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党内精英【编者按：为了配合中共建党90周年活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面对上海交大5000师生发表长篇演说。演说一开始，俞先生说了一段‘黑色幽默’。他说：有位大学生去应聘，对方看了履历表后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还是个党员？岂料应聘者竟然这样说：党员怎么啦？党员也有好的嘛！这段‘黑色幽默’表明：就整体而言，中共党员没有好人；只是个别的例外，所以才是‘也有’。好，现在我们就把共产党内那些极个别的好人摘出来，记述这些好人是如何被毁灭的。既然好人都不得好死，一个个被毁灭，这叫什么？叫做‘逆淘汰机制’。好人一个个被毁灭了，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不言而喻】 1、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死因真相仍然扑朔迷离 【编者按：选择田家英作为第一个党内精英来记述，不是因为他在党内地位最高，而是因为他距离毛泽东最近、跟随时间最长。他对毛泽东的了解最深刻、最真实。因此，他的被毁灭当然具有更深刻的涵义。】 田家英(年)原名曾正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家境开始衰落；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937年奔赴延安，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时还经常给《解放日报》写杂文,其中《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1948年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做毛的秘书。此后,深得毛的喜爱和信任。除担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田家英的工作深得毛泽东的称赞,并日益器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逼近时,毛泽东要田家英另行起草。田家英写出来后,受到毛泽东的首肯；再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开幕词中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广为流传,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从此,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等方面,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此，毛泽东对他评价日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的。”他们之间裂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田虽然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中。由于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近距离地观察和思考，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毛泽东的性格及其内心,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楚、真切。从50年代后期始,他对毛泽东的理论和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行事更多有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论,表示了明确的支持。田家英甚至说：将来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慧眼独具，不同凡响。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思想和言行,因而受到冲击。虽然毛泽东出面保护,得以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很难消除。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由于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必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比如：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奉毛泽东的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结论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作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毛对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好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也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从不涉及他人,更不推卸责任。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之邀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也标志着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从此，田家英与毛泽东的思路渐行渐远了。其次，田家英的正直，也是他的书生气。这一点在对《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谈话时,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艾思奇得知后，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能随便删掉。”田家英仍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删去。”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知道后，却抓住不放,给田家英扣上“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此其一。其二是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当即明确回答：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又增加了新的罪证。其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为此，陈伯达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以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揣摩术’非常反感,公开抵制，并表示由衷的鄙视。陈伯达对他的仇视由此而更加深了。以上多种因素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田的命运就不可逆转了。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十足的人。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却未能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爱憎鲜明的性格,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成为第一个牺牲品。给予田家英最后一击的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说话间,深夜里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成为这位善良书生的最终遗言。若干年后，作为知己和同事，也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下一首悼亡诗。诗云：中枢执笔十余年，善察风云好直言；水暖先知犹在劫，只因佛法本无边。至于田家英究竟是怎样死的，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然是个谜团，扑朔迷离。最初的说法是：5月23日上午自缢于中南海永福堂他自己的寓所。后来又有两则更新的资料，其一是：日，由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中办副秘书长姚依林，代表中共中央、中纪委，就田家英的死亡问题，找汪东兴谈话，给予如实交待的机会。并告知：他的选择将直接关系到他本人的下场。汪东兴当时先硬后软，日，汪东兴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对田家英死亡事件的交待报告。该报告被列为中共中央档案局[014]号档案，附有备注：“待查证”。并有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常务书记黄克诚的签字。该档案的汪东兴笔录摘要如下：我接到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5月23日上午10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传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田冷漠地笑了一下，说：“十八年了，我思想一贯右倾，一贯反马克思主义，一贯和主席唱反调，一贯和彭德怀、彭真、杨尚昆搞在一起。主席为什么留我在身边？”我问田：“还有什么想法？”田说：“不能违背事实讲话了。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有一批和主席南征北战的领导同志，他们怎么会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让历史见证。”我说：“不要执迷不悟，否则，下场比彭德怀、彭真、杨尚昆还要惨！”田家英立即回答：“请报告主席：我田家英对主席了解了，主席也会对我田家英了解。我接受还要惨的结局。”说着，田家英把杯子用力朝地一摔，表达了他和主席的决裂。当时气氛激烈，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了一枪。我即招呼警卫上前一看，田家英已死，随即向主席、总理报告。其二是：另据中办（）号档案记载：华国锋就有关档案失落事件。在1978年7月，曾两次追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的，否则我可能早已死了，今天你恐怕也不会在主席的位子上。主席是知道整个过程的，并说：他要走自己的路，就走吧。主席又指示：不要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华国锋说：“汪东兴也隐约地告诉他：田家英知道内情很多，这个人很危险，主席一直不放心。”前后两则资料都肯定田家英属于‘他杀’，但究竟是谁开枪杀害了田家英？前者认为是内卫失控开的枪，后者则是汪东兴暗示下，内卫开枪。看来田家英决不是自杀，而是他杀。至于谁是凶手（内卫还是汪东兴？），困难在于：现场已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复原现场。再进一步说，最后也是最大的凶手是谁，不是昭然若揭吗？