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专家在体制改革论坛会上的发言综述
专家在体制改革论坛会上的发言综述
日，在邓小平为推动陷入停滞的改革发表南方讲话二十周年来临之际，为探讨深化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和经济观察报社共同主办的“2011中国改革论坛”在北京举行。江平、胡德平、保育钧、郭道晖、李楯、秦晓、陈小鲁、何迪、陈全生、王公义、周为民、周天勇、王海光、蔡霞、孙立平、马立诚、雷颐、石小敏、马晓力、黄方毅、张宏遵、虞崇胜、唐欣、于建嵘、秦晖、杨继绳、吴思、张剑荆、袁绪程、盛平、新望、章立凡、陈有西、王占阳、汪玉凯、李永忠、陈行之、童之伟、王彦君、朱学勤、朱善利、米鹤都、崔武年、王至元、罗点点、胡冀燕、林京耀、李丹钢、许向阳、徐景安、丁力、王霄、鄢烈山、陈坡、彭真怀、何兵、华炳啸、傅蔚冈等国内思想界、学术界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论坛。与会者围绕“现状与未来——探究建设性改革路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录。
&&&&&&&&&&&&&&&&一、对改革开放的回顾与反思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影响下发展壮大的，一般来说，在苏共发生的事情，总是要二十年以后，才能在中国发生。但是唯独上世纪70年代的这场改革，我们提前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生了“文革”。激发中共改革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是什么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设想，自始至终是要整党内走资派。所以十年“文革”准确地说，是官不聊生的十年。正是由于“文革”极端的刺激，安子文出监狱第一句话就问，谁来监督毛泽东？如果没有“文革”，安子文这些人，不可能问出这些问题，是毛逼官反，十年官不聊生，产生了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愿望。
　　胡德平（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肯定毛泽东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否定他思想中的封建意识，空想社会主义的糟粕，才是客观的唯物主义态度。比如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是按照“文革”以来的既定方针办呢，还是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走一条新路，而且对此新路也需不断严肃认真地检验呢？我的观点是选择后者。不取后者，就没有今天的成绩。即使对今天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及时改正。
　　唐欣（政治学家）：共产党在这三十年里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陈云同志先提出来，小平同志附议，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第二大成绩是“三个代表”理论。“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执政党适应混合经济所有制以后，执政党格局的一个办法。第三个，胡锦涛同志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
　　孙立平（清华大学教授）：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我们这三十年的时间，是处在一个改革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假定，有一个起点，就是计划经济，一个权力支配的社会，还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还有法治社会等等。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它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一个过渡中的形态定型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体制。用另外的一个表述来表达，就是一种中国模式已经形成了。
　　彭真怀（北京大学地方政府学院院长）：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各个地方城市化的推动，要地不要人，造成了1.3亿的失地农民，1.3亿到2.5亿的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这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的动荡不安的根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不是改革的时机和压力不足的问题，改革的时机和压力就在我们眼前。
　　王海光（中央党校教授）：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没被城市所接纳。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有个和过去农村境遇的比较，能够安于城市的底层生活，那么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是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已经回不去农村了，但是他们也不能真正进入到城市主流中去。如果处理不好农民工二代的问题，很可能就是造成以后社会崩溃的社会力量。
　　与失地农民相对应的，是高等教育的“大跃进”。我们的大学生们，大批找不到工作。他们有一定文化程度，又没有工作，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所造就的问题，恐怕会造成下一步的社会爆炸。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当前的政治危机的最大焦点实际是官民矛盾。导致这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官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再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下实施高压维稳，尽管也能收到一时之功效，但终究会因缺乏正义性而使官民矛盾更加激化，导致更大的动荡。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目前改革的压力是维稳，背后原因是失控。失控表现在：第一，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比如中央的法令地方不执行，比如拆迁。第二是党组织对党员失控。比如出事的官员都腐化。第三，是人民对官府的失控。小事没人和你讨论，大事不让你讨论，说是政治，只有政治家讨论。第四，是道德对人心的失控。四种失控不断强化，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原因在这里。
