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谣言的产生、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动力、过程和机制，着重意图论述谣言的根本，其实是人们对各类事务的主观立场。辟谣或制止谣言传播，必须意识到，与谣言的对抗，其实是希望改变人们的立场，而非简单地澄清一个事实便已足够。关键词：谣言、人际传播、大众传播、辟谣、立场时隔十五年，泰塔尼克号以3D版重返大屏幕，并进入中国大陆地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不过，十五年前不曾剪去的一个大约有两秒左右的裸露镜头，这一次则没有逃过剪片之手。这件事遭到了网友的恶搞。有网友用广电总局的口吻说：“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我们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出于建设精神文明社会的考虑，我们决定删除此片段”。这个恶搞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1]，并远渡重洋，传到了导演卡梅隆的耳中。在他出席一场脱口秀节目中，还提到了这个段子，虽然在他口中已经和一开始的段子略有区别（他提到的被剪镜头其实是另外一个事实上没被剪去的场景），但他却反复强调：it’s true（这是真的）。最后，这个脱口秀的视频再次回到中国，在微博上广为散播，引致大量围观。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很有趣的谣言案例。但凡对中国官方口径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广电总局完全没有这个可能用类似的说词来解释剪片的原因。但人们还是乐此不彼地去传播它，以至于一直传到老外的视野中。进一步，我个人推断，以卡梅隆的智慧，也未必真得认为“it’s true”，这么说，无非是在想在脱口秀节目中做这样的暗示：我这个3D片极其逼真。而无论是中国网民的传播，还是卡梅隆的复述，说到底，都和自己的立场有关：前者是借用一个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段子来表达对广电总局剪片的不满，后者呢，关心自己的票房罢了，这个段子的真实性是第二位的，但它表现出来的自己大作的3D震撼力是第一位的。谣言的诞生：人际传播但大多数谣言和这个段子不同，追究一个谣言是如何诞生的，通常是相当困难的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谣言也许是个例外。商业上的谣言有时候由于公司的极度在意，不惜代价地去寻找谣言源头，可能会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很多情况下，依然不了了之。曾有谣言说，宝洁公司一个著名的商标图释暗含有魔鬼符号，代表着邪恶的力量。宝洁公司与之奋斗多年，最终还是在1985年去除了这个商标以作妥协。而时至今日，谁也不知道，这个谣言究竟出自哪一位的手笔。我们很难去判断谣言究竟谁制造的，虽然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了四种制造者（谋求一己之利者、哗众取宠者、追求政治利益者、恶意中伤者[2]）却无法精准地指代一个个体甚至是一个组织。不过，我们大致上还是能分析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则谣言。通常来讲，谣言诞生于人际传播中，由张三告诉李四，李四告诉王五赵六，王五赵六再告知自己的朋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个传播“谣言”（其实他们只是认为这是信息）的人，要么出于或多或少都相信了这个谣言的存在，要么出于娱乐宣泄，总是存在有一个动机。为什么会相信谣言？第一个原因和知识日益专门化有关。在很多与自然科学有关的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确出于“无知”。国内一个名为果壳的网站专门从事这类辟谣工作，出版有《谣言粉碎机》一书。国外亦有《流言终结者》这样的系列纪录片来澄清谣言。我们的知识日益专门化已经到了即使同一个学科内，不同专业也使人们难以彼此分享所知，更何况一大堆专业名词不免让普通公众云里雾里。人类根深蒂固的情感，一为恐惧，一为贪婪。无论是恐惧还是贪婪，都会让我们去选择能够满足我们情感的“信息”——当这个信息被证明为不真时，那就是谣言了。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我们其实一点不相信“偶然”，我们总是倾向于去挖掘背后“隐藏的”秩序和因果。这个情况在政治谣言商业谣言中非常常见：一些“消息灵通者”向你解释某个新闻背后的神秘莫测但又逻辑听来是那么回事的原因。虽然凡事有果必有因，但谣言所表达的那个因，却未必真的是那个因。这重要么？其实对于听众（Ta转身立刻会成为传者）而言，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因符合ta的想象。于是，在人际传播中的谣言，人们其实是先有立场，然后再有传播。自己完全不信的事，传播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即便传播，也会加上自己的批判）。某种意义上讲，立场即真相。每个人都似乎在关注究竟什么是真相。但遗憾的是，事实（fact）和真相（truth）其实不是一回事。事实是客观存在，而真相，说到底，是主观看法。在客观存在和主观立场的对抗中，人们并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特别是：谣言都是非官方的，熟人间口耳相传的，这就意味着，它的“可信性”更高。谣言的人际传播中，还很容易加入传播者自己的解释，于是一个可能本来只包含一对因果关系的解释的谣言，最终被添油加醋了多组因果解释。在这个时候，谣言究竟发源于何地，简直是天知道。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其实这话一点都不科学和严谨。什么叫智者？正如广电总局那个段子的谣言，传播者未必个个都是蠢笨如牛真得相信广电总局会这么解释，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于传播这个段子。传播中，第一位的是价值观，是立场。谣言的弥漫：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中的谣言，影响范围非常有限。但一旦进入到媒体时，经由大众传播，立刻就会爆发出来。今天的媒介，已经不再局限于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甚至是门户网站，也包括BBS、博客、微博、SNS这类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式媒介。而之所以把UGC媒介放入大众媒介里一起讨论的原因在于：人们并不是通过生活中的熟人获知消息，即便是通过好友转发出来的消息，信源依然属于一个“陌生人”（虽然可能知道ta的名讳和职业）。卡普费雷在他的《谣言》中，引用了Rouquette的一个对信息四种类型的分法[3]，这种分法，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Rouquette把信息拆解为“人物”和“行动”（通常新闻都会包含这两个要素）。人物被分为“被爱戴者”和“被厌恶者”，行动则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两两组合，成为四种类型。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值得肯定的事，这算什么新闻，毫无茶余饭后的八卦必要。这几乎是一种同语反复，没有任何“价值”；被读者认为是需要爱戴的人，做了一件被视为不端的事，这个是一个大大的意外。这种不平衡命题，使得读者大吃一惊，并留下深刻印象。比如说，韩寒代笔，是典型的这类信息。第三类信息，一个反面人物居然做了一件好事，这也是不平衡命题。但这种不平衡让人们难以忍受，认识上出现不协调，心理上无法慰藉自己。于是添油加醋的动机论、阴谋论会在传播过程中被置放进去：一个罪犯救了一个出车祸的人？哼哼，他大概本来是想趁乱行窃的，结果很多人都到了，他立刻改为施救。最后一类，否定到否定。一个反面人物做了一件坏事。这十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加强了自身的偏见，最重要的是：证明了自己“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吧？”之类的先见之明。对于一个一向对韩寒不感冒的人而言，韩寒代笔是最值得传播一下的。以明星为例——这个群体经常饱受谣言，从来没有没有谣言的明星——ta通常在极其耀眼的镁光灯下，诡异地保持着神秘和朦胧。明星虽然握有成千上万的粉丝，但其实是人们在今天这个大众文化时代消费明星。一个明星的谣言，通常符合上述四类信息中的后三类，于是人们加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由于UGC媒体的存在，又能成为媒介平台上的一个传播者，有些微博用户的传播力还不低。如此反复，一个大众传播领域中的谣言就出现了。在消费明星的文化中，“闲言碎语，无需真实”[4]，重要的是：消费，实实在在的消费快乐，一块巨大的集体口香糖（卡普费雷语）。大众传播机制加速了谣言的攻城略地，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用R=i×a来表示谣言的强度。其中R指代谣言，i指代消息重要性，a表示环境不稳定的程度[5]。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教授则扩充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状况模糊性×技术先进性÷权威公信力÷公民判断力。从张氏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媒介技术越发达，对谣言（或未经证实的流言）的传播推动力，是正向的。而特别对于政治谣言、生活谣言（比如食品安全问题），基于事件重要、状况模糊，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远未能消灭谣言，它只是使谣言更加专业化而已[6]谣言与辟谣：永无止尽的战争人们一旦开始传播某个谣言，某种程度上已经主观相信了这个谣言。不要被微博上所谓“求证”、“求辟谣”这几个转发时带出来的字眼所迷惑——我以为，这几个字不过是转发者试图免除责任的表达——他们其实已经信了。谣言通常带有揭露秘密的性质，而这一点是如此得不可多得，故而珍贵异常。但谣言与同样很珍贵的黄金不同，后者需要储藏，前者则需要尽快使用掉。若是晚了一步，大家都知道了，再传播“秘密”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于视粉丝数十分重要的v字用户而言，这种表演的机会不可多得，又怎能不牢牢抓住呢？但微博运营方对传谣的打击措施十分严厉，“求证”、“求辟谣”司空见惯便不足为奇了。虽然有微博运营方的严厉打击传谣措施，但总体说来，试图让大众不传谣不信谣，基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谣言便会存在一天。谣言和辟谣，在人类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将永远地争斗下去。“谣言远不是有幻觉的人一时神经错乱的行为，而是一个警告的呼声”[7]。我倒是以为，做一大堆科学的调查问卷来探知民意，倒不如看看非科学的谣言。因为谣言最实在地反映了人们的立场。一个例子是，在美日开战后，一个中国籍的教授登上了一座美国小岛进行旅游。岛上的人都怀疑他是日本间谍。这个怀疑迅速地被传播开来。但与之对应的是，在美日未开战之时，大量的关于日军异动、集结、备战的信息却被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道理很简单：前者人们的确知道美日在战争中，后者则是普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开战。面对谣言，桑斯坦这样写道：“对于政府来说，预防原则没有意义。”[8]罗斯诺和费恩在《流言》一书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不过，在大部分情况下，大部分人还是同意谣言总是要尽可能消灭的的。国内有学者认为，“政府通常控制大部分的信息，控制或影响各种媒体，同时拥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制止谣言方面是相当有效的”[9]。