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在四野的五虎上将和五虎爱将
林彪在四野五虎上将和五虎爱将
刘亚楼 入选理由地球人都知道。
邓华 入选理由：抗美援朝以邓替黄永胜就可以看出来
李天佑 1纵司令38军军长 四战四平的前线总指挥。
韩先楚 主力纵队司令，“好战分子”。
黄永胜 林喜欢他仗打得好，分别任过几个纵队司令。
苏静 “一人能抵10万兵”这评价足够了
梁兴初 1师师长，林亲切叫他“梁大牙”，后任10纵司令。
钟伟 敢打没有命令的仗，从师长直接到12纵司令。
胡奇才 4纵副司令，林彪命令他到塔山守住塔山。
龙书金 攻坚老虎师师长，攻锦州，东总直接指挥。
刘亚楼（），福建省武平县客家人，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参加红军。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奇功，有“智将”的美誉。文革前夕病逝享年55岁。
早期革命生涯
刘亚楼，福建武平湘店乡湘洋村人。1925年从武平县立中学转入福建省立第七中学读书。1926年底，回家乡被崇德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聘为教员， 1929年8月，他被中共桃澜特支吸收为党员，率“铁血团”参加张涤心等人领导的小澜(今小兰村）农民暴动后，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红校）学习。毕业后，历任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第一营营长兼政委，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政委，红二师政委。参加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参与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取得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光辉战绩。1936年6月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期一科学习。
在苏联与回国参与内战
1936年12月刘亚楼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1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此期间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战术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将作战计划上交给苏联高层，获得苏方重视，被邀加入苏联国籍，刘亚楼谢绝了；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6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此时，经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同年12月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先后参与指挥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提出四组一队战术；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指挥第四野战军14兵团解放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任解放军空军司令（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空军党委会常委、书记。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刘亚楼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亲自主持编写工作，历时5年，共编写完成条令教材306条。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被查出是肝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日下午3时45分，这位年仅55岁的上将、空军司令员病逝，刘亚楼逝世1小时后，他的夫人翟云英就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发来的唁电——林彪还亲自担任了刘亚楼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邓华（—），原名邓多华、字实秋；日生于湖南省郴州（原郴县）永宁乡（今鲁塘乡）陂副村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幼年读私塾，1925年到长沙，先后入岳云中学、南华法政学校读书，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日事变”后返回家乡。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7师政治部任组织干事。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连党代表，第31团组织干事、第3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曾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1930年起任红12军教导队、第3支队、第36师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第3团、第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其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曾率部协同红1团激战三昼夜，打退国民党军3个师的轮番进攻。1934年6月入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10月随军长征。
山城堡战役。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役。1937年冬起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反“八路围攻”，并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率部向冀东挺进，连克延庆、永宁、四海、兴隆等城镇，并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发动和领导冀东20余县及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的武装暴动，建立了约10万人的抗日武装，初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3月领导组建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领导部队巩固和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中，曾亲率一个营夜攻南坡头据点，消灭日军70余人。1941年秋起任晋察冀军区第4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多次打破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1944年3月率部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1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卫戌司令，1945年12月任辽西（后改为辽吉）军区司令员，组织部队在辽西地区发动群众，剿灭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46年率部先后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后改称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在东北秋季攻势作战中，率部主动出击，17天内连克法库、彰武、新立屯、阜新、新邱5城，歼敌3个师，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通令嘉奖。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任第44军军长。平津战役中，曾根据前方态势，提出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的建议，被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总前委所采纳。1949年1月受命指挥东集团，参与指挥解放天津的战斗。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湘赣、广东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兼任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0年组织指挥海南岛战役，以两个军的兵力乘木帆船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突破并摧毁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7月任第13兵团司令员。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司令员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1年7月作为志愿军代表参加停战谈判。1952年6月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组织指挥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
