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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卧底东莞工厂,200天见证女工生存现状
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上半月》2014年第04期
丁燕是新疆的一位女作家，2011年她加入东莞文学艺术院。有人说，东莞是外来务工人员的世界，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要多，若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在东莞的樟木头镇，丁燕毫不犹豫地隐瞒了作家的身份，卧底进入一家工厂，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感受她们梦想和希望、辛劳和迷茫……
2013年10月26日，丁燕的小说《工厂女孩》获得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图书”提名。 无声叹息，疲惫青春
那是2011年年初的一天，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樟木头镇的大街上搜寻招工广告，一般工厂招工都要求女工年龄在35岁以下，丁燕已经40出头了，要找到一份适龄的工作很不容易。
终于逮到一家放宽了年龄要求的工厂，可一面试就被揪了出来：“你，戴眼镜的，可以走了。”“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合适？”丁燕据理力争。“戴着眼睛，一看就是吃不了苦的。”
回去之后，丁燕配了副隐形眼镜。
第二天，丁燕找到一家音像带盒制造厂，这回她学乖了，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家在农村。负责人问她要***，她说没有带，负责人手一挥：“通过！”
丁燕和一群年轻的女孩被带到厂里，排队领工作装，土***的旧工服，软塌塌的帽子。有专人带着她们向车间里去，两侧的重型注塑机发出噪音很大，碎屑四飞，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刺激的鼻腔生疼。
丁燕被安排在搬运车间。那天，丁燕马不停蹄地搬了两百多箱。箱子虽然不重，但反复弯腰起身欠身摆放，把没干过重活的丁燕累的人仰马翻。
晚上六点钟，下了班的丁燕按照规定去女工宿舍楼下的管理处交上自己的工牌和***。宿管二话不说，将一把钥匙交给她，叫她自己去316室入住。六层宿舍楼女孩子来来去去，丁
女工爱情观：流水线，怎成了她们爱的围城
性调查【现在东莞工厂女工】
36岁的韦思忆想重新回到流水线上，她认为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重获一份真挚的爱
流水线，一个底层工作的代名词，一个身份的标签，绝大部分东莞女工的打工生活，就开始在一条条流水线上。
有人说，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在。爱，本是最纯粹、最自由、最舒适的状态。但对于流水线上的女工们来说，爱，被现实赋予了更复杂的涵义。在本报的问卷调查中，“老乡”成了流水线上的女工们择偶的首选。这或许并非偶然，因为老乡能够给予的除了爱情，还有一种接近于亲情的亲切感。在异乡、在奔驰的流水线上、在祸福难料悲喜相随的漫漫人生中，一份带有更多亲切感的爱情，或许真的更适合流水线上不舍昼夜的女工们。
不知什么时候，流水线仿佛成了爱情的围城，有的人想冲出来，有的人想躲进去，也有的人，想进便进、想出便出。
36岁的她：想重回觅一份真情
2月24日上午，回家过年的新莞人正陆续返回，东莞还未回复往昔的热闹。那几天里，乍暖还寒的回南天让东莞的每一寸地面都变得湿漉漉的。虎门博美市场，行人稀疏，36岁的韦思忆(化名)独自坐在附近一栋民房的三楼上网。这是一间小小的制衣厂，韦思忆帮老板打理工作，十多名员工还未上班。黏湿的空气、泛着冷光的地板，更让她感觉孤寂。
中午，韦思忆下楼，去博美市场买菜。这条路，她已经走了十多年。十多年来，沧海变幻，韦思忆从当初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流水线女工，变成一名伤痕累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孤身女人。
爱情美满 离开流水线双双创业
韦思忆住在与制衣厂厂房一墙之隔的一个小单间里，房间不足十平米，潮湿阴暗。茶几上一个月饼盒里，放着一叠相片。翻着翻着，一张十多年前的照片赫然眼前：19岁的韦思忆从后面抱住老公宋伟(化名)的腰，幸福地探出头来，笑靥如花。
韦思忆觉得恍如隔世。往昔的幸福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90年，年仅16岁的韦思忆从老家重庆来莞打工。在虎门一家服装厂做流水线时，她遇见了比她大7岁的梅州人宋伟。两人认识后，宋伟便开始追求韦思忆。每天晚上，他都等韦思忆一起下夜班，用自行车载她回宿舍，还端来一碗鸡蛋面，给她当消夜。
韦思忆动心了。这一动心，便执着地认定了这个人。韦思忆完全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坚持与宋伟恋爱。19岁时，她便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3个月大时，她才告诉父母。父母见木已成舟，也便默认了他们的关系。1996年，韦思忆的儿子出生。
1999年，宋伟因偶然的机会赚了几万元。2000年，东莞经济飞速发展，四处充满了商机。据统计，当年全市的G D P比上年增长了17.9%。这一年，韦思忆和宋伟双双从流水线
辞工，两人花了4万元，在虎门博美市场附近开了一家小服装厂，招了30多名员工。“那时候订单很多，人也特别好招。”韦思忆说，仅仅一年时间，两人便赚了十几万元。
生意受挫 感情受伤她独舐伤口
但2001年，服装的客户开始逐渐流失。当年的5-7月是淡季，闲下来之后，宋伟便迷上了赌博，并将工厂置之脑后，只留韦思忆独自打理。宋伟共输了十几万，最后把服装厂的设备都卖了。
无奈之下，2002年，韦思忆把服装厂转给了现在的老板，她则在厂里帮老板打理工作，月入1500元。
宋伟开始彻夜不归，没钱就问韦思忆要。“家里总要有个人啊。”好强的韦思忆任劳任怨、勤恳工作。这份并不丰厚的工资除了要养宋伟，还要养两个孩子。韦思忆心里有个期盼，她幻想着宋伟总有醒悟的一天。
2005年，她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宋伟在外面有了女人，并把他们的儿子带回梅州过年。这对于韦思忆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此后，两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漠。韦思忆提出离婚，宋伟拒不答应。前年，宋伟与那个女人分手了，又找到韦思忆，在她面前痛哭流涕，恳求她原谅，但韦思忆不为所动。“我一直都在原点，从没变过，但他早已不是原来的他了。”
伤痕累累的韦思忆开始卖力工作。“我一定要过得比他好。”韦思忆坦承，自己怀有一种“报复心理”。除此之外，她还努力寻找着情感的寄托。在她房间的墙壁上，到处贴满了东莞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木凡的照片。2005年，木凡主持的午夜情感倾诉节目———“木凡的天空”开播，节目时间为晚上10点-11点。从2005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韦思忆经常都要加班到晚上11点左右。流水线的生活枯燥单调，那些日子里，开着收音机加班成了她最大的乐趣。而这档节目的听众有七八成是工厂里的员工，其中女性又占了大部分。难再动心
“节目里经常会念女工写的感情，有一些女孩子明明知道对方已经不爱她了，还牢牢抓住不放，真傻。”韦思忆淡淡地笑着说。电波中是别人的不幸，内心却常常想起自己的遭遇，“女人一定要坚强”，她这样告诉自己。【现在东莞工厂女工】
韦思忆的“坚强”，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两个孩子。现在，韦思忆的女儿读初三，儿子读六年级，都在梅州跟着奶奶生活。韦思忆每周都要给孩子们打个***。
“两个孩子是我的一切。”韦思忆说，2007年，孩子们让她到梅州过年，她问“爸爸不是回家了吗？”“那不一样，爸爸回家跟没回家一样。只有你回家了，才有家的感觉。”孩子们的话让韦思忆感到心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的错？”她在心里自责。
但孩子的依恋不能填满韦思忆爱情的空窗。她坦承，现在有很多人追求她，其中也不乏让自己心动的，但因为曾受到的伤害太大，她不敢再轻易付出。韦思忆说，很多男人对她动情，是看中她的职业。有些男人在跟她交往一两个月后，便提出问她借钱做生意，原形毕露。“以为我帮老板管理服装厂这么多年，肯定有很多积蓄。”事实上，韦思忆现在每月仅收入2500元，要养两个孩子和赡养父母，工资刚刚够用而已。
“我现在很想找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重新回到流水线。凭着自己的努力，工资也不会比现在低。”韦思忆说，“因为只有在那种环境下，喜欢我的人才是真正对我好。”而她也一直在等待。
29岁的她：想逃离缩短爱的距离
流水线上的爱情总有些相似。李华的爱情有一个跟韦思忆相似的开始，不同的是，李华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李华是湖南益阳人，今年29岁，1999年便进入东莞华坚鞋厂做流水线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李华与大她7岁的湖北人周文认识了。那时东莞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两人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周文的嘘寒问暖很快赢得了李华的心。2003年，两人结为夫妻。周文脾气很好，两人很少吵架。
虽然拥有同一条起跑线，但总有人会走到前面。2002年，周文被提升为班长，此后一马平川，目前已升至科长，而李华却还在流水线上。两人的收入相差两倍。
两人的“地位”越来越悬殊，周文对李华的感情却未曾改变，但李华有自己的担忧。 李华有两个中专同学，在学校时便开始谈恋爱，毕业后一起进东莞一家电子厂当普工。刚开始，两人甜蜜如往昔。3年后，男生升做了拉长，而女生则还在流水线上。男生有了嫌弃之心，并开始跟另一个同为拉长的女同事交往。
女生很受伤，此后两年，她拼命地工作，想以升职来挽回男生的心。但2008年年底，她发现自己彻底失败了，只好黯然回了湖南老家。
周文也知道这个，每每李华因此而有所担忧时，他便像按图钉一样，将李华的“胡思乱想”按了下去，但这还是不能解除李华的担忧。
东莞漂亮女工怕嫁不出去 吁“别以性都黑东莞”
在东莞打工的漂亮女工名声遭扫黄连累
在一片扫黄声中，东莞这座包容的城市，形象被一黑到底，不少在东莞打工的漂亮女性自称受到连累，有些人面对昔日同窗在网上的冷嘲热讽，担心自己终身大事不妙。
网友“@沉睡的小草”直接在网上发帖称：“希望别黑东莞了，不然，作为未婚单身女的我，好怕嫁不出啊！”
2月17日，在东莞某五星级酒店任策划的胡小丽（化名）递交辞职信准备离开。连日来，由于扫黄各种或煽情或调侃的帖子、段子，在微信、微博上转来转去，与东莞这座城市一起被评头品足的，还有在东莞工作的不少女性。
“以前我在同学QQ群上说话，同学们都比较羡慕，因为知道我在五星级酒店打工，他们如果过来找我，不仅可以吃到高档餐饮，还可以住便宜客房。”胡小丽近来却有些烦，因为同学们发在QQ上的信息开始诡异起来，似乎暗示她在东莞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江西老家的母亲更是紧张，直接打***勒令她马上辞职，并说已帮她在北京开电子厂的表哥那里找到
刚刚22岁的胡小丽长得颇为漂亮，大专学历的她两年前从江西一家技术学校毕业，听说东莞很容易找工作，便只身到东莞，凭着画得一手漂亮的宣传画，她在一家星级酒店找到一份美工工作，负责宣传策划，月薪3500元，而她的同学，大多做文员，还有一些去做保安。
两年时间，由于所处的环境见多识广，本来就是美女的胡小丽气质更加出众，春节同学聚会，不少男同学大呼当年有眼无珠。
然而，春节后东莞开始扫黄，关于“***”的话题在网络流传，在酒店工作的胡小丽也受到牵连，很多同学在QQ上问她是怎么进酒店的、有没有什么内幕，而有同学更说些怪话，说这种学历都能进这么高级的酒店，肯定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这叫胡小丽非常委屈。
羊城晚报记者日前在东莞长安某企业采访一位漂亮女职员时，对方说了一句：“真是莫明其妙，最近好多人问我是在东莞工作吗？我是在东莞工作又怎么了？”
这位漂亮女职员叫张云（化名），去年在东莞厚街买了套房子，用的是父亲给她的5万元和自己这些年赚的15万元。
张云是湖南人，这些年在长安一家小工厂做财务总监，月薪8000多元。
年轻的时候张云有很多人追，眼光较高的她看不上，一直蹉跎到了30岁。张云用这些年的积蓄在东莞买房后，马年春节她开始回家相亲，但看了几个都不满意。
春节后开工，张云又回到了东莞，几个在广州和深圳工作的闺蜜听说张云相亲，很热心的把身边的单身男子介绍过来，双方本来约好下个月见面的，结果东莞扫黄之后，对方找个借口不来了。
“并非所有成功的女性都靠姿色的，”农历3月是张云的生日，过了生日就31岁了，找一个比自己大的有点事业又单身的男人更加难——张云很忧愁。
呼吁【现在东莞工厂女工】
羊城晚报记者在厚街某外资电子厂采访时，厂长说：“现在我们厂很多单身的漂亮女工都在
厂长告诉记者，该厂晋升制度完善，只要熬够一定年头或学习一门外语，就有机会可以升级为带“长”的领导，很多女员工都很努力，而且人员流失非常少。不过，电子厂男员工很少，10年前的小姑娘，眼下拿到“长”后都到了“恨嫁”的年龄，她们大多数都是回家通过各种途径相亲嫁人，如今外界戴着有色眼镜看她们，这让她们很担心。
“你了解这座城市吗？”2月11日，一则“真实的大东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帖子在天涯蹿红。楼主“虎子666”希望网友别黑东莞，“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请告诉他，因为勤奋，我们制造这世界五分之一的数码产品，不要害怕质疑，请告诉他，因为信念，我们销毁过中国的所有鸦片，因为包容，这里吸引千万人在此生活??”