田家英死后，有人报告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竟然这样回答：“死了人都要我管吗？他选择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毛的话有两层含义：第1、我不管；第2、他死得活该!（另据90年代移居香港的作家申渊先生最近经香港五七学社出版的《卧榻之侧──毛泽东宫闱轶闻》一书的记载：毛泽东在闻知田家英死讯后轻蔑地说：“死啦，小叛徒一个。”特录以备考）冷酷无情，以至于此。一个在他身边服务了18年，并且屡屡受到表彰的大秘书死了，根本没当会事儿。普通人之常情，即使是宠物猫、宠物狗死了，也应该有点悲悯之心吧？可是毛泽东就是毛泽东，绝不！ 【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那么就让我们找一个相似的例子来比较一下吧！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也是自杀身亡。陈死后蒋介石闻之悲痛至极，两次亲赴陈宅吊唁，后又亲率国民党在京全体政要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事后并亲笔为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文，另外还送上一幅挽幛，题曰“当代完人”，上书“布雷吾兄千古”，下书“蒋中正敬挽”。南京公祭结束后，陈的遗体被送往家乡杭州安葬。同样是对待跟随自己多年的部下、同样是笔杆子，一个是悲痛至极，隆重祭奠；而另一个则冷酷无情、无动于衷。两者对比何等强烈、鲜明？看来毛泽东真是个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补白】毛泽东论宪法：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2、彭德怀等：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悲惨下场 1981年6月中共第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一段叙述：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虽然这段话对当年庐山会议的是非做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但是仍然有许多避讳之词。比如说‘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就纯是虚构的遁词。按照气象学家的调查，那几年风调雨顺，天气很正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再一点当时苏联也没有逼债，相反，赫鲁晓夫甚至有意给中国人民部分粮食以救急，但被毛泽东拒绝了。因为饱了老百姓的肚子，却丢掉他毛泽东的面子。在毛泽东看来，自己的面子比老百姓的肚子更重要。在这个会议上，揪出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其成员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简称‘彭、黄、张、周集团’。 彭德怀（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原名‘得华’，幼年读过两年书，因家贫辍学务农，下煤窑做工；15岁时参加饥民闹粜事件，被官府通缉，逃到洞庭湖做‘堤工’。1916年入湘军当兵，痛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黑暗统治，萌发富国强兵思想。1919年在连队秘密组织“救贫会”，后因派会员杀死某恶霸而被捕，但在押解途中逃脱。1922年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回湘军任排长、连长、营长；1926年随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结识共产党人段德昌，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1月于所在的营成立‘士兵委员会’，订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维护士兵权益的会章。1928年1月升任团长，4月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加入中共；同年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率部在湘鄂赣交界处转战数月，建立三省边界革命根据地，后率第5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第4军会师。1935年10月，与政治委员毛泽东率部到达陕北。在一次率领红军勇猛打退敌军骑兵的追击后，毛泽东曾写诗大加赞扬：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同年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直罗镇战役。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要职。彭德怀失宠始于何时？说来话长。自从进了北京城，坐上了龙庭。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见到毛，都尊称“主席”；唯独这个老彭，大概自以为有救驾之功，仍然以“老毛”相称；50年代初期，中南海经常开舞会，把许多文工团的女孩子找来陪首长跳舞。高干中有的参与，有的回避，又是这个彭德怀，竟然怒斥为“选妃子”。再有一点非常重要：1956年中共八大时，老彭首先提出‘从党章中划掉毛泽东思想’，马上得到刘少奇的同意，刘说：“还是划掉的好吧！”对此，老毛暂时没有发作，但肯定不会忘记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老毛又牺牲了自己的长子。后来在某次会议上，毛泽东借孔子的话自喻“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可见其伤心至极。追究起责任来，似乎和彭德怀毫无瓜葛，但也不是没有一点关系。如果再往前追索的话，还有1935年5月在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请彭德怀出来担任前敌总指挥，也就是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大权。其实，当时就受到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斥责。但在毛泽东的心里，总觉得是老彭在后面捣鬼，‘搞非组织活动’。有了以上陈年旧账，再加上庐山上那封信，好了，新账老账一齐算！在毛泽东倒行逆施造成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时，彭德怀忧心如焚。曾写下如此诗句：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正是从这种对人民高度责任感出发，他向毛泽东写了那封虽然在当时惹祸，但却流芳千古的信。惹祸以后的事情如何？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无情折磨。先请看‘文革’中被批斗的一幕：毛泽东的爱将、红卫兵的小头头韩爱晶立刻扑上来，一拳打在彭德怀的下巴上，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群红卫兵跟着围了上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连七次，把这个年近70的老人，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一个穿皮鞋的坏家伙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的右胸踢去，彭德怀哼了一声，昏迷过去。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一些女孩子吓得用手蒙住眼睛，当场哭泣起来)。次日，北京卫戍区向“中央文革”报告：“昨天北航召开有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内伤，彭的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能吃饭和起床……”为掀起“批彭”高潮，7月26日下午，北航、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七万人大会。接着，各兵种总部、国防科委、在京军事院校、人民日报、邮电学院等十单位，相继召开批斗大会，彭德怀被五花大绑，脖子上挂着牌子游街，受尽肉体折磨和精神侮辱。张闻天和黄克诚、谭政、张爱萍、王尚荣、李志民等著名将领一次次陪斗。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也遭到北师大造反派的“喷气式”批斗。浦安修因为拒绝揭发彭德怀，扁担打在她的肩背上，头被揪着往墙上撞得咚咚响。大批斗的风暴刚过，又开始了更为残酷的秘密“审讯”。这种罪恶的审讯，从日到1971年末，据不完全统计，相继进行150多次，直到彭德怀一再昏迷，精神完全崩溃。1973年春，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彭德怀患了直肠癌，大便出血，身体完全虚脱，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身上疼痛难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叫声……监护点联系送到阜外医院，院方一听这个名字，就不肯接收……接着又联系卫戍区第一师医院，同样遭到拒绝。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来知道后立刻指示：转到解放军301医院医治。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侧偏瘫，连坐都坐不起来了；不久，医生发现癌细胞转移，已扩散到了肺部、脑部，引起身体剧烈疼痛。医生经过检查之后，向专案组提出必须迅速动手术。就在病重的日，他从报上看到了一篇署名叶进的文章，顿时大怒，指着报纸大声斥道：“不调查就乱写。说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攻击总路线，攻击社会主义，破坏工业战线。把我（在庐山会议上）写的那封信拿出来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击。我要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叫叶进，投机分子，阴谋家，不讲真理，不调查就乱写。”接着他又说：“党内出了特务、内奸，他们要害死我，康生就是个阴谋家、野心家。”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受尽病痛折磨。日，癌细胞扩散，痛得在地上打滚，也没有人来关心他。他朝着门外卫兵大声地喊：“警卫战士，我实在忍受不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当动员他动手术时，他却坚决不肯。专案组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肯动手术？”彭德怀忍着痛，大声地说：“我不相信你们这些人，我得活着，我还有冤屈没有搞清楚！”专案组的人员生气地说：“你是什么，一个反党分子，还能翻得了无产阶级的天下。”彭德怀说：“这个天下是我们用血汗打下来的，我翻它干什么？我要说清自己的问题，要出来为这个国家工作，把它建设好，富国强兵是我一生的愿望。”当医护人员将同意手术的彭德怀抬上手术车时，他突然对旁边的专案组人员大声喊：“手术前我要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说清楚！”彭德怀顽强地挣扎着从车上爬下来，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着就朝门外走——专案组自然不让他随便走动。