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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留学卡尔顿大学
　　介绍建于1942年成立，是由安大略湖省的基督教青年会发起建立的，1957年正式成为大学，是著名的公立大学。卡尔顿大学位于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校园占地62公顷，风景秀丽，毗邻政府机构，实验室，图书馆，学习氛围浓郁。它在公共事务与管理、高科技等领域中名列前茅，享有盛誉。学校是安大略湖大学联盟的成员，还是及学院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国际大学联合会的成员。
　　入学的基本条件：
　　1) 国内高中以上学历，并且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
　　（申请文科需达 67%-80% ，理科 70%-75% ，商科 74%-80% ，工程 70%-85% )
　　2) *老即Paper-based TOEFL (PBT) 580分（机考237分以上）
　　*新托福Internet-based TOEFL (IBT) 86分（且写作，口语单项至少22；阅读，听力至少20)
　　*IELTS 6.5分上，且听，说，读，写各不能低于6.0
　　申请入学的竞争是综合能力的竞争，加拿大的大学不会简单的用／GPA等等条件来作为录取的唯一依据，但是在假设你其他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然是GPA越高越好。如果要回到大部分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来说，GPA的权重会比加拿大的学生更大，因为你没有更多的机会去参加一些加拿大人熟悉的社会活动来为自己加分，在所有人都是几张成绩单摆在申请台上的时候，当然你只能寄希望自己的成绩比别的申请人好一点。
　　360，隶属于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中国A股上市公司立思辰成员企业，代码：300010），主要从事互联网留学办理、教育投资、海外置业以及网络运营，是全球互联网留学开拓者，公司与、加拿大、、、、、、、、等30多个国家的800多家教育机构签约建立合作关系，协议覆盖2000多所海外大中小学，拥有经验丰富的留学专家组成的团，其中78.6%拥有海外名校留学背景，高效有序的留学咨询系统和安全快捷的后勤保障队伍，为留学生提供从咨询、申请、签证、接机及住宿等留学一条龙服务。历程8年，公司已为数万名中国学生提供了留学咨询和院校申请。
　　甘肃华侨服务有限公司（中国教育部资格认定书编号 教外综资认字【号），为上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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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专业解读
加拿大留学热点介绍【期刊精选】纪实文学。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后的情书（作者：李彦）《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
【期刊精选】《人民文学》2015年第3期。纪实文学。
——白求恩最后的情书
（作者：李彦）
　　李彦：加拿大华人女作家，现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兼东亚系中文教研室主任，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中文版2009年在国内出版，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海外文艺奖章。
　　“当然，我母亲非常美丽。这是公认的！”
　　“他们俩的关系，是谁追谁呢？”
　　“嗯……我想，还是白求恩更主动吧。”
　　初秋的傍晚，落日余晖浸了几分阴柔、几分伤感，笼罩着百年老屋幽暗的客厅。窗帘太『日了，已辨不清是棕红还是土黄。天光透过缝隙，斑斑驳驳，洒在油漆剥落的地板上。靠墙立着的木架，窄窄的，略微倾斜。巴掌大的镜框里，嵌着一枚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女郎正当妙龄，身穿深色毛呢大衣，发髻上斜扣了一顶贝雷帽，明眸皓齿，优雅端庄。
　　光线太暗，拉开落地灯开关，才看清了老屋主人。他的腿跛了，坐在单人沙发里，双手握紧拐杖，竭力挺直了腰板。蓝白相间的方格衬衫皱皱巴巴，牛仔裤露着破洞。花白的头发久未修剪，似秋风中野草，散披在额头、肩上。唇角紧抿，双颊深陷，凸显出一条条刀刻斧凿的沟壑。时光倒流，蓦然想起狄更斯笔下的流浪汉，破帽遮颜，孤独地徘徊在雾都伦敦街头。
　　且慢。掩藏在野草后的那对灰蓝色的眸子，分明闪烁着智者的锋芒，忧郁冷峻，怒向刀丛。
　　“你母亲和白求恩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你了解多少呢？”懒得抽丝剥茧，单刀直入了。同属坦诚之人，对方不会计较吧。
　　还是唐突了。老人缓缓摆了下头，眉目间绽出一缕高傲。“我从来没有问过她。为什么？那种问题是极不得体的。我们英国人矜持惯了，喜怒不形于色。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受到教育，要掩饰自己的感情。也许，你会觉得我们很冷漠。但实际上，我们只是竭力控制住自己，不显山露水罢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你，有没有可能是白求恩的儿子呢？”我明知故问，希望挖掘出更多尘封的秘密。
　　老人被傻话逗笑了，咧开嘴，露出几颗残存的牙齿，似乎忘记了刚刚炫耀过的绅士所应具备的“矜持”。“那怎么可能啊！”野草在眼前晃动。眸子里溢出快活的涟漪。“一算就知道了嘛！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一九三八年初。从那以后，白求恩就再也没有返回过故乡。而我呢，是一九四二年才出生的啊！”
　　哦，上帝，真希望他的出生证上记错了。那该有多么美妙！
　　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十年，风闻过围绕着白求恩医生的不少逸闻趣事。这位中国人民心目中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他的故乡，却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其多姿多彩的一生，除了在身后留下众多感人肺腑的不朽篇章之外，也激发了想象力丰富的作家灵感如泉，任思绪飞扬，探索人性之深邃复杂。
　　加拿大先锋派作家丹尼斯&鲍克在二OO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共产党人的女儿》便是其中之一。该书虚构了白求恩在太行山的岁月里，面临日军长驱直人中原大地造成混乱和死亡的悲惨局面，撰写了一封令人心痛如绞的长信，留给他那从未谋面的女儿，那是他与情人所生的孩子，被遗弃在战火纷飞的西班牙了。
　　鲍克的另一部作品《回家》今年刚刚赢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我殷切地期盼着，有慧眼识才的伯乐，能把《共产党人的女儿》这部思想性兼艺术性俱佳的小说也翻译成中文，以飨中国读者。鲍克曾善意地提醒我说：“这部小说中的白求恩，和你们中国人所理解的相去甚远，也许你们并不乐意读到这样的描写呢。”
　　我回答他：“其实你不了解中国人。我们的思维，远比你所想象的更为微妙、复杂。”
　　西方社会对白求恩的微词，除了源自冷战思维的影响之外，也基于他在爱情生活上与众不同的率性与浪漫。与同一女性两度结婚却两度仳离，在西班牙战场上与欧洲女画家的热恋，都成为抨击者对其诟病时常用之词。
　　我却不以为然。因我看到的，是一个直面真实的勇者。那种果敢与坦诚、光明与磊落，相较于遍地开花的投机钻营、世故圆滑、谄媚逢迎、尔虞我诈，恰是人类稀缺的珍贵品质。
　　白求恩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像磁石，吸引过许多优秀的女性。前些年，我的同事、英文系教授朱蒂丝和我闲聊时提及，她的姑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与白求恩是同事，两人都在蒙特利尔的一所大医院里任职。在她姑母眼中，白求恩是一个聪明勇敢、正直善良、医术高明且充满活力的男性，自然深受女性爱戴，也因此绯闻不断。
　　“我姑母说，他是个精力异常旺盛，充满奉献精神的人。在个人生活方面嘛……”朱蒂丝抿嘴一笑，似乎羞于谈论涉及他人隐私的话题。看到我期待的目光，她终于还是讲了下去。
　　“姑母说，有一次，一个年轻女护士突然失踪了，好几天没来上班。大家四处寻找，不见她行迹，便去护士长那里告状。护士长正在检视病历呢，连头都没抬，只应了一声：‘去，查一下，看看诺尔曼这几天在哪儿呢。’……”
　　“白求恩绝非完美无瑕。”我的师姐熊蕾、一位中共老前辈的女儿如是说，“事实上，恰恰是中国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军队还有中国的老百姓教育和影响了他，最终成就了一个英雄人物的形象。”
　　她的解读，令我回想起甫抵加拿大时浏览过的一本英文传记。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白求恩的战友们集体撰写的。其中有个细节，多年过去了，仍滞留脑中，鲜明如初。
　　在晋察冀边区艰苦的岁月里，白求恩曾经与八路军驻地附近的一位基督教女传教士有过一段引人遐思的交往。那座教堂建立在五台山腹地的丛山峻岭间，里面居住着一位从新西兰远渡重洋来华、名叫凯瑟琳的年轻姑娘。
　　两人奇妙的邂逅，发生在蜿蜒曲折的盘山道上。那个秋天的下午，凯瑟琳跟随着一群中国百姓，立于村口，好奇地观赏前所未见的景观：细碎的铃铛声由远而近，一列长长的驼队掀起烟尘，出现在天边。那不是司空见惯的走西口的晋中商贾，而是一位洋人率领的骡背匕的战地医疗队，途经村庄，前往松岩口小镇。