　　鄢烈山（《南方周末》评论员）：当年搞改革开放，就是出于民间的压力。现在，人们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压力来自权利意识。这种要求民主宪政法治的压力，是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更高层次的，是正当的、有益的。这些压力都是改革的动力。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没有压力，就没有改革。中国改革的压力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十年来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退步，社会最基本的规则发生了变化。所以带来了民众与执政的、中央与地方多层关系的利益博弈，越来越多民众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所以民众的所谓抗争越来越强。众多的一票否决，是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采取各种方法来消减中央压力，所以我认为这三个政治板块，中央、执政政府和民众，中间的空隙是我们要探讨的。
&&&&&&&&&&&&&&&&&&&二、当前政治经济面临的困局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党政不分是我们政治体制里面长期的一个弊端，这是当前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党权和政权，应该说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是分不清的，党权也就是政权，政权也是党权，因为政权是党打下来的。
　　王长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教授，书面发言）：西方各国政党对官员任用权的控制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因为无论它们的控制多么紧，都始终给公众留下了选择的权利。而我们的问题在于把“党管干部”简单理解为党委、组织部门甚至书记说了算，这就把“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公众的选择权对立起来了。
　　郭道晖（《中国法学》原主编，法学家）：中央提出的理念或口号，从字面上看来是美好的、必要的，但在落实上经常遇到某些主管部门和地方当局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导致落在枝干，而回避了根本，甚或偏离、扭曲了这些口号的本义。
　　陈小鲁（政治学家）：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怎么样？我认为应该变成上下互动，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很好，学术界、思想界都生动活泼，有左派，也有右派，这样一个矛盾交锋的结果，也可能把中国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以后，我感到改革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问题也多了，主要是以权力为中心，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它们取得国家或各方面资源的支配权，要固化这些利益，这样激化了多数弱势群体和少数强势集团之间的矛盾，官民矛盾突出，各种群体事件爆发性增长即为证明。
　　第一个十年，是上下结合搞改革，老百姓有要求，领导层也支持，当然也有矛盾，包括反精神污染等，但总的趋向还是上下结合搞改革，社会多数人认同改革，包括党内高层、中层和基层老百姓。后来十年，强势集团利用权力，攫取改革成果，甚至以维稳为借口，封杀反对意见，把持话语权，引起社会不满，对改革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大了。
　　孙立平：改革开放三十年中间是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一个大规模的改革过程，总要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是指一套制度的转变，结构变迁是指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前半段是体制变革推动结构变迁，体制变革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到了后半段，实际上是在体制变革当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定型了，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开始左右体制变革的过程。这个转型陷阱的逻辑就是这么发生的。谁在定型这个东西？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垄断国企集团、金融-虚拟经济集团，这是最主要的三股力量。定型下来的是什么东西？最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加市场的体制。然后这个体制将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我概括成三个东西：一个叫畸形发展；第二是定型的结构；第三是溃败的社会。
　　周为民（中共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教授）：本来是作为改革对象的旧体制方式，现在在“中国模式”的名义之下，重新被肯定为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不少言论所宣扬的所谓“中国模式”，我认为是随着转型中的变形，依仗特权、垄断等势力而生长起来的一些既得利益群体，或者特殊利益群体，企图把现有的格局，也就是权力控制市场的这样一种体制合法化的一种做法。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我们长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下端改革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端，一直没有实际的推进。我把中国政治体制分为上端下端，下端是行政体制改革，上端还有更核心的要素：第一，宪政体制；第二，政党政治；第三，社会主义民主。第四，社会主义法制。在政治体制上端的四个层面，更具有决定意义，恰恰这四方面我们提出的仍然不够。
　　周为民：中国这样的一种改革，它的方式是渐进的方式，渐进改革的方式，它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它的局限性有这样几点：
　　第一，因为采取渐进改革的方式，所以改革当中的每一步推进，包括每一个改革措施，往往都是与旧体制妥协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和旧体制的妥协，可能是妥协过大。第二，我们在渐进改革当中，往往容易导致一种倾向，就是始终回避、绕过实质性的改革。第三，就是改革当中的机会主义的倾向。第四，就是在这个渐进过程当中，旧体制的控制方式、控制因素，乃至于一些控制机关，它的权力，它的控制方式迅速地进入刚刚形成的新的市场关系当中。
　　陈坡（政治学家）：现在应该要提出非常具体的落实1982年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主张。为了落实公民权利，有三个法律急待制定和出台，这就是出版法、新闻法和结社法，如果没有这三个法律，中国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产生。我觉得这三个法律的推出和制定，可能是开启今天和明天宪政改革道路，是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既正当又合法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保证。