朝鲜停战后，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回国，先后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5年11月组织导演了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
1959年，受彭德怀错案株连被撤职；1960年任四川省副省长，在5年多的时间里，曾深入170多个县市、数百个厂矿和千余个农村社队进行调研。
1977年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邓华同志是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日在上海病逝。
撰写有《关于我军装备现代化的问题》、《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几个问题》等。
李天佑（年），广西临桂人。1928年入桂军当兵。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34年荣获三等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第六十八团副团长、团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副师长、第四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代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军长，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大代表，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日在北京逝世。
1994年1月《李天佑将军传》出版发行。
韩先楚（1913年2月 - 1986年10月），男，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上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首任军长，原中央军委常委，福州军区原司令员，兰州军区原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日，韩先楚在北京病逝。日，红安县城举行隆重仪式，将韩先楚的骨灰安放在红安烈士陵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1968年递补）、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13年2月，韩先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红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放牛娃，学过篾匠，在武汉做过短工。少年时代的艰辛经历，使他很快接受了“官逼民反”的革命思想。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时，他加入了家乡的农民协会，参加过反帝大同盟，还当过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在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他以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青年人的满腔热血，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参加了孝感地方游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起，历任独立营、团长，在黄陂、孝感、罗山地区进行游击斗争。
1933年4月，为加强留守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韩先楚所在的独立团接受整编，他历任224团副连长、连长、营长，直到随军长征到陕北一直都是营长。相对于陈锡联、陈再道、许世友等鄂豫皖出身的开国上将，韩先楚的进步可谓太慢：上述诸人，长征结束时均为军、师职干部。
1934年11月，红25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孤军长征。当时，国民党军5个师和“鄂豫皖三省追剿队”已麇集在鄂东北，正准备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但尚未完全形成合围。红25军适时而主动地实施转移，打破了敌人的“围剿”计划。蒋介石急忙调动3个团的兵力追击堵截，先后在湖北枣阳、随州一带，河南的桐柏、方城、卢氏等几个地区布置了封锁线，企图将脱离根据地孤军远征的红25军围歼于途中。
长征路上，韩先楚多次担负冲锋突击、破阵歼敌、夺关开路、堵截追兵的战斗任务，几次在危急情况下，掩护军主力和军领导脱离险境。1934年11月中旬，红25军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突破敌人阻拦，当晚从信阳以南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豫鄂交界的桐柏、枣阳一带，实现了战略转移初步目标。红25军被逼在独树镇打了一场恶仗。独树镇战斗，让他一战成名。
日，红25军沿河南叶县、方城边界西进，在方城拐河镇东北孤石滩通过澧河时，遭到上万敌军的追击和夹击，敌军还控制了澧河西岸部分高地。当时，红军不仅兵力处绝对劣势，而且所处地形十分不利。在吴焕先的直接指挥下，韩先楚果敢迅猛，奉命强渡澧河，率领部队奋勇冲击，打退了与他同时抢占澧河西岸一个高地围寨的敌军，控制了这个至关紧要的制高点，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掩护了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澧河，摆脱了追击的敌军。
第二次反“围剿”，先奇袭荆紫关，再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1旅。这些战斗，韩先楚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葛牌镇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伤未治好就归了队，左肩左臂成了残疾。
1935年7月，红25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离开新建立的鄂豫陕苏区继续长征。越过甘肃泾河，经由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塬兼程西进，以牵制敌人的兵力和破坏敌人的大西北后方。在抢渡了马莲河，到合水县板桥镇时，担任后卫团的一个营遭到敌骑兵部队突然袭击，副军长徐海东从前卫赶到后卫，指挥该团二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但因敌众我寡，也陷入了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紧急时刻，在该团任一营营长的韩先楚和营政委刘震带领部队迅速抢占了阵地，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冲击，打开了一条出路，掩护徐海东冲出重围。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和陕甘红军会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担任军团长、军团政委、副军团长。在他们领导下，韩先楚参加了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劳山、榆林桥战斗，他率队担任主要突击。10月，中央红军到达时，他受命指挥部队连续打下了东村、张村驿等地主武装长期固守的围寨碉堡据点，缴获了大批红军急需的粮食物资，并为直罗镇战役扫除了战场障碍。11月，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部首先堵住了敌人的去路，协同兄弟部队歼灭了据守南山的敌人后，又突入镇内。战斗结束，他提升为红15军团75师团长。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时为红75师团长的韩先楚，率部随中路军作战，他以两个营配合山西游击队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以一个营牵制了敌五个团的兵力，并掩护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挥部，被任命为中路军副司令。之后，他又率部在双池镇附近打了一个没有上级命令的胜仗，歼敌一个营和民团百余人，升任红78师副师长。
1936年5月，红军开始西征甘肃、宁夏，已经升任红78师师长的韩先楚全程参加。红78师途经宁夏定边时，守敌马鸿逵一骑兵营倚仗城坚，固守不出。他策马绕城一圈，气定神闲：“敌惧我歼，攻城可克。”正待攻城时，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来电：“置定边于不顾，继续绕道前进。”他坚信城可攻破，仍下令攻城，果然一战而下。彭德怀闻讯大喜，发来贺电：“你们机动灵活，攻克定边，庆祝胜利，防务移交宋、宋（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继续向盐池前进。”在攻克盐池县城战斗中，红78师又歼马鸿逵部1个骑兵营、1个保安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受到红军总部的表扬。此战缴来的战马，装备了红15军团的骑兵团。
1937年初，韩先楚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长期的战场锻炼，加上一定的理论熏陶，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韩先楚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688团副团长。