女网友“沉睡的小草”认为，“海纳百川，厚德务实”是东莞的基本写照，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总难免犯错，一个城市的发展也一样。
“独步小书童”表示，东莞是一个给机会、有容纳心、有创新、无歧视的城市。在北京，想要混得好，要看你认识什么人。在上海，要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在东莞，只要你是人，努力就可以了。她认为，以“性都”来抹杀以及无视东莞这座城市的优点似乎有些冤枉。
丁燕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女作家，2011年进入东莞文学艺术院。有人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要多，若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外来哥、外来妹。在东莞的樟木头镇，丁燕隐瞒了作家的身份，进入一家工厂，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感受她们梦想和希望、辛劳和迷茫……
2013年10月26日，丁燕的小说《工厂女孩》获得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图书”提名。
无声的叹息，疲惫的青春
第一天卧底并不顺利。
那是2011年年初的一天，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樟木头镇的大街上搜寻招工广告，一般工厂招工都要求女工年龄在35岁以下，丁燕已经40出头了。
她来到一家放宽了年龄要求的工厂，可一面试就被人家揪出来：“你，戴眼镜的，可以走了。”“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合适？”丁燕据理力争。“戴着眼镜，一看就知道吃不了苦，凭这个就不能要你。”
回去后，丁燕马上配了一副隐形眼镜。
第二天，丁燕找到一家音像带盒制造厂应聘。这次她学乖了，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家在农村。负责人问她要***，她说没有带，负责人手一挥：“行，通过了！”
丁燕和一群年轻女孩被带到厂里，先是排队领工装——土***的旧工服，软塌塌的帽子。随后有人带着她们进入车间，两侧的重型注塑机发出的噪音很大，下脚料的碎屑乱飞，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刺激得人们的鼻腔生疼。
丁燕被安排将装满成品的塑料箱搬到车间的一侧，那里的箱子已经摞了一人多高。丁燕一口气搬了两百多箱，虽然箱子不重，但反复弯腰，起身欠身摆放箱子，把没干过重体力活的丁燕累惨了。
晚上6点钟下了班，丁燕来到女工宿舍楼下的管理处，交上自己的工牌和***。宿管人员将一把钥匙给她，叫她自己去316房间入住。这是一栋6层宿舍楼，年轻的女孩子们来来去去，提着开水瓶去打水，有人边走边打***。丁燕从楼梯经过，看见走廊的宿舍门口堆满了塑料袋、一次性饭盒，敞开门的宿舍里有女孩躺在床上，把手机的音乐放到最大。
丁燕找到316房间，铁皮房门正敞开，房间里有4张上下铺，下铺住人，上铺放行李。有一个女孩在收拾东西，她叫卢小咪。“这个床位的人辞职了，没人住，你可以睡这里。”卢小咪指着自己床铺对面的那张床说。
卢小咪来自安徽农村，19岁的她高高瘦瘦，脸色蜡黄，头发也是稀疏发黄。她从16岁起开始在无锡打工，在制衣厂踩缝纫机，流水线上的工作，只做衣领。一年到头车间里布毛翻飞，上班第二天她买了个口罩，被工友嘲笑了好几次。夏天一坐就是10个小时，中间难得起身几趟，屁股捂得生疮。她忍了3年，再也做不下去了，于是舍弃一个月工资，南下东莞，进了这家电子厂。随小咪来广东的，还有她的好朋友艳萍。
发了工资，别的女孩都去买化妆品，做头发，买新衣。打工4年里，小咪基本上是窝在宿舍里，很少逛街，她对自己比较抠，挣的钱给家里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小咪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一天饭费补贴10块钱，平时加班给双倍工资，每月15号发工资后，她准时到邮局寄钱回家。
每天晚上10点加班回到宿舍，小咪坐在床边攥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肩膀和脖子，往床上一躺，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啊！真累啊！”丁燕洗漱回来，看见小咪已经睡熟了。
2011年6月，小咪接到家里打来的***，说她母亲身体不舒服，家里麦收没人帮忙，叫她请假回家。小咪知道母亲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她跑去跟组长请假，组长很为难："厂里刚接一批订单……要不你去找主管？"
小咪从组长手里要了假条填好，去找主管。不到5分钟，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主管不准假。”小咪快哭了，一年四季，她只能在春节回去一次，她挂念家里。
“为什么不辞职呢？”丁燕问小咪。小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月好歹也有两千多块钱工资，辞职回家，上哪挣钱？”小咪总是能说服自己留下，她天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食堂里打两毛钱米饭，一块五毛钱的青菜豆腐，解决肚子问题。
身份转换中，她将命运之轮抓在自己手里
2011年年9月1日，广东的天气闷热潮湿，高中毕业的申雨荷来到了东莞，她是投奔在东莞打工18年的父母。
父亲在厚街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4000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做普工，月收入2500元。迎接雨荷的是贫民区，高高低低的楼房破败不堪，窄窄的巷子间小路上铺着煤渣，石子陷在泥地里，路旁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上，苍蝇翻飞。楼道狭窄昏暗，散发着霉气。
父母住在3楼，屋里铺着劣质地板砖，卧室里一张双人床，衣柜发黄，唯一一台电器是木凳上对床放置的电风扇。阳台上有一个水池，摆着牙膏牙刷和塑料杯，客厅里一张单人床，铺着凉席。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会回出租屋与父母团聚。
雨荷18岁，只做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质检员。雨荷不缺钱花，但她不买新潮的衣服，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歌，报名学跳街舞。
昏暗的车间里，雨荷仔细检查着每件产品，还没有到下午，她就开始头晕恶心，视力模糊起来，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我觉得工厂生活很讨厌，空气都有毒，噪音也大，一进车间我就恶心……”雨荷跟丁燕诉苦，“我早晚会辞职！”
在2012年元旦的工厂迎新文艺晚会上，雨荷跳了一曲现代舞。银色紧身上衣，黑皮短裤，黑色长筒靴，扭臀，摆手，踢腿，雨荷在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不停舒展着肢体……她最后获得了二等奖，成了电子厂的名人。
年初，老板在湖南开分厂，把东莞的工人调走了一大半，以前满满的宿舍楼变得空荡荡的，只剩底下两层亮着灯。2012年春节刚过，雨荷打了辞职报告，辞职原因上写“回老家发展”。
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神情坚毅，总是严肃地紧绷着嘴，让工人们心存畏惧。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经理看出了雨荷在撒谎。
“没有。”她有些慌乱，“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回老家能做什么？”经理的声音很温柔，让雨荷心里发软，“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那您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任何你想干的工作。”经理把雨荷的辞职报告扔进纸篓，“你现在有机会做文员。”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20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出来到办公室做文员的打工妹。此时，她的父母已经辞职回南充老家盖房子去了，18年打工生涯，他们存了23万元，准备在家乡盖一座3层小楼。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租了间民房，月租180元，仅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矮桌和一个电饭煲。丁燕看望雨荷时，连可以落座的凳子也没有，只好坐在床沿。
雨荷做文员后，大家传闻，她与杜经理关系暧昧。杜经理是河北人，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电子厂的高管，他和妻子是留学时认识的。
雨荷的工作环境并不轻松，因为曾经是车间女工，她很难和办公室同事融洽相处，她除了要处理琐碎的文员工作，还要学会察言观色。即使是这样，她仍旧受到同事的排挤。因为语言的限制，她只能处理国内的订单，而不能接日本的订单，这让雨荷下定决心：学好日语！她上网查到了黑龙江鸡西外国语学院，打***去问。
“我们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可以从零学起，只要参加全国高自考统一考试，过了12门课程，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