彭德怀不屈地大声喊：“背了一身的黑锅，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当医生的侄女彭梅魁说：“伯伯，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你能去见毛主席吗？你现在就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一点坏处也没有……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彭德怀沉默了。过了一会，他看着彭梅魁，顺从地说：“那我就做手术吧。”手术做完，彭德怀苏醒过来凄惨地叫了一声：“我成了一个废人！”日14时52分，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彭德怀元帅，病故在301医院14号病室的五号病床上，时年76岁。“历史是最无情的。历史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彭德怀最后的呼声和愿望。两年之后，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可惜的是，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彭德怀离世之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一个同志；彭德怀遗体上的白布单上写着“王川”。日，彭德怀的遗体从301医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场火化。为了掩盖事实，这份火化的申请单上写的是：“申请人：王奎，住址：301，与死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岁，监0012690。”这些自称为“革命者”的人，对于彭德怀是惧怕的，因此，他所有遗物都被焚烧，就连他在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其中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 张闻天（年），原名“应皋”字“闻天”，取《诗经》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在中共的历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书记），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张闻天是江苏省南汇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途中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论家，其地位有些像苏共的布哈林，其人生的轨迹亦极为相似。日出生在江苏省南汇县的殷实农户家庭，1914年考入浦东中学，1916年，进入吴淞水产学校，1917年，去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就读，受《新青年》影响倾向革命。五四运动爆发后，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至1923年，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共。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并任助教、翻译，同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报道员。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共产国际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他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5月，兼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1951年4月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回国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是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闻天在党内有过重大贡献。当张学良囚禁蒋介石的初期，中共党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一致主张杀老蒋、或“审蒋”，以谢天下，以报多年宿怨（参见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唯独张闻天力排众议。在发言中提出：“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方向性的总结。为正确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在庐山会议上，当毛泽东龙颜大怒时，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见风使舵，及时改变发言的内容。唯独张闻天大义凛然、仗义执言。他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自己站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犯上”也要讲。在他发言之前，了解内情的田家英、胡乔木等相继来电话，劝他少讲。但是张闻天义无反顾地讲了整整一下午。这确实是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大跃进”以来错误的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亲历过那个难忘场面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张闻天特别分析了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对于自己的发言，张闻天充满了自信。万万没有想到，两天后风云突变。他竟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才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文革”灾难来临，张闻天当然地被再一次批斗。这次批斗的强度和野蛮程度上，则大大超过了历史上所有党内斗争。日，张闻天被揪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台上，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旁边一起挨斗。那天天气闷热，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张闻天，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因体力不支一头栽倒。有个造反派骂他“装死”，又被拖了起来。在持续5个小时的拽来拽去中，他的衣服扣子全部掉光。鼻青眼肿的张闻天回到家中，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伤感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看到丈夫惨不忍睹的模样，刘英号啕大哭。造反派又把他弄去陪斗彭德怀，“每次看到他怀揣月票手提书包挤汽车去接受批斗，我一天的提心吊胆便开始了，担心他在扑面的风沙或当头的烈日下昏倒，在途中被如潮的人群挤坏，更担心被人揪斗致死。黄昏降临，我便倚门而望，眼巴巴地等待亲人归来……”刘英凄惨地回忆起丈夫被折磨的日子。张闻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接受中直机关和来自全国的提审和外调，仅10个月就有219起。在调查中，张闻天忍受着辱骂、恫吓、拳打脚踢，坚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提供材料，显示了他坚定、正直的人格。康生让张闻天证明，企图通过“六十一人案”打倒一批老干部，可是张闻天提供的材料恰恰相反：“61人出狱是经我签字同意的，此事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尽管如此，在印发的中央文件里还是用了“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字眼，并下令北京卫戍区派武装人员将张闻天夫妇分别“监护”了523天，直到日“紧急疏散”时，他们才被从小屋里领出来，在审讯室里再次相逢。三天后，在专案组的“护送”下，张闻天夫妇带着10岁的养女小倩匆匆离京南下，来到广东省肇庆军分区大院内一个半山坡的平房瑞安家。在这里，张闻天的名字被停止使用，化名“张普”，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每月要向军分区保卫科书面汇报思想和言行。他常常到旁边的西江大堤散步，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出神凝思。他是在进行深刻的反思，自己究竟什么地方做错了，得罪了毛泽东？早在1937年，党内十几位从事多年地下工作的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理由非常充分，他们抬出毛泽东自己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当时审查干部时对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为什么你毛泽东却不遵守，不要贫农出身的老红军贺子珍，而要娶大地主出身的“明星”？那些清楚江青被捕脱党历史的老党员一致同意把信交给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总书记又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向来特立独行的毛泽东顿时火起，马上决定立即结婚。次日便在合作社摆了几桌宴席，邀请各位同志光临。当然，客人的名单上不会有张闻天，张闻天也不会去赴宴。从此毛、张二人结下了芥蒂。后来再加上庐山会议的发言，好了，新账和老账一齐算。聪明如张闻天这样的脑袋，这点事情难道还想不明白吗？【编者按：按照共产党的纪律：普通党员或干部，要求结婚，必需向组织申请，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才行。否则就是违反纪律，要受处分。但毛泽东却可以例外。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可以不受党纪的约束。由此可见：共产党经常宣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党员”云云，实在是是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9·13”林彪自我爆炸，使71岁的张闻天看到了希望，认为“文革”的形势和自己的命运将有所改变，应该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地写出来。他对刘英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哪次会上谈谈。”从日起，张闻天忍着病痛，避开监管，开始秘密写作文稿。计有《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私关系》、《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等等——这些后来被称为“肇庆文稿”的论文，可以说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理论成果。