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军户制度,是在剥削军人户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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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军制及军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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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维持军队的主要开销,来自于屯田制,也就是朝廷给地方驻军提供耕地,让军户耕种,收成的绝大部分都拿来养活军人,留下一部分给军户维持生活,朱元璋对这种制度沾沾自喜,炫耀说军队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按照相关记载,军户耕种土地,收成的百分之七十五都要上缴,而且上缴的数目是固定的,不管当年是不是受灾了,是不是颗粒无收了,粮食都是必须上缴的,有些军户遭受灾害之后,无法上缴粮食,只能够卖掉所有值钱的东西,凑足银两,抵作上缴的粮食,而且军队对军户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不能够上缴粮食,遭受的是最为严厉的惩罚。军队之中的武将,只要是能够掌控权力的,几乎个个都是贪墨的,他们无情的盘剥军士,对下克扣军饷,对上谎报军士数额,套取军饷,截取到的银子全部都归自己了,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大量的兼并土地,将朝廷划拨的耕地据为己有,根本不管军户和军士的死活,这些军官,甚至将军队也视作自身所有,专门培养数量不少的亲兵,护卫自身的安全,这些亲兵的待遇还是不错的,有着一定的战斗力。这完全是逼着军户得过且过,甚至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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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没有对此沾沾自喜,还在元朝残余势力在长城以南混战时,就开始用开中法弥补缺额了。大明维持军队的主要开销,初期来自于所过皆残破。但问题是,自己的地盘上只能在刚征服时抢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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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又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造成的,明朝文官的腐败和无耻也是登峰造极,对卫所缺乏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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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明代的卫所制,以军屯保证其自给自足,由世袭保证士兵来源,所以封闭、保守是其突出特点。明代大多数卫所,都建立了完备的军屯制度,卫所军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种,要求基本上做到自给自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军士屯田是古代中国政府解决军队后勤补给的主要措施??明初,由于常年战乱的影响,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丞需征薄赋行轻徭,与民休息。指望百姓赋税供养庞大军队是不可能的,自养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明朝政府承袭了元代军屯的遗产,并将之扩大化,在全国绝大多数卫所开展屯田,力求实现军粮自给。”但永乐晚期,军屯制度已开始遭到破坏。宣德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频频发生。甘肃、宁夏可行水灌溉的良田沃土, 皆为镇守官及官豪横官旗所占 。大同参将曹俭, 占应州等处庄田一百五十余顷,又私役大同诸卫军百余人耕种 。结果是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 卫所是建立在屯田之上的,屯田可谓卫所存在的一个经济基础。如果“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更为不足。 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卫所之制始破坏矣”。屯田是一种国有土地,随着明代社会发展,由于抛荒、豪强地主霸占、租佃典卖等因素屯田渐渐转为私有,卫所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地,衣食无保证。加之部分军士转而占据耕地,不在作战,也不利卫所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卫所制下严格的人身束缚开始松动。明朝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 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 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 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 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 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 十一年,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 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 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军籍成为卫所军士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从卫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现象即已存在。朱元璋令天下诸司追捕这些逃亡军士,并于洪武四年,严定罚例,从小旗至千户,以逃亡人数多寡定罚俸降级不等。
此后,逃亡人数有增无减。嘉靖八年, 桂萼上天下兵籍,仅九十七万。至胡松考舆地,又止八十四万五千八百而已。而天下卫所军士的总额,估计在300余万。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终明之世,卫所制不废,清勾亦始终举行,但依然是没有用的。很多军士逃走后,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不再返回。
