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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在欧洲，街道是活的，在美国，街道却是死的。他们错了。没什么比纽约的街道更紧张、更令人激动、更吵闹、更生机勃勃的了。人群、喧闹和广告占据了街道，时而充满暴力，时而漫不经心。数以百万计的人占据了街道，四处游荡，没精打采，暴戾激烈，似乎他们没别的事可做，事实上，除了创造城市的永恒场景以外，他们可能真的无事可做。
让鲍德里亚（）：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化理论家、评论员和摄影师。鲍德里亚的著作往往与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密切相关。其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到贯穿80年代的社会语言学，以及晚年时期的科技预言阶段。他受到许多哲学家和哲学理论的影响，包括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鲍德里亚的哲学集中在对“超真实”（hyperreality）和“仿真”（simulation）这对概念的探究中。这两个概念指代在大众传播与大众消费时代中当代文化的虚拟性或非真实性。他认为，在这个受控于仿真经验的世界中，人们已经丧失了理解现实存在真实的能力，而只能经历那些精心制作的但无意义的现实，如剪辑过了的战争镜头、无意义的恐怖主义行为等。正是这种被他称作社会大众化（massification）的无意义使得以往的社会形态分析变得无效。
因此，鲍德里亚在其最著名的著作（旅行札记）《美国》（1986）中，提供了一种社会分析的新方法。他用一种“纯粹旅行”（pure
traveling）的方式高速穿越美国，这种方法得以让他避开美国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平庸一面。这里收录的文章《星形的美国》于1984年发表在《艺术论坛》杂志，之后收录在其著作《美国》中。文章就作者穿越美国的旅行做了一次包罗万象又颇具诗意的记录，鲍德里亚将这段旅行称为：美国文化的非真实性--“超线年代早期欧洲高等学院（European Graduate
School）成立伊始，鲍德里亚就在此学院任教，直到他2007年去世。
沉默的大多数和命定策略的航空传教士，猫一样轻盈地从一个机场跳到另一个机场。现在，是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火焰般的森林，新英格兰之镜中某个转瞬即逝的倒影。昨天，还是摩天大楼垂直的温柔。明天，将会是名字极其动听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一长串轻飘飘的元音的连读，半希腊语，半印第安夏延语，令人想起一种放射性的几何图样，在冰川的边缘，在有人烟的世界的尽头谈论着大众的沉默和历史的终结，看一眼浩瀚、闪烁的湖水。一阵强风掠过湖面，向东吹去，那里，夜幕正在降临。飞机像风一样安静，在宾馆的玻璃窗后飞过，而后第一批广告开始慢慢在城市上空转动起来。多么神奇的地方，美国！周围，是小阳春，它的温暖预示着雪即将降下。然而，那十万个湖泊在哪里？那个落基山边缘乌托邦一般的希腊城邦。明尼阿波利斯，明尼阿波利斯！除了威斯康星小阳春贵族式的优雅和女性般的温柔，明尼阿波利斯其实只是个光线暗淡的乡村集散地，只能在其地窖和猎场之中，等待自己引以为豪的冬天和寒冷。但是，在这个美国偏远地区的最深处，有海军准将酒吧，世界上最漂亮的装饰艺术，据说菲兹杰拉德（Fitzgerald）曾每晚都到这里喝酒。我也在这里喝过酒。明天，我将被飞机直接运送至另一极端，光亮的、肤浅的、人种混杂的、美学的、支配欲强的另一端，同时继承了一切，包括雅典、亚历山大、波斯波利斯，它就是：纽约。
警笛声增加了，无论白天黑夜。车速更快，广告更为暴力。娼妓无处不在，电子光线也是。而，所有的强度都在加大。每次接近世界中心时，情况总是如此。但人们在微笑，笑的次数甚至越来越多，可微笑从来不是对着他人的，每次总是对自己的微笑。
面孔差异惊人，各具特色，似乎都欲表达某个难以置信的表情。古老文化中由老年或死亡赋予的面具，已经戴在这里20岁，甚至12岁的年轻人脸上。和这座城市一样。别的城市在很多个世纪中逐渐获得的美丽，这个城市在50年内就已经实现了。
一缕缕烟，仿佛沐浴中的女孩在拧她们的头发。非洲式发型或者前拉斐尔派发型。平淡无奇，多种族的。法老之城，到处都是方尖碑或针状物。中央公园周围的建筑像飞拱，巨大的公园因此看起来像个空中花园。
这里飘着的不是朵朵白云，而是大脑。云朵漂浮在城市上空，像被风吹动的大脑半球。而人的头颅布满卷云，云从他们的眼睛飘出，仿佛海绵似的水蒸气，从被热雨打得噼啪作响的大地上升起。在天空中，是云朵的性的孤独；在地球上，是人的语言的孤独。
在这里，大街上独自思考、独自歌唱、独自吃饭、独自说话的人的数量难以置信。可是，他们并没有彼此叠加起来。恰恰相反。他们彼此扣除，而他们之间的相似性是不确定的。