日，张闻天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过着非常孤寂和闭塞的生活，精神上感到苦闷”，请求“早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解决我的问题”，“回到北京去，在党的领导下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言辞甚为恳切。到6月份，张闻天被告知：中央决定自今年5月起恢复张闻天和刘英原工资待遇，算是得到一点宽慰。日，张闻天又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要求了。”这封信是托王震转呈的；几近失明的毛泽东，听完来信，让身边工作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日，张闻天一家离开广东肇庆，来到江苏无锡汤巷45号定居。此时的张闻天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1976年4月的一天，张闻天自知不久于人世，让妻子写下他们的合约：“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刘，1976年4月。”重病中的张闻天依然关心他的理论研究，曾请别人重抄在无锡修改的文稿，说：“如果能有一个懂政治经济学的文字秘书，我就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来。”日下午7时30分，受尽磨难的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逝世。终年76岁。江苏省委当夜急电中共中央，请示丧事如何安排。7月3日有关部门向中央提出一个方案：“遗体在无锡火化，并在无锡开个追悼会”，由江苏省委一位领导同志主持，无锡市委一位领导同志讲话。同时草拟了的讲话稿说：张闻天“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位老同志。他在南京参加过著名的‘五四’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如此简约的仪式，如此低调的评价，‘上面’竟然不同意。在江苏省委一再催询下，仍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7月8日下午，中央有关部门才电话指示江苏省委：不开追悼会，骨灰盒存放无锡，《新华日报》发一条消息，刘英由江苏安置。此前省委组织部干部曾向中央反映：遗体告别时如送花圈，写张闻天还是写张普？家属说：“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答复却是：‘继续保密’。所以，7月9日下午向遗体告别，“张闻天”这个名字仍然不许出现。刘英献给几十年风雨同舟的伴侣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违背人伦和情理，以至于此!张闻天遗体于10日下午火化，骨灰盒被锁在无锡公墓办公室的一个木箱里面。又过了3天，7月13日，才在南京的《新华日报》第三版右下角以“本报讯”的报道方式，注销张闻天逝世的消息。这则消息由‘上面’拟定，仅78个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76岁。”首都报纸一概保持缄默。呜呼!一代伟人，就这样无声息地殒落！他能安息吗? 周小舟（年）原名周怀求，字符诚。湖南湘潭人。1929年秋考入湖南大学预科，1931年秋结业后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4月，加入中共，不久担任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同年11月底调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1936年春奉中共中央指示赴南京，与国民党宋子文、陈立夫的代表秘密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8月，转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旋即担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曾被派作毛泽东个人代表赴新疆、太原宣传团结抗日，进行统战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秋调任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参与领导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9年后历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湘西区党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财经委员会主任。1953年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并兼湖南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等职务。1958年，被补选为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军事俱乐部”这个大案中，周小舟的职务最低，只是个省部级干部。他为什么被牵扯进去呢？说来话长。早在大跃进的年份，人们头脑过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却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终持保留态度，主张公社规模“搞得小些”，对于“共产风”和大搞土法炼钢也非常担心，因此同省委书记周惠等研究决定：停止土法炼钢。从而使湖南多数土高炉没点火就下马了。对于口粮控制也比较紧，没有放开肚皮吃饭。同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张实报产量，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国倒数第一。第二年，插红旗的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反倒要向插白旗的湖南要猪肉、粮食、肥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及其危害，到1959年上半年逐步显露出来：基层问题与矛盾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在机关听汇报、读文件，似雾里观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从4月29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他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由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5月12日，周小舟于慈利县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大食堂。其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周小舟一边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慈利县5天内就解散1336个食堂，占全县食堂的25%，退出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38.4%。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后,彭德怀到湖南,他陪同视察了长沙、湘潭等县，并且向彭德怀反映了基层的实际情况。6月20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周惠问毛泽东：“这次下去，主席看形势怎样？”毛泽东脱口而出：“我看不错么！”随即他反问一句：“你看形势怎样？”周惠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毛泽东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7月2日，周惠抵达庐山，此前周小舟已随毛泽东上了庐山。7月11日晚，毛泽东在住处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它省份好些，所以毛泽东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谨慎，可“二周”又总觉得去年憋一肚子气，不吐不快，并认为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是非曲直交锋才有好处。因此，周惠说：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小组讨论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毛泽东听了叫李锐也来参加座谈。当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可见当时气氛融洽。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这使在座的既吃惊又感动，周小舟故而谈兴渐浓，口无遮拦，竟说起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然这话是针对毛泽东的，说完顿觉不妥，但毛泽东仍很平静，不仅没有引起不快，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据御医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的说：“周是第一个挺身批评毛的地方首长”(见该书第274页)“二周”受到毛泽东的召见，在庐山立即“红”了起来，大概受毛泽东谈话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动周小舟去找彭德怀，要彭总出头向毛泽东进言。彭德怀上书后的7月23日，会议来了个急转弯，从开始“纠左”突然转向反右倾斗争。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党内斗争，周小舟从未经历过，自然有许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丧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有“出家”的想法。毛泽东最初是对原来与彭德怀有相同看法的人进行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尤高”，并送了一本古书《与陈伯之书》，想以古喻今，传递他心中对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随后，毛泽东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二周相抱而泣，他一再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忙照顾妻室儿女。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予‘甄别’。8月17日,他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保留中央候补委员,以观后效。9月上旬,他回到湖南接受批斗。后下放基层,任湖南省浏阳县大瑶公社党委副书记。1962年6月调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家的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时报到。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药。12月26日早上，人们才发现周小舟已身亡。这一天恰巧是毛泽东73岁生日。真没有想到：毛的老部下竟然用这种方式为毛“祝寿”。此时周小舟年仅54岁。还应该提到一点：在疯狂批判周小舟的人物中，有一位他的老部下——华国锋。