卫所越发军备废弛,“建炎元年知县事绍兴。初建剑盗蜂起,正练兵屯守弓手余招酗酒,曜马入队,队长不能止,正即斩狗部下”。卫所制的废弛,使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承担其正常的军事职能。明代军队的建置,在京城及边地安置了大量军队,尤以京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驭轻的作用,京军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京营军士78卫,人数不下30万。皇城周围又设置50余卫,军士20余万。 京军在全国军事防卫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当时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致使腹里卫所城池空虚,遇警则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军的支援。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亦需京军支持。 京军的居重驭轻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土木之变,明英宗率50万京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威胁京城,京军已无能为力,不得不调边兵入援。到嘉靖时,卫所军出现了一碰即溃的局面,而只能募兵征战了。京军已因不习战阵,恐伤国威而不轻易派遣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卫所制,地位上其实在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 对卫所制实存的弊端,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也有了认识。但扭转这种境况的策略却不甚得力。京营从于谦把三大营变为十团营,此后营制纷更不定,而京营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对卫所的被动调整和变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提高将领权力的做法和改银召募的尝试,这些变革多少触及了卫所制的实质性问题。
明太祖分府设将,明成祖分营统兵,以避免历代强臣握权重兵的隐患。 京营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试图调整卫所制下兵士终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状况。从三大营变为十团营以后,精锐士卒被编入团营,老弱不堪者归本营,称老家,专供役使。但老家制度仅行于京营,这就使卫所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银召募的办法,更是大胆地突破了卫所制的世袭传统。这在班军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班军之设,始于永乐。承平日久,班军渐渐被用于兴作,操练日减乃至全废。正德以后班军作役已成为普遍现象。军卒因畏惧劳作而愆期不至。虽严定罚例,仍不能禁止。班军将领又畏惧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 京操班军由于地处京师,土木之役较多,权贵及有司俱以班军作役为利,所以改银召募之议难以顺利实行,况且16万班军尽数撤还,京师也未免空虚无靠。边班官军则相对灵活些。
永乐年间命内地军轮番戍边,称边班。戍边班军虽不像京班官军全部用于输作,但由于戍地遥远,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时,逃亡现象也很严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召募的士兵,无论在人身自由、薪俸还是服役时间上待遇都比卫所军士要好,这也使得卫所内部出现了外走倾向,卫所制也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另外,明朝设五军都督府来统率全国的司、卫、所。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或都督府都无权调兵。五军都护府与兵部是相互制约的,兵部又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护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处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要等兵部下令才能遣将调兵,这样虽然可以防止大权旁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明朝军队作战时指挥不灵,没有效率。而且作战将领都是临时任命的,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领对自己的士兵也不够了解,相互之间缺乏感情。这些对作战都是相当不利的。“处于控制兵权的需要,卫所长官只有训练的义务,没有调动的权力。在当时落后的通讯条件下,卫所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根据当地国防形势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造成卫所制废弛的原因很多,但卫所制所实行的一些基本政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卫所制内部所进行的小修小补式的变革,也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卫所的衰败趋势,明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便走上一条与卫所制相脱离的道路。总之,卫所制本身的弊端,决定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走向崩溃的必然。 募兵出现于朱元璋起兵创建明王朝时期,明王朝建立后,创行卫所制,军队的来源已有保证,基本不再采用募兵的方式了。但卫所中的某些特殊组织,仍由召募得兵,如骁骑舍人、校尉、力士等。这些士卒隶于锦衣卫,不同于一般的卫所军。如前所说:在明代,军和民是不同的,“军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自有军籍,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工部。军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分开的。军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而且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还要到原籍勾取,继了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执行所谓的“勾军”,这样。卫所军户的世世代代,就被固定到了卫所。相比之下,募兵的处境要好很多。募兵无特殊户籍、领饷银、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加之当时的卫所军备废弛,战事吃紧,募兵制就渐渐的发展起来了。洪武、永乐时期,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朱元璋时期,明军多次北征,基本上解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北边部署重兵,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永乐时期,国力强盛,边防甚重,又六次北伐,以攻为守,故明前期边患不重,也无须为此募兵。仁宣时期,鞑靼势衰,明朝的边防政策,亦转攻为守,维持和平。 正统时期,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由于蒙古瓦剌部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