1938年4月下旬，在徐向前领导下，韩先楚率689团与晋东南兄弟部队组成“路东纵队”向冀南挺进，先攻克威县，歼灭伪军一个军部又一个师。随后，在威县、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临清地区，打开了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同年8月下旬，他奉命率部南下参加漳南战役，为建立冀鲁豫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9年起，韩先楚历任115师344旅副旅长、代旅长，成为八路军著名将领。1940年4月，韩先楚担任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这期间，他率部配合129师进行了邯长公路破击战。
1941年3月，韩先楚抵达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学习，并随军事学院高干队调到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理论功底日渐扎实。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韩先楚奉命率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一大队到达东北，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在东北，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1946年2月，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5月，沙岭子围攻战民主联军失利之后，东北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向北满发起猖狂进攻，直接威胁到东北民主联军后方的安全。中央军委电令民主联军辽东部队在中长路上选几个城市打一打，以牵制向北满进攻之敌。
韩先楚领会了党中央电令精神，主动请战，建议选择驻守鞍山、海城的敌184师为攻击目标，发起鞍海战役。获得了战役全胜，使敌人不得不从向北满进攻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回援鞍、海并增强沈阳防务，达成了党中央的意图。为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专门发电表扬鞍海战役打得好。
1946年10月，韩先楚又参与指挥了新开岭战役。战役前夕，由于发现敌兵力增加，第4纵队部分领导对打与不打一时决心难下。这时，韩先楚率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赶回，力主下达战役决心。经过半天决战，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号称“千里驹”的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在一次战役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保障了辽东党政军民战略转移，夺得了民主联军四保临江的准备时间，因而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嘉奖，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嘉奖电报。在新开岭战役的指挥中，韩先楚表现出一名优秀将领所特有的不避艰险、不畏强敌、敢于决战的胆略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鞍海战役和新开岭战役，让韩先楚在第4纵队中建立了高度的威信，几个师的干部对他都很钦佩，大家一致反映：他生活上和部队同甘共苦，作战上决心果断坚决，指挥沉着灵活，关键时刻亲临一线解决问题。
1947年1月-2月间，韩先楚和政委彭嘉庆等率4纵向敌守备重点宽甸、桓仁、凤城、赛马集地区及安（东)沈（阳）铁路两侧实行远程奔袭，在第一次保卫临江战役和第二次保卫临江战役的50多天中，冒零下三、四十度严寒，在敌后东至鸭绿江，南至普兰店，西至抚本外围，北至永通公路长宽几百里之广大地区内，作战50多次，拔掉敌据点40多个，歼敌6000余人，扫清了永（陵）桓（仁）公路以西纵横近百公里地区的敌人，摧毁了敌伪统治，鼓舞了人民，巩固和发展了土改，直接威胁抚顺、本溪，使敌人不得不从进攻临江的兵力中抽回4个师以巩固其后方并对付4纵，这样配合3纵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共同取得了高力城子、三源浦歼敌之重大胜利。陈云和肖劲光曾为此以南满分局的名义专门给4纵发了嘉奖电报。作为4纵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韩先楚，在这次深入敌后的作战行动中，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1947年3月下旬，在敌人第三次向临江根据地进犯的行动被民主联军粉碎之后，敌又由吉林、长春、察南拼凑了14个师（计10万之众）的兵力，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第四次进犯。敌东北保安司令郑洞国、13军军长石觉，煞有介事地亲临新宾坐镇指挥，妄图以营盘至通化这条路为枢纽，举行五百里宽的正面进攻，占领通化两侧地区，打通新宾至通化路后，分兵四路直取临江。
两天后捷报传来，在韩先楚指挥下，经10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一举将敌89师及54师的一个团全歼于辽宁红石砬子（红石镇）地区并同时击退敌两个师的增援。此战民主联军只付出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获毙俘敌万余人的胜利，首创东北战场上一仗全歼敌一个整师又一个整团的范例，且敌我伤亡比例为惊人的14比1。其他各路敌人见89师被歼，纷纷撤退，敌第四次进犯临江的行动被粉碎，从此扭转了南满民主联军防御的局面，东北战场上民主联军开始转入反攻。
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中，韩先楚指挥五个团攻克梅河口，歼敌重建的第184师，打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南北联系。
1949年4月，韩先楚出任12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解放武汉。湘赣战役后，他又率部解放了长沙，建立湖南军区并任副司令员。随后，他参加了消灭白崇禧集团的衡宝战役和两广战役，并作为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负责中路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指挥。他带领的部队协同兄弟兵团南下追击一直打到雷州半岛，至此华南地区的大片土地已回到人民的手中。
海南岛登陆
1950年4月，身为四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执意要在谷雨前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当时金门失利的阴影正重重的笼罩在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心头，倔强的韩先楚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捅到了中央!为此，邓华专门前来审查韩先楚的作战计划。韩先楚认为如果在谷雨前的五天内(4月20日前)再不发动海南岛登陆作战，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因为我军渡海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非得依*谷雨前的季风过海不可，韩先楚决意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他打电报给中央："如果兄弟部队43军没有准备好，我愿亲率40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
韩先楚知道自己立的是或者胜利或者死亡的军令状!他比谁都清楚金门失利给我军带来的震撼，他清楚现在连四野最能打的"旋风纵队"的战士们心里都在犯嘀咕，那些如狼似虎的将士们在流传"革命到底革到海底"，"今天咱吃鱼，明天鱼吃咱"之类的泄气话，连他的参谋长宁贤文都用大石砸脚自伤以逃避渡海作战!谁都没怕过的虎贲之师40军这次心里发虚了，金门那个隔大陆只有几公里的屁大个小岛都没拿下来，要攻打的是远离大陆100多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岛!
日19时30分，一代名将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三万关东子弟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跨海进击海南岛!
日凌晨三时，40军在用木制风帆船战胜国民党炮舰拦截后，胜利抢滩海南临高角，开始冲击国民党滩头阵地，韩先楚随先头部队一起在敌火下涉水抢滩，一个连的战士急的冒着敌人炮火冲过来把他死死按在一块巨石后不准他再往前冲，用身体给他堆了一个人体碉堡。
国民党名将薛岳率12万众苦心经营一年的"伯陵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仅仅三天，被侵华日军惧称为"长沙之虎"的薛岳就被经常写错别字的韩先楚上将撵出了天涯海角。
黄永胜(日——日)，原名黄叙钱，湖北咸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被撤职。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日病死于青岛。
日出生于湖北咸宁。
黄永胜日参加了罗荣桓在湖北通城县发动的通崇秋收起义，9月9日随通城起义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32年起，先后任红三十一师、红六十六师师长。1933年任红一师三团团长。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红四师副师长、红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教导第二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日被开除党籍。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日病死于青岛。