不过，正如前文所说，辟谣其实是在改变人们的立场，故而其实异常艰难。卡普费雷提到了一个实验[10]，颇有借鉴意义。针对一则“麦当劳用蚯蚓做汉堡包”的谣言，实验设计者找来了一群大学生，分为四组，来进行观察。每一组都安排观看麦当劳的广告，看片中，组中有一个女大学生（实验同谋）站起来大声宣布了这个谣言，然后四组各有各的应对方法：第一组，“只有谣言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提醒大家不要在看片时说话，即无辟谣。第二组，“谣言反驳组”。在场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是无稽之谈，蚯蚓很贵根本不可能用来做汉堡包，农业部调查证实这是谣言，然后请大家看片时不要说话：这里出现了辟谣。第三组，“谣言加分化组”。另外一个同谋说：这算什么稀奇的事儿。我上周去**饭馆，人拿蚯蚓做了调味汁，好吃极了。好了，大家看片不要说话：这里没有辟谣，但显然有引开注意力的行为。第四组，“谣言加重新组合组”，在看片结束后，这四组都开始做一份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麦当劳的看法。但这一组在做问卷之前，还需要回答其它问题，比如经常光顾的麦当劳坐落何处，一年去几次，餐馆有无露天餐座。总之就是围绕麦当劳多问一些问题。四组分别填完试卷，实验者惊讶的发现，第二组和第一组对麦当劳的好感变化程度是一样的。换而言之，单纯的辟谣看上去作用很轻微。倒是后面两组，好感变化度高于第一组。第三组和第四组的结果证明了社会心理学创始人阿施的一个思想：人们不会改变对一个事物的认识，而是认识的对象在变化[11]。事物不变，谣言不止。这个思想，是值得辟谣工作者深思的。[1]这个谣言来自于一位刘姓的网友，在他的人人日志上，详细叙述了他炮制这条谣言的原因，以及他个人观察到的这条谣言的传播过程：/blog/9939392。在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某个媒体的微博（V字认证，十数万粉丝）的再传播，是第一个传播引爆点）[2]卡斯·R·桑斯坦，《谣言》，张楠迪扬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3]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43-146[4]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97[5]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谣言女神》，顾牧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p.220[6]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1[7]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96[8]斯·R·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的原则》，王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p.57[9]李若建，《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p.202[10]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媒介》，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p.265-268[11]Asch S.,&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E. Maccoby, T. Newcomb, E. Hartley (ed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8, p.174-183——刊发于当期《新闻记者》，由读书：谣言这篇博客扩充而成。谣言盛行的理论剖析说明：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声地抱怨“言论自由”的匮乏；转眼间，今天质疑一切的“网络谣言”已经成为中国舆论的“艾滋病”。一个残酷的事实摆在所有国人面前：如果我们无法治愈这一“绝症”，中国社会就会逐渐失去思想上的免疫力，而引发种种併发症而走向社会的“脑”死亡。质疑一切与怀疑一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怀疑一切”而非“质疑一切”。怀疑一切，意味着我们对所有信息都要有一个思考和过滤的过程，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盲目相信他人告诉我们的一切。但当思考和过滤的过程结束后，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决断，即我们是相信并接受这一信息，还是反对和拒绝之。这时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也可以接受信息。而质疑一切则是不经过大脑的思考，为反对而反对。这是一种低智慧的表现。遗憾的是目前这种低智慧的表现却被罩上了一层“政治正确”、“道德高尚”的色彩，以至于质疑一切成为一种“表态”和“立场”，进而将真正意义上的、对社会进步有着积极作用的“怀疑一切”的精神几乎埋葬在中国舆论的废墟上。而质疑一切的基础，就是“网络谣言”。十几年前，我曾翻译了一本书：《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当时正好是一个谣言盛行的年代出现的。几年前我重新校对、增译新的后记并重新出版。这本书是世界上研究谣言最早的名著之一，其对谣言的剖析和解释曾盛行一时。就是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现我选择其中的部分章节放在我的博客上，读者们可对照今天中国的“网络谣言世界”，作为为我们的社会谣言盛行这一“艾滋”把脉的参考。连载一：一、本书书名应为《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二、译者：郑若麟三、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作者：法国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自从本书问世以来，对谣言的研究和理论已有进步。好几则典型的谣言为分析和思考提供了土壤。新的流行思潮出现了。重要是的对谣言最新、最有意义的演变及其结果进行概括综合。与此同时，我们在诸多场合举办讲座，阐明我们的思想时，亦得以鉴别出一些要点，这些要点集中了公众的有关问题。读者在这里可以读到的是有关谣言研究的最新趋势，新出现的概念，以及在理解谣言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使是一些最经典的问题也找到了新的答案。今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对有关不同形式的谣言的全面、整体的看法。事实上，尽管我们讨论的是谣言，但实际上谣言在内容、运作、来源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如何才能将一眼看上去似乎是驳杂不一的谣言的这种多样性构建起来，顺序排列？六种不同类型的谣言一般来说，建立一门科学的第一步就是分类。有关谣言的理论也不例外：其中有很多都是以类型学的方法来尝试将谣言列出有限的几种类型。这些类型学方法要么建立在谣言的内容上[参见参考书目154、177]（如有关健康、阴谋、下毒一类的谣言），对这样的分类，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分类更像是谣言主题目录，或一系列制造谣言的动机清单。而且，它们是建筑在谣言表面内容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谣言表面内容往往广泛使用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因此所指往往比能指更为重要。更何况，这一所指还随着文化、时代和背景的不同而变化。在很多涉及蛇的谣言中，其含义并非始终如一的：搞错含义的话，就会同样有搞错谣言功能[参见参考书目159、160]的危险。最后，分析一则谣言时，若不了解其出现和传播的时机，或不了解谣言所流传的阶层的社会特征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六种不同类型的谣言谣言的来源由某事件引发的谣言由某个细节引发的谣言纯粹想象的谣言谣言的诞生自发的135(有目的)诱发的246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比较谣言的成因时，很容易就将谣言表面上的多样性加以压缩。如果我们从谣言的源头及其生成的过程来分析的话，谣言可被分为六类。第一类谣言源于一件对地区公众舆论产生冲击的事件。1980年1月起始，好几个同年应召入伍的青年在莫尔默农军营附近失踪了：这是一个事实[参见参考书目171]。事件本身已经令人受伤很深，而宪兵的调查却直到1988年夏季之前都没有提出任何嫌疑对象，更是火上浇油。于是，在整整八年中，由于没有官方说法，当地公众并没有消极等待。他们议论纷纷，竭力探寻，最后想象出自己的答案，自己的解释，以回应神秘的失踪和调查的无果。于是，在宪兵队小心翼翼的调查同时并行的，是谣言很快就提出的种种假设：有的人认为，那是德国的一个卡车司机搭载年轻入伍军人，以便把他们转交给中东地区的一个男妓卖淫网（还有一则类似的谣言则称是奥尔朗地区的一个卖淫网）。另外一些人则传说，那是一名发了疯的前外籍军团士兵犯下的罪行，谣言说这个士兵过着隐居的生活，而且是个同性恋。在这种第一类谣言中，由于缺乏官方迅速并足以令人满意的说法，事件涉及的公众便自行构成自己的看法，并收集相关的事实。构成这种看法的过程是自发的、自然的：一小群人自行生成、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最“满意”的、主观可能性最强的假设。很自然，在第二类谣言中，我们不能排除某些人有意识地、故意地将某种假设纳入其中，以利用该事件[参见参考书目178]。比如，被任命为教皇仅仅几天后的让—保罗一世即于日意外去世，罗马处在震惊之中。有关谋杀的论题便已提出、并在后来一本旨在证明这一死亡是不可能是自然死亡、而是一项阴谋的书里面再次论及。同样，在法国尼姆地区日发生的水灾悲剧后，面对官方共五名遇难者的说法，谣言迅速地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00、甚至200人死亡！根据谣言的说法，“有人在寻求掩盖水灾的严重程度”。尽管在一般情况下，灾难总是会借正常情况通报遭致中断之机，引发一些与人们激动程度相吻合的对后果的高估（即第一类谣言），但我们在这里无法排除一个更为政治化的原因：市政选举的临近正在使两位非常出名的人物——右翼的让·博斯盖先生与左翼的乔尔吉娜·杜伏瓦夫人——之间的对峙日益尖锐。第三类谣言则不是从某个事件、而是从某个细节而引发的，一个至当时为止一直被人忽略、或被认为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迹象。当然，要使这样一个迹象被关注到，必须是在一群人都非常有选择地注意到这一迹象，同时这一迹象也会启示某种在当时来说非常强烈的同情，因而人们孜孜以待，准备将其演变成证据。美国宗教原教旨主义团体对魔鬼的存在和它四处活动是如此地坚信不疑，以至于他们一直在寻找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任何迹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普罗克特—甘布尔公司的标志图案就是这样掉进了“魔鬼”的陷阱之中。我们在这里也同样无法排除某些对这些标志的解释可能是被故意注入社会群体之中的（即第四类谣言）。比如，好几个月以来在法国流传着一张传单，严重警告一种儿童纹身用的粘贴彩票里所用的不是胶水，而是一种含有LSD[1]的粘合剂[参见参考书目173]。尽管这份传单来源于美国，后来在魁北克[2]被翻译成法语，法国报刊还是引人注目地指出，在法国，这一谣言最早是从尼斯传开的，尼斯市是一个对所有涉及安全的问题特别关注的城市。而维尔瑞夫传单则吸引人们关注某些食品法规，可以肯定是带有操纵意味的[参见参考书目172]。最后，1989年有关第一个没有磷酸盐的洗衣粉《猫牌》洗衣粉的一则谣言，则令人蹊跷地恰好与媒体上一场对没有磷酸盐的环保洗衣粉真实特质的质疑同时出现。