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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怎么办
日08:54&&&&来源：
原标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怎么看 怎么办
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义
我们提的供给侧改革，完整地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结构性”3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3个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编者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经济发展大势作出的战略部署。近日，中央党校培训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为题，举办了2016年春季学期学员论坛。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在论坛上指出，要抓住重大问题切磋交流。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在充分肯定大家发言的同时，还从经济学视角补充论证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现刊出论坛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抓住重大问题切磋交流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何毅亭
关于这个论坛，我有3点感想。
一是选题好。论坛的主题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与实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论坛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就抓住了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二是讲得好。大家讲的都不是套话或者书上的话，而是通过几个月学习自己有所感悟有所体会的话，并结合各自的工作、职能、所干的事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谈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校的教学情况。
三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党校学员如何把课堂上的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工作通过讨论的形式紧密结合起来，这次论坛开了一个好头，今后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与完善。这样，既可以增进大家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又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这种论坛交流方式，可以在全体学员和党校教研人员中推广。
关键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想，至少需要把握以下“两是、三不是”：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我国供给侧的一些妨碍供给结构适应需求变化的旧体制。虽然“三去一降一补”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但不是改革本身。关键是看谁去做，以怎样的方式去做。改革的对象是体制，而不是问题或任务本身。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结构性改革。离了“结构性”的实质，谈供给侧改革就没有意义。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包括通过降低税费来减轻企业负担的要求，但改革的性质与供给学派主张有根本的不同，而且改革的范围也要远远超过供给学派的主张。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结构调整。这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也不排斥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但与以往不同，对结构的调整将主要是通过改革的办法，从体制机制入手解决问题。这是对传统的调结构方式进行反思后做出的主动选择。
第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作者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
澄清认识上的误区
一项成功的大改革，首先要取得共识，而这个共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基础。目前，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其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些理论基础与我们现实的改革的联系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有必要澄清认识误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归结到西方的供给学派。虽然两者都有“供给”这个前辍，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是两码事。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供给学派以及后来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也与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注重发挥国企示范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是更大的促进，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政府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是企业，在改革中应更加注重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作者系西藏自治区水利厅政工人事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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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沈王一、常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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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进结构性改革列为&十三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工作的重点，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一、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认为，从国情出发，可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
　　&供给侧&是更加强调扩大有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供给侧&，从短期看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而从长期看，则是追求一个&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注重通过&打好脱贫攻坚战&&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途径，实现中国经济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当然，强调&供给侧&，并不是说就不要&需求侧&了，而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更加强调&有效供给&，更加强调供给的质量，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益，更加强调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
　　&结构性&是更加强调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根本性原因在于结构性问题。因此，以结构调整带动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是做好明年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要思路。要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依靠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要用新思路新举措深挖内需潜力，持续扩大消费需求，发挥好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要大力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着力抓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要促进区域发展，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要保护生态环境，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改革&更加强调依靠全面深化改革适应新常态。扩大有效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来加以推进、加以实现，需要体制机制的保障，需要通过加快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没有改革的纵深推进，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加快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要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重点领域的改革，深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各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以科技创新推动创业，以大众创业带动就业，加快&双创&战略和政策的落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是因为，当前，我们的需求正发生重要变化。从投资方面看，有些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饱和峰值，中低端产品过剩严重，传统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从消费方面看，过去的供给体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现在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了，但供给没有跟上变化，产品的品质、品种、规格、安全性等远远满足不了变化了的消费需求。这也是近些年&海淘热&涌现的深层原因。从出口方面来看，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明显减少。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正是我国经济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拦路虎&。供给侧改革就是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做出及时调整，可以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三、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