正统十四年,也先发兵内侵,明英宗率兵亲征,全军覆没。从此明王朝进入了中后期战乱频仍的时代,狼烟四起,边患迭兴,兵力不敷,不得不募兵为用。《嘉靖尤溪县志》中就有募兵的记载:“新县治置田养士开封,盗起,民多敌意,乃募壮兵固守,贼始终不敢犯”。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募兵虽不是最主要的军士,但他们也有了很好的战斗力。而且,时常被动荡的社会所需要。 如果说洪武永乐时期的募兵是对当时兵制的一些小修小补,仅为一时之需,那么宣德以后的募兵则与明初有所不同,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宣德以后的募兵,多由于边境战争频发、兵力不敷而进土木之变后,京军溃散几尽,各地的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明王朝于是派官募兵,这样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募兵。正统十四年, 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统令操练,遇警调用。在诸边镇,则召募土兵。景泰元年九月,遣官于延绥诸镇各召募土兵5000人。天顺元年八月,亦选沿边民丁为土兵。这些募兵的待遇: 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杂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许勾补。
嘉靖时期,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募兵作为救急良策而被广泛采用,这是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嘉靖中叶,'南倭北虏'肆虐,明军的弊端彻底暴露,明廷采取了诸如加大募兵力度、改革武举等一系列提高军事实力的措施,才勉强顶住了外来压力。”此时的募兵制不仅行于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卫所制受到的挑战和威胁也越来越大,在明朝的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东南沿海倭患时,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10万。募兵从此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募兵制在嘉靖以后大规模发展,使中央对募兵的控制权相对松动。募兵权仍集中于中央,并时常派出御史和科道官专门负责。但召募的具体工作,由地方武将进行,中央派出官员仅授权而已。由于各地募兵渐多,经常是不派专官负责的,由地方最高军事官员督抚处置,但须事前审报批准。督抚再授权卫所官办理,并给予钧帖为凭。
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来去相对自由,所以多有乐于应募者,应募为兵已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 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四川西部的茂叠地区,土地贫瘠,不养桑蚕, 人所为命者,惟是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动见逃窜。
这也威胁到了卫所制,一方面,募兵制的存在威胁着卫所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卫所军士投入到募兵队伍,从卫军内部瓦解着卫所制,“为摆脱军役困扰,大批缺乏其他职业技能的军户纷纷利用了明中叶兴起的募兵制,投入到营兵系统中,虽然仍是作军,但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变”。
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量大增,国库日拙;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相继逃亡,天启时,各地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暴露无疑。 军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明代军户是户种之一,军户所种虽然称“军田”其实是“军户田”,军户全家还是农民,照样要缴纳赋税,照样服役当场,只是家中有一个特殊的“军役”。因此其他部分役是可以减免的(三役中,均瑶和杂泛可免,但是里甲正役不可免,只是在计算里甲役的人丁田产时,军户出丁一人可以豁免40亩)。军役的概念,是军户一家要派一丁去卫所,其实为了充军役,军户一家至少要有三个成年男子(一个是正丁,一个是余丁,这两人要去卫所服役,一个留在原籍的补丁,以防止应役者逃亡或者去世要立即补上去),因此明朝规定军户是不准析户的。但是明朝的制度,军丁服役的卫所离原贯很远,往往有上千里(这是为了防止卫所军丁私自逃回家)。因此事实上明朝的军户其实都分为两家----一家在原籍务农,一家去卫所服役。这样于公于私都方便,对于军户家庭,在家务农的豁免了部分劳役,只需要承担大约十年一次的“服装”(给在卫所军户家庭津贴),对于卫所军户家庭,虽然籍贯还在原处,但是已经逐渐变成卫所的“土著”了;对于卫所这样也方便多了,一旦正丁亡故或者年迈,不用派人去原籍勾取补丁(这往往要花费大半年功夫),直接勾取卫所军户家庭的其他壮丁即可。这里“为军”如果是指成为军丁,那么整个军户大家庭中,只有一个人“为军”;而如果说“为军”指的是成为军籍户(即军户),那么全家人,不管是留在原籍贯种地的,还是在卫所当差的,都是军户。没有说一人成为军户,全家都必须去卫所的道理----如果这样一来,原籍的军(户)田谁来种?田赋谁来缴?里甲正役谁来充?洪武帝明确规定,军户不可免里甲正役---而如果全家都去卫所,不就直接逃了原贯的里甲役吗?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有军丁借口“携带余丁”,居然带了30多个余丁去了卫所,这就意味着他全家都搬到卫所来了,严格说这是违制的)。之所以有人(包括一些学者)会将明朝军户制度搞错,如宣称军户是全家在卫所应役,耕种的是卫所的军田。这是因为明朝文献有点含糊。即作为户种的在原籍贯的“军户田”和在卫所正丁和余丁耕种的“军屯田”,都可以称为“军田”,很容易使人将两者混淆起来。事实上留在原籍的军户家庭耕种军户田,是不参与军屯的(除非他们逃籍离贯跑去卫所)。