　　李楯（清华大学教授）：法学界在90年代初就提出，最可担心的，是有法律，无法治；有宪法，无宪政。
　　朱善利：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在商品市场领域，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严重滞后。前几年经济学界一直呼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到现在为止进展很缓慢。在资本、劳动力、土地三个市场中，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仍然存在。资本市场非常原始。土地市场改革主要是农村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模糊，使用没有效率。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权力反而在逐步扩大，其中一个表现是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十年平均计算的话，是21.12%，相当于我们GDP增长的2倍。现在企业和老百姓的税收负担太重，税种很多，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费，还有财政预算之外的一些收入。而且我们的财政支出结构也不合理。许多支出不是公共财政支出，尤其是收入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公共财政方面的支出比例很低，行政开支占比例太高。我们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例只有10%多一些。
　　王海光：从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进程骤然加快。这种激进的城市化进程，实际上是国家用行政权力，强制实现的发展。各地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所谓“经营城市”的方式，是低价从农民手里把土地套过来，高价卖给开发商，政府拿中间差价。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化是盲目开发，负债经营，搞了许多华而不实的建设，政府的楼最高，广场最大。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是卖地，依靠土地财政维持政府的运转，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如果说过去国家对农民的政策是剥夺他们的粮食的话，现在是借城市化的名义，剥夺农民的土地。因拆迁征地激起民怨，维护土地权益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在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同时，也给干部的腐败提供了机会。
　　童之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经济问题的病根往往在政治。政治资源由极少数人垄断，而且是按计划分配，是经济上分配贫富差距过大且趋于固定化极为重要的原因。没有政治资源的市场化及民主化分配，就必然形成新阶级或者既得利益集团，而且这个新阶级它的阶层和成员会趋于固定化。新阶级之外的，或者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的人，无法进入那个圈子，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会运用一切手段反对改革或改变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来的话，所有的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都不大可能获得通过，通过了也难以真正实施。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从社会关系上讲，我觉得非常紧张，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通吃贫富，穷人富人一块儿吃。有钱的人，有本事的人，趁着钱没有被吃完，自己还能够出逃的时候，已经走了。这两年的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给我们显示的信号，是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我们国家现在存在的麻烦是什么呢？第一，不允许贫民窟存在。第二，城中村又给拆了。第三，小产权房又不允许，商品房又买不起。那么这以后城市陆续增加的几亿人住哪儿？这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一个事，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重视。政府各个部门没有用未来眼光来考虑这个事，保障房是肯定解决不了的，所有的路子堵死了最后怎么办？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居住，这两个东西你怎么办？城市化这么迅猛地推进，你让他回去种地不可能。我这几年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都没给出答案。
　　吴思（《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不稳定因素究竟有多大力量？2011年的公共安全预算为6244亿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长13.8%，确实超过了军费开支。这可以作为不稳定因素的度量。维持均衡状态的代价越来越大，也就是稳定性越来越差。任何社会都有公共安全问题，都要支付相应的开支。但我们知道一些现有体制特有的不稳定因素。
　　每年十几万起群体事件，这是一大类，背后牵涉到公民权利的保护，还有不健全的司法制度。土地问题牵涉到土地产权制度，还有土地财政以及财政制度这一系列的事。
　　另一大类，包括对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防范。还有对媒体的控制，从报刊出版到网站和微博，这方面也是耗资巨大。
　　这些东西的背后，又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涉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自主，涉及传媒和文化产业的控制，涉及全社会的道德重建。这是一些隐性的成本。更进一步，还涉及所谓的软实力问题。中国在这些领域里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其实就是变相支付成本。
　　所以，这个体制虽然基本稳定，但前景并不那么乐观，当然也不那么悲观。继续坚持下去，集中资源，大笔投入，稳定十年八年未必办不到。有的老师说，新一代农民工，失业大学生，可能是乱源。这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正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再把“非公36条”多落实几条，增加就业机会，不见得就乱得起来。政治体制依然可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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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江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第一个原则就是党权和政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绝对不能混淆。政权是公权力，而党权是领导权。第二个原则，就是政府和国家的权力，必须有人民授权作为基础，这个权力的合法来源来自哪里，应当明确。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地方有权力，什么地方就要有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应当一致的，应该有监督的机制和责任的机制。