　　秋阳照耀下，崖畔丛生的酸枣野果鲜红夺目。山道旁，一袭黑色长裙、亭亭玉立的西方女子，如羊群里的骆驼，攫住了白求恩的目光。
　　凯瑟琳小姐在这个闭塞的村庄里已生活了数年之久，操一口流利的五台话。与白求恩大夫打招呼时，她的心头可曾惊怵，久违的母语，出口时竟如此生涩？两人站在路旁的松树下，聊了个把小时。入冬前的那些日子里，白求恩应凯瑟琳之邀，曾数度前往教堂造访。
　　在白求恩眼里，这位身材高挑、眉目开朗、举止端庄、忠于信仰的姑娘，令他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在青年时代，母亲也曾满怀激情地远涉重洋，到夏威夷群岛，于土著人之间传播上帝的福音。
　　也许是久居深山老林，难以见到一位“同类”吧，交往之初，凯瑟琳便显露出掩盖不住的热情。姑娘怀揣的，是何等情愫呢？也许是对爱神的悄悄企盼，也许仅仅是友谊地久天长。但白求恩内心渴望的，却不仅仅是友情。
　　那年他四十八岁。以其对女人的丰富经验，第一眼，他便看透了，能够打动面前这位女性的，绝非个人得失，而只能是信仰。事实上，那种能为私人名利所动摇的女性，对他这种人来说，也毫无吸引力可言。
　　青灰色教堂的屋顶上，孤独的十字架默默地遥望着蓝天。穿越花木凋零、萧瑟空旷的院落时，钟声在寒风中叮当鸣响。银色的烛台下，身穿臃肿的黑棉袄、扎着裤脚管的中国村民，正对着高悬在头顶的耶稣像，虔诚地顶礼膜拜。
　　他们向上帝祈求的，都是什么呢？白求恩呆立在高大的拱门下，陷入了怀旧的怅惘。耳畔喃喃的祈祷声，把他的思绪带回到劳伦斯河畔的皇家山上。耸立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圣心大教堂，庄严宏伟，灯火辉煌。唱诗班的歌声余音袅袅，伴着优美的管风琴声绕梁回荡。
　　此情此景，似曾相识。这里却非久违的故乡。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汾水长。
　　鲜为人知的是，兴趣广泛的外科医生白求恩也曾尝试过文学创作。美国的《进步周刊》发表的第一篇反映中国抗日战争的文艺作品，即出自白求恩大夫笔下。
　　《中国肥田里的秽草》这一短篇小说，描述了华北山村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家老汉，祖祖辈辈耕耘劳作的田园生活，毁于日军侵略的战火。老汉在自家麦田中发现了一颗哑炮，于是历尽艰辛，赶着小毛驴，顶着烈日的暴晒，把这个用树叶严严实实遮盖着的“宝贝”，送到了儿子参加的游击队。故事的灵感，可是取材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五台？
　　“白求恩的这篇小说，显示了他的观察能力和文学造诣”。然而，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此篇作品善意的褒奖，我不敢苟同。小说中的某些细节，例如：“他忽然看见田边有个奇怪的地洞，中间竖着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一个削去了头的黑色的大菠萝。”这种想当然的比喻，暴露了白求恩并不真正谙熟华北的乡间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北方山区的农民，不可能见识过岭南的菠萝。
　　白求恩曾与凯瑟琳小姐秉烛长谈，津津有味地分享她珍藏的陈年红酒，品尝她用羊奶精心制作的乳酪，还有她亲手烘烤的在百里山乡都难得一见的松软的蛋糕。
　　虽然姑娘把栗色秀发一丝不苟地梳向脑后，绾成整齐光滑的发髻，看上去过于严肃、刻意端庄了，他却分明感受到了姑娘在他面前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活泼与娇羞。
　　可是，当他动员姑娘加入抗日阵营，为八路军的医院尽一己之力时，他那向来倾倒众生的魅力，却迎面碰上了铁壁铜墙。
　　放弃，从来就不是他所熟悉的字眼。“目前情况紧急，已迫在眉睫。你无法想象，我们缺医少药的状况有多么严重！与日本军队的战斗如此频繁，我做手术时，却连必需的胶皮手套都没有。伤员们接受截肢时，甚至连麻醉药都无法施用！跟延安讨要吗？根本无济于事！因为那里同样物资匮乏。等待走私者偷运货物进来？那恐怕遥遥无期。而伤员们就在这等待的过程中接连不断地死亡！我唯一能想到的人，就只有你了。你是神职人员，可以合法地去北平城，购买药品并带回来。怎么样，能帮我一把吗？”他语气迫切，口若悬河。
　　姑娘的理由也堪称冠冕堂皇：“我反对战争，反对杀戮。我要对我的教会负责，保持中立，不能介入任何争端。因为上帝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正义也罢，非正义也罢。”
　　“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来自基督徒家庭。我父亲就是牧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本人也算是个传教士。”白求恩的雄辩，显然来自父辈的遗传，“你想拯救人们的灵魂，以便他们将来能在天堂里幸福地生活。而我想拯救的，却是他们眼下在人间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说是殊途同归！我并非要求你参加战争。我仅仅是请求你，为拯救人类的生命，尽一份应尽的力量！”
　　凯瑟琳躲开他咄咄逼人的凝视，陷入了难堪的沉默。那个夜晚，年轻的姑娘可曾独自跪拜在耶稣像前，苦苦地诉说心灵的挣扎？
　　第二日清晨，早霞刚刚洇染了崖畔的青石壁，给冬日的山谷带来一丝暖意，凯瑟琳苗条的身影已穿越羊肠小道，出现在松岩口小镇上。
　　“我决定了，亲自去一趟北平。”
　　“你想好了没有？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事情啊！”白求恩激动的声音，难掩他内心的喜悦。
　　“不错，的确很危险。但你所从事的工作，何其危险！我现在终于相信了，发生的一切，皆是上帝的旨意。”
　　当年轻的姑娘顶风冒雪下山，前往日军占领的北平城，去购买受到严格监控的医疗设备和药品时，白求恩在日记里留下了他的感慨：“我遇到了一个天使：凯瑟琳。如果她不是天使，那么这个词语又意味着什么呢？”
　　严冬降临时，日军占领了五台山，白求恩和他的战友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模范医院，诞生仅仅两个多月，便在猛烈的炮火袭击下，惨遭摧毁，夷为平地。八路军被迫战略转移。
　　随着骡背上的医疗队，艰难地攀过白雪覆盖的山峰，回望远方依稀可辨的教堂尖顶，白求恩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丝迷茫。
　　自从凯瑟琳小姐下山之后，已经很久了，没有收到她的一点消息。她是否安全抵达了北平？她是否能够完成这重要的使命？
　　身旁的中国同伴见状，小心翼翼试探道：“这次撤退，不得不离开凯瑟琳小姐，您是否心中难过，依依不舍？”
　　几个月来，大家都在暗地里揣测，两人来往如此频繁，一定是沉浸在热恋之中呢。的确，白大夫已离婚多年，早该寻找一个妻子，开始新生活了。白求恩收回沉思的目光，仰天大笑。“同志！此处是前线、是战场，不是找老婆、娶媳妇的地方！”
　　炮火连天，硝烟滚滚，激烈的战斗，不知已持续多少个日夜了。战士们喊着他的名字，迎向敌人的子弹。“冲啊！白大夫和我们在一起，他能起死回生！”
　　一批又一批伤员抬进来，放在小庙冰冷的土地上，等候着接受没有麻醉药的手术。院墙外，机关枪声忽近忽远。炮弹呼啸着掉落在四周，小庙的瓦顶被震动得直响。
　　晨曦再次透人了窗棂。白求恩步履踉跄，走出小庙，眨巴着干涩疲惫的双眼，看看东方初露的曙光，凝视着周遭坍塌的农舍、焚烧的黑烟，嗅嗅空气中弥漫的焦肉的腥臭，一语不发。他朝自己脸上浇了一捧冷水，甩甩麻木酸疼的双臂，便重又返回到临时搭建的手术台上。
　　又一场战斗结束了。敌人被击溃，撤退到三里开外的荒野里喘息。白求恩大夫呢，已经马不停蹄，连续工作了六十九个小时，整整救治了一百一十五个伤员。
　　八路军转移到太行山东麓一个叫孙家庄的小村之后，白求恩重起炉灶，着手创建了第二家野战医院。和在五台山时一样，地址也选在一座佛寺之中。
　　春风悄悄潜入山区的某个夜晚，院子里忽然传来欢呼声。大家争相转告，凯瑟琳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匆匆冲到门外，四下里张望，“哪儿？她在哪儿？怎么不把她带过来？”
　　星光下，找不到凯瑟琳苗条的身影。只看见了两匹骡子，上面驮着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一封长信。亲爱的白求恩医生：
　　和你会面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北平了。一路顺畅。经过数天的跋涉，我终于抵达了这座美丽的东方古城。多么遗憾你没能和我一起旅行啊，否则我可以做你的向导，陪伴你参观所有的名胜古迹。我敢保证，你对见到的一切，都会由衷地喜欢。
　　抵达北平次日，我便带着你交给我的那张清单，去了莫里森大街那家大药房。因为我所需要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店家拒绝出售给我任何药品。显而易见，日本人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严防任何医疗物资包括药品流出日本占领区，用于军事目的。
　　我了解到，医疗物资必须有敌人官方的正式}比准文件，才允许出售。在零售店里，可以不用批准就买到少量药品。但我发现，如果完全依赖零售店这条渠道的话，我恐怕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买齐你所需要的全部东西。
　　幸运的是，我有个朋友，他在北平管理着一家医院。他与我们一样，也拥有同样的信仰。因此，他以这家医院的名义，帮助我获取了官方的批准文件。拿着这份文件，我回到莫里森大街那家药房，买到了所需的大部分药品，至于少部分没有存货的，我第二天跑到哈德门，也在那里搞到了。哈德门那里有一家德国贝耶公司的分店……
　　我可以想象得出，当你得知，我终于弄到了你所需要的全部物资时，心里该是多么快乐啊！虽然这整个过程搞得人精疲力竭，能为你，而去做这一切，我却非常高兴。
　　在完成任务之后，我才花时间去处理我们教会的相关事宜。我知道，读到此，你又该笑了。我仿佛能听到你爽朗的声音：购买医疗设备和药品，也是百分之百地为上帝和教会服务啊！
