句：“不见了吧！”当面要我把外调材料退回去，拒绝让文静与外调人员见面。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终于使张 春 桥意识到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会给他招致极大的麻烦，他开始对文静采取制约的办法，不让她参加市里的领导层会议，不要她再管康平路办公室的事，不许她抛头露面，可是，文静并不安分，她虽然表面上不再管事，背后仍想插手，不断施加影响。不过，这时王洪文，马 天 水和我对文静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对张 春 桥的态度也有所了解，所以我们便对文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方针。张 春 桥终于下决心与文静离婚自从有人在大字报和大标语中公开提出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后，张 春 桥对这件事变得十分敏感，一有机会，他就要撇清自己和文静的关系。有一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展赞馆宴会厅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 春 桥主持，我坐在他的旁边。为了表示发扬民主，允许各群众组织的代里在会下广泛提名，由谁，谁担任市革会委员的候选人，并将名单公开宣读。有一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为了巴结张 春 桥，可是又不知道“文静”这个名字，就在会上公开提出由“张 春 桥的夫人”当市革会委员候选人。这下子马屁拍在马脚上，张 春 桥当场听了勃然大怒，他声色俱厉地痛骂起来：“你这种人算什么造反派？我们党从来就不搞夫贵妻荣！做了谁的老婆就可以当委员，这完全是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做法、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顿臭骂，把那个溜须拍马的人骂得莫明其妙，尴尬万分。但是，我却十分明白：张春桥这种色厉内荏的微妙精神状态，表明他打算和文静分道扬镳了。―九六九年中 共九大以后，张 春 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文静开始从上海的公众场合消失。市里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时，文静也从不在会场里露面，而是躲在文化广场后面的化妆室里，通过广播喇叭听査上的报告，我知道这是张 春 桥的关照和安排，所以也不去邀请她进会场。一九七○年夏天，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等人向毛泽东为首的党 中央发动突然击击，首先拿张 春 桥开刀。一九七一年林彪仓皇出逃，自我爆炸以后，张 春 桥发现林彪在上海的党羽、空四军政委王 维 国，早就通过各种途径捜集他的材料；文静的历史问题当然是张 春 桥的政 敌最感兴趣的“突破口”之一，在王 维 国设置的延安中路密点里，就发现了文静的材料，张 春 桥知道他今后在政治上的升迁，将无法绕开文静这一个难题，因此他开始下决心要脱开自己和文静的关系。—九七二年的秋天，张 春 桥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最后一次回到上海，向此之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足足有四年时间，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也就是在这一次，他和文静作了最后的告别，然后后手。张 春 桥此后长期住在北京钓鱼台九号楼，文静也从此搬出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搬回了康平路大院内的家里。从夫妻感情来说，应该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错的。文革期间，张 春 桥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这里原来是英商太古洋行大班建造的一座别墅，前面有一个优雅的大花园。别墅的底层是张春桥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二楼是套间，外间装着直通北京的保密电话，里间便是张 春 桥夫妇的卧室，安着一张双人席梦思大床，放着几把沙发和软椅等，别墅的三楼还有两问卧室，是供客人来时使用的，一九六七年初上海形势比较动荡的时候，张 春 桥和文静留我在那里住过几天。每逢张 春 桥回到上海，文静就从康平路大院搬到兴国路招待所去住。张 春 桥习惯于晚上工作，他工作到什么时候，文静就守候到什么时候；张 春 桥半夜总要吃宵夜，文静就通知厨师做好，到时候由服务员端上来，由文静陪着吃。张 春 桥善饮，文静有的时候就打开酒瓶，陪张 春 桥喝上几盅。文静既会抽烟，又能喝酒，烟瘾很大，酒量也不小，这两方面都和张 春 桥很契合。文静和张 春 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不时还进行合家团聚，说说笑笑，气氛十分融洽。