　　郭道晖：作为执政党，最迫切的改革任务是由搞阶级斗争的革命党、专政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执政党，依宪执政。
　　胡德平：毛泽东谈到2001年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无疑这是对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这是物的方面，但精神方面呢？我认为还应该把社会主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宪法、宪政贡献给世界，贡献给人类的进步事业。
　　保育钧（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说到底，中国的事，这个改革，那个改革，不解决什么叫党的领导问题，解决不了。党的领导，第一是政权，第二是军权，第三是人事权，第四是思想权，第五是财权。现在只能抓住具体的问题，党的五个领导权一个一个来落实。把党的领导分解一下，一个一个地来往前突破、渐进式地一步步往前推进。
　　我从财权入手，写了一篇《加快财政体制透明化的改革》，希望财政透明。财政问题是政府在抓的，但财政领导小组都是党而不是财政部抓的。现在是进了一步了，透明一点儿，尽管还不满意，报流水账。但是还有三个部委，外交部、侨办等，到现在不公开。财权现在还可以掀开盖头布来看一看，掀开一点点难度就相当大，公共财政全公开很难。
　　华炳啸（西北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目前，可供选择的政改路径主要有四大类，即财政公开化路径、社会自由化路径、基层民主化路径与宪政制度化路径。财政公开化、社会自由化、基层民主化的积极推进，能够推动实现局部的“增量民主”，为宪政制度改革积累有利条件，但政改的成败最终还是要看系统性的“存量民主改革”——即国家宪政制度改革。
　　积极稳健的正确选择也许是，优先推行经济改革，再推行社会改革，最后水到渠成地推行政治改革，并要保证使宪政制度改革走在自发成长的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的“高热期”前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历史上所有的财务公开，都是老百姓要他花钱，但是他又不能任意收钱，导致财政承受不了，出现很多赤字的条件下，他才会有动力，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亮账本说，你看我这个账上只有这么多钱，你们要求我承担的，我承担不了，到底是让我多收点钱，还是让我少办点事呢，如果到了这一步，财政公开就有了，宪政也就有了，这两者就是一回事。
　　王长江：我们可以设想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套在一起开，这类似于每年二、三月间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交错进行的方式。具体的交错形式，可以采取党代会稍先、人代会稍后的做法。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可以把党的决策和人大的决策很好地结合起来。党的纲领在讨论过程中实际上能不断从人代会那里得到反馈，便于及时调整和修正，人代会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同时会成为党的代表大会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什么内容应当写在党代会的决议中，什么内容应当由人大出面决定，过去常常会发生一些混乱，要么相互打架，要么相互推诿出现空白点。现在则由于两个大会都仍在进行中，实际上为相互之间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流和协商提供了一个足够的时间和平台，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代会越俎代庖、人代会权力被架空的情况的出现。
　　第二，它可以把党推荐人才和人大选举很好地结合起来。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党代表的产生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可以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是把党委会的选举和政府机关领导人的选举更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党代会和人代会套开还有助于解决其他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当某个政府岗位应选人数为一人，而人民代表推举出的候选人不是中共党员时，党代表大会可随时推出一名本党候选人参与竞选。
　　我们党应该选派自己最有能力的骨干参与公共权力的竞争，而不是把他们留在公共权力之外，处于一种从体系外不合法理地干预公共权力运作的状态。实行竞争性选举和党代会、人代会套开，为此提供了可能。在党代表大会上推举出的候选人，既是党的委员会的候选人，也是人大、政府职位的候选人，均实行差额推荐和选举。
　　于建嵘：县级政权改革可能才是今后中国的方向，县级政权改革要从人大制度开始，从司法相对独立开始。在今天的中国，中央要控制地方最好的方法，就是司法。怎么使司法脱离地方的控制，可能是中国改革的第一步，中央怎么使地方的司法脱离地方，我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县级法院，中级法院的人财物完全脱离地方，中央对法官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法官实行高薪，法官实行流动，使司法能够去监督地方，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认为要做的，应该就是开放人大，真正实现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第三，在行政改革方面，真正培养地方政治家是将来要做的工作。
　　陈小鲁：改革，要坚持普世价值，要坚持宪政民主的思想理念。在启蒙阶段，在民主、普世价值比较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分权阶段，党政分开，立法和行政分开，现在很多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落实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比如新闻、出版、言论、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逐渐地宽松一点，放开一点，当然是不同层级。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进入宪政阶段，就是比较完善了，形成了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当然这是理想的。
　　马立诚（《人民日报》前评论员）：村委会选举已经20多年，该往前走了。1998年以来，已经有三个省进行选举乡镇长的试验，取得了经验。其中一个是四川遂宁市步云乡乡长直选，我参与了这件事，选得很成功。新的领导班子应该在全国推进乡镇长选举，取得民主建设的突破。
