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人“赶大营”　　——一个有趣且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　　按：2002年秋赴新疆采访了一个月，题目是杨柳青人“赶大营”。天津西青区杨柳青是中国北方少有的千年古镇之一，向以出产木版年画闻名，可知道杨柳青人“赶大营”的恐怕就寥寥无几了。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赶大营”的影响可能要远远超过杨柳青年画。“赶大营”使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新疆（约占同时期杨柳青人口的五分之一），进而大大改变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以一镇之微而影响中国六分之一土地达数十年之久，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的个案。愚以为研究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移民史、中国军队后勤史、新疆史等，都不应无视“赶大营”杨柳青人的贡献。“赶大营”背景阔大，史实厚重，创业曲折，典型深刻，内涵丰富，影响广远，同时再佐以大量相关的传闻轶事，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研究价值的自足体。故草拟小文一篇，希望能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兴趣。抱歉的是，这是篇官样文章，因此羼杂了一些本人不想说的话。（本文据本人采访记录并参考有关零星材料综合而成）　　　　“赶大营”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历史壮举，也是我国近代商贸史上的奇迹。　　清朝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成立所谓“哲德沙尔国”。光绪元年（1875），陕甘总督加授钦差大臣左宗棠积极备战平叛，至光绪三年（1877）规复全疆。当时天津一带连年饥荒，兵祸不断，杨柳青受灾严重，人们纷纷外出谋生。于是“跑西北”的杨柳青人挑挑担担，跟着左宗棠的大军做小生意糊口，因经常追随部队大营不断迁移，且处于西北边疆，故谓之“赶西大营”。战事停止后，已无大营可“赶”，因此后续的杨柳青人进疆谋生就称“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赶西大营”简称“赶大营”，“上西大营”或“跑西大营”则是“赶大营”的继续和延伸。进疆“赶大营”的人，则被称作“大营客”。　　“赶大营”发端于光绪元年（1875），光绪十年（1884）进入全盛期，到宣统二年（1910）“王高升纵火案”前发展到顶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交通受阻和货源断绝迅速转向衰落，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陆续还有少量杨柳青人进疆谋生，但已成为最后的尾声了。　　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全疆时，随军的杨柳青商贩已遍布新疆各大中城镇，形成“三千货郎满天山”的局面。光绪十年（1884）改营坐商后，逐渐形成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的“天津商帮”，即俗称的“天津帮”或“津帮”。老家杨柳青或京津一带，则称他们为“新疆帮”。“津帮”当时翘居“新疆八帮”之首，其他或先或后进入新疆的燕、晋、鄂、湘、豫、秦、陇各帮，均未形成足以与津帮相抗衡的财势和社会影响。从以下几项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在当时新疆商业中的垄断地位。　　第一，为新疆商业发展奠基。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开创了众多第一，其数量至今难于统计。《新疆图志》记载称，新疆商业“津人植基最先，分枝遍及南北疆”。近年新编的《新疆通志·商业志》记载称，“津帮八大家”（全部为杨柳青人）生意红火，资金大都超万元，经营遍及天山南北，为迪化（今乌鲁木齐）商业奠定了基础。参与《商业志》撰写的杨柳青人后裔张俊杰先生也认为，没有“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就没有现代的新疆商业。这些都充分肯定了津帮在新疆商业史上奠基者的地位。　　第二，垄断商会组织。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后，各城纷纷倡建商会。首建商会的迪化、伊犁（今伊犁地区）、古城子（今奇台）三地，是津帮聚集的中心，因此商会中津帮占有绝对优势，会长一职几乎全部包办，使商会成为实质上的津帮社团。宣统三年（1911）迪化总商会成立后，会长也多被津帮垄断。惟一例外的是陇商苗沛然，可他不但是津帮商号的合资者，且有还是由其同乡、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指定。　　第三，代办“协饷”。支援新疆的“协饷”由国家统一调拨，其实质造成杨柳青商家可以利用“国库银两”作资金进行经营，虽说带有一定风险性，但无疑为刚刚崛起的津帮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裕资金，起到巨大催化作用，最后在迪化形成“津帮八大家”，使津帮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在伊犁地区，由于协饷由文丰泰一家包办，因此也使其主人安文忠（“赶大营”首倡者）发展成为津帮首富，并一度被伊犁将军长庚委为伊犁官钱局总办和官茶局税事。这些美差，都是其他各商帮从未享受过的。　　第四，承包进疆货税征收。民国初期新疆都督杨增新改革征税办法前，天津商帮每年进疆货物总值约500至600万元，其他各省商帮进疆货物总植约700万元，也就是说在“新疆八帮”中，津帮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同时因杨柳青人经营的京货（当时京津货品都称京货）利润率较高，因此津帮每年实际利润总值可能还要略高于其他商帮总和。正因如此，杨增新为了堵塞偷逃税款渠道，硬性指定11家津帮商户承包进疆货税的征收。　　“赶大营”使约3000余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成功移民新疆，是开发祖国西北边疆的先驱性行动，对新疆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影响，同时也促进了杨柳青乃至天津市的经济繁荣。其巨大和深远的意义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在政治上促进了西北边疆的巩固和发展。最初真正追赶部队大营进入新疆的杨柳青人，紧密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克复南北疆16座大城，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土地。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援，为收复祖国西北边疆立下了功勋。很多人甚至为此英勇捐躯，成为客死异乡的无名忠骨。此后杨柳青人进行的一系列商贸和垦殖活动，为巩固和发展边疆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和融合。汉、维、回、哈、蒙等各族群众互相关心爱护，在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许多佳话。杨柳青人高汗青在吐鲁番经营葡萄园的同时还行医看病，救死扶伤，被当地维族群众尊称为“高阿訇”。　　第二，在经济上使新疆得到繁荣。此点我们在前面叙述中多有涉及。杨柳青人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在商贸业、饮食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工矿业以及农牧业等方面，大大丰富了边疆民众的物质生活。京货的大量涌入，也打破了俄国和英国产品独霸市场的局面，对抵御外来经济侵略、发展民族工商业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杨柳青人兴办的大量工商企业，很多在当时都属爝火微光。　　第三，在文化教育上促进了与内地的交流。“百艺进疆”将内地各种先进文化习俗和民间技艺带到新疆，使边疆民众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和美化。同时杨柳青人兴办了大量学校，对提高当地教育水平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各种先进的思想意识也逐渐被各兄弟民族接受，具有思想上的启蒙意义。曾任迪化总商会会长的杨柳青人石寅甫，因积极宣传坑日进步思想，最后被军阀盛世才残酷杀害。　　杨柳青人在新疆艰苦创业，既为天津的商品找到了市场，同时也将大量当地产品运至杨柳青和天津作为“回货”，并由此远销世界各地。返乡的“大营客”还在天津和杨柳青大量投资，这都大大活跃了天津和古镇的经济。“大营客”仅在杨柳青开办的工商企业，目前已知就有50多家，吸引了当时全镇约十分之一的劳动力。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生活在新疆的杨柳青人后裔约有数十万人，从先祖进疆算起，他们现在多已是第四五代甚至第六七代人。这众多的杨柳青人后裔，如今已遍布新疆所有的市地州县，他们既有大学教授、高级工程师、作家、艺术家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也与普通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如今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继续为新疆的繁荣与发展做着新的贡献。　　从光绪元年（1875）到1949年的70多年间，“赶大营”历经了兴起、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完整历史阶段，终于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落下了帷幕。“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自发移民，它成功地开辟了从渤海之滨到天山南北的商贸大通道，并使久已尘封的“丝绸之路”东段重新恢复了活力，在祖国的大西北留下了一道绚丽的经济和人文风景线。　　