第五类谣言的特点，则是无原由的谣言。经过调查以后，找不到任何有可能引发谣言的事实、征兆、迹象、细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纯粹想象出来的谣言。我们有很多例子[见参考书目157]：奥尔良谣言、幽灵搭车者、在超市被蛇咬的孩子、藏在丝兰里的蜢蛛，等等。这类谣言总是以“一个典范性故事”的形式出现：我们将特别展开对这类谣言的分析，因为近年来这类谣言已经成为盎格鲁—撒克逊和东欧国家民间传说研究者强烈关注的理论思考对象，他们给予这类谣言一个特殊的、可讨论的名字，“城市传奇或现代传奇”。这些谣言是醒着的集体梦，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发从这里或那里生成，而且总是广泛流传。在这里，我们仍然无法排除上述谣言中有某一个是某天、某个地区、某个放火狂有意在社会上抛出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第六类谣言）。人们可以想象，在1969年以来在法国各大城市所出现的所有有关奥尔良一类的谣言中，确有某些是故意而为的。但在这个领域要计算出统计数字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要么以一种受迫害狂的目光来看谣言（以这种目光看来一切都是阴谋），或者用纯洁的目光来看谣言（在这里，一切又都只是纯社会学的）。（待续）让“谣言”回归“谣言”—— 读邓文初先生的谣言九论杨美紫八月的某一天，偶尔读到邓文初先生的一篇文章《政治“非常道”》。读过后，感觉心中一亮，不禁感慨网络世界里竟能读到这么好的文章。于是，索性到邓文初的博客里游览一番，发现了关于“谣言”的系列文章，但是其中有的已经被“和谐”掉了，幸得邓先生的厚爱以电邮的方式发给了我，才得以全面阅读这九篇文章。读完之后，有一种醒悟，更有一种久违了的共鸣。据邓文初本人讲，谣言一论是因偶尔的一个契机写出来的，之后的八论大概是在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怀下一气呵成的。可想而知，从一论到九论，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时间虽仓促，但行文老到，深思熟虑，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邓先生说本人已经有10年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但是，相信“问题”在邓先生的脑海里，就像长跑运动员似的，已经跑了好几圈了。所以，才洋洋洒洒地一发不可收拾。邓先生关注的是“谣言”的问题，揭示的是谣言背后所具有的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充满了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作为一名普通读者，读邓先生的文章最大的收获是，对于“谣言”有了重新的认识。当然，因其仓促而成，必定有其遗憾的地方。但是，这并不妨碍其对普通读者重新认识谣言所具有的意义。一、“谣言”本身的真相大家都知道，长久以来，“谣言”在我们的国度里，就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乱言，听信谣言者是没有觉悟的，传播谣言者更是被冠以“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遭受训话、监视甚至拘捕。谣言一直被当成“洪水猛兽”被官方制止和追杀，特别是在所谓的重大事项上，不同的声音均被视为谣言进行追查和打压，我们也习惯了这样的做法。其实，这是对谣言的严重误解。对此，邓文初先生在《一论：谣言的功能》、《四论：政治“非常道”》、《八论：谣言生态学》等文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让我们对“谣言”有了重新的认知和理解：第一，谣言只是一种社会传闻，是挺普通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第二，谣言是言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是不受限制的；第三，谣言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基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谣言不具有预设的真或假的判断；第四，谣言作为人类的心理现象，是本能和文化的产物，具有自生自灭的特点。文章告诉我们，谣言的产生是“对于不确定状况的担忧与紧张；对于未明事件与原因的疑惧与警觉；对于自身危险的困惑与恐惧等等”，“其目标只有一个：规避即将降临的危险”。所以，“趋利避害，是谣言的基本机制”，特别是面临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特大灾难时候，谣言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更显出这一机制的优势来。谣言是一种言论，“谣言承担着生命的自救，但谣言更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一直以来，这个被曲解了的概念、定义就这样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一代又一代。何以谣言被曲解为洪水猛兽、连孩子都知道谣言就是胡说八道呢？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被灌输、宣传的结果，当然学界的一些学者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比如关于谣言的定义，邓文初为我们仔细分析了中西学界对谣言定义的由来，之所以会有是有如此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谣言的“生态环境”使然，更由此揭示出我们制度上的种种弊端。对谣言的这种重新认识，希望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灌输的一种关于谣言的思维定势。二、“谣言”背后的真相“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必然有谣言发生，谣言与事件的重大性及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这是谣言学公认的规律，”也是我们看到的事实。作者收集了近几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事件，并引用了社会学家孙立平《博弈》一书中所揭示出的大量的群体事件，说明，谣言的兴起，反映的正是一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已经完全被封闭”。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官员腐败的层出不穷，公民权益屡屡被侵害、被践踏，还有城市下岗工人、无业人员、社会低保人员、边远地区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等等所说的弱势群体，求救无门、申诉艰难，等等。我们的报纸整天都是和谐的文章，我们的电台和电视台，整天歌舞升平、繁荣昌盛的景象，就连互联网上也布满了电子“警）察”，对一些申诉的帖子、反映民情民怨的帖子，统统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影响安定团结”为由进行封杀、删除，甚至封杀帖子作者本人的博客，让其在互联网上彻底“失声”并“失踪”。岂不知，每一次封杀的结果，就如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啊。如此一来，“弱势群体的反抗途径，要么是社会性报复，要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表达绝望与愤怒。”“瓮·安事件”、“杨·家佳——事件”反映的正是这种绝望与愤怒。作者在《谣言四轮：政治“非常道”》一文中，以“瓮·安事件”为例分析了谣言与恐慌产生的真正根源，是社会危机的日益积累的结果，而绝非谣言本身所闯的祸。如果官方还不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而是继续实行高压态势，继续在“辟谣”和“止谣”上大做特做文章，无视谣言背后所表达的民情、民怨和所预示的社会危机，那么真正的危险还远吗？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有目共睹，确实有成绩。但是不能因为成绩而抹煞掉带来的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到了（不可否认，这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其富裕的成分含有靠剥夺和侵占所得），而“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共同富裕”却刚刚起步，但这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实惠”真正得到落实，这才是“和谐”的根本啊。三、“辟谣”、“止谣”背后的真相明白了谣言本身的真相，从谣言的功能上讲，谣言并没有那么大的危害，随着事实真相的日渐清晰，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谣言会自生自灭，可能最后还成为笑谈。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媒体会联合起来，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一而再，再而三的辟谣和止谣？无非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无非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无非是为了维护政府自身一贯的统治地位。但是，如果这一切均建筑在公平合理之上，谣言会动摇这一切吗？在谣言盛行的时代，辟谣和止谣，实在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啊。邓文初在《二论：谣言与谎言》中，分析了以往的大量的新闻报道，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止谣、辟谣的真正动机，是信息控制的幕后原因，从而形成“辟谣止谣—控制言论—控制意识思想”这样的话语体系。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听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正确的舆论导向”。这种官方制定的“媒体报道”原则，是建立在一种“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假设就是：大众（媒体受众）是弱智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但是，事实上，大众并不是弱智的，也并不是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要想使“假设”成为“真实”靠什么？靠对一个人从小到大的灌输和宣传（之所以不用“教育”一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教育的含义），让你相信自己真的弱智，真的没有是非分辨能力，从而乖乖的接受“正确的舆论导向”。邓文初做过“媒体人”，深谙媒体操纵大众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大众媒体”不如就叫“官方媒体”还更真实。在回顾了“非典”期间媒体的表现总总之后，邓文初说：媒体报道“非典”时间上的滞后，“反映了'大众媒体’与'大众’之间的隔膜；而报道基调的处理放映的却是'大众媒体’关注的政府行动，而非大众的想法、欲求与死活；政府对谣言的打击与媒体对谣言的封杀，更反映了'大众媒体’的实质就是'反大众’。”当老百姓为不明疫情、为生命面临威胁而惊慌失措时，媒体缄言沉默，为的是听从一声正面报道的“号令”，哪管你大众的死活。事实上，我们的“媒体”和政府是同一个利益集团的。政府垄断着媒体资源，找个“听话”的代言人，笼络着一帮人，坚守着“反面问题正面报道，消极因素积极引导，要鼓劲而不是添乱，要添彩而不许抹黑；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主流是廉洁的，腐败的是及少数”等的职业“规矩”，拿着被人民群众屡屡诟病的高工资，享受着穿名牌衣服、开高档车的“时尚”生活。