雨荷辞了职，准备坐火车去鸡西。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杜经理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要去，哪里都一样。”雨荷轻声笑着说：“那边会下雪的哦，我好喜欢下雪啊。”杜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
雨荷哭了，挂断***。
2012年11月25日，雨荷拉着行李箱来到东莞火车站，箱子里塞了羽绒服、厚毛衣，绒线帽、棉手套、羊毛袜——应对鸡西寒冷的天气，雨荷准备得非常充分。
中年女工的悲哀：无法协调的工作、婚姻和子女教育
陈大姐45岁，贵州人，在这个厂里，她已经工作了15年。她长得精瘦，头发又干又黄，脸上的皮肤因为疏于保养而粗糙苍老。陈大姐在樟木头镇跟丈夫一起租了个房间，丈夫曾在玻璃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得了肺结核，被工厂开除，从此窝在家里不上班，还爱发脾气。
厂里接到一批韩国订单，陈大姐准备先回家做饭，再返回工厂来加班：“我要回去给他炒菜，不然他会发脾气的。”丁燕劝他：“你叫他吃泡面！”“他不肯，说是吃惯了我做的菜，不能凑合。”陈大姐神色坦然，“以前，他也是拿钱回家的……”
晚上8点，车间重新变得忙碌起来。主管巡视着车间，工人们埋头苦干，加班4小时，给1.5倍工资，许多人的工资都是靠加班才多一些。然而，陈大姐始终没有出现。
早上，刚推开玻璃门，丁燕就听到陈大姐的笑声，循声望去，她顿时怔住：陈大姐的左眼淤血，右脸有道刮痕，上唇也裂开了口子。见到丁燕疑惑的眼神，陈大姐毫不介意地笑了：“是那个死鬼打的！”“为什么？”丁燕愤愤不平，“他还有什么理由打你？”
陈大姐低下头，懊恼地说：“昨晚回去的路上，我买了彩票，输了50块钱，50块钱可以吃一顿大餐，买好些蔬菜和肉，买一袋子米，或者等女儿来了好好招待她吃一顿丰盛的饭菜……”陈大姐数落着自己：“他一听说我输了50元，就扑上来打我。”陈大姐头一扭，抬高了声音：“我跟他对打，本来他就弱，又有病，还饿了这么久，我打得他趴在地上起不来。”陈大姐得意地说，“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管不着！”
她将丈夫拖上床，自己收拾混战后的屋子，扫地拖地，淘米洗菜。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陈大姐说，“我让小兰从老家带了腊肉，很正宗的！”
小兰是陈大姐的女儿，个子高挑，唇油闪闪发光，指甲涂成宝蓝色，金色长发直垂到腰，身穿窄腿裤，短袖圆领衬衫紧裹，凸显出年轻人的曲线。
她懒散地坐在凳子上，咬着手指上的一根倒刺，高跟鞋的后跟轻轻敲打凳子腿。陈大姐给女儿指路：“进电子厂，先当普工，等干到主管后，找个老乡结婚生子……”但女儿一扭头：“不！你要把你吃过的苦让我尝一遍才心安？我要到酒店当服务员。”
“去那里的都是坏女人，回老家不让祭祖！”
“那我去商业大厦卖服装，底薪900元，加提成，能拿1500元，将来自己开店，再开分店……”
“成天挂着笑，老了怎么办！”
两人打起来，撕扯着对方，扭成一团，夹杂着咒骂，尖叫。这幅画面让丁燕发毛，她动弹不得，她心目中的女人不该这样滑稽、野蛮、凶狠，她们应衣着整洁，头发蓬松，弹琴诵诗……
最后，小兰把头发梳好，恢复了平静，既不悲伤，也不委屈，对母亲说了句“你不用找我了”，推门而去。她的背影看起来美丽极了，飘散的长发，刚好遮住脖颈上被母亲指甲抓破的伤口。
小兰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将自己隐匿于人海中。陈大姐并不为女儿担忧，她认为女儿离家出走，只是借故不再麻烦她，让拮据的日子稍好一些。女儿已懂事，可以到外面去闯荡了。
200天后，丁燕离开了工厂。
200天，丁燕见证了女工们青春、爱情和梦想……
阿凤美甲店是正月十二开门营业的，往年这时候都会迎来一轮火爆的生意。因为年前，厚街的姑娘们都会来做一套新指甲，光鲜亮丽地回到老家，亮甲片的保质期不过20多天，过完年回来就需要赶紧来换新甲片。可是，今年特殊，正月初九就掀起了“扫黄”风暴，阿凤美甲店里一直冷冷清清，老板华仔打***给远在湖南的老婆，让她先别回来了。“开门一天的人工和房租就是2500块，开门头两天是1200块收入，昨天就只有800块了。”他很焦急，正犹豫着要不要离开东莞。
2001年夏天，怀揣一门美甲手艺的湖南小伙华仔第一次来到厚街的时候，被这里的景象震撼了：“真是好地方啊，康乐南路满街都是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子。”他第一次来东莞，为的是考察美甲市场，找个落脚地开店。他还去了虎门，但发现两个地方的女孩差别很大：“虎门的女孩大都在服装厂上班，消费能力有限，有闲钱做指甲不如去买几件漂亮衣服穿。厚街不一样，尤其康乐南路周边，很多女孩是被老板包养的二奶，或者自己在夜场上班，她们消费能力强。”可是，最后华仔并没有把店开在厚街，反而选择去虎门摆了一年的夜摊。“我就是为了积累经验、锻炼技术，如果第一站选在厚街，手艺不行，做不出名气就栽掉了。”他真正瞄准的还是厚街。
第二年，华仔带着老婆阿凤“杀”了回来，把摊位摆到了华润三楼的电梯口。他们从一家盘发化妆的老板那里租到一个小摊位，一米长，每月租金是1100块。当时的康乐南路刚刚成型，华润商场是厚街人气最旺的地方。“洗手间门口都给租了出去。”华仔回忆，那时的康乐南路，平时人就很多，到周末，街上都是人推着人走。
2002年，华仔来厚街的那一年，可谓是东莞黄金时代的起始点。这一年前后，发生了很多对厚街来说意义非凡的事。先是3月18日，13万平方米的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在厚街落成启用，当晚，中央电视台的“同一首歌”也来到这里，为第二天开幕的第七届名家具展览助兴。展览中心拥有8000个展位，由厚街镇政府牵头兴建，其中镇政府出资30%，剩余的股份由当地29家集体所有制和民营企业所有，由家具展销会起步的厚街会展业由此具备了真正的大平台。那一届展期4天，接待观众30万人次，意向成交合同额比上届增长了七成，其中40%为出口订单。
与会展业关联最紧密的是高档酒店的兴起。这一年，开在会展中心旁边的嘉华大酒店在经过一年营业期考察之后，拿到了五星级的牌照，成为厚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之前的2001年9月，赶在全国第九届运动会在广州开幕前，28层高的嘉华大酒店开业。厚街位于广州和深圳的中间点，到两个城市的车程都在一小时之内。嘉华大酒店的老板林干能早就瞄准了九运会的时机，为此，他还不惜重金，花2000万元在酒店旁边兴建了一个飞碟射击靶场，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争取到了九运会飞碟射击比赛项目的举办权。
刚开始做美甲，华仔心里也没底，他做着最坏的打算。“我把表妹叫过来，让她和我老婆阿凤一起干，我对她们的要求是够自己吃用就行。我就回浙江打工去了。”没想到不过两个月后，他就发现夫妻共有的存折里多了7000多块钱存款。“这是两个月的纯利润，而当时油漆工一个月工资不过1200块。”于是，华仔立刻从浙江回到了厚街。
与华仔差不多同时来到厚街的还有江西小伙黄京和安徽人曹东波。黄京是追随女朋友而来，他大学毕业，学的是市场营销，初来厚街的时候心高气傲，找了3个月的工作也没找到。“当时厚街主要是订单加工，大量招聘的是技术工人和普工，主要是鞋厂和家具厂。企业只看经验，学历什么的都没有人问，没有行业经验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黄京最初的理想岗位是销售主管，后来降格到行政主管，可发现还是不行。“那时候工厂行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招聘员工、安排食宿、给每个人记考勤、月底结算工资。”碰了一鼻子灰的黄京，花光了带来的钱，房东给他3天时间，交不上钱就要走人。无奈，他最后找了份在当地人才市场当助理的工作，现在做到了营销总监。
曹东波来厚街之前，已经在东莞的太平镇待了很多年，他做过文员，开过电器店、影楼，也摆过地摊，甚至靠帮别人排队和给自行车打气挣钱。2001年，父亲得了癌症，一场大病花去了他所有积蓄。“父亲临终前给了我一个他的日记本，上面记着我从到东莞以来每月给他寄的钱，加起来有18万多元。”来到厚街，曹东波要从零开始。他发现当时东莞的男女比例是1∶5左右，觉得女人的钱应该更好赚，就决定去开化妆品店，卖雅芳产品。去东莞的雅芳营销部门开会，曹东波是唯一的男性，但他没有退路。
为了招揽顾客进店，他专门跑去学跳舞，然后在大庭广众下表演。“第一年，我做到东莞雅芳销售的第一名；第二年我做到广东省第一名；第三年我做到全国第一名；第四年我已经是亚太区第一。”当时曹东波被称为“中国雅芳先生”，自己手下的直营店达到130多家，从东莞延伸到深圳、广州，手下的雅芳专卖店也多达470多家。“当时喜来登那里还是一片荒地，窄窄的国道有些地方还是用石子垫的，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他向我们回忆。现在，他名片上印的头衔包括：香港酷酷女人世界国际美容化妆品集团连锁公司总裁、广东省东莞市酷酷女人世界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酷酷两个字做成了黄底黑字，格外显眼，就位于喜来登大酒店旁边。
“去东莞”，是那个年代激动人心的一句话。2001年，在广州打工5年的湖南青年Victor回老家待了半年，因为谈了5年的一场恋爱最后以分手结束。“那时候重感情，爱情就是一切，5年来挣的钱都花在女朋友身上，最后一无所有了。”在老家，他常常想起在广州打工的时候，经常见到几十万元的名车挂着“粤S”打头的车牌，便四处向人打听，得知那些豪车来自东莞。于是，这年底，他收拾行囊，跳上了开往东莞的大巴。“那时候，连东莞在哪里都不知道，只想着去淘金。”
稍晚一点，2004年3月的一天，湖北小伙韩宇跑到武汉火车站买了张开往东莞的火车票，出生在农村的他，从小就听村里大人说起去东莞打工的故事。大专要毕业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东莞。为了此行，他做了将近一个月的准备，买了行李箱、笔记本、文件夹和一套廉价西装。临行前那晚，他特意跑到武汉奥体中心，看了场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中国国奥队对阵伊朗。“那是大学期间的梦想，票是花80块钱从黄牛手里买的，很心疼，但也算是向这座城市告别了。”可是，当韩宇第二天下午站到东莞东站的出站口时，却发现这里一片杂乱。“当时有点失落，心里想，大名鼎鼎的东莞，怎么还没有武汉好？”找了间30块钱/天的小旅馆，放下行李，他就跑到网吧去搜集招聘信息了。很快，他在厚街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业务员的工作，试用期3个月，每月800元，如果能够拿来6万块钱的订单，就可以留下来，但是，此后就不会再有底薪了，只按照业绩的3%提成。