而卫所军丁耕种军屯田,被视为在卫所服役的内容,严格意义上是纯当差,只领取口粮,这也是为何军屯制度将军屯户口粮称为“交验粮”,形式上必须经过先上缴军仓,再发还这一过程(实际上交验这一手续经常被省略了),这样“交验”一下,这就不是军屯户“余粮”而算是卫所发给军屯户的“军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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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没办法啊,不这样搞,国家穷死了,本来就是维护地主利益的。现代社会的发展得益于科技!不然能好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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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完全是人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最初的政策制定有非常好的出发点!但是,在执行中,基层的管理者往往曲解政策,从而导致政策被畸形的执行。然后,沉淀了矛盾,尽管中间有或多或少的修正,但是,修正的结果,依然不能改变矛盾积累的结果,直到那崩溃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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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反腐越来越深入,抓将军、清退军官违规住房、规定奖励表彰向作战部队倾斜后,开始抓军队训练,陆军第40集团军某摩步旅推行军事训练问责制,先后有319人被问责。多名战士武装拉练考核时偷偷减少负重,3名科长跑3000米时安排士兵半路潜伏,偷偷帮忙。
这种“玩法”古代军中也是常有的,以明朝中后期军队为例,这种偷奸取巧、弄虚作假比比皆是,军中有钱者可以“买闲”,比如搞急行军几十公里之类,太累体能吃不消怎么办?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可以免于训练,待在军营里睡大觉,或是逛窑子都可以。
不要说“买闲”,就是买荣誉也可以呀,你说你当兵想拿个什么荣誉证书,向父老乡亲炫耀一下,可是自己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立过什么军功怎么办呢?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发给你。
不要说买荣誉,就是买官也没问题。“排长”、“连长”都有价码,要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要是“既跑又送,提拔重用”。所以,你要是会溜须拍马,舍得下血本,在军中混个一官半职的,并非难事。
不要说买官,就是把军队“买”下来也不是问题。比如土匪、黑社会私贩食盐是违法的,怎么办?没事,只要他们肯掏钱,军队可以抽一支小部队去做保镖,给予全程护送。《皇明条法事类纂》就提到,军队“往往接受盐徒财物,护送私盐出境。”这不就等于把国家的军队“买”下来,给自己做保护伞用了吗。
这些“怪现状”说到底是军队腐败的表现,明朝中后期尤其明显,除了以上所说的,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其一,就是各级军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军用物资,如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天启年间,山海关“营房每间价六金,镇将侵克费不五六钱;马料刍克,十扣其半”。军官在营房的建造中或克扣工程款,或拿回扣,这些钱常常是工造价的一半以上,可想那些军中管后勤的军官该有多肥水,发了多大的财。
又比如明代名臣马文升在《修饬武备疏》提到,掌管军器制造的军官侵吞料价银,致使造出的兵器成劣质产品,“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不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是难以想象用这样一批伪劣武器,怎么能在战场上杀敌制胜。
还有一块肥肉被军官所贪占的,就是军田。明初为保证军队的供给,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推广屯田制,“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官俸兵粮皆于是出”,起初效果不错,基本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可是后来,屯田被皇室、勋戚、军官们吞并,终致毁坏,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养兵,加剧百姓的负担。
军官们不光“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而且“凡应纳屯粮,悉置之度外”,即世代霸占了屯田,还因“军官身份”不用纳税,田产上的所有收入都归自己私有,有此等好事,谁不霸占屯田为己所有呢,结果,明英宗时,“侵占屯地4100余顷,递年不输子粒。”
这是贪占财物,还有贪占士兵呢,把士兵当成私人劳动工具使用也很寻常,在当时叫“占役”。叶盛的《劾内官弓胜疏》讲到,景泰年间,有军官调发军士为自己管理屯田,驱使士兵为自己建房造屋当苦力。《明会要》也有记载,“军士之杂差,拔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
这些被军官“占役”的士兵拿不到一分钱的劳动报酬,跟家奴无二,不听差使,还会遭凌虐暴打,真是“占役之弊,苦不言忍”。
“军无定用”的占役,搞得军人不像军人,农夫不像农夫,市井不像市井,军人干了太多与军队无关的活,影响了军人的军事训练,没有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上了战场怎么打得了胜仗?再说了, 既然当兵是干农活,而且还是无偿地干,如此劳累,那还不如不当兵,在家干农活的好,在家干农活 ,干多干少总归自己,所以,士兵逃跑、脱籍的很多。
正如《明会要》所说,“滥役军丁,而勒其锱铢,甚有一官而包占数士卒……富者尽材,贫者竭力,以故流窜逃亡,不啻过半。”
至于军官克扣士兵粮饷,就更多了:“都司卫所官贪贿差放,有征办需索加倍,或包纳月钱,纵放买卖,或以供应上官为名,勒除月粮,或指差操刻减布花。”朝廷发给士兵的军饷,军官都要雁过拔毛,有时候毛儿拨掉一半,“以十万四千计”,士兵穷困得跟叫化子似的:“在边军士多有衣不遮体,食不饱口,疲损羸弱,形容枯槁”。
叫化子军队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还能保得了朱明王朝的性命?笑话。
但军官们仍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他们还想着法子向朝廷虚报士兵数,“吃空饷”、“吃人头费”,即军中本无此士兵,但花名册上还有名字,上面照名册发饷,钱都进了武将的腰包。为了多“空饷”,一方面,军官向朝廷虚报兵数,如《明史·袁崇焕传》载:“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也就是说,士兵只有四万七,却虚报十万,多吃了一倍的空饷。看样子,似乎不虚报也不行,因为士兵不到二万,却设置了上千的将领,不多弄点空饷,怎么养得下这么多将领?