　　周为民：市场活动也好，公民社会的参与也好等等，他们共同的实质在于都是民众的自主活动。因此，改革的基本方向要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就是为民众的自主活动，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来提供条件，提供制度的和法律的条件，推进法治化的进程。
　　李丹钢（政治学家）：需要有一个改革路线图。第一步是由以党治国向宪政治国来发展。第二步就是宪政文化环境形成后，再迈向宪政民主。
　　王占阳：针对不稳、对抗与动荡，真正切合实际的良方实际只能是官方通过改革实施对于全国人民的“让步政策”，从而从根本上缓解积怨已久的官民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什么？是建立民权中心，这个民权中心就是建立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要把选举搞起来，我主张在今后十年时间把县级和县区级的竞选搞起来，下一个任期再一个十年，把间接选举的竞选搞起来，然后是党政分开的问题。
　　何兵：很多人只看到选举制的民主，没看到陪审制民主的重要性。陪审制全世界都在搞，只有中国不搞。这是人民有秩序的民主的最好形式。西方人将陪审制比喻为自由的明灯，宪法的车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制度。
　　唐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政府要摆正位置。把它看成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政治大问题，我们应该敬畏人民对我们的服从和尊重，要抓紧时间转换。第二，变国有制为公有制。公有制是大伙儿的，但是公有制有个问题，如何防止内部人侵害股东的利益，这可是大问题。第三，加强社会管理，由社会团体自己管理自己。
　　蔡霞：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口结构的转变，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而引发人口结构的转变。农民工转变的问题，又和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刚好冲突叠合在一块儿，我们现在的所有代价都让农民自己来承担。政府收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专门拿出一部分资金来，专门用于人口结构的转移，人口结构的安置，对他们实行市民保障待遇，而不要让农民自己通过所谓被迫地卖掉什么东西来获得他自己的权利保障。
　　王长江：党在干部的培养、使用、任免等各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但不能架空、取消甚至侵犯公众的选择权。这应当作为“党管干部”原则的底线。超越了这条底线，就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
　　唐欣：未来能做的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提倡启蒙运动，要把思想启蒙运动当成一个长征来看待。第二个要做的，就是变我们党的集中民主制为民主集中制。列宁党的特点叫集中民主制，是先集中，后民主。最后就变成个人专制了。我们党五年或者十年以后，能不能考虑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局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党。
　　米鹤都（文革史专家）：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
　　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对改革的支持。
　　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鄢烈山：未来的改革路径，应该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民间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来施加压力，我们希望上层能够更开明。再就是各行各业各界的精英要允许竞争，这个竞争现在有一点点，但是很少，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竞争，党内有竞争才有民主。
　　汪玉凯：最近有调研说，90%的中国老百姓都希望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下一步的关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是最高权力交替机制的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启动解决最高层的权力交替，不是要靠人，要靠机制，靠制度，靠这个制度通过选举，扩大差额选举。首先通过党内扩大差额选举，包括政治局委员，扩大差额选举以后，包括最高领导人都可以采取竞争式的产生办法，只有把最高层级制度理顺以后，才能谈其他的。
　　孙立平：未来的可能性：第一种可能，顶层设计，前提得有一个超越型政府，如果有一个超越型政府推动顶层设计，这是最好的结局。第二个，体制内改革的力量，这个力量究竟有多大，它能不能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寄希望于社会，推动社会的发育，这又是一种可能性。第三种，就是这种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的改革。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原四局副局长）：1980年8月18号，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那篇讲话，太精彩了。他说之所以能导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在十年当中陷进去出不来，就是权力过于集中。我听刘澜涛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善男信女，不停地给他烧香，把他都熏黑了，我们还要烧。”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中国要进步，必须把臣民变成公民。
　　1987年，我曾经给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提了一个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只能是先中央，后地方，先党内，后党外，搞一个很大的路线图。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先把自己的权力制约一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绝对是不能有升迁需求的人来担当。
　　李永忠（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现在无论是左还是右，都需要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都在反腐败上，就必然形成对权力的分解。
　　上世纪末，湖南有一批学者，他们主张用廉政账户来化解腐败，主动退赃以后不影响什么东西。这个建议当时准备抛出来，结果有的民众不干了，民众不干，上面领导也不敢干了。其实这些钱一旦退出来以后，工人农民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吴思：1992年1月份，邓小平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说当年改革怎么难，我们的办法，就是三句话：允许看、大胆试、不争论。允许看，就把反对者稳住了。大胆试，可以把积极因素给调动起来。当时一争论就问姓社姓资，一句不争论，就把这个稳住了。这三句话，在顶层设计的意义上，完成了一个授权，对于第一线的改革者的授权，当事人可见机行事，伺机突破。