　　我不会反对你这样说的。让咱俩达成共识吧：为你服务，也是为教会服务的一部分……
　　按照你所要求的，我去一一拜访了你在北平城里所有的朋友。当他们听我叙述了你在这个国家某个地区所从事的工作之后，大家先是很惊讶，继而十分兴奋。接着，每个人都表示，盼望能够与你会面、好好聊聊。J甚至询问，他是否能随我一起回来，加入到你高尚的事业中去。我不知道你会怎样考虑，但我仅仅能向他允诺，下次我再来北平，可以带着他同返太行山。
　　（接下来，凯瑟琳描述，她在回程中，遇到了日本宪兵和伪军的盘查，她是如何成功地说服了他们，这些医疗用品都是为她所在的教会服务的；还有她在敌占区小镇上的停留，以及她返回自由区之后与八路军代表的晤面。）
　　我在半途中，被来自第三战区的一个军官拦住了。他对我说，他收到指令从我这里领走物资，然后转交给你。我照办了。尽管我十分渴望，能够当面把这些物资亲自递交到你的手中。
　　然而，想到你戎马倥偬，转战天涯，行踪飘忽不定，我终于决定，还是遵命照办吧。所以，此刻我给你写信，并附上物品清单……
　　我感到，我已经逐渐能够理解你的工作意义何在了。明白之后，我极为迫切地盼望着，能够与你分担这一切。这是无比崇高的事业。若是我能略尽绵薄之力，我将会欣喜万分。
　　衷心祈祷上帝，迅速惩罚那些制造灾难与不幸的奸佞之徒。你曾经提到，惩罚恶人，将是上帝给他的子民带来的最大福祉。你是正确的。
　　今晚，我将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
　　你真诚的，凯瑟琳
　　没有一个“爱”字，不见一丝晦涩。我却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捕捉到年轻姑娘矜持含蓄、竭力掩饰的深情。毫无疑问，诺尔曼继承自母亲的热情、父亲的执着，不可抗拒，难以抵挡。年轻的新西兰女郎被彻底征服了，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中国人民正义的一方。
　　白求恩大夫呢？也许他难掩胸膛里的悸动，也许他早已习惯了来自异性的仰慕之情。读罢信，他踱到庙门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仰望着天幕上北斗的清辉，陷入了良久的沉思。
　　微风细草，旷野繁星。他可是想起了五台山上一个个温馨的夜晚，烛光摇曳，笑语盈盈？
　　“基督徒们相信，每当你拯救了一颗灵魂，你死后到了天堂里，就会享受快乐。今天晚上，我却要在人间享受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的军队赢得了一名出色的新兵——凯瑟琳小姐。”回到室内后，他对身旁的中国同伴说，“她来到中国，本是为了扭转别人，去信奉她的基督教义的。然而，她这位基督徒，却被拉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把天堂和人间的距离拉近了，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后来呢？我们可敬可爱的天使凯瑟琳小姐最终去了何方？黄鹤杳然。唯一知晓的是，日军占领了五台山之后，那座白云缭绕的青灰色的基督教堂，也焚于战火和硝烟。
　　二O一二年初夏，我初次踏入五台胜地。驻足高高的山崖，眺望雨后青翠如洗的山谷，满目皆是色彩缤纷的红墙绿瓦，琉璃庙顶。香烟袅袅，诵经声嗡嗡。找不到松岩口模范医院的废墟痕迹。更难寻教堂钟楼的断壁残垣。清晨的阳光在密林间舞动婆娑，透过崖畔古柏的枝丫，映现出两个鲜活的人影。年轻纯洁的凯瑟琳，目光炯炯的诺尔曼-白求恩，正在忽明忽暗的烛光下，相视而笑，侃侃辩争，
　　诺尔曼特立独行的个性、招致非议的举动，使他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备受攻击的对象。那积压已久的郁闷和沮丧，在抵达东方的神秘占国之后，才终于得以释放。在写给故乡朋友的信中，他曾经如此形容自己的心境：
　　“我真的怀念咖啡、半熟的烤牛肉、苹果馅饼，还有冰淇淋。那都是绝佳的美味啊！还有书籍。还有人在著书立说吗？还有人在欣赏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铺着雪白床单的柔软的床上，该是什么滋味啊？姑娘们还渴望被人爱吗？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任何惊喜了。”
　　“此处的生活，既粗陋又艰苦，但我却乐在其中。虽然十分劳累，我却很久都没有如此快活过了。我感到巨大的满足，因为我正在做的，恰恰是我希望从事的工作。我的财富来自于每时每刻都有重要的工作来做！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时的那种欢乐！”
　　在五台山的战地医院里，白求恩亲自绘图，教乡村木匠制作固定骨折用的木夹板和牵引架，还亲手拿着榔头敲敲打打，指导铁匠打造夹板上的铁条。他自己动手，裁剪美孚废油桶，教人们烧焊伤员用的大小便器和喝水杯，并指导农村妇女为伤员缝制中间掏出一个透气洞的棉垫子。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
　　“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别。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八路军的津贴，从战士到团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分别为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毛泽东也是五元。为了照顾白求恩，中央特批给白求恩一百元，但他从来没有领取过。
　　司令部配备给他的一匹马，他倒是接受了。但他舍不得骑，仅仅用来驮运医疗器械。
　　炊事员见他操劳过度，身体越来越瘦，会悄悄炒一盘鸡蛋给他补养。他却大发雷霆，一口都不吃，分给了伤员，自己和战士们一样，吃小米饭，喝白菜汤。平时有点好菜，他也舍不得吃，都会一一分给需要营养的伤病员，自己啃几个柿子充饥。
　　难以理解，诺尔曼的妻子，一个出身高贵、教养良好的英国女郎，为何会两次嫁给这个最值得爱戴的男人，却两次均以离婚收场。
　　广为流传的说法之一，是她拉开家中新买的冰箱、准备取肉烹调晚餐时，却骇然发现了丈夫存放在冰箱里的患者内脏。对于墨守成规的女人来说，婚姻自然走到了忍无可忍的尽头。
　　然而，当诺尔曼躺在太行山深处黄石口村农家的土炕上，奄奄一息，等待死神降临的时刻，他却没有忘记在遗嘱中关照那位已经离异多年的前妻。他叮嘱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一定要转告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他的同志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按时支付他前妻弗朗西丝的生活费。
　　“我对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因为我自己没有钱，就使她中断生活来源。请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也请告诉她，我曾经十分快乐……”
　　在那悲哀的日子里，聂荣臻司令员并没有守候在黄石口村的病榻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上旬，他所指挥的晋察冀部队在一二O师的配合下，刚刚取得了雁宿崖、黄土岭战役的重大胜利，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歼敌一千五百余人。经白求恩救治的伤员中，至少有两名是日本士兵。
　　“我们作为医生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因政见不同而眼睁睁地看着成千上万的人缺医少药，身处悲惨境地。解救人类的苦痛是医务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我们责无旁贷。”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曾经如此写信给加拿大的朋友们。
　　凯瑟琳小姐历尽艰辛从北平运回来的药品，早已消耗殆尽。白求恩在一次疲惫不堪的马拉松手术中不慎割伤手指，感染了败血症，却没有任何药品救治，只有面对死亡。趁着意识清醒之时，断断续续地，他留下了我们今天都知道的遗嘱，把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品，一一分赠给身边的中国伙伴。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马靴和马裤，给冀中的吕司令。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器械，杜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挑选两种物品作纪念吧！打字机和松紧绷带给郎同志。手表和蚊帐给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送给董同志，算作我对他和他夫人、孩子们的新年礼物。文学书籍也给他。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并另送小鬼一双日本皮鞋。照相机给沙飞，储水池等给摄影队。医学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者和贫血病患者。千万不要再去保定、天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最后，诺尔曼写道：
　　“请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以及我所有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告诉他们，我一直非常快乐。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过去的两年，是我的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虽然有时感到孤独，但我却在这些值得敬爱的同志们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众多亲爱的同志们。诺尔曼&白求恩”