“赶大营”，古镇的辉煌，天津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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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兄这篇文字写得可惜了。杨柳青“赶大营”的情况，十多年前就看过一些资料，似乎不必过分夸张。不过要是能够做些实地考察与深度采访，应该还是有相当价值的。
　　饮流一笑的意见很对。　　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最年轻的不知还在不在？要是有一些专访、配一点照片就更好了。
　　酒泉 “大营客”最初集结地　　
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昨天下午乘飞机抵达兰州，又连夜乘火车赶赴此次寻踪采访的第一站———酒泉。今天上午，在酒泉博物馆馆长张跃忠陪同下，记者来到杨柳青“赶大营”商贩的最初集结地———酒泉公园。　　
据张跃忠介绍，清同治12年（1873），左宗棠进疆的先头部队攻克肃州（酒泉），当时有6万大军驻扎现酒泉公园一带。由于长年战乱，城内物资十分匮乏，清军的日常生活用品更是奇缺。渐有杨柳青人三五结伴而来，随军贩售，获利甚多。到清光绪二年（1876），清军出嘉峪关之前，随清军大营做小买卖的杨柳青“大营客”已有四五百人之多，另有少数秦晋陕甘等地的商贩夹杂其间。清军前线总指挥刘锦棠，鉴于进疆之后人烟稀少，军需供应将更加困难，于是呈报左宗棠核准，决定招募商贩，随军贩售，并将其纳入军队后勤管理，发给“龙纹执照”。之后，杨柳青商贩跟清军进入新疆，随着全疆的平定，其行迹也就踏遍了天山南北。　　
放眼今日的酒泉公园，一派花红柳绿的景象，当年左宗棠屯兵的遗迹早已无处可寻。在张跃忠馆长的指点下，记者看到三棵带有“左公柳”标志的柳树，这些柳树依然枝繁叶茂，它们也许是当年杨柳青“大营客”随军交易的唯一“活”的见证了。张馆长告诉记者，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从陕西潼关，就沿途修路植树，“自泾州以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柳树被人们称为“左公柳”。100多年过去了，酒泉公园的“左公柳”，作为其中极少数幸存者，已被悉心保护起来。也许就是它们，曾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遮蔽阴凉。　　
张跃忠称，酒泉目前生活着为数不少的天津人，但多为20世50年代的支边青年。“赶大营”杨柳青人后裔，在酒泉据说也有少量分布，但因他们很少再保留有杨柳青口音，因此查访起来相当困难。（本报甘肃酒泉今天上午专电）
　　杨柳青永远是我的根！　　
———在哈密访“大营客”杜氏后裔　　
离开酒泉，本报“赶大营”寻踪报道组一行抵哈密。光绪二年（1876）四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肃州（酒泉）正式发布西征大令，集结在肃州清军大营附近的数百杨柳青商贩，随首批清军进入新疆。当年六月，清军克复迪化（乌鲁木齐），商贩们遂经哈密进抵迪化，开始了开拓新疆商业的艰辛历程。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左宗棠大军出嘉峪关后的第一个重要基地，由此也就成了杨柳青“大营客”进疆的第一聚集地。　　
记者昨天从哈密博物馆了解到，进疆的许多杨柳青“大营客”在哈密落脚经商，店铺稠密，商品琳琅，兴盛一时。但这些店铺今已荡然无存，就是店铺字号，可以确知的也为数不多。因此只能从史料的片段记载中，想像当年杨柳青“大营客”在哈密经商时的繁华。令记者感到惊喜的是，在哈密博物馆、哈密国际旅行社以及很多热心人的协助下，前后打了近百个电话，竟然意外地寻访到杨柳青“大营客”杜氏的后裔。　　
我们最先找到的是62岁的杜光祖先生。杜先生原在新疆铁路部门工作，退休后定居哈密。听说天津老家来人了，杜先生热情地邀请记者到家中做客，并捧出甘甜的哈密瓜和他亲手栽植的葡萄。之后，杜先生陪同记者拜访了其二叔杜家祥。杜老今年已86岁高龄，他兴致满怀地给记者讲述了当年随父亲“赶大营”的经历。杜老的祖父叫杜恩贵，祖母冯氏；父亲叫杜金波，母亲张氏；另有一个叔叔叫杜金寅，一直留居在杨柳青。杜家祖居在杨柳青镇纸坊胡同杜家庄。民国六年（1917），杜金波为了“跑荒”，套上一辆胶皮大车，带着妻子和长子家麟（杜光祖之父）和次子家祥，踏上了新疆“赶大营”之路。杜家祥说，“赶大营”开始时，他刚刚满月，所以是母亲一路把他抱到新疆的。在路上走了大约一年时间，杜家终于到达迪化并落脚。在新疆，杜家的人主要靠“跑马车”等谋生，后来一度居住在紧临迪化的古牧地（今属米泉县）。他9岁开始读小学，1939年9月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到当时哈密县政府民政科工作。　　
解放后，杜家祥曾任哈密中学（今哈密二中）校长，1983年在哈密师范学院退休。退休后的杜老，还曾参加《哈密教育志》的撰写工作，目前正在准备修撰杜氏家谱并整理杜家“赶大营”的史料。另据杜光祖先生介绍，他还有一个三叔叫杜家熙，退休前任哈密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现也居住在哈密。杜家从他爷爷杜金波“赶大营”到新疆算起，现在已繁衍到第五代，约有三四十口人。　　
采访临近结束，杜光祖说杜家的人非常想念天津老家。1979年和1992年，他两次回天津杨柳青探亲：第一次曾见到堂叔杜家凤，第二次因杨柳青发展变化很快，原来破旧的平房区已拆除，“家”找不到了。最近两年，他又派女儿女婿专程回过一次天津，仍旧没有找到杜家的人。了解到近年家乡的巨大变化，他感到十分欣慰。分手时，八旬高龄的杜家祥老人一直送我们到楼下，杜光祖还特意把记者送到火车站。杜光祖说，我非常惦记家乡的亲人，天津杨柳青永远是我的根！　　
（本报今天上午哈密专电）
　　向家乡人问好！　　
———新疆“大营客”货物集散中心：古城子　　
距乌鲁木齐200多公里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是左宗棠收复新疆最重要的后勤基地。清光绪二年（1876）六至九月，进击阿古柏的清军在吉木萨尔、阜康、古牧地、迪化（乌鲁木齐）之间，摆开了长约五百里的战线，随军贩售的杨柳青“大营客”也经由哈密，进抵古城子（奇台县）。之后，许多杨柳青人在古城子落脚经商，并逐渐发展为清末民国时期全疆最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　　
昨天下午5时，“赶大营”寻踪采访组经过数百公里颠簸跋涉，来到今日奇台县城。76岁的杨柳青人后裔郭秉钧大爷，早早地就在东风中街22号家门口守候我们。由于修路，记者乘坐的长途汽车晚点，郭大爷竟然在门口站了两个来小时。他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家门，向亲友们介绍我们这些“老家”来的人。郭大爷的父亲叫郭祥起，是杨柳青镇碾砣嘴人。1921年，郭祥起担着“小挑”，拖家带口来到奇台谋生。作为全疆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当时的奇台十分繁华。郭祥起主要靠卖菜、当泥工、卖苦力为生。　　
郭大爷介绍说，当时的奇台可谓盛极一时，据父辈们讲，每天都有骆驼队往来运输货物。杨柳青人的店铺多数聚集在今日奇台县城西大街一带，现可考知字号及相关情况的就有20多家。杨柳青人贩运的货物主要来自京津一带，包括药材、绸缎布匹、满汉成衣、靴帽衣饰等，当时统统称为“京货”。货物从口里（指嘉峪关）运到奇台后，再由这里分发调配，运往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塔城、和田等新疆各城市。同时，新疆的各类土特产品也通过奇台大量运销内地。　　
郭大爷说，他本人解放前念过私塾，为逃避国民党抓丁，进了救济院工作。解放后摆摊卖小百货，公私合营后在奇台县百货公司搞计价工作，后又调到县石油公司直到退休。　　
郭大爷还如数家珍般地给记者介绍了杨柳青人后裔在奇台的情况。采访结束离开时，郭大爷利索地抱起两个大哈密瓜，塞给记者一人一个。记者再三推辞，表示还要赶几百里路到乌鲁木齐。郭大爷坚决地说：“家乡的亲人来一趟不容易，这瓜你就是坏掉不吃，也得捎上！”记者乘坐的长途汽车已经开动了，郭大爷还一边挥手，一边用浓重的杨柳青话喊道：“一定替我向家乡人问好！”（本报今晨新疆奇台专电）
　　变不了的家乡味儿　　
———访奇台的“杨柳青村　　
“老家来人了！”这一消息昨天在奇台县西北湾巷菜园子村三村成了头号新闻。在杨柳青人后裔韩锡成先生的帮助下，记者到该村进行了采访。　　