苏静（），曾用名苏孝顺。福建省海澄（今龙海县）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苏静（），曾用名苏孝顺，福建省海澄县六口碑村（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内溪村碑头社）人。
早年赴缅甸谋生，1932年回国参加海澄县红军游击队，同年转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率侦察部队前出收集情报，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和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平津、渡江等战役。在平津战役中，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文革”期间调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苏静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苏静：“红军过草地，苏静同志在前面开路是有功的。”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红一军团奉命为开路先锋。当时的军团长为林彪，政委是聂荣臻，苏静虽是军团的一个小小侦察参谋，却是先锋中的先锋。
红军进行史无前例的战略转移，情报侦察至关重要，一着不慎，就会有全盘皆输之虞。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张国焘拥兵自重，率红四方面军闹分裂，更使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雪上加霜。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减员严重，只有8000多人，又多是老弱病残之辈，饥饿、疾病、疲劳使他们的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每多走一两天路程，都有可能造成可怕的非战斗减员。未来的路上仍然军情、民情、地形三不熟，危机四伏。因此能否在情报上达到知己知彼，尽可能地少走弯路，避开优势敌军，是红军最终到达目的地的保证。
为确保长征的胜利，毛泽东亲自到一军团指挥部队北上。侦察参谋苏静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每天晚上，他把侦察员们搜集来的情报分析汇总，根据新的情报连夜绘制新的行军路线图。第二天天没亮，苏静就会带上最新的行军路线图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为红军尽快到达目的地做出了重要贡献。长征途中，苏静为中央红军绘制的路线图达数百张之多，现在仍有数张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这都是见证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踏遍大江南北，历经千辛万苦的珍贵史料。
1935年秋，红军到达陕北后，曾经力图向北发展，一军团主要将领林彪、左权带领苏静到瓦窑堡以北地区进行实地勘察，不料陷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将至，林彪、左权等人心急如焚，但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大家想来想去，最终都把目光集中在骑着一匹老马悠哉悠哉的苏静身上。左权将军心直口快，对苏静说：“大家都说你点子多，就快想想办法吧。”苏静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当然知道“老马识途”的典故，心中早有了答案。他没有直接回答左权，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马，放开僵绳。正如苏静所料，老马很快就带着他们踏上归途。从此，苏静成为林彪手下的小诸葛，得到林彪的赏识。抗战爆发后，红一军团改编成115师，许多将领都要降一、两级以上使用，苏静却被提升为侦察科科长。
1938年，八路军115师进驻晋西孝义地区，国民党方面派了一个蒋干式的高参到115师进行“联络”事宜。那个高参到八路军后，极为活跃，频繁拉拢、收买师部机要人员。很快，一名师部译电员被拉下了水。
当然这一切都逃脱不了苏静的那一双鹰眼。几天后，苏静不动声色地处理了那名译电员，然后连续数日大鱼大肉宴请国民党高参。这位高参欣喜若狂，欣然赴宴。宴席中，苏静代表八路军殷勤劝酒，高参及其随员们也心怀鬼胎地频繁回敬。很快，苏静不胜酒力，开始胡言乱语，将八路军一些机密“情报”也说了出来。每到三更半夜，那位高参便会将他收集到的情报发给上司，屋里电台“嘀嘀嗒嗒”，苏静则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将高参发出的电码原原本本记在本上。通过对故意泄密内容和国民党电码的反复对照，苏静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弄到了手。对于上述功绩，如果不是当时的老领导主动说出来，苏静是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提起的。
林彪麾下的得力干将长期作为苏静的老上司，林彪比谁都更有对苏静的发言权。1946年初，东北战场很不明朗，林彪统率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从山海关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处境极为艰难，很需要打一个大胜仗以鼓舞士气。然而部队装备奇缺，驻地分散，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想打大胜仗非常困难。林彪把希望寄托在前方总指挥部情报处处长苏静身上。林彪知道，老部下苏静在关键时刻总会给他惊喜。
事实也正如林彪所料。苏静和他手下的100多名情报人员迅速活跃在广袤的黑水白山间，冒着严寒收集敌情。2月11日，苏静获悉敌89师近两个团脱离其主力到达秀水河子，离主力有3天的路程，很快上报林彪。林彪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调集7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将其全歼。这是林彪率部进军东北以来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4月15日，在苏静准确的情报保障下，林彪指挥部队又在大洼一举歼灭敌87师4400人。当时，敌87、89两个师均属黄埔悍将陈明仁的71军，战斗力极为强悍，在东北战场多次给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林彪能够连续重创71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静的情报保障得力，做到了知己知彼。大洼战斗结束后，林彪高兴地对秘书季宗权说：“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正是由于有苏静作后盾，林彪此后作战经常通过电台直接指挥师、团一级作战，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举行辽沈决战。电影《辽沈战役》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彪和毛泽东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分歧原因在于林彪对攻占锦州信心不足。红军时期，林彪就擅长运动战，不喜欢攻坚。四平之战前，林彪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得心应手地消灭大量敌军于运动之中。但是1947年6月，林彪率领重兵围攻四平，结果遭到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重创，从此，林彪再也不回四平。对于攻坚，林彪确实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即使东北解放军已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也是如此。
在毛泽东的一再要求下，林彪最终定下攻锦决心，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攻锦。锦州之战成为决定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命运的关键。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后，守敌在范汉杰的指挥下作困兽斗，国民党又调集10万大军向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当时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40公里，其间虽有塔山，实为坡山，无险可守；周围制高点均为敌军占领，又东临渤海，极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敌守城司令范汉杰又是黄埔军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军中堪称“能战之将”。锦州开战之初，蒋介石没有把握，要他突围，他却力主死守。在范汉杰的怂恿下，蒋介石亲自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督战，大有一举歼灭解放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由于东北野战军缺乏攻坚经验，攻城部队伤亡在一天天的增加。当时东北野战军南下攻锦，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围北上，不仅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满意，东北野战军花费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也要扔在锦州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一面攻坚，一面打援。