然而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孤独：大庭广众下准备一餐饭的人的孤独，在一堵墙边，或在他的汽车引擎罩上，或沿着一个栅栏，独自一人。在这里，到处可见这种场面，这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场景。比贫穷更悲伤，比乞丐更悲伤的，是那个当众独自吃饭的人。没什么比这更与人或野兽的法则相抵触，因为动物总是以彼此分享或争夺食物为荣。那个独自进食的人已经死了（但独自喝酒的人却不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们要住在纽约？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除了某种因纯粹拥挤而产生的内在电流。一种彼此接近的奇妙感觉，和受某一人工向心性吸引的奇妙感觉。这是它成为某个自我吸引的宇宙的原因，没有任何理由从此逃离。没有任何人性的理由让人待在这里，只有对拥挤状态的纯粹迷醉。
纽约黑人女性和波多黎各女人的美丽。除了各种族混杂聚居产生的性刺激之外，不得不说，黑色这一暗肤色种族的色素，就像一种自然妆容，受人工妆容映衬，成为美的组成要素每不是的美，而是动物性的、崇高的，这种美绝望地缺失于苍白的脸上。白色仿佛是身体装饰的弱化，一种中性，并可能由此占有了语词全部的秘传力量，但它归根到底永远无法拥有人工性所具有的隐秘的和仪式的力量。
在纽约，有这种双重的奇迹：每幢伟大的建筑都统治着或一度曾统治这个城市每个民族都统治着或一度曾统治这个城市，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这里，拥挤让城市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光芒四射，而在别的地方，拥挤则趋向于消除差异。蒙特利尔有所有这些元素每民族、建筑、北美式的空间却没有美国城市的光芒和激烈。
云破坏了我们欧洲的天空。与北美辽阔的天空和天空中大块的乌云相比，我们那布满絮状云团的狭小天空，我们那如絮的云团，正如我们如絮的思想，从来就不开阔在巴黎，天空从来不会起飞。它不会翱翔，它嵌在病态的建筑的背景中。建筑物在彼此间投下阴影，仿佛是一小片私有财产，而没有成为反射彼此的令人目眩的镜子，正如纽约庞大的资本通过天空就能看得出来：欧洲从来都不是一块。而一踏上美国国土，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完整无缺的的存在每在此空间就是思想本身。
与美国的“市区”和摩天大楼群相比，法国的拉德芳斯区（la
Dfense）因为将其高楼大厦深埋在某个意大利风格的背景中，深埋在某个被外环路划定界限的封闭剧场内，因而丧失了垂直度和大尺寸在建筑学上的有益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个法国式的公园：一束建筑群，外圈系着一条丝带。这与某种可能性背道而驰，即这些怪物可能无限产生其他建筑，并在因竞争（纽约，芝加哥，休斯敦，西雅图，多伦多）而变得富有戏剧性的空间之内，向对方发出挑战的可能性。在这里，诞生的是纯粹的建筑，逃脱建筑师控制的建筑，它从根本上明确否定了城市及其用途，否定了集体和个人利益，固守它自己的疯狂，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的骄傲之外，没有任何对等之物。
不，建筑不应该被赋予人性。反建筑，真正的反建筑，不是亚利桑那艾科尚地（Arcosanti）的建筑，沙漠中心所有软科技的集合。不是，野性的、非人性的反建筑，超越人类的反建筑在这里，在纽约，独自形成，根本不考虑居住环境、舒适度或理想的生态学。它玩起了硬科技，夸大了所有维度，以天地为筹码下注生态建筑正如生态社会一样，是罗马帝国晚期温柔的地狱。
现代的建筑摧毁活动实在令人惊奇。这是一种和火箭发射截然相反的景观。一幢20层的大楼整个地垂直滑向土地的中心。它像一个模特一般笔直崩塌，却没有失去垂直的仪态，仿佛是从舞台地面上的活板门往下走，它自己的地表吸收了它的全部碎石。这是现代的一种神奇艺术，可以和我们童年时代的焰火相媲美。
他们说：在欧洲，街道是活的，在美国，街道却是死的。他们错了。没什么比纽约的街道更紧张、更令人激动、更吵闹、更生机勃勃的了。人群、喧闹和广告占据了街道，时而充满暴力，时而漫不经心。数以百万计的人占据了街道，四处游荡，没精打采，暴戾激烈，似乎他们没别的事可做，事实上，除了创造城市的永恒场景以外，他们可能真的无事可做。到处都有音乐；交通繁忙，相对来说迅猛且安静（不是意大利那种神经过敏的、戏剧性的交通状况）。街巷和林荫大道从来没有清空的时候，但是，城市明晰、开阔的几何学摆脱了欧洲小街小巷组成的交通动脉的拥挤状态。
在欧洲，街道只有在发病时才显得有点生气，例如在历史时刻、、设置路障时。其他时候，人们一般都匆匆而过，没有人会真的在此滞留（不再有人游荡）。正如欧洲的汽车：没有人住在里面，车子没有足够的空间。城市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或者不如说，这个空间被誉为是公共的，被打上了公共舞台的所有标记，禁止你穿越这个空间或在其周围徘徊，仿佛它是个沙漠，或某个无关紧要的区域。