比这些打工者稍早一点到来的则是港台投资者。2000年，台湾老板许振刚终于下了决心要来东莞定居，他租下了一座三层的厂房，专门生产塑料小玩偶，出口日本。整个90年代，许振刚频繁奔波在东莞、台湾和日本之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在这三地之间飞一次。他还记得台湾人刚刚到东莞投资时的热情，“那时候还没有直航，都是先飞到香港，机场有直接到东莞的巴士，250块钱一张票，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了”。东莞各镇为了招商引资，几乎每个镇都在香港机场设有大巴接送。
1984年，台湾《劳动基准法》颁布实施，劳动力成本上升，掀起了一轮台湾工厂外迁的高潮。东莞市台办的资料显示，从1987年到2000年11月，台资企业已达4147家，成为全国地级市台商进入最多的地区。许振刚回忆，1995年时，台湾工人月工资2万台币左右（折合人民币约4000元），而大陆工人的月薪只有200多块，相差20倍。可是，当时台商对大陆政策仍心存疑虑，加之两岸教育、医疗相差甚远，所以，很少会把家眷带来，往往都是单身一人在东莞。因为当时大陆尚未培养出成熟的生产管理人员，工厂的高管只能从台湾请，“收入是他们在台湾工作的两倍才肯来，还要包探亲的机票，给租好公寓”。他们构成了东莞第一批商业消费的主力。
同样在2000年，当地家具老板方沛德痛下决心，砍掉在全国各地开的商场，收缩战线，专心做生产。方沛德1987年办家具厂，是当地最早一批家具企业，可是，别人在1995～2000年埋头赚大钱的时候，他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线——去全国各地开家具商场。5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反而还拖累了自己的家具产品。这一年，他自己一个人背着包，转了10个城市，到处去看商场里卖得最好最贵的家具是什么样子。后来，他发现，有一款白色亮光镶嵌玉石扣的欧式家具在大城市很流行，一张床能卖到1.5万元。“凭什么我做的床只能卖3000元？”他到处打听，终于知道了生产这款床的家具厂就在东莞虎门，回来后，他马上跑去挖走了对方的两个高级技工。两年后，他给自己的家具起了个名叫“天鹅城堡”，寓意白色的欧式家具，高贵、典雅，他信誓旦旦要走“品牌之路”，准备大干一场。
业务员韩宇和另外五个小伙子挤在一间宿舍里，每天早上7点就出门，坐公交车在东莞的各个镇之间跑单子。那时候，东莞是个大工地，尘土飞扬，早上出门穿的白衬衣，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灰色。公交车上人挤人，治安很差，小偷明目张胆。“经常在公车上看到小偷摸别人的手机，发现了就晃悠两下还给你，没发现就拿走了。”为了不被偷，韩宇从不敢在公交车上睡觉，哪怕要走3小时的路，他也打起精神硬撑着。
可是，即便如此，在2004年那一年中，他还是被抢走了3部手机。当时，厚街飞车党横行，韩宇被抢的第一部手机是TCL双屏翻盖机，是他来东莞前专门买的，用了刚刚一周，白天在路边接***的时候被飞车党盯上了。韩宇本能地死死抓住，没想到，飞车贼掠走了手机盖，剩下另一半主机还捏在手里。没钱买手机，他就连上一个耳机当听筒，用这半部手机继续跑业务。“没有显示屏，不知道来***的是谁，就逼着自己努力记住每一个客户的声音。”两个月后，他花200块钱买了部旧手机，一次站在街边发短信的时候又被抢走了。第三部也是如此。
韩宇并没有被满大街的飞车贼和小偷吓住，他很快就喜欢上了厚街。“在这里没人问你的来路、学历、家庭出身，只要能拿回单子，就是胜利，遍地机遇。”3个月后，韩宇顺利完成销售任务，留了下来；半年后，他从一个湖北老乡那里拿下了一个大单，从此在厚街站稳了脚跟，搬出了宿舍，租了个一房一厅，开始谈起了恋爱。
当时，在厚街流传着一个说法——“想要做老板就去做销售，100个业务员里能出90个老板。”韩宇像保姆一样服务着大客户，他帮他们接送儿子上幼儿园，帮着买菜做饭，他请采购经理和采购员吃饭、唱歌、***，只要他们在饭桌上无意谈起自己喜好什么，韩宇就会默记在心上。就这样，一年半之后，韩宇的银行账户上就已经积攒了40万元。他辞掉了业务员的工作，跟几个朋友包下一间小厂房，准备自己做老板了。
“当时一个好的业务员，每年挣五六十万元很正常，按3%的提成，也就是2000万元的单子。”韩宇回忆。他自己厂的一个小姑娘，其貌不扬，但声音甜美。小姑娘特意去影楼拍了套艺术写真，放到网上，然后隔三差五地用Skype和上海一家世界500强的采购经理聊天。后来有一次，采购经理去广州出差，决定到厚街来看看，韩宇的老板亲自出面，请对方去嘉华大酒店吃饭，后来还专门带着样品跑到上海去公关，半年后，终于拿下了超级大单。老板没有贪功，而是把提成都算在了那个小姑娘头上，于是，她摇身一变就成了年薪40万元。
财富涌动在大街小巷，也涌动在每个淘金者的心头。从失恋中走出来的Victor，很快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起了销售。“当时80%以上的外来购房者是香港客人和台商，主要是用来养二奶，开发商做的房子也冲着他们来，基本都是小户型公寓。”Victor虽然来自湖南，但他早年在广州打工的时候学会了说白话（口语上对粤语的专称），很容易就跟香港客户拉近了距离，为了维持这层亲近感，他一直告诉客户说自己是广东人。“那时候，20万元一套的房子能够提成600块，一个月总能卖出十几套，赚万把块钱很正常。”
康乐南路商业街具备了现在的形态，已经有了康帝俱乐部酒店、海悦花园酒店等几家高级酒店。2003年，喜来登大酒店开业，成为第一家在镇上开出的全球高档连锁品牌酒店。华润商场的火爆也可从租金略见一斑，2002年华仔初租时是1100元/月，三四年后就长到了1900元/月。
美甲的价格最初很低，5块钱涂指甲油，10块钱基础护理，20块钱就可以花半个小时做出花花的指甲。华仔说最初他只是想把服务做好。“我跟员工们说宁可丢了等待的客人，也要把手上的客人做好。”2005～2008年是他感觉生意最旺的黄金年代，最多时他手下有20多个员工。他先是从电梯右侧的一米摊位扩容到增加了电梯左侧的4米摊位，后来又租下了一层自己的店面。最好时候，他一天的营业额是3000元，也就是说一天要接待近百个客人。
酷酷老板曹东波的客户多数是公司白领和小企业主的老婆。“2007年的时候是我最旺的时候，那时光VIP客户参加的年会就有上万人。”除了直接面对消费者卖产品，曹东波还负责培训直销店的营业员。“那时候每个月我要负责安排就业的学员就有几百人，那会儿这是最头疼的事。”想来学习化妆、美容知识的女孩很多，曹东波回忆，除了小部分的公司白领，很多学员都是工厂的女工，她们经过3个月的培训就可以拿到国家认可的技术***。而当时美容化妆顾问的薪酬能比生产线女工高出30%。
黄京所在的人才市场成为这段时间厚街最拥挤的地方。一个企业招20多个工人，但是报名的有三四百人。人才市场上班一般是8点钟，但那个时候6点多钟就要跑到人才市场排队，等着进场的机会。天南海北的淘金者来到厚街，劳动力远远供过于求，这给了人才市场做专场招聘的机会。2003年3月，黄京筹划举行的首届家具业专场招聘会就有80多家企业参加，求职者超过3000人，比传统的综合性招聘会增加了近50%的岗位。他们后来又策划了鞋业、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使全年的招聘场次由96场增加到了170场，每年服务的求职者达到20万人（次）。
2002～2007年，几乎在每一个讲述者眼里，这都算得上是厚街的黄金年代。财富涌动，梦想发酵，欲望横行。现在看，这段时间或许是财富洗牌的最后机会了。在这之前，厚街就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财富分配，并由此奠定了日后的江湖格局。
1999年，村民选举第一次实施，方沛德被大家选为厚街镇双岗村的村主任。双岗村位于厚街和沙田镇交界处，是个有着五六千人口的大村子，土地约4000亩。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就有很多人去深圳打工，赚到第一桶金后回乡办起家具厂。1999年，厚街镇第一次举办名家具展，就是临时借用了双岗村自己建起来的家具展馆，由此成为厚街会展经济的起始点。
方沛德上任后，却吃惊地发现，虽然村里人多地多，但集体经济却很落后，村里一年下来收入少得可怜。他暗地查账，最后发现，从1995年开始到1999年，村里大量土地卖给私人建厂，前后累计有将近3000亩，可卖地的钱却没有收上来。村书记处处阻挠，无奈，方沛德找了自己在国土局的战友帮忙派人来清查，最后收回了6000多万元。
土地，是东莞当年起步的最主要跳板，也是造成当地贫富分化最主要的资源要素。据方沛德介绍，上世纪80年代，村里开始搞开发，当时是把土地集中整理，一部分盖成厂房直接出租给外来投资者，然后拿租金给村民们买社保、分红；另一部分则可以直接卖给村民个人，刚开始每平方米三五十元，到1995年就涨到了130元。方沛德早年去深圳打工有些积蓄，他在村里买了2000平方米，又去隔壁的沙田镇买了1万平方米，这两块地皮就是他现在最大的财富，一块自己拿来建厂，另一块出租。
像方沛德这样幸运的村民毕竟是少数，按照他的说法，“当年有实力买地的村民不超过20%”，大部分人还是只能选择土地上缴，按月领分红。不幸的是，双岗村卖地太多，大部分土地直接出售，村里用于创收的集体土地很少，每年只有3000万元的集体收入，扣除社保、管理、治安、办公等费用，每人每月只分红50块钱。有村民跟方沛德诉苦，说自己每月领分红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买两袋米放在家里，先保证填饱肚子。听起来有点穿越感，一点都不像今天发生在东莞的故事。