为了对付国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林彪硬着头皮抽调2个纵队、2个独立师、1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林彪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林彪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林彪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毛泽东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彪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2纵5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10月5日，苏静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2/3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1.5米至2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50－60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100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10月15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林彪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林彪一直铭记在心，曾言：“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而苏静将军却浓缩攻打锦州，自己只是提提建议而已，真是谦虚之至。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共产党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毛泽东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毛泽东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共产党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毛泽东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日，中共已经宣布蒋介石等40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中共算旧账。现在看到毛泽东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林彪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泽东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1949年2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再次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毛泽东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文革期间及其他
细节决定人品。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文革”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文化大革命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国军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林彪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林彪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泽东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林彪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林彪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你们不懂，解放后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地位悬殊的多，我有直接领导，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关系，别人怎么领导我嘛，再说林总很忙，就不好打扰他了”恐怕这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林彪家中串门的林彪死党以及江青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却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经查证，情况完全属实。
但是为了整倒苏静，江青等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
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毛泽东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李先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苏静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梁兴初（），男，江西吉安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115师教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军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曾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党内，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第二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30年四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长、营长，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营长、副团长，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东进支队支队长，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滨海军区十三团团长、滨海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师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第十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三十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
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第47军、第38军军长，率部参加了宜沙、衡宝、湘西、广西和滇南诸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军长， 率部参加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战役。指挥部在飞虎山、松骨峰、清川江畔、龙源里、汉江南岸等地，打得美军、南朝鲜军闻风丧胆。 1954年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员。 著名作家魏巍采访了指挥松骨峰战斗的营长王宿启，根据战士们英勇杀敌的事迹写了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后来中国文艺工作者以三十八军的战例为素材拍摄的电影《奇袭》，也极受观众欢迎。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60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梁兴初是我军赫赫有名的战将，三十八军的老军长。参加了抗美援朝一、二、三、四次战役。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指挥的三十八军战功卓著，被中央军委通令嘉奖，赞誉为“万岁军”。
钟伟（1914年10月—日），男，湖南平江人；原名钟步云，又名钟德泰；1929年入团并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入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在红三军团、十五军团担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二十八团团长、第十旅副旅长；东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9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公开为彭德怀鸣冤，后被贬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后平反，1984年在北京去世，享年69岁。