另一方面,对那些“皆苦于饥馑,迫于贪残,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
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会要》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十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就算因为基数较大,仍然显得有庞大的军队数量,但因为军队腐败,训练荒驰,士兵临阵畏缩不前,看到敌人一多就败逃,无可收拾。比如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六七十人的残余倭寇,在明境“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一伙六七十人的日本鬼子,竟可以在大明境横行数千里、80多天,杀死杀伤大明四五千人,连御史、把总、县官都被杀死,可想而知,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何其低下,甚至连乡勇(民间武装)都不如。事实上,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的乡兵乡勇,组成“戚家军”、 “俞家军”,比国家正规军还有战斗力,为平倭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军队腐败,以至毫无战力,朱明王朝以庞大的军队却敌不过金清“一小撮”军队,硬是上演了小蛇吞大象的惨剧。明朝军队腐败其实是权力腐败的缩影:明代军中腐败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与当时整个官场权门请托,贿赂公行有关,贪污腐化尤如釜底抽薪,它对朱氏王朝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比来自任何一方都要大,也更为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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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明中期的营兵制对卫所也有很大的瓦解作用。
以督抚总兵为首的战时军事体制的创立,是明代军事制度的重大调整。 这些军事官员所领之兵的组织形式,也完全有别于卫所,这就是营兵。营兵是由从募兵和卫所兵种选出来的精壮之士组成,因而有很高的作战能力。但它抽走了卫所兵的精英,对卫所而言,是不利的。
总督、巡抚所统之兵称标兵,往往有一营或数营。总兵及副参游守所统之兵,均独立为营。营伍设置及人数均没有统一的规定,其人数一般是随领兵官职位的高低而变化的。嘉靖时的宣府镇,正兵营,由总兵官统领,官军5000人;奇兵营,副总兵统领,兵3000;旧游击营,由左游击将军领兵3000;新游击营,右游击将军领兵3000;总督军门标下游兵3000;巡抚标下800人;五路参将营兵各3000人;极冲要处守备19处,各领300人;次冲要处守备9处,各统200人。
营兵的来源,一是募兵,一是卫所军。明中期以后的募兵除少数部分由卫所带管外,主要部分均充任营兵,可以说营兵是以募兵为主。卫所军转为兵,有两种途径,一是私投为兵。募兵待遇优厚,卫所兵纷纷投充为募兵,辽东经略熊廷弼指出: 旧军以粮薄纷纷弃伍投充新兵,旧营伍无一处不乱。
第二种途径,也是最主要的途径,是抽调卫所军到营而转为营兵。嘉靖时,已有 抽边军丁补兵之议 ,理由是: 时当事者以军与民壮并无在食粮之额,用以充抵民兵,则兵数不亏,饷数自减。盖于总参新法中仍参用军伍,存卫所初建意,兵制有变而得其善者,此制也。
由于卫所军经常被抽选为兵,从而出现了一个新概念-- 军兵.嘉靖末,嘉兴府郡城五营民兵及守台乡兵,以次裁革,止存募兵三营及 抽选海宁卫所军兵二营 ,每营设队什长,俱属兵备及参将统调。这种军兵,多出现于嘉靖倭患平息之后,以募兵费饷,故汰兵选军, 于原在食粮之额,加至一石,但仍比募兵省费用。
由卫所调出之军,在营则为兵,统辖、使用、饷给等均不同于卫所军。 但若回卫,则仍为卫所军。我们从下面班军的情况,即可清楚地看出其双重身份。嘉靖三十三年,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青,同兵部尚书聂豹争班军职掌,相持不下,明世宗命科道官议之,于是议定: 自今班军上班,由都司送部,由部到营,该营不得而先。盖军未上班,是为外卫,外卫固属之本兵(兵部),使营中先收,孰从而知其多寡虚实之数?班军下班,由参将送总督,总督咨兵部,该司不得先。盖班军未下班,是为营兵,营兵悉隶于戎政,使该司先收,孰从而知其到否?是以属营为兵,属卫为军。
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兵主战,军主守或屯, 兵御敌而军坐守,兵重军轻,军借卫于兵,壮军乃复充兵。“自嘉靖始,募兵在明军中的比例日益提高,由募兵和卫所军士中抽选的精壮组成的营兵成为战争的主要承担者,卫所军退居次要地位,主要承担一般性的防守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营兵的预备役队伍。”《明书》指出: 厥后卫所军第征屯租,而操练全废,军归农,不习兵。但营兵仍为因战事而设的军事组织,流动性很大,随战事调发,没有固定的驻地,事毕裁革,募兵归乡务农,卫所军还卫。营兵制并没有彻底取代卫所,卫所制一直存在到明朝灭亡,清初改卫所军为屯丁,卫所制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才彻底消失。