　　上海的共产党人求助于黑社会老大杜月笙，躲过日本人的严密封锁，终于搞到了一批珍贵的青霉素。跋山涉水，几经辗转，当药品终于送到黄石口这个小山村时，白求恩已处于弥留之际了……
　　聂荣臻司令员亲自挑选了柏木寿棺，又泪流满面地亲自为白求恩人殓。
　　接连五天，人们用担架抬着白求恩骨瘦如柴的遗体，顶着初冬凛冽的寒风，沿着太行山崎岖的小径，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村庄，与乡亲们一一告别。担架后面，跟随着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哭泣着送别曾经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为中国百姓驱赶病魔的“白大夫”。
　　加拿大政府拍摄的纪录片《白求恩》中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他死在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要死去，我们无法忍住哭泣。我们翻山越岭，扛着他那已是很轻很轻的尸体，走了很远很远。我们村里的乡亲都来了，他们全都哭了，苍天也哭了。我们要在群山中为他建一座陵墓。”
　　十一月十七日夜里，八路军将白求恩的棺木秘密埋葬在于家寨村的狼山沟，地面抹平，做了暗记，以防止被日军发现遭到破坏。
　　消息传至延安，毛泽东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从此，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耸立起一座丰碑。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对技术精益求精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OO九年深秋，在白求恩大夫逝世七十周年的那个日子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和魁北克孔子学院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很早之前，我就开始和朋友们策划，并特意邀请了来自加拿大东西两岸的学者和专家，在白求恩忌日这一天，聚集于蒙特利尔市。
　　会议上，几位加拿大学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白求恩大夫的生平，例如从他的童年轶事探讨英雄的心理成长、他对绘画艺术的追求和奉献、他在医学领域里的发明研究和杰出贡献等等。这些内容，远远超越了我们从小便耳熟能详的华北抗日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故事，使白求恩的形象更趋丰满和人性化，加深了我对这一伟大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爱戴。
　　我在会上朗读的是从刚刚完稿的英文小说《雪百合》中删除掉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来自于那个扑朔迷离、至今莫衷一是的传说，是关于白求恩医生弥留之际的最后遗言的。
　　加拿大妇女出版社的责编认为，这个情节有损于白求恩的形象，因此委婉地建议我将其删除。虽然我与她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思考再三，最终还是尊重了她这位加拿大人的感情，虽然心存遗憾。没想到，我的朗读引起了在场观众一片抽泣声。朗读刚刚结束，就有一位加拿大法裔女作家激动地站起来，揉着红肿的眼角，要求发言。
　　午间休息时，我们率领全体与会者，步行了二十几分钟，穿越蒙特利尔闹市区，来到一条繁华的大街上。在晴朗的蓝天下，伴着《国际歌》的乐曲声，我们轮流上前，向矗立在街头的白求恩雕像，敬献上一支支芬芳美丽的鲜花。
　　在那个动人的时刻，仰望秋风中飘然而落的红叶，我泪流满面。可叹街头驻足观看的众多行人，几人明白我悲从何来？那绝非单纯地对一个英雄人物的崇拜。那关乎我们回首来路、检视足迹时，对人生价值的自我审判。
　　一九四O年一月五日，当八路军将白求恩的遗体迁移至河北唐县一个高坡上正式下葬时，漫山遍野站满了百姓，万人恸哭，悲声震天。
　　一九八七年，初抵加拿大，我就发现英雄故乡的人们对白求恩所持的态度，与中国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人们要么对这个名字懵然无知，要么仅仅听闻过一些流言蜚语，便给以轻佻的评判：“他呀，脾气暴躁，酗酒成性，与女人绯闻不断，还是个共产党！”
　　魁北克孔子学院的荣萌院长与我一样，同为八十年代赴加的老留学生，她曾与导师做过—个试验。两人一起守候在康考迪亚大学门前的白求恩塑像前，询问每一个过路的大学生，“你是否知道这个雕像是谁？”毫不奇怪，所有中国学生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所有的加拿大学生却都茫然不知所问。终于，他们碰到了一个加拿大女生，她知道谁是白求恩。仅仅因为她是医学院的女生，所以听说过这位杰出的胸外科大夫在医学领域里的贡献和发明。
　　在中国现代史的课堂上，我常常会按捺不住，滔滔不绝地向学生们讲述起中国人民心目中这位不朽的英雄。每当看到青年学子们目光中燃起的火花，看到他们匆匆记下这重如千钧的名字时，我才会长长地舒一口气。
　　多么希望世人皆知：一个人虽然早已离去，但他的英魂永存，他所代表的人类最崇高美好的精神将永存。
　　二O一三年的夏天，为了推动一个与白求恩相关的文化项目，在暑热蒸腾中，我回到祖国，并和朋友一起拜会了位于京西立交桥下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
　　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消息，是该会近期的重大成果：发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人们都知道，白求恩曾经去过延安，并和毛泽东见过面。但是，却没有留下过任何照片和文献记录，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所以，毛泽东究竟何时接见过白求恩，似乎也成了无法确认之谜。被掩埋了七十多年的历史真相，却由于一张偶然发现的照片，得到了证实。
　　马总编拿来了那张照片的复印件。那是一张年代久远、颜色泛黄的黑白照。一眼扫过，我便毫不犹豫地断定，这是真实的，绝非伪造！
　　白求恩和毛泽东侧身并排而坐，从姿势上看，似乎是坐在那种称为“马扎”的小板凳上，在一个光线幽暗的场所，也许是延安的礼堂，与其他人一起听报告，抑或是观摩文艺演出。那时的毛泽东还很年轻，红军帽，双手托着下巴，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身旁这位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国际友人，悄悄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绝照。
　　为什么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物竟然埋藏了这么久才见天日呢？我好奇地打探。据说，照片的拥有者是一位叫比尔-史密斯的老人。他居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市，长期以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甚少在公众场所抛头露面，但由于他对中国怀有的深厚的感情，才与一个中国移民相识交往，并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
　　马总编说，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期间，曾给比尔&史密斯的母亲写过多封信件，介绍八路军抗日情况和他的工作感受。这张照片就是白求恩送给他母亲莉莲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比尔还有许多在中国出生的父亲的遗物，其中有从中国带回加拿大的清代的绣花丝绸长袍，以及记载他父亲在西班牙内战时期作为加拿大志愿军领袖的历史文物和资料，还有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历史相册和史籍。
　　“这张照片很可能是白求恩用自备相机拍摄的。这也是该照片没有在中国被发现的原因之一。据考证，一九三七年底，白求恩动身来中国之前，买了一台柯达莱丁娜II型相机。从这张照片的取景和用光等角度来看，不像是专业摄影师的正式摄影，很可能是白求恩让别人用自己的相机帮助拍摄的。当时胶卷比较珍贵稀少，白求恩应当是在离开延安、奔赴五台山之前，把照片洗印并寄给加拿大的莉莲的。”马总编的分析和判断，听上去合乎情理。
　　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理事们说，由于语言障碍，他们只能通过那位华裔移民与比尔沟通。但是，近期来，不知何故，与那位华裔移民的联络中断了，很久都收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也不知他身在何方。理事们希望，我能够协助他们寻找到比尔&史密斯，接续起断线的风筝。
　　加拿大老人与这张照片的故事中，牵涉到一些历史人物和关系，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欣然允诺，将全力以赴，协助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完成他们的心愿。