1959年周小舟担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才是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后因批周有功，才进入了省委书记处任书记，八年后的1968年，华终于成为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共产风”之时，周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客观实际、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亲笔写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一支利箭。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张平化进京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而张平化和华国锋的订交也在于此。而后，当华国锋青云直上时，他没有忘了张平化，提拔此公做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并且许诺以后可以进入政治局。据传后来有人问过大权旁落的华国锋，您怎样评价周小舟？华长叹一声：难得的一个好人。 黄克诚（年）大将军衔，也是军事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位列彭德怀之后，张闻天之前，是第二号人物。也是该集团四大骨干当中的唯一幸存者。正是因为他的幸存，才有机会配合胡耀邦等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的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这是中华民族的幸运，也是历史的眷顾。同时，因为黄将军寿终正寝，在‘文革’浩劫中摧而未残、毁而不灭，得以幸存。为了节约篇幅，本书就不详细介绍，仅录其名。 【补白】美国前总统布什2004年国庆节的讲话：在人类千万年历史中，最珍贵的成果不是令人目眩的科技，不是大师们那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统治者，只有把他们关进笼子里，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对你们讲话。这个笼子有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
3、李达：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未能幸免于难 李达（年）出生于湖南永州。1919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2月起任上海的中共早期组织代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2年7月出席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应毛泽东之邀赴长沙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机关刊物《新时代》。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仍然坚守马列主义理论阵地，成为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誉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此书。建国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1961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李达来到庐山休养。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见面。上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同时毛泽东也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这一次毛泽东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之后，又建议他“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忘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接受任务后，李达雷厉风行：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毕业生中物色两位优秀者做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随后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该校是全国最早建立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高校。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学者和政客之间的蜜月总是非常短暂的。很快就发生了关于“顶峰论”的意见分歧：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讨好毛泽东而大唱“顶峰论”的赞歌。说什么：“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还有一位领导人特地撰写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人非常尴尬。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不可能阻止那个时代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宣扬“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给予严厉批评，他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死板？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倒能够出成绩？”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毛泽东未置可否。在杭州会议上，又有人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并请示可否对其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个人再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毛泽东来了个‘顺水推舟’，轻描淡写地说：“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掀起高潮。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出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三家村”。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某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补充”，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个人。从此，李达陷入了无休止的批斗中。最先被“勒令”停止写作，交待自己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的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掐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走。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艺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高校中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13日，武汉大学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媒体连续发表长篇累牍的“批判揭露”文章。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野蛮。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性格倔强的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但他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则更大，每一次批斗对其人身和精神的摧残也最重。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他无奈地叹息道：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到了这个时候，仍然念念不忘那个‘毛主席’，是固执，还是愚忠？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使李达身心备受摧残。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每况愈下。妻子石曼华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何其愚也！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那个‘润之’的杰作啊！】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李达的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毫无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日，毛泽东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一无所知。3天后，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精神为之一振，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强支病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只有19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第二天，李达小心翼翼地用信封把信牢牢封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尽快将这封信送毛泽东。李达哪里知道，他心目中的‘大救星’已经离开武汉了。幻想不能改变他的病情。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厉害，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时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遭到拒绝。