如果有不听话或不守规矩的，对不起，赶出局。这样一来，西方世界话语下“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在我们这里自然就成了不可能也不可为，邓文初的《谣言七论——谣言VS大众媒体》对此有相当精深的论述，可谓切中要害。我们的官媒常常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理由，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危险，一味地辟谣和止谣。邓文初以阜阳手足口疫情为例，指出“在谣言的机制下，部分小孩本来已经避开了疫情的威胁，但政府的'辟谣’，诱使他们再次暴露在疫情威胁之中，数十条生命的夭折，其中，又有多少是官方'辟谣’造成的呢？！”官方这种否定谣言本身的机制的做法，最终造成的就是：辟谣和止谣就如同杀人啊。四、“谣言”呼唤制度公平公正在《谣言八论：谣言生态学》一文中，举出了美国宪政史上的几个文案，两厢对比，看出“谣言”在不同制度的国度里，其“生态环境”是多么的不同啊。在美国，谣言被看成是言论的一种方式，而制止和打压谣言，就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而在我们这里，因“谣言”而引发牢狱之灾的频频发生。当我们回归“谣言”的本来面目——就是一种言论，彰显出的必将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的人文素养。谣言也是一种言论，是一种民情民怨的表达，尽管这种言论和表达有时候不正确。但是，“不允许'错误’言论的社会，必然是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允许言论自由的社会，必然是极权社会……”面对不公正、不公平，老百姓能够表达的大概只有“谣言”这种方式了。谣言“或许就是老百姓手中的试金石——能否说，能否不受暴力惩罚地说说真话，说说那些老百姓自己关注的话题，说说那些'谣言’，这，就是民主与极权的界限。”我们一直强调“富国强民”，而强民之道的关键在于倡导和维护民权，而民权最根本的也许就是说话的权力了，否则“富国强民”就是一句口话啊。谣言，来自老百姓中的谣言，正是这种权力的诉求，也呼唤着制度的公平和公正。五、最后的话读了邓文初先生关于谣言的九篇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为别的，只为他的清醒和尖锐触及到了我们几近麻木的神经。邓文初是研究近现代史的，给学生讲课讲的是“思想与社会”，这便注定邓老师所关注和所思考的问题重点一定是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亲身所在的制度息息相关的。“谣言”这个点选的很好，为我们普及了一个常识，也为我们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同时更深一层为我们揭示出“谣言”背后的种种社会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深思。文章的字里行间无处不体现着邓老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真诚、忧患和责任，所以就不能简单的要求文章一定要分出是学术还是时评。实际上，近些年来，类似风格的文章日渐多起来，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者和邓老师有着相同的心路和心结吧，这应该是我们社会的幸运。当然，正如邓老师自己所说——“《谣言九论》算是一时冲动写下的东西，自然没有系统的思想，也没想过作系统的学术建构，临时性质的因素较多”——这算是一种遗憾吧。但是，还是要感谢邓老师，真的！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集体暗示－公众谣言的心理分析》——一篇很值得一读的心理学论文来源: 广州日报日，我回了母校北京大学一趟。在春圆吃完午饭后，我乘坐的士去北京西客站赶火车。路上，收到一个北大同学的短信：“北大遭受恐怖袭击，一个食堂刚有炸弹爆炸，伤亡情况不明。”“不是春圆吧？”我回短信问道，“我可是刚刚在那里吃了午饭，这太可怕了！”“好像就是春圆。”他回短信说。接下来，我给几位朋友发短信说：“真险。我在北大吃的午饭，刚出来10分钟这个食堂就有炸弹爆炸。”一天后，回到广州，不少朋友发短信、打电话问候我，庆幸我死里逃生。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北大的同学发短信告诉我，发生爆炸的是农圆。这是一次典型谣言的产生，幸亏北京大学很快通报了爆炸的细节：爆炸发生在农圆，三人受伤，一人是餐厅保洁人员，一人是餐厅管理人员，一人是海淀走读大学的学生。否则，谣言只怕最后会演变成“北京大学遭受了惨烈的恐怖袭击”，而我也会不幸成为这次公众谣言事件的一个推动者。公众谣言成了最近的新闻热点。先是南方风传“200亿炒楼资金奔袭珠三角”，各种吓人的标题醒目地出现在珠三角的各大媒体上。接着，地震谣言在24小时内传遍冰城哈尔滨，无数市民涌进超市抢购桶装水和食品等必需品。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吹动哈尔滨地震谣言的风头是松花江的苯污染，这是一股强劲的风，吹起如此大的浪并不太令人惊讶。然而，吹动“200亿炒楼资金”谣言的风头却很小，只是美亚置业的深圳海外部经理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一个说法，却迅速在珠三角乃至全国传播，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我们必须认识到谣言的情绪性，”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谣言与其说传播的是信息，不如说传播的是情绪。或许信息是不正确的，但情绪却是真实的。有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公众谣言的很多东西。”公众谣言的三种类型根据谣言所流传的情绪，可以将谣言分为三种：愿望谣言、恐慌谣言和攻击谣言。愿望谣言反映着人们某种要求、期望、梦想或欲求。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常会有这样的谣言“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两个月内德国就会发生政变”、“日本的储油量只能用六个月了”、“希特勒死了”等等，这些谣言都是典型的愿望谣言，它可能是战争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用来鼓舞己方的士气并打击敌人，但也可能是民间自发形成的谣言。攻击谣言通常是一方故意制造的谣言，目的是打击对方，这在政治斗争中比较常见。譬如，以色列前一段时间频频爆出“美国要打击伊朗”的攻击谣言，其目的是引导舆论并给伊朗制造压力。恐慌谣言反映着人们内心的恐怖情绪。因容易造成某一方的损失，它与攻击谣言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恐慌谣言的来源很难查清，有很多恐慌谣言似乎并非是一些人有意操纵的，而是大众恐慌心理的普遍反应。哈尔滨的地震谣言、珠三角的“200亿炒楼资金”谣言，都是非常典型的恐慌谣言，它们的迅速流传，与公众的恐慌心理密切相关。本文接下来讨论的，都是恐慌谣言。（一）恐慌：公众性谣言的基础强烈的恐慌情绪是公众谣言的基础。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传播者所传播的首先不是信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情绪“有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或发生了）”。不过，恐慌谣言之所以得以传播，还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公众是否有同样的恐慌心理基础。如果有，公众的恐慌心理就很容易被唤起，谣言从而传播开；如果没有，谣言就很难传播。譬如，“珠三角杀入200亿炒楼资金”的谣言，尽管其风头很小，只是一个商人在一家媒体上的一家之言。但是，这个风头却立即击中了珠三角公众的心理基础：他们担心楼价暴涨。公众的这种心理恐慌是这个小小的风头引起巨浪的基础。其他媒体之所以纷纷跟进报道，正是因为各家媒体的记者知道这是大众的关注点。至于哈尔滨地震谣言，地震本身就是一个恐慌性信息。除了这两起瞩目的公众谣言外，近期还发生了一起典型的网络谣言：深圳某科技公司员工的妻子，为让丈夫早日买车，而泡制了《11月15日早上，深圳K113全车给洗劫一空》的谣言，这一谣言被其丈夫发表在网络论坛上后迅速传播全国。不过，这种谣言之所以得以迅速传播，也有其心理基础，那就是网民对深圳治安的印象。（二）信息的掺和：谣言的形成恐慌是这些公众谣言的心理基础，当我们心中积攒了太多的恐慌时，我们就会急着为这种情绪找一个解释。这是所有情绪的特点。特别高兴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高兴的理由和别人交流；特别郁闷的时候，我们习惯上要找一个郁闷的理由讲给别人听顺便宣泄情绪；特别恐慌的时候，我们仍要找一个恐慌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当相关信息严重匮乏的时候，谣言就会产生。譬如，在哈尔滨的地震谣言中，可以想象最初的源头。一些内幕人士早就获知将停水数天的消息，他必然要去告诉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但是，他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说出特别具体的理由，他只能对他的亲朋好友说“相信我，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理由，所以要停水几天。但具体的消息，我不能告诉你们。”接下来，他的每一个亲朋好友都会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而他们也势必会去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除了最初的信息源之外，其他传播者根本没有合适信息去解释，他们为何这么恐慌，他们只好去猜测，抓到任何可能的信息去猜测。正好，早在7月25日，同在黑龙江省的林甸市发生过5.1级地震，此后黑龙江省一直在加强对地震知识的宣传以及各地区的地震网的建设。这样一来，地震成了解释这种巨大恐慌的最合适理由。于是，地震谣言由此产生，并像疾风烈火一样迅速传播，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让整个哈尔滨的市民都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也有少数的分析认为，地震谣言的传播是一件独立的事情，很可能与松花江的苯污染没有关系。不过，这种分析无法解释为什么地震谣言能在24小时之内让整个哈尔滨陷入歇斯底里状态。更合适的分析是，地震谣言是松花江苯污染乃至接下来的停水事件的变体，此前，市民们早就遭受了大量的小道恐慌消息的袭击，有了这个情绪的铺垫，地震谣言24小时之内攻陷哈尔滨市就不难理解了。“合理化”努力导致谣言对于广州市民来说，哈尔滨市这次地震谣言的演变情形并不难理解。“非典”期间，广州市的各种小道消息也是在某一日达到高峰的。此前，先是医院等地方的内幕人士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接着他们又去告诉更多的人。但是，因为这些内幕人士一开始也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这个传播很快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谣言。人们拼命地发短信、打电话通知更多的人。最终，到了某一天，因为人们发短信、打电话太频繁太多，整个城市的电信网络陷入了“大塞车”。早在1985年，前苏联学者谢可芬就在其《谣言》一书中称，谣言是社会情绪的重要表现形式。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当我们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时，我们必然想与人交流。但是，我们不能只说“我担心极了”、“我高兴极了”、“我非常非常害怕”，我们还必须得说出为什么担心、为什么高兴和为什么害怕。如果我们不说，对方也会询问。