据我观察，文革初期的一个阶段，张 春 桥和文静之问的夫妻关系，可以用“感情甚笃”来形容。张 春 桥后来提出要和文静离婚，可以说完全是出于政 治原因。一九七三年，中国 共 产 党第 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林彪 集 团宣告破产，江青 集团的地位上升。一九七三年八月中旬，我和马 天 水、王 秀 珍等几个上海市委书记到北京去参加“十大”预备会议，听到毛泽东主席提名张 春 桥担任“十大”的秘书长，我们就预感到张 春 桥的政治地位即将上升。果然，到了十届一中全会上，张 春 桥从政治 局委员晋升为政治 局 常委，这预计着张 春 桥今后在党内，政府内将掌握更大的权力，可是，随着张 春 桥在政治上的重大升迁，文静的那一块历史污迹，却显得更加见不得人。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使张 春 桥感到最最“触心境”的事。邓颖超的来访促进了张 春 桥的离婚行动一九七三年九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大姐随同周总理来到上海，重游这片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熟悉的土地，邓大姐的为人非常热情而又细致周到，她善于围结人、关心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周总理在上海期问，整天都和我们一起陪同外宾活动，而邓大姐则利用晚上的时间走门串户，专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看望几户上海领导人的家属。她先去了王 洪 文和姚 文 元的家，又来到了我的家，对我们的家属和小孩问长问短，特别亲切。邓大妲不似关心年轻的干部，而且非常尊重老干部，从我家出去以后，她又去探望了市委常委，老干部王 少 庸的家属，当时，张 春 桥的家就在康平路大院里，紧挨着王 少 庸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而且文静也正在家里等候，但是，邓大姐就是不上门，从王 少 庸家出来，她径自登上停在门口的汽车，直接驶回茂名南路五十八号住处……邓颖超当然知道文静历史和为人，她不见文静、表明了她的原则性。邓颖超来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消息，不胫而走，大院里的家属们和工作人员们都奔走相告，可是，更加令人深思的是：邓颖超看望了好几户人家，连老干部王 少 庸的家都去了，可是为什么偏偏不去张 春 桥的家？这个问题像一个无声的炸雷，谁都在背后窃窃私议：邓大姐肯定不愿意见到文静。这就等于把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康平路大院里公开了。当然，大人们不便公开议论，只有不仅事的小孩子叽叽喳喳，问个不休。我的两个女儿就盯住我问：&爸爸，邓妈妈到了小红（姚 文 元的女儿）家，到了我们家，为什么不去毛弟（张 春 桥的儿子）家？”我只好回答：“不知道，可能邓妈妈没有时间了，小孩子别多问！”邓大姐来访以后的那几天，康平路市委大院里不见了文静的身影。本来，每天早晨，她肩上袴着一架半导体收音机，一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一边在林荫小道上悠闲地散步；现在，她那矮矮胖胖的身影忽然消失了，又过了几天，听说文静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东医院。邓颖超来访的消息，当然也传到了北京，传进了张 春 桥的耳朵里。这对他不啻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十 大”以后，张 春 桥在中央取得了更大的权力：毛泽东在任命邓 小 平担任解放 军 总 参 谋长的同时，任命张 春 桥为总 政治 部主任；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确定邓小平为排名第一位的副总理，而决定张 春桥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邓。张 春 桥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正处于关键时刻，今后他将面临尖鋭的斗争，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决不能授人以柄。这次，邓颖超到上海有意不去看文静，给他发出了一个信号，促使他下决心采取进一步的果断行动：和文静离婚！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同外宾来上海访问。送走外宾的那天晚上，王 洪 文特意把马 天 水，我和王 秀 珍三个人找到康平路，在小礼堂楼下的贵宾室里闭门密谈。王 洪 文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上一支烟，向我们通报关于张 春 桥和文静离婚的事。他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专门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 桥同志决定离婚了。这件事他本来早就想解决的，因为中央不断有事，所以拖了下来。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 桥同志自己会告诉的。”