　　返回加拿大之后，我立刻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的朋友——远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女作家米雪&提塞尔。她与我几年前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七十周年研讨会”上结识，从此成为知心朋友，不断书信往来。
　　米雪是当地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奥宾基金会国际主义中心的骨干。多年来，她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加拿大知识分子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时间，致力于发扬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近两年来，我们合作策划了“沿着白求恩的足迹”这一跨越三国——加拿大、西班牙、中国——的旅行考察项目。我们准备带领加拿大和西班牙两国的学者和作家，于二O一五年秋季抵达中国陕北延安，重走白求恩战斗过的五台、太行，并在他长眠之地，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米雪的激动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她立刻与奥宾基金会的朋友们分享了这一消息。
　　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她一封电邮：“彦，我们找到了比尔&史密斯，并和他见了面！他手中有很多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信。知道吗，最后一封，是爱情信！我太激动了！请在今晚九点钟之后给我来电话。米雪”
　　什么？爱情信？是真是假？怎么此前从未听说过？难道说，白求恩没有在五台山上接受凯瑟琳小姐抛来的红丝线，与那位可敬可爱的天使般的姑娘失之交臂，是因为他心中早已另有所属？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呢？
　　又是一个冬春过去了。午夜梦回时，这一悬念时时叩击着我的胸口，令我生出无限的遐思与期待。然而，米雪和她的朋友们虽然在蒙特利尔会见过比尔&史密斯，却对他的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一无所知。好不容易接续上的风筝，再次断线。据说，老人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加拿大工人运动中的一些内部矛盾纠纷，迄今仍旧耿耿于怀，难以释然，因此淡出了政治圈子，断绝了与任何政党和组织的来往。
　　怎么办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安省的伦敦市距离我所居住的滑铁卢市，不过一百公里。网上搜索后，立即就发现了比尔&史密斯的踪迹。原来，早在二O一二年春天，当地的英文日报《伦敦自由报》就已刊登过老人的图片新闻，报道了他手中珍藏有历史文物这一消息。
　　白求恩的遗物将会去中国吗
　　记者：詹姆斯&瑞内
　　居住在安省伦敦市的退休社会活动家比尔&史密斯小心翼翼地展开了一封信，那是诺尔曼&白求恩写给他母亲的。旁边放着一张照片，注明日期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是白求恩与毛泽东在中国的合影。史密斯的父母和这位令人尊敬的加拿大医生曾经是朋友。他正在寻找机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出售给中国，因为那里是白求恩广受爱戴的地方。
　　“他们比我们更珍视这些。”史密斯说。他的双亲把这些留给了他。七十岁的史密斯现在依赖退休金生活。出售这些遗物，可以帮助他支持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住在窑洞中的毛泽东正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抵抗日本入侵者。史密斯的父母和白求恩是在加拿大共产党的圈子里成为朋友和同盟者的。他父亲是加拿大工人阶层的新闻记者，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曾经领导了加拿大的志愿军纵队，与反对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共和军并肩作战。
　　“我父亲是第三位领导人，因为在他之前已经有两人牺牲了。”史密斯说。他父亲的朋友白求恩那时是医生，也去了西班牙。离开西班牙时，白求恩与史密斯的母亲莉莲重逢。此前，她曾因罹患肺结核而接受过白求恩的治疗。采用的治疗技术是白求恩首次发明并拿自身做过实验的。
　　“是我母亲说服了白求恩去中国的。”史密斯说。莉莲告诉这位医生，行动不是在西班牙，而应当在中国。史密斯的父亲本来就是出生在中国的传教士之子。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促使白求恩投入了中国的战场。
　　白求恩于一九三八年抵达中国，帮助毛的军队。一九三九年他在给伤员做手术时割破了手指，血液感染，很快就去世了。
　　白求恩在中国被誉为“寻求善良之光”。二OO四年，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的电视观众在评选一百位“最伟大的加拿大人”时，白求恩名列第二十六位。但在中国，那里有以白求恩命名的医院、大学、展览馆、博物馆、塑像，人们对白求恩的崇拜远远高于此间。
　　白求恩去世之前的几个月，他曾给史密斯的母亲写过一封信，同时也给其他加拿大共产党的朋友们写了信。这封寄给莉莲的信来自华北的晋察冀边区，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白求恩写道，他希望在十一月份时回国一趟，专程去募捐。
　　“他的愿望却永远未能实现。”比尔&史密斯说。
　　如今，史密斯准备把他家里保存的白求恩遗物归还到对这位医生尊敬有加的国度去。直到今天，史密斯还秉承着他的家族传统，身为加拿大左派并担当联系中国文化的纽带。
　　他的一位朋友已经返回到中国，探寻移交白求恩遗物的渠道。史密斯打算专程去渥太华一趟，探讨如何处理这些家传的遗物。
　　“中国有几处白求恩纪念馆。我真诚地希望，这些遗物能在白求恩纪念馆中让公众瞻仰。”他说。
　　读罢文章，我迫不及待地给《伦敦自由报》的这位记者打去电话，并在他的协助下，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了比尔&史密斯的下落。双方通信之后，又经过数月之久的耐心等待，才终于约定了周末见面的时间。我请求爱人驱车，带我来到了一个多小时车程之外的伦敦市。于是，便有了那个夕阳斜照的下午的会面。
　　“很抱歉，让你们看到我这副糟糕透顶的模样！你们进门之前，我才吞服了一粒止痛片。否则，我甚至无法坚持坐在这里，和你们交谈。”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老人一再推迟我们见面的时间。夏天时，老人车祸受伤，步履艰难，已窝在家中，多日不出门了。他咬牙皱眉，勉强弯下腰板，从茶几下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抖颤着双手，小心翼翼打开了一个巴掌大小、已经破碎的灰黄色信封。“都在这儿呢，你慢慢看吧。当初发现时，就是这种模样。”
　　打开信封，展开里面那张边缘磨损、发黄的信纸后，露出了夹在信纸中间的二寸见方的珍贵照片。是真迹。比我先前看到的复印件小了许多。照片的背面，依稀可辨白求恩亲笔书写的潇洒的钢笔字迹：
　　毛泽东和白求恩
　　三八年五月一日
　　我不忍触碰那张布满裂纹、几近破碎的信纸，便把它平摊在面前的茶几上，俯身其上，借着落地灯投下的光亮，仔细辨认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迹。
　　中国河北西部晋察冀军事区G．H．Q。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曰亲爱的：
　　为了你，我在中国地图上的许多城市到处散发信件，在延安发过，在北平发过……殷殷地盼望着，你能收到它们。可是，看来你却像从未收到过一封信。
　　今年三月和五月，我都从北平给你发过信，指点你到那座城市去。从北平城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十分方便，只需两天路程就够了。然而，我的联络人却只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复：“没有经费。”后来，有几个传教士要返回加拿大去，其中一位十分同情我的处境，因此也让他们带过话。从春天到夏天，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河北中部停留，由于完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经常接连数月都与外界彻底隔绝。
　　我准备回国停留几个月。我的工作需要很多钱，但我却什么也得不到。我真不明白，从加拿大和美国筹集来的资金都去了何方？我在这儿建立的医疗培训学校中，有二百位医生需要培训，每个月都需要至少一千块银元的经费。
　　我计划在十一月份时动身，这样，在一九四O年的二月底就能到家了。因为我要绕道南方，路途遥远。
　　我曾给你拍过一封电报，让你不必马上来此地会合了，而应当留在加拿大等待我。至于我嘛，当然必须留在这里工作。如果你仍然保持着和我一致的信念，那么，明年你可以随我一起，同返中国。
　　我是七个月之前收到你最后一封信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收到过来自加拿大或是美国的只言片语了。
　　啊，上帝，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我极度疲惫，瘦弱不堪，已经精疲力竭，油干灯尽了。也许，你不会再喜欢你的老家伙了！
　　再见了，亲爱的莉莲！
　　白求恩
　　爱情，是无可隐匿的。在抬头的称呼上，白求恩使用了“Darling”这个仅仅用于恋人之间的字眼。在他书写这封信的时候，岂能预料，恰恰是在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他预计要动身回国，为中国人民抗战募捐的十一月十二日那一天，他将要永远告别这个世界，长眠于异国他乡的黄土地上，再也不能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恋人身边了。