钟伟，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任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二十八团团长、第十旅副旅长等职，率部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第十旅旅长，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率部参加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的多次重要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受到“彭黄事件”的株连，被撤销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任副厅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和迫害；1979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对他的问题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日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钟伟生前写下遗书，要求在他去世后，不举行追悼会，将骨灰撒在平江起义的地方。
都梁所著长篇小说《亮剑》中丁伟人物原型即为钟伟，他亦为李云龙的主要人物原型之一。轶事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钟伟，是位极有个性的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著名战将，战功赫赫，也是位有着传奇色彩的将领，被人们尊为中国的“巴顿将军”，他不仅作战勇敢，对民族的解放事业功勋卓著，而且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为，且终其一生廉洁奉公，得到了后人的景仰。
1946年冬，东北国民党军依仗其军事优势，为推行其“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集中4个军的兵力，向南满我军仅有的临江、靖宇、抚松、长白四县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企图歼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独占南满，而后集中兵力进攻北满。
为配合南满我军作战，粉碎敌人“南攻北守”的作战计划，迫使其南北两面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从日至3月16日，发起3次南渡松花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史称“三下江南”。
靠山屯战斗就是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三次下江南作战的一个精彩片段，唱主角的正是钟伟。1947年3月初，部队三渡松花江，南下围歼位于德惠东北的国民党新1军部队。8日晚，5师师长钟伟接到林彪命令：率5师部队进至中长路，配合1纵聚歼德惠东北大房身之新1军。3月9日，钟伟率5师到达靠山屯西南。突然，听见西南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经过侦察，发现是敌军87师262团两个营在此。
在前面的几次渡江作战中，钟伟带着5师没有揽到大仗打，不是破坏铁路，就是配合兄弟部队牵制敌人。路没少跑，苦没少吃，却没消灭多少敌人。三下江南，5师的任务又是配合别人作战，去牵制敌人，钟伟多少有些恼火，此时一听说有敌人可打，钟伟非常开心，立即做出判断：敌人处于运动之中，立足未稳，可以打。然而对于打不打？钟伟和政委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政委认为：东进是全局，上级的命令是铁的纪律，我们不能贪图眼前利益，动摇总部决心，即使这仗打胜了，我们也是错的。钟伟坚决主张打，他认为：违抗上级命令是不对，但贻误了战机而影响全局就更不对。意见相持不下，战机眼看就要错过，钟伟下了决心：“就这么定了，留在这里打，打错了，砍头掉脑袋我担着，打！”
钟伟的性格刚烈，虎劲上来天不怕地不怕，从3月10日凌晨5点到下午2点，钟伟连着接到了林彪三个即时东进的电报，他不为所动，因为看见了战局的转变，他围住了88师一个团，而敌87师正在赶过来增援。钟伟军事素养好，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但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一面组织部队攻击、打援，一面把战场变化的情况报告林彪，特别强调围住靠山屯的敌人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那意思很明白：大量歼敌的好时机来了，我就在靠山屯这里打，你赶快调动其他部队配合我吧！一向执着的林彪终于被钟伟的坚持所动。这一仗打了个本末倒置，把1纵和2纵都调过来，把林彪都指挥了，钟伟也因此名声大振。
最后，5师全歼了88师的一个整团，又反过身来拖住前来增援的87师，林彪再率一、六纵西进一举在郭家屯全歼国军87师，取得了三下江南的全胜。
整个三下江南作战，我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歼灭了敌新1军38师1个团，新30师1个团又一个连及一个保安团；歼灭敌71军88师及军直属队之工兵营的2个连，辎重营的5个连，通讯营的1个多连及野战医院一部；击溃了87师并歼灭了其260团的一个营，另外还歼灭了敌新6军新22师66团的两个连。共毙俘伤敌15250余人，取得了巨大胜利。
三下江南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南满我军保卫临江，坚持南满的斗争。我南北满密切配合作战，胜利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企图，使敌人不得不停止战略性进攻，由攻势转为守势，而我军则由被动转入了主动，从而扭转了东北整个战局，增强了东北人民斗争的胜利信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林彪后来说：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在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在林彪的拍板下，“东总”通令全军嘉奖2纵5师。电称：“我5师当敌88师次靠山屯撤退时，该师立即自动投入战斗，当日在靠山屯以南将敌歼灭一部，回头复将靠山屯敌5个连单独歼灭。这种作战的积极性与机动性，都值得称赞与发扬。”
钟伟于1948年初被林彪由五师师长破格提拔为十二纵队司令员，据考证，在整个四野系统中，钟伟是唯一的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军长）的——可见林彪对钟伟的厚爱。
广州军区原副参谋长、钟伟的老战友刘如言曾回忆：每遇攻城，胜券在握。钟伟将军兴之所至，临池挥毫，均为“XX部缴获”封条，并命下发至士兵。敌城陷后，凡有枪械、弹药、粮食、物资之处，皆有“XX部缴获”封条。友邻部队不服，状告东野总部，钟伟将军振振有词：“有封条为证！”有一次条子还贴上了东野总部的两辆过路弹药车，双方争执中，钟伟来帮忙了，“什么你的我的！都是八路，都打国民党”，凭这一句话，5师的人就把车给卸了。刘如感慨地说，跟钟伟将军打仗，不会吃亏也。
据记载，在东北战场上，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钟伟率部攻克文家台，俘敌大批。国民党军军官大多化装为士兵，藏匿其中。钟伟命令集合俘虏跑步，掉队的统统抓起来审问。果然灵验，掉队者大多为军官，国民党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亦在其中。
钟伟喜欢吃吃喝喝，能玩会玩。每到一处，有什么好“嚼谷[5] ”（东北话，即“吃的”），从名酒、名菜到各种有名的特产，钟伟都要尝个肚儿圆。打完仗了，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跳舞去了。看到师长回来了，干部战士就明白要打仗了。就因为这，他没少挨批评。
1955年授衔时，许多将领曾主动要求让衔相反，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军衔相差一级待遇还是相差很多的，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为此，毛泽东戏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事实上，当时闹得最凶的是被评为中将的王必成和王近山，以及被评为少将的钟伟。
钟伟在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提拔得很快，是四野的十二纵队司令，和黄永胜平级；后来担任四野四十九军军长，和梁兴初平级，怎么也该是中将，所以，他觉得低了，就骂了人（据说曾声称要把郧章挂在狗尾巴上），毛泽东知道了此事，林彪气得把钟伟叫去批了一通；其实，关于钟伟的军衔评定过低，毛泽东也是清楚的，所以，对钟伟的使用一直是按照中将甚至是上将的标准定的，他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就是毛泽东点的名，也算是低衔高配的好例子。
钟伟天生性格刚烈、敢于较真，敢于坚持真理；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钟伟在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斗”中，再次“抗命”和“亮剑”，令众人瞩目，再一次成为焦点人物；然而，在那个颠倒是非的特殊年代，在这个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他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同巴顿性格相似的他没有巴顿那么幸运，毕竟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日，经过再次扩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揭发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肃清其在军队30年来的“流毒和影响”；在会议第3天，林彪死党、时任空军政委的吴法宪率先发言：“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一语既出，全场皆惊。吴法宪继续说道：“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亲手杀害了一军团一位连长。”