到了最后，也许是有造反派中某些人“良心”发现，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无法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更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 【补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人民中间，特别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不是简单地要求有饭吃，还要求当主人翁，参与国家大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4、项与年：拯救过中央红军 却死在红色政权下 1934年，在50万国民党军队的堡垒战术进攻下，红一方面军八万多精兵在血战中基本打光，而中央苏区武器低劣的红军也节节败退，蜷缩在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几个小县的边界处，苟延残喘。为了最后解决红军残部，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秘密布置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步——“铁桶计划”。该计划确定以瑞金为中心，各部队在指定时间、地点，从四面八方向前推进，形成半径300华里的大包围圈。然后每天向前推进约8华里，6个月之内到达瑞金城下。那时，瑞金的8万6千红军，将在150万国军、300道铁丝网、30道碉堡火力网，加1000辆快速运送拦截部队的军用十轮大卡车严密封锁中，插翅难逃。这就是著名的“铁桶围剿计划”。1934年10月，红都瑞金上空乌云密布，杀气弥漫，蒋介石按照绝密的“铁桶围剿计划”派出150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中央红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蒋介石此举就可消灭红军“毕其功于一役”了。可是，事情偏偏就出了意外：当围剿大军形成铁桶之时，竟然发现：红军早已远去，人走山空。消息报告到主帅处，蒋介石大惑不解：红军莫非上天了？入地了？他哪里知道：就在庐山他那个极其秘密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竟然有个中共的暗探。此人谁何？莫雄是也。江西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是国民党左翼，曾要求加入共产党，与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李克农等有秘密交往。他请中共派人到德安司令部工作。中央特科迅速选派项与年、刘哑佛等前往执行秘密使命。为配合莫雄“剿共”，迷惑蒋介石，红军特地减少在德安地区的游击活动，佯装败退，给莫雄创造辉煌的“剿共战绩”。国民党曾嘉奖德安专区“剿共得力，全省第一”。蒋介石也传令嘉奖，并破格邀请莫雄上庐山，出席高级军事会议。这个傻老蒋哪里知道：会议一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司令部，向项与年、刘哑佛等中共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绝密作战方案交给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将这个关系八万多红军生命和革命前途、极其机密的情报及时送达苏区？难啊，难得很！国民党早已重重包围了整个苏区，连飞鸟都难以通过，何况人乎？中共方面立即决定派遣项与年务必把情报及时送进江西苏区。说起项与年，绝非等闲之辈。 项与年（1896——1978年）原名项廷椿，又名梁明德,原籍福建省连城县朋口镇文地村的一个农家，1925年在浙江加入中共，成为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不久，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的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的三马林达活动。1927年回国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科长，并在上海创办复炎学校，自任校长，这为以后从事党的秘密活动取得了公开合法的身份。此后，他在周恩来亲自创建和直接领导的上海中央联络局白区工作部（特科）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交通员，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他曾和中央特科红队的战友相互配合，在市区击毙叛徒白鑫和三名国民党特务，一时震惊了上海滩；他还配合红队在枫林桥用武装拦劫囚车以营救彭湃，虽然营救失败，但这仍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传奇经历之一。当年陈云、潘汉年、李克农、曾希圣等都是他的战友。接受任务后，才感到困难重重：谈何容易？为了使情报万无一失地送达中央苏区，他计上心来：何不扮成一个乞丐？但他那副文质彬彬的儒雅模样距离一个乞丐相差太远了。项与年在路旁找处隐蔽地方，毅然用砖头敲掉自己四颗门牙。巨大的疼痛使他顿时昏倒在路旁，过了好一阵子才清醒过来。想到重任在肩，他不顾伤痛又继续赶路。连续的昼夜行走、极度的疲劳使他蓬头垢面，脸无人色；树枝和石头撕破了的衣服和鞋，加上缺了牙的血淋淋的嘴巴，没有人愿意再多看他一眼。在敌人设置的关卡处，凶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项与年：‘你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他谎称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但没给，反而放出恶狗来咬他，他慌忙奔跑中跌倒时摔的。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就这样，途经8个县市，混过十多道关卡，一路上风餐露宿，经过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将情报亲手送达苏区。（引自福建连城县委党史办黄明溪先生写的《英雄无语——记我党传奇人物项与年》）正是这位传奇式人物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机智，才换来中央红军的及时转移，才有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际上是“一次带有惊慌失措色彩的搬家式大逃跑”深圳《百姓周刊》日厚朴文章如此评价）和此后的节节胜利。因此毛泽东才说：“搞情报的同志有功劳！”全国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派人专程前往福州、广州，将项与年、莫雄接到北京，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典礼。之后，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款待莫雄与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设宴招待了莫、项二人，热情地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既然有功劳，那就该论功行赏吧！当革命斗争火热进行时，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系于一线，必须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彼此；方能够众志成城，方能坚无不摧、攻无不克。可是，当大功告成，稳坐天下时，问题就来了：如何分配胜利成果？谁的功劳更大？谁应该坐第几把交椅？换而言之就是：整块胜利的蛋糕如何切割、分配？这取决于谁来切蛋糕？即刀把子掌握在谁手中。非常不幸的是，历史安排了毛泽东来切这块胜利的蛋糕。他掌控的党中央有个内部文件即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按照这个方针，不管原先有什么功劳，现在都要降一级。【编者按：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合理吗？其次，‘逐步淘汰’？难道说这些人都是阶级敌人？应该被淘汰？真是岂有此理!可当时刀把子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高兴怎样切就怎样切，没有人能够阻止或说一个不字。】人们自然非常关心莫雄、项与年这二位大功臣在解放后的生活。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叶剑英亲自写信盛情邀请下，从香港回到大陆的莫雄，两年之后便被家乡地方政府当作“反动官僚地主恶霸”逮捕，并被陶铸批准“枪决”。虽经中共要员古大存仗义执言，才得以保命。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坐监、劳改、批斗、游街，一次一次审查交待，没有一次幸免。本可为莫雄作证的有关共产党员，个个因自身难保而默不做声。有位高级干部古大存曾愤愤不平地说：“过去莫雄是用脑袋来保革命同志的，共产党人怎能过河拆桥？今天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几句公道话，竟然无人做声！”。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位古大存自身也难保。当年古大存曾在莫雄手下当过参谋长，后来他又和冯白驹、云广英、尹林平一起被打成“严重右倾”和“地方主义”分子；在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古大存保莫雄”竟然成了一条重罪。以至于在文革开始，即遭受迫害，日含冤逝世。古大存虽然保莫雄暂免一死，但此后的活罪也让他度日如年。文革时更升级为“江南第一大特务”。终于含冤去世。项与年的情况又如何呢？解放初被安排到辽宁监察厅当个副厅长，已经是很重要的岗位了；退休前最后得到的正式职务是“省文史馆员”。——这就是曾经拯救过中央红军的大英雄仅有的回报！应该知足了吧？且慢高兴，还有磨难在等着他：事情应该追忆到1937年，他同十几位地下党老同志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如实反映江青的历史，反对毛泽东娶江青做老婆。从此结下了宿怨。项与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大叛徒、大特务”责令他交代一大串闻所未闻的“历史问题”。七十多岁的老人，被轮番游街、批斗、毒打，一次一次整得死去活来，甚至从七层桌椅垒起来的“高台”上滚下来，得了脑震荡，中风失语，以“大叛徒”、“特务”罪名开除党籍，送去农场劳改，1969年遣送回福建连城老家孤身生活。一生被“革命”折磨、损伤和迫害，使身体从孔武勇猛变为佝偻驼背，瘸拐失语，眼球混浊。身心备受摧残的项与年，文革结束后，经胡耀邦干预才被允许回北京治病。但还没来得及动身，便在龙岩病逝。斗来斗去，项与年最大的“罪行”其实只有一条：“当年为什么没有死？”这几乎是所有白区英雄和朝鲜战场遣返战俘无一例外的“罪行”。一代传奇英雄，最终却活得如此窝囊，天理何在？ 【补白】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77年5月：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了；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在思想政治或其它领域，到底是应该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还是应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流氓无产阶级？