　　比尔拿出了另一张老照片，二寸见方，是白求恩大夫的半身像，虽然那时的诺尔曼已开始谢顶了，但相比于我们熟知的他在晋察冀边区的那些历史照片，此时的白求恩，面颊尚圆润丰满，目光温存，且含着一丝顽皮的浅笑。照片的背面，是他用钢笔书写的手迹：
　　给莉莲，
　　捎去我的爱，
　　三八年二月六日于香港
　　“不是说，他给你母亲写过很多封信吗？怎么只有这一封呢？”我渴望看到更多的真迹。
　　比尔摇摇头。“也许他写过不少，但我母亲都没有保存。就连这最后的一封，夹着他与毛泽东合影的这封，也是在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时，在抽屉深处发现的。”
　　“你父亲是否知晓他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呢？那时，你的父母应当已经结婚了吧？”我大胆地追问。
　　老人的父亲爱德华&史密斯，是加拿大共运史上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一个叱咤风云的汉子，能否接受自己的亲密战友和妻子之间的暖昧情感呢？也许，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早已出现了裂痕？
　　比尔摇摇头，目光投向玻璃窗外逐渐模糊不清的树影，似乎有意避开我的视线。
　　“上辈人的感情纠葛，我不知情，也不愿胡乱揣测。我说过，母亲在世时，从未和我提起过她与白求恩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会很尴尬的。这个，你懂的。”他耸耸肩，自嘲似的笑了一下，接着补充道，“我只知道，我来到人世，纯属意外。母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那个年代，肺结核与如今的癌症一样，几乎等于不治之症。大多数患者都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听候死神的召唤。”
　　白求恩曾讥讽说，世界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肺结核，一种是富人的，得到治疗，一种是穷人的，只有死亡。在为无钱医病的穷人义务诊治的过程中，白求恩自己也染上了肺结核。
　　我的同事朱蒂丝教授自幼在蒙特利尔长大。她告诉我，白求恩曾在那所城市建立过一所儿童美术学校，义务教授孩子们作画，并曾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她仔细分析过白求恩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一批油画。其中一张，展示了一个儿童死于天使的怀抱之中。也许，染上肺结核的白求恩，也曾悲哀地预感到，死神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头顶。
　　在濒死的体验中，他研制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并率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治好自己之后，才将这个方法用于其他患者。
　　“我母亲也是被他治好的。他摘掉了我母亲一半的肺叶。你想想嘛，一个只剩下一半肺叶的女人，身体那么孱弱，怎么会有怀孕生子的欲望呢？”
　　我盯着相框里那个年轻女人优雅秀丽的轮廓，陷入了惆怅。也许，获悉了来自遥远的东方那个令人心碎的噩耗之后，莉莲才终于放弃了与恋人重逢的梦幻，选择了做一个母亲，像一切普通女性一样，循规蹈矩，了此残生？
　　比尔是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多伦多城北出生的。
　　童年的记忆，大约从四岁那年开始。那座红砖小平房是当木匠的外祖父在二战期间修造的。精雕细刻的门窗，布局合理的室内设计，无疑显示了外祖父高超的手艺。比尔的父母搬入后，房子后面朝南的那间阳光温室，被改造成了他们的卧房。
　　四十年代的多伦多，很少有人拥有汽车。全靠商店送货上门。清晨起身，比尔会牵着母亲温暖的手，到门前迎接一辆辆络绎不绝的马车，选购蔬菜、牛奶、面包、果酱。那些平凡的岁月，给比尔的童年留下了美好而温馨的记忆。
　　不久前，比尔故地重游，发现那座红砖平房已经消失，代之以一座造价低廉的高层公寓楼。“如今的多伦多，已经成了动物园的笼子，”他不无讥刺地哼了一声。
　　谈起家世，他难掩自豪之感。
　　祖父乔治&塞西尔&史密斯本是大英帝国的臣民，一八九O年受英国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教，一直住在贵州，担任圣公会教堂的大主教。“中国人都称呼他为季先生，这是根据祖父的名字乔治的谐音而来的。”比尔眼中闪动着快活的光芒。
　　从比尔珍藏的摄于一九一O年的一张旧照上，可见其祖父身穿中式长袍，蓄花白长髯，与一群头戴瓜皮帽、脑后留长辫的中国教徒的合影。比尔的祖母，虽为高鼻深目的西洋人，也身穿大襟衫裙，皂鞋白袜，与身旁的村妇一般无二。
　　“祖母是澳大利亚人，年轻时到中国传教，在那里与我的祖父相遇、结婚。”比尔与祖父母从未谋面。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殁于贵阳，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东方。
　　祖母给比尔留下的温馨记忆，是他周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份礼物。那是一只绒布缝制的玩具小熊，漂洋过海，邮寄到多伦多的家中。
　　比尔拿给我一张英文简报。那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版的，上面记载着一则年月不详的历险记。年迈的祖父曾离开贵阳，途经遵义，到黔东的深山老林里传播福音。途中，他遭到“土匪”队伍的绑架，受尽酷刑折磨和敲诈勒索，但最终却死里逃生。
　　“估计那是红军干的吧。”比尔耸耸肩膀，咧嘴一笑，“反正那个时候，红军也是被称作土匪的。”
　　“不可能吧！”我摇头。一九二九年，长征还没开始，贵州怎么会有红军的踪迹？
　　不过，文章中提到了土匪绑架老头的理由，因为他被看作“帝国主义分子”，所以没有像其他被绑的肉票一样立即遭到杀害，而是逼迫他拿出二十万块银元来赎命。这等超越草莽的“政治觉悟”，又令人疑窦丛生。
　　比尔的祖父遭受绑架和酷刑折磨的日子里，比尔的父亲爱德华正在加拿大积极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爱德华于一九O一年在贵阳出生，从小就跟随家中仆人学会了一口当地土话。北伐战争前后，二十岁出头的爱德华移民来到加拿大，居住在蒙特利尔，担任劳工期刊的记者兼编辑，成为声名显赫的左翼知识分子。
　　“你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吗？”我问。
　　“他不算，”比尔摇摇头，“加拿大共产党早在一九一九年就在安大略省圭尔夫市的一间小酒吧里宣告成立了。创始人，就是白求恩遗嘱里提到的蒂姆&布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比尔的父母因为在多伦多建立共产党分部、组织工人运动、为底层人民争取权利，而多次遭到软禁。
　　“我父亲把自己界定为作家和战士。他与人合著的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是加拿大当时唯一的禁书。我母亲则由于组织工人们演出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借古讽今之嫌，也成了受当局迫害的对象。”
　　网上查阅，发现了该剧的背景资料。《八个男人要讲话》是一九三三年创作的加拿大话剧。虽然该剧仅仅上演过一次，但是，当局对其进行镇压的企图却煽起了一场令加拿大政府颇为尴尬的政治运动。
　　该剧阐述了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蒂姆&布克的故事。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布克因“提倡暴力推翻政府”之罪名而被捕下狱。剧本详述了在狱中的一场暴乱中企图暗杀布克的阴谋。虽然布克并未参与那场暴乱，无数长着眼睛的子弹却准确地射入了关押着他的那间牢房。
　　该剧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在多伦多的一家剧院上演后，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强烈反弹。警方勒令该剧停演，并威胁如果继续上演，则将吊销该剧院的营业执照。不过，由于该剧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反响，布克和他的同志们终于获得释放。
　　“这个剧本早已绝版了。渥太华大学出版社在去年发行了新的版本。”比尔面露欣慰。
　　老人告诉我，加拿大共产党成立初期，属于地下组织。虽然到了三十年代，已经大致属于合法团体了，但根据刑事法的第九十八条，共产党仍然常常遭到警方的骚扰。当局决定，应当粉碎这个组织，以消除隐患，于是下令对共产党总部进行了突然袭击。他们认为，如果把主要领导人关进监牢，共产党就会自然而然地分崩离析。当时逮捕了十个人。其中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很快就被释放了。另外一个，被遣送回到他远在欧洲的故乡克罗西亚。余下的八个人，包括领导者蒂姆&布克，皆被关入位于金斯敦市的监狱里。这个剧本描写的，便是对这八个人的审判与囚禁过程。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爱德华率领加拿大志愿者组成的“红军”，前往西班牙。
　　“没错，他们就是叫红军！”对我的疑问，比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接着，他给我看了几张摄于西班牙战场的照片。其中一张，可见爱德华负伤后躺在担架上，身旁还有其他伤兵，个个都是稚气未脱的年轻人。