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变成事实，我们都感到有些意外，马 天 水首先嘟嘟嚷嚷地说：“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王 秀 珍表示惋惜，因为她和文静的关系很密切。我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话：“我尊重春 桥同志本人的意见。”王 洪 文对我们几个苦笑了一下，继续说：“这件事已经定了，春 桥同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什么原因你们也了解，我就不多说了。文静曾经提出：离婚以后她从康平路搬出去，另外找地方住，我和文元同志商量，暂时不必动了，文静仍旧住在康平路，这里是她和孩子们的家，这样对孩子们更好些。这个消息对外不必宣布，要考虑到影响。当然，春 桥同志今后到上海不会再回康平路的家了，今后孩子们要看他，可以直接到北京去……”就这样，张 春 桥和文静难婚的事，由王 洪 文向我们几个作了正式宣布，因为保密，外界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自此以后，我也有意识地回避和冷淡文静，很少上门去看她，因为她不再是张 春 桥的妻子了；当然，偶尔在市委大院里见了面，我对她还是客客气气的，只当不知道这件事。一九七五年，姚 文 元举家迁往北京，他的妻子金 英和二个孩子都从市委大院里搬走了。王 洪 文调往中央以后，他的妻子崔 根 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亲。可是，这些年来，文 静却从来没有到北京去探过一次亲，只有孩子们利用假期到北京去看望张 春 桥。他们已经开始实践分手时的诺言。同时，张 春 桥的离婚，也为他后来愿望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张 春 桥提出要找一个秘书一九七六年，张 春 桥五十九岁。他最后一次回到上海是一九七二年，随后是和文静离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我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他自己的有意安排……我和马 天 水，王 秀 珍，曾经一再向张 春 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回上海看看。有一次，我们去北京，又一次重提此事，我说：“从一九七二年您回上海以后，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了。真希望您到上海住一阵子。”王 秀 珍也说：“文元同志、洪文同志都到过上海了，春 桥同志您什么时候去上海哪？”听了这些话，张 春 桥总是淡淡地笑笑，慢悠悠地说：“我也很想回去，再不回去，对上海的情况缺乏感性的了解，越来越没有发言权了！可是，这级也确实忙，中 央的事，国 务 院的事，再加上总政那一摊子，真是忙不过来……”我想想也确实是那么一回事。特别是“批 邓”的那一阵子，张 春 桥真可谓无分昼夜、殚精竭虑，在把 邓 小 平 “拉 下 马”的战役中，他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因此，我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自己今后的生活伴侣问题，已有所考虑。而且正萌动着一种充满希望的欲望……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在北京召开“ 批 邓”打招呼会议，华 国 锋在会上宣布：邓 小 平执行的是“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这样，张 春 桥和我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会议结束以后，张 春 桥把马 天 水、我和王 秀 珍三个人，找到钓鱼 台九号楼二楼他的住处，作了一次长谈。那次谈话，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痛骂 邓 小 平，二是议论上海的人事安排，三是张 春 桥叮嘱我们今后在上海要注意的几种倾向。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张 春 桥似乎很不经意地对我们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这个问题提得有些突然。我们都知道，张 春 桥在北京和上海各有一名男秘书，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北京是严秘书，上海是何秘书。我想，大概是他对北京的秘书不太满意，所以想另外找一个，我根本没有朝女秘书这方面去想。说到这个问题，有必要介绍一下上海的有关历史情况和规定：长期以来，特别是从柯 庆 施主持上海工作以后，禁止领导干部身边用女秘书。因为，女秘书日日夜夜追随在首长身边，相处的时间久了，关系密切，有的人便难免掌握不住自己。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己就听到过柯 庆 施针对某个女秘书大发雷霆。