林彪听了喜出望外，做出十分气愤的样子说：“他恨不得一下吃了一军团！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会场顿时死一样寂静，谁也没有想到谎言就这样大大方方地出笼了。
对于这样的造谣，钟伟坐不住了，他亮开了嗓门，高声说道：“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枪毙那个干部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当时在场，事情是我干的，彭总当时不在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钟伟咳嗽了一声，接着说：“那是在攻打娄山关的时候，部队冲到了半山腰，敌人在山头上猛烈射击，我们前进受阻，那个人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反水，被部队抓住了，如果他是我的部属，我早就把他枪毙了！正因为是一军团的人，我先审了审，还问了当时在场的罗瑞卿怎么办，他是一军团的嘛！罗瑞卿也说执行战场纪律，那个时候枪管子都打红了，交给你处理，你怎么处理？就是交给你林总，你当时也会下令枪毙的！我们不杀他，他就会反过来杀我们！”
钟伟说完这些，又想起了大会批黄克诚“贪污黄金”的事，便亢奋地继续说：“说黄克诚贪污黄金，我不能作证。我是黄克诚下面的旅长，不是后勤部长，不管财务，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想问，那么多黄金，不是小数目，要用汽车拉才拉得走，黄克诚往哪里放？”
说着说着，钟伟内心的忧愤一股脑地端了出来：“我看，现在是有人别有用心，扯历史旧账，制造事端，挑拨一军团和三军团的关系，加害于人，他好在一旁幸灾乐祸！说彭总的'军事俱乐部’已宣布成立了，真不知道这个俱乐部在哪里？如果有的话，那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了，也拿我去枪毙吧！”[6]
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然高喊起来；钟伟的发言，得到了在座许多人无声的赞许：在人们湿漉漉的目光中，矮个子钟伟突然变得高大魁梧、气宇轩昂起来。
会场乱了套，人声鼎沸……林彪被堵得说不出话来，肖华一声令下，钟伟被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以“扰乱会场”的罪名架了出去。
在军界威望很高的“战神钟伟”消失了，钟伟开始了失去自由的生活，而且再也没能回到他钟爱的绿色军营。过了几年，毛泽东很偶然地问起了钟伟的情况，这自然使钟伟案有了好的转机，但他没再能回部队，他被下放到安徽当了农业厅的副厅长。
钟伟不畏强权的仗义执言，使当时身处困境的彭德怀颇为感动，真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又过了十几年，彭德怀在狱中到了弥留之际，据看管人员记录，彭德怀最后的喃喃念叨中有钟伟的名字。
钟伟是湖南平江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他老家平江县委给已在地方上任职的钟伟一封信，信中说：“钟老，您的堂弟偷了一头牛，我们判他五年徒刑，如果您有意见的话，我们还可以改判。”
钟伟不加考虑，操起电话就给县委领导打了一个长途，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当然有意见，请改判为七年，我看谁敢去说情。”据老家的人后来讲，钟伟将军逝世后，骨灰就埋在老家的园子里，他的那个堂弟跪在他的墓前，嚎啕大哭——“哥，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抹了黑……”
钟伟长子钟来良8个月的时候，钟伟就离开了老家走上了革命道路。时隔20年后，即1949年7月，钟伟率部打到了长沙，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了儿子。父子俩没有说上几句话，有报告说敌人来了一个军，钟伟乐得跳了起来，说“正愁没有见面礼给儿子呢。”三天以后，钟伟率部吃掉了国民党的那个军。他兴冲冲回来对儿子说：“小子，爸送你一个军。”钟来良却噘着嘴说：“爸爸，我想在长沙谋个事。”钟伟一听愣了，他从内心里觉得欠这孩子的太多，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于是，他出口一句：“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回去吧。”钟来良也很听父亲的话，从那时起老老实实地种田，终生都与庄稼为伍，没沾过父亲的一点光。钟伟十分喜欢他的孙女水霞，他恢复待遇后就接她到北京读书。中学毕业的时候，孙女要回平江，他舍不得，水霞说：“爷爷，你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我就不走了。”他说：“要回去自己考，不要走后门，那是无耻的。我最恨腐败分子，如果给我一挺机枪，我把他们全突突了。”孙女离开北京的那天，老将军把手帕蒙在脸上，眼泪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水霞回到老家平江后，考上了当地的师范学校，来信告诉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回去给你庆功。”小孙子钟社生在黑龙江当兵，复员本来可以安排在哈尔滨。孩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信告诉了爷爷钟伟，孰料，钟伟竟给孙子所在部队领导写信，以命令的口吻说：“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回到家的钟社生越想越生气，会同哥哥一起进京找爷爷要工作，钟伟虎着脸硬是不松口，钟伟的老搭档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得知后，就对他说：“你这两个孙子交给我吧，北京的工作让他们挑。”钟伟说：“老杨，你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成才。”接着，对两个孙子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钟伟一生在工作安排方面没关照过任何子女和亲戚，但他却给两个人安排了工作：一个是他的警卫员，另一个是他家的保姆。
日，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为钟伟平反文件：“经中央批准，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钟伟离职休养，按正兵团职待遇定为行政7级（职级待遇从公布之日起执行）。”后又提高为大军区副职待遇。平反后，钟伟将军向军委报告，要求出山。当时，他的老首长黄克诚曾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呆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此后钟伟将军健康日差，一病不起，于日去世。
钟伟的遗嘱只有简简单单几行字，但却感人至深：“……我死之后，不必补发什么薪金，我的儿孙们都能自立生活了。我自己也不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冰箱都作为党费交给党——另外，我的警卫员和做饭的保姆工作很积极，生活也很清苦，请给以适当的照顾。同志们，就此永别了。”钟伟临终前和孩子们纵谈兵法，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好将军。
胡奇才（），原名胡其财，湖北省红安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胡奇才，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零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军委警卫营班长、排长，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三十三团、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十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副团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六队队长，延安赴山东干部大队大队长，山东纵队第八支队副司令员，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一支队司令员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纵队第一旅副旅长，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山东军区第三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辽西军区司令员，赴朝参观团团长并代二十兵团副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顾问组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龙书金（）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三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龙书金日出生于茶陵县秩堂乡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参加过民间“练打”，学会不少拳术棍技。1929年冬参加乡赤卫队,1930年9月编入红十二军，同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他以吃苦耐劳、作战勇敢著称，很快由士兵晋升为班长、排长、连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东征战役中任强渡黄河的突击组长，一马当先上岸，攻占敌堡，为红一军团顺利东渡黄河立下战功，被军团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西征战役中，所指挥的第四连以善于夜战近战闻名，被军团称之为“夜老虎英雄连”。