　　从另一张照片上，我看到身穿大衣的白求恩蹲在水沟旁，伸出双手，正在小心翼翼地往水里放置什么东西。比尔解释说，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发明了输血技术之后，因为没有冰箱，所以只能把采集到的鲜血储存到酒瓶里，然后泡在河沟的冷水中保鲜。
　　白求恩是在蒙特利尔的医院里担任胸外科医生期间与爱德华结识的。三十年代的蒙特利尔，与巴黎和纽约相仿，堪称罪恶的天堂。吸毒酗酒、赌博卖淫，黑帮横行，警匪勾结。
　　白求恩并非天生的圣徒。年轻时，他也曾沉浸于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享受浮华奢靡、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出手阔绰，有求必应，置买最好的服装、高档的美酒，拥有无数的书籍，出入艺术家的圈子，高谈阔论，纵酒宴饮。直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令千百万人失业，堕入贫穷的深渊。他接触到社会的底层，看到无钱医病的穷人只能等死的悲惨状况时，才了解到这个世界的阴暗面，从而转变为共产党人。
　　当爱德华率领加拿大红军纵队奔赴西班牙浴血奋战时，白求恩自告奋勇，担任了这支队伍中的军医。前往西班牙的一千七百名加拿大人中，九百人牺牲在战场上。这些刚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为着某种纯洁的理念，无私地奉献出他们宝贵的生命。
　　内战以法西斯的胜利、共和军的惨败而告终后，白求恩十分沮丧。他原本计划返回加拿大，继续行医，此时，爱德华的妻子莉莲却告诉他，他应当去中国，因为那里的抗日战场更需要他。正是因为这个心爱的女人的建议，白求恩才一改初衷，转而奔赴神州大地，从香港一路北上，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白求恩在他的遗嘱中，特意提到过，要把那面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大旗，留给我的母亲，作为纪念。”比尔说，“你所读过的那本五十年代出版的白求恩传记，是他的战友们合写的。我母亲也是校对人之一，但她却没有在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那个年月里，白色恐怖盛行，人人自危。”
　　此后，莉莲一直默默无闻地居住在多伦多城北那座红砖小屋里，直到一九七七年离世。
　　我盯着茶几上这张曾被无数次地展开、叠上、又展开、又叠上．几近揉碎的信纸，悄悄地对自己说，在那寂寞无声的漫长岁月里，这个女人的内心世界，一定无比丰富、无比充实。
　　莉莲的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木匠。一百多年前，当英国贵族开始在多伦多修建规模宏大的卡萨&柔玛城堡时，莉莲的父亲从英国家乡应聘前来工作。六岁的小女孩随同父母和全家人一起移民，来到了加拿大。
　　也许，工人家庭出身的莉莲，比起白求恩那位出身英国伦敦的上流社会、惯于养尊处优的妻子，更容易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其实，真正的贵族精神，体现在那些忧天下之忧、关心普通百姓命运的人们身上。
　　“我母亲高中毕业后，在不同机构里担任过秘书。她是一个温柔善良、宽厚正直的职业女性。她的家风如此，人人都互敬互爱，十分和睦。我从小就没有受过任何打骂。”
　　比尔仅仅知道，他的父母是在基督教会里相识的，却说不清楚，他们究竟在何时结的婚，因为没有任何相关史料保留下来。也许，爱德华和莉莲根本就没有走过那道世俗的程序吧，我悄悄猜测。骨子里清高的革命者，他们恐怕根本不屑于那些表演给世人看的繁文缛节。
　　“你母亲是什么时候认识白求恩的呢？”
　　“我估计，大约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吧。”比尔边思索边回答，“母亲去世那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却从来没有想到过问问她，究竟是哪一边的肺叶被摘除掉了。唉，我实在是太粗心了！”
　　随着莉莲带到另一个世界的，也许，还有那一大摞寄自太行山、如今下落不明的信件吧。多么遗憾，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无法寻找到那个被尘封的历史角落，揭开那也许是美丽、也许是忧伤的谜底了。
　　谈兴正浓，夜幕已低垂。我邀请比尔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征询他喜欢什么口味。老人说，他从小就受到家庭影响，所以喜爱中餐，还特别爱吃贵州风味的辛辣菜肴。我和爱人商量，一定要好好地款待他一顿最地道的中餐，便打昕，伦敦市哪家中餐馆最有名。
　　比尔面露尴尬，连连摆手，“上大饭馆很贵，街头就有一家比较便宜的中式快餐店，随便填饱肚子就行了。我去过那家，一份米饭，配上炸鸡翅膀、炒青菜，满满一大盘，连税才要七加元多一点儿。”
　　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比尔才犹犹豫豫地说：“听朋友们提到过，文华餐馆的自助餐名声很响。不过，那里很贵。还是算了吧。”
　　我们二话不说，搀扶他起身，出门，登车，在他的指引下，一路开到了小城中心的文华餐馆。果然生意兴隆，大堂里宾客如云，都是前来品尝中华美味的洋人。每人收二十二加元。冷热荤素，水果甜点，林林总总，大约百种。
　　比尔拄着拐杖，挤在人堆里，站在热气腾腾的餐台前，左顾右盼，终于挑选了炸猪排、红烧牛脯、烤土豆这三样。我帮他把盘子端到桌子上。他捏起刀叉，斯斯文文地吃完了一盘。
　　我督促他再取一盘，调侃说：“在我们面前，你不用顾及英国绅士的风度。咱们一样，都属于劳工阶层。”
　　老人竟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羞涩地笑了。返回餐台又取了一盘，吃完之后，无论我怎样鼓动，他再也不肯多拿了。
　　步出餐馆时，比尔回眸一顾，幽幽地说，这是他第一次踏足这家大名鼎鼎的餐馆，的确名不虚传。然而，饭菜虽然丰盛可口，他对餐厅墙上装饰的那几幅绘有日本歌舞伎的水彩画，却实在不喜欢。我脑子里飘过一面沾满硝烟的日军大旗。留给莉莲。
　　几周之后，我给比尔发去了一封邮件，告诉他，北京的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加拿大，参观考察之外，也想专门拜访一下白求恩战友的后人，亲眼目睹他所收藏的珍贵文物。
　　很快就收到了比尔的回复。他说，腿部的伤痛减轻些了，他可以亲自开车，到滑铁卢来看望我，好好商谈一下。
　　比尔来的那天，我特意嘱咐办公室的秘书，等老人的车开进学校的停车场时，千万不要收费，一定要按控制钮放行。
　　日近正午，比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仍然一瘸一拐的，拄着手杖，肩头挎了一只破旧不堪、铅灰色的帆布包。
　　二十年前，在小城的跳蚤市场里，这个帆布挎包跃入了比尔的眼帘。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士兵在战场上的军用物品。他从父亲爱德华留下的旧照里，见过他曾背着这样的帆布包，奔赴西班牙战场。多少钱？就这一个，你随便给吧！
　　“我只花了十块钱。从此后一直背在身上。”比尔坐在学校餐厅靠窗的椅子上，注视着花园里那棵枫树上残存的红叶，若有所思地说，“父亲一九五八年中风瘫痪，几年后就告别了母亲和我。”
　　他坚定地谢绝了我的好意，不让我为他购买午餐。“我不愿意让你再次款待我。我不饿，真的，不需要吃饭。人必须平等，才能相处，决不能靠人施舍。”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来几枚硬币，说是买杯咖啡喝就够了。
　　我不再推让，替他去食堂购买了一杯咖啡，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我的梦想，就是每月能有五百加元的收入，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现在，我却连这个数目都快得不到了。退休金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用，我那座房子里面，我自己住一间，另外两间卧室，都出租给房客了，这样，每月可以收点租金，贴补日子。但是，那座百年老屋实在是太旧了，门窗、地板、水管，都需要修理更换，可我却拿不出这笔钱来。考虑再三，我不得不拿出来保存了几十年的父母的遗物，寻找买主。”
　　想起那座老屋坍塌的台阶、破败的门窗、歪斜的家具、油漆剥落的地板、房客堆积在门口的破瓶烂罐，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穷困的根源，因为我是共产党。”比尔的声音依旧低沉，蓝色的眸子里却涌起深海中的波澜。
　　“如果你想提倡白求恩所代表的精神，你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找不到工作，没有任何收入，人们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躲避你，不和你交往。大家都害怕警察。他们严密监视着，看谁是共产党。过去几十年，我的父母和我本人，都受够了！在这种高压下，我们全家人只好三缄其口，低调做人，否则连工作都找不到，无以为生。”
　　提到前妻时，比尔的口气是冷静、温存的。她是个善良的女人，在政府部门里有一份不错的白领工作。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十五年前，妻子终于忍受不了他的穷困，带着年仅十岁的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妻子走时，按照法律，拿走了一半财产。从此，他更加落人了一贫如洗的境地。
　　“她是个好女人。离开我，是正确的决定。”比尔眼中涌动着复杂的波光，“其实，三十年前，我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不再召集群众示威游行，也不再参与签名请愿等活动了，因为我实在难以承受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的痛苦！”