那个女秘书曾和某领导干部有染，可是柯 庆 施不责备男性领导，却全部诿过于女秘书，他亲自下达指示：“这个人是个腐蚀性人物，不能留在市委机关工作！”那个女秘书从此被调离市委。接着，根据柯 庆 施的指令，今后上海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书记，常委到各部部长，一律不准用女秘书。柯说，这是为了保护领导干部，他自己身体力行，身边没有一个女秘书；张 春 桥是紧跟柯 庆 施的，当然也从来不用女秘书，文革期开，根据张 春 桥的规定，在我们身边全是淸一色的男秘书。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当张 春 桥在钓鱼 台住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找一个秘书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指男秘书，根本没有女性这方面去想。而且，那天张是在和我们谈话快临近结束的时候，突然提出这件事的，我们几个都没有精神准备，马 天 水哼哼了两声，朝我看看，轻声说：“老徐看，有什么合适的人吗？”王 秀 珍是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她当然很想往张 春 桥身边派人，可是，她淸楚地知道：中 央领导对身边的秘书要求很高，条件很严格，而且必须是善摇“笔杆子”的秀才。她自己派不出这样的人，所以她也沉默着不吭气。我沉思了一下，一时倒也想不起比较合适的人。前一段时用，洪文调去北京担任党 中 央 副主席，向我要一名秘书，替他起草文件，撰写讲搞，翻阅资料等。洪文指名要调市委写作组的领导核心萧 木。萧 木是铁路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上海铁道报》的编辑、《支部生活》的编委，他不但会写理论文章，而且会写杂文、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人比较谨慎，随和。像这样的人到张 春 桥身边工作倒是非常合适的，可洪文硬是点名把他挖走了，使我惋惜不止。此刻，再要找一个像萧 木这样的人给张 春 桥当秘书，难了……张 春 桥看我们几个都没有接口，便不再往下说了。这时，我提议说：“这件事让我回去和写作组 朱 永 嘉他们商量下，提出几个名单来，整理成书面材料，送给您看看再定吧！”张 春 桥表示同意，我们就告辞了。那天，张 春 桥的心思只是露了一个头，我们都没有真正领会，而且，因为马 天 水，王 秀 珍都在场，他不便再说下去；要是只有我一个人作场，也许他就直截了当向我交底了，免得后来为这件事又绕一个大弯子。回到上海，我立刻找市革委会的常委，写作组组长朱 永 嘉。因为我和他都属于张 春 桥的“嫡系”，我们一本正经地商量起找秘书的事。朱 永 嘉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张 春 桥在北京要调换秘书或增加秘书。他起劲地排出一批名单：从市委写作组下属的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自然辩证法组……中间，物色了条件比较相当的人选，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和活动能力，都能拿得起“笔杆子”，而且都比较年轻，没有家庭牵累，当然，淸一色的全是男性党员。最后，我和朱 永 嘉一起还定了其中的三个人，朱 永 嘉考虑得很周全，他特别向我椎荐一名青年骨干，既会写文章，又会开汽车。 不愧是研究历史的，他是最早跟着张 春 桥、姚 文 元写批判文章的“罗思 鼎”小组的组长，他比我多一个心眼，他说：“当了秘书跟着春桥同志出去，万一有什么事，马上可以顶上去当汽车驾驶员！”我笑着采纳了他的建议。我要市委写作组把那三个人的档案材料做了简要的摘录，打印出来，由我写了一封短信，附上摘录材料，通过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北京，信中请张 春 桥圈定选用其中何人，或者他认为全然不合适，就把材料退回以便再选。信和摘录材料送去以后，许久没有回音，朱 永 嘉也问过我，我说这件事由领导决定吧，我们不要催。接着，“批 邓”越来越热闹，张 春 桥在那个阶段特别忙，找“秘书”的事情也被延搁了下来。张 春 桥写来密信要我“找个伴”一九七六年天 an 门 事 件爆发，当时张 春 桥正站在人民大会堂朝向天安门广场一侧的房间里，他透过长玻璃窗看到势如怒潮的人群向大会堂涌来，而持枪的人 民解 放军 则排成人墙，把汹涌的人流死命挡住。张 春 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事后，他亲口对萧 木说：“当时我曾经想，假如部队 都把枪口掉过来，那可怎么办？！”处在深深的恐惧中的张 春 桥，当然不会想到找老婆。自从毛泽东给“天 an门 事 件”定了性质，宣布为“反 革命 暴乱”以后，张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天 an 门 事 件 ”比作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 事件”，把邓小平 比作策动闹 事的前匈牙利 总理 伊姆雷*纳 吉，他说：“邓 小 平就是今天的纳 吉，中国的纳 吉。”