抗日战争时期
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连长、副营长、第五支队副支队长、第十七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孟县伏击战，取得重要战果。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严惩敌顽势力，团结和改编“十八团”等乡民自卫组织，为建立和巩固以乐陵为中心的鲁北抗日根据地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宗家战斗中，负责一线指挥，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拼杀，击毙日军旅团长安田大佐以下官兵500多人。在这次战斗中，为抢救一名战士而左手负伤，导致左手终生残疾。
龙书金将军打仗极有悟性。某日，将军与众转移中，遇日军骑兵追之。只见后头马蹄阵阵，刺刀闪闪，若排山倒海而来。情形十分危急，适逢前方有村庄、树林、山丘。将军振臂一呼：“快进树林牎”遂率众进密林中。日军骑兵追至，徘徊于树林前，弃马欲进，然犹豫再三，遂退。
解放战争时期
历任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副师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七师师长兼党委书记、第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师长、第四十三军副军长等职。从山海关到海南岛，参加了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著名战役，屡建战功。参与指挥东北战场自卫反击战的第一仗山海关阻击战，以6个团1万余人的兵力，抗击国民党两个美式机械化军6万余人的进攻，为中共大批军政干部先敌进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战四平、攻锦州、夺天津等战役中，所指挥的师以善于打攻坚战著称。在1947年的夏季攻势中，亲率第十七师将蒋介石的“五大金刚”之一孙立人指挥的国民党新一军歼灭一个团，打破了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第三次攻打四平的攻坚战中，率第十七师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和坚固工事，浴血奋战13天，攻占了陈明仁的核心工事指挥所，活捉了陈明仁之弟陈明信及以下官兵2000多人，第十七师从此便有了“攻坚老虎”的威名。在东北局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上,他介绍了指挥第十七师打攻坚战的经验，即“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使用小包炸药打巷战，一个营打一条街等战术，为丰富人民军队的战术理论作出了贡献。所指挥的第十七师、一二八师，在锦州战役中，先后攻占了敌重兵据守的神社、铁路大楼和炮兵阵地，毙俘敌1.2万人。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歼敌8400余人。1950年4月，指挥一二八师师部和两个加强团，乘坐帆船强渡琼州海峡，创造了“木船打军舰”的奇迹，成为人民解放军首次登上海南岛的军级指挥官之一，为海南岛的解放立下了战功。不久，晋升为四十三军军长，随后又兼任粤西军区司令员。
1939年3月，龙书金将军率部于鲁北陵县大宗家与日军激战，左臂负伤。医生告诉他，弹头于左上臂骨内炸开，为粉碎性骨折，急需手术治疗。术时，嘱其坐靠背椅，一护士取粗麻绳至。将军惊问：“你要捆我不成牵”医生对曰：“我们没有麻醉药，只能用吗啡代替。它的效果不太好，怕你受不了。”龙书金将军大笑曰：“可知关公刮骨疗毒故事牵”言毕挽袖伸臂，曰：“请用刀，保证不动一下。”医生乃垫油布于臂下，取手术刀在手，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利刃到处，“吱吱”有声，顿时，血流如注。龙书金将军安坐椅上，纹丝不动。然脸上汗珠滚滚，浑身湿透。术毕，警卫脱其衬衣，拧之，竟汗流盈盆。
龙书金将军任四十三军副军长。抢滩登陆时，将军见数百士兵聚一“老鹰嘴”岩上。“老鹰嘴”与本岛仅一沟之隔。将军急挥臂呼其下，并嘱通讯员鸣枪驱赶。须臾间，怒潮汹涌，奔腾而至，“老鹰嘴”与海南岛隔断。即刻，敌人两架野马式飞机亦投炸弹于“老鹰嘴”。离“老鹰嘴”士兵，无一伤亡。龙书金将军善射，有百发百中之硬功。在江西苏区红军连队里，将军为射击标兵。红军到陕北后，于三原开运动会，将军为射击代表。平型关大战，时任连长的龙书金将军率部攻日军一“蛇头”阵地，因其火力凶猛，久攻不下。将军上前观察，见远处一小山包上有两个日军人影，一持望远镜，一举指挥刀，似为日军指挥官。将军取套筒枪瞄准，“叭叭”两枪，两人应声而倒。我军一鼓而上，敌溃败。
长征到遵义后，因股部负伤，掉队。另一红军，亦掉队，同行。某日，两人歇于一土地庙。见赖传珠等人骑马过，将军呼救，赖指前方曰：“翻过此山即到，后面有担架队。”言罢飞骑而去。约几小时，担架队果至，见将军两人如陌人，不理而去。只得沿路乞讨追赶红军。幸同行红军怀藏一团大烟土，状似牛屎，大小若皮球。每至一地，便与当地苗民易物。割指甲大小，便可易一只大公鸡。行整七天，始赶上队伍，大烟土尚未去半。龙书金将军言：长征过毛尔盖后，于班佑河架桥。见毛泽东主席。其时，毛泽东面容憔悴，神情不安。过桥后即与我握手，口中喃喃道：“四方面军和我们分手了，但他们还会回来的。”解放后，毛主席至长沙视察，他问我，我们见过面没有，我答，见过多次，便提及当年毛尔盖情景。约谈一半，见主席神态不悦，即打住。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于山东平原县扫荡。龙书金将军与警卫员追击逃敌，进一大户家。院子里有两个地窖，急将枣树刺子搬开，钻进地窖。进后方发现窖门没关，此时，日本兵已敲门。将军心想，此命休也。忽见一双三寸金莲，一扭一扭过来。至地窖门前，停步。弯腰将枣树刺子盖上窖门，又取扫把扫去院中脚印，然后开门。鬼子走后，“三寸金莲”请将军进屋，端出白面馒头招待。龙书金将军言：“我记得那天是大年初一。因为这家是地主，解放后我一直不好去看她。”
爆破攻城，为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作战一大特色。龙书金将军言：十七师前身于山东曾召一批煤矿工人入伍，故善此术。日，四平攻坚战打响。初始，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第二师久攻不下，损失惨重。攻城总指挥、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调十七师上。仅一天时间，十七师便打至敌核心工事前。是时，李天佑特意至阵前指挥总攻。李天佑问龙书金将军：“有否把握牵”将军对曰：“问题不大。”总攻命令下达后，始闻哨声口瞿口瞿然，枪声啪啪然；继而手榴弹声轰轰然，冲锋号声嘀嘀然；无何，便是惊天动地之爆炸声，如惊雷滚滚，似海啸阵阵。龙书金将军笑曰：“敌核心工事已破。”须臾，前方来电果如所言。
四平攻坚战一役，龙书金将军之十七师伤亡约4000人。第五十团全团兵勇集合，仅够编一个连。林彪闻之，唏嘘不已，特指示，将东北军区的9个警卫团的第一连（包含军区警卫团）补充十七师。（当时一个部队的警卫一连都是最能打的连队）
苏静将军言：我军攻打锦州当天夜晚，林彪坐立不安，愁眉不展。约11点半，忽报龙书金之十七师攻下铁路局大楼（国民党军锦州守将范汉杰的指挥所），林彪顿时精神振奋，面露喜色，当即嘱苏静记录，口述电文，嘉勉十七师：“部队投入纵深，发展迅速。望发扬'攻坚老虎’的巷战威力，争取锦州战役全部胜利。”十七师后称之为“攻坚老虎”，盖源于此。其时，苏静任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
龙书金将军年幼只读半年私塾，参加红军时不会写姓名。指挥打仗发电报，主要靠参谋。解放海南岛时，因没带参谋，将军上岸后只得亲拟电文。某电文中有一句言“打敌人屁股”，将军写为“打敌人定（腚）”。时任四十三军军长的李作鹏阅电后，不识“定”为何意，猜测良久，方明白，遂大笑。
日。龙书金将军率部于海南美竹、黄亭与薛岳守军激战。将军立于一大榕树下指挥作战。忽敌机飞掠而下，掷一弹，于树梢爆炸。将军无恙，耳震聋。后又见三架飞机，一大两小，凌空往南而去。龙书金将军指大飞机曰：“薛岳逃跑了牎”他挥手命令一二七师、一二八师勿与敌纠缠，迅速向海口、府城前进。解放海口后，经了解，薛岳确系22日乘飞机而去。人问龙书金将军：“怎么知道飞机上坐的就是薛岳呢牵”将军答曰：“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的。”此乃战争中之悟性也。
1955年，任中南公安军司令员兼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1959年赴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毕业后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他在省委、省军区的支持下，主张大办民兵，在长沙市组建了2000多人的基干民兵团。6月17日，毛泽东视察湖南，听取了他关于战备工作和民兵工作“五落实”的汇报，非常满意，并将其概括为“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因而成为指导全国民兵工作的基本原则。
1968年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为保卫和建设边疆贡献了力量。但在日的铁列克提事件中，由于没能重视苏联可能对我军偷袭的情报，导致38名战士与300名苏军发生激战，无一生还。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受到组织审查，调离新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龙书金将军向胡耀邦总书记上书，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将军书曰：“鸡有鸡窝，狗有狗窝，我革命几十年，至今没有窝。”胡耀邦阅后即嘱余秋里立即解决。将军晚年于广州休息。1983年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2003年4月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