在85岁的孟广钧老人家，老人介绍了先辈“赶大营”的经历。老人的父亲叫孟继斌，是天津杨柳青镇胡杨庄人。23岁那年，孟继斌从老家“担小挑”到乌鲁木齐投亲谋生。孟广钧回忆说，当时奇台是新疆的货物集散地，十分繁华，前来讨生活的小商小贩纷至沓来。由于人口迅速增加，一些有眼光的杨柳青人就开始在县城周边辟地种菜，供应城区需要并运销奇台附近各城。孟继斌到奇台后，见这里老乡很多，就留了下来，靠给人种菜为生。孟广钧说，菜园子村三村是个典型的“杨柳青村”，全村500多口人约四分之一为杨柳青人后裔，余下的祖辈也多是天津人。杨柳青人是菜园子村最早的垦殖开拓者，当时他父亲一年可以挣到白银一二百两，收入和口内（嘉峪关内）比相当可观。村里8个最有名的富户全都是杨柳青人，解放后划成分时，这些户最差的一个也是“上中农”。可以这样说，种菜是菜园子村的传统，至今还保持着，村庄就是因此得名的。和周围的村子比，菜园子村较为富裕，种菜可是立了一大功。孟广钧告诉记者，他父亲“赶大营”时用过的桑木扁担，现在还保存在他的弟弟家，这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毕竟当年“赶大营”的遗物而今留存不多了。孟老的儿子热情地去叔叔家取扁担，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在前几天扁担断了，刚刚被处理掉。　　
90多岁的王厚山是菜园子村年岁最高的杨柳青人，他出生在天津老家，是随父亲“赶大营”来到奇台的。老人现已半身不遂，采访起来十分困难。村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王作臣老人，其父辈和孟继斌在天津杨柳青时住邻居。匆忙赶到他家时，老人正好出去串门子。因为时间紧迫，记者只好带着遗憾离开了。　　
在和菜园子村村民接触过程中，记者发现无论老者还是年轻人，说话都带有浓重的杨柳青口音。孟广钧老人风趣地告诉记者，村里原来河南人也挺多，可都被咱杨柳青人给同化了。现在村里办红白喜事什么的，还是杨柳青老家的风俗，说话也总是变不了杨柳青味儿，这真是乡音难改啊！（本报今晨奇台专电）
　　永远的“杨柳青情结”　　
———访“赶大营”研究专家刘荫楠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有这样一个人：他对“杨柳青”三个字永远情有独钟，他为宣传杨柳青不遗余力，他用手中的笔不停地写，为杨柳青人树碑立传。这个人就是研究杨柳青人“赶大营”的专家刘荫楠。　　
昨天下午，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一抵达乌鲁木齐，就拜访了刘先生。刘先生的祖父叫刘永平，原在杨柳青镇运河上以摆渡、拉爬犁为生。光绪二年（1876），即将进疆平定阿古柏叛乱的清军，到杨柳青镇招募“货郎担”随军贩售，刘永平遂加入其中，成为最早“赶大营”进疆的杨柳青人之一。刘荫楠先生1927年生在乌鲁木齐，解放前当过小学教员，解放后曾从事地质测绘工作，1988年在乌鲁木齐市规划局退休。　　
在新疆土生土长的刘荫楠有着浓厚的天津情结，从先辈身上的耳濡目染使他深深地爱上了“杨柳青”。他不但说杨柳青话，还在全疆到处搜集与杨柳青有关的掌故和资料。从1986年起，刘荫楠开始在《乌鲁木齐晚报》副刊开辟“乌鲁木齐掌故”专栏，搜奇稽古，钩玄阐微，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关于乌鲁木齐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方面的轶事传闻。1996年，刘先生的260多篇掌故文章结集为《乌鲁木齐掌故》出版，这本书受到读者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不少熟人的善意责难，他们说：“刘先生，您这书改名《杨柳青人在迪化》得了！”原来，《掌故》一书竟有半数篇章涉及到杨柳青人。为了搜集杨柳青人在新疆的情况，刘先生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刘家解放前曾开了家叫永盛西的点心铺，刘先生小时候经常到附近的文意厚货栈玩耍。一次在澡堂子里，刘先生遇到曾在文意厚当店员的王子祯老人，于是他顾不得洗澡，拉着“王爷”把文意厚的事问了个底儿掉。回到家后，他立即拿出纸笔，把问来的情况记录下来。刘先生的《乌鲁木齐掌故》第二辑将于近日出版，第三辑也已经写了30多篇。其中关于杨柳青的内容都在一半以上。刘先生说，他还要把杨柳青人的掌故继续写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杨柳青人在新疆的贡献。他还说，明年一定回杨柳青探望一下亲友，在老家过个节，也看看日新月异的天津。　　
看着记者带来的《今晚报》，刘先生显得很兴奋。他说，《今晚报》对开四版的时候他就有所了解，报纸办得好，很贴近群众。（本报今晨新疆乌鲁木齐专电）
　　追寻“小杨柳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历史上一度有“小杨柳青”之誉。昨天，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对“小杨柳青”的来历进行了探访和考察。　　
故事要从乌鲁木齐市的六道湾山梁说起，山梁上有座圆形碉堡式建筑，门楣上嵌有石刻楷书门款：一炮成功。据乌鲁木齐“掌故老人”、“赶大营”研究专家刘荫楠先生介绍，“一炮成功”是为纪念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所建。光绪二年（1876）六月，进疆清军经哈密、巴里坤、古城子（奇台）进抵迪化（乌鲁木齐），刘锦棠率先头部队百营湘军登上六道湾山梁，架起“开花大炮”向城里轰击，一炮响过，阿古柏及其乌合之众即抱头鼠窜，迪化克复。　　
清军进入迪化以后，“赶大营”的杨柳青商贩也随之入城。军方专门划出一段街道，让商贩与兵丁集中交易，谓之“买卖街”。附近各族民众也逐渐将土特产品拿来售卖，“买卖街”日益热闹。当时迪化是通往南北疆的交通要道，城内经过战乱地多无主，入城者可以任意占用建房。最初“赶大营”的首倡者安文忠在“买卖街”的“十字路”以东用草泥搭建了简易住房，结束了“赶大营”住官店的历史。追随安文忠进疆的杨柳青人，也纷纷效仿各建土房住人存货，并在路边摆摊设点。一般数人摊位相邻，互相照应，互通有无。同时轮流挑担到附近营房和乡村卖货，并共同集资，按股分红，生意日益红火起来。　　
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迪化成为省会。此时最早进疆的杨柳青商贩，多数人都已积累了比较充裕的资金，于是纷纷扩大经营，效仿京津铺面建房挂匾，改营“坐商”，“买卖街”逐渐转化为集市，成为后来闻名遐迩的乌鲁木齐“十字街”的雏形。首批进疆杨柳青人的发迹，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后继者进疆经商开店，谋求生计。杨柳青人“赶大营”兴盛了约50年之久，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才转入衰落。清末民初是杨柳青人在疆发展的黄金时代。据宣统三年（1911）迪化总商会统计，当时迪化城内共有商户1134家，其中以杨柳青人为主体的津帮占90％以上，成为津帮商户最集中的城市，货物批发量占全部进疆货物的三分之二。此时最繁华的“十字街”遂成为迪化的象征，谓之“小杨柳青”。　　
今日乌鲁木齐市中山路和解放路交口，就是当年的“十字街”，这里目前仍是全市最繁华的地区之一。站在“十字街”的过街天桥上，记者向东西南北四街望去，临街而立的已全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当年鳞次栉比的杨柳青人老店铺已无迹可寻。记者经过仔细查访，终于发现一家叫“凝德堂”的药店，用的还是当年杨柳青人所开药铺的老招牌。这家药店和当年老药铺也并无瓜葛了。（本报今晨新疆乌鲁木齐专电）
　　从杨柳青到新疆　　
———一个6岁小“大营客”的经历　　
回忆起儿时“赶大营”的情景，今年90岁的张俊杰老人露出了孩子般的天真。虽然耳朵有些失聪，但他听说是老家来的人，马上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进家门，老人就说：“我听不大清楚，不过没关系，你们就大声喊吧，反正家里没有别人，咱们说乡音，听听老家的话，我感到亲切！”　　
老人说，他1913年出生在杨柳青镇碾砣嘴村，今年90虚岁。6岁时，父亲带着他和母亲、哥哥、妹妹一家5口，赶车挑担，踏上了“赶大营”进疆之路，张俊杰也就成了小小的“大营客”。老人说，像他这样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新疆的人，在世者已经不多了。　　
老人回忆说，“赶大营”纯粹是生活所迫，否则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谁都不愿背井离乡。他随父亲进疆后落脚在惠远镇（今属霍城县），当时惠远是伊犁将军府所在地，十分繁华，他的舅父正在那里谋生。“赶大营”上路前，父亲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变卖家产，拴一辆老式轿车，作为“家眷车”；置办一副担子，再买上满满一担日用品和中成药；过完正月十五选个良辰吉日，连人带车摆渡过运河，到玉皇庙拜神。拜神之后，放了一挂鞭炮，然后就上路了。按当时规矩，第一天离家情绪不稳，只走到静海的良王庄就住下了。　　
讲到儿时“赶大营”的经历，张俊杰老人充满了感情。他说：“我那时还算儿童，可以和老人、妇女享受同样待遇，一路坐在家眷车上。可是我很贪玩，一路上到处觉得新鲜，就下车跟着跑，跑不动了再坐到车上。只有到了歇息的地方，才可以随心所欲地玩耍！”父亲就不轻松了，他要挑着担子跟着车走，其实是一路小跑儿。遇有集镇，父亲还要不断招呼生意，把担子里的东西一点点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生活开支。担子里的东西越卖越少，因此随时还要添置一些小商品。老人说，我那时很淘气，有时趁父亲叫卖时，会冷不防抢下拨浪鼓乱喊一气。有时实在入不敷出，就写信到老家，汇钱到前方某地接济一下。　　