毛泽东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使张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张 春 桥从北京给住在上海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的儿子毛弟写了一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心情从恐惧到舒畅的转换：“四 月五 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 牙利 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 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张 春 桥的气舒了，心顺了，认为最大的政 敌被扫除了，才又重新考虑起己的生活安排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我们隆重地庆祝了文化 大革 命发动十周年，“批 邓”也进人了新的高潮。就在这个当口。张 春 桥单独给我寄来了一封密信。这封信很奇怪。由张 春 桥亲自开了一个信封，正中写一着：“徐 景 贤同志亲启”，在“亲启”下面特意打上两个圈圈；信封下方的署名直接写着“张 春 桥”，接着是发信日期。这封信由张 春 桥自己封了口，背后再贴上“密封”的签条。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愣了一下，因为我和张 春 桥接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收到过他自己写的“亲启”信封。过去张 春 桥给我写信，往往只写在信纸上或写在文件的天地部分，信封是由秘书代开的，然后再由秘书密封，贴上签条，盖上机密图章，进行编号登记，再转送给我，即使是内容絶密的信件，他对自己的机要秘书，也是从来不回避的。像九—三 林彪 出事以后，张 春 桥立即写了一纸绝密信给我，要我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牢牢地拿握在自己手中。像这样的絶密信件，张 春 桥也是把信纸交给秘书，由秘书开信封密封的。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张 春 桥自己亲笔书写“亲启”件给我，这是头一遭。可见，这肯定不是一封普通的信件。不但我自己意识到了这封信的重要性，而且连机要秘书们也都清楚这一点，这封信经过了三个机要秘书之手，由张 春 桥在北京的严秘书登记后，送给张 春 桥在上海的秘书小何，再由小何转送给我的秘书小张签收。当这封信出现在我办公桌上的活页夹里的时候，和它一起收到的其它信件和文件，都由秘书开拆封、登记编号，独独只有这一封信，仍然密封着，上面张 春 桥写的加圏的“亲启”两字，十分引人注目；然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我看到信，取出剪刀，急速地剪开封口，展开一页白色的薄道林信纸，纸上赫然跳出张 春 桥那熟悉而又漂亮的铅笔字行书：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祝好！春桥在这页信纸的最下方，注着一行小字：“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我看了这封信，恍然大悟：原来张 春 桥根本不是要找什么“秘书”，而是要为自己找个伴侣。关于他和文静离婚的事，自从王 洪 文到上海向我们传达以后，回到北京当然已经把我们几个的反应告诉了他，他以为我们既然知道离婚的车，就想用找“秘书”来暗示我们，谁知道我们竟一本正经地当了真，还替他物色了三名男秘书候选人，看了这封信，我不免暗暗好笑，但我不打算再给马 天 水、王 秀 珍和朱 永 嘉说穿，我为自己能得到张 春 桥的高度信赖而深感庆幸。然而，要为张 春 桥“找个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信里对于找什么样的“伴”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提到希望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光凭这一条，就难。张 春 桥本来就是一名“大杂家”，谈起话来，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坛逸事、人事变迁……可以说，古往今来，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这和他过去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后来又进人中 央领导层有关，他的话题之广，谈话内容之丰富，谈话层次之高，往往使我们都跟不上趟。现在，要找个能够经常和他“谈话”的“伴”，势必要求她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有较丰富的知识积累，能够作出机敏的反应，我再加上一条：还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因为我想：在张 春 桥身边生活和工作，如果拿不起笔杆子，那就显得很不般配了。至于那位女性的模样长得如何，是否年轻，漂亮，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内在的素质和教养，外貌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如果比垂垂老矣的文静略胜一筹，我觉得张春桥是会同意的。