美国的街道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历史时刻，但它始终是骚动不安的、充满活力的、运动的、电影化的，正如这个国家自身。在这里，纯粹的历史和舞台无足轻重，而变化的毒性--不管变化是受科技、种族差异还是大众媒体催生--都是巨大的：这是生活方式本身的暴力。
在纽约，城市旋转得如此迅猛，离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是设想两人共同生活，或参与某人的生活，已经是超人类的行径了。唯有宗族、帮派、、隐秘或的社团和某些共谋者能继续生存下去，夫妻则不行。这是反方舟。在上一艘方舟中，为了防止洪荒毁灭物种，动物成双成对地上了船。在这艘方舟上，每个上船者都形只影单每每个晚上，都是由他自己去寻找最后的幸存者，举行最后的聚会。
在纽约，疯子们已经被释放出来，他们被丢弃在城市，同出入这个城市的其余朋克、瘾君子、吸毒者、酒鬼或穷人相差无几。很难明白一个如此疯狂的城市为什么要把它的疯子关押起来，为什么要把疯狂的某些样本从流通中抽取出来。实际上，疯狂已经以多种方式夺取了整个城市。
“霹雳舞”是一种杂技般的壮举，只有在结束的时候，当它凝固于一种懒散、冷漠的姿势时（手肘支在地上，头无精打采地埋在手掌中，正如我们在伊特鲁里亚的墓穴上所见的那样），我们才会意识到它实际上是一种舞蹈。突如其来的静止让人回想起中国京剧。但中国武将是在动作的时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停止动作，而霹雳舞者却以一个可笑的姿势，静止于动作的低潮。看他们这样贴着地面，在自己身上做着盘绕和螺旋的动作，简直可以说他们在身体内部为自己挖洞，在洞穴深处，他们摆出了死神的讽刺、慵懒的姿势。
我从未想过，纽约的马拉松竟会让人落泪。这是世界末日式的表演。我们能够像谈论自愿的奴役那样，谈论自愿的受难吗？在中，在直升机下，在掌声中，他们戴着铝帽，斜眼看着跑表，或者赤裸着胸脯，眼神慌乱，他们都在寻找死亡，因精疲力竭而死，这是约两千年前，第一个跑马拉松的人的命运。不要忘了，是他给雅典带去了胜利的消息。他们可能也是同样梦想着带来一个胜利的消息，但是他们人数太众，因此他们的消息已没有任何意义：经过努力抵达终点的消息，某个超越人类承受范围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带来的不甚明了的消息。他们共同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某个关于人类灾难的消息，因为在终点线上，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衰退，最先到达的还身形健美、充满斗志，随后是“劫后余生者”，几乎是被他们的朋友架着到达终点线的，或者是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跑完全程。17
000人参加了赛跑，让人想到真正的马拉松战役，那时参加战斗的人数甚至没有达到17 000人。他们有17 000人，每个都孤独地奔跑着，甚至没有胜利的念头，只是为了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马拉松战役中那个希腊人断气时说“我们赢了！”筋疲力尽的马拉松赛跑者，当他倒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时，说的是“我做到了！”（I did it！）
这是广告活动和自我表演的一种新形式的口号，一种纯粹和空虚的形式，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它取代了竞赛、努力和成功带来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沉醉。
纽约马拉松已成为某个国际性符号，象征着拜物教表演，象征着对虚无的胜利的狂热，象征着对无结果的壮举的喜悦。
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个令人惊讶的事件，不如说这是进步和科学发展进程中被预先安排好的事件。必须这样做。于是人们这样做了。但是，这一事件没有推进人们对空间的千年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耗尽了这一梦想。
同样的无用感存在于实施任何计划时，也存在于做任何事只为证明自己有能力这样做时：生孩子，爬山，性征服，。
马拉松是一种表演性的形式，一种广告式的形式：跑是为了表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己的极限，为了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有能力达到终点。涂鸦也是如此，它们诉说的只是：我是某某人，我存在着！它们是对存在的免费宣传！
有必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存在吗？这是虚弱的奇怪符号，是一种新幻觉的征兆符号，无面孔的表演的新幻觉，无尽头的显著事实的新幻觉。