　　五大任务：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努力改善企业转型调整的环境，促进转型调整顺利进行。
　　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并把房地产消化库存与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新型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就会促进房地产建设与新型城镇化良性互动，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是扩大有效供给。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着力补齐短板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之一。因此，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等。补上这些短板，筑牢基本民生保障的底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完善与财产责任相关的机制和制度，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工作重点的转变：
　　一是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二是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四是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
　　五是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
　　六是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
　　七是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八是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
　　九是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十是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权威人士强调，要深化认识、下定决心，硬碰硬地干下去。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排除干扰，心无旁骛，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重大原则，即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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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供给侧挖掘增长和改革潜力，既要创造新的供给，又要提供有效的供给，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为此，本刊特约请相关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需求管理”为主实践经验的反思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努力，已引出了对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供给管理”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当前阶段，迫切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机制。传统的需求管理“三驾马车”框架下，显然其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即其相关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这些又必须对接党的以来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化的通盘部署。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后，决策层已明确表述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和“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的指导方针。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供给侧研究。供给侧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指标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千差万别，作为指标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不宜简单照搬的制度供给，其优化会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和“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总体由市场“优胜劣汰”检验的“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的“人”的利益关系视角上制度安排供给优化的竞争。只有通过上述这种对需求侧“元动力”作出响应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构建，我们才能促使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浑然天成又升级换代。
　　我们认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中国前面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的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10.800, 0.00, 0.00%)”，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制度、科技和管理创新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的发展过程。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构建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如果稍微展开一下，从人口和劳动力角度看，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人口红利在下降；从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看，应该承认我国土地制度带有明显的僵化落后特征，自然资源的粗放和低效耗用越来越不能为可持续发展所接受的一种必须改变的现实；从资本作用方面看，与实体经济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相匹配的金融支持是不足的，金融压抑还相当明显，常规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已趋明显；从进一步创新方面看，首先是创新主体需要有创新能力的人，而我们的教育体制扭曲僵化，科技人员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统计上的科技成果虽在上升过程中，然而真正的科技竞争力却没有同步提升，应该承认我们科技创新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弱的，很多科技投入真正能产生绩效的特征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光是“科研经费使用怎么有效”就已经争论多年，实际生活中我们还是看到这方面机制的僵化和落后。从制度供给视角看，应该承认，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还是不到位的，制度供给仍然在现实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严重滞后的种种特征。所有这些，都在呼唤实质性地深化改革。
　　原来长期侧重刺激需求的中国为何此时要转向供给侧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亟需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正确地把握和改善环境、机制，更加强调“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必须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二元经济体，为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在广阔的国土上积极稳妥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合新型工业化、合理城镇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在“十三五”这一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决胜阶段，实施扶贫攻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举措，需要大量供给端的支持。考虑到新常态下对应的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了有效促进这一转变，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科技创新又需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打开其空间――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支撑全面改革，包括垫付必要的转轨成本。另外，在区域协调发展、国防建设等方面，我们仍然需要投入可观的供给侧要素。