总之,明代卫所制度是处于一个慢慢分化瓦解的状态。卫所制本身所具有的很多特点,比如军籍制、清勾、世袭等,在明初战事吃紧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弊端。可随着历史的发展,卫所制的弊端暴露无遗,卫所军士益发颓废,再遇战事就只能依靠募兵作战了。而募兵制和营兵制的存在,一方面不断地渗透和威胁着卫所制,另一方面,很多卫所兵尤其是精壮的卫所兵加入到募兵营兵行列,减少了卫所兵的数量,消弱了卫所兵的质量。而此时的军户屯田私有化的转变,又使卫所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就军事上而言,卫所制走向衰落也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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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卫所制,以军屯保证其自给自足,由世袭保证士兵来源,所以封闭、保守是其突出特点。明代大多数卫所,都建立了完备的军屯制度,卫所军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种,要求基本上做到自给自足。卫所制的这一特点,是与明初特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多年战乱,使明初出现了大量荒闲土地,政府得以进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划归卫所管辖,军屯有充分的保证。“军士屯田是古代中国政府解决军队后勤补给的主要措施??明初,由于常年战乱的影响,经济凋敝,百废待兴丞需征薄赋行轻徭,与民休息。指望百姓赋税供养庞大军队是不可能的,自养是唯一的办法。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明朝政府承袭了元代军屯的遗产,并将之扩大化,在全国绝大多数卫所开展屯田,力求实现军粮自给。”但永乐晚期,军屯制度已开始遭到破坏。宣德以后,卫所官侵占军屯田地、私役军士耕种之事,已频频发生。甘肃、宁夏可行水灌溉的良田沃土, 皆为镇守官及官豪横官旗所占 。大同参将曹俭, 占应州等处庄田一百五十余顷,又私役大同诸卫军百余人耕种 。结果是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 卫所是建立在屯田之上的,屯田可谓卫所存在的一个经济基础。如果“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众,屯粮更为不足。 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盐粮,又益之以京运,卫所之制始破坏矣”。屯田是一种国有土地,随着明代社会发展,由于抛荒、豪强地主霸占、租佃典卖等因素屯田渐渐转为私有,卫所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地,衣食无保证。加之部分军士转而占据耕地,不在作战,也不利卫所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卫所制下严格的人身束缚开始松动。明朝卫所军士别立户籍,称军籍。军籍和民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 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 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 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 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 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勾取族人顶丁。洪武二 十一年,为了使卫所军有稳定的数额,开始编造军籍黄册,并规定 同赋役黄册一样,每十年编订一次,以防军民户籍的紊乱,军籍世袭,民户 一经签派为兵,就永远不能脱籍。军籍成为卫所军士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便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从卫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现象即已存在。朱元璋令天下诸司追捕这些逃亡军士,并于洪武四年,严定罚例,从小旗至千户,以逃亡人数多寡定罚俸降级不等。
此后,逃亡人数有增无减。嘉靖八年, 桂萼上天下兵籍,仅九十七万。至胡松考舆地,又止八十四万五千八百而已。而天下卫所军士的总额,估计在300余万。有鉴于此,从宣德时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军御史,分道清理逃军。各卫所也纷纷派人到逃亡军士的原籍勾丁。终明之世,卫所制不废,清勾亦始终举行,但依然是没有用的。很多军士逃走后,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业,通同军户,不再返回。
卫所越发军备废弛,“建炎元年知县事绍兴。初建剑盗蜂起,正练兵屯守弓手余招酗酒,曜马入队,队长不能止,正即斩狗部下”。卫所制的废弛,使军队的战斗力明显下降,甚至难以承担其正常的军事职能。明代军队的建置,在京城及边地安置了大量军队,尤以京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驭轻的作用,京军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
京营军士78卫,人数不下30万。皇城周围又设置50余卫,军士20余万。 京军在全国军事防卫中地位举足轻重。在当时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致使腹里卫所城池空虚,遇警则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军的支援。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亦需京军支持。 京军的居重驭轻的地位并没有保持多久,土木之变,明英宗率50万京军出征,几乎全军覆没。正德时,刘六刘七起义,威胁京城,京军已无能为力,不得不调边兵入援。到嘉靖时,卫所军出现了一碰即溃的局面,而只能募兵征战了。京军已因不习战阵,恐伤国威而不轻易派遣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卫所制,地位上其实在处于一种下降的趋势。 对卫所制实存的弊端,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也有了认识。但扭转这种境况的策略却不甚得力。京营从于谦把三大营变为十团营,此后营制纷更不定,而京营状况并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对卫所的被动调整和变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提高将领权力的做法和改银召募的尝试,这些变革多少触及了卫所制的实质性问题。