5、潘汉年、扬帆：情报战线无名英雄的悲惨人生 潘汉年（年），江苏宜兴人。1925年加入中共，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中共江西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等要职。 潘汉年是一位在秘密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共产党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秘密使者。其经历丰富而历坎坷，颇具传奇色彩。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新中国成立，他长期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战斗在秘密战线上，依靠自己的大智大勇，凭借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纵横捭阖，做出了在真枪实弹战场上所无法做到的辉煌业绩。例如1931年6月中共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捕并叛变投敌，势必危及当时活动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各级组织。从事地下工作的黄慕兰女士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在第一时间转告了潘汉年，潘马上报告周恩来，周立刻决定让李富春、蔡畅等人及时转移。当敌人前来搜捕时，早已人去楼空。前后相差仅仅几个小时。多么惊险的一幕！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变化，其坚持内战、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开始有所松动。1936年1月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试图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向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处发了一封信，表达了国民党方面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秘密会谈的意向。为了摸清对方的真实意图，1月1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潘汉年在胡秋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的寓所秘密会见邓文仪，由此拉开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的序幕。4月中旬，潘汉年与胡愈之扮成游客，带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新密码，登上了西去法国的国际列车，途径巴黎、马赛回国。从马赛乘船到香港后，潘汉年立刻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商量好的办法，给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发信，争取与国民党方面尽快取得联系。又派胡愈之去上海，通过鲁迅寻找地下党组织，了解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情况，准备把新密码送到陕北。为了找到去陕北的渠道，他立即到上海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说明了去陕北的意向。冯雪峰通过中共驻张学良处代表刘鼎为潘汉年具体安排去陕北的行程。这时，张学良也恰好在上海。刘鼎介绍潘汉年见到张学良，潘汉年向张学良介绍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发展的形势和“八一宣言”，张学良听得很投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潘汉年于8月9日顺利地回到了陕北。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当天晚上，潘汉年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与之彻夜长谈。第二天，潘汉年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并将新密码交给了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9月24日，潘汉年肩负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交付的与国民党谈判的重任，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及毛泽东致宋庆龄和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四人的亲笔信，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途径西安去上海，又赴南京。到南京后，把中共中央致南京方面的信件交给了张冲，让他代转陈立夫。11月10日，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进行了正式会谈。由于双方条件相差太悬殊，因此僵持不下。第二天，潘汉年以“小K”的代号，将自己与陈立夫谈判的情况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请示下一步的方针。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进行了第二轮谈判，但进展不尽人意。正当谈判陷入困境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给陷入僵局的国共谈判带来了转机。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潘汉年的极力斡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最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高级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杭州，宋美龄专程拜访了潘汉年，对潘汉年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努力表示非常感谢。周恩来于3月30日返回陕北，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继续奔波于上海、南京和陕北之间，就两党合作的具体问题同陈立夫、宋子文反复商谈。“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潘汉年完成了作为中共在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联络代表的重要使命后，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的战略总方针是什么呢？现已解密的资料铁证如山：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高喊抗日口号，但对内却另有一套。他曾制订了一条“抗战时期的总方针”：“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要求各级严格遵守，并一再强调：“我们要让日本多占地，这才是爱国，否则就是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共产党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祖国——苏联。”“我们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最有利。即使日本占领全中国也不要紧，可借助苏联收复失地嘛！”对于毛泽东的总方针，有爱国心的彭德怀和林彪曾予以抵制。所以才打了平型关战役（歼灭日军三百多人）和“百团大战”(实际是百排小战)，却受到毛的多次严厉批评。而先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和饶漱石则坚决执行毛的指示，新四军从未对日军打过一场稍大的战斗。毛曾指使刘和饶授意潘汉年去和汪伪、日方会谈。正是根据毛和刘、饶的指示，潘汉年才敢于大胆随汪伪政权江苏省主席李士群（特工头子）去会见汪精卫，并与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头子袁殊（潘的部下）去与日本军方商谈。商谈内容是：最好互相配合共同对付国民党的抗日力量，最低也要使日伪与中共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以便中共能放手大发展，扩大实力，以便将来打败国民党。这才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或者说是战略意图。结果如何？1．潘汉年与日方会谈虽未达成协议（原因是日寇看到毛泽东嘴上把抗日喊得震天响，怀疑毛心中有诈，不敢轻信），但仍有不少成果，双方都有默契：（1）日、伪军与新四军基本上处于停战状态，新四军才得以全力夺取国民党政府在苏北的地盘，并消灭国民党在苏北的十多万军队；而日寇也得以腾出兵力，向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势力范围大举进攻。（2）华东一带是日寇经济掠夺的主要地区，是汪伪政府首都所在，他们的统治解除了新四军的威胁。（3）江南沦陷区的战略物资和人员可以顺利通过日伪封锁线进入新四军统治区，很少阻碍。（这些内幕，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诺夫的回忆录有详细记载）2．潘汉年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与日伪会谈，取得“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重大成果，使中共在抗战期间能大大扩张地盘、发展军事实力，潘汉年对中共无疑立了大功。但是，毛泽东深知在抗战中秘密和敌人会谈，是破坏抗战的犯罪行为；如果被彻底揭露出来（事实上，当时在重庆已有知情人揭露此事，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中共当局不得不发表声明加以否认），必将破坏他“抗日”的名声，会彻底剥掉他“抗日”的伪装，甚至会在他死后赐以“破坏抗战的民族罪人”和“汉奸”的谥号，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接受的。权衡再三，毛泽东决心来个‘李代桃僵’，把一切责任转嫁到潘汉年的头上。这才是潘汉年冤案的真相。为此首先要给潘汉年栽赃（说他瞒着党中央与日伪会谈），下一步就是灭口（终身监禁直到死亡），让潘汉年做他的替罪羊。潘汉年被捕后，公安部预审给他认定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这三条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上面’给潘汉年做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因此，后来庭审时潘汉年只好违心地全部认罪。其实不需要多么专业的法律知识，仅从常识出发，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三条‘罪状’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所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络共同抗日。这也是他被派回国的主要任务。再比如第三条：给国民党提供情报“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离大陆不久，对上海的工业布局了如指掌，上海发电厂这么大的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难道还需要特务提供什么‘情报’吗？