何况张 春 桥和我，都憎恶林 彪，叶 群“选 妃”的那一套做法，我们决不会像某些文章的作者所杜撰的那样，“派人到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 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要年轻，漂亮”，挑出来给张 春 桥做老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寻访。我考虑我所要物色的人选，最好是四十岁左右的独身女性，有较丰富的工作经历，工作单位大体在党政机关以及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这样的女性具备和张 春 桥共同生活和“对话”的基础。不但这种女性对张 春 桥要有所接触和了解，而且最好张 春 桥也见过她们的面，那末“牵线搭桥”的工作就会方便得多。方针确定以后，我先不和有关的人直接接镯，而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变明查为暗访，如有符合条件的人，我就先了解是否是单身女性，然后打算把有关情况向张 春 桥汇报；等到认可以后，我再找某个“对象”谈话交底，征求她本人的意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充当“介绍人”。因为，我深知“强扭的瓜不甜”，这类事情，还得双方自愿才能臻于美满。这项绝密“任务”，关系到张的终身大事，我始终小心翼翼，亲自去办，从不交给其它人经手，连我的机要秘书小张也被蒙在鼓里。这真是一项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兜了一个大圈子，既要了解清楚，又要不露声色，可是结果却颇为令我失望：凡是符合条件的那些“对象”，都是早已有了家庭的人；而有些独身女性，则是思想政治水平和文化素养等不够条件。我选来选去，觉得要从四十岁左右层次较高的女性中，找到至今独身并适宜成为张春桥的妻子的人，实在是难上加难。终于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对象”正当我伤透脑筋的时候，一个竟外的机会让我“捕捉”到了一个理想的对象，有一天，我到上海文教系统某机关去参加一个会议，听取向基层单位派出的专题调研组的工作汇报。当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性的发言，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分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言辞敏捷但又不像某些女性那样咋咋呼呼。我插话问了她几个问题，她都能对答如流，还能列举出一些人员的具体情况作为左证，这说明她在调查研究时，对基层单位的情况摸得很透，工作作风很深入、很细致。我特别欣赏的是，她在发言中敢于对我的某些看法表示异议，而且能够委婉而明白无误地说出她为什么不同意的理由，我认为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因为社会上阿谀奉承的人不少，在自常生活或工作中，顺从或是附和领导的意见，往往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用沉默来表示异议已经算不错了，至于能当面说出不同意见来的，简直是凤毛麟角。我对这位女性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散会以后，我用随意交谈的方式，向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又是这个机关的领导了解她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说，这位女性是S女士，党员，曾经做过多年的机关工作，又在一个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过编辑，有相当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回答我听说过这位S女士，但是没有见过面。会议主持人说，她调来我们单位不久，前一时期，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向领导写了书面汇报，受到领导上的重视，转给报纸公开发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听了更为高兴，因为就是我看到了这份书面汇报，认为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所以特地上送给北京的张 春 桥过目，由张 春 桥批示同意后公开发表的。当时我只知道这是下级某部门送来的专题演示文稿，并不了解就是出于S女士之手。那个会议的主持人看出我颇为赏识S女士的才干，就进一步补充说：她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负责，下去调査研究的时候，往往全心全意，没日没夜地干，因为她现在是独身一人，别无牵累；她曾经有过一个不幸的婚姻，因为她不育，对方就和她分手离婚了。