老人说，他们全家日行约四五十里，在路上走了半年，最后到达惠远。落脚后父亲靠卖熟食、水果等为生。到惠远的次年，全家搬到绥定（今属霍城县），他在绥定高等小学读书。17岁时，他进入伊宁县一家杂货店当学徒，主要是记账。解放后，他一直从事财会工作，1980年在新疆商业运输公司退休后，遂定居乌鲁木齐。　　
退休后的张俊杰老人还在发挥余热，近年他参加了《新疆通志·商业志》的撰写工作，杨柳青人对新疆商业方面的贡献，志书中多有记载。老人说，没有“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就没有现代的新疆商业。（本报今晨新疆乌鲁木齐专电）
　　“长桥饮马”寄情思　　
在今日乌鲁木齐市红山路与河滩快速路交口处，有一座并不显眼的水泥雕塑：两匹骏马站在桥头，一匹低头饮水，一匹昂首长嘶。雕塑名为“长桥饮马”，造型朴素，风格粗犷，大多乌市居民对它充满特殊的感情。　　
经过曲折联系，记者昨天采访了“长桥饮马”雕塑的设计者高佩琦先生。高先生今年57岁，其曾祖父是最早随左宗棠部队“赶大营”进疆的杨柳青商贩。　　
谈到“长桥饮马”的创作，高先生介绍说，“长桥饮马”本是老乌鲁木齐的“八景”之一。清朝末年，乌鲁木齐河的水量很大，浪涛翻滚，奔流而下。当时有一座木桥连接河两岸，谓之“西大桥”，是从内地进入乌市的必经之路。桥两侧沿河建有许多简陋客栈，过往行商坐贾常在此歇脚。每当夕阳西下，商贾们便牵着骡马，来到河边喝水遛弯，“长桥饮马”遂由此得名。据老辈人讲，最初开设客栈者多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于是后来的“赶大营”者，在正式进入迪化城（即乌鲁木齐）之前，都喜欢在这些客栈落脚休整，最后感受一回家乡的氛围。　　
高先生回忆说，1985年，乌鲁木齐市首次公开向社会征集城雕作品，其中一处选址就在原乌鲁木齐市政府对着的西大桥头。他因从小就生活在西大桥一带，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比较熟悉，就以“长桥饮马”为主题构思设计了雕塑草稿，没想到这一方案上报有关部门以后，第二天就被通知正式采用。当时工期紧迫，高佩琦在草稿基础上，组织建筑人员边施工边修正，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长桥饮马”的最后创作。这座充满文化底蕴并与杨柳青人密切相关的雕塑，问世不久就赢得了乌市居民的喜爱并成为当时标志性的城市景观之一。　　
时间行进到日，由于影响到城市交通改造，曾见证了乌鲁木齐市15年翻天覆地变化的“长桥饮马”，被大吊车缓缓吊起，移放到了红山公园附近的草地上。“长桥饮马”突然“失踪”并被闲置的消息，很快引起乌市居民的热切关注。他们纷纷打电话给“市长热线”，并在《乌鲁木齐晚报》上展开讨论，强烈要求恢复“长桥饮马”的风采。　　
据介绍，记者现在见到的“长桥饮马”雕塑距旧址约有二三百米，是一个月前才移建到这里的，这座雕塑虽然称不上艺术精品，但它“失踪”的那段日子里，很多乌市人心中都觉得缺了点什么。（本报今晨乌鲁木齐专电）
　　乌市“津帮八大家”　　
在乌鲁木齐市，提起“津帮八大家”可谓妇孺皆知。“八大家”是“赶大营”杨柳青人改营坐商后建起的最早一批商号，包括同盛和京货店、复泉涌酱园、永裕德京货店、德恒春绸缎庄、公聚成京货店、忠利祥京货店、升聚永京货店和聚兴永京货店。《新疆通志·商业志》记载称“津帮八大家”生意红火，资金大都超万元，经营遍及天山南北，为迪化商业奠定了基础。　　
昨天下午，记者专门采访了同盛和京货店经理曹余三的儿子、今年八十高龄的曹瑞华先生。据曹先生介绍，“八大家”均坐落在原迪化城的大十字街一带，其父亲任经理的同盛和建店最早，时为1885年；复泉涌1886年建店，其他六家则均在1887年。“八大家”的创办者都是最早随左宗棠进疆的杨柳青人，因为得到官府的支持，资金雄厚，加上经营得法，所以影响很大，成为“赶大营”杨柳青人经营商业的最杰出代表。1910年，因发生了“王高升纵火案”，“八大家”及其他津帮商户损失惨重，许多商号都分化改组，逐渐分散经营。后来虽然又有“新八大家”的兴起，但已经难以超越老“八大家”时的盛况。　　
曹先生的祖父叫曹忠亮，原本在杨柳青镇的运河上拉船纤，1911年“赶大营”到新疆谋生，曾在大十字街卖酱鸡鸭，时号为“曹爷鸡鸭”，颇有名气。曹先生的父亲名学勤，字余三，17岁时随曹忠亮进疆，先在同盛和绥定（今霍城县）分号当学徒，后来调到迪化总号任外柜先生、内柜先生，1936年升任同盛和的经理。同盛和的创建者是杨柳青人周乾义，后由其子孙继承经营，其盛时在奇台、伊犁、喀什等十余个城市设有分号，并在吐鲁番经营有葡萄园。曹先生说，其父亲任同盛和经理不久，就因支持抗日等进步活动，被军阀盛世才抓进监狱，7年后方获释。出狱后，父亲虽然仍继任同盛和经理，但因战事不断，进货渠道不畅，经营每况愈下。1956年公私合营，“八大家”仍在维持经营的最后两家———同盛和与复泉涌收归国有，宣告了“八大家”历史的最后终结。（本报今晨乌鲁木齐专电）
　　&赶大营&第一人：安文忠　　
---访新疆的安氏后人安雨滋　　
本报近日&赶大营&寻踪边疆报道中曾提到：安文忠是杨柳青人&赶大营&的首创者。昨天，记者通过乌鲁木齐市经济学会的杨柳青人后裔赵梦林先生，寻找到落户新疆的安氏后人安雨滋先生。今年76岁的安雨滋和老伴均系&赶大营&杨柳青人后裔，听说记者要来采访，他们很早就到小区门口迎候。安雨滋是安文忠侄子安起龙的曾孙，因为安文忠和&赶大营&的特殊关系，采访的话题很自然地就从这里开始。据安雨滋先生介绍，1868年，正在陕甘一带征战的左宗棠，沿运河征召船工启运军需物资入陕，时在杨柳青&拉短纤&的安文忠应募来到西北，得知前线部队毛巾、烟茶、药品等物品奇缺，就四处采购、随军交易，获利颇为丰盈。1871年，思乡心切的安文忠回到杨柳青，全镇皆哄传其发财回家。1874年，因在家乡做生意折本，安文忠带上侄子安起龙、安起凤，肩挑小篓，再次赶至清军前线驻肃州（今酒泉），操起贩售小商品的旧业。清军前线总指挥刘锦棠，鉴于征讨阿古柏的部队进疆后，补给将十分困难，建议左宗棠招募商贩随军贩售。因安文忠等杨柳青人买卖公道，故受到清军特殊照顾。至1876年，清军出嘉峪关，闻讯蜂拥而至肃州并随军进疆的杨柳青商贩已有数百人之多。安文忠也由此被奉为杨柳青人&赶大营&的第一人。安文忠进疆后艰苦创业，创立了著名的文丰泰京货店，安家声名也煊赫一时。安起龙及其儿子安成信、孙子安鸿宾等，后来在莎车经营升泰和京货店，买卖一度十分兴旺。记者采访的安雨滋是安鸿宾的儿子，他1926年生在杨柳青镇，小时曾在镇上的天齐庙小学读书，后来到天津北门里的同福金店当学徒。17岁时，安雨滋和母亲一起被父亲接到新疆。当时安鸿宾已在莎车财政局工作，安雨滋到达莎车后，被介绍到裕新土产公司当会计，学习中西簿记。解放后，安雨滋进入新疆省干部学校财经班学习，毕业后主要从事组织人事方面工作，1988年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政协秘书长任上退休。　　
在天津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安雨滋，对杨柳青至今仍充满深情。他十分关注家乡的发展，天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令这位70多岁的老人欢欣鼓舞。他说，有生之年一定再回天津老家看看！（本报今晨乌鲁木齐专电）
　　伊犁惠远镇　　
新疆小天津　　
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团经过16个小时颠簸，从乌鲁木齐乘车抵达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的惠远镇。　　
1878年，左宗棠率清军消灭阿古柏割据势力后，伊犁地区仍被沙皇俄国以种种借口继续强行占领。1881年，经过艰苦谈判，中俄签订《伊犁条约》，规定伊犁由中国收回。1883年，清廷派金顺将军接收伊犁，重建了惠远城，驻有将军府和八旗兵5000人，附近的绥定城则驻有总兵、粮道和绿营兵等。当时惠远作为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贸易发达，“赶大营”的杨柳青商贩紧随接收伊犁的清军，争相进入惠远、绥定、伊宁等城市，占地经商。　　
在惠远镇北街94号，记者采访了74岁的于凤岐老人。清朝末年，于凤歧的祖父于宝和带着妻儿从杨柳青“赶大营”到惠远谋生。据于凤歧介绍，当时在惠远东西南北四街的店铺有三四百家，其中九成以上为天津杨柳青人。另有许多摆摊设点的杨柳青小商贩夹杂其间，惠远城繁华一时，被称为“小天津”。于宝和到惠远后，与人合伙在钟鼓楼附近开了家叫四路居的小饭馆，主要经营各种锅贴，有“于锅贴”之誉。于凤歧的父亲叫于金泉，到惠远时才六七岁，长大当了学徒，后来在惠远经营宝泰成杂货铺。　　
走在惠远街头，昔日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号已不复见，惟有城中心的钟鼓楼仍高高耸立，见证着杨柳青人在惠远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于凤歧说，惠远东街原来最繁华，安文忠创办的文丰泰就在东街口，其余郭家的德心堂、李家的福全厚等也集中在这里。虽然惠远已经繁华不再，但在中心“十字街”附近找上几家杨柳青人后裔，仍是轻而易举的事。　　
今年81岁的尹福祥和于凤歧住邻居，他本人出生在杨柳青，不到1岁就随父母“赶大营”来到惠远。他父亲先在北街荟芳园饭馆学艺，后来独开了家叫同顺居的小食堂。尹老说，他本人当了一辈子司机，如今在家安享晚年，自得其乐。（本报今晨新疆霍城县惠远镇专电）
　　走近伊宁“汉人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有一条名声响亮的“汉人街”。昨天上午，在伊宁市原工商局局长杨俊甲老人的陪同下，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对“汉人街”进行了探访。　　