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给自己的情绪一个解释。但是，当自己要么缺乏相关的信息要么必须隐瞒相关的信息时，这个解释过程就会有误导或误解产生。谣言也由此而生。多数人难以忍受模糊信息。当模糊信息出现时，多数人会强行进行解释，不做这种“合理化”的努力，他们就会焦灼不安。并且，当情绪紧张时，人们对模糊信息会变得更加不能容忍。所以，可以说谣言是人们为解除紧张和不安所做的努力。从这一点来说，谣言夹杂着的信息其实只是谣言所隐藏着的恐慌情绪的表面现象，它远不如情绪本身更真切。如果想消除谣言，就必须努力去消除谣言背后的恐慌情绪。否则，如果只对谣言做工作，那么，这个谣言消除了，另一个谣言就会随即产生。（三）集体性暗示：谣言传播的机制公众谣言是在庞大人群中传播的，而群体心理的互动机制导致谣言很容易愈燃愈烈。当缺乏强大的指引时，群体的互动只可能会越来越远离真相，而不是相反。群体心理学的鼻祖、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认为，暗示是群体互动的心理机制，“暗示可以使一切产生”。当谣言最初传播的时候，作为谣言的传播者，一个人一开始会有两方面的认识：对自己，他知道“我无知”；对别人，他宣示“我肯定”。这是一种自动心理。就像在导语中，我提到，当我对广州的朋友传播北京大学的爆炸事件时，我自动将同学传播给我的信息“好像是春圆”篡改成了“就是春圆”。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于是我们装作很自信的样子去暗示别人，希望他相信自己。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是信息的传播者，我们是自大的、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人。但短信刚发出去，一面对自己，我又有点忐忑不安了，“我怎么说得这么肯定呢？好像一定是真的似的。”然而，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之下，这种忐忑不安会迅速消失的。群体的互动就仿佛是一个暗示竞争。我们以“我肯定”暗示别人相信自己，别人也会以“我肯定”来暗示我们相信他。当我们的暗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别人的认可，而别人的暗示又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后，我们面对自己时的戒备会迅速消除。当这个过程迅速重复了好多遍，又没有强有力的信息否认我们，我们的反省和自我戒备最终会消失为零，自己最终将谣言当作了事实。到了这个时候，勒庞认为，群体的每一个人就模糊了“亲历事实”和“暗示事实”的界限。当他们在描述“暗示事实”时，就仿佛这件事情是真的发生过一样。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别人认可。这一点，在深圳“公交车抢劫谣言”中表现得最典型，这个谣言的始作俑者———那位高科技公司的员工妻子，在向丈夫表述“暗示事实”时，就像描述“亲历事实”一样，将细节描述得栩栩如生，以至于丈夫没有发生一点怀疑。否定谣言，像是否定自己如果暗示互动发生在庞大的群体，这就会变成一种集体催眠术。在这种互动中，集体成员的伪自信不断膨胀，最后就表现为整个群体对某个最具备解释力的信息陷入歇斯底里般的深信不疑。并且，集体成员对这个信息先入为主后，对新来的权威信息就有了很大的排斥性。11月24日，黑龙江省地震局局长郑继烈在东北网和网友对话。郑继烈的讲话非常坦诚，对话到最后，他宣誓“再说一句，肯定没有地震。如果今晚晃一晃，您受惊了，明天我请您喝酒，给你压惊！”面对这样的讲话，东北网的110条网友留言中，没有几条是肯定郑继烈的讲话的，几乎所有留言都是对他的攻击。按说，到了这一天，各大媒体已经有了很多分析，认为地震谣言是停水事件的变体，地震谣言应该停一停了，但广大网友的反应显然不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地震谣言是集体性暗示的结果，作为其中的一个传播者，否认这个谣言其实就是对自己的否认，我们轻易是不会做的。然而，随着事情的明朗化，随着权威信息的公布和事实的佐证，谣言会慢慢地消退，而谣言的传播者慢慢会忘记自己曾是地震谣言的坚定传播者。不过，还是那句话，谣言中的信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到了11月24日甚至现在，尽管谣言还在流传，但广大民众已不再会为此去做一些歇斯底里的事情，民众的恐慌心理已经消除大半，这是最重要的。譬如，在对郑继烈讲话的网友评论中，一个网友煞有介事地说：“大庆的学校从现在开始已经放假了,为了减震。”随即，另一个网友就立即反驳说：“我就是大庆的学生，要是放假我真谢谢你，我好玩去。你以为你那么幸运啊，还能摊上地震？”如果在地震谣言最盛的时候，后面这个网友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你是哪来的，你是不是奸细”。但现在，没有一个人质疑他，但也没有一个人为他叫好，感谢他的澄清。因为，要否定作为谣言传播者的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全面信息最能辟谣张侃认为，缺乏充分信息是导致民众陷入谣言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信息与谣言这对关系有如下的特点：1.公众掌握信息越少，谣言越烈；公众掌握信息越多，谣言越少。因为，当我们郁积了强烈情绪时，必须要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找到一个解释。如相关信息全面，我们就相信权威的信息；如果相关信息太少，我们就去诉诸谣言。2.单方面的信息，公众不容易相信。公众的知识层次越高，越排斥单方面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可靠性源自全面性，这是人类的认知特点，如果只有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公众反而容易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操纵，而人天生反感操纵”。张侃说，各级政府应该科学地处理信息。但是，因为历史原因，我们的政府习惯上容易发表“压倒性的一种信息”，在以往或许会引导公众，但现在很容易适得其反，让公众倒向谣言。3.信息缺乏时，谣言会成为我们决策的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做决策，如果权威信息缺位，那么我们会去诉诸谣言。譬如，对于“200亿炒楼资金杀入珠三角”的谣言，公众可能会这样决策：它99％是谣言，1％是真的。如果一个市民本来计划一年后买房子，但考虑到这1％的可能性，他就可能会改变计划，提前买。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没所谓，但如果很多人都这样做，楼市就会被炒热，而公众这个整体就会成为受害者。（四）简单化：谣言传播的特点越来越简单是谣言传播的特点。这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公众本来传播的就是恐慌情绪；第二，集体性暗示令传播者越来越趋向于极端化，大家都在信息上做竞争，为了暗示别人相信自己，传播者会尽可能地传播简洁有力的信息。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经过研究则发现，谣言必然会产生信息的扭曲。某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走样，最后面目全非。奥尔波特认为信息的扭曲会经过以下三个阶段：1.概括化。传播者将谣言内容压缩到只剩下有价值的若干细节，使谣言变得越来越简单而扼要，许多其他细节就被遗漏了。这是记忆的问题，概括化可以让传播者记住相关的事情。2.突出。听到谣言的人，由于对其中有些内容比较感兴趣，这些内容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变成传播者时，他就会只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传播。3.同化。谣言是一个外部来的知识，在接受谣言前，被传播者有自己的知识经验、需要和态度等，他会根据这些主观因素来同化谣言的内容，凡是符合他的主观因素的部分就接受下来，对它进行进一步加工后再传播。经过了这三个步骤，谣言在每一个具体的传播者身上都发生了扭曲，而公众性谣言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传播的，其最后的内容与最初的信息会相差万里。不过，每一个公众性谣言都会有它的最核心信息的。这是集体性暗示的互动结果，那些最简单、最明确、最有据可依的信息不断被肯定，最后就替代了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譬如哈尔滨的地震谣言，地震是最简单、最明确而且是最有据可依（黑龙江省在进行防震工作）的信息，它最后就取代了松花江苯污染和停水数天这两个原初信息，成为谣言的核心信息。并且，再富有智慧的人，一旦投入到集体性暗示之中，也会变得缺乏辨别能力。勒庞对这一特点进行描述说：群体的基本特点就是将个人融入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之中，从而模糊个体差异，降低智力水平。每个人都设法追随他身边的人。聚合体通过它的力量将他拉向它的方向，就像潮水将鹅卵石一并卷走一样。卷入其中的人，无论其教育水平或文化水平如何，或者其社会等级如何，结果都一样，“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那一刻起，博学者和不学无术者一样没有了观察能力。”“心”闻透析传销、成功学与集体催眠术几个月前，认识了一位对心理学感兴趣的朋友。后来的几个星期，他每星期拉我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的内容是流行的杀人游戏。游戏很刺激，参加游戏的人也让我觉得很舒服。本来以为，又多了一个很棒的朋友圈。但第五次杀人游戏开始时，这个圈子里最受人尊重的朋友说：“游戏开始前，我们先讲个关于成功的课吧。”这是一个关于传销的课。尽管我尊重这些朋友，但传销的方式我不接受，于是退了出来。后来，我一直想，这个传销方法真不错。等关系建立得非常好了，再来谈传销，在乎这个圈子的人只怕就离不开了。但这两天，写谣言心理学写到“集体催眠术”的时候，我这个想当然的认识动摇了，我开始想，那种热火朝天的传销场面才更高明吧，因为它里面的集体暗示性实在太强了。这样的场面我也经历过。上大学三年级时，一次在车站等车，一个中年男人过来和我搭腔，后来就把我带到一个传销誓师大会上去了。我去的时候，大会已经开始。大会现场的房间算是很大了，但人更多，密密麻麻得有近二百人，摩肩接踵，但秩序好得很，一开始只有主持人在声嘶力竭地呐喊：“下一个，帅哥××上场，给我们分享他成功的故事。”接下来，一个个子不高且绝对不帅的“帅哥”一脸兴奋地跑上讲台，他不急着分享故事，而是大声地喊：“大家先跟我跳一支舞好不好？！”“好！”屋子里的近二百人齐齐呐喊，声音震耳欲聋，吓了我一大跳。激昂的音乐随即响起，在逼仄的空间里，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在扭动身体。只有我安静地旁观，当时正值北京的春天，屋外阳光灿烂，春色迷人，但这栋屋子的窗户蒙着厚厚的天鹅绒窗帘，透不进一点阳光。但灯多光猛，屋子倒不暗。我待了一会儿后，觉得受不了那种气氛，就离开了。现在想起来，这个房间布置得很有技巧。空间逼仄，摩肩接踵，这样人就没有办法留出自己的心理空间，也就少了反省，容易受人影响，容易被操纵。并且，没有屋外阳光和春色的诱惑，人的精神就会只关注屋内。至于跳舞，呐喊式的互动，分享故事等等，无一不符合“集体催眠术”的技巧。在名著《乌合之众》中，社会心理学的鼻祖勒庞已经预见到，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未来我们这个时代，说道理已经没用了，需要的是：用催眠师来代替演说家，用暗示来代替雄辩，用宣传来代替议会讲演艺术。不再需要去说服民众，而只要用戏剧的方式去激发他们采取行动……它今天真的已经不再是交流的工具或者雄辩术的一种发展形式，而是成了这样一种技巧，它可以使个人受到暗示力量的影响，进而对他们施以大规模的催眠。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道理，只要你会集体催眠术，就可以去制造上面这样一个场景。那样，只要你叫来一大批人，这一大批人会有一大半被催眠。在催眠状态下，你不需要在用智慧去说法，你只要声嘶力竭地去灌输“跟着我干你们一定会赚钱”、“这样做一定好”等等，这一大批人就会稀里糊涂地相信。