这样，她反倒把全副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我听了心里感到很满意，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和给张 春 桥找对象的要求倒是非常吻合的。当然，美中不足的是S女士的相貌平平──一个普通的四十来岁的女干部，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她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也就足以弥补外貌上的不是了。拿定主意以后，我丝毫不露声色，请会议主持人把S女士找来，由我单独和她谈话，讨论如何进一步深人调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信奉毛泽东讲过的一句话：“要想认识一个人，一定要和他谈一次话。”此言不谬。由于我们之间是工作谈话，所以S女士显得毫不拘束，她比较敞开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倾诉了工作中的甘苦。通过这样的交谈，我对S女士的思想水平，性格特征，工作作风，兴趣爱好乃至于生活经历，家庭情况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谈话结束，我和她握手道别，她在明处，我在暗处，她对我的意图毫无察觉，我想：下一步，该轮到我向张 春 桥推荐了，只有得到张 春 桥的认可以后，我才能正式征求S女士的意见哩！此后几个月，由于毛泽东 病重，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向各省、市、自治区书记发出了“毛主席 病危”的绝 密 电报，接着，唐山又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的领导忙于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张 春 桥无暇他顾；到了九月份，又集中 全力替 毛泽东 治丧，我虽然到过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和张 春 桥作较长时间的详细谈话，这样，“找伴”的事情，就暂时被耽搁了下来。当面向张 春 桥汇报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的丧事办完以后，我接获卫生部部长刘 湘 屏的电话，要我随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几位专家、教授，搭乘一架专机赶往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毛泽东遗 体保存研讨会。我终于得到了向张 春 桥面陈一切的机会。我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通宵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给张 春 桥通了电话，他约我下午到钓鱼台去，由他派车来接我。下午二时，驾驶员开了一辆大红旗轿车到人 民大 会 堂，把我接到了钓鱼 台九号楼。张 春 桥住的九号楼，楼下是大客厅和工作人员用房，二楼外间是他的办公室兼小会客室，里间就是他的卧室。住所布置得简单、朴素，外间的办公室兼会客室里，中央放箱一张小圆桌，四周是四张软椅；临窗的一边安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有一些活页夹，我趁上卫生间的机会，顺便看了看他的卧室。卧室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两只小沙发；床上既没有席梦思，也没有丝绸被子，看得出主人的生活是简朴的。张 春 桥让我在小会客室背窗的一只软椅上坐下，他就坐在我的左首，朝着门口，服务员端来了茶水，我喝茶，张 春 桥 点起了一支烟，侧脸看着我，谈话就这样随意地开始了，我那天有几个重要的话题要和他交谈，当然我有意把给他找伴侣的事放在最后谈。在谈话的过程中也穿插一些日常生活的闲聊，他给我说了地震的那几天自己是怎么过的。我问张 春 桥：“最近身体怎么样？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你为毛主席 守灵的时候，几次用手抚摸心脏部位，是不是胸口发闷，有没有去检查过心脏？”“当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张 春 桥笑笑说，“后来电视放出来我也看到了，可能那几天实在太累了。”“还是要注意身体，现在有没有机会出去活动活动？”“整天除了看文件，批文件之外，就是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出去一下。”张 春 桥吸了一口烟，继续说，“不过最近我每天早上，在钓鱼 台院子里走上一个小时，绕几个大圈子，坚持散步。”“文元同志搬走以后，可以谈话的人就少了……”我知这姚 文 元和他过从 较密，王洪 文和他的日常交往则很少。前一时期，姚文 元的家属（妻子和孩子，从上海迁北京，姚 文元就搬出了钓鱼台，全家迁到西单附近过去簿 一 波住的四合院，钓鱼台里找张 春 桥的人就更少了。“是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早餐来，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张 春 桥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像叹息，又像自嘲。