　　现在的舆论环境跟过去大不一样，不争论应该改成可讨论。如果模仿邓小平当年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式，建设性的改革路径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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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的地区经验
　　徐景安（原深圳市体改委主任,深交所副理事长）：我有个口号，以幸福中国作为口号，左右派都会接受，民众也很拥护。这句话就解决了当前意识形态的大问题。
　　我们在广州搞了一个居民幸福感调查，两千多份问卷，调查结果，和政府职能有关的全部不及格，但是对幸福建设的口号高度拥护。这个问卷完了以后，在媒体上公布，而且每个月调查一次，大家说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党代表你的利益，但没有问过老百姓他们满不满意，我们搞的问卷，让老百姓表态，各个部门针对这个意见提出整改措施，然后到媒体开辟专栏，反映民生民意，这就使媒体成为政府和民众交流的平台，这是不是改革？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搞客观评价体系，搞了八个指标，这八个指标和民族兴旺全部是关联的，代替GDP考核，这是不是进步了？第三，我们搞社会民生长远规划，规划一公布，非常有意义，我们财政支出80%向民生倾斜，但是它的行政整个成本占25%，怎么办？最后把行政开支降下来，把民生问题弄上去，同时财政公开，把财政体制慢慢推进。最近又提出来，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政府有力量，民众没有组织，这是社会结构的不均衡。所以汪洋书记决定，2012年7月开始，广东省所有社会组织全部变成备案制，所有基金会全部是地市一级批等等，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社会组织搞什么政治。
　　许向阳（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在近来“国进民退”，私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的大背景下，江苏的私营经济却是逆流而上，发展得又快又好。江苏的快速发展全凭企业家精神和制度创新。在超越了“苏南模式”，发展了“苏州模式”之后，一个新的“江苏模式”正在形成之中。
　　江苏改革的首要特点是有一个明确的价值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真正和市场相适应，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良治政府。
　　江苏人心目当中的良治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第一，江苏的改革要构建的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它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江苏人非常实在，对控制思想毫无兴趣。在“十五”期间，省级的项目减少了60%，“十一五”期间，各市的审批又减少了70%到80%，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各个地方政府在为了引进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减的越少，外资来得越多，通过竞争，建立有效的法治政府。
　　第二，江苏改革要构建的是高效、优质的服务型政府。去年南京破除了大量的私营企业投资的条条框框，专门针对私营企业搞了个22条帮扶措施，所有人来投资，帮你在注册、融资、落户、孩子上学各个方面全面优惠，市委市政府发出号召，服务大中型企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是江苏改革的突破口和亮点。这个是李源潮在2003年推动的，一句口号叫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在十年时间里，有十万干部进行重组。
　　在宪政民主方面，江苏改革经验有两个方面值得推广：第一个就是全委会表决制。李源潮推出的经验，让全委会决定干部的人事决定权，昆山就有全委会对所有的市管干部进行表决。另外一方面，就是差额选举常委变成了党内民主的突破性事件。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比较现实，现在我们的民主已经扩大到常委，再推就到全委会。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广东现在正在探索新模式，这个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3.0的宝贵实践。什么叫社会主义3.0呢？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1.0，他追求公平，不惜牺牲效率。到了小平同志，发展是硬道理，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主义2.0。我个人认为，“十八大”必须要高举社会主义3.0的旗帜，就是公平和效率统一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效率、公平怎么统一？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公有制只强调它的占有，不强调它的利益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实际上成了少数人垄断，自我分享利益的机构，这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利益实现共享，可以让我们做到公平和效率有机统一起来。
　　只要把这个主题做好，我相信我们是有出路的，广东现在已经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多自己的尝试。
　　陈有西（一级律师、法学教授）：未来中国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和保护问题；二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治国、落实宪政的问题。浙江省的经济模式，可以比较清晰地表达这样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法治保障的密切关系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营经济，加依法治省。
　　2006年4月，在历任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提出“依法治省”的实践。提出依法治省关键在于治官，强调依法行政，官员依法办事。习近平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随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以地方立法的方式确定了法治浙江的目标。
（责任编辑　萧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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