集体催眠术很有效，在场的人并没有真的像被催眠一样陷入深度无意识状态，但主持人声嘶力竭的喊叫最终成了很多人的信念，他们深信只要自己这样去做就会一样赚钱。于是，传销成了那几年最流行的东西，“你传销了吗”也成了一个流行问候语。集体催眠术也很简单，这时为什么传销能够在短短一两年横扫全中国的重要原因。后来，传销不流行了，但集体催眠术却被很多人继承了下去。我所了解的广州老人上当受骗的案件中，那些骗子无一例外运用了集体催眠术。找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制造点音乐，制造点气氛，让一个个人上台分享成功故事，再给一点小礼品。结果，成千上万的老人被催眠，听信了骗子的话，以为自己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和那些骗子一样成功。一些成功学讲座也在运用集体催眠术。有的成功学大师，如果单看他的书你很难相信其中的道理，但一到他的讲座现场，你就相信了他的成功学是真谛。之所以有这种分别，就是因为集体催眠术。看书，你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人是最有分辨力的。但听讲座，你是和很多人在一起，是集体催眠术的目标，很容易就晕了。对这种结果，勒庞描述说：群体似乎为梦所左右……看起来，某些似醒非醒的懵懂状态正是群体既让人恐惧又让人迷恋的真正原因。令旁观者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有力量影响那些似乎已经与世隔绝的人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还有一个同样荒谬的事实是，即正是在这一状态下，个人最容易成为群体的一分子。传销、老人上当受骗、成功学等很多运用集体催眠术的地方，一开始都是用赚钱、成功学这些内容吸引我们的。他们让你相信，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成功的方法。但在很多时候，你只是他们成功的方法而已。雍正篡位考：一条经典谣言的传播路径[导读]雍正在发布了辟谣性质的《大义觉迷录》后，老百姓会凭生活经验，下一个“解释就是掩饰”的判断。他们嘴上为皇上鸣不平，心里其实早就信了惊心动魄的篡位故事。公元日，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康熙已病入膏肓，在他弥留之际，召集了八阿哥允禩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到龙榻前。注意，这里没有四阿哥胤禛。据官方消息称，康熙传下口谕：“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继皇帝位……”当天傍晚，康熙驾崩，没能再活五百年。国不可一日无君，随后赶来的四阿哥胤禛在兄弟、大臣们的哭求下，“勉为其难”地登上了天子宝座，这就是雍正皇帝。以上就是正史中记载的四爷胤禛入继大统的版本。且慢，这并非唯一版本。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前后数十年，自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黜后，兄弟们更是明枪暗箭地斗了十年。到头来，大家看着四爷君临天下，心里很不痛快，只能造点谣言，给新君找点晦气。于是民间有了另外的版本——四爷勾结大臣，将遗诏上原本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如此一来，四爷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真命天子，变成了篡改遗诏，抢夺皇位的乱臣贼子。雍正篡位或许是古往今来关于皇帝继位最著名、最具有悬疑性、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条“谣言”。这条充满了离奇内容的传说，如同长出了翅膀，不翼而飞，雍正皇帝在位时已经搞得街知巷闻，满城风雨，以至于雍正皇帝要亲自主编一部《大义觉迷录》对种种谣言一一批驳。但是谣言没有止于“真相”，雍正公布了文章开头的权威说法后，谣言反而传播得更加厉害，以至家喻户晓。即使在今时今日，号称“康熙遗诏原本”诏书公开展出后，依旧没法消除这流传了几百年的“谣言”。谣言总是含有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传播性四大特征。美国社会学家纳普搜集了1942年间1000条战争谣言进行分析，得出了谣言的三点特性——信息性、传播性、未知性。美国学者奥尔波特又在《谣言心理学》中总结出重要性、含糊性两点。如果我们将这两项研究合并，就会发现未知性和含糊性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都是指某些内容无法得到证实，以至信息残缺，充满未知。归纳起来，一条谣言的形成需要四个要素——信息性、未知性、重要性、传播性。这在雍正篡位的案例中，一一验证。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写了一本书《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这个书名很好地诠释了谣言的信息性特征。对于皇帝更替这个重要事件，雍正篡位正好是一种信息，包含了神秘的皇权如何移交，雍正与康熙、十四阿哥允禵、隆科多等人间的恩怨关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政治八卦。在信息性的要素中，还有一点关键——信息的某种真实性。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说，一个谣言想让人相信，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核心”。也就是说，即使是谣言，它的信息也要有一部分是真的。阿哥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几条篡位说法，都抓住了一点——康熙晚年看重允禵，让他在西北建功立业，就是为传位做准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关于胤禛篡位的谣言，都和十四阿哥有关了。民间盛传，康熙病重时，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为传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这份圣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来。隆科多矫诏，让外甥胤禛来到康熙榻前，成为皇位继承者。另外还有两个谣言传播甚广，一是说康熙遗诏原本是“传位十四子”，但被篡改成“传位于四子”；二是说雍正端来一碗人参汤，康熙吃完后就驾崩了。随后将允禵调回囚禁。太后要见儿子允禵，雍正不让，太后就在铁柱上撞死了。斯坦福大学的柴普·希斯教授说：“大脑的构造机能决定了我们更容易记住具体、感性的信息，而不是抽象的内容。”因此信息越多的谣言，越容易被传播。对于谣言“未知性”的要素，奥尔波特又分析了三点原因：首先，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大清朝当时一没有新闻媒体跟踪报道，二没有政府的信息公开。对皇帝换届这样的重大事件，老百姓只能知道一个结果：老皇上康熙龙驭归天，四阿哥承继大统。然后呢？没了。其次，对于百姓而言，他们得到的信息绝对是矛盾的。康熙晚年看重十四子允禵，封他做抚远大将军，使用亲王规格的正黄旗纛，对外称“大将军王”，如御驾亲征。让允禵在青海建功立业，这在老百姓看来，无疑是康熙爷为传位做准备，让十四爷做了没有名分的储君。谁知最后当皇帝的不是十四爷，而是四爷。那时要是有地下赌局，估计大多数人都要输得倾家荡产。当年宫廷政治都属于暗箱操作，不像现在的英国王室，一举一动都处在镁光灯下。通过戏曲、小说了解历史的人们，想象中的即位故事一定惊心动魄，即使没有隋炀帝那样的弑父情节，怎么也要有点宋太祖“斧声烛影”的离奇。所以普通老百姓极易相信改诏篡位的传说。雍正在发布了辟谣性质的《大义觉迷录》后，老百姓会凭生活经验，下一个“解释就是掩饰”的判断。他们嘴上为皇上鸣不平，心里其实早就信了惊心动魄的篡位故事。事实证明，雍正的辟谣举措是失败的。他不知道现代传播学研究，相信辟谣和相信谣言遵循的是同一逻辑，只有当辟谣的人身份绝对权威，对事件有足够透明度，且人们都愿意相信时，辟谣行为才能有效。大清朝廷作为一个非民选政府，任何决策都是极其封闭的，因而即使雍正贵为皇帝，他的话同样缺少公信力。最后，某些紧张情绪也会使人们不相信事实。雍正对兄弟们不怎么好是事实，一即位就召同母弟弟允禵回京，先让他去给先皇守陵，没几年就给软禁了。八爷党下场更惨，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分别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这两个满语词的确切含义已不得而知，大概是讨厌的狗、令人厌恶的猪之类，后来都被折磨至死。传说中参与了篡位密谋的年羹尧、隆科多也惨死狱中，被民间看做是杀人灭口。美国社会学家希布塔尼曾有一个解释谣言的经典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在当时的中国，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碰上一个最模糊的状况，得到的自然是一个最大的谣言。皇帝是天下之主，国家的一切运行都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没有什么事情比最高统治权的更迭更重要。在没有选举的年代，老百姓只能期望出一位仁慈的好皇帝，能轻徭薄赋，能勤俭节约，能不折腾。那时每逢皇帝换届，想必人们都会默默祷告，要出一个唐太宗，而不是商纣王！尤其康熙当了六十多年的天子，一生中除鳌拜、平三藩，扫平准噶尔、大胜雅克萨，建立了前无古人的文治武功，他会选谁来接班？康熙的儿子又太多，成年的就有二十几个，如果站一排，肯定让人眼花缭乱。大清皇帝的即位问题，不仅国内老百姓很关心，中国的传统友邦朝鲜也密切关注。《李朝实录》的说法是，康熙病重时说：“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藩属关注宗主国没有问题，只是他们这句话让另一个谣言传了好几百年，那就是康熙属意弘历，所以才传位胤禛。民间也知道，康熙为立储伤透了脑筋，两次废黜太子，皇子们各自结党，皇长子党、四爷党和八爷党在朝中各有一批势力，互不相让，最后胤禛完胜。围观的官员与群众，显然都急于了解新皇帝即位的内幕。雍正篡位谣言有了以上几点做铺垫，还怕没有传播性吗？尤其是在雍正推动下，掀起《大义觉迷录》的全民阅读热后，原本少数人私下里说说的事情，读书人一下都知道，很快不识字的老百姓也从地方士绅那里，听说了皇位继承的各种疑点。人有分享的欲望，很多时候，我们讲政治八卦，不见得自己相信，其实就是出于一种“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炫耀心理。大家都想炫耀，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雍正篡位就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必备话题。雍正不管是作为一个皇子，还是作为一个皇帝，都算得上成功了。如果说他一生做了什么蠢事的话，那就是让《大义觉迷录》成了畅销书。本来大家说起来心惊胆战的事，一下成了人人能说，不说反而是不学习“中央精神”的行为了。于是这条本属皇家私密的谣言，得到了正当的传播渠道，妇孺皆知了。谣言迎合了恐惧、猎奇、希望和仇恨四种心态。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总结了谣言迎合大众的四种心理状态：恐惧、猎奇、希望和仇恨。在雍正篡位的谣言中，比较明显地体现出来的是仇恨和猎奇。四爷党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十三爷允祥、田文镜、张廷玉一批大臣成了显贵。原本八爷党的成员，即使没有革职查办，也都从此升迁无望，他们对雍正肯定心怀怨恨，知道了新皇帝的丑闻，也就不管真假见人就说，使篡位谣言先是在京师官员圈子里流传，很快就又扩散到了各地。在这个谣言样本中，那些被发配到边疆的八爷死党，对新皇帝肯定恨得直咬牙。在所经的地方，对任何人都大讲雍正谋朝篡位的故事。老百姓一则出于猎奇的心理，二则对说话人身份的信服——宫中人的说法不会是空穴来风。老百姓虽然对谁接班当皇帝这件事很关心，但是毕竟不管谁当皇帝，自己都要种地、纳税。失意皇子们散布的雍正篡位谣言，到了老百姓耳朵里，其实就是一个传奇故事，就像戏台上《狸猫换太子》的现实版。到了20世纪初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里，帮胤禛改诏书的就成了江湖侠客。