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觉到了张 春 桥的寂宽和孤独：妻子离了婚，孩子不在身边，自己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既不爱打牌，又不打网球，当了中央首长更不能随意外出，他是个爱聊天的人，目前的这样一人独处的日子实在难挨，怪不得他在给我的信里写着：“现在整天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不禁对他的处境寄于莫大的同情，他确实尽快需要“找个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谈话谈到这里，火候也到了。我当即把话转人了正题：“春 桥同志，上次你写信要我办的事，我做了努力，但觉得很没有把握，今天想当面把情况向你介绍一下……”他马上就意识到我要谈的就是“找伴”的事，轻轻地“嗯”了一声，便不再说话，他也不正眼看我，一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微微地垂下眼帘，仿佛在凝视着远处的什么地方。但是，看得出他是全神贯注很伃细地在谛听。我把我找“对象”的过程作了概要的介绍，然后着重谈了S女士的基本情况，叙述了我和她直接接触的印象。当我谈到S女士写的那份调查研究的专题汇报，就是经张 春 桥作了批示后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他颇感兴趣地抬起头来问了一声：“是吗？”我如实地介绍了S女士的政冶水平和文化素养，当然我也不加隐瞒地谈了她的相貌很普通以及她过去离异的原因……最后，我说我并没有把任何底细透露给S女士本人，而是想先听听张 春 桥的意见，如果可以考虑的话，我再和她接镯，当然还要看她自己是否愿意。张 春 桥从头至尾听完了我的介绍，沉默了片刻，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说：“这件事今天先不定，我再考虑一下，以后再告诉你。”我说：“那好，如果需要的话，我把她的档 案材料调出来，那上面还有照片，一起送你看看。”张 春 桥微微颔首。这次当面介绍的谈话就算结束。过了十来天，已是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张 春 桥把我寄给他的关于电影《反撃》问题的一封信，圏阅后退还给我，同时在信的右上角注了一行铅笔字：“你上次提到的某某单位那位女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这封信没有写“绝 密”“亲启”，是经过几个秘书的手，随文件一起送来的，当然，谁也看不懂右上角注明的那句话有什么含意，只有张 春 桥和我两个人心照不宣。我觉得张 春 桥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刻抓紧办理：通过市革命委员会的有关 部门，我把S女士的人事 档案材料全部调来，为了避免引起猜疑，我故意同时调了另外不相干的三、四个人的档案材料，要有关部门一起给我送来。当天晚上，在灯下我一个人打开了一封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有女士的履历表，自传，入党志愿书，党员登记表，历次 政治 运动小结以及组织上对她的鉴定等等。我从头至尾翻阅了一遍，总的印象不错，我认为比较符合张 春 桥的要求，特别使我满意的是，在其中的几张表袼上，贴着S女士不同时期的照片，我暗自思忖：这下子张 春 桥可以“如见其人”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上午，我把这个档案袋套上了一个大信封，由我自己密封，写上“北京　中央办公厅　张 春 桥同志亲启”，交给市委的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员是搭毎天的航班直飞北京的，我估计当天的下午或傍晚就可以送到张 春 桥的手里。谁知道，这一天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当档案 袋刚送到张 春 桥案头的时候，他就被抓起来了。一幕我张 春 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我对苏 振 华、倪 志 福、彭 冲等几个政 洽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S女士，姑隐其名。我虽然要求他们帮助我把S女士的档案转回了上海，但是我一直深感不安，因为S女士确确实实自始至终是被蒙在鼓里的，而我却背着她干了一些事，应该说是侵犯 了她的人 权。我也暗自替S女士庆幸，因为我给张春桥“找伴”这件事，亏得没有成功……题外的话文 革结束以后，张 春 桥的离 婚及“找伴”也随之而结束。一九八一年，张 春 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二年后，改为无期徒刑，张 春 桥在北京秦 城 监狱关了二十多年，获释以后，文静仍和他生活在一起，共度晚年。文静和张 春 桥的婚姻关系又延续了下去，但这已经是后话了。本文选自十年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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