明太祖分府设将,明成祖分营统兵,以避免历代强臣握权重兵的隐患。 京营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试图调整卫所制下兵士终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状况。从三大营变为十团营以后,精锐士卒被编入团营,老弱不堪者归本营,称老家,专供役使。但老家制度仅行于京营,这就使卫所的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银召募的办法,更是大胆地突破了卫所制的世袭传统。这在班军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班军之设,始于永乐。承平日久,班军渐渐被用于兴作,操练日减乃至全废。正德以后班军作役已成为普遍现象。军卒因畏惧劳作而愆期不至。虽严定罚例,仍不能禁止。班军将领又畏惧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 京操班军由于地处京师,土木之役较多,权贵及有司俱以班军作役为利,所以改银召募之议难以顺利实行,况且16万班军尽数撤还,京师也未免空虚无靠。边班官军则相对灵活些。
永乐年间命内地军轮番戍边,称边班。戍边班军虽不像京班官军全部用于输作,但由于戍地遥远,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时,逃亡现象也很严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召募的士兵,无论在人身自由、薪俸还是服役时间上待遇都比卫所军士要好,这也使得卫所内部出现了外走倾向,卫所制也由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另外,明朝设五军都督府来统率全国的司、卫、所。但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督或都督府都无权调兵。五军都护府与兵部是相互制约的,兵部又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都护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处兵之令。有军事行动时,要等兵部下令才能遣将调兵,这样虽然可以防止大权旁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明朝军队作战时指挥不灵,没有效率。而且作战将领都是临时任命的,战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领对自己的士兵也不够了解,相互之间缺乏感情。这些对作战都是相当不利的。“处于控制兵权的需要,卫所长官只有训练的义务,没有调动的权力。在当时落后的通讯条件下,卫所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根据当地国防形势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造成卫所制废弛的原因很多,但卫所制所实行的一些基本政策,是其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卫所制内部所进行的小修小补式的变革,也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卫所的衰败趋势,明代军事制度的变革,便走上一条与卫所制相脱离的道路。总之,卫所制本身的弊端,决定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走向崩溃的必然。 募兵出现于朱元璋起兵创建明王朝时期,明王朝建立后,创行卫所制,军队的来源已有保证,基本不再采用募兵的方式了。但卫所中的某些特殊组织,仍由召募得兵,如骁骑舍人、校尉、力士等。这些士卒隶于锦衣卫,不同于一般的卫所军。如前所说:在明代,军和民是不同的,“军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自有军籍,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工部。军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分开的。军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而且在役正军老疾或逃亡时,还要到原籍勾取,继了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执行所谓的“勾军”,这样。卫所军户的世世代代,就被固定到了卫所。相比之下,募兵的处境要好很多。募兵无特殊户籍、领饷银、不世袭,也无固定驻地。加之当时的卫所军备废弛,战事吃紧,募兵制就渐渐的发展起来了。洪武、永乐时期,边境局势相对稳定。朱元璋时期,明军多次北征,基本上解除了蒙古势力的威胁,并在北边部署重兵,积极进行边防建设。永乐时期,国力强盛,边防甚重,又六次北伐,以攻为守,故明前期边患不重,也无须为此募兵。仁宣时期,鞑靼势衰,明朝的边防政策,亦转攻为守,维持和平。 正统时期,这种相对稳定的局面由于蒙古瓦剌部的兴起而发生了变化。