还有人参照秦始皇和吕不韦的传说，说年羹尧和胤禛母亲私通，生下胤禛。后来就是年羹尧修改遗诏，让私生子当了皇帝。雍正要掩盖丑闻，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本是亲生父亲的年羹尧。这恰好说明，编谣言的人如果依据已有传说，更能增加谣言可信度。谣言传到后来已经和八阿哥、曾静说的大不一样了。这些谣言一直传到今天，成了清宫影视剧的绝好题材。关于康熙选胤禛即位，还有一种谣言——康熙让老四当皇帝，为了是以后让弘历接班。仅就辟谣这一点上来看，乾隆比他老父雍正，确实聪明多了。乾隆一上台，就把流行多年的畅销书《大义觉迷录》给禁了——这种宣扬宫廷丑事的东西，本来就不该出！被雍正宽恕的曾静、张熙也和他们“精神导师”吕留良一样治罪，被凌迟处死。雍正篡位的谣言就此结束了吗？当然没有。民间很快又有了新的理解：看来雍正爷的辩解不能让大家心服，所以乾隆爷干脆不辩解了。雍正篡位谣言的传播路线雍正继位后，逐渐打击了八弟、十四弟的小集团，巩固了皇位。他知道民间有关于他篡位的谣言，而且已经在部分地区造成不好的影响，打击了他即位的合法性。但苦于没有机会出来澄清，雍正一时间也只好忍着。从曾静的一封信追查谣言源头直到雍正六年，一个名叫张熙的书生将一封书信交到了川陕总督岳钟琪手中。岳钟琪是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当时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岳钟琪身上的谣言也不少，说他要为汉人报仇，说雍正猜忌他、要夺他兵权。某些书呆子一听就乐了，这显然切合了他们心底的“希望”。张熙是湖南秀才曾静的学生，为老师投书的目的只有一个：策反岳钟琪。曾静书信里最狠的一招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列举皇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岳钟琪看了书信后，当即惊出一身冷汗。他一面紧急审问张熙，一面以密折飞报雍正。雍正很重视，将涉案人犯全部押往京师。曾静供称，他知道的这些事情，都是听来的。如康熙病重时，皇十四子允禵率兵在青海打仗。康熙为传皇位，急召允禵回京，但这份圣旨被隆科多扣留了下来。隆科多矫诏，让外甥胤禛来到康熙榻前，成为皇位继承者。此外，还听算命先生陈帝西说了其他一些谣言。算命先生当然要知道得比别人多些，不然怎么唬人？陈帝西这种人平时就是“包打听”，然后在各个饭局上吹牛皮，属于典型的谣言集散者。源头最终追溯到八爷党的门人陈帝西很快归案，他早就记不得自己听谁说的了，想了半天才招供：“我曾偶遇四个从北京王府去广东出差的旗人，他们在凉亭休息时说起皇上篡位的事情。”雍正再一查，那几年发配广西的犯人中，也有大多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等人家中的奴仆。各省巡抚撒网访查，终于获得了线索。耿精忠之孙耿六格说，他被发配在今黑龙江依兰时，在十阿哥允礻我的奴才八宝家，听八阿哥允禩的两个心腹太监说到两件事，一是“十”字改为“于”字，十四爷变成四爷；二是雍正弑父杀母。“三藩余孽”耿六格和八爷党成员们一道，在所经的地方，不管是对差役，还是对路上的老百姓，都大呼：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把一个惊天秘密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向别人传说。“雍正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大讲雍正谋朝篡位的故事。在猎奇心理、说话人身份，以及对失败者的同情交织之下，百姓们对篡位的谣言一下就信了五六分。一个谣言链就这样清晰地展现在了雍正君臣面前，不过曾静听信谣言的原因和那些村民有所不同，竟和八阿哥造谣的初衷不谋而合：希望借此推翻雍正。古代皇权对谣言的封堵与利用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讲述了一个谣言传播的实例：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省德清县城东侧的水门和石桥塌了，石匠们打桩入河，重修门桥。这平常不过的工程，却因谣言掀起一起波及半个中国的大事件。谣言的最初版本是，石匠需要将活人的名字写在纸上，贴在木桩顶部打入水中，“给大锤的撞击添加某种精神的力量”，方能立住水门、架好石桥。名字被打入水底的人，会被窃去精气，轻则生病，重则死亡，这种妖术被称为“叫魂”。最初，还真有人试图行贿石匠照此行事，报复亲友，结果被扭送官府，戴枷示众。然而谣言在传播中很快变了形，先是被打入水底的对象由名字变成了发辫、衣襟，继而演变出剪人发辫扎入纸人、纸马，即可驱之取人钱财的传言。当各地都出现“叫魂者”以药粉将人迷倒而后剪走发辫，被捕之后还宣称有人指使时，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连下谕旨：穷追到底。可是地方大员却发现“叫魂”不过是屈打成招下的胡言乱语，一切都来自小吏为勒索钱财编造的罪证，以及下级对来自上级的、群臣对来自皇帝的压力和顺从。孔飞力总结道：“毫无疑问，在整个叫魂案中，首席原告自始至终就是皇帝本人。”事虽如此，乾隆皇帝认定“叫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力量，继而对其穷追不舍的行径，正显示出帝王和官府对谣言的深恶痛绝。“谣言”的源头本无贬义。“谣言”一词，原本并无贬义。南朝字书《玉篇》对“谣”的解释是“徒歌也”，也就是民间的歌谣。《孔丛子·巡狩篇》说“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诗经》正由此而来。汉代的乐府也有“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的来头，将休闲娱乐与体察民风等量齐观。只不过，民间的歌谣多种多样，既有“赫赫明明，王命卿士”的歌颂，也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感叹，还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赤裸裸的讽刺，更有“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等煽动造反的舆论准备。在谣言进化的同时，官府的压制手段也是历久常新。西周的厉王还只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预防手段压制言论。到秦代已经进化为“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成文法则，民众随时可能因言丧命，但即使如此，也没能阻止“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传播和实现。对谣言的压制，只会越来越严，唐有来俊臣，明有锦衣卫，从“散布校尉，远近侦伺”到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已经形成了弹压谣言的一条龙。“谣言”在古代对官员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其实，帝王对谣言并非一味压制。在南北朝，皇帝甚至要“诏分遗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视之为体察民情的良方。很多时候，帝王还会利用谣言来惩治腐败、平衡权斗、绥靖群臣。早在汉代，皇帝便“令三公谣言奏事”，允许朝廷高级官员以民间言论上达天听。这一制度载沉载浮，时断时续。南朝宋武帝刘裕时，尚书仆射王弘弹劾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报复杀人，因无确凿证据，在奏文中特别写到“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但“此事彰赫，曝之朝野”，自己身为监察官员，如果因循旧制，则“终莫之纠正”，所以才出声奏弹，最后还称“违旧之愆，伏须准裁”，请对自己的违制行为予以惩罚。刘裕从善如流，下旨“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此后方为历代所继承，引为监察官员的重要权责。到了唐代，御史在弹劾官员时，即使有明确来源，也可以“略其姓名，皆曰风闻访知”（《唐会要·卷六十·御史台》）。到了宋代，“风闻奏事”更形成制度，“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宋史学者王曾瑜对此评论道：“事实证明，特别是许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他还认为这项制度“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无论堵还是疏，“谣言”须为帝王控制。然而，缺乏限制的权力必然走向失控，风闻言事也很快成为群臣党政倾轧的工具。明代虽然将御史“得以风闻言事，激浊扬清”写入成文法典，却也明定“风宪官挟私弹事，有不实者，罪亦如是”，不能信口开河。清代又有左都御史艾元徵上疏请禁风闻言事，几经反复终于未能成功，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密的谣言上传体系——“密折”制度。皇帝甚至会主动向臣下询问小道消息，康熙皇帝曾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上批示“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教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夹杂着好奇和恐惧的八卦心态跃然纸上。无论风闻言事的制度如何，历代帝王总归是要将对谣言的运用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驾驭群臣、治国安疆的核心所在。更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清末，19世纪末年，一股关于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稀奇古怪的谣言悄然而起，时载：“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谣言谬说，日盈于耳。”（《拳匪闻见录》）被这些谣言激起的是一场被后世誉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最为典型，先是对谣言听之任之，放纵义和团与洋人作对，甚至派大臣刚毅等人“导拳匪入京”，借团灭洋；当战争失败之后，清廷如弃敝履，发上谕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即著该护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将义和团当成替罪羊，极力剿灭。对于朝廷来说，各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归根结底就是控制，他们追求的是一切尽在掌握中。作者：汪元哪些人喜欢制造谣言？日 16:09谣言是某些人（或者某一个群体、集团和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愿望，散布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事实根据的、通过自然发生的、在非组织的连锁性传播通道中所流传的信息。谣言是对人、对事、对社会事件的一种不确切信息的传播。谣言的功能总是消极的。它可以伤害个人，伤害群体，伤害社会，伤害国家，在许多情况下，流言蜚语往往成为不诚实的人的政治斗争的手段和工具；它可以使原来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变得互相猜疑、倾轧、紧张；使原来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变得十分混乱，变得人心惶惶；它可以麻痹人们的思想警惕，减弱人们的防备心理，使人不知不觉成为谣言的俘虏，它可以破坏人们的团结，削弱彼此之间的信任，制造内耗，瓦解对方的战斗力。由于它具有混淆舆论的功能，往往造成极坏的影响。谣言为什么能迅速流传开来？因为谣言本身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刺激性和新颖性，帯有丰富的想像性。模糊性的功能是让人捉模不定；刺激性的功能是引起人们关注的欲望；新颖性的功能是给人们一定的信息量，让你进行“创造性的联想”：譬如，将“非典”与全球的病毒威胁或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联有一起，与9·11之后袭击美国的炭疽病毒挂上了钩。