一场降雪之后，一辆镀铬机件闪闪发光的青绿色卡车在晨曦中开过第七大道。在它的侧面，金色的金属字体标着这样的文字：神秘运输（Mystic Transportation）。
这代表了整个纽约和它有关颓废的神秘观点：这里有所有的特殊效果，从垂直的崇高性到地上的腐朽，有所有种族和帝国混杂而居的特殊效果，这是城市的第四重维度。
未来，城市将变得辽阔而非都市化（洛杉矶），未来，它们将自我埋葬，甚至连名字也不会有。一切都将变成基础设施，沐浴在人造的灯光和能量之中。辉煌的上层建筑、疯狂的垂直性将会消失。纽约是这种巴洛克式的垂直性，这种离心的偏心性的最后放纵，之后而来的，将会是水平方向的***和地底下的内爆。
由于其全部人口之间不可思议的共谋，纽约将自己的灾难搬上了舞台。但这并不是颓废效应，而是它自己的力量的效应，任何事物都威胁不了--因为威胁根本不存在。它的密度，它表面的电流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每天早晨重新开始的生活是一种奇迹，因为前一夜有那么多的能量被消耗。它的电压像一个电流的穹顶一般，保护它免受一切外来毁灭的威胁。不是如1976年的停电事件那样的内部事故，但这些事件的规模令它们成为世界性事件，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荣耀。这种集中度和离心性只能带给它关于自身终结的妄想，这一妄想，纽约的“舞台”已将其审美地写入其疯狂中，写入其暴力的表现主义中，与此同时，在对垂直性的技术癫狂中，在加速的平庸化中，在各个面孔幸福或不幸的生机中，在人类对纯粹流通的献祭的傲慢中，整个城市都在共同酝酿着这一妄想。
没有人会看你一眼，每个人都陷于自己那无个性的角色的强烈压力之下。纽约没有别的地方，的在场是为了赋予城市以一种都市的、现代的外表，这些城市仍然是半乡村的（巴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都市化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致没有必要再表达它，或赋予它一种特征。另外，纽约已不再是个城市，很少看到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团体的，即使有，也总是显得很可笑（族群是通过节日和体现他们在场的种族表演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暴力不是社会关系的暴力，而是所有关系的暴力，它是指数式的。作为表达方式的性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过时--即使与性有关的海报随处可见，它也已经不再有时间在人类的爱情关系中得到实现，它变成蒸气，进入到每个瞬间的混杂之中，进入到更为短暂的诸多接触之中。在纽约，会重新找到某种光荣感，觉得自己戴上了所有人的能量的光环--不是欧洲那种有关变化的阴沉景观，而是有关变异的美学形式。
在欧洲，我们拥有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反射事物的艺术。没有人会质疑我们这种历史精妙感和概念的想象力，甚至大西洋彼岸的思想家也对此艳羡不已。但是，振聋发聩的真理，当下的神奇效应在太平洋沿岸，或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圈子里。不得不说，纽约和洛杉矶是世界的中心，即使这个观点中有某些既让人兴奋又让人扫兴的东西。在愚蠢和变异特征方面，在天真的过度和社会的、种族的、道德的、形态学上、建筑学上的离心性方面，我们都绝望地落后于这个社会。没有人有能力分析它，美国的知识分子尤其不能，因为他们被隔绝在校园中，对四周构建起来的具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充满了戏剧性的陌生感。
这是因财富、权力、衰老、冷漠、清主义和精神洁癖、贫穷和浪费、科技虚荣心和无用的暴力而完全腐烂的世界，我却无可遏抑地发现它有着世界之初的模样。或许是因为，即使它在支配和剥削着世界，整个世界仍然在继续梦见它。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以每小时一千公里的速度，我的脚下是格陵兰冰川，耳机里是《殷勤的印第安人》，屏幕上是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膝上睡着一个老男人每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是的，我感觉到了爱情的所有狂野”从一个时区到另一个时区，妙不可言的嗓音这样唱着。机舱里，人们都在睡觉，速度对爱情的狂野一无所知。在夜与夜之间，在我们出发的那一夜和我们即将降落的那一夜之间，白天只有四个小时。但这妙不可言的嗓音，这失眠的嗓音走得更快。它穿越冰冻的、横越海洋的气氛，沿着女演员长长的睫毛，沿着太阳升起时紫色的地平线，在喷气机温暖的棺材里滚动，最终到达了冰岛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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