正统十四年,也先发兵内侵,明英宗率兵亲征,全军覆没。从此明王朝进入了中后期战乱频仍的时代,狼烟四起,边患迭兴,兵力不敷,不得不募兵为用。《嘉靖尤溪县志》中就有募兵的记载:“新县治置田养士开封,盗起,民多敌意,乃募壮兵固守,贼始终不敢犯”。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募兵虽不是最主要的军士,但他们也有了很好的战斗力。而且,时常被动荡的社会所需要。 如果说洪武永乐时期的募兵是对当时兵制的一些小修小补,仅为一时之需,那么宣德以后的募兵则与明初有所不同,伴随着边境紧张局势的步步升级,卫所制的日益废弛,募兵便作为兵力的重要来源而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宣德以后的募兵,多由于边境战争频发、兵力不敷而进土木之变后,京军溃散几尽,各地的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达明王朝于是派官募兵,这样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募兵。正统十四年, 令各处召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统令操练,遇警调用。在诸边镇,则召募土兵。景泰元年九月,遣官于延绥诸镇各召募土兵5000人。天顺元年八月,亦选沿边民丁为土兵。这些募兵的待遇: 给与鞍马器械,秋冬操练,支与口粮,春夏务农住支。免其杂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许勾补。
嘉靖时期,南倭北虏,边患严重。募兵作为救急良策而被广泛采用,这是募兵制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嘉靖中叶,'南倭北虏'肆虐,明军的弊端彻底暴露,明廷采取了诸如加大募兵力度、改革武举等一系列提高军事实力的措施,才勉强顶住了外来压力。”此时的募兵制不仅行于东南沿海,而且北边的边军乃至京营,也逐渐用募兵来代替和补充卫所军。卫所制受到的挑战和威胁也越来越大,在明朝的军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东南沿海倭患时,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数不下10万。募兵从此成为明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募兵制在嘉靖以后大规模发展,使中央对募兵的控制权相对松动。募兵权仍集中于中央,并时常派出御史和科道官专门负责。但召募的具体工作,由地方武将进行,中央派出官员仅授权而已。由于各地募兵渐多,经常是不派专官负责的,由地方最高军事官员督抚处置,但须事前审报批准。督抚再授权卫所官办理,并给予钧帖为凭。
由于募兵的待遇比较优厚,不世袭,也不终身服役,来去相对自由,所以多有乐于应募者,应募为兵已成为一种职业,一种养家糊口的途径。 一人应募,一家可资以养.四川西部的茂叠地区,土地贫瘠,不养桑蚕, 人所为命者,惟是军饷耳,且如五口之家,须应军二名,方得温饱。不然应军一名,且见菜色,如无军可应,则无生可度,动见逃窜。
这也威胁到了卫所制,一方面,募兵制的存在威胁着卫所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卫所军士投入到募兵队伍,从卫军内部瓦解着卫所制,“为摆脱军役困扰,大批缺乏其他职业技能的军户纷纷利用了明中叶兴起的募兵制,投入到营兵系统中,虽然仍是作军,但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变”。
嘉靖以后,明朝便以募兵为主力。卫所军只留虚名,置而不用。万历末年,女真族在东北崛起,因辽东用兵,明政府因此募兵量大增,国库日拙;募来的兵未经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差,又不能按时发饷。结果也和卫军一样,相继逃亡,天启时,各地募兵逃亡的日益增多,募兵制的弊端暴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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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一份(一对夫妻领种土地)是50亩(实际上,华中50亩左右,华北150亩,华东等地一般是12亩--大致是年产量总数为50-75石的土地)。需要上缴屯田籽粒12石,交验粮(这是口粮,交验后发还的)12石。(一说是24石屯田籽粒,24石交验粮)。即便以50亩地年产50石计算,税率50%左右(24石屯田籽粒),这个比例不算苛刻。因为参加屯田的军户在卫所的正丁和余丁,他们来卫所是来服役的,因为他们的在卫所服役,家里已经得到按照规定减免赋税的待遇了。而正常情况下24石交验粮养活一家5口,绰绰有余。军屯的意思,就是说你丫本来是来当兵为国家服务的,但是现在不要你当兵了,你就种地为国家服务吧。至于屯田籽粒,黄仁宇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屯田籽粒的收入一直比较稳定,不会随着灾荒而变化,不过有明史学家指出,有明一朝,没人知道屯田籽粒的实际数字,也没有文官有本事去查军屯的仓库,因此图屯田户交没交籽粒,交了多少,都是一个谜。只知道到明朝覆灭时,那么多籽粒都莫名其妙的消失了,连点影子都没见人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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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7487590 工分: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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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就像中国历代经济改革一样中央政府想法是好的但却不知道再好的政策要靠各级官吏实施谁都有贪心改革就会越到下面越走样你又不能把人全杀光军队是政治的工具他不能有自主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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