因为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愿望、习惯、关心、偏见、期待对谣言进行个人的加工、改造，不少人会对传播的内容进行个人发挥，“创造性”地添加无数不可思议的内容，古人曰：“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谣言一经传播，就会变得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走样。因为谣言的产生总是在社会发生或即将发生“重大事件”、信息又极其缺乏、人们又极其想知道“重大事件”真相之际，谣言的流传会非常“适时”地满足人们的这种迫切“需要”。而且，越是荒诞不经的传闻，人们往往越敏感，越容易相信。因为社会有“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名言”）这样一种奇特的心理。对谣言，一个人说可能不会相信，然而如果是一百人、一千人都这样说，就会产生宁可相信其有而不相信其无的心理定势，产生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说的“群众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的现象，因而盲从和跟风，因而“一窝蜂”。那么，哪些人最最喜欢制造谣言呢？一是报复攻击型。这些人因某种原因过去受到过社会对他的惩罚，自己的利益直接侵犯或间接侵犯，因而对社会强烈不滿，总想伺机报复。二是唯恐天下不乱型。这种类型的人并无特定的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只是出于一种小市民的心理和偏执的人格特点，到处凑热闹，到处打听小道消息，到处拨弄是非，整天捕风捉影而夸夸其谈，甚至编造耸人听闻的新闻以显示其“才华”，扰乱人心。三是惟利是图型。这是别有用心的一些商家和“奸商”，出自于自身商品的利益，乘社会混乱之际，制造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形成民众恐慌、抢购心理，以此哄抬其自己商品的价格，获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一些不法商贩炮制了“米荒”、“盐荒”谣言，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拼命抢购板蓝根、罗红霉素等药品，形成了非理性抢购风潮。四是逞能型。这些人制造谣言倒并非是出于自己的反动企图，而是因自己有点“小才”，想通过编制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和“能耐”， 譬如，有的人喜欢在互联网上编造、传播自己编造的耸人听闻信息，还相互以电子邮件、粘贴在互联网公开网站上，以此为乐。五是恶作剧型。这种人始毫没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相反地，以制造社会或他人的紧张、不安、烦恼、痛苦为乐趣，对自己制造的谣言，他人越恐慌，他就越高兴。六是“无意识的谣言制造者”。这类人缺乏头脑，缺乏科学理性精神，不会独立思考，心理承受力特别低，人格脆弱，自我防卫能力特别强，一遇到什么，就想当然地想问题，胡乱地联想，而且迫不及待地将自己“想象”的结果“极其好心”地告知他人，从而在这不经意中“制造”了一次谣言。面对猛于虎的谣言该怎么办？作为社会来说，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努力克服过去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建立现代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新闻发布会，公开信息，不能“捂”，让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迅速改变民众不知情的状况；二是对那些恶意的谣言制造者，坚决进行打击，越快越好，不能手软；三是运用最高罚款及停业整顿的处罚手段显示出惩治奸商的决心和力度，决不能让这些人大发“病毒危机财”；四是作好“应急物质”的储备、调度物质，及时平抑物价，安稳民心，不让奷商得利。总之，社会应该建立起一个应对突发事件的预防机制和紧急处置机制。作为个人来说，正确的态度是：对他人的谣言应该持不听、不信、不问、不传的态度；不要人云亦云，做他人的传声筒；不要在己经传开的谣言内容上再加一些个人好恶的东西，添枝加叶，恶意中伤他人；更不能在自己私利的基础上去制造流言蜚语；一旦发现自己听到的谣言的内容与自己了解的不一致时，应该仗义执言，尽可能为谣言的受害者辩护和解释；作为个人在听到传言之后，还应该问问自己：“真的是这样的吗？”“不见得是这样的吧。这个人不可能这样坏。”“你有事实根据吗？”“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吧。”既然是听来的，还是不传为好。”一般来说，如果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多问几个为什么，无意之中起到减少谣言传播兴趣的作用，可以大大地减少谣言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因为这些抑制性的语言可以抑制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热情”，同时可以启发民众对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网友：邵道生）如何面对谣言？什么是谣言？谣言是指没有事实根据的消息或传言。谣言具有以下特性：虚无性：谣言完全是无中生有，表现为虚无性。基于事实之上的传言不是谣言，但离事实甚远甚至毫不相干的负性传言也与谣言无异。破坏性：谣言会给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甚至严重的精神创伤，有的人还会因为经不起谣言的鼓惑而罹患精神疾病如焦虑症、抑郁症、恐怖症甚至精神分裂症。谣言不仅给个人带来上述结果，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影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包括夫妻感情），甚至给社会环境如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学习环境等带来动荡和不安，从而破坏社会稳定。正所谓“唾沫可以把人淹死”，谣言的可恶之处不言而喻。最近，伊拉克因为一句谣言导致很多平民死亡的惨案，更是令人发指。传染性：也就是其易传播性。古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足以说明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有时是惊人的。一个环境中的名人尤其容易成为谣言的焦点，是因为在这个环境中他们的名声相对较大些，大家谈论起来更有意思。最近就听说有一个人亲自绘声绘色、似是而非、似有似无地传播另一个人的谣言。而且谣言越传越广，版本不断翻新，仔细一了解才知道，这个人目的无非是散布谣言、推波助澜、贬损他人。谣言制造者与传播者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前者心怀鬼胎，另有图谋；而后者大多是处于好奇，可是无意中也帮了谣言制造者的忙，所以应引起人们的注意。谣言不同于美丽的谎言。两者的目的截然不同，前者为了损人，后者为利人。所以有的谎言十分美丽，美丽的谎言谁都爱听。制造谣言者往往都有明显的动机与目的：一是利益目的，二是政治目的，三是报复目的，还有的是以取乐自我、嫁祸于人为目的。制造谣言者往往都信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所以，他（她）常常自己为自己假定 “对立面”并制造谣言。“文革”之时，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心术正者常被告，心术歪者常告人，人们常说“一张8分钱邮票就可以断送一个人一辈子”，就是这个道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再也不会回到“文革”时代，但“文革”时“整人式”的人际关系思维却依然根植在某些人大脑中难以消退。这些都恰恰反映谣言制造者内心世界的可悲与肮脏。在这个社会中，谁都不喜欢出现有关自己的谣言，特别是那些有损于自己人格、名誉、利益的恶性谣言。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人的一生中，难免都可能会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遇到有关针对自己的传言和谣言，所以学会应对谣言，也是一个人的能力。谣言制造者还有反辟谣法：一是当你要了解调查谣言或者要辟谣时，他（她）会说，你看，“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不是真的，就用不着调查和辟谣。或者把调查说成是“封堵消息”，领导之间互相包庇，让你调查不得，只能任凭谣言继续流传，同时也巧妙地保护了谣言制造者自己；二是当你不调查、表示沉默时，他（她）又会说你“默认”谣言转达的“事实”，有时越传越邪，让你名声扫地，他（她）会偷着乐。造谣者与反辟谣法的用意无非如此。无论如何，以上都说明谣言制造者一定存在着心理问题，一定在过去的情感或人际关系方面有过深层次的心灵创伤。他（她）们活着一是为自己，二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这种人所谓的“幸福”和快乐一定是表面的，没有质量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谣言制造者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必竟也是一种“心理疾病”，他（她）的内心有更不好受的地方。当然，谣言制造者的道德水平如何，无须赘述，自有公论。面对谣言，正直的人们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查看一下互联网上的消息，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各界名人谣言和辟谣的报道在传播。并非所有无中生有、无处不在的谣言都能影响到名人的生活和心情。有的人一笑了之，觉得既是谣言，迟早会不攻自破，时间能说明一切。鲁迅曾说过一句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有时连眼珠也不转一转。“很多事都是口说无凭的，你通常不知道传谣言的人是谁，与其着急不如一笑了之，这样造谣言者找不到门，也就不攻自破了。”这就是让我们泰然处之，淡泊地面对外界的攻击，但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有的人一纸诉状，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选择打官司可能更有助于遏制谣言的传播。但有时即使知道了谣言制造者是谁，你也未必能对他（她）如何，当今社会能勇敢地站出来与谣言制造者对簿公堂、勇敢作证者并不多，正因为如此，才给了谣言制造者制造谣言的机会和勇气。当然如果能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作证，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最好的结局。有时也可以借助组织与朋友的力量，在一定的场合，用一定的方法予以必要的澄清。一旦谣言制造者达不到其最终目的，心理一定会更加难受。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谣言制造者有时也在原有痛苦基础上为自己制造新的烦恼。朋友，用我的经历告诉您：无论谣言多么恶劣，天都不会倒下来！EQ理论有一句话说得好，我自己的情绪，为什么要让别人牵头走？！即使不小心被谣言整得短时间心情不好，不要紧，赶快走出来。当事实真相明了时，无论谣言制造者表面多么“镇静”，其内心深处一定会常打鼓，忐忑不安，心悸怔忡，甚至卧不安，梦不宁，最后还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自我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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