厚街，始建于北宋徽宗宣和中期，距今已有800年历史，最初因选址“军铺”（随军眷属圩场）后面，故名“后街”，后来取生活“丰厚富足”为意，改名“厚街”。改革开放前，以穿越镇子的莞太路为界，路东有田种点红薯，还能勉强填饱肚子，路西水多田少，只能种莞草，编成凉席去卖，才能换回粮食充饥。方沛德本来兄弟六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饿死了两个，只剩下四人。他是老大，1975年去当兵，复员后在村里的机械厂干活。
方沛德的发家史，代表了最典型的当地富豪成长轨迹。1979年，方沛德还在机械厂做工，下午不上班时就去村头的河涌捞点小鱼小虾拿去卖。一天，他无意中看到对面沙田镇过来的几个人，无论男女都留着一头长发，他好奇地上前打听，原来是因为村里没有路通镇上，划船去镇上的理发馆来回要一天的时间，很多人嫌麻烦就索性留起了长发。一般人看个热闹也就罢了，方沛德却从中看到了商机，他找亲戚借了15块钱，跑到东莞买回一套理发用具，骑自行车去沙田村子里摆起了理发摊。“当时理一个头2毛钱，10分钟搞定，村民们都排着队来理发。”方沛德回忆起来仍两眼放光，“一天下来能挣10块钱，相当于机械厂半个月的工资啊。”
靠理发挣到1000块钱的时候，方沛德买了辆二手手扶拖拉机用来跑运输。当时正是村民们盖房子的集中时期，用来拉砂石的拖拉机供不应求。他白天给生产队干活，晚上开着拖拉机给村民拉沙子，听说深圳那边开始搞开发，很多当年逃港的人回乡修房子，他就软磨硬泡向生产队讨了张边防证，开着手扶拖拉机去闯深圳了。那时候，深圳处处在盖房子，只要把拖拉机停在出租房前，就自然会有人找上门来。他和同伙天亮而出，天黑收工，一天拉20车沙子，一车3块多钱，一天挣的钱就比一个月工资还多。
挣了钱就买新拖拉机，很快，方沛德的砂石车队扩大到十几台，他买了辆摩托车，天天奔波在各个工地上去收钱，很快每天竟能挣到几百块！像方沛德一样，现在厚街产业最大的几个大亨，基本都是当年在深圳做建筑工出身，他们都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冒险精神。方沛德经常在各个采沙场之间转悠，他发现现在深圳大学后面一个村子有一大片优质沙田，就找到村里的生产队长谈承包，收益归方沛德、抽沙队和生产队长，各占三分之一。说干就干，每天来排队买沙的车子络绎不绝，在码头支起一张破桌子直接收钱，每天就能有1万多元。“每晚回去分钱，一人分3000多块，那种感觉真是太刺激啦！”方沛德回忆。可惜好景不长，只干了20多天，就被得到消息的当地政府赶来制止了。
方沛德胆子越来越大，他又发现一个拉砖的小码头，每天都会有十几艘小船拉着香蕉前来，卸货后就被来自潮汕、惠州的大卡车抢购一空。连续观察了好几天，发现香蕉不愁卖，他就琢磨着怎么垄断这条线，找到生产队长把码头承包了下来。方沛德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他投入15万元，一口气收购了小船送来的全部香蕉，然后准备再加价卖出。可是，那些潮汕人更狡猾，他们知道香蕉最怕腐烂，堆在码头不出一周就变黑，所以，干脆打起了消耗战，车停在码头就是不去收购。第一天，方沛德的香蕉只卖出1/3，第二天，又收购了15万块钱的，结果还是只卖出了1/3。到第三天，方沛德发现势头不对，香蕉仍源源不断送来，他停止收购，开始低价抛售，甚至半价甩卖，一周之后，香蕉熟透，没卖完的只能倒进海里去。香蕉生意让方沛德亏了十几万元，元气大伤。1987年，他回乡办起了家具厂。
与方沛德的冒险不太一样，王胜培要保守一些。他父亲就是当年厚街村的老书记，上世纪70年代带领大家搞起了莞草编制，启蒙了大家的商业思维。毕业后，王胜培一直在经销鞋子，后来台湾人来厚街投资办鞋厂的越来越多，这里渐渐形成了鞋业的配套产业。1992年，王胜培也开始涉足生产，自己村里的地已经卖完了，他就与人合伙在莞太路旁边的赤岭村买下一块地皮，建起厂房，专门做鞋底和模具，供应台资鞋厂。现在，他的跨日集团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综合鞋厂，王胜培也当上了厚街鞋业协会的会长。
一双看似简单的鞋子，实际上至少需要几十家工厂的配套，涉及上千种配件生产，比如，一根简单的鞋带，就需要两三个配套厂。由此，产业聚集的优势越发明显，制鞋业逐步成为与家具业并举的厚街主力产业。最鼎盛的2008年，厚街的鞋子占到全世界贸易量的18%，这意味着，全球每5双鞋子中，就有一双是产自厚街。
香蕉生意或许改变了方沛德一生的命运，当年跟他一起去深圳做建筑工的同乡们，很多都发了大财。方沛德是林干能的妹夫，当年他在深圳开拖拉机拉沙的时候，大舅哥林干能也在深圳做泥瓦工。听妹夫说运沙更赚钱，他也想试试，可他开拖拉机的技术不好，不是翻车就是开进河沟里，还被砖头砸破了头，干了几天觉得不顺，就又回去砌墙了。
1985年，已经成为小包工头的林干能回到家乡双岗村，先是帮着村里修柏油路，接着又承接了小学校舍和村委会办公室的工程，之后，村里的厂房建设基本都承包给他。林干能由此起家，在90年代后期进入房地产开发，资本实力渐强。2001年，他投资的嘉华大酒店成为厚街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林家也进入厚街大家族的序列。
虽然2009年嘉华大酒店扩建二期，修了一座53层的主楼，至今仍是厚街第一高楼，但2010年开业的厚街国际大酒店才是小镇的新地标。它与喜来登大酒店隔路相望，48层的360度旋转餐厅可以同时接纳150人就餐，楼顶还建有直升机停机坪，奢华的总统套房在携程网上每晚的订价是6200元。厚街国际大酒店的外立面装修风格与嘉华大酒店类似，白色基调，配以蓝绿色玻璃，还用了同样的LOGO，他们都是林氏家族的华源集团旗下产业。
厚街现在开业的四家五星级酒店里，林氏家族就独占两员。另外两家，喜来登大酒店的业主是陈氏家族，富盈酒店则属于刘氏家族。在厚街，乃至东莞，大家族与大酒店息息相关。
厚街的酒店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一次跳楼风波。当时，在厚街办胸围厂的香港老板王凯麟因为订单出了麻烦要跳楼，被镇领导劝了下来。次年，他慷慨投资在厚街镇上建起了一座三层楼的美东大酒店。现任厚街商会秘书长王沛江那时候还在上小学，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美东大酒店开了第一家歌舞厅，2块钱一张门票，成为厚街年轻人的聚集地。两年后，美东大酒店经营不善，低价转让给了厚街镇政府，更名为厚街大酒店。
当时的厚街政府，请了一个叫雷迎的香港商人来入股厚街大酒店，这位外号“雷公”的港商，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惠阳（当时东莞县属惠阳地区）去申请了一张芬兰浴牌照。那时候，在北欧国家芬兰兴起的***浴刚刚在香港流行起来。可是，只过了一个月，厚街大酒店的芬兰浴就关门了，因为有人举报从事***服务，只好改做卡拉OK来吸引商务客人。
厚街大酒店的兴盛持续到1995年，那一年，厚街大酒店成了香港客人的首选，有粤通公司直达香港红磡的班车，也有代售虎门太平口岸的飞艇船票。它可以算作厚街高级酒店业的“黄埔军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引入香港酒店管理经验，直到现在，在厚街的喜来登、嘉华和国际大酒店里，还有很多从厚街大酒店走出来的资深管理人员。
1997年，陈旧的厚街大酒店重新装修，可是，开业后仍然颓势尽显。这一年，厚街的民营资本开始进入现代酒店业，昔日的包工头陈润昌在珊瑚路上兴建了他的第一家酒店——珊瑚大酒店。陈润昌来自厚街新塘村，早年在深圳宝安承揽工程发迹，回乡后和女婿陈礼明合伙成立了昌明集团，在附近的道滘镇、塘厦镇等地兴建商务酒店。2003年，他引入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喜达屋集团，加盟了喜来登酒店品牌。据说，为了节省设计费用，陈氏家族投资的几家酒店，建筑外形都一模一样。
1997年，香港回归，虎门大桥通车，从香港到厚街的车程缩短到1小时内，以珊瑚大酒店为代表的现代星级酒店在厚街如雨后春笋。但是，它们大多靠自主经营，并没有引入国际品牌。曾担任嘉华大酒店董事总监的邓淦辉向我们解释，国际连锁品牌酒店的最大优势在于其客房系统，每年数百万元的加盟费，主要就是为了共享其客房预订系统，但其客源主要针对欧美客人。可东莞情况不同，来厚街的商务客人，80%是港商和台商，东方文化更讲究亲近感，与欧美酒店文化中保持距离的服务理念不同，要的是宾至如归的感觉。
经过几年的摸索，厚街的高级酒店逐步找到了各自的特色。喜来登大酒店主要针对欧美客源，国际大酒店则主打高端商务客源，康乐南路上的康帝俱乐部酒店则针对日韩客人，还专门修了一层日式客房。老牌的五星级酒店嘉华则主打会展和商务会议牌。2005年，投资嘉华酒店的华源集团参与改制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将酒店与展会连成一个协作平台。也就是那一年，嘉华大酒店被广交会相中，成了广州之外唯一一家有资格办展览证的酒店。
在厚街，大酒店是散落在各处的地标，打车的时候，说去什么路司机一般会犯糊涂，但只要说附近有哪家酒店，司机立马知道怎么走。方圆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20多家星级酒店，厚街由此成为中国星级酒店最密集的地区。2010年1月15日中午，100辆大巴载着4500人开向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这是全球最大药企辉瑞制药的中国区年会，嘉华酒店作为牵头组织者之一，联合了周边的所有五星级酒店，共同拿下了这笔3000万元的年会大单，也把厚街的酒店业推向了顶点。
被称为厚街第一大家族的王氏家族。2002年在康乐南路开出第一家四星级商务酒店——康帝俱乐部酒店，由此，创立康帝品牌，现在已经在惠州等地开出了多家康帝酒店。东莞市区的康帝国际大酒店形似央视新大楼，是其名下最新产业。“虽然东莞高级酒店市场饱和，但王氏家族家大业大，建这么高档的酒店也许就是为了宣传集团的品牌形象。”一位当地的酒店业资深高管猜测道。
在厚街，王氏家族的产业遍布大街小巷，酒店、家具厂、商场、住宅楼一应俱全。厚街与东莞市区交界处的康华医院耗资10亿美元，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医院，也是王氏家族投资的。2006年6月21日，王氏家族的灵魂人物王金城就病逝在这里，时年仅仅49岁。