据杨俊甲介绍，伊宁“汉人街”原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巷子，道路曲里拐弯，两侧店铺林立，行商坐贾吆喝往来，可谓盛极一时。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汉人”约有3000人左右，店铺达400余家。杨俊甲告诉记者，所谓“汉人”，其实95％以上是“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记者见到的“汉人街”，其主体部分如今已改造为新华东路，街上车水马龙，商贸兴旺，目前仍是伊宁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杨俊甲一边走，一边给记者介绍着“汉人街”上老店铺、老企业的遗址旧貌。杨老的父亲杨恩奎赶大营到达伊宁后，曾经在“汉人街”开过公兴和杂货店，还曾与人集资办过三民学校、三民电影院等。这些杨柳青人的“旧迹”，随着城市改造的加快，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在杨老的指点下，记者不停地追寻着当年“汉人街”的旧貌，按下相机快门。今日新华东路四巷，是当年“汉人街”的一部分。这里老房子保留较多，从花纹斑驳的木门和历尽沧桑的土墙上，尚可依稀推想当年“汉人街”的繁华。在巷子的另一个拐角处，有一家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龙喜”综合商店，主人杨德明热情地将记者让到家里。杨德明祖父叫杨永贵，是杨柳青镇碾砣嘴人，1912年“赶大营”到乌鲁木齐，后来又迁到伊宁“汉人街”，当时开了家小铺子，字号也没有。杨德明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汉人街”的杨柳青人后裔近年已陆续迁出，仍住在老宅的连他算上也只剩两家，因此“汉人街无汉人”已成了“伊宁三大怪”之一。　　
“大桥板没有桥”是伊宁的另一怪。大桥板是当年“汉人街”的中心地带，原来有条宽达五六米的大渠，如今大渠已变成窄窄的小水沟，桥也自然也就没了。杨俊甲介绍说，大桥板附近坐落有三民电影院、文化舞台（戏院）、新华楼馆子等，因此形成一个很大的夜市，每晚聚集在这里卖干鲜果品、杨柳青风味小吃的商贩有五六十人之多。　　
离开“汉人街”时，杨俊甲还告诉记者，由于杨柳青人聚居并基本沿袭着天津老家的生活习俗，因此居住在“汉人街”附近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受到影响，不少维族老人能讲比较流利的带有杨柳青口音的汉语，还有的喜欢上了京戏，成为票友。（本报今晨新疆伊宁专电）
　　“汉城”的杨柳青人　　
从新疆喀什市经半小时车程，本报“赶大营”寻踪采访组到达了疏勒县城———疏勒镇。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刘锦棠部清军攻克喀什噶尔（今喀什）、和阗（今和田），南疆八城全部收复，阿古柏分裂割据势力的残余被彻底肃清。“赶大营”的杨柳青人也随之来到喀什等地，落脚经商。　　
记者来到喀什后，受到在这里工作的天津援疆干部热情接待。在喀什市委副书记、原天津市和平区新闻中心主任赵滨，喀什市副市长、原天津市杨柳青镇副镇长祁百军等的帮助下，记者昨天下午来到紧邻疏勒镇的疏勒县巴仁乡，采访了定居在此的“赶大营”杨柳青人后裔吴瑞麟老人。　　
吴瑞麟今年76岁，父亲叫吴兆荣，原住杨柳青镇白衣庙胡同。1920年前后，吴兆荣“赶大营”来到新疆古城子（今奇台），靠种菜谋生。不久，吴兆荣返乡完婚，之后再次回到奇台。1926年，吴兆荣接妻子到新疆，途经六盘山时，吴瑞麟出生。吴瑞麟的舅父在南疆的阿克苏开杂货铺，于是分出一部分货物给吴兆荣，让他到喀什开分店售卖，全家遂迁至喀什。后因时局不稳，又迁至喀什附近的疏勒县城（今疏勒镇），吴兆荣靠卖瓜子、花生等干货养家糊口。据吴瑞麟介绍，刘锦棠收复喀什后，所率清军士兵因年老体弱，很多人不愿再回故土，于是刘锦棠就将今疏勒县境内的大批良田分配给他们垦殖，编为“八屯”。疏勒县城也由此聚居了大批汉人，被称为“汉城”。　　
吴瑞麟回忆说，受地理环境和交通等因素影响，喀什商业明显不如北疆诸城繁华。但因这里生意好做，来此开设店铺的杨柳青人仍有近百家，除卖杂货外，还经营照相、拔牙、当铺等生意，主要集中在今库木德尔瓦斯街一带。吴瑞麟说，1933年前后，喀什的杨柳青人多数和他家一样，关门闭户逃到疏勒县城避难。当时这座“汉城”的北街一带，集中了约20家杨柳青人开设的小店铺，除了有名的复昌隆与德兴和之外，这些店铺大都不亮牌匾，经营上也不事张扬，多为小本生意，养家糊口而已。但大批杨柳青人的迁入，仍为使得“汉城”的商业繁荣了很长时期。　　
谈到自己的经历，吴瑞麟告诉记者，他在疏勒县读完小学，之后到乌鲁木齐念中学，最后又进入银行学校学财会，1944年毕业，被分配到新疆商业银行喀什分行工作。1950年，吴瑞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因父母年老，申请转业到疏勒县城区公社（今巴仁乡）工作，1986年退休后，遂在巴仁乡定居。吴瑞麟说，他的历史很普通，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业，但活得很充实。老人对杨柳青的历史掌故等非常了解，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说没回过杨柳青老家，这是他惟一未了的心愿。本报记者赵宝起王振良（本报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今晨专电）
　　杨柳青青瀚墨香　　
在喀什采访时获悉，柯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市委书记贾立新是“赶大营”杨柳青人后代，记者立即与他取得联系。两次与贾书记约定采访，他均因工作无法脱身表示歉意，并建议记者采访其父亲贾治中。　　
走进贾治中老人家中的客厅，记者感受到浓郁的书香气息，墙上挂着水墨画，书架上放着刻瓷盘，门上贴着具有浓郁杨柳青特色的剪纸，这些作品都出自贾治中之手。　　
贾治中介绍说，他是“赶大营”杨柳青人在新疆的第四代，其曾祖父100多年前就已来到新疆，可能是最早跟随清军进疆的杨柳青商贩之一。其祖父贾耀顺，“赶大营”时走的是北线，即绕经西伯利亚大草原进疆，并落户在今塔城地区的额敏县。额敏是杨柳青人重要聚居地之一，祖父最初在那里给人当长工，后来独立种菜并经营畜牧业等，家庭逐渐富足。父亲贾兆泉在额敏念过私塾，学过买卖，后经人介绍到税局当差。贾治中告诉记者，他本人1931年出生在额敏并在那里读小学。后因政局不稳，全家迁至乌鲁木齐，他进入新疆省立第一中学就读。1951年，中学尚未毕业的贾治中参加了工作，当年8月被派往喀什搞土改，在工作队当秘书；1959年，被调到阿图什，筹办了《柯孜勒苏报》汉文版，此后曾担任柯孜勒苏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柯孜勒苏报社总编辑；1986年，贾治中到文物部门工作并于1991年退休。　　
退休后的贾治中，以写写画画自娱。他向记者介绍说，他小时候家里的习惯都是杨柳青的，贴吊钱，剪窗花等，母亲又是剪纸能手，使他受熏陶很深。后来，与文字打交道之余，又自学了书法、绘画、篆刻等，以娱目静心。现在的贾治中时常写些文史掌故文章给报刊，同时也创作散文、诗歌等。他的旧体诗集《车夫曲》近期将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从版式设计到封面装帧以及页内插图等，均出自贾治中一人笔端，这在出版界恐怕是很不经见的。诗集中有一首《老有所学》，可以作为贾治中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半去人生方学艺，双拥鬓白画图酣，涂梅取势涵情趣，抹岭传神化翠岚。　　
贾治中的三子一女均已参加工作，在阿图什任市委书记的贾立新是其长子，他在阿图什出生成长，对阿图什有很深的感情。（本报新疆阿图什今晨专电）
　　留住历史的瞬间　　
文物是凝固的无声的历史，是它将纷纭变幻的史实定格为瞬间，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历史、认知历史。日至10月13日，今晚报社在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启动了“赶大营”寻踪采访活动，对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辉煌历史及其后裔的生活现状进行了全方位观照。在整个寻踪采访过程中，记者在着力搜集不断流失的口头材料的同时，对有关“赶大营”的有意义的文物资料也尽力进行了采掘。从下面这些故事中所反映的侧面里，你也许能够更直接地感知杨柳青人“赶大营”的艰辛无奈和曾经有过的辉煌。　　
一封简短的书信，记录了一位年近七旬的杨柳青“大营客”的拳拳报国之心　　
日，新疆伊宁市。摆在记者面前的，是一封只有一页的书信底稿，虽然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信纸早已经泛出淡淡的黄色，但面对着一位年近七旬的杨柳青“大营客”的拳拳报国之心，记者按下相机快门时仍旧激动不已。　　
信的收藏者是杨俊甲老人，他退休前任伊宁市工商局局长。书信的作者杨恩奎，是杨俊甲的父亲。杨恩奎，号育芝，清光绪八年（1882年）5月27日生于天津杨柳青镇碾砣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杨恩奎兄弟六人，从幼年开始，他就与父兄一起，靠打鱼勉强维持生计。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家里的生活极为困难。1903年，二十出头的杨恩奎就追随清廷派往新疆戍边的外八旗锡伯族子弟兵，挑着货郎担，“赶大营”进入新疆。经过近一年的跋涉，杨恩奎来到伊宁市，投奔先期来到这里的二哥杨恩翰谋生。杨恩奎先是给人当泥瓦工，后来进入一家叫“公庆和”的杨柳青人商号当学徒。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后，杨恩奎与家兄杨恩翰一起，在伊宁市“汉人街”大桥附近开起了“公兴和”什货铺，经营各类京津杂货。　　