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成立一个工作组，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反复核实，于日，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1、中央曾多次指示：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2、潘汉年利用原国民党特务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人，事先都有正式报告。3、他向党提供了准确的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4、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仍然在起着绝密的作用，这是毛、周都知道的。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和毛泽东内心的如意算盘直接相悖，也为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所不容，所以根本不起作用。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不顾事实，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据亲自参与审判该案成员之一的彭树华事后回忆，当具体办案人员和主持案件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正院长是谢觉哉，因年事已高，不做具体事务，由吴德峰实际主持工作）在不作记录的情况下自由交流时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现在照录如下：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就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吴老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吴德峰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在一次谢老接见全体办案人员时也是这样交代：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更有意思的是：有次谢老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话：“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谢老话锋一转，又接着说：明朝有位叫文征明的书画家，有一天在西湖之滨偶然发现一篇碑文，是宋高宗亲赐岳飞的御札，他当即填了一首《满江红》，这首词很能说明问题。文征明很有见识，后人都骂秦桧是谋害忠臣的罪魁祸首时，他却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谢老还一字不差地为我们背了那首《满江红》，背完后，谢老又说：“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争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害死岳飞的罪魁祸首。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在一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谢老又给我们讲了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可能是想帮助我们理解此事。他最后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工作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更为可笑的是，当时指导办案的主要文件，不是什么法律条文，而是毛泽东在潘汉年被抓后，于1956年4月，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那篇讲话。该讲话中以较长的篇幅谈了潘汉年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当时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因为它强调了”阶级斗争“，所以公安部内部编了一本书——我们叫它”黄皮书“，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庭里人手一本，要重点学习，作为办案的主要依据。另外，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虽然庭审当天曾汉周宣布闭庭，另行宣判。其实判决书早就写好了，刑期也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正如谢老此前所言，庭审和判决只是履行法律手续而已。正像我们此前所听到的传闻那样：潘汉年‘认罪’、审判后马上就‘自由’了——一个月后，被假释出狱。妻子董慧在此前已被释放，两人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虽说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但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天地，尤其是夫妇两人能在一起聊聊天，在自己的小院内养养花、种种树，还可以到附近的河沟里钓钓鱼，甚至被允许进城探亲访友。每月还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妻子董慧每个月也有2斤鸡蛋，在生活上没受什么罪。包括饶漱石，因为在服刑期间患了精神分裂症，日被假释后，安置在一个农场里，按八级干部待遇，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还有自己的厨师和服务员。潘汉年与董慧对团河农场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情绪也相当稳定。还听说他甚至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多么天真！他哪里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了调子：”此人从此不能信用。“谁还敢再用他？潘汉年一案的审判结束后，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告一段落。没想到”文革“一来，本已尘埃落定的‘潘案’再次被政治风浪高高地卷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楼。楼下有一间地下室，原是银行金库，就被当成档案室的档案库。厚厚的水泥墙，几寸厚的铁门，封得严严实实的。造反派前来造反，首先需要掌握秘密材料，因此想打开这扇铁门，想了许多办法都打不开，就找来了一个开山大铁锤，几个学生轮番捶打，整整折腾了两天才把档案库的门砸开。这便是”文革“期间，发生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砸档案库“事件，这在当时轰动一时，也算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公检法系统遭到如此破坏，可见当时”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高法的档案库被砸，牵动了另一位特殊人物的神经——她便是江青。而这背后，又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潘汉年被逮捕后，被牵连进来的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扬帆，原名石蕴华，也曾用名殷扬，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北大的学生领袖。1939年，扬帆到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当时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得知扬帆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做过文化工作，与江青前夫唐纳一起共过事，又对江青比较了解后，就找扬帆了解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情况。扬帆不知道江青已在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便无所顾忌地谈了自己对江青的看法，其中当然不乏贬斥之辞。1939年5月，项英将扬帆所谈的情况，以电报形式发给了延安，一封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发给党中央，一封以东南局书记项英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本人，对毛、江的结婚提出异议。项英在电报中特地注明材料的来源是由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提供的。这两封电报都被江青看到，她自然对这个”殷扬“牢记在心。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正在西子湖畔研究起草新宪法草案的毛泽东。她突然收到一封从杭州交际处转来的从上海寄出的匿名信，内容主要是警告江青：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写了材料交给中央组织部，你要向中央组织部交代等等。江青看了非常恼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的恶毒攻击，她把信交给毛泽东，称这封信的背后是将矛头指向主席的。毛泽东当即把公安部长罗瑞卿找来，罗瑞卿不敢怠慢，迅速召来华东公安部长梁国斌到杭州一起研究”案情“。江青提供了一份”嫌疑人名单“，都是熟知她30年代在上海情况的人，其中首先列出的怀疑对象就是扬帆。可是经过几年调查，证实了这封信与扬帆无关。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也没查出写信的人，成了一桩悬案。直到1961年林伯渠去世，他的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这封信的笔迹与江青收到的那封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专案组询问朱明，她很痛快地承认下来，很快服安眠药自杀。1954年，由于”高、饶事件“的影响，上海的政治空气愈发紧张。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期间，曾批准上海市公安局利用叛徒、特务提供情报，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扬帆当然也被牵连进去，被送京隔离审查。不久，潘汉年案又爆发，扬帆由隔离审查升级为正式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潘、扬集团案件“。这个案子后来又和”高、饶反党联盟“中的饶漱石挂钩，于是成为”潘汉年、饶漱石、扬帆反革命集团“，3个人被绑在一起。饶漱石被定为该集团的首犯。潘汉年、扬帆都长期在上海工作，扬帆此前又因为”匿名信“事件接受过专案组调查，江青猜测案卷里会有不少她当年在上海的资料，听说高法的档案库被砸，担心这些材料会流落到社会上去。江青就找到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以政法学院学生砸了高法的档案库为由，称潘汉年案的卷宗材料涉及党和国家很多重要机密，如果卷宗丢失，后果不堪设想。谢富治于是派专人到最高人民法院收走了潘汉年案的全部卷宗材料，没有留下片纸只字。虽然匿名信已证明与扬帆无关，但江青对扬帆依然不能放过。”文革“一起，公检法遭到冲击，正好给了她一个绝妙机会。1967年3月，江青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