王金城来自与双岗村相邻的涌口村，家里兄弟四人，还有两个妹妹。王金城是长子，小时候跟随父亲走街串巷贩卖鱼干，后来去深圳做过外贸。方沛德记得，1985年左右，王金城开了间板材厂，仅仅两年后，他就拥有了惊人的财富，开始到处圈地。没有人能够说得清他真实的发迹史，甚至有人猜测可能跟走私有关。现在，王氏家族的触角已经无处不在，旗下的金融业务由老二王玉城打理，酒店和房地产由老三王文城打理，民营医院由妹妹和妹夫负责，王金城的儿子刚刚三十出头，在上海跟人合伙开了家云计算公司。只有老四王国城爱玩，索性就投资开了家创世纪会所，集演艺、酒吧和夜总会为一体，是厚街夜生活的旗舰店。
月儿终于答应见面。飘着冷雨的深夜，她穿单薄的套装，外面裹一件呢子风衣，瑟瑟地站在街头，四处惶恐地张望。她是创世纪会所的常客，每逢休息日就和朋友去喝酒，除了放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偷师学艺，因为创世纪的舞蹈编排很有新意。作为厚街一家中型夜总会的舞女，月儿每晚的工作就是在包房里为客人跳舞，她和另一个女孩编为一组，偶尔也会被客人灌几杯酒，收入是客人给的小费，有时候一晚上四五百元，幸运的时候也能过千元。月儿澄清自己只是跳舞的，不会跟客人出台，但后来闲聊的时候，无意中她又自言自语道：“现在风声太紧，也有些老客人找我，我都不敢出去。”
月儿是2005年来到厚街的，那时她还只有13岁，刚刚小学毕业。她出生在云南的大山里，哥哥早年来厚街打工，生了孩子需要有人看，就把她叫了过来。看孩子看到17岁，小孩上了幼儿园，月儿就出门找工作了。她只有小学***，又没学什么技术，但长得漂亮，身材好，就听朋友介绍去了一家舞蹈学校学习跳舞。交2000块钱，用两个星期的时间，月儿就从一个腼腆的山村小女孩儿变成了一家夜总会的舞女。只是，沉静的时候，她还是像只惊恐的小兔子，眼神里满是对现实世界的好奇和茫然。我们一起去吃火锅，月儿甚至都不会点餐，她说她从来没有点过餐，出来吃饭都是别人点好她只管吃。但吃饭过程中，她很熟练地为我倒啤酒，姿势倒是有几分老道的样子。
在厚街，像月儿这样与***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没有人能够确切统计她们的数字，而只是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厚街有大大小小的酒店四五十家，几乎每家酒店都会有一家夜总会和一家***部，这已经成为酒店的标准配置。夜总会经理Victor告诉我，一家中型夜总会至少十几个妈咪，每个妈咪手下又至少有十几个***，总共大概200个***，而***部也有100多个***。按照一家酒店300人计算，直接从事***业的***就可能超过1万人。在厚街流行一个说法——如果算上散布在大街小巷的发廊、小***店等场所，厚街大概有3万***，每个***会带动大概5个人的就业，包括在夜场上班的服务员、餐饮店、出租车司机、美容美发、服装店等各行各业。
华仔告诉我们，他店里的客人有一半是家庭主妇、老板娘、公司白领，另一半则是在酒店工作的妈咪和***。美甲也有淡旺季，农历四月到八月属于旺季，每到下午和晚上，形形***的女人来店里，华仔发现***们都是些20出头的年轻女孩子。“有些打扮得像老板娘一样很华贵，有些穿着像公司职员，可是后来你在夜总会，总能看到她们也站在那里。”华仔不许员工和客人有任何私下交往，如果发现就会被立刻送回老家。很多客人也并不避忌提自己的职业。“做指甲都要半个小时，有人直接说自己是哪个场子的妈咪，有人会说自己上个月赚了12万元，还有人打着***说晚上要订一间房。”2005～2008年生意最好的时候，华仔在虎门开了分店，但是论消费能力完全无法和厚街比，差别也就在这些酒店***。“别人都做，如果你光秃秃的手就显得不好看，很多人做过一次就会坚持来做。不过也有一些高级酒店是不允许***做指甲的。”
Victor介绍，东莞的夜生活，早期仍然是从香港流入的歌舞厅，从台湾学来的卡拉OK，到后来发展成夜总会，已经成为商务应酬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韩宇对自己第一次去夜总会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是他工作两个多月后，经理让他约一个客户出来吃饭，对方是一家企业的采购经理，还是个女的，韩宇打***约了好多次，人家都推脱没有时间。终于有一个周末，采购经理松口，让韩宇周六晚上给她打***约时间。韩宇记得，那是个周六的深夜，他跑了一天单子，回来累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顶了闹钟半夜起来，洗把脸，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给采购经理打***。对方答应第二天赴约。
客户经理叫来几个自己的朋友，大家去吃海鲜，七人吃了近千元，可韩宇的口袋只装了300块，他悄声告诉自己的上司，上司让他不用管。原来，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自己定点消费的酒店和夜总会，小公司每月也有5万元的酒卡，专门供陪客户吃饭。吃完饭，上司提议去夜总会放松下，对方自然答应，一行人来到旁边一家星级酒店的夜总会，一进门，韩宇就被镇住了。“门口站了两排姑娘，少说也有七八十个，个头都比我还高，齐声喊欢迎光临。”韩宇回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吓得也不敢抬头，涨红了脸埋头往前走，怎么感觉去包房的路那么长。”
进到包房，妈咪带来陪酒***，采购经理带来的男性朋友很自然地开始挑选，韩宇却一直不作声。最后，还是上司随便为他选了一个，一晚上坐在身边，韩宇都没敢正眼看人家。最后，七人花了3000多块，尽兴而归。当然，这样的投资只是联络感情，并不一定就肯定拿下单子，有时候也会打水漂。半年后，韩宇就对此驾轻就熟了，他熟练地带客人去夜总会，有时候休息的时候也和朋友们一起去玩，如果男客户在酒桌上提起女孩子，饭后韩宇就会带他去***，然后自己在大堂等着买单。
当时，在厚街，最出名的夜场都在嘉华、国际、喜来登等几个五星级酒店里。2004年，16岁的阿成从湖南来到嘉华***部的时候，还不知道“女孩子原来可以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赚钱”。他是投奔自己在厚街打工的一个亲戚而来，先从服务员做起，后来逐步做到部长、主任和总监。在夜总会和***部这样的夜场里面，人员一般分为三个群体：一个是妈咪，带着手下的***；另一个是客户经理，负责招揽客人，掌握客户资源；还有一个就是行政人员，他们是夜场老板的自己人，也算嫡系部队，负责日常的服务和人员管理，最重要还是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按照阿华的讲述，到他来到厚街的时候，这里已经过了江湖混战的岁月，几个外来人口较多的大省基本上都有了一个老大，四川帮、湖南帮、湖北帮、河南帮，再加上本地帮，大家对地盘儿做了基本分配，各自守土有责，井水不犯河水。晚上下班后到夜宵街吃饭，最经常碰到的场景就是，两帮人拉开架势准备干仗，一帮人问：“你们哪里的？”另一帮有人站出来说：“湖南的，×哥的小弟。”对方一听，有来头，碰杯酒，散伙。可如果这“×哥”压根没听过，就直接开打。
阿华在厚街10年，辗转混迹了几个场子，当然也认识几个“×哥”。场子里经常遇到喝醉酒打***或者赖账不付钱的客人，阿华首先要做的就是叫楼下的保安上来，先把客人控制住，再出面向客人客客气气地讲道理。有时候，会被烂醉的客人泼酒或者推搡，骂骂咧咧更是家常便饭。如果“文”的不奏效，就只能来“武”的了，向保安使个眼色，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把对方一顿臭揍。保安也分内保和外保，看门的一般就是内保，如果他们上来一看，认识这客人，对方有来头，是“×哥”的人，就会让阿华给老板打***，老板再给负责看场子的外保打***，他们一般都是混社会的人，要么是认识“×哥”，要么就直接来开打。
黄与黑的结合是必然，否则寸步难行。这还不算最头疼的，最麻烦的是有些客人是官员，得罪了就会被老板臭骂，甚至直接开除。阿华在一家夜场的时候，经常碰到当地派出所一个警官来玩，每次都是经理直接出面安排，最后只需要付给***小费即可，房费、妈咪的抽成等一概全免。
不仅是规模，东莞***业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阿成介绍，以一次两小时的***费700元为例，一般***可以分到350元，妈咪和客户经理各抽一成，剩下的200块交给公司当房费。也就是说，夜场老板可以从一次***中净赚200块，以一个中型***部50个房间、每个房间每天3个客人计算，一晚上的收入就高达3万块，每月收入过百万。至于夜总会，因为有酒水消费，收入还会更高。
Victor留着精神的短发，嘴角习惯性地翘起，眼神里透着一丝狡黠。通过中间人介绍，他答应与我见面，前提条件是我得给他“包个小红包”。
2003年“非典”袭来，做房地产销售的Victor遇到事业低谷，往常的主力客源香港人大幅减少，内地的客户又不愿意找售楼先生服务。起初，他们还经常找Victor带着看楼，但最后下单的时候，却总是找一个漂亮的售楼***签单，后来，Victor才明白，原来很多买房的人是想借下单的机会占售楼***的便宜，还真的有不少售楼姑娘愿意付出，跟客人暧昧不清。坚持到2006年，手上的单子越来越少，Victor决定转行做夜总会客户经理。
因为他手上有很多昔日买楼的香港老客户，很快，他就在一家夜总会打开了局面。没有底薪，每月3万元的任务，完成之后有10%～15%的提成，完不成还要倒扣。Victor手上稳定的老客户就有两三百人，业绩倒是不用愁。按照Victor的分析，香港人娱乐，有钱人都会在本港消费，中产阶级喜欢去深圳玩，而普通上班族和百姓才会到东莞来。他手上的客户，有香港的货车司机、公司白领、银行职员，还有***和清洁工，他们一般周五下午下了班赶过来，玩两天，周日下午再返港。
据Victor观察，早期的夜场，一般都是酒店老板自己经营。一家高档酒店的收入结构里，娱乐、客房和餐饮，一半是三分天下。可是，到2007年左右，随着夜场越来越多，竞争愈加激烈，而且夜场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和封闭的体系。除了几家最高档的夜场仍由老板自己经营外，很多场子开始被转包出去。最早是***，此后是夜总会。一般是四五个人凑伙，有人掌握***资源，有人主要出钱，有人拥有一定的政府资源，还有人跟当地黑社会有关系，只有这几种人凑在一起，才可能搞定一个场子，缺了哪一环都干不成。这些承***场的老板，一般都是早年就来到东莞打工的外地人，他们大多是最早一批进入***产业的人员，凭着几年的打拼积累了足够的资源。也有老乡找到Victor来一起承包，但被他婉拒了，他的解释是：“我只做客户，不碰***和黑社会，一旦涉黄涉黑，再想出来就难了。”