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杨恩奎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公益事业上。他集资创办了伊宁市私立汉族三民小学，解决了当地汉族子女上学难的问题；与人合资办起了三民电影院，经常上演抗日进步电影，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各兄弟民族群众的一致称赞；创办了水龙局，填补了当时伊宁市消防设施的空白。此外，杨恩奎还经常为当地的清真寺捐助石油、煤炭、茶叶等，赢得了兄弟民族的拥护。20世纪30年代，杨恩奎被伊宁市各族工商界人士推举为商务会会长，为繁荣伊宁市的商贸业、促进边疆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6年，杨恩奎为躲避战乱，全家迁居兰州。日，兰州刚刚解放不久，杨恩奎不顾年近七旬，主动投书西北野战军政治部，要求参军报国。信是这么写的：　　
杨恩奎，号育芝，现年六十八岁，河北省天津人。前清光绪二十八年赴新疆伊犁投亲，营商至（民国）三十三年冬季。伊宁事件，失时被困至三十五年，张治中将军到伊救济难民，全家随军到迪化，又随同疏散到兰州，连男女共四口，业已山穷水尽，极愿参加解放军，为人民服务，同回第二家乡之新疆。　　
此致敬礼现寄居下水巷16号　　
九月十二日　　
杨恩奎请缨从军的报国热情，受到西北野战军首长的高度赞扬。虽因年纪太大，杨恩奎参军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但他还是被聘为当时部队专门设置的新疆问题研究会咨询员。在兰州期间，杨恩奎还被寄居兰州的新疆难民推荐为代表，于1950年直接上书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申请迁返新疆。这封信的原稿如今也完好地保存在杨俊甲老人家中，上面还盖有“育芝”印章一方。在杨恩奎等人的努力下，许多背井离乡的新疆人得到了妥善安置。　　
1964年，走完82年人生历程的杨恩奎在伊宁市安详辞世。　　
数张照片，真实记录了杨柳青人在西北边疆艰苦创业的辉煌业绩　　
日，新疆伊宁市。在这里采访时，当地的杨柳青人后裔专门为记者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这些至今杨柳青乡音未改的“同乡”，实在是太想了解天津和天津的杨柳青了，听说我们是老家来的人，原定只有数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一下子来了近20人，把伊宁市政协的小会议室挤得满满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又不时地插话讨论。　　
说实话，人数的突然增多，一下子打乱了记者原定的采访计划。重点采访三五个典型的设想行不通了，每个来参加座谈会的人都写上一段也不现实，于是记者就把座谈会变成了线索会，专注地记录每一个人的有价值的信息。其中尤其引起记者关注的，是今年77岁的晏鸿书老人的发言，她提到现在还保留着父亲晏恩波在伊宁市所创办实业的老照片。　　
关于杨柳青“大营客”的照片，记者在新疆采访过程中屡有发现，多数还进行了翻拍。但这些照片清一色是人物照，且多数为威严庄重的头像，稍微生活化一点儿的，也就是与家人的合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些照片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而晏鸿书老人所说的照片是“大营客”创办实业的真实记录，是杨柳青人为发展和繁荣边疆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最直接证明。　　
在杨俊甲老人的陪同下，记者专门拜访了晏鸿书老人。据晏鸿书介绍，她的祖父叫晏兰贵，原来家住在杨柳青镇的马家胡同。父亲7岁那年，祖父挑起了货郎担，带着父亲闯西口“赶大营”，走了一年光景，来到新疆伊宁市。晏恩波因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地，又聪颖好学，因此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19岁那年，晏恩波与一位杨柳青女子结婚，就是晏鸿书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晏恩波在伊宁市从事过多种工作，后来他卖掉了身穿的衣服和家当，开了一家当铺，经济条件逐渐好转，在当地的声望也越来越高。　　
晏鸿书说，她的父亲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的人，他在伊宁市第一个穿西服、第一个骑自行车，引来当时很多人的侧目。而更重要的是，晏恩波在伊宁创办了第一所中学———省立伊宁中学校（俗称三民学校）、第一个电灯公司———伊宁电灯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座电影院———三民电影院以及第一座采用现代机械技术磨面的面粉厂等等。晏鸿书介绍，他父亲是个有心人，创办的每一项实业完成或投入使用，都要拍一些照片以为纪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好多照片已经失去，现存关于三民学校、面粉厂、电灯公司的照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比较完好地保存在她的弟弟晏鸿铭处。记者提出要看一看照片，晏鸿书老人感到有些为难，说她的弟弟脾气很怪，这些照片从不轻易示人。　　
日下午，记者几经曲折，终于征得晏鸿铭同意，在他的家里见到了这些已经开始发黄的老照片。晏鸿铭谈吐十分直爽，对记者的来访也非常热情，还积极帮助记者翻拍照片，并不像晏鸿书所说脾气很怪。对于照片不肯轻易示人的问题，经记者追问，晏鸿铭说，照片藏在他家里，并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他欢迎需要这些照片的单位和个人来复制翻拍。但有一次，曾有搞史志者把照片借去，不肯归还，还推托说弄丢了。后来他几经讨要，照片才终于物归原主。这件事让他很伤心，曾暗中发誓再不把照片公开出来。　　
晏鸿铭收藏的老照片一共10张，均摄于1936年。分别反映了电灯公司、面粉厂、三民中学建设过程中和落成时的场景，还有电灯公司、面粉厂运进的苏联设备的照片。作为杨柳青“大营客”创业过程的写照，这类照片能够保存至今天可谓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一个简陋的药瓶，记录了一位杨柳青人与罗布老人间的感人佳话　　
日，新疆尉犁县罗布人村寨。当地旅游部门安排全国多家新闻单位记者到距库尔勒市100多公里的“罗布人村寨”景区参观。　　
罗布人是维吾尔人的一支，其生活以渔猎为主要特色，可记者们到现场才发现，所参观的并非真正的罗布人村寨，而是离村寨很远的地方新建的一处风景区，记者要求走访真正的罗布人家庭。一会儿，一个叫阿布冬的60多岁的老人来了，他目前生活在“罗布人村寨”景区内惟一的罗布人家庭。在阿布冬的引导下，记者来到他的家里。阿布冬家共有两间房：小间是用泥土夯筑的，冬天住；大间是篱笆围成的，房顶和四壁都是透风的树枝，夏天住，同时还兼有客厅的功能。阿布冬和他的家人热情招呼记者，介绍他们罗布人一年四季的生活，并示范做“馕”的方法等。　　
交流之中，阿布冬了解到记者到新疆采访的真正来意，朴实厚道的阿布冬老人竟然发出一长串惊奇的呼声。他一头扎进小屋，过了好一会儿，阿布冬才从小屋里钻出来，手里小心翼翼地托着一个蓝色小盒。打开小盒，里边是一个约3厘米长的白瓷小药瓶。药瓶上有字，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张宅”，翻到另一面，竟然是“同仁堂”三个字。记者几乎像阿布冬一样要发出惊奇的呼声了。　　
记者在“赶大营”采访中曾了解到，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处在鼎盛期的天津同仁堂丸散膏丹等各类中成药，曾被杨柳青人大量运销新疆，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即使发现个把药瓶、药盒也不为怪事。可一个僻处尉犁县的罗布人家庭，何以要精心保存这么一个普通的药瓶呢？看到记者一脸惊异，阿布冬逐渐揭开了谜底。　　
故事发生在1927年，当时阿布冬还没有出生，阿布冬的父亲也只有17岁。阿布冬的祖父、祖母和父亲，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因住地偏僻，交通不便，日子过得也还平静。可没想到的是，那年冬天，阿布冬的祖父得了一场大病，卧床近一个月，全身时常瑟瑟发抖。为了给阿布冬的祖父治病，阿布冬的祖母把当时能想到的办法都想遍了，可都无济于事。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会讲维吾尔语的汉人，进门讨水喝、讨饭吃。阿布冬的父亲很懂事，他给那个汉人弄来了水和馕。后来的事也很简单，阿布冬说，那个汉人知道祖父生病了，就进到里屋，拉着祖父的手腕子捏了好一阵，给祖父灌下了一包面面儿，然后又留下了这个装着丹药的小瓷瓶儿。　　
阿布冬告诉记者，那个汉人很快走了，吃完丹药，祖父的病也很快好了。打那以后，那个白瓷小药瓶就被阿布冬家精心保藏下来。阿布冬说，当时父亲问了那个汉人很多情况，包括名字，自己小时候父亲也多次讲起过，可他现在都记不清了。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是，那个汉人是贩药的，是“天津杨柳青”人，到新疆已经好多年了，到他家讨水讨饭是因为从迪化（乌鲁木齐）去且末的途中迷路了。　　