　　比尔年轻时，曾在专科学校里担任教师，教授过电力学课程。失业后他四处碰壁，因为无人敢于雇用他。他也曾白手起家，尝试过创办公司，经营建筑业、制作太阳能设备等等。然而，也许是遗传自血液里的基因吧，他发现自己根本当不了靠压榨他人血汗而发财的资本家。公司开办了没几年，就因赔钱而倒闭了。
　　“你的妻子，按我的标准，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女人。”我试图安慰老人。
　　“呵呵，”他垂下眼皮，牵动唇角，苦笑了一下，“她嘛，毕竟是个女人，我不怨她。真的。”
　　“经历了这么多。如今，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当然！”老人挺了挺胸脯，目光笃定，重拾自信，“我在伦敦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一共八个人，全是男的。男人之间，更容易沟通。你懂得吧？”
　　我点头同意，脑中浮现出三十年代遭到禁演的那个剧本《八个男人要讲话》。
　　“我们现在不搞群众运动了，只是每月两次，在星期日的上午，聚到我家里，一起讨论读书心得体会。所以，与其说是党小组，我们更像是个读书会。”
　　“这八个人，都是什么背景？”
　　“有大学教师，也有电脑程序员，其中六人都是单身汉。他们都还年轻，就我一个老头儿！”比尔又笑了。
　　“你们读的都是哪类书呢？”
　　“当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了，例如美国纽约的大学教授大卫&哈贝的专著。”
　　在六十年代上大学期间，比尔就开始和一些人同读马列经典了。他们从国外进口的读物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还有《北京周报》《中国建没》《中国画报》等期刊。
　　“我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逝世那期《北京周报》，都在地下室里放着呢。”
　　“你呀，的确是爱德华的儿子，这点没搞错。”我笑着说。
　　老人露齿大笑，再次忘记了英国人的骄傲。
　　看到他终于轻松了，我转了话题。“谈正事吧，请如实告诉我，你的期盼是多少？我将尽我的全力，帮助你达成心愿。如果我个人能够承担得起，我将十分乐意购买这张照片和这封信，再把它们转交给中国的相关机构，让这些历史文物寻找到最恰当的归宿。”
　　老人听罢，却收敛了颊上的笑容。停了片刻，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彦，我能看出来，你是买不起的。我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还能活十年，我需要六万加元。当然，这不仅仅是那张照片和那封信了，我家里还有很多东西，有我父亲和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的照片，还有父亲带回家的几把西班牙战刀、祖父母从中国遗留下来的清朝的绣花长袍，等等，我需要一并出手，才能换来今后十年的生活保障。”
　　接着，比尔透露出更多的内情。原来，还有其他人在翘首企盼，等待分享这批遗物可能带来的丰硕成果呢。首先把毛泽东照片的消息透露给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那位华人，是来自广东的中年移民。他曾经是比尔的房客。
　　“人很不错，”比尔肯定地说，“但他有中国人的通病，热衷于赌博。原来，他在伦敦市里开过一家小吃店，专卖炸鱼和土豆条这种西式快餐。结果，赌博使他把老本都输光了，只好卖掉小吃店，靠开着大卡车运货为生。现在，他成年累月往来奔波于美加之间的高速公路上。老婆孩子返回广东居住后，他把房子也卖了，在伦敦连个窝也没有，只好把全部家当都存放在我的地下室里，替他保管。
　　“他保证说，要帮我在中国找到一个买主，但先决条件是，成交后，他必须提成百分之十。我答应了。当然不能让人家白费精力啊！你说是不是？”
　　告别前，我与他相约，等到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代表团来加拿大考察时，我一定设法安排双方会面，探讨购买他手中文物的可行性。
　　比尔一再叮咛，希望我陪伴他一同会面。“你了解两边的文化，知道哪些话该如何表达才最恰当，不失礼貌。”
　　两周后的一个清晨，在多伦多城北喜来登酒店的大厅里，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等一行四人，在我的引荐下，与比尔&史密斯正式会面。头天晚上，比尔驱车三四个小时，从伦敦赶赴多伦多，深夜时抵达，就在喜来登酒店大厦后面一条狭窄的小巷里，悄悄找了个免费停车的地方，蜷缩在车中，度过了一夜。
　　“很舒适，还省钱。”比尔指着铺在车中的毯子说，“我昨天特意去理了个发。你看看，怎么样？”他晃晃在风中飘拂的白发，笑着问我。
　　北国初秋，寒霜已降，车窗上凝结着昨夜的露珠。若是再冷些，飘起雪花来，老人该如何打发这个夜晚呢？
　　少将和大校们从电梯中走出，款款而至，在大堂里与比尔热情地握手言欢。镁光灯闪闪，照亮了老人略显局促的面容。大家就座后，比尔凑到吧台前，买了杯咖啡，捧在掌中慢慢嘬着，温暖着冰凉的手心。
　　面谈的细节，就不赘述了。代表团返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他们的来函。
　　李彦老师：
　　您好！
　　这次和比尔会见，心情很复杂，为他的境况所担忧，为我们无法更好地帮助他而遗憾，也为此次准备仓促、没有充分表示我们的心意而惋惜。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最终获得文物并发挥其作用、为给比尔一定的补偿和物质安慰尽其所能。
　　比尔的生活的确需要照顾，可是他不该用商品买卖来定位这件事，那样一来，他的终生信仰和为此的付出就大大贬值了。我们也并非买卖人。我们可以找人赞助，但不能接受这样的交易方式。
　　所以，这件事情只能暂告一小段落。今后我们将想办法，对此负责到底。也想听听您的意见。期待中。
　　当然，我能充分理解他们的考虑。但这样的消息，我终是不忍告诉老人，于是便写信对他说，请你耐心等待，给我一些时日，让我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在中国发表后，看看在我们先富起来的那批国民中，是否有人肯出资购买这批意义非凡的历史文物，帮助你排忧解难。
　　第二天，我给蒙特利尔的朋友米雪打去电话，想探讨一下，奥宾基金会国际主义中心的朋友们，是否有什么好的建议。我早就了解，那个组织的几个核心人物，和我一样，都是清贫的知识分子，所以并没有指望他们能够在经济上援助比尔。可是，他们是否能够筹措经费，安排老人加入“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加拿大团队，到中国活动一趟，增加募捐的机会呢？
　　没想到，米雪颇为懊恼地抱怨说，自从去年他们向社会上发出了“沿着白求恩足迹之旅”的倡议书之后，今年以来，忽然像雨后蘑菇一样，从加拿大各地冒出了好几个以“白求恩”命名的协会团体，基本上都是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刚刚注册成立的，且他们的活动内容，竟然与奥宾的创意如出一辙！眼下，人家这些山头已经各自为战、捷足先登、奔赴中国了。
　　先是惊讶，但细细一想，此种现象并非新鲜事。自由社会里，注册个团体和机构，易如反掌。张三怨恨李四了，或是刑满释放后找不到饭碗了，花上几十元钱，转脸便可注册一个冠为“国际”“世界”“环球”的协会、中心，或者是“学院”，顶着会长、主席、总编、董事长的头衔回国，招摇过市，被奉为上宾。海外华人团体内，此种社团组织，多如牛毛。只是不晓得奥宾的负责人、麦吉尔大学政治系教授艾奇思&费尔怎么想，他是如何应对这种复杂局面的呢？
　　米雪说，艾奇思对此倒是颇为达观。他说，我们所要弘扬的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正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目标携手奋斗吗？
　　这种看问题的角度，我并不奇怪。奥宾基金会原来的办公地点，长期坐落在麦吉尔大学历史悠久、宽敞明亮的图书馆内，既方便，又体面。可是，两年前．他们决定搬出象牙塔，另外选择新的会址。新址位于蒙特利尔市工业区一座陈旧、简陋的大楼内，在第七层，原来为工厂的库房。有趣的是，这个地方的租金，竟然比原来的大学图书馆里的旧址，还稍微贵出来一些。当我表示不解时，艾奇思解释说，奥宾中心委员会的人们认为，新的地点位于老工业区，更接近普通老百姓，因此也更符合白求恩的精神。
　　周末，我和爱人驱车数百公里，再次来到安大略省北部的林区小镇格雷文赫斯特——英雄的故乡。这里的一切都那么简朴整洁，寂静安宁。高大的枫树落光了树叶，阶前的红花也已凋谢。岁月悠悠，白求恩故居的外墙曾被油漆过不同的颜色，米黄色，淡粉色，新近又漆成了果绿色，恰像英雄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的人们赋予各异的解说。唯有不变的老枫树，沐浴着深秋温暖的阳光，年复一年，默默地迎接着远方来客。
　　我的目光凝视着襁褓中的诺尔曼睡过的小摇篮，盯着他在父母怀抱中乘坐过的敞篷黑马车，掠过他曾经戏水的墨丝克佳湖，追溯他捕捉过蝴蝶的山坡。
　　管理员女士告诉我，自从故居博物馆在七十年代建成以来，百分之九十五的参观者都来自中国，那个他奉献出生命的地方。还有百分之五呢？他们来自西班牙，那里也曾经是他浴血奋斗的战场。
　　据说，小镇居民对待我行我素、桀骜不驯的诺尔曼，远不及对他的父母那样尊敬怀念。那是一对德高望重的夫妇。诺尔曼的父亲出身于医学世家，他却宁可放弃都市的繁华热闹与高薪待遇，选择了到这偏远荒凉的林区小镇担任基督教牧师，为身处底层的伐木工人提供精神关怀。
　　深秋的蓝天清冽空旷，几只白色的水鸟环绕着小镇教堂的钟楼悠闲地飞翔。凝视着落日余晖映照下的铜雕塑像，我为一个最值得爱戴的男性，默默地点燃了-炷心香。
　　[责任编辑 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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