所以现阶段宏观政策搭配的基础上，应该坚持适当扩张需求的同时，很清晰地在供给侧发力，有所区别地对于“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深化改革等问题加大要素投入力度，促进机制创新改进。这种供给管理是加强我们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有效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而且是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下一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中最主要的矛盾方面，确实是大家已经在担心的通货紧缩压力。但我们只有特别注意区别对待的“有效供给”，把供给管理摆在长期视野中，才能增强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后劲，才能在防范通缩的同时打造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升级版。所以，就必须更多地对供给侧结构问题加以强调和优化。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注意把握哪些重点和要领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为以深化改革为核心内涵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机制转型的系统工程。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八双、五并重”。首先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以“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转、双进、双到位、双配套”引领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具体为：“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投资的进一步认识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应该在发挥它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最基本的认识视角)。“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并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面对“十三五”及更长一段时期改革的侧重点，我们主要强调五个方面，也是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动力源分析形成的一套看法。
　　第一，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口资本战略。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地宣布人口政策进一步调整，在“单独两孩”政策宣布之后，又进一步推到“放开两孩”。未来在动态优化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把人口政策适应于人口结构化中长期发展需要。这方面的思路，应该是将“以计划经济重点针对体制内人群的人口控制”过渡到“以整个社会全面优生和提高人口质量为核心的人口战略”，同时进一步改写“以教育和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口资本战略。
　　第二，积极审慎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我们特别看重，从长期来看，在可做的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等这些必要改革措施之后，有可能借鉴深圳特区的经验，最后对接到远景上“国有平台，整合分类，权益求平，渐进归一”的境界上去。现实生活中，深圳的经验不能草率、简单地在其他地方仿效，但可以在近期把土地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的确权和流转的基础上，长期对接到一个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状态上。
　　第三，应该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在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已经无法回避一些带有决定性、关键性的改革举措。虽然还有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是总体来说，推进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这样才能解除金融抑制，把金融多样化的改革进程对接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直接关系到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现。
　　第四，切实以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的活力。大家都注意到，从以为标杆的、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负面清单、打造高标准法制化的营商环境，以及社保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把基本养老保障统筹提到全社会层次”，同时要调整整个税费体系、降低企业实际负担等，还有很多可做之事。这些改革是通过问题导向在制度供给方面发力，来使企业经营创业活动进一步得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环境和条件。
　　第五，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高水平的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这里面一系列的机制方面的优化，都是要专题研究的。
　　以上这些，还需要与行政、财政、国企、收入分配、价格、投融资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结合起来。
　　如何在供需政策调控的转变过程中取得动态平衡
　　首先，我们需要从指导政策的理论层面，打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里绝不是相互排斥、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与实际调控对应性的认知仍不够清晰，我们需要在反思与创新基础上把中外所有的实践启示打通，理论联系实际，形成提升经济学水准的认知框架。世界和中国面临的现实中的问题是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供给侧对其中复杂变量的分析和认识。人们已有所了解和看重的主要还是供给学派给我们的启示，即怎么通过减税激发供给方面的活力，但中国处理供给侧问题要更为开阔、复杂，特别是要加上一套非常重要而前人讨论不足的制度供给问题：制度供给的同义词就是改革，而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困难重重。中国的供给侧发力，涉及怎么样打造升级版的应对资源环境矛盾压力的调控，以及走向现代国家治理必须面对与解决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财产配置等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一系列挑战。
　　我们提出，应该从人、物的角度打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认识，要把所有经济学的认识成果和我们探讨的包括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认识，提升到需求侧、供给侧打通的经济学框架体系。
　　在这样打通的经济理论框架指导下，我们的调控思路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当下的改革，就是要把“让市场充分起作用”作为政府的哲理。具体表现为只要经济在可接受运行区间内，政府绝不贸然启动短期刺激方案，这一点非常必要。中国前面两次应对危机有非常多的值得肯定之处，但政府大规模总量强力刺激的同时，客观助长了“政府万能”倾向，更凸显了我们的改革滞后。现在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业水平之上和可接受的物价之下，就应让结构调整在市场力量主导下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政府约束自己的作用、推进放权这样的改革，事实上会受到很多阻力与困扰，但坚持这一要领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大家都意识到中国运行当中矛盾凸显，化解矛盾特别需要的是，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结合起来以后，在供给侧区别对待，突出经济手段为主的机制，这个机制要作系统化的创新。一方面，不是绝对地不采取刺激政策，在经济下行曲线较为陡峭时，合理范围内的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采取需求侧刺激政策时，一定要特别注重结合供给管理，综合考虑供给侧效果，如我们所倡导的“聪明投资”，即选择性地有效投资，这些正是将供需调控有机结合，更多从供给体系改进方面发力，从而实现动态平衡的必要手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从而有助于我国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紧密结合，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长时期内“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特别应当注重制度供给，在新的时期以全面改革为核心，来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非比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以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共收疗效，为适应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打造有效动力机制的总体要求，特别注重从供给侧入手。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突出问题和矛盾，从微观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市场主体层面，释放经济社会的潜力和活力，托举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促进总供需平衡，加快增长方式转变，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扫清道路。■
　　作者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许小萍）
（责任编辑：李治华 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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