在新疆采访“赶大营”的杨柳青人及其后裔的过程中，乌鲁木齐的“赶大营”研究专家刘荫楠老人、曾在伊宁市开药铺行医的姚永森老人等，都曾介绍过天津同仁堂药品在新疆的流行情况，很多老人至今还能背出九宫还魂丹、参茸卫生丸、再造丸等一长串当年同仁堂药品的名字。　　
图1：杨恩奎代表寄居兰州的新疆难民写给彭德怀信件的信封。　　
图2：由苏联运抵伊宁的电灯公司、面粉厂机器设备。（翻拍，原件摄于1936年）　　
图3：新疆省立伊宁中学校。（翻拍，原件摄于1936年）　　
图4：杨恩奎申请参军报国信件底稿。
　　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有一支后裔，他们在新疆繁衍生息的历史已近百年。石氏家族后代，新疆大学中文系教授石丽莹女士，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石家大院“大营客”　　
一百多年前，当成千上万杨柳青人到新疆，掀起了“赶大营”热潮的时候，石家大院的石氏家族并没有旁观，他们也加入这支洪流中来。石丽莹女士的祖父石寅甫，随着“赶大营”的队伍历尽艰难到达新疆。他后来成为迪化（现乌鲁木齐）总商会副会长。石丽莹女士和堂弟石卫国，近年一直研究这段历史，为记者提供了很详实的资料。　　
石寅甫携家赶大营　　
乌鲁木齐石氏家族的祖谱，应从石丽莹的祖父石寅甫起始。石丽莹女士根据石氏世祖成员的名、字和生卒年份，草拟了一份石氏家族祖谱。后经仔细分析石氏诸代更迭的情况之后，方知石氏祖谱恰到石寅甫时期截然中断。可能是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战事迭起、世事纷乱，从而隔断了西部边陲和渤海之滨的联系所造成的。　　
从石丽莹女士所绘制的家谱表来看，杨柳青石家大院创始人石元仕的弟弟石元杰，有个儿子叫石寅甫。他的名为石作桐，字寅甫，生于1898年。十九世纪初期，他携带发妻石李氏，乘坐马轿车，行程一年，来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和他人合伙经营商号福泰成。石寅甫涉足商界后，在新疆有很高的威望，被推举为迪化总商会副会长。他除了经营商号外，大部分精力是参与商会活动，偶赴天津和内地办货或去前苏联通商。45岁被盛世才杀害时，留在世上的惟一一张照片，就是穿着苏式西装、礼帽，手持文明棍在苏联的留影。据新疆乌鲁木齐文史资料记载，石寅甫在民国杨增新统治时期任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由于往返通商的缘故，接触广泛、见闻较多，接受了颇多内地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而成为新疆这片“世外桃源”的启蒙者，在新疆杨柳青人的心目中一直威望很高，在全疆工商界中颇有知名度。日，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协为石寅甫的历史情况，出示的一份证明材料写道：“前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石寅甫，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致力抗战活动，后被盛世才捕杀狱中，此人在全疆工商界中颇有影响……”这段证词基本概括了石寅甫生前的情况，是对他人生历史的中肯评价。　　
据石丽莹女士介绍，石寅甫不善理财，经商常出疏漏。天津西青区出版的《津西古今采珍》一书，写有《石寅甫大意失黄金》，讲述了返津途中住店时大量黄金被盗一节，她认为应当是事实。据天津西青区政协谢玉明先生主写的《西青文史》第九册介绍，1931年新疆哈密发生和尼牙孜领导的暴动，与新疆省军发生激烈战争。一同组织暴动的尧乐博斯父子，与和尼牙孜的队伍分道扬镳后，途中遇到天津商帮骆驼队的上千驮回货，先期劫了20驮以为只是棉花，足够做棉衣使用。回到营地打开棉包一看，里面夹藏许多黄金。马上又叫队伍追至星星峡附近，再次打劫了大批回货。天津商帮骆驼队过了星星峡盘点，发现共损失货物300多驮，都是天津帮祥记、裕昌源、复昌隆、福泰成、德泰公等商号的回津物品，共损失黄金足有2000两之多。石寅甫与他人合伙经营的福泰成，那次损失比较惨重。　　
新疆石氏家族衰落　　
石寅甫一心操劳商会活动，他不善于持家，对家人也疏于关照。在他27岁那年，发妻石李氏患病延误，于1925年在新疆亡故，留下6岁长子石文郁及3岁长女石月琴。次年，发妻的胞妹从天津赶来照顾孩子，并继嫁给姐夫石寅甫为妻，后生一子石文辅。但未过几年，新婚妻子也染病身亡。石寅甫娶的第三位夫人，也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后代徐氏。　　
1933年，新疆历史上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野心勃勃的军阀盛世才窃取政权后，逐渐暴露了他仇恨革命的本质。1937年，盛世才捏造罪名逮捕了时任迪化总商会副会长的石寅甫，同时也抓捕了总商会成员韩君壁、曹余三、崔善祥、周海东等人，还查封了同盛合、同泰兴和德兴合三家津帮商号。1943年，是盛世才统治最黑暗时期。他摘下了亲苏亲共的假面具，逮捕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全体成员，残酷杀害了优秀共产党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杨柳青人被杀害的很多，均被扔在乌鲁木齐东山公墓的山坡处，有许多死者都是无名尸。后来，杨柳青人集资在此立碑，上面写着：冤骨同归碑。　　
石寅甫也被杀害狱中。事隔数月，当局令石寅甫的长子石文郁前去认领遗骨。石文郁带妻子张英霞和妹妹石月琴共同前往，发现死者血肉模糊难以辨认。他们看到尸首头戴一顶白帽，于是怀疑有误，请求重新辨认。当局不允，强令让家人抬走这具遗骸。这是石文郁生前最为伤心的事情。石文郁和妻子为安抚先辈亡灵，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值钱之物，为其铸造了一尊银像以示缅怀。石寅甫被盛世才杀害一事，在1983年乌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出版的《乌鲁木齐市文史资料》第六辑和《新疆风暴70年》等书刊中均有记载。　　
石寅甫去世后，其三夫人石徐氏独吞家产，携带几箱财物、细软，与一名湘军军官私奔。汽车行至星星峡一带，那个湘军军官乘夜色劫物弃她而去。石徐氏后来贫病交加，含愤而殁。石寅甫的长子石文郁，青年时代因喜爱参与进步的社会活动曾遭逮捕，后以钱财保出。他在新疆学院读书时，参与编辑出版高校进步刊物《新芒》学刊，后被盛世才当局查禁。毕业后任过伪市政府科员、科长等职，新疆解放前夕被排挤失业，并且积郁成疾。新疆临近解放，伪市政府请他前去商议“要事”。其实是找他商谈写反动文章一事，被他毅然拒绝。当他返回家时，不知什么原因，喉咙肿大已经无法说话，几天后含怨而殁，时年才29岁。留下三女二子，长女就是石丽莹。　　
在新疆有关石氏家庭历史中，口头传闻石寅甫有弟兄三人，他排行为二。其兄名号及生卒年月无从查考。有说“石大爷”早年出洋英国谋生，也有说他早年隐居山东开矿办实业。这两种说法，均无从查证。石寅甫的胞弟石作雯，生于1902年，卒于1960年。他随二哥石寅甫从杨柳青到新疆谋生，解放前在新疆旧军队做过军需。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所在部队收编为新疆军区后勤部队，他仍在部队做军需工作，从事军区后勤副业加工厂的管理。1960年在新疆沙湾县病故。　　
新疆石氏家族今何在　　
石寅甫及其胞弟石作雯的子、孙辈，现生活在乌鲁木齐的已有28户约90多人。石寅甫的长子石文郁的后代，有长女石丽莹，是新疆大学中文专业教授；有长子石立华，现为新疆轻工技校高级技师；次女石丽庆，现为医师；三女石丽荣，曾任新疆美亚牛仔布有限公司服装厂厂长，现为新疆“福泰成”制衣有限公司的厂长和顾问；次子石立祥，毕业于西安交大机械系，现为工程师。石寅甫的女儿石月琴，同新疆杨柳青后代李文元结婚，生有三女。长女李红彩夫妇均已退休；次女李瑛在自治区物价局工作；三女李秀凤夫妇为技术工人。石寅甫的次子石文辅，生前为新疆畜牧厅技工，于1979年去世，时年58岁。他与湖北籍人李天秀结婚，生有三女，现均在乌鲁木齐工作。　　
石寅甫的胞弟石作雯，同新疆本地女子结婚，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石文魁，解放前在新疆被服厂当工人，后退职务农。石文魁生有三子二女，长子石卫国早年参军新疆边防，现任新疆电信局政工干部；长女石玉勤，现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干部；次子、三子均搞个体运输；小女为技术工人。五子女均已完婚生子。石作雯的次子石文华，生有三子一女，均从事农副业经营和技术工作。三子石文荣，生有一子一女，均在乌鲁木齐市生活就业。　　
天津杨柳青的石家大院闻名遐迩，因“赶大营”早年远到新疆的石氏家族后人石寅甫，在新疆创办的商号“福泰成”也为世人皆知。时过百年，在改革大潮的涌动下，在乌鲁木齐市大西门出现一家企业，叫“福泰成”。总经理和厂长都是老“福泰成”创办人石寅甫的后代。　　
在新疆的石氏家族后代，追溯百年族史，多次到天津杨柳青寻根问祖。石丽莹或携丈夫或随几位胞弟及侄子，近年来几次到杨柳青凭吊祖墓。他们说，任凭天山远阻，岁月悠然，塞外赤子的绵绵乡情是永远不会割断的。
　　大营客：触摸历史的心灵　　
———“赶大营”风俗习惯扫描　　
民俗，是研究时代或群体社会历史心理的宝贵资料。记者近日赶赴本市西青区，采访了专门研究“赶大营”的谢玉明老人。从谢老对“赶大营”习俗的叙述中，我们更直接地感知到当年“大营客”所思、所想……　　拜庙出行　　