在Victor看来，也正是由于夜场大多被承包，老板只想赚快钱，管理混乱，营销手段也越来越过火，才出现了所谓的“金鱼缸”、“走秀”等赤裸裸的形式。一年前，他意识到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就果断选择了退出，现在已经离开了娱乐行业。不过，Victor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幸运，“我能安全退出，还是因为自己干净，坚决不沾***的利益”。如果不是跟Victor聊天，我万万没想到，那些从事***务的***，其实很多人背后都有男朋友或老公，他们定点送自己的女人去***部和夜总会上班，凌晨再来接她们下班。女人们靠出卖身体赚来的钱还要悉数上缴，供男人们去赌博、吸毒和玩乐。这一行做久了，Victor对此早已麻木，他也无法解释那些姑娘们的想法。
早期，有组织的鸡头会控制她们，一般还是老乡，逼着***要挣够几万块钱才能重获自由，如果不服从，就威胁说会告诉她们家人，再不行就会报复她们家人。这样的情况一般只发生在***部，因为夜总会的人员流动不好控制。但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不多见了，大多控制女孩子的男人并没有什么组织，在Victor眼里，他们就是一帮“烂仔”。平日游手好闲，靠甜言蜜语蛊惑女孩，赢得她们的信任和芳心，然后编制各种理由（诸如赌输了钱、家里有人生病等等），劝说女孩子去夜场上班，成为供自己挥霍的摇钱树。Victor工作过的一个夜总会，曾经有一个女孩就是这样，她被一个烂仔控制，但后来被一个香港老板看中，包作二奶。烂仔带着人到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她和香港老板租住的小区，某天晚上竟然在小区门口将那个香港人割喉杀害，又把自己的***带回了夜场。自此，极少有客人再敢越界。
属于这里的欲望和梦想，眼下看似乎正在渐行渐远。华仔正在打算回老家开一间手机配件店，让老婆阿凤自己在厚街经营美甲店，能维持收支平衡就行。“现在形势不好人都走了，万一过两年又好起来了呢？”酷酷女人培训学校自从过了年就没有招到新学员，老板曹东波也在酝酿着转型，他每个月都要飞到北京上四五天课，在清华学习高级艺术品鉴定的课程，计划在未来两年把美容学校所在的小楼改造成东莞最大的私人博物馆，进军高端艺术品投资领域。伴随这个转型，职业学校的课程也会开始发生变化。“我打算增加艺术品鉴赏、鉴定方面的培训，提高学员的
，甚至增加教育女性如何相夫教子的培训。”业务员韩宇跟人投资办厂，并没有成功，失意的日子里，他写了一本书，叫《东莞不相信眼泪》。
那天夜里，我跟阿成在夜宵街喝酒，一直到凌晨3点。他刚刚失恋，谈了几年的女朋友是老家的，当初两人想一起来东莞挣几年钱，回家开店、结婚。可是，到厚街后，他在***部上班，女朋友在夜总会当服务员，干了两年，玩野了，开始夜不归宿，闹到最后只好分手。看得出，阿成很伤心，他说以前***部的“头牌”现在珠海买了房子和车子，想和他结婚，阿成也觉得那姑娘不错，可还是过不了心里那道坎。即便像这位姑娘这样“安全着陆”，也会因为当初的选择承受一生的代价。“我对厚街又爱又恨。”阿成说着眼圈开始泛红，“在这挣钱在这花，10年下来竟然没有积蓄，只是多见了些人，看清了社会的残酷和现实。”
在厚街10天，最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那些心甘情愿被烂仔们控制的年轻女孩。直到有一天晚上，我见到小云，她的经历或许给了我一点***。
小云执意让我请她吃牛排，因为她“长这么大只吃过一次”。我们约在酒吧街上一家“山寨”的西餐厅见面，往日喧嚣的街道现在黑漆漆一片。尽管化了很重的浓妆，但仍掩饰不住小云的年轻，她总是低着头，目光从不敢直视，笑起来的样子我猜最多有20岁。她出生在江西山区，来东莞已经8年，前6年都是在一家电子厂度过的。每天要在生产线上为电脑主板上电容，喷***的温度高达400摄氏度，一不小心就会烫伤。说到这里，她本能地把双手缩到桌子底下，她说自己的手被烫得到处是坑。那时候，她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月领1000多块钱。她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老家的，休息时两个人会相约去逛街，吃刨冰，打游戏，甚至会坐在宿舍楼顶看一晚上星星。这段感情持续了5年，前年因为男朋友有了新欢，分手了。
失恋后，小云一个人回到老家，不是为了散心，而是要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母亲常年患有骨质增生，干不了重活，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学。小云突然开始抽泣起来。她说，父母在她很小时候就出来打工了，她跟着爷爷长大，爷爷非常重男轻女，从小对她打骂无数，家里的重活全让她干，却经常拿着父母寄来的钱去给叔叔家的男孩买零食吃。好不容易盼到长大，小云来到父母身边，可没过两年，父亲却提出要和母亲离婚，一个人去了另外的城市打工。那个谈了5年的男朋友，或许是小云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丝温暖，也决绝地离开了。现在，小云在厚街一家夜总会当DJ，工作是帮客人倒酒、点歌，但免不了也会被辱骂和占便宜。她换了手机号，再不敢跟以前的老乡联系，如果撒谎告诉她们还在工厂，又怕她们会去厂门口找人。每天上班前，她都会默默祈祷，“今天能够遇到礼貌一点的客人”。和她一起当DJ的姐妹，有些人禁不住诱惑，去做了陪酒***，小云还在坚守着底线。
牛排吃了一半，劣质的酱料开始凝固，小云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周围的空气似乎也被冻住了。末了，她自言自语地感慨了一句：“没有一个在温暖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子愿意走这条路。”
稍感欣慰的是，离开厚街前，我收到小云发来的信息，她说她想好了，要回到工厂去，重新开始。
王恒嘉/文 贾玉川 赖犁/图
在许多工厂，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工。
从入厂的人群就可以看出某些工厂男女比例的悬殊。
拥挤着换鞋进入车间，开始一天的工作。
“女工”，在过去的两年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某杂志关于富士康女工的报道，《打工女孩》等关于普通女工的书籍的出版等，都是诱因。
搜索“女工”，性骚扰、强奸、职业病、工伤、讨要工资等新闻出现频率最高。在深圳，女工因为堕胎、妇科病而被黑心诊所、医院坑骗的新闻，几乎成为例牌。
因为自卑或内向，许多女工一度以为许多问题是自己或自己的家庭的特例，羞于告诉他人。但在工友互相的交流中她们逐渐发现，这是许多女工共同的遭遇。晶报记者直接或间接取得的数百女工的访谈记录显示，许多女工认为：十年来，因为法律法规的修订和基本工资的提高，底层工人整体境遇有所改善。但就女工所遭遇的特殊辛酸来说，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一些女工意识到，只有让公众明白女工所面对的问题和背后的深层原因，彻底转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才能改变女工的境遇。
●阿珍每月挣1700元，自己却只能留200元零花，其余的1500元要寄回家以偿还父亲的赌债。而她同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和弟弟则不用寄一分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阿燕在月经来的时候请不到假，甚至拿不到“离岗证”去上厕所，因为担心被扣钱和贴通告批评，她一直坐在工位上，最终，血水一直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
●一个女工被同事性骚扰，报警，***却责问她为何不搬家换工作。向厂方反映后，男工遭遇了警告，可事件引发的舆论却对女工不利，她最终被迫辞职……
●女工们讲述的细节有很多让人震惊。
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今年20岁的阿莲去年11月到深圳某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1700元，工作也并不轻松，可阿莲却相当知足，说“这里的生活挺不错”。她今年春节没有回家也不想回家。
阿莲出生在西部某省，有4个兄弟姐妹，因为是女孩，被寄养在外，11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她觉得自己是家里的局外人，感受不到应有的温暖。
阿莲说母亲甚至连买文具的钱也不给她，五年级时母亲说“女孩上学没用”，劝她辍学，最终她坚持到了初一。辍学后，她在家乡工作，母亲要走她所有工资，不给就会遭遇痛骂。为进一步控制她的收入，也怕她自己交男朋友，母亲逼她辞职去亲戚的餐馆上班。餐馆每个月800元工资直接给母亲，母亲给她50元。下班后她还要去姐姐的麻辣烫夜市义务帮忙，帮忙一年后，姐夫一天过意不去给了阿莲50元，母亲知道后大骂她不该拿，阿莲觉得“妈妈从来没有考虑我。都是赤裸裸的交易。”
15岁，母亲逼她去母亲在甘肃的老家相亲，看了好多个，最终没成。母亲带她到新疆做摘棉花等工作，仍然拿走她所有的收入。她一直希望家里帮她申领***，但没如愿。
18岁的时候，她终于要领到***了，可母亲怕她拿到证后出去打工，要求她在拿到***前“不嫁也得嫁”。母亲决定把她嫁给一个据说家里有钱的人，阿莲觉得“这辈子真的就这样毁了”，天天哭，可是没用。
父母收了男方三万五的礼金，还有20颗小粒金子，金子让阿莲自己挑，因为挑的金子小了，父亲又痛骂了她，她结婚的时候心里全是痛苦。阿莲说“男方家周围都是山，好像把人困住了。我吃不下饭，就一直坐着、望着、哭着。”
后来，“那个男的”怀疑阿莲和别人联系，打她，阿莲打***回家哭诉，妈妈说“男人是天，打也是应该的”。阿莲说自己的心当时死了，她想到母亲也许只是怕退回彩礼，她想到“我该有自己的生活”。她隐瞒了自己怀孕的事情，一个人去做了人流，拖着刚做完人流的身子去了乌鲁木齐，火车上，她想，“我才18岁，就要承担这样的事，我真傻，为什么只会顺从。”家人的***随后追来，说她自私，没良心，“以后不用回来了，我们就当你死了”。
唯一还关心阿莲的是她的小姨，因为她是“上过学的”，她曾问阿莲缺不缺钱。
一个同龄好友说，“你太软弱，一味逃避忍让才有现在的结果。不能再错下去了。”阿莲于是坚强起来，和朋友一起来了深圳。先进内衣厂，后来进了酒店。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回不去了。如果有合适我的对象，我会接受。我要主导自己的人生。”
家里人觉得“天经地义”
阿艳的经历与阿莲类似，她是家里抱养的孩子，记忆中总是要做很多农活，体重60斤时就要挑60斤的稻谷，腿摔破很多处。后来她出来打工，钱几乎全寄回去。收到钱时，家人会和她通***，提醒她，她欠父母和这个家庭的。她在深圳有了男友，两年后告诉了家里，可父母却并不祝福她，她夹在爱情和家庭之间不知道如何才好，不管怎样选择都“注定要背负忘恩负义的罪名过一辈子……”
女工丁丁说，女工中有被送养经历的人不少，自己接触过4个。女工阿宝说，虽然阿艳和阿莲的经历比较特别，但80%乃至90%的女工都有类似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阿宝曾和一个女工友聊天，谈到自己的旅游计划要花多少钱，工友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说“为什么我哥结婚要花我的钱，他老婆生孩子要花我的钱，家里修房子又要我出钱，房子还没有我的分。”原来她的哥哥，没过门的嫂子，还有她都在深圳打工，哥哥嫂子却不用寄钱回家，她却一定要。后来她就反抗说，哥哥不寄她也不寄，结果妈妈就和哥哥联合起来骗她说哥哥也寄了，可最后她发现根本没有……
阿珍月工资的1700元里要寄回去1500元，剩下200元自己用。家里缺钱是因为父亲在外面赌博输钱，而她同样在深圳打工的哥哥弟弟则不用寄钱，父母认为“男孩子用钱的地方很多”。
一位女工，和男友交往多年，想结婚，父母的条件是，“先把家里的房子盖起来”。
一位女工，在***场所工作，寄钱回家给哥哥修了小楼娶了媳妇，供弟弟读了大学。27岁那年满怀希望地回家想休息一段，却在几天后憔悴地返回深圳，原来她的家人知道她在***场所工作，认为一定是丢了家里的人，新嫂子天天指桑骂槐怕她回来占房子……
阿宝说，表面上看起来，女工们是自愿的，可背后却是严重的“道德绑架”。乖女儿是怎样的，好妹妹是怎样的，这些从小被灌输，成为根深蒂固的认识。因此，大部分女工其实并不能像阿莲那样反抗，只是被动地接受着命运。实际上，女工们并不是没有奉献精神，她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希望家人不要认为那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
无法公开讨论的痛苦
除了所成长家庭的“隐私”之外，女工们觉得最难启齿的话题，是月经造成的麻烦。女工们说，千百年来形成的月经“太丑”、“不好讲”的观念，导致各种歧视和痛苦。
一切从各自家乡的原始禁忌开始：江西说大年初一来月经，一整年都会倒霉;广西说来月经时，早上梳头不能被男人看到，否则男人会倒霉，还不能割韭菜，否则韭菜头全空了;四川说来月经时不能进祠堂更不能烧香，不然会倒大霉;贵州说来月经时不能走大门要走侧门，也不能走别人家的大门;湖南说来月经时不能结婚，否则家破人亡;云南说来月经时不能摘果子，否则来年果子长出来里面都是蛆……
女工阿东说 ，因为这些没有任何科学道理的荒唐禁忌的熏陶，加上与性有关，月经成为话题禁忌，人们一般用 “那个”、“大姨妈”、“倒霉”、“亲戚”、 “例假”等来替代。
因为不能谈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在“制度上”得到解决。最新的《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取消了“痛经”假，代之以不得安排从事某些特殊岗位工作的规定，可现实中，普通岗位上的苦恼是广泛存在的。
比如站立作业的问题，很多岗位站立唯一的好处是让人处于紧张状态，让动作更快。平时女工站12个小时脚会肿，月经期间站12个小时更受不了，曾有女工在来月经期间站着站着就晕倒了，被送往医院抢救。平时痛经痛到不能忍受，在床上打滚的女工大有人在，可上班时也只能坚持。
白班和夜班颠倒，女工们因此经期严重紊乱，“最开始知道不正常，后来就认为正常了，大家都是这样”。
许多工厂会控制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没有拿到“离岗证”去厕所，会遭遇严厉处罚。流水线上工作量很大，即使可以去厕所，回来后也会“被埋在货堆里”。所以，女工们尽量不上厕所，带来妇科病等很多问题，来月经的时候没办法换卫生巾则更痛苦。
阿燕曾进过一家小厂，七八十人只有三个厕位，上厕所要排队等离岗证，没有离岗证去上厕所则要罚款还会被贴通告批评。因为等不到离岗证，阿燕来月经了也不敢动，一直坐在凳子上，血往下流，染红了整个凳子……阿燕尴尬至极，第二天上班时一度不敢进车间……因为昼夜颠倒且站着上班，阿燕的月经出现紊乱，最后甚至觉得子宫在往下掉……离开那家厂半年后，阿燕才逐渐正常。
没有月经假，而如果自行休假就只能请病假，一天的工资失去外，还要被扣掉全勤奖，损失几百块才能换来一天的休息。
没有制度支持，在月经问题上，个体的努力往往并不能起到好作用。曾经有一个女工痛经，鼓起勇气说了出来，主管也通情达理，让女工拿个板凳坐在旁边不用工作，这样也不算请病假和旷工。但是忙碌的流水线上，坐在旁边，还是因为月经的原因，其面对的压力可想而知……
各种辛酸之外，女工们也有坚强的一面。
有一个厂的女工，宿舍里没有地方给手机充电，而在充电房充电则经常被偷。后来她们团结起来给厂方写了联名信，最终迫使厂方在宿舍***了插座。
女工阿梅最初根本不懂劳动法，通过学习后她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连打几场劳动官司并且都获得了胜利。
阿东说，其实最有自我意识的是年轻的90后女工们，她们“用脚投票”，非常坚决地离开不好的工作环境，影响很大。最典型的事情，是某工厂为了留下年轻的90后女工，竟然专门给90后女工设置了一个有空调、装修条件的车间，而工龄较长的女工们则继续被安排在条件不好的车间里。
阿宝说，社会观念的改变还是最重要的。目前社会评价一个女孩，标准经常是：是否处女、胸是否大、皮肤是否白、是否温柔等，而评价男人则大多用事业成就，这本身就很不公平。还有一些商业宣传则近于无耻，比如某医院宣传 “三分钟无痛人流”，把人流形容得仿佛没有任何伤害，“上个厕所似的”，负面效应也不小。只有社会对女性的观念变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工的境遇。
(本文中所涉及的女工均为化名)
女工只能做底层工作吗?
有许多工厂在招普工的时候声明：只要女工。
起初，女工们把这看成一种优势。可后来她们认为这是一种变相歧视。丁丁说，女孩子一直被教育要乖要顺从，而工厂喜欢女工，并非是因为女孩子手脚更快更细心等，只是因为女工更听话。
阿宝说，普通女工的发展，到文员、QC(品质控制员)已经很好了，再向上几乎没有机会。女工找普工工作很容易，但找好的工作却很难。
在许多工厂，90%以上的员工都是女工，可管理架构上却是不到10%的男工来管这90%以上的女工，原因在于男工几乎都可以得到提拔，女工却只能做到组长、拉长……经理必须是男的，主管必须是男的，几乎已经成了潜规则……
而许多与丈夫做同样工作的女工，回家后要做全部的家务，丈夫乃至婆婆都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女工阿玲曾经写日记表达过这些苦恼——“当我们从一个普通的员工辛苦地做到一个小小的领导，我们又要面临着结婚生子，放弃自己的工作。当你在这个家做看起来不起眼的洗衣做饭、送孩子上学，任劳任怨，老公却觉得你用的是他的钱，对家没有贡献。可我出去做保姆一个月工资都有几千块呢。”
性骚扰大声喊出来可喊过之后呢?
阿宝说，媒体现在提到性骚扰总是要女性大声喊出来，可女工喊出来却未必有用。
一个女工遭遇工友持续一个月的性骚扰，“***骚扰很频繁，短信很恶心”。她先到派出所去报警，***却说“你为什么不换***，为什么不换工厂，为什么不搬家?”她舍不得孩子刚刚获得的学位，于是又找到厂长，厂长开除了该男工，但并没有公开做出任何宣布，结果厂内舆论全部倒向被开除的男工，女工被迫辞职……
阿东所知道的另一个女工友在遭遇骚扰后去厂方投诉，厂方接到投诉后对当事男工作了警告，可从此所有工友都觉得该女工有问题，大家从此都不和她说话……
还有一个女工，一男工在工厂厨房从后面抱住她意图不轨，将她按倒在地，女工挣脱后报警，可是***最开始说不能采取什么措施。该女工反复投诉后，男工被拘留了几天。可女工因害怕报复、被人议论，在工厂也呆不下去而走掉了。
丁丁说，在一些上司对下属的骚扰中，漂亮女工被迫去经理的饭局上陪酒是常见现象。女工为了晋升到拉长、组长，甚至只是换一个轻松的不用站立的工站，不得不这么做。
阿宝说，性骚扰和月经有些类似，说出来，外界也许觉得问题存在，但同时又会认为说的人本身也有问题。
人流选择黑诊所只是因为无知吗?知吗?
为什么许多女工选择人流的时候，不选择安全正规便宜的公立医院，反而到黑诊所黑医院里去忍受各种敲诈?
女工们总结的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误解，对大城市不了解的许多女工认为大医院是有钱人去的;二是环境和态度，大医院的工作人员一般态度不很热情，胆怯的女工走进医院徘徊良久还是离开，而“黑医院”却相当热情，嘘寒问暖，甚至把大厅搞成女工喜欢的粉红色，女工进去会逐渐消除胆怯;第三也很关键，正规医院一定要有亲人或男朋友签字才做手术，可许多女工找不到任何人签字，而黑医院却反复和女工承诺不要任何***件给她保密等等。
所以，虽然女工中流传着绑在手术台上流着血被要求再交钱的恐怖传说，可许多女工还是最终选择了黑医院。原关外很多以欺诈为生的医疗机构甚至得以发展壮大。
工伤带来的慢性伤害如何维权?
阿东说，女性要怀孕生孩子，因此在工伤中出现很多特殊情况。比如受了外伤要进行治疗，可女工怀孕了，担心药物影响到孩子就不得不打掉孩子。此外，许多女工慢性中毒，在不知情状态下离开工厂，等到发现自己受到伤害月经持续紊乱乃至生不了孩子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工厂来负责了。《女职工特殊保护条例》中有些规定挺好，但执行起来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