初期“赶大营”到新疆谋生的人，都不带家属。因此对第一批“大营客”来说，他们至少有15年光阴无法真正与家人团聚，到光绪十八年（1892），终于有了带女眷去新疆的先例。适应这种情况，“家眷车”也应运而生。一般是女眷和儿童坐车，“赶大营”的汉子挑着货郎担随行。当时从杨柳青到新疆，约需半年行程，在这漫长的旅途中，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企盼“车行万里路，人马保平安”。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一过，“赶大营”的人就选好良辰吉日，约好同行的伙伴，连人带车摆渡跨过南运河，到玉皇庙烧香祭拜天帝，祈祷上天保佑平安，然后送行的家属和亲友，在庙前为其饯行。一时间，鞭炮齐鸣，声泪俱下。虽说已祈祷过神灵保佑，但旅途遥遥，依然吉凶难卜，远送到镇外，家属尚依依不舍。是时车夫要婉言劝解，然后扬鞭而去。因乍离家乡情绪不稳，当日只行12.5公里，到静海县良王庄住下，次日再行启程。此“拜庙出行”乃约定俗成，延续达三十多年。另外，也有选择二月二之后出行的。　　铜钱闯关　　
第一批“赶大营”的人们，挑着货郎担，一路风尘来到万里长城的西端嘉峪关。回首关里是千里繁华，遥望前途是茫茫戈壁。再加上“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这样的民谣，每个人都难料前程的吉凶祸福。于是，刚刚走出嘉峪关的“大营客”们，望着“天下第一雄关”不忍离去，他们向着嘉峪关的关门叩拜祈福，并取出铜钱，用力抛向关门。抛进关门者最为吉利，象征着“发财还家”。后来络绎不绝的“赶大营”者，都模仿此举，且增加了堆土焚香等程序，相延成俗，伴随“赶大营”之始终。　　打二饭　　
清末光绪年间“赶大营”的杨柳青人，踏着荒沙大漠，迎着酷暑严寒，到新疆谋求生路。这里地广人稀，有时几十里上百里荒无人烟，遇有村落，通常不过十来户人家，甚至只有一两户。这些人家，都是世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对过往的客人格外热情。“赶大营”的人，因天晚需要投宿，同时饥肠辘辘得解决肚子问题，这时只需向主人双手抱拳作揖，主人就会明白客人的意思。于是热情招待，不一会儿就会端上奶茶、烤羊腿、手抓饭等。客人入乡随俗，酒足饭饱后便早早安歇。次日付给银钱，主人都拒收分文。在新疆到处如此，因此吃住不成问题，使“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方便了许多，人们称这种不花钱的吃住为“打二饭”。只要来到新疆，无论生意赔赚，反正吃饭没有问题，这也许是“赶大营”绵延不绝的一个原因吧！　　休长假　　
早年“赶大营”到新疆的人，都不带家属。投亲靠友在店铺中就业的，因生意需要，常年不得休闲，仅在春节期间，可以自由活动数日，一般从腊月三十起，至正月初五止。东家如要“连市”，须另外补假或轮休。当时关山阻隔，交通不便，在新疆的人要想回杨柳青探亲，是件非常不易的事。即使清末民初交通条件有所改善，往返一次仍得半年。但人离家日久，或父母衰老需人照料，或妻子长期独居不得团圆等，难免引起思乡之念，年轻一些的则需要回乡说亲或结婚等，因此店家根据多年经验，逐渐约定俗成，即工作年满七年者，可休长假一年，谓之“探亲假”。休长假期间，店主可酌赠盘费，薪酬和红利照发，逾期则减。各店同时休长假的同仁，一般都相约结伴而行，以求相互有个照料。后来休假条件放宽，虽工作不满七年，但亲属有病、丧等情，确须回乡料理善后者，皆可照前办理，谓之请事假。事假期限灵活，但最长不超过一年，也叫“休长假”，而后的下一次“长假”则顺延七年。非正规的店铺，均不设固定假期，因事返乡，则为“休假”。　　打软包　　
“赶大营”的人客死新疆，一般先寄埋到当地的公墓，如乌鲁木齐市有“天津公墓”，伊宁有“八省义园”等，无公墓的地方便寄埋在野外荒坡，至少经过三年或更多年份，便要“起灵”运回家乡，入葬祖茔，以示与家人“团聚”，即所谓落叶归根，不能做“外鬼”。因新疆气候干燥，尸身入土后并不腐烂，逐渐变成干尸，眉发皆具，筋骨相连，形若木乃伊。起灵人烧香焚纸、顶礼膜拜之后，便可将干尸装入“软包”。软包是用新疆地产粗布制成，上面有简单的花纹图案，平时一般用来携带物品，类似现今之提包。装干尸的软包多选用白色素纹的，缝制成“大书包”式样，加上两条带子系扣。干尸先折叠起来，用白布或被单包裹，然后装入软包，系好绳扣，形同一件行李，称作“打软包”。打好的软包可手提着乘车、骑马或骑骆驼等，运输起来十分方便。另外，还有一种让尸骨落叶归根的方式，就是根据尸身高矮制成一具尽量小的简陋棺材，便于骆驼驮运，此谓之“津匣”。用“津匣”者家境相对比较富裕。尸骨回到杨柳青后，都要举行“下葬”仪式，可视经济等条件因陋就简。随着解放后国家提倡火化，“打软包”和“津匣”都已成为历史。（本文照片由杨柳青博物馆提供）
　　赶大营———天津的骄傲　　
编者按：本报日前进行的“赶大营”寻踪系列采访报道活动，自始至终得到了西青区文史研究专家谢玉明老人的热情支持。谢老积累“赶大营”研究资料垂三十年，目前已完成一部七八万字的研究专著。今天，本报全文发表谢玉明先生撰写的《赶大营——天津的骄傲》一文，为本报的追踪报道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今晚报》“赶大营”寻踪采访团赴新疆等地的采访活动，是一次有历史深度的行动，内涵丰富，再现与挖掘了天津百余年前曾有的辉煌，虽然这段历史已成为陈迹，却对过去天津的繁荣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赶大营”是杨柳青人的创举，又是天津的骄傲。　　
回顾130年前，乃至其后的70年间，洋人横行，军阀纷争，社会动荡不安。杨柳青人在左宗棠用兵新疆、招募商贩随军出征的情况下，舍生忘死参加了收复新疆的全过程，为抗敌御侮做出了突出贡献。其后，杨柳青人便落脚新疆等地，以经营商业为主，勤奋创业，大多数人由此发家致富。可惜这段历史没有记载下来，逐渐被人们淡忘，几近湮没，如不及时抢救挖掘，会使天津丢掉一个历史上的亮点，这次《今晚报》“寻踪”杨柳青人“赶大营”这一极具天津地方特色的历史现象，虽然已时过境迁，涉猎还不够全面，但也算是一次精彩的“回放”，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又增加了一道亮丽的光彩，丰富了天津的多元文化。　　
回顾“赶大营”的盛期，大约经历了70年。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时，已是“三千货郎满天山”，到处都有杨柳青人的足迹，此后从者日众，经历了两三代人的经营，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天津商帮”，构筑起从天津到新疆的一条物资交流的热线，为两地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时经百年、长达万里的这条热线上，驼铃不绝于途，把天津货物源源送到新疆。仅“津帮八大家”运往新疆的货物，每年户均就在500驮以上，有的达到千驮（每驮125至150公斤），把新疆短缺的纱布、针织品、五金制品、满汉衣服、鞋帽、茶糖、海货、中成药等三百多种货物运销新疆，在当地统称“京货”，为天津货品打开了一条持久、旺盛的销路，为天津萌发的新兴工业助了一臂之力。　　
当时，正兴德的茶叶畅销新疆，在普通小铺里都能买到，质量可靠，优于川湘行商带来的“茶砖”；盛锡福的帽子，除满汉所需的款式外，“春秋帽”很受少数民族的喜爱；金九霞的靴鞋款式多、花色全，妇孺争相购买；天昌酱园的鱼翅、鱼干、海带等海货，仅同盛和京货店一次进货就达300驮，可见销量之大；各大纱厂生产的棉布，商家一次进货就达上百件，先后有“阴丹士林”、“大五福”等，都在新疆走俏；药材行有同仁堂、达仁堂、隆顺榕等几家药庄的“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六味地黄丸”、“清瘟解毒丸”、“拔毒膏”、“避瘟散”等传统名药，都受到各族人民欢迎，同时来自新疆的“大营客”，把羚羊角、麝香等天然药材返销给天津。　　
“大营客”们又把新疆的棉花、羊毛、皮张、马尾等上百种货物返销天津，其中因新疆钱币在内地不能流通，故将大批资金换成金条、元宝等，在羊毛、棉花包内夹藏运回天津，再到各银号、钱庄兑换现钞使用。据资料显示，仅运津的黄金每年就达五万多两。当年在古城子（奇台县）的祥记京货店每年收购的散碎黄金就有一千多两，而这还是小规模的店铺。永裕德等京货店，在回货中夹藏了两万多两黄金，被叛乱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洗劫，所剩无几。可见当年“天津商帮”财力之雄厚。　　
“赶大营”使杨柳青成千上万的“穷货郎”变成腰缠万贯的巨富，他们成了新疆商业的奠基人，也是天津工商业发展的促进者，同时促进了两地文化、技艺与习俗的交流，所谓“百艺进疆”，就是把天津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习俗等带进新疆，推动了边城向现代都会的转化。对于增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至今“赶大营”的后裔，多已传至六七代，然而他们已不惟从商，正在各条战线上与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疆已成为天津杨柳青人的第二故乡，他们祖辈离开天津时的印象，早已成为过去。天津的巨大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他们自豪，很多人都企盼回天津寻根，也愿到天津旅游观光。　　
“赶大营”这段历史，在《今晚报》这一天津乃至全国具有影响的媒体上得以再现，在天津和新疆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使新疆的杨柳青人重温了先辈的业绩，为他们“爱家卫国，拼搏创业”的精神所鼓